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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古代医学的初步形成（战国——魏晋）
战国至东汉，中医药学由经验积累阶段进入理论总结阶段，中医药学的发展出现了质的变化。著名医家有扁鹊、淳于意、郭玉、张仲景、华佗等。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始进行医药交流和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医药学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发展阶段，是秦汉时期中医药理论形成后转向临证医学发展的起始时期，各科经验进一步丰富，进入系统整理的时期。中外医药交流在魏晋南北朝也时期得到了发展，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医药交流；中国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在医学人员往来、医药文献和药材交流方面渐趋频繁。
第一节 古代医疗体系的初步形成
医药帛书和简牍
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文字记载主要依靠帛、竹简或木牍。后来出土的秦汉医药帛书和简牍是战国至东汉时期中医药发展的有力见证。
1.云梦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秦墓中，发掘出大批记载秦代法律的竹简。云梦秦简共有1155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主要是秦代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其中也涉及法医的内容。主要包括活体、现场和尸体勘查。活体检查方面，重点对损伤部位、程度进行鉴定，并规定判断损伤程度的法医标准。现场勘查方面，记有他杀、自缢、穴盗3个不同案例。尸检方面，主要鉴定他杀和缢死。秦律中还规定麻风患者必须强制性隔离，集中到“疠迁所”，这是迄今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立的麻风病隔离机构。云梦秦简为研究秦代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提供了真实史料。
云梦秦简
2.马王堆汉墓医书
马王堆汉墓医书是1972年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和简牍，共计14种，约3万多字。据考证，这些医书是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陪葬的，各书编撰年代不一，分别是春秋时期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1）医帛
①《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两书扼要论述11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疾病，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关经脉的文献。《灵枢·经脉》较详尽论述了12条经脉，将此篇与《足臂》《阴阳》相比较有4点不同：其一，两部“灸经”只记载人体11条经脉，比《灵枢·经脉》少手厥阴经；其二，两部“灸经”所论经脉的循行走向多以向心性为主，彼此互不衔接，无规律可言，而《内经》所载12经脉循行走向已有规律；其三，两部“灸经”所叙经脉与脏腑之间无必然联系，而《内经》所载12经脉与脏腑均有密切联系，且有规律可循；其四，两部“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而《内经》皆以手足三阴三阳命名。
②《五十二病方》。
该书现存1万余字，分为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1方，多则20余方。现存医方283首，用药247种，涉及病名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证，尤以外科病证为多，如外伤、动物咬伤、痈疽、肿瘤、肛痔病等。对痔疮的手术，已有结扎术、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对某些病证的描述，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清楚描述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冥病（麻风）主要症状是面部皮损、鼻缺、指断如虫啮穿；谈到疥病时，主张用雄黄、水银治疗，这些记述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
③《导引图》。
该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育帛画。长约53cm、宽约110cm，用红、蓝、棕、黑等多种颜色，描绘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物正在做各种姿势的导引动作。其运动大致可分为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3类。该图还记载用导引术防治某些病候的名称，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导引图》绘有模仿多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这些术式可以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这是古代仿生学在医疗体育中的具体运用，对后世影响甚大。《导引图》生动地反映出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为源远流长的古代导引术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④《却谷食气》。
这是一篇有关气功的文献，介绍我国独有的养生术。却谷，即后世所说的“辟谷”，指不食谷物而以瓜果等其他植物或矿物代之。食气，为呼吸锻炼的方法，是古代气功的一种。原约有500字，可惜已残缺不全，现今可辨认270余字，主要记载导引行气方法和四时食气宜忌。篇中提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吐故纳新。
⑤《脉法》。
这是医家传授弟子脉法的文献。因缺损过甚，仅剩300余字，内容已无法完全知晓。仅见脉在人体中的生理、病理和作用，并认识到脉法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必须书而熟学之”。该书提出“取去余而益不足”的原则，与《黄帝内经》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则一致。《脉法》提出的“圣人寒头而暖足”，对于养生保健有一定意义。
⑥《阴阳脉死候》。
这是有关诊断的最早文献，约100余字。见载5种死候的具体症状和特征，与《灵枢·经脉》关于“五死”的叙述相近，其著述年代应早于《黄帝内经》。
⑦《养生方》。
原篇约6000余字，因残缺严重，现存3000余字。残存内容有食疗、食养方和内治方、外治方。所述内容主要强调健身补益，体现古人重视养生健体、关注养颜美容和性保健。
⑧《杂疗方》。
原篇约600余字，残缺严重，根据现存文字分析，《杂疗方》主要论述男女性功能的补益，并涉及产后埋葬胎衣法、补中益气方药和蜮、蛇等伤的防治。
⑨《胎产书》。
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妇产科文献。约800余字，残缺不全，残存内容以养胎、埋胎、转胞、求子及产后处理等为主，强调择时受孕、孕期保健、优生优育等观点。该篇所载胎教是医学史上的最早论述，后世如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法和巢元方的十月养胎法，似与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是研究西汉优生学的重要文献。
（2）医简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简共有4种，主要论述养生术和房中术。提出遵循天地四时阴阳变化规律、注意饮食起居和控制喜怒哀乐、坚持气功导引、调适和节制房事生活的养生原则，在性医学、优生学和养生学方面对后世有借鉴意义。其中，《杂禁方》为祝由方；《十问》假托黄帝、尧、舜、禹等与诸医家、术士的问答，讨论房事养生保健，因共有10组问答，故名《十问》；《合阴阳》记载房中养生理论和男女交媾房中术；《天下至道谈》最早提出房事养生观点。七损，指七种有害的两性交媾；八益，指将气功导引与房事活动相结合的八种有益两性交媾。《内经》记载“七损八益”语焉不详，根据《天下至道谈》可了解“七损八益”的原本含义。
3.张家山汉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西汉前期墓葬中，相继发现大批竹简。其内容包括法律、历史、历法、算数、医学等。医学方面有《脉书》和《引书》。这是继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后，又一次重大的医学考古发现，可与马王堆简帛相得益彰。
《脉书》竹简
《脉书》今存2028字，65简，分5部分。其中第2、3、5部分，内容大体与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类同。第4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证候特征。而第1部分论述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科病证。
《引书》今存3235字，113简，与马王堆《导引图》相比，前者无图而以文字说明导引动作，后者有图而无文字说明。《引书》论述四季养生之道，记载导引术110种，其中描述术式85种，用于治病者50种。并讨论致病因素和防治方法，指出：“治八经之引，炊（吹）、啕（啕）、摩（呼）、吸，吸天地之精气，实其阴，故能毋病。”
4.武威汉简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发掘一座东汉早期古墓，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医生。古墓中有78枚竹简，14枚木牍。因简中有“治百病方”字样，故又称《治百病方》。武威汉简记载汉代皇帝向70岁以上老人赐予“王杖”（因王杖镶有木刻的斑鸠，所以又名“鸠杖”），赋予特权的尊老制度。出土的医药简牍92枚，内容涉及内、外、妇、五官临证各科以及药物和针灸等。比较完整的方剂有30多种，如治伤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等。药物有100多味，以植物药为主；并较详细地记载了药物的制作、剂型及用药方法等，如以白蜜冶合诸药制作蜜丸的方法，沿用至今。用药方法多种多样，如内服法中，有以酒、米汁、酢浆、豉汁等作为药引，以助药物发挥作用；外治法中，则有敷目、塞耳、指摩、涂之、灌鼻等。针灸记载三里、肺俞、泉水等穴位及用针法、禁忌等。武威汉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药的真实情况。
阴阳五行说及其影响
秦始皇深信有长生不老之药，最初遣韩终（众）往求，以后又派徐市（福）带领童男童女500人前去渤海三神山寻求仙药。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道陵创立道教，一改老子的《道德经》为荒谬无稽的学说。于是，用符咒治病逐魔及方士炼丹极为盛行，道家学说开始混入医学之中。
西汉建立之后，社会从纷乱而归于平静。人们为了保持平静的生活，便大力提倡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说能使繁复的宇宙万物的现象化为简单，所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
阴阳五行说虽成于战国，但至汉董仲舒立《春秋公羊学》后始兴而大昌。如果说战国是学术时代，那么汉初则是阴阳五行时代。它一变本体论为阿世取官之道，所谓木德火德之王，灾异之说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及《淮南子》，实集其大成。它使谶讳和符谶的无稽之说充斥两汉，于是伪托之书，日献者众；黄老之道，在文景时代相当流行。
炼丹术的盛行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于是便产生了益寿延年的愿望。
秦汉以后的统治者都深信世上有长生不老药，服之可长生不老。秦始皇、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曾命方士寻求药物。最初方士是想从饮食中求得长生药，就遍尝各种动植物，以后，又改服矿物药，但矿物药服后常常引起不良反应，于是就烧炼矿石，以求获得益寿延年的仙丹。公元前2世纪，人们已能从丹砂中炼制水银。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其中有关于汞和锡炼制方法的记载，这是第一部介绍炼丹方法的书籍。方士炼丹在秦汉时期曾达到了极为盛行的地步。
中外医药的交流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刘彻为了开拓疆域，特命张骞出使月氏等地，在西域及波斯诸国逗留很久。东汉时，班超再度出使西域，广泛开辟了东西交通，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张骞、班超等的出使西域，促进了各民族及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
1.从西域输入的苜蓿、葡萄
《汉书·西域传》：“厕宾有苜蓿、大宛马，武帝时得其焉，汉使采苜蓿种归。”
《陆机与弟书》：“张骞使外国十八年，得苜蓿归。”
李时珍：“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
《史记》：“大宛以葡萄为酒……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
《齐民要术》：“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
2.由波斯输入的胡桃、胡蒜
《开宝本草》：“张骞从西域带来。”
宋苏颂《图经本草》：“此果本出羌胡。”
《本草纲目》：“胡蒜是由汉代中亚细亚输入，最初记录中亚细亚及伊兰产。”
这时，东南亚各国的药材也陆续输入我国。《开元释教录》有“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的记载。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药材输入内地的有南海的龙眼、荔枝，西南的犀角、羚羊、麝香、琥珀等。医药的交流，使人们的药物学知识日趋丰富。
秦汉的医事组织与卫生设施
1.医事组织
秦朝设有太医令、太医丞、侍医等。如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史记·扁鹊列传》：“秦太医令李醯。”《史记·刺客列传》：“侍医夏无且。”
太医令丞是掌医的政令等；侍医是负责殿上的医药，相当于后来的御医。
汉有太医令丞、药丞、方丞、侍医、女医等。
西汉太医令丞有二：一属太常，一属少府。
《前汉书·百官志·公卿表》：“奉常属官，有太医令丞。”又：“少府属官，有太医令丞。”
《后汉书·百官志》：“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二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右属少府。”
《前汉书·王嘉传》：“侍医伍宏等侍内案脉。”又《贡禹传》：“侍医临治……。”又《艺文志》：“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颜师古注：“侍医，天子之医也。”
《外戚传》：“有女医淳于衍得入宫侍皇后疾。”
此外，尚有太医监、尚药监、医工长等。
《前汉书·外戚传》：“上官杰妻父所充国，为太医监。”
《后汉书·盖传》：“京兆高望为尚药监。”
《通典》：“汉有医丞，有医工长。”
2.卫生设施
疾病预防：《淮南子·说山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又《汜论训》：“狂马不触木，猁狗不投于河。”
水源卫生：《后汉书·礼仪志》：“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
下水道的建造：汉代有用砻石为沟。《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
沐浴的规定：汉以前3天一休沐，到了汉代，则改为5天一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以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喷水防尘埃：古人认为，许多传染病多由尘埃中得来，且尘埃随风飞扬，行旅者为之裹足不前，应用水喷洒，则可使尘埃不扬，减少行旅之苦；并可防止由尘埃传染疾病的危险。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利用“翻车”和“渴乌”的引水车作喷洒路面的机车。《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据李贤注，翻车是：“设机车以引水”。渴乌是：“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据鱼豢魏略说，三国马钧所作的“翻车”“其巧百倍于常”，似比毕岚的制造为胜。
翻车
“翻车”近似现在的“引水车（戽水车），而“渴乌”则似现在的“抽水机”，两部分合起来作为“洒水车”。虽然车是固定不能移动的，但对于净化环境，改善卫生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排泄物的处置：汉代侍中设一官，据说是职掌帝王的排泄物。孔安国曾为武帝掌过唾壶（痰盂）。据应劭《汉官仪》说：“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
汉代对疾病的认识
1.各种流行病
两汉经过历次大疫，人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特征，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如马援征武陵蛮（湖南常德）和曹操赤壁之战时，都曾有疟疾流行（当时叫做瘴气或瘴疫）。张仲景《伤寒论》就包括伤寒、温病、热病等多种流行病。《淮南子》有“越南多霍乱”的记载。
汉代传染病的流行情况：
根据文献记载，汉代传染病是十分流行的。
张华《博物志》：“汉武帝时西域月氐贡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值长安大疫，西使请烧一枚辟之，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日不歇，疫死来三日，熏之皆活。”
《太平御览》载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襄阳府志》：“张仲景宗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分之二，而伤寒居其七。”王粲（仲宣）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了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所见到的惨状，中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之句。可见当时疫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些事实说明了疫病并不是什么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都是统治阶级造成的人祸。
汉代对流行病的认识：
《说文》：“疫，民皆疾也。”
《后汉书·马援列传》“援在交趾（越南）尝饵薏苡实，云能轻身资欲，以胜瘴气也。”同时援征交趾，将士多得虏疮（天花）。可见当时人们对疫疠和天花，已有所认识了。至于疟疾、痢疾和霍乱等，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传染病。
《说文》：“疟，热寒休作病，有繲热疟，痃二日一发疟也。”
《金匮要略·五藏风寒积聚条》：“师曰：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
《释名》：“泄痢言少漏泄而利也。”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又：“发热而渴不恶寒者，名曰温病。”
又：“太阳病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
《伤寒论·辨霍乱条》：“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汉书》淮南王上书云：“南越多霍乱之病。”南越系指广东、安南一带。
2.呼吸器病
当时已有关于咳喘嗽、痰饮、留饮、悬饮、支饮、伏饮等的记载。
3.消化器病
当时已有水逆、胃反、呕吐、结胸、洞泄、飧泄等的记载。
4.新陈代谢病
当时已有消渴、消中、消瘴等的记载。消渴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据说，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患了这种病。而当时人们对消渴病的严重性也很明了，如《淮南子》有“嫁女不嫁消渴病人”的说法。
5.神经系统病
当时已被认识的有瘛疭、中风（沓风、痱）。公元前四十年的周堪和前八年的刘骜（成帝）都是患了这种病而死的，刘秀（光武帝）和曹操也都曾患过风眩的病。
6.外科皮肤病
《金匮》有肺痈、肠痈的记载，华佗有肠痈的验案，淳于意有因疽而死的验案。如亚父因疽发背而死。此外，还有金创瘛疭（破伤风）、乳痈、疮疡，以及皮肤病疥、癣、息肉、疣、瘃、痕、皲、浸淫疮等。
7.五官、口腔病
当时已有青盲、龋齿等的记载。
8.其他疾病
当时已有风痹、藏躁、疝气（气疝、牡疝、阴狐疝、涌疝）、驼背、跛行等的记载。
《黄帝内经》
《素问》书影
《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7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此外，尚有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医书。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简帛医书。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其中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因《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合并起来，实际上为10种。还有《十问》、《合阴阳方》、《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竹木简医书4种。除《杂禁方》为木简外，其他3种均为竹简。以上简帛医书约3万多字，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据有关学者认为，各书的编撰年代并不一致，最早的可能编写于春秋时期，最晚的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其中尤以《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最为古老，是现今已知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中医文献。《内经》所述十二经脉，正是在帛书所述十一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在《内经》成书以前，曾有过更为古老的医药文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内经》本身的记载中找到例证。有人统计，《内经》所引用的古代医书达21种。单是《素问·病能》提到的古医书就有《上经》、《下经》、《金匮》、《揆度》、《奇恒》等多种。这些已佚的古代医学文献，还可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找到某些印证。可以说，《内经》正是在上述各类更原始、更古老的医学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医家们不断加以搜集、整理、综合成书的。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说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还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甚或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和补充。
《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素问》所论包括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灵枢》亦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着重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两书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辨证论治的原理，体现了人体与外界条件统一的整体观念。正是这些重要的论述，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八十一难经》
《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共3卷（亦有5卷本）。
《难经》的作者不详，原题秦越人撰。成书约在东汉以前。该书以设问、解答的方式编纂。《难经》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伤寒杂病论》及《隋书·经籍志》都只提到书名而未言及作者姓名。直到唐代杨玄操《难经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是秦越人。《难经》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部中医古典著作，成书年代大约在东汉。《难经》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秦越人之说殆不可信。
《难经》以问答释难的形式编撰而成，主要阐释《内经》精义，讨论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尤其对脉学有详细而精辟的论述，首创“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该书最早提出“奇经八脉”的名称，系统论述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功能特点、病变证候以及与十二正经的关系等，弥补了《内经》经络学说的不足。该书提出“左肾右命门说”和“无形三焦说”，对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断学作出贡献。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对《难经》的成就作出充分肯定：“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约成书于秦汉时期。首载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神农本草经》撰者不详，托名“神农”，成书年代，有战国说、秦汉说、东汉说。一般认为，该书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集药物学资料，直至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原书在唐初失传，现今传本是后人从《太平御览》、《证类本草》等辑录而成。《神农本草经》辑复本的版本较多，其中以清顾观光辑本、日本森立之辑本以及清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较为完善。
《神农本草经》3卷，也有4卷本（“序录”或“序例”单立1卷），内容十分丰富，展现了我国东汉以前药物学的经验与成就。
1.创药物三品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将药物按性能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开创以分类法研究本草之先河。“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序录》）。虽然三品分类法有分类过于笼统、划分标准界限不清等缺陷和不足，如瓜蒂是催吐药，应列入下品，却列在上品；龙眼是补养药，应定为上品，却列于中品等。但是提出的上品药物“主养命”，使人强壮，延年益寿；下品药物“主治病”，多毒，不可久服；中品药物介于二者之间的药物分类方法，已成为我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方法，对启迪后人研究药物分类和指导临床应用颇有意义。
龙眼
2.概述中药学基本理论
（1）论述方剂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
《神农本草经·序录》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说明方剂按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组合，可以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克服其毒性和不良反应。虽然该书所提君臣佐使各药的味数未免有些机械，但作为组方总则，却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2）提出药物七情和合理论
《神农本草经》指出：药物“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在这7类药物的配伍中，相须、相使是最常用的配伍方法，故提出“当用相须、相使者良”；相畏、相杀是应用毒、剧药物的配伍方法，故提出“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相恶、相反是属于用药禁忌，故提出“勿用相恶、相反者”。该书对近200种药物的配伍宜忌作了说明，可以看到，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得宜，便可奏效。
（3）完整提出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
《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要求医者要明了药物四气五味和有毒无毒的情况，成为历代研究药性、指导中药应用的基本原则。对于有毒药物的应用，告诫须特别谨慎：“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强调必须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奏效即止，以免造成药物中毒的严重后果。
（4）阐述药物采集、加工、炮制和制剂
《神农本草经》指出，药物“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强调要选择适宜的采集时间，掌握药物的生熟程度，还要了解地理环境对药物的影响。收藏药物时，有的宜阴干，有的宜晒干。还要对药物真伪新陈及质量优劣进行鉴别。关于药物制剂，指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主张应根据药性和病情，采用不同的剂型。
3.记载临床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
在临床用药实践中，该书强调：“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可治之时尽早防治。关于临床用药原则，《神农本草经》认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体现其辨证用药和辨病用药结合的主张。
在服药方法上，《神农本草经》根据病位所在，对服药时间作了详细规定：“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饮食而在夜。”这些认识，虽略显机械，但对后世中医实践用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启迪与指导意义。
总之，《神农本草经》集东汉以前药物学大成，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用药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经典著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该书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例如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赤箭“主杀鬼”等。但瑕不掩瑜，《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学成就，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一说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杰出的医学家，被尊为“医圣”。张仲景自幼好学，博学多才，曾经被荐举为孝廉，相传做过长沙太守，因此被人称为“张长沙”，他的方书亦被称为“长沙方”。但是，他是否做过长沙太守，史学界尚无定论。
张仲景年轻时随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及临床实践，医术远超其师。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统治者残酷镇压，战火绵延，天灾频繁，疫病流行，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据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记载，他的宗族原有200多人，可是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以来，不到10年时间，有2/3的人死亡，其中死于伤寒的占7/10。张仲景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心中悲痛欲绝，决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深入研究《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医药古籍，结合自己临床实践，摸索出治疗伤寒的规律。在不懈的努力下，他终于著成《伤寒杂病论》这部临证医学名著。
从前文介绍可知，张仲景一生著作很多。据文献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疗妇人方》2卷、《五脏论》1卷、《口齿论》1卷等，可惜都已散佚。
《伤寒杂病论》约在建安十一年（206年）成书，原书16卷，对外感热病的发生和发展提出独创的见解，对40多种杂病的防治作了系统阐述。书成之后，由于兵燹战乱，原书散乱于世，其中伤寒部分经西晋王叔和收集、整理、编次，成为《伤寒论》。杂病部分由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蠹简《金匮玉函要略方》，北宋林亿等人据此，删去伤寒内容，保留杂病和妇科病，并把方剂分列各证之下，整理编成《金匮要略方论》3卷，简称《金匮要略》。现今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实际上是在《伤寒杂病论》原著基础上分而编成。
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总结当时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首倡对伤寒六经辩证和杂病的八纲辨证原则，奠定了中医辩证论治的基础。他的这一诊治原则和方法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得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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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华佗的故事
曹操曾患有头风痛，经常头痛，请华佗诊治。华佗认为，此病需要长期治疗，否则无法去除病根。但华佗又不愿终日侍候曹操，便借故躲在家中。曹操发病时，屡次派人去请，华佗仍不肯上路。曹操大怒，将华佗抓了起来，并且说：“华佗明明能够治好我的病，却不肯彻底治愈，他是想以我的病抬高自己，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根治疾病的。”于是将华佗杀害。后来曹操最宠爱的小儿子仓舒病重久治不愈而亡，曹操叹息说：“我真后悔不该杀了华佗，如果华佗还在的话，我的爱子也不会死了。”
病历的首创者淳于意
汉代良医辈出，淳于意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淳于意（公元前205年—？），齐国临淄人，因曾做过太仓长，故称他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爱好医学，曾拜元里公乘阳庆为师。受业三年，尽得所传。又读过许多脉书和药论，故技术精湛。又因他们与扁鹊同为齐国人，故有云其所学乃出于扁鹊。公乘阳庆曾说：“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
淳于意为人刚直不阿，因他不愿为某些达官贵人治病而被诬罹罪，于公元前176年被解送长安，幸得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刘恒，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阅后深为惑动，终于赦免了淳于意的死罪。
淳于意治病注重病历记述，凡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名、脉象、病因、治疗、用药、疗效、预后等，皆作详细的记录，这就是当时所称的“诊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所述“诊籍”二十五案，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这是我国最早的病案材料。其体例内容，实为后世病历医案的首创。
淳于意所记述的25个病案中，仅病名就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牡疝、热病气、风瘅、消瘅、遗积瘕、迥风、风蹶、不乳、龋齿、肾痹、蛲瘕、伤脾气、肺伤等20多种，其中主要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他精于脉学，诊断疾病以切脉为主。而推究病原则以酒色为主，治疗以药物为主。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服石风气。认为治病必须要“审诊，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也就是说，要对症下药，合于脉象，并结合患者的情况，切莫随便服用五石散。他常用的方剂有泻下、解热、驱虫、催乳等，如火齐汤（周澹然《辨证指归》释：即三黄汤）、苦参汤、柔汤、莨荡药、消石、芫华等，并开始运用丸药，如半夏丸，这是我国最早使用丸药的记载。此外，他还采用针灸法治病。
淳于意和扁鹊同属齐派医学，故司马迁著《史记》时将扁鹊、仓公列入同传。淳于意之后，齐派医家还有如马长、冯信、杜信、唐安等人。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
脉学与针灸
魏晋时期，脉学取得较大成就，医家王叔和对我国3世纪以前脉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撰成《脉经》，为中医脉学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的针灸学也有显著进步，论述针灸的文献较以前大为增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王叔和与《脉经》
我国的脉诊起源很早，先秦时期已有较丰富的脉学史料。例如《周礼》中有切脉以察脏腑病变的记载，《左传·昭公元年》记述了秦公派遣医和诊治晋侯之疾，医和以色脉互参详论其病的史实。《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说，可见扁鹊在战国秦汉时期被公认为脉学鼻祖。《黄帝内经》收载大量秦汉以前的脉学资料，论述40多种脉象。《难经》最早提出寸口诊脉法，并论述脉学的基本理论，但尚未形成专著。
两汉时期，脉诊已普遍应用于临床，成为中医诊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将脉法成功应用于诊疗实践的名著，把脉、病、证、治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东汉时期医家的丰富脉诊经验。然而，脉学虽不断发展，仍缺乏全面的整理和理论的提高。至魏晋时期，王叔和对脉学进行第一次较系统总结，撰成《脉经》，奠定我国脉学发展的基础。
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人，生活于公元3世纪。早年曾是游方医，据传王叔和医术精湛，曾任太医令。宋代张呆《医说》引张湛《养生方》，言及王叔和“博好经方，尤精诊处；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源”，并记述王氏重视饮食调摄的养生主张。唐代甘伯宗《名医传》称其“性度沉静，通经史卜，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近代有学者认为，王氏任晋太医令之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脉经》书影
王叔和对医学的贡献，一是系统总结脉学，撰著《脉经》；一是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由于《伤寒杂病论》成书后，屡遭战乱兵燹，不久即散佚，是王叔和首先对该书有关伤寒的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和重新编次，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极大地促进了晋唐以后临证医学的发展。王叔和对伤寒部分的整理，是以张仲景所论各种治疗方法的“可”与“不可”条文进行编次排列，如“不可发汗证”“可发汗证”“不可灸证”“可灸证”等，由此开启按治法分类研究《伤寒论》的先河。张仲景的《伤寒论》经王叔和整理编次，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后世医家对其编著《伤寒论》，却褒贬不一。如明清有些医家对王氏多有非议，指责王叔和对张仲景原著“多所改易窜乱”，使后人无法窥其原貌，以致形成“错简”一派。然而赞誉者认为张仲景之伤寒学经王叔和之力而得以保存至今，若无叔和编次之举，张仲景之书恐早已湮没，如元代王安道赞其“功莫大矣”。王氏距张仲景生活年代最近，所编次之书也比较接近张仲景原著内容，伤寒学说没有失传，王叔和功不可没。
王叔和博通经方，精于诊病，在临床中体会到脉诊的重要性，但当时脉象缺乏规范和统一，给诊病带来诸多不便。如《脉经·序》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这说明准确体察脉象尤难，若指下有误，必致贻误病人。可是当时流传的上古脉学文献，多深奥难懂，且零散而不系统，于是王叔和系统整理总结《内经》、《难经》及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医家的有关论述，并结合自己临床经验，著成《脉经》。
《脉经》有10卷98篇，包括脉诊、脉形、脉象与脏腑关系，脉象阴阳分辨以及妇人、小儿脉的辨识等。
《脉经》重点阐述脉学，还论述针灸理论和临证治疗。对经络和辨证取穴的针灸治疗，尤其是脉诊与脏腑经络辨证的结合、针灸和药物并用的治疗方法，都有精辟论述，对针灸临床也有指导意义。《脉经》并涉及相当的伤寒内容，对后世张仲景学说的研究，颇有启迪。
王叔和《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全面总结公元3世纪以前的脉学成就，确立和完善“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在规范脉名、确定各种脉象特点以及寸关尺分部所属脏腑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促进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
2.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针灸学取得了显著成就，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该书对《内经》、《难经》及秦汉时期的针灸进行系统整理与总结，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西晋安定郡朝那（宁夏固原市）人，后随叔父迁居新安（今属河南洛阳市）。谧自幼家境贫困，躬自耕作，但暇必读书，竟废寝忘食，对经史百家颇有研究。性情沉静，勤于著述，一生所著甚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史学著作，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晋书·皇甫谧传》言其“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订《甲乙经》的序言中称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被婉言谢绝。他在《释劝论》中阐述医学的重要性，钦佩历代名医精湛医术，如言“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表示要发奋学医，精研岐黄。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予很多书籍。
皇甫谧平素羸弱，加之长年劳累，常服寒食散，致使精神衰颓。42岁时因罹患风痹证后而潜心钻研医学，“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自此，致力针灸研究。他深感当时针灸书籍“其义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不易学习和流传，故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籍中有关针灸内容为依据，总结秦汉以来针灸之成就，并结合自己临证经验，于魏甘露年间（256—259年），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尚有《寒食散论》1卷，可惜未传后世。
《针灸甲乙经》有12卷，128篇。内容丰富，既叙述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又重点归纳整理经脉腧穴、考订腧穴部位、临证针灸治疗和操作手法。1～6卷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针灸学的基本知识；7～12卷是临床经验总结，包括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和腧穴主治。该书按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内容进行归类编排，层次清晰。
皇甫谧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书所述及的腧穴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如对腧穴的名称、部位、取穴法等逐一考订，重新厘定腧穴位置，并增补新穴位。《甲乙经》整理厘定的腧穴有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经《甲乙经》整理、定位的腧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针灸取穴的标准。
总之，《甲乙经》是《内经》、《难经》之后对针灸学进行的第一次全面总结。它把针灸治疗和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紧密结合起来，对人体腧穴、针灸操作方法和临证治疗等方面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确立了针灸学的理论体系，并为针灸学成为临床独立学科奠定基础。
药物学的丰富与与药物炮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不断丰富，药物品种也日益增多。此时，一批药物学著作相继出现，见于史籍记载的药物学专著已达110种。吴普《吴普本草》和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为这个时期药物学成就的代表，尤其是《本草经集注》，不但增加药物品种，而且确定本草学的科学分类、体例和本草著作的编写模式，对后世中药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吴普本草》是东汉名医华佗的弟子吴普所著，首见于南朝梁阮孝绪（497—536年）《七录》和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序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明确作者的本草学著作。
《吴普本草》约在北宋时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被唐宋时期的医学著作和类书等引载，如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等《初学记》等。其中以宋代李窻等所撰《太平御览》为最多，共引载药物191味。此外，《嘉祐本草》引载药物40味，唐慎微《证类本草》引载药物20味，苏颂《本草图经》引载药物6味。《吴普本草》现有三种辑复本存世，一是清代焦循辑佚的《吴氏本草》，收药168种；一是当代尚志钧辑佚的《吴普本草》，收药202种；一是当代严世芸等主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吴普本草》。
麻黄
《吴普本草》原书6卷，载药441种。该书反映《神农本草经》成书后至汉魏时期民间医家的用药经验，而且保存了早期重要本草学文献，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历经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约400多年，本草学有了进一步发展，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逐步积累，新药品种不断增多。为此南朝梁医家陶弘景对这一时期的药物进行了系统总结，撰成《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在医疗实践中，有感于魏晋以来的本草书“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不能很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决心对本草书勘订整理。他不但认真总结前人药学成果和自己的用药心得，而且注重搜集民间用药经验，于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撰成《本草经集注》。
《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在整理充实《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的基础上，又从《名医别录》中选出365种药物合编而成的一部药物学著作。其中新增的药物用墨笔书写，《本草经》原收载的药物则用朱笔书写。这种方式，有助于后人对古医药文献的研究。《本草经集注》共7卷，收载药物730种。
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收载的365种药物逐一进行整理，纠正传抄中的部分错误，并增加新发现的365种药物，使药物品种增加1倍。陶氏鉴于《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不能准确反映药物性能，于是创立按照药物自然属性的分类法，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7类。陶氏所制的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是药物分类的进步，沿用近千年，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
中药炮制，由来已久。《灵枢·客邪》篇中“半夏秫米汤”的半夏，已注明经过炮制；《伤寒杂病论》对药物炮制要求记载甚详，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尖、牡丹皮去心、大黄用酒浸等。自汉代以来，中药炮制方法不断改进，经验不断积累，至南朝宋时，出现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雷敩的《雷公炮炙论》。
雷敩，南朝宋药学家。其生平事迹，各家文献记载不一，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称“雷公为黄帝臣，姓雷名敩”，北宋苏颂则说是隋人。言雷敩为刘宋时人，大多依据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之说：“《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敩撰，胡治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重定者胡洽原名为胡道洽，后因避讳而改名，系南朝宋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也提出：“《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雷公炮炙论》为南朝宋雷敩所撰。
《雷公炮炙论》在元代前后亡佚，其内容被历代本草著作引用。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收载该书234种药物，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转录254种药物。明代李中梓曾辑录《炮炙论》，但错误缺漏不少。1932年，四川张骥有该书辑本。今人尚志钧《雷公炮炙论》辑校本，搜集资料比较完整，是研究雷氏学术经验的重要参考书。
道儒兼修的葛洪
葛洪（约281—341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先世为吴国世臣，祖玄，吴大鸿胪；父悌，拜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吴平后，入晋为邵陵郡（今湖南邵阳市）太守。其父晚年虽随孙皓降晋，但家世仕吴，对吴土沦亡的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葛洪13岁时死了父亲，此后的生活，比较艰难。16岁便开始广览众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无不暗诵精持。但他读书是从儒家正宗入手，故思想意识丝毫没有与农民共同的地方。20岁左右，他就帮助晋朝去剿灭石冰领导的农民暴动，但“勋业”并没有使他发迹，他不得不转到洛阳去读书。然而北方离乱，迫使他南归。可是这时的江东却已发生了陈敏之变，思归又不能，适遇故人稽含见用为广州刺史，表请从军。然稽含未赴任就被害了，他只得停留在广州。
《抱朴子》书影
大约在20岁左右，葛洪未到广州之前，曾从郑隐学习《九丹》《金银液经》及《黄白中经》等炼丹术。隐是洪的从祖玄（号葛仙公，是左慈的弟子）的学生，炼丹技艺颇为高超，洪悉得其法。到广州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学，见洪深重，以女妻洪（名鲍姑，精灸术），洪传其业。”这是葛洪后期学习研究炼丹术的事。
葛洪停留南土期间，适逢北方大乱，西晋覆亡，豪强们纷纷南渡，拥立司马睿为帝，是为东晋元帝（318年），江南形成偏安局面。葛洪于建武中（317年）得还故乡，旋以旧功被录，封侯食邑，辟为掾属、主簿的佐吏官职，但洪固辞不就。因为当时他已年过50，一心一意想的是以炼丹祈遐寿。他听说交趾（今越南）出丹，便求为勾漏（在今广西省境）令，可以就近取材。得允后，偕子侄同行，途经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在罗浮山度过了他的神仙丹鼎生涯，并进行经验总结。《本传》说：“止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葛洪炼丹的动机，是为求得长生，将来能成仙。《抱朴子》一书就是他儒道合一思想的代表作。该书的篇章，据其自叙说：“凡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以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耍三百一十卷，别为目录。”由此可知，他所撰的有220卷，所抄述的有301卷，合共503卷，可谓洋洋大观。
正如《本传》所说的：“博阅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而有关医学方面的著述，据《隋书》、《新唐书》、《七录》、《辨证论》及《晋书本传》等所著录或引述的有：《玉函煎方》五卷、《神仙服食方》十卷、《序房内秘术》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经》一卷、《服食方》四卷、《肘后备急要方》四卷、《金匮药方》一〇〇卷。现存者仅《抱朴子》和《肘后备急要方》而已。
葛洪的医学著述，除了养生服食方以外，较有价值的要数《金匮玉函方》《肘后备急方》二书。现存仅《肘后备急方》一书，而《金匮玉函方》早已散佚了。《肘后备急方》的原名有《肘后救急方》（《旧唐书·经籍志》）、《肘后救卒方》（《唐书·艺文志》）、《肘后急要方》（《七录》）、《肘后要急方》（《晋书·本传》）等。其中经梁代陶弘景增补，得一百一方的又名《肘后百一方》，至金，杨用道又把唐慎微《证类本草》所载的附方摘录增入，名为《广肘后备急方》，这就是现行本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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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著《金匮玉函方》的动机
葛洪著《金匮玉函方》的动机是：“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辨；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因此，书中方药，不但价贱易得，且疗效显著。此外他还介绍了许多简易的外治法，如针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畜鼻、蒸、熨等，这些方药和外治法，都适合于偏僻农村穷苦百姓的需要。
医学名家与医疗趣闻
1.医学教育的创始者秦承祖
晋以前无医学教育之设，到了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约生于公元5世纪时代）奏置医学，以广教授。秦承祖可谓中国医学教育的创始者。他精于方药，撰有药方、本草、脉经、偃侧针灸术、偃侧人经、明堂图等书（见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作为教学用书。他创办医学教育，对中国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方剂分类的创始者徐之才
徐之才（505—572年），字士茂，南北朝时期北齐丹阳（今江苏镇江）人。父曾为兰陵太守。徐氏家世业医，自其祖先徐熙以下，均以医术著名。徐之才幼年聪敏过人，5岁诵读孝经，8岁略通义旨，13岁召为太学生，号为“神童”，名重江左。他善于医术，治病每多奇效。著有《雷公药对》二卷，以众药君、臣、佐、使，相恶相反，及所主疾病，分类记之，书凡二卷，惜已失传。他把药物效用分为十剂（一说是唐代《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所创的）。十剂的内容是：
生姜
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
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
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
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
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
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
滑可去着：冬葵子、榆自皮之属。
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
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
湿可去枯：自石英、紫石英之属。
这种系统的以药效来分类的方法，颇符合现代方剂学的分类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该法对于临床也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故一直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