第四章　古代自然地理和海洋地理

我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海洋地理知识浩如烟海，构成了我国古代地理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本章主要叙述我国的地势、土壤、水和地貌的基本情况，以及我国海洋地理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利用。

第一节　中国古代自然地理

地势

关于对全国山脉体系的认识，清朝初期顾炎武等人引用明末王士性《五岳游草》的论述，对当时人们对全国山脉的认识进行了阐述。清初，康熙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测量，特别是乾隆登上皇位之后对新疆等地的扩测，这促进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山脉体系有了许多新的见解，如清代后期魏源的《葱岭三干考》云：“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为三大干，以北干为正。北干自天山起祖，自伊犁绕宰桑泊（斋桑泊）之北，而趋阿尔泰山；东走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岭，包外蒙古各部，绵亘而东，直抵混同入海，其北尽于俄罗斯阿尔泰山为正干。故引度长荒，东趋巴里坤哈密者乃其分支。分支短，尽乎安西州之布隆谷河。中干自于阗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内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南干自阿里之冈底斯山起祖，起阿里东为卫藏，入四川、云南，东趋两粤，起五岭，循八闽，以尽于台湾、琉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在他看来，中国境内主要有三条山脉体系。其中北干为阿尔泰山、杭爱山、外兴安岭一线，其南天山为北干的分支山脉。而中干以昆仑山向东，经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分为三支：北支由此向东北经贺兰山、阴山、兴安岭、长白山；中支为秦岭、伏牛山；南支为大巴山。南干似自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到南岭。

地理风光

虽然魏源的论述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其基本勾勒出了几条主要山脉干线，特别是把关于东南丘陵作为山脉体系的观念删除了，使山系的范围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清朝初期对国内各区域的地理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全国各省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

土壤与地貌

土壤与地貌的关系在《左传》和《管子·地员》中有所叙述。《左传》中讲到4种与地形有关的土壤。一是“京陵”，这种土壤，有人解释：“绝高曰京、大阜曰陵，也就是高山上的田土。”再一种是“偃猪”，“偃”就是卑湿之地；“猪”是潴水之地。就是说，“偃猪”为沼泽土之类。三是“原防”，“原”是广平之地，“防”是堤间之地。四是“衍沃”，“衍”是高平美沃之地，“沃”是低平美沃之地，是最好的土地。在《管子·地员》中，前半部分是按地势高下，分平原、丘陵、山地来叙述各种土壤。先讲平原上的5种土壤：息土（即粟土）、赤墟、黄唐、斥埴、黑埴。然后讲丘陵、山地的土壤：赘山赤壤，锉山自壤，徒山灰壤，高陵土山。这两本书的记载表明，不同的地貌会有不同的土壤类型。

成书于1149年的《陈緁农书》，对土壤与地貌的关系说得比较仔细，颇有道理。书云：“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饶，易以淹浸。故治之各有宜也。”这段话指出：由于山川、平原、江湖、薮泽，高度不同，气温各异，因此会影响到土壤的肥瘦。高地气温低，水土寒冷，常多寒风，易干旱。而高度不大的低地上的土壤就比高地上的土壤肥沃富饶，缺点是容易被水淹。陈的观察和论述是正确的，说明了地貌影响土壤的部分原因。袁黄《宝坻劝农书》也说，由于地势的差异，土壤类型有所不同。“高者白壤而或兼赤，下者青墟”。“高者埴墟，下者纯涂泥”。1801年重修的《增城县志》卷1，在讲广东增城县不同地形部位的土壤时说：“其土五色咸备，原隰多黄，丘陵多赤，坟衍多白，山林川泽多青黎。”

茶园

清代吴炎对山地不同坡向上的土壤宜种什么植物做了记录：“其赤白土者，阴宜植茶，阳宜植竹，或以油桐为宜，或种松、杉、鹇臼也。其黑黄土者，阴宜松杉，阳宜树漆。收利略远，而计入十倍。”

上述著作的作者都看出了地貌对于土壤的明显影响，指出山地土壤贫瘠，平川土壤肥沃。古代的人还不可能找出发生这个客观现象的全部原因。只有在现代土壤科学诞生之后，才知道其所以如此，除了气候条件外，还因为山地的淋洗作用大，有机质和易溶于水的矿物质容易被水淋溶冲走，甚至表层疏松土也被冲走。这样一来，自然山地土壤比平原土壤瘦瘠。平川地不仅淋洗作用比山地轻，而且还可以把从山地冲刷下来的部分有机质和矿物质沉积下来，增加肥料，使平川地的土壤肥沃。

土壤与水

土壤中有机物或无机物的迁移、循环、积累，主要是靠水来完成的。水在土壤中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有了认识。那时对内陆地区的盐碱地和海滨盐碱地的改良，使“终古舄卤生稻粱”的主要办法就是改善排灌系统，把土壤中的盐碱物质通过水的溶解，水的流动把它带走。也就是用水洗盐碱。对这个问题最先从理论上加以解释的是《尚书·洪范》书云：“水曰润下……润下作咸。”西汉孔安国对此作了说明，说：“水曰润下，自然之常性……润下作咸，水卤所生。”唐孔颖达又作进一步的疏释，说：“润下，言其自然之本性”，“水性本甘，久侵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成”。这就把水溶解土壤中盐分的过程讲清楚了。西汉哀帝时的贾让，在《治河三策》中，具体讲了水在盐碱地里不仅是有“润下”的运动，而且有“上彻”的运动。“上彻”运动就是水沿毛细管从土壤的底层向表层的运动。因此，水可以洗盐碱，但水也可以使上层土壤的盐碱化加重。在用水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上述两种水在土壤中的运动规律，才能达到改土的目的。贾让说：“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奏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贾让着重指出了排水的重要性，如果不排水，水在地上漫流之后，使地下水位升高，地下的盐碱物质会随水往上移动，从而加重土壤表层的盐碱化，致使树木枯死，居民生病，地不能种庄稼。如果有渠道排灌，降低地下水位，那么地下的盐碱物质不但不向上移动，而且会往下移动。再加上河水泥沙的淤灌，等于上一层肥，庄稼的收获量自然会增加数倍。袁黄《宝坻劝农书》对用淡水改良盐碱土也有很好的论述。他写道：“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有鹹草丛生。此须挑沟筑岸，或树立椿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十数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此甜水淡水也。其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渐可种稻。所谓潟斥卤兮生稻粱，非虚语也。”他讲的很有道理，田形中间高，两边低，周围开大小沟渠，这既降低了地下水位，又便于用淡水灌溉洗盐碱。此外，徐光启还讲到土壤与水质的关系，说：“若赤埴土，其水味恶……若散沙土，水味稍淡；若黑汶土，其水良（黑汶者，色黑稍粘也）。若沙中带细石子者，其水最良。”自然，这里讲的不是土壤表层水的问题，而是地下水的问题了。不是水对土壤有什么影响，而是土壤对水质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水与土壤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古人都已注意到了。总之，我国古代对水土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水平，并把这种认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

知识链接

西岳华山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境内，是五岳中的西岳。在五岳中，华山最为险峻，有“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而且还被称为“奇险天下第一山”。

关于华山之名的说法有很多种来源。通常来说，其名字与华山山峰如同一朵莲花有着密切关系。古时候“华”与“花”通用，正如《水经注》所说：“远而望之若花状，故名。”华山有五峰，即东峰、西峰、南峰、北峰和中峰。东峰是华山的奇峰之一，由于东峰的峰顶有朝台可以观看日出和美景，所以又被称为朝阳峰。北峰也叫云台峰，山势较为险峻。三面都是绝壁，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南面山岭，电影《智取华山》就是取材于此西峰，即莲花峰，在峰顶有一块“斧劈石”。相传神话传说故事《宝莲灯》中的沉香劈山救母就在这里发生。南峰即落雁峰，是华山主峰，海拔2160米，同时也是华山最险峰，在峰上面生长着苍松翠柏，树木生长较为繁茂。峰东有凌空飞架的长空栈道，中峰也被称为玉女峰，靠近东峰西壁，是通往东、西、南三峰的关键位置。

虽然华山山路较为险要，但是其风景宜人，沿山路从玉泉院到苍龙岭可以看到许多胜景，令人心旷神怡。如果是爬山的话，到青柯坪以东才算真正开始，在这里有一块巨大的回心石，如果站在石头上，然后往下看就是危崖峭壁、突兀凌空的“千尺幢”，如果登山者胆子比较小的话就不会再继续前行。只有那些胆子比较大，勇攀高峰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到华山险峰更美的风光。在千尺幢窄陡的石梯上只能容下一个人，总共有370多个石级，如果不扶着铁索，根本难以攀爬。过千尺幢经百尺峡后就到了“老君犁沟”，这是万千陡峭绝壁之间的一条沟状道路，有570多个石级，其尽头是“猢狲愁”。也就是说即使是猴子也发愁，可见其陡峭之程度。过了“猢狲愁”就到了华山北峰。北峰海拔1614.9米，为华山主峰之一，因为其位置较为靠北，所以得此名。北峰四面悬绝，上冠景云，下通地脉，因为有很多云台，所以又被称为云台峰。云台峰背面是白云峰，东近量掌山，上通东西南三峰，下接沟幢峡危道，峰头是由几组巨石拼接而成的。在其顶有平台，原来有倚云亭，现在仍然存有遗址，是南望华山三峰的好地方。因为树木较为葱郁，所以是中途休息的好地方。

第二节　中国古代海洋地理

水道著作的重视

据《通志·地理略》记载，我国宋代著名学者郑樵曾说：“水者，地之脉络也。水道明而凡邦国都鄙之星罗绣错者，因此别焉。”这足以说明了在我国古代地理研究中，水道是非常重要的。在清代地理研究中更是如此。在清代时期，除了汇编过去的河流水系资料之外，还有几种著名的全国水道著作和区域水道著作问世，这就是由傅泽洪、黎世序等人先后主编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

《行水金鉴》是由傅泽洪主编、郑元庆编辑的，它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至今最详备的一部水利文献汇集，它总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黄河、淮河等流域水道变迁、水利工程和行政管理情况……全书175卷（卷首附图一卷），约120万字，几乎囊括上古至清康熙末年的所有水利资料。可以与历史上的任何水利著作、地理著作、方志、杂史、传记等相媲美。只要是与河道有关的任何事项，《行水金鉴》都有收集，然后以时代先后，分门别类排列辑录资料。因此，这部书所涉及的资料是非常丰富和系统的，它是我国古代水道著作中最系统、全面的文献资料，为后人研究水利方面提供了有利材料。《续行水金鉴》是黎世序等人仿《行水金鉴》体例，辑录了清雍正初年到嘉庆末年的水道资料，全书156卷（卷首图一卷），约200万字。在其后的民国初年，武同举等又编辑了《再续行水金鉴》200卷，主要是辑录了道光至宣统年间的水道资料。《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上，上启远古下及清末，数千年间首尾相连的水道文献资料，是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中的重大举措。《水道提纲》是清代中期齐召南撰著的一部全国水道著作，它仿照《水经注》的体例，全书共28卷，包括自序、目次和正文三部分。虽然是模拟《水经注》的体例，但是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水经注》的范围。例如，与《水经注》相比，《水道提纲》扩大了长江水系的记述，而且还增加了新疆、西藏地区的水道。总之，它是继《水经注》后第一部大规模的全国水道著作，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地理研究的新认识。

曾经的罗布泊如今已是沙漠

《西域水道记》是徐松编撰的一部典型的区域水道著作，它是我国关于新疆地区水道情况进行最全面、最深入记录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也是仿《水经注》体例，分为两部分，即“记文”和“释文”。其“记文”相当于《水经注》的“经”文，非常简单明了，主要是对水道流经的脉络，分合汇注情况进行了叙述。“释文”相当于《水经注》的“注”文，其较为详细，而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在详细描述河流本身情况的基础上，还对河流流经地区的人文情况进行了记述。尤其是根据内陆河流的特征，徐松创造性的依湖泊为区划单元，把所记述地区的河流划分为11个区（湖）。所以，全书也分成五卷11篇，即：

卷一罗布淖尔（罗布泊）所受水上

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下

卷三哈喇淖尔（哈拉湖）所受水

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所受水

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所受水

哈喇塔拉额西柯淖尔（艾比湖）所受水

卷四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所受水

卷五赛喇木淖尔（赛里木湖）所受水

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所受水

阿拉克图勒淖尔（阿拉湖）所受水

葛勒札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所受水

宰桑淖尔（斋桑泊）所受水

从《西域水道记》所列的湖泊水系，我们可以看出，其记述了当时西自巴尔喀什湖，东自巴里坤湖流域，南界昆仑山，北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斋桑泊流域这一广大范围的河流情况。同时，它充分吸收了清朝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将其编辑成书。因此，其所述内容较为客观、全面，而且准确。它不仅是中国地理界的杰作，而且也代表了当时水道地理著作的新水平。

海洋风暴预报

大风是我国海区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古代水手十分重视风暴的预测预报。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中说：“大海之中台飓一至，抉樯覆舟，而人牲命随之。后之习于海道者，设为占候之法，以定趋避，或按节序，或辨云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验。稍师渔子，罔不通晓。”古代预测预报海洋风暴的方法不少，主要有风信、天象和海象等方面。

1.风信

“海上飓风时作，然岁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过三日，别有风期可考”。明张燮《东西洋考》专门有“逐月定日恶风”部分，定出一年十二个月中，各月的有风日期，平均每月有三四个日期。如“三月初九、十二、二十四日，有大风雨”。“八月初三、初八、十七、二十七日，有大风”。古代称这种有风的日期为“暴日”或“飓日”，同治《福建通志》、《香祖笔记》、《台海使槎录》、《岭南杂记》等书均记载一年中“暴日”或“飓日”的具体日期和名称，如正月初四接神飓、初九日玉皇飓、十八日彭祖婆飓、廿四日洗炊笼飓、七月十五日鬼飓、八月一日灶君飓……各书记载的暴日名称往往大同小异。《顺风相送》“逐月恶风条”和《东西洋考》卷9“逐月定日恶风条”中的十二个月的风期，虽然都是明代的风信，但其中日期彼此有差别。由此可见“飓日”或“暴日”的具体日期不一定准确。但这并非说明古代风信预报不科学或无实用价值。用暴日或飓日预报风暴，关键在于其出现频率。暴日或飓日在不同季节或月份相对集中或分散，可以反映这一时期风暴活动的频率。频率小的季节和月份利于航行，反之就有一定的危险。

为了更好地预报风暴，有些书进一步分析一年中风信的特点及其与航海的关系。清徐宗干《测海录》有“十二辰风雨记（表）”，其中不仅有台湾海峡全年十二个月多风日期表，还总结了不同时期风的特点和航运关系。“春夏风不胜帆，船小者速。秋冬帆不胜风，船大者稳。春暴畏始，冬暴畏终。南风多间，北风少断。以四、五、八、十等月为稳。最忌六、七、十二月”。同治《福建通志》也有这类分析：“三春飓期最多，舟行宜戒。自清明后，南风司令。四、五月风飓皆轻，往来甚稳……六、七月北风一起，飓风立至……八月白露节后，北风应候，船行迅驶。九月风每经旬是名九降……舟不可行。十月小春，天气晴暖，风波恬和，最为利涉。十一、十二两月朔风凛冽，无日不风，乘风隙以往来。若冬春之交，风信难定，尤须戒心。春飓畏始，冬飓怕终。”

我国海区，六级以上的大风四季都有出现。古代暴日或飓日逐月均有，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显然古代暴日或飓日不仅包括寒潮大风，也包括台风。但是台风毕竟和寒潮大风有区别。彼此在航海上造成的危险性也不相同。台风由海洋吹向大陆，可以形成相当大的风浪。因此古代有“船在洋中遇飓犹可，遇飚难当”的说法。台风一年四季都会发生，但主要发生在夏季，古代对此也有认识。《琉球国志略》：“正、二、三、四月多飓，五、六、七、八月多台。”《舟师绳墨》：“立冬北风虽大不为台，夏至以后北风一起即有风台。”《香祖笔记》、《岭南杂记》、《台海杂记》、同治《福建通志》等书均有同样说法。

2.气象

《测海录》：“海可测乎，测之以天时而已，测之风信而已”，可见预测预报海洋风暴的方法，除了风信，还可直接观察气象。古代常用云、虹、雾、露、雷电等天气现象来预报风暴。南宋《梦梁录》：“舟师验云气则知风色逆顺，毫发无差。”说明这种预测预报，在古代已达到一定水平。这类预报记载很多。唐黄子发《相雨书·候气》：“三日有雾濛濛者，狂飚大起。”明《顺风相送》：“云从东起必有东风，从西起必有西风，南北亦然。云片片相逐围绕日光，主有风。云行急主大风。日月晕，主大风，云脚日色已赤，太自昼见，三星摇动，主大风。每遇日入，夜观于四方之上，若有星摇动，主有大风。”明代其他航海书如《东西洋考》等有同样论述。清《测海录》中记载的内容更多，如“日出生红云，日没黑云接，有大风雨”。“朝看东南有黑云拥起，东风急。暮看西北有黑云拥起，西风急。若皅车形起，主大风。四野满目如烟雾，名曰风花，主风起”。“五、六月间，天上有一点黑云，风雨骤至，必褶帆严柁以待。迟恐倾覆。有不得收帆者，两斧即断其桅”。

台风是风速很大（八级以上）的热带气旋。黄海、东海、南海均是台风活动十分频繁的地区。所以台风对于我国古代航海是特别严重的威胁。台湾和大陆自古联系密切，横渡台湾海峡的船舶十分频繁。南海是我国和东西洋各国交通繁忙的海区。所以古代水手对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的台风预报有较多的记载。古代水手经常用断虹、断霓或赤云来预报台风的到来。唐刘恂《岭表录异》：“南海秋夏阆，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为飓母。”宋苏过《飓风赋》曾生动地描述了一次台风的先兆现象说：“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这里的赤云是晚霞。显然由于当时风速较大的偏北风使云变成一条条，由北往南延伸并南翔。而太阳在云之间，似乎要被夹带到南方。由于空气湿度很大，此时在东方形成了霓（虹的一种，这里统指虹）。但同样由于偏北风，使南翔来的云开始遮住了虹的北面一段。这样虹被断一头指向北方。而原来这一头仍连接到海平面，形成饮海现象。这种台风到来之前存在北风是必然的现象。

台风是由于空气幅合形成的，所以在台风前进时，前面必形成相反方向的风。台风由东南海洋中到来，位于其西北方的地方，本来应吹西北风。但是由于地转偏向力作用，北半球所有气流均向右偏转。因此西北风必然变成偏北风（而不可能变成偏西风）。由此可见宋苏过描述的飓风先兆正是台风先兆现象。宋之后，有关断虹预报台风的记载就逐渐多了起来。

明娄元礼《田家五行》：“夏秋之交，半天见断虹，名曰飓母，航海人谓之破篷风。”明陈继儒《珍珠船》：“南海有飓母风，四面而至，裂屋拔木……将作则虹见，谓之飓母。”清徐怀祖《台湾随笔》：“若天边云气如破帆，即台飓将至，断霓者，断虹也，亦风至之征。苏（叔）党飓风赋所谓断霓饮海者指此。”《香祖笔记》又把断虹断霓比喻为屈鲎。“凡台将至，则天边有断虹，先见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梢，及半天如鲎尾者，曰屈鲎。”然而断虹并非都是台风的先兆。断虹在早晨出现就不是台风先兆，而是无台风的标志，这些情况，古代也已记述。《东西洋考》：“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海道经》也有相同记载。

台风带来的洪水

古代东南沿海渔民水手常用雷来预报台风。《采硫日记》：台风，“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声即止。”《舟师绳墨》：“六月雷响止九台，七月雷响九台来。”《台海使槎录》、《测海录》、《台湾外记》等书也有这种说法。这种打雷和台风的关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国大陆和近海，盛夏受暖高压控制，冬季受冷高压控制。而台风实际是一种低气压，所以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是无法接近我国大陆的。盛夏雷暴最多，但这只是高压天气内部由于地方性的强烈热对流形成的，和台风无关。所以六月打雷根本不会预示台风，相反证明这里正被热高压牢牢地控制，台风低气压无法过来。但秋季情况正相反。这时冷暖两个高压开始交替。高压之间的锋面或低压有可能控制这些地区。于是台风低气压有可能被吸引过来。秋季往往是冷锋，锋面坡度陡，暖空气被迅速抬升，形成雷暴天气。所以七月打雷往往预示台风的到来。

台风是四周气流逆时针旋转幅合造成的。这一点《南越志》等书已指出，它是四方之风。台风过境，风向必不断依此变化一周。因此风向的变化也可以预报台风。这种预报，古代已广泛应用。《采硫日记》：“占台风者，每视风向反常为戒，如夏月应南而反北，秋冬与春应北而反南，旋必成台，幸其至也渐，人得早避之。又曰风四面皆至曰台，不知台虽暴，无四方齐至理。比如北风，台必转而东，东而南，南又转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传遍不止。是四面递至，非四面并至也。”这里说的台风“是四面递至，非四面并至”，对于一个地方，台风过境情况确是这样。有关风向变化与台风的关系，《测海录》有更详细的说明：“占台者每视风反常则知之。清明以后，地气自南而北，以南风为常。应南风而反北。霜降以后，地气自北而南，以北风为常。应北而反南，则台将作。六、七月北风，则必为台矣。六月初六前后七日，尤宜谨防之。俗云六月防初，七月防半。”

3.海象

海洋中有一种长浪，波长极长。长浪的波速与水深的平方根成正比，所以有神奇的速度。如台风移动速度每天500千米，而台风引起的长浪的速度每天近上千千米。所以在台风袭来前，海中因长浪的来到会先产生涌浪。这种无风的涌浪，古代称“移浪”。移浪会使潮水异常（潮候潮高变化反常）。这种现象，《岭表录异》称“沓潮”，《田家五行》称“风潮”。移浪还使长海翻腾，浅海底淤泥搅起，海水发臭，海洋动物生态习性异常。所有这类现象古代称之为“天神未动，海神先动”。渔民水手对此十分重视，并用于预报风暴。这方面记载较多，宋《梦梁录》：“见巨涛拍岸，则知此日当起南风。”明周履靖《天文占验》：“满海荒浪，雨骤风狂”，“海泛沙尘，大飓难禁”。《田家五行》：“夏秋之交，大风先，有海沙云起俗呼谓之风潮。”《东西洋考》、《海道经》均有“海泛沙尘，大飓难禁”记载。《舟师绳墨》：“天神未动海神先动，或水有臭味，或水起黑沫，或无风偶发移浪，礁头作响，皆是做风的预兆。”清林谦光《台湾纪略》：“凡遇风雨将作，海必先吼如雷，昼夜不息，旬日乃平。”上述记载均是用移浪来预报风暴。

由于移浪作用引起海洋动物生态习性异常。古代也用此来预报风暴。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文鳐鱼……有翅与尾齐，群飞海上，海人候之，当有大风。”明戚继光《风涛歌》：“海猪乱起，风不可也”，“虾笼得，必主风水”。明《东西洋考》、《海道经》均有“蝼蛄放洋，大飓难当”，“乌弄波，大飓难当”，“白虾弄波，风起便知”等记载。清《测海录》：“飓风将起，海水忽变为腥秽气，或浮泡沫，或水族戏于波面，是为海沸。行舟宜慎，泊舟尤宜防。”清《采硫日记》卷上：“海中鳞介诸物，游翔水面，亦风兆也。”除了水族，古代还认为海鸟乱飞也是台风的征兆。戚继光《风涛歌》：“海燕成群，风雨便临。白肚风作，乌肚雨淋。”“逍遥（鸟）夜叫，风雨即至”。《顺风相送》：“禽鸟翻飞，鸢飞冲天，俱主大风。”总之利用海象来预报风暴在古代极其受到重视。《东西洋考》、《海道经》中均有占海篇，对此有全面介绍。

水手们总是千方百计在风暴袭来之前，及时把船驶到附近的避风澳中。《针经》、《水路簿》等航海书大多记载航线附近的避风澳，如清《海岛礁屿沿海水途》一书就详细记载从福建泉州港到浙闽交界处的沿海各地的“逃台稔澳”，有泉州港、兴化港、福州港内、福宁港内等43处。强台风时，有时舟虽泊澳亦常至齑粉。《测海录》：“避澳而风忽转。如以此澳受南飓，则舟立碎。”清《台湾府志》：“澎湖湾船之澳，有南风北风之别。时当南风，误湾北风澳，时当北风，误湾南风澳，则舟必坏。”《舟师绳墨·碇手事宜》：“常见厦门作飓上风，一船断碇，一撞二、二撞四，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一时数十号大船倾刻尽成齑粉。”由此可见船舶入避风澳也不是万事大吉。船舶不仅要预测风暴的到来，还需要尽快了解风向，然后选择合适的避风澳，进澳后还切忌船舶在风的方向上雁行排列。

航海中对季风的利用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季风气候区，大陆及附近海区，季风特别盛行。古代人民对季风的认识水平较高，集中表现在航海中的季风利用上。

我国对季风活动规律的认识很早，战国已有八方风概念。《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飏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秦汉时八方风名称已大不相同，但各种风已有明确对应的月份。《史记·律书》的有关记载，反映当时对季风的认识，基本上是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冬季吹偏北风。船用风作动力必须有帆。传说我国古代夏禹发明帆。甲骨文中的帆字“或”，根据有关解释，可猜测是帆的原始字。东汉刘熙《释名》：“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我国航海活动历史很悠久。《古本竹书纪年》：夏朝后芒“东狩于海，获大鱼”。东周时山东到浙江一带沿海航海很发达。北方的齐国，南方的吴、越都是主要航海国。海洋航行，为了安全并尽快到达目的地，需要风向长时间稳定的季风作为动力。由上述古代的季风认识、帆的发明和利用以及航海发展三方面看，可以初步推断早在秦汉或秦汉以前，我国航海已开始利用季风作为动力。这样船舶可以远渡重洋较顺利地到达彼岸，而在相反风向的风盛行时返航，可以较平安地回到本土。

行驶于沧海的帆船

秦代远航的发展，汉代楼船闯入印度洋，很可能和季风的应用有关。

东中国海（包括黄海、东海）是我国国内南北航线的主要场所，也是我国大陆和日本、朝鲜等国，以及我国大陆和台湾等岛屿间的必经之路。这里夏季多吹西南风。到了秋季过半，台风期已过，为冬季季风期。近中国海区多吹东北风，而靠日本九州海区多吹西北风。

中日之间往来历史很早，但开始可能不走海路，而是取道朝鲜，六朝后则改为海道。《文献通考》：“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曾论述中日间航海的季风利用问题。唐开成四年至天祐四年，近70年间，中日之间航海有37次。这些航海船舶几乎全都是唐朝的商船。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在日本建造的，但建造者和驾驶者大都是中国人。这段时期航海和以前中日间的航海大不相同。一是横渡东中国海的时间大为缩短。二是船舶极少遇到漂流。所以有这种“使人感到惊异”的变化，虽然有造船技术进步这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唐朝商人已经掌握了东中国海的气象而航行的”。因为当时中国商船都在四月到七月上旬乘西南季风到日本。而日本到中国以八月底到九月上旬为最多。这时秋季过半，台风期已过，即将刮起冬季季风。这时九州近海虽是西北风，商船有漂到东南大洋的危险，但克服了这段后，随着接近中国海岸，便得到东北风，风浪也就不那么汹涌。唐之后中日间航海交通更自觉地利用季风。一般是夏季开往日本，过了台风期后的八、九月之交返航。

古代中国大陆和琉球之间的往来也是利用季风的。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封舟例以夏至后乘西南风至琉球，以冬至后乘东北风回福州。一海船老伙长皆言，无论冬至迟早，总以十月二十后东风顺送为吉。”向琉球航行不能太晚，一般夏汛不超过六月中旬。超过这个时间，就难得西南风了。清《勅封天后志》：“琉球正使汪辑、林麟焻等……赴闽于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谕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是时东风正猛，群言夏汛已过，未易开洋。乃行礼甫毕，风声忽转，柁楼旌尽皆北向，臣等知属天妃示异，决计放舟。”

去朝鲜常于明州（宁波）开船向北。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自元丰以后，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宋代朝鲜、日本商船来中国，因利用季风，故时间集中形成汛期。每年九月到翌年四月，东中国海常刮东北风，尤其三、四月和九月海上风平浪静，利于航行。故之后，汛期又有进一步划分。明代称清明前后的东北季风为大汛，称重阳后为小汛。当时倭寇进犯中国沿海，也是利用汛期，故我国水军也在汛期特别加强防卫。这种防卫也有大汛、小汛。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方有东北风，多日而不变也。过五月风自南来，倭不利于行矣。重阳后，风亦有东北者。”

元代海运路线是一条位于黄海的南北航线。凡是海运都需要以风作为动力，《元海运志》提到“舟行风信有时”，“四、五月南风至起运，得便风，十数日即抵直沽交卸”。也就是说每年四月十五日夏季西南风开始盛行，这标志着漕运正式开始。元延祐四年在龙山庙前筑了高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垒砌，中间立一高杆，每年四月十五日起，白天悬挂布鏣，晚上悬点灯火，指挥船只航行。

南海是我国和中印半岛、南洋群岛交通的海区，南海和印度洋又是我国和印度半岛、锡兰、波斯（伊朗）、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航行的必经之路。南海一般冬半年（十月至翌年三月）多吹东北风，风力强。夏半年（五月至八月）多吹西南风，风力弱。印度洋一般冬半年（十二月中至二月底）多吹东北风，风力弱。夏半年（三月中至九月）多吹西南风，风力强。《岭南杂记》：“外洋风信，清明以后南风为常，霜降以后北风为正。”从福建、广东前往南洋、印度洋诸国均在冬半年，一般在十月至翌年正月利用东北风。回来均在夏半年，一般在四月至七月间动身，利用南风。宋朱或《萍州可谈》：“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

我国利用季风航海宋代以前就有，但在宋代得到了巨大发展，并且留下古迹。这是有社会原因的。宋代北方大片土地为我国少数民族统治，政治经济中心移往江南，南宋更偏于江南。宋代大力开发江南经济，特别重视促进海外贸易活动，增加国库收入。此时泉州港迅速繁荣起来。宋元时代泉州港对外贸易之盛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地方。阿拉伯、印度等国商人来泉州定居的数以万计。当时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拔都他，都称泉州为世界大贸易港之一。宋代泉州太守王十朋《提舶生日诗》：“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正是描述当时泉州港利用季风进行海外贸易十分繁荣的情景。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是我国古代广泛利用季风远航的明证。九日山位于泉州市西郊，坐落于晋江下游北岸。山有两峰，在西峰朝东和东峰朝南的山腰上，宋代留下了大量摩崖石刻，至今仍到处可见。其中有一部分摩崖特别高，刻字面积特别大，多为宋代泉州地方官和提举市舶司共同为当时航行船舶祈求季风，预祝他们一路顺风，安全抵达故土而举行的祈风典礼的纪念题字。石刻题字所写的祈风月令虽各有不同，但大致是四月一次，十月一次。由于利用季风航海，所以我国的远洋航船，一到外面必须抓紧时间完成贸易、出使等活动，以赶上南风风期返航。如果来不及赶上风期，那船必须留在外国等待下一个南风风期。这种情况当时称“住番”，也称“压冬”。这一压就是一年，往返就将近两年。中国和阿拉伯相距很远，往返必须两年。《岭外代答》：“诸番国之人中国，一岁可以往返，惟大食必二年而后可。”中国船去阿拉伯也同样两年，只是中途候风地点不同，自中国去阿拉伯诸国的船只约停泊于爪哇或马来海峡一带。而自阿拉伯诸国返回的船只约停泊在印度南部。郑和七下西洋也是利用季风，特别是横越印度洋更是这样。由于利用东北季风，满载货物的巨大帆船，由斯里兰卡到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只需20天，平均每天航行达100海里（合360多里）。明祝允明《前闻记》：“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六月）二十一日进太仓。”郑和船队往返各地日期相当于认识当时当地季风规律的历史记录。郑和七次下西洋差不多两年一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南海交通与南海地理

中国与南海的交通起源很早，然而文献明确记录，现可上溯到《汉书·地理志》，如在“粤地”条后记为：“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徐闻（今广东省琼州海峡北岸雷州半岛南端）、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巴赛河附近）。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萨尔温江入海口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甘城卑谬附近）。自夫甘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南部康契普腊姆附近）向南航行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王犀牛。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西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中部武嘉河附近）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南海风光

这段文字记述了在西汉时期，已经开辟了南海、印度间的海上交通。从现在的广东徐闻、广西雷州半岛合浦出发，沿着北部湾西海岸越南沿岸航行，等绕过其南部，然后进入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最后进入马六甲海峡。等持续5个月之后，就能到达印尼苏门答腊的巴塞河附近。然后再沿马来半岛西海岸北航四个月到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沿缅甸西海岸向西北船行二十余日到缅甸蒲甘城附近，进入印度东岸，然后向西南航行两个多月到达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孟加拉湾，进入印度。这一航线的往返大约需要28个月。航程达数万千米。以上所提到《汉书·地理志》相关方面的记载材料是世界上这条航路的最早文献。远海航行不仅需要掌握娴熟的航行技术，还应当了解较为准确、全面的地理知识。就当时来说，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到了东汉时期，文献中又记录了另一条从今云南、缅甸到印度的陆上交通路线，被称为“永昌（今云南腾冲、保山）道”。再其后，蜀汉三国时的《永昌郡传》对这条道路所经过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描述，如“朱提郡……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焚道（今四川宜宾）接。特多猿，群聚呜啸，于行人经次，声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不与华同”；“朱提郡，有堂狼山（今云南巧家、鲁甸间），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这条“永昌道”从云南保山、腾冲沿伊洛瓦底江入孟加拉湾通往印度。最后由海道进入亚历山大港。

汉代时期，中国的海运不仅建立了进入印度、地中海的海陆交通，而且还开辟了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自此两国之间的使臣频繁来往。在1784年，日本九洲出土的“汉倭奴国王”印，它是东汉光武帝赠日本王的。近些年来，在日本又陆续出土了一些实物，为两国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证据。

知识链接

流水地貌发育理论

关于对自然地理规律的认识，孙兰的“变盈流谦”说最为突出，它是关于流水地貌发育的理论。在孙兰看来，在地貌发育过程中，侵蚀和堆积是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它们对地貌都起着改变和塑造作用。他认为在以流水为中心的地形演变中，有渐变因素、突变因素和人为因素三种演变形式。他在《柳庭舆地隅说》卷上中说：“变盈流谦，其变之说亦有可异者。有因时而变（渐变）、有因人而变（人为因素）、有因变而变（突变）者。因时而变者，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指散流、暴雨冲刷），洪流下注，山石崩从，久久不穷，则高下易位。因人而变者，如凿山通道，排河入淮，雍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因，地道顿异。因变而变者，如土雍山崩，地震川竭，忽然异形，山川改观，如此之类，亦为变盈流谦。”这段话说明孙兰把流水地形看作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系统，而且各种因素都能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与中国古代其他地形发育观点相比，孙兰的观点更为全面和系统。即使是与19世纪戴维斯的“地理循环论”的封闭系统和单一因素相比，孙兰的观点更有积极意义。虽然他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但是在很多方面还缺乏实证，所以难以真正与戴维斯的理论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孙兰能在17世纪就流水地形发育提出这样的理论见解，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