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版画

宋元时期的版画，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刻本章法完善，体韵遒劲。同时，也开始出现山水景物图形和其他题材的版画，如科技知识与文艺门类的书籍、图册等也有大量的雕印作品。总之，版画发展到宋元时期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其中最为著名的版画有宋朝《大藏经》中的版画和元朝的《孝经直解》与《事林广记》。

第一节　宋代版画

《大藏经》中的版画

两宋所遗佛教版画，可分为大藏经、单刻佛典插图及独幅雕版佛画。

所谓“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在宋代以前，大藏经都是以手抄形式撰集的。五代十国时的闽国主王审知，就曾用“泥金银万余两”书写成四部《金银字大藏》，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又不能大量生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使印制大藏经成为可能。宋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雕印方法刊造大藏经的王朝。

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三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其时南方割据政权尚未完全平复，即“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在此之后，陆续仍有补雕。据《北山录》及《佛祖历代通载》等书所记，所雕经板逾13万块，总卷数达6600百卷，这就是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其于开宝年间始雕于四川成都，故又称《开宝藏》或《蜀本大藏经》。这部历时十余载始毕其功的佛典旷世奇珍，今日已无全本，就是零星散本，也仅余十余种数十卷。幸好196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访到《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才使人得见《开宝藏》版画之一端。

宋代《大藏经》中的版画

《御制秘藏诠》，宋太宗赵光义撰述。题记称：“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五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大观为宋徽宗年号。另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太宗）至道二年，诏以《御制秘藏诠》二十卷……入《大藏》颁行。”至道二年为公元996年，一部二十卷的撰述，而且是“御制”的，前后雕印了一百余年始毕其功，似乎不大可能，故此本恐非为入藏经而雕印的本子，而是后来的翻刻本。

《御制秘藏诠》插图，纸本墨印，署“邵明印”。四图全为山水画，画面布置稳妥，意境清幽，通过层峦叠嶂，小桥流水，烟云雾气，碧树绿茵等，使宋代高僧的生活，跃然纸上。尽管看上去刀法略显滞重，构图亦稍显呆板，仍不失为上乘之作。这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山水版画作品的首开先河之本。

《开宝藏》雕成后，即流布于海内外。据《佛祖统记》等书载：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东女真国、西夏以及龟兹，先后来朝乞赐大藏经，诏许之；另据《宋会要》、《宋史》、《大越史纪全书》所记，日本、朝鲜、越南亦先后来朝请大藏经，皆如愿返国。我国的佛教版画艺术，得以借此宏传，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佛教版画雕印，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民间、寺院，亦有大藏经刊行。宋杨亿《武夷新集》卷六载宋太宗至道初年浙江婺州（今金华）开元寺刊大藏经板。此藏今不传，难尽其详。另据史载，宋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于宋神宗至徽宗时刊《崇宁万寿大藏》，亦称《福州藏》；福州开元寺南宋绍兴年间刊《毗卢大藏》，现仅存散本，是否附有版画，不得而知。而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安吉州（今浙江吴兴）思溪圆觉院刊《思圆觉大藏》，则刊有精美的扉页画。此经硕果仅存的一部原藏日本，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时购回，藏北京松坡图书馆，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外，论者常提到的宋淳熙二年（1175年）安吉州资福寺刊《资福大藏》，言亦有版画。此藏雕印源流史载不详，据考与圆觉院所刊实同出一幅版片，视其为两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是以讹传讹了。

单刻佛典中的版画

宋代佛教版画遗存，以附于单刻佛典中的扉画、插图为最多。这类作品版式灵活，镌刻精良，构图繁复而有变化，代表了宋刊佛教版画的最高成就。

在宋代单刻佛典中，《妙法莲华经》是版本最多的一种。该经为后秦释鸠摩罗什译。经名“妙法”意指所说教法微妙无尚；“莲华”，则比喻经典的纯粹华美。全经共二十八品，述说佛在耆奢阁崛山与舍利弗、须菩提、摩诃迦叶等尊者说法事，是大乘教义的集大成之作，故流传较盛，且不少传本都附有“无尚”、“华美”的版刻图画。

《妙法莲华经》附刻的版画，就其表现的内容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绘刻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情景，这也是佛教版刻插图中最为常见的内容；二是所谓“变相图”，意即描写佛经故事的图画，亦称“经变图”。《妙法莲华经》变相，是佛经“净土变相”中的一种，绘写西方净土世界繁荣、安乐、祥和；佛国世界诸佛、菩萨、罗汉、飞天、伎乐等欢快愉悦的场面，亦常被取入画图，以宣传佛教“来生净土”的教义。这类版画，又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全经诸品的；另一种仅描述经中一品。后者如宋至清代最常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版画，就是一例。

据观察，较著名的宋刊《妙法莲华经》插图本，有如下数种：

（1）北宋建安本，署“建安范生刊”，卷首图五面连式，绘镌俱精，如第一相所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右半部绘释迦如来说法图，左上部绘观世音菩萨现身南海上，下绘观音救难故事，并通过流动的云霞，炽盛的佛光，繁缛的纹饰，再现出佛、菩萨普度众生的真实画面，在建安版画中，很少能看到如此精致的作品，而范生其人，也成为北宋建安书业很少能留下姓名的木刻艺术家。

（2）终南山释道宣述、撰序本，引首绘《灵山说法图》，中央宝幢下释迦牟尼端坐讲法，诸天神、菩萨汇聚于宝幢两旁。图画下部立日宫天子、月宫天子、纪王、帝释等众，人物繁而不乱，井然有序，很好地烘托出了佛至高无尚、唯我独尊的地位。人物上部，皆在方框内书写名号，以标明其身份，这也是宋代版画最常见的手法。

《妙法莲华经》附刻的版画

（3）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南宋淳祜年间刊《小字妙法莲华经》，右半部绘释迦树下诞生，九龙灌顶，坐菩提树下悟道，以及佛、道两教斗争中衍生的“李出于释宫”等故事；中央绘释迦在灵山说法；左上部绘其传法宏道事迹较著者，左下角绘佛涅槃情景，从而形成一幅大型的佛教故事组画，在区区尺幅之内，再现出佛传故事波澜起伏的画卷，是宋刊佛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

（4）北宋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图下文式，绘刻虽略显粗糙，但因每页一图，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这样的本子，想来应该是很受信众欢迎的。在佛教版画中，通过图画的形式逐段诠释经文，历代皆有绘镌，此经则是现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连环画式佛经读本。

（5）1968年，山东莘县宋塔内一次出土《妙法莲华经》五部，皆印于白罗纹麻纸上，刊刻时间最早者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最晚者为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皆冠有扉画，是近世宋刊佛画的一次大发现。

其他如南宋淳祐（1241-1252年）刊《大字妙法莲华经》及南宋庆元（1195-1200年）间刊刻的几种本子，也绘刻有风格各异的扉页画。另据诸家文献所记，日本西原寺藏《妙法莲华经》第七卷，卷末有“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经铺”刊记，扉画由名工沈敦镌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南宋刻《妙法莲华经》残卷，经折装七页，有《灵鹫赴会》版画，人物众多，画面繁缛，署“四明陈高刀”。无论绘镌，都是一幅很出色的作品。

《妙法莲华经》外，宋刊其他佛教经典也有不少插图本传世，较重要的有：

（1）1980年12月，从江苏省江阴县北宋“故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中，出土了刻本佛经三种，皆附版画：

《金光明经》一部四卷，卷轴装，卷尾镌“大宋端拱元年（988年）戊子二月”雕印，每卷引首刻经变图一幅，每幅皆由三至六组佛教故事组成，无论神、佛还是动物、花草等形象，绘刻生动，外加水波纹或八宝图案等组成的装饰性边框，益显华美。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卷轴装，引首绘佛会图，中坐如来，左右八金刚众及诸天菩萨，下绘或跪或立的比丘众，双边框内以法器图案装饰，卷尾有墨笔行书“孙氏女弟子绘”。

《佛说观世音经》一卷，梵夹装，单线边框，上下右三边饰环形花边，刊署“将仕郎江阴军助教葛诱雕版印施”。引首画绘观世音菩萨坐须弥山中，左手托净瓶，右手拈莲花，卷首署“大中祥符六年癸丑岁”，知雕印于公元1013年。

三经所冠扉画皆精美，尤以《金光明经》引首版画用线流畅，纤细如丝缕，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

（2）上海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引首图十幅，尾有“行在棚南前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志心刊印”刊记，为书坊刻印的连环画式佛教版画；

（3）《天竺灵签》不分卷，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刊本，上图下文式，从内容上看，涉及佛、道二教，用线粗简，绘镌皆草草，在宋代坊刻佛画中，属潦草之作；

《金光明经》版画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是一部宋刊佛教版画中非常重要的作品。此本卷端题“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印造。”贾官人经书铺是临安颇负盛名的一家书坊，另刻有《妙法莲华经》扉页画，刊署“凌璋刁”，刁即为雕，绘刻亦精美。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的版式为上图下文，图置版面上方。绘写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指引下，依次参礼五十三位善知识，修菩萨道法门的故事。图版内容上下连接，循序渐进，是一部诗画合璧的佛教版刻连环画，也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型佛教版画组画。

宋刊《慈悲道场忏法》，亦为上图下文式佛教版画。此本于1931年由释范成在西安开元寺佛龛后面的尘土堆中发现，版面上部刻佛像，下印文字，周围皆云纹花饰，形式与敦煌所出捺印本《千佛名经》相似。

另据《赖山阳先生题跋》卷下《跋宋板阿弥陀经》，提到此经“图亦不滥恶，云、物、鸟、兽色色皆有意趣。佛面目雄壮无雌气，款乌镇莫俊图、弟伦刊，盖兄画弟刊也。”莫俊兄弟，当也是宋代很少留下姓名的佛教版画家和刻工了。

以上所列，仅是传世宋刊佛画的一部分。鉴于宋刊本遗存不多，且散在海内外各大收藏机构，实难全面披阅，相信除上述外，还会有许多宋刊佛画精品未能提及。但仅据上列，亦可看出宋代佛教版画的辉煌成就。自隋唐发端的雕版佛画，至两宋时已经进入了它艺术上的成熟期，并在两宋版画艺苑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宋代其他题材版画

宋代版画艺苑兴盛、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版画题材的多样化，举凡儒家经典、传记、医学、匠作、画谱、图录、农业、方志等类书，都有插图本行世。如果说唐、五代版画，从文献记载看，应不仅限于佛教题材一种的话，那么，宋代字体是第一个有佛教之外题材版画可证实的时代。

1.儒家经典版画

在宋刊佛教题材之外的版画中，以儒家经典插图本最为丰富。为儒经配置版画，在写本书时代就已颇为流行。前已述及，《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徒人图法》二卷，是现今所知的，与儒家有关的最早手绘插图本。另《隋书·经籍志·礼类》著录《周官礼图》十四卷，另注云梁有《郊祀图》二卷；《三礼图》九卷；《论语类》著录郭璞《尔雅图》十卷，注云梁有《尔雅图赞》三卷等都是。宋刊儒经插图本广行于世，和宋朝廷尊儒，儒家经典刊刻较多不无关系，也是对写本书时期传统的一个继承。

宋刊儒学经典版画，目的虽多为考证名物，却不乏图版众多，镌刻精良的佳作。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镇江府学刊《新定三礼图集注》，以图的形式形象地再现礼器服饰制度，就是一部精雕细琢之作。宋刊《六经图》，宋杨甲撰，今已不传，明万历时新安吴继仕熙春楼摹刻宋版，分《大易象数钩沉图》、《尚书轨迹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六部分，《周礼图》中有服制、车制、兵器及舞姿诸图，绘刻皆精细，并显现出凝重恢弘的风格。《周小戎图》、《墨车图》等，也都是线刻劲整，细腻生动的佳作。宋刻《尔雅》更堪称是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式图画资料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这部插图本以图释义，全书共有插图六七百幅，如《释草》有图192幅，《释鱼》64幅，《释鸟》68幅，可谓洋洋大观。有些图为了把器物用途解释明白，配有较繁复的画面，如《释天》一节，为解释“春为苍天”，绘出百花齐放，群蝶飞舞的场面，使春的含义直观化。虽然书中对名物的图释，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衡量，的确有不够确切，抑或有很幼稚可笑之处，不必为此苛求古人，当属不言而喻。可惜的是，这个本子的宋刻已很难见到。幸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曾宾谷得宋刻原版，请秣陵陶士立临写，钱塘姚之麟摹绘，才使之不至湮没，另元代亦有影宋钞本传世，可见这个本子，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郭璞《尔雅图》插图

在传世的宋刊版画中，福建建阳刻本较多。建阳、建安，宋时皆属建宁府，是宋代著名的书业中心。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称，“自唐末五季以来始为印书，极于近世，而闽、浙、庸蜀之锓梓遍天下”。宋刘克庄亦云：“建阳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铺。”所言两坊，指麻沙、崇化，在建阳县西70里处，为建宁书业最盛之地，有“图书之府”的美誉。方回《瀛奎律髓》则举例说：“咸淳三年（1267年），麻沙府刻历书，价仅五文，并有绣像”，以至“吴越诸地亦有人托购者”，可见建版书畅销的程度，也说明建宁坊肆对书籍插图的重视。书坊刻书，志在牟利，增刻绣像，是在市场竞争中招徕读者的手段。

建阳刊刻的儒家经典和诸子文集，如《周礼》、《礼记》、《论语》、《扬子法言》、《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等，动辄以“纂图互注”为号召，可见对图的重视。其中不少图是表格式的经传图，与版画无关，但也不乏画面繁复的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纂图互注毛诗》二十卷，汉郑玄笺，宋麻沙书坊刊本，卷首冠“毛诗举要图”，其中如“周元戎图”、“秦小戎图”等，绘驷驾战车作奔驰状，戎装武士持矛立于车上，绘镌虽粗简却很有气势。

《乐书》二百卷，《目录》二十卷，宋陈旸撰。观其图画风格，似亦出自闽建所刊。陈旸字祥道，书约成于宋徽宗建中元年（1101年）。此本摘录经传中有关音乐的文字，论述律吕、五声以及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等，对各种乐器皆列图以说明之，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刊本，元福州刊有影宋本。陈旸所撰《礼书》亦有宋刊本，以文字为段落，逐段插图，以收文图互为参照的效果，这个本子，元代亦予翻雕。南宋光宗绍熙前后福建建阳坊刻本《尚书图》，有图77幅。

《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礼书举要图》一卷，北宋麻沙刊本，收冠冕、服饰、礼器诸图，都是较著名的宋建阳刊儒家经籍插图本。

2.文学传记、故事书版画

《帝鉴图说》之主明臣直

文学传记、故事类图籍版画，是宋刊版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帝王很重视利用此类版画图释古圣明君治国为君之道，以垂训子孙，使其礼法先贤，而成圣德。据《图画见闻志》卷六载：“景祐初元（1034年），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摹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另据王明清所撰《挥尘后录》卷一《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镂版禁中》条亦载：“仁宗即位方10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述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版于禁中。元丰末，哲宗9岁登基，或有以其事肩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版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赐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以版画形式，利用其直观的优点，训诫子孙凛遵祖德，是宋王朝的一大发明。《图画见闻志》卷四载：“高克明，京师人，仁宗朝为翰林待诏……尤长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之飘逸之妙。”高克明之画技，此本之精丽绵密，是可以想见的。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三朝训鉴图》十卷，书成于皇祐元年（1049年），即为此书。此本也是此类题材版画首开先河之本，后世所刊《帝鉴图说》、《养正图解》、《圣谕像解》等，皆为其流裔。可惜的是，这部宋刊版画的浩繁巨制，今已无传。

3.工技、农艺、医药等类书版画

宋刊工技、农艺、医药等应用科学书籍，有不少图文并茂的本子。虽然其大多是图解性质的，但也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充分说明到了宋代，版刻图画在题材上的扩大和延伸。

《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学名著，北宋李诫撰。李诫（？—1110年）字明仲，曾任将作监，主管营造事务16年，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奉敕撰此书，元符三年（1100年）书成，崇宁二年（1103年）梓行，全书三十六卷，三百五十七篇，包括总例、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小木作制度、雕木作制度、彩画作制度、刷饰制度图样等，纹样绘镌繁复精致，成为研究古代建筑图样的最重要的资料结集。此书的宋刻本见于明《内阁书目》著录，但明以后很少有人见过崇宁本。1925年，陶湘在故宫文献馆发现一叶半残页，遂仿其版式字体，石印彩图；1949年，发现内阁大库本两册；1956年发现平江府官版宋刻元修本，署名刻工有金荣、蒋宗、贾裕、蒋荣祖、马良臣等。两个本子，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代·御制秘藏诠山水图

中国古代重农，农家生活是艺术所要表现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南宋，则出现了楼璹所绘的描写农村生产、生活场景的《耕织图》。楼璹，字寿玉，浙江奉化人，又字国器，累官至朝议大夫。南宋初年，兵戈扰攘之余，百废待兴，而民以食为天，兵无粮不强，足食足兵为中兴先务，时楼璹在於潜（今杭州钱塘属地）县令任上，为激励农耕，他“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一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旬。农桑之务，曲尽情形，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既然说是“究访始末”，可知这部耕织图是楼璹深入农家，根据实地踏访所见的耕、织情况绘写的。史载其在於潜县令任上三年，而能成此图，诚为有心人也。图成之后，“未几，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石屏间”。楼璹的耕织图，是受到朝廷的认可与赞扬的。

清焦秉贞绘《耕织图》

楼璹有生之时，所绘耕织图并未见梓行，直至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才由其孙楼洪镂版，以传诸久远。此本后世屡被摹刻，是中国古代版刻《耕织图诗》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宋刊本已佚，传世有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程綮摹本，明天顺年间翻刻本，日本延定四年（1646年）狩野永纳翻刻明天顺本。其风格简约朴素，却不失天然率真的气韵。这个本子对后世影响很大，清焦秉贞绘《耕织图》，即据之以为蓝本，而糅以西洋画法绘成。

中医药物学著作，最重名实，宋代梓行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就是一部带有图释的药物学专著。此书为北宋唐慎微（1056-1093年）编辑，所收药物皆图其形，为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前本草学的范本。图绘虽简约，但用线如铁划银钩，劲挺有力，版刻图画的韵味极浓。此书在宋代就已屡经补刻，数易其名，初刻原刊于元丰五年（1082年），另有淳熙十二年（1185年）江西漕司刊本，仅存残帙，兹后再刻于南隆，嘉定四年知濠州府刘甲据南隆本翻刻，此本有传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观二年（1108年）艾晟等重刊本改名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政和六年（1116年）曹孝忠校订改称《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其名虽异，图画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宋代刊印的医学书很多，诚如郑振铎先生所指出的，如《圣济总录》、《增广太平惠民和济局方》，都是宏伟广博的医学著作，也是需要大量插图的。《圣济总录》为宋徽宗撰，清修《四库全书》时已无完本，传世有元大德年间刊重校本，图版还是颇为丰富的。这些插图，都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宝库中的瑰宝。

4.画谱、图谱版画

在宋朝这个重视艺术，雕版印刷术又空前发达的时代里，木版画谱也应运而生，成为宋代版画艺苑中最耀眼的奇葩。《梅花喜神谱》就是这样一部脍炙人口的杰作，也是遗存至今最早的版画画谱。

《梅花喜神谱》，不分卷，宋代画家宋伯仁编绘。宋伯仁，广平（一作湖州）人，字器之，号雪岩，为盐运司属官。工诗文，有《西腔集》传世。他在此谱的前序中说：“余有梅癖，辟圃以栽，筑亭以对……余于花放之时，满吁清霜，满肩寒月，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嗅蕊吹英，捋香嚼粉，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余于是与其自甲而芳，由荣而悴，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久而删其具体而微者，止留一百品，各其所肖，并题以古律，以梅花谱之……”可见这是作者沉溺于花中，通过对梅花荣枯的细心观察与体验，并加以匠意剪裁而成的呕心沥血的写实之作。书分上下二卷，卷上包括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大开十四枝；卷下计烂漫二十八枝，欲谢十六枝，就实六枝等共一百个花品，画面简练而豪放，寥寥数笔，无论老干疏枝，嫩蕊奇葩，皆得其神，刀刻刚健明快，正与原作相得益彰。从镌刻本书的目的看，一方面当然是为初学画梅者提供研读临摹的范本，另一方面序言中也提到欲“供博雅君子鉴赏悦情”，从纯艺术的角度，肯定了版画作为文人雅士案头清赏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第一部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作。

宋人好古，金石之学勃兴，清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就说：“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在这种情况下，考查、研究古器物的书多有绣梓。据翟耆年《籀史》所记，仅金石书籍一类就达34种之多，可惜的是流传下来的很少。今人所能见到的有图本，仅有《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等数种。

宋吕大临《考古图》图本

《考古图》十卷，宋吕大临（约1040-1092年）撰。大临字与叔，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金石学家。本书著录内府及私家所藏古器238件，分类编排；《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宋徽宗敕撰，成书于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后，著录宋宣和殿藏古铜器113件，分为二十类。两书皆摹刻所收器物图像与铭文，《宣和博古图》并附考说，对聂崇义《三礼图》之失，多有辩证，图版绘刻，皆精细工整，表现出极高的镌刻技巧，并首开了古器物图谱类版画的先河。这两部书的宋刻本，亦已残佚。《考古图》有元大德三年（1299年）荼陵陈氏翻刻本，明万历年间程士庄泊如斋本，清亦政堂本等，但因所据底本几经缺损，未称精善。清钱曾据宋本影抄，后来原刊；《宣和博古图》有元杭州路至大间（1308-1311年）本，明章斐然校订本、泊如斋本、吴万化宝古堂本等，镌刻皆精到。再有如现藏台湾的《庸斋考工记解》，也属于器物图谱类版画集，可以想见在宋代，此类的插图本是不少的。

宋代·《梅花喜神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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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

藏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据传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曾派遣端美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写目录，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倾、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多数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第二节　辽、金与西夏时期的版画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10世纪上半叶至12世纪初，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的辽（契丹）、金、西夏先后兴起。金一度统治了中国北部，与南宋形成了对峙局面。

辽、金、西夏的兴起，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有了发展，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辽、金、西夏的绘画，是我国兄弟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而今发现辽、金、西夏的版画，当是中国版画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辽的版画

契丹族为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曾输入大量的宋刻书。除了自己刻印之外，一部据宋藏翻刻的《契丹藏》，即被认为“严整而有法度之善本”。

1.《契丹藏》

《契丹藏》书样

《契丹藏》是辽代在燕京（今北京）所刻，故又称“辽藏”。它据宋开宝藏翻刻，故全部汉文。据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刊刻的标年，该藏起自统和八年（990年），下至乾统元年（1101年），历时百余年。该藏多有插图，诸如《妙法莲华经》、《阿弥陀无量寿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卷首都有精致的雕版画。《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的卷首画，刻弥勒说法等，皆标有刻工姓名，这些刻工为穆成宁、李存让、赵守俊和樊遵。又如《妙法莲华经》卷首雕版画的刻工为樊绍筠，我们还从其他一些经变图的雕刻中了解到刻工赵守俊的“长男、次弟”均善雕版。

2.套色漏印版画“南无释迦牟尼佛”

套色漏印的版画，发现于我国11世纪的遗作中。我国的彩色套印，过去认为元代的《金刚经》为最早，这一发现，便使彩色套印的时间提前了300多年。比之欧洲彩色（填色）印本，约早400多年。

辽代·南无释迦佛像

套色漏印“南无释迦牟尼佛”版画，1974年发现于山西省应县佛宫寺的木构佛塔。前述的十二卷《契丹藏》等一批珍贵文物，也于此塔中发现。现藏山西雁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这幅套色漏印释迦版画，高65.8厘米，横62厘米，绢本，同时发现者尚有二幅，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此以唐代印染织物的“夹缬法”来制作。印像时，绢素对折，用镂孔雕版夹紧。镂孔之处，可以染色，而雕版夹紧处则不染色，先后以红蓝两色作两次套成。画面的黄色用刷染。佛像脸部眉眼口鼻及衣领等处，以笔线作适当勾描。所以这幅彩色套印是与用笔勾描相结合的。后来民间的木刻套印与用笔勾描相结合的表现方法与之很相似。

除“南无释迦牟尼佛”之外，于应县佛宫寺同一木塔内，还发现“炽盛光九曜图”与“药师琉璃光说法图”两件作品。

“炽盛光九曜图”，绘制炽盛光佛端坐于莲花宝座，两手作合托法轮状。该图高120厘米，宽45厘米，是我国明代以前最大的立幅木刻佛画。

金的版画

金灭北宋，一度统一北方，金又十分注重吸取汉族文化，所以对宋刻图版及雕版工人都较重视。据说“金统治地区的十九路中，九路有刻书地点可考。其中以中都（今北京）、南京（今开封）、平阳（今临汾）为最盛”。

1.赵城藏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得知《赵城藏》名贵，欲劫此藏，幸由八路军奋战，得以抢救。今由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4300余卷。

《赵城藏》因原藏山西赵城县的广胜寺，故有此名，一般称《金藏》，是一位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向晋南民众募刻成书的。

《赵城藏》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在解州天宁寺开雕，至大宝十三年（1173年），历时25年才完成。扉画“释迦佛说法图”，绘刻释迦牟尼佛，形象特别突出，手势自然。所刻弟子与一长老，表情不一。左旁刊有“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

此外，在平阳（山西临汾）的宗教雕版中，还有一部《玄都宝藏》，是由一位施主宋德方倡议所刻的道藏，亦有图，皆平阳系刻工的代表作。

2.《四美图》

《四美图》于1909年由俄国的柯基洛夫在我国甘肃西夏黑水城遗址（在今之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这是一幅独幅画，被运往俄国，现藏于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

《四美图》

《四美图》绘刻汉、晋时期的“四大美人”。在画上，分别被题为王昭君、班姬、赵飞燕和绿珠。背景为庭园。美人皆唐人装饰，且脸型丰满，具北宋画风。

《四美图》标有“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故今人以美人图称之。画中又标有“平阳姬家雕印”。

与《四美图》同时发现的还有《武将图》，刻三国关羽像，标有“义勇武安王位”，为“平阳府徐家印”，绘刻关羽坐于松林间，高竖“关”字大旗，可惜此画在发现时画面即残损模糊。

这两幅画，可以单独张挂，无疑是民间年画的前身，何况这些版画作品，都由金代平阳民间作坊所雕印。

西夏的版画

西夏为羌人中的党项族，北宋时与中原通好，改姓赵。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国号“大夏”，从此渐强，成为北宋在西北的劲敌。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亡。

西夏主元昊，除通晓军事外，还是一位有才艺的文人，懂“蕃汉”文字，据说也能作画。

西夏信佛，除建寺颇多，故有不少佛教版画之作遗留至今。敦煌的莫高窟，安西的榆林窟，以及酒泉的万佛洞等处，都还保存着西夏时期的壁画。黑水城遗址，在今之内蒙古额济纳旗，为西夏元昊所建的城池。版画《四美图》，即发现于此处。

在黑水城发现的雕版画，完整的很少，残片比比皆是，过去斯坦因就“获得”不少，如：

（1）佛坐像版画。这方雕版残片上刻佛坐像34尊，仅有圆光。前列有三人，一执蛇，一持剑，一抱琵琶。第二列，一人头上以四马为饰，更后作祥云缭绕，天花飞扬。像中有剃度作比丘装者，有的头上有高髻，但无装饰。画中并书刻西夏文字。

（2）菩萨像。图上有刻佛，更有菩萨一列，底座下作菊花图案，颇具西夏作风。头像有作八字须髭，头饰锐耸，有耳坠。又一像似带狮子假面，而衣饰则似菩萨。作品虽粗率，但有拙朴美。这些作品，足证西夏人信佛也兴佛，除建筑寺院塔幢外，还绘刻印刷大量的佛教宣传品。而其所作，多少也受吐蕃画风的影响。

西夏的版画

西夏木刻版画，除大部的佛经外，零星绘画不少。有些“发愿文”，为了宣传效果，也配以木刻画。至于经卷，配上刻画，更无待言。

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贺兰县文化局派专人对贺兰县拜寺沟的西夏遗址作了深入的调查，在一座方塔的废墟中，清理出一批残存的画迹。

出土的文物，有佛经、文书，出土的西夏佛画有五种，可惜皆残。内有两种为雕版佛画，一种为画，另外两种是用朱红捺印的佛画，非常别致。

至于捺印的佛画，有大张的，也有小张的，较完好的大张捺印有五张。佛像居中，其间尚有墨书的西夏文字，是西夏版画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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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佛教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建国前后六次向宋求赎佛经，宋朝赐以《大藏经》。夏景宗在立国后，便开始用西夏文翻译佛经。五十多年内译出大小乘佛经820部，3579卷，满足人民对佛教的需求。除此之外，夏景宗等历代夏帝与太后也兴建许多佛教寺庙高台寺，概括地分为兴庆府—贺兰山中心、甘州—凉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中心。例如有名的承天寺是夏毅宗母后没藏太后要求而兴建，1093年又重修凉州感通塔及寺庙，隔年立“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夏崇宗时期在甘州建筑卧佛寺。西夏朝廷大力提倡佛教，提高僧人地位，使僧人不用纳税与负担杂役；犯罪也可减免罪刑；寺院环境也受朝廷保护。西夏后期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趋势日益增大，1159年吐蕃迦玛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夏仁宗派使入藏迎奉。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经文到西夏兴庆府，被夏仁宗尊为上师，并参与翻译经文。西夏比元朝还要早设立帝师，提高藏传佛教的地位。除帝师外，还有国师以及其它有高级职称的僧人，在推动西夏佛教发展方面起着核心和中坚的作用。

第三节　元代的书籍插图与宗教版画

蒙古于13世纪初兴起于塞北，由成吉思汗领导，统一了蒙古族。至公元1279年，忽必烈统一了全国，统治时间将近一个世纪。在美术史上，元代的绘画还是较为发达的，突出的是文人画。而雕版画，则在宋、金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代的南方，刻书业当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宁最为发达，当时如《文献通考》，宋、辽、金三部史书，西夏文的《大藏经》等，都在杭州刻印。这时期还出现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图书。

《孝经直解》插图

《孝经图直解》插图

元代对经书、子书如《周礼》、《礼记》、《乐书》、《论语》、《孝经》、《荀子》、《道德经》、《南华经》等，或以宋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当时相当可观。有一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为上图下文式插图本。有的刊本已流传日本。其末题有“时至大改元孟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这题记非常重要：（1）说明该书刊于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2）说明刻书主人为维吾尔族人贯云石；（3）说明该书刊于湖广的永州。《孝经直解》十八章十五合页，插图也是十五幅，内容全部讲解行孝之事，说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插图绘工精致，线条却有拙味，图意与文相合，虽然是元刻，但绘刻的全是汉人服饰。

《事林广记》插图

《事林广记》刊于至元六年（1340年）。共十集，陈元靓撰，为福建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原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所谓“事林”，即记民间生活诸事，涉及农事、花木、文籍、武艺、医药、文艺、音乐、茶果、饮馔、牧养、地舆、胜迹、算法等等，内容丰富，很像现在的日用百科全书，其插图很像现在的日用百科画卷。其中的《耕获图》，写农夫耕种，妇女携孩儿送茶水。又如《武艺图》，绘刻卖艺者的精彩表演。还有一幅“双陆图”，画两官人正举双陆之戏，旁有侍者二人，画中堂后有一黑犬翘尾出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这只翘尾小狗，颇有版画的木味，这与该书另一《蚕歌图》中的一只小黑狗相映成趣。

这部《事林广记》，从其内容及其性质而言，当为明万历金陵氏万卷楼所刻《万宝全书》的先声。

《饮膳正要》插图

元刻《饮膳正要》三卷，为太医官忽思慧撰写，既论饮食的色、味，更重于论饮膳对人体的营养价值与医药作用。其中插图很像《尔雅音图》，富有艺术趣味，如所刻“荔枝”、“龙眼”诸图，足为一般初学画者的参考与临写。油画家颜文梁曾说，他曾“获得此本，内画甚佳，我把它作为临本，很多得益”。这些插图，绘刻可能出于一人之手，看起来比较谐调自然，二十八图“阿八儿忽鱼”，便是一幅相当精美的作品。

这里还需要提的《梓人遗制》，据说原刊本已无存。该书为元初木工出身的薛景石所著，是一部织机制作的工具书。内中绘图，无非用作图解说明，为明《永乐大典》收录。

此外，元刻有《木人腧穴针灸图》，据说仿宋刻，置于一部医书之首，浙江图书馆有藏本，十分残破。过去张宗祥馆长认为“只能将残页重裱，否则不堪设想”。图页残破尤甚，细细察看，绘刻皆精工。

总之，元刻书籍插图，除戏曲、小说外，其他都用以图解。但在这些作品中，个别制作颇具木艺之趣。木刻家李桦于20世纪40年代末，一度有编写版画史的设想，曾指着几部元刻本插图说：“对元代版画的整理，如果有木味木趣的要求，可以沙里淘金，尽管少量，金还是有的。”事实确是如此。

佛教与道教版画

版画用于佛教宣传，在唐代是很突出的，这是因为版画用于其他方面比较少。到了宋、元，尤其到了元代，不是由于版画用于佛、道的方面减少，而是版画本身被用于其他方面的用途逐渐多起来，因此相对来说，道释版画似乎显得不如唐、五代兴旺。

其实元代佛教依然兴盛。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所刻的《普宁藏》（杭州雕版）、《河西字大藏》及《梁皇宝忏》等，都相当工整。而在雕印技术上还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如至元六年（1340年）所刻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无论从雕版印刷术来说，或就版画的要求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杭州雕版的《普宁藏》，具体来说，刻于杭州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又有元版大藏经及京城弘法寺的《弘法藏》，前者民间版，后者官版，两藏刻工均精到，绘者按传统式样，勾线造型都极认真。1984年《文物》12期载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这部藏经中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四分律藏》、《大宝积经》、《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观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花念诵法》及《佛说法集经》等都有扉画，而且每张扉画六个半页雕为一版，虽然雕画同用一个底本，但刻工各有不同，而且有刻工的题名。这些刻工的姓名是“临江周仁可”、“吉人彭斯立”，又彭斯立之弟“彭斯高”、“古杭于寿刀”、“陈宁”等。

带精刻扉画的经卷，还有《妙法莲华经》，今为北京图书馆收藏，卷后有“至顺二年嘉兴路嘉兴县顾逢祥，海盐徐振祖等舍资刻经”的题记。在嘉兴路顾逢祥出资刻印的《妙法莲华经》中，内局部有一图，描绘画工正持画架作画，这个“画中画”，正是民间画工当时作画情景的真实写照，很值得现在的画家一看。

元刻《普宁藏》版画

《金刚经注卷首图》，这幅画刻于湖北江陵资福寺，图上右方题有“无闻老和尚注经处产灵芝”，又从末题得知，该画作于“至元六年岁在庚辰”，即公元1340年。图由朱墨两色成之，灵芝用朱色，余用黑色。这是继辽代漏印套色版画“南无释迦牟尼佛”之后最早的朱墨两色版画。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它比欧洲第一本带色的雕版书《梅因兹圣诗篇》早117年。

元代·西夏译经图

至于道教的刻本，有宋德方倡刻的平阳刊本道藏，早被元统治者下令销毁。现存的元刻道教版画，有大德九年（1305年）耶律楚材等编的《玄风庆会图》，人物多，场景大，是道家竭力歌颂先祖德行的大版图书。如《分瑞栖霞》一图。全图以传统山水树石来衬托屋中人物，其最大的表现特点，即在于满幅茂密而不觉其塞实，看来原非画工的手笔，而山石的点皴，可能是刻工的发挥。原件今藏日本。

还有一件刻于元至正间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在这些画幅中，集儒、释、道三教的人物于一图。图中画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三尊，又画各教信徒列于周围。从艺术来要求，可取无多。作为建安版画，在元代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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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周礼》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著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故本名《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才将《周官》列入书目，但缺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记》补足。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居摄时所制订的典章制度。自郑玄作注后，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宋代列入《十三经》，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典，其中关于经济生活的规定，主要在地官，其次是天官。冬官《考工记》专记手工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