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方志和地方志

方志著作是为了解一个特定地区的各方面情况而编写的，它的特点之一是地区性很强。其中关于自然地理情况的描述记载，就是一地一域的区域自然地理知识，例如地理位置、疆域范围、大小山川的分布、河流湖泊的水文情况、寒暑物候的变化、动植物的种类分布、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等。

第一节　方志和地方志的发展概况

方志编撰的发展及方志学的创立

自元以后，方志的编撰，一般由地方官主持。先令各地修呈地方志，然后据以修全国总志。以省为单位的常称“通志”。府、州、县则称府志、州志、县志。这种方式，为明、清所承袭。体例门类也因袭相承，大多一致。到了清朝，方志学也建立了。

1.方志编撰的发展

明朝很重视方志的编撰，倡“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明太祖曾命魏俊等修《大明志书》。成祖时曾“诏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景帝景泰七年（1456年），陈循等修《寰宇通志》（119卷）。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奉诏撰成《大明一统志》（90卷）。体例因袭《大元一统志》，有全国图及分区图，末篇的“外夷”部分，增加了郑和下西洋新发现的地区。唯书中引用古代事例，错误颇多。

清朝更是重视方志的编撰，视为“昭同轨、同文、同伦之盛”。全国性总地志有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修的《大清一统志》（又称《嘉庆重修一统志》），体例门类与明《一统志》无大变化，图、表、志兼具，内容丰富，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总志。

至于地方性方志的编修，清朝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顺治年间，河南巡抚贾汉复修成的《河南通志》，体例为天下式。

《河南通志》（50卷）列30门：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烈女、流寓、隐逸、仙释、方伎、艺文、杂辨是。这30门中，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接近一半，比重较过去所修的方志为大。康熙年间，“诏直省各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集通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诏限各省通志三月完成。雍正年间，令各省、府、州、县，每六十年修志一次。乾、嘉间各地还成立了修志局。不仅全国府、州、县有志，乡、镇也有志。

古方志图

据统计，现存古方志（自1068-1933年）共有7413种，109143卷。其中，80%左右，是清朝编修的。

尽管历代方志几乎全是文史的内容多于地理内容，但从地理内容上来说，却保存了全国各地区的珍贵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各方面的资料。大致区分，有如下数方面：

（1）历史地理：图、建置沿革、疆域、封建。

（2）自然地理：星野、山川、江湖、地震、气候。

（3）人口地理：户口。

（4）经济地理：物产、农业、手工业、田赋、贡赋。

（5）水利建设：河防、水利。

（6）旅游地理：古迹、陵墓、碑刻。

（7）军事地理：兵防、关隘。

方志中的资料，我们可以判断地加以利用，扬弃其封建迷信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科学的精华，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

2.方志学的创立

我国方志的编写，源远流长。可是，方志学的创立，却为时甚晚。清初，刘继庄（1648-1695年）曾参修明史，对方志的编写内容提出看法。他说：“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西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

刘继庄治学，主探索天地之故，经世致用。所以主张编写方志要增加自然地理内容。

清朝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7年）曾编修《永清县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并总结了前人编修方志的得失，写成《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及《修志十义》等专文，表达他自己对编修方志的见解，建立了方志学的理论。

他认为：“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记，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艺，随俗应酬而已耳！”（《方志立三书议》）他认为编修方志“经纪一方之文献”的目的是“通古人之遗意”。什么是“古人之遗意”呢？他说：“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唯《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他所谓“立三家之学”，就是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章学诚是历史学家，他是从历史学角度讨论方志的内容。他说：“今忽析而为三，明史学也。”我国古代方志，本来就已史多于地，章学诚作为历史学家，当然是更难以改变史地的比重了。

古方志的编纂，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世代相承，延续不绝。体例也逐渐规范化，内容也逐渐确定。既包括地方的社会情况，也包括地方的自然情况，以往的和当时的。章学诚的“立三书”主张，当然是不全面的。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1981年8月1日，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大力推动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制订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系统地记载地方上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可以为本地区的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并为本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新编方志有利于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为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翔实的资料”。标志着我国方志的编纂及方志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汉书》创立的地理志

正史书中的地理志，是班固的《汉书》所创立。班氏在地理志中，首先夸称“黄帝……方制万里，划野分州”。接着引用《禹贡》和《职方氏》的全文，无形中肯定了它们代表夏、周两代制度的作用。这里要注意刘秀（歆）伪造《周官》早于班固，以至后者引用《周官·职方氏》。然后简略叙述春秋战国时分裂兼并的形势，和秦汉的行政区划。汉武帝“攘郤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在沿用《禹贡》九州的同时，“改雍日凉，改梁日益。”此外又采用《职方氏》的幽、并，以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计，称为“凡十三部，置刺史”。

第二部分列举西汉时代的全部郡县——这是地理志的主要部分。从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开始，再依次提到外郡，郡名下小注说明属某州。在郡名之后，列有元始二年（2年）的总户数和总口数。除去这一套总表本身的价值以外，许多地名下的小注，具有下列多种作用：

（1）设置的来历和名称的先后更改。少数注明它是“侯国”。长安、茂陵等重要城市特另注明户口。日南郡下注“故（以前）秦（时）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更名”。

（2）名山和祠庙，兼有说明位置的作用。例如新丰下注“骊山在南，故骊戎国”。华阴下注“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为华山特加“豫州山”，足见班固受伪《周礼·职方氏》的影响之深。上党郡注内“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师古曰，研音形”。

（3）水道源流，记流经几个郡，长若千里，见于有关县名之下的注文，表明汉代资料大有进步，但是错误在所难免。

汉书

金城郡河关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指黄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积石山的名称移到羌中，一方面仍然沿用《禹贡》的“导河积石”，一方面表明对于大河的河道，了解的范围早已上溯到羌中——即现代的青海境内。

关于江的源流，蜀郡湔氐道注《禹贡》：“肬（即岷）山在西徼外，江（指长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过郡七，行二千六百十里”。沿用岷江为江水上源，不足为病。流向称“东南”，过于简略，长度不足河水的1/3，错误太大。同郡汶江注：“渽水（今大渡河）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江沱不应加，实际上文同郡郫（县）已注，“《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另外，越隽郡遂久注“绳水出徼外，东至徼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部位相当于金沙江，但是只提“东至”，足见还没有了解到由北南流的长长的上游一大段。

弘农郡卢氏注“熊耳山在东，伊水出，东北入洛，过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此条纠正《禹贡》的“导洛自熊耳”，但伊水上流的部位，应称“东南”。此注还提到入沔的育水和洱水，熊耳山一带并不在入沔的流域之内。同郡的上雒注“《禹贡》洛水出冢岭山，东北至巩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补充对于洛水上源的新认识；特书“豫州川”，因上源跨入《禹贡》梁州界。

太原郡汾阳注“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过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汾阳还在汾水中游。同郡上文晋阳注“晋水所出，东入汾”。晋阳是太原郡首县，即今太原市，远在汾阳西北。汾阳的水道是汾水的支流，今名文峪河。关于汾水干支流，大有错误。

（4）矿产等资源有所涉及，但例证较少。例如，京兆尹兰田下，“山出美玉”。犍为郡朱提下，“山出银”。河东郡安邑下，“巫成山在南，盐池在西南”。其他还有很多。

篇末总论天下概况，先有小段引用一系列数字。秦以京师为内史，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因秦郡太大，陆续分设各级行政区，至平帝（公元1-5年），共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称为道的地方都散布在一些边疆的郡。“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似乎是按照西汉后期的情况，广大的西域不计在内。关于侯国的封地，分别计算出其中大部分是“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较多的地“可垦不可垦”，只有小部分是“定垦田”，都有统计数字。

次一小段提到水土风气，与民间风俗。“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公元前32—公元7年）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分区情况详细的叙述，都按照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封国各自最大的范围，而不符合任何年期当时的情况。说明的方式，一方面指明当时流行的所谓分野关系，以二十八宿中的某几个星座为各区的地望，一方面指出西汉时所包括的几个郡的地区，以说明其具体的部位。由于许多内容涉及这些封国的古代历史，就带有古代历史地理的意义。这一特点超出《汉书》自己规定的断代限度，而填补了《史记》在地理志方面的空白。

图经

故名思义，图经包括“图”和“经”两部分。“图”是描绘地方土地、物产等形象，“经”是“图”的文字说明。最早的图经大都是以图为主体，并附以简单而必要的说明。由于图经中既有对地物描绘的地图，又有附加的文字说明，所以图经比地记的内容要完备得多。

用图和经表示地方情况的图经，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东晋人常璩在他所撰《华阳国志》一书中，便记述了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根据《巴郡图经》了解巴郡的境界、道里、户口和官吏等情况，《巴郡图经》虽早已不传，但它是现在见于著录的最早图经。

严州图经

图经之名，见之东汉，但在晋宋以前，方志地记著作极少附图，而地图虽有文字说明，在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地志相混。宋齐以后图经著作逐渐多起来，至隋唐北宋，这类著作，便大量出现，成为地方志的通称。《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总叙：“隋大业，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余记盰甚众。”由虞茂和郎蔚之分别编撰的《区宇图志》与《诸州图经集》两书，是集合了各州郡所上的图经及各种地记而成。这两部巨著虽早已亡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其体例还是保存了一图一说的图经式样。这在《太平御览》卷602所引《隋大业拾遗》的文字中讲得很明白：“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为时所重。”可见《区宇图志》与《诸州图经集》都是保存着每卷一图一说的图经体裁，有些文字不能全部容纳进去，另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作为详细的文字说明。但就在这个时候，图经著作开始出现了图少经多、以经为主的趋势。

唐代对编造地图和图经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官员掌管，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年（一度改为5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记载“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新唐书》也记载说：“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5年乃修，岁与版籍皆上。”各州郡造送中央的图经，都是分散的、不统一的，中央必须综合各州各郡的图经，而构成全国性著作，如《十道图》、《十道录》就是各地图经上送中央后，经过综合而成。由地方定期造送图经，可以看得出唐代图经比较普及，内容也更完善。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知唐代曾有50多州修有图经。这些图经虽然早已亡佚，但从敦煌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还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它们除了记载行政机关和区域外，还记叙该地的河流、堤堰、湖泊、驿道、古城、学校和谣谚等。边地图经的内容尚且如此完备，内地的图经自然更为详尽了。《沙州图经》与《西州图经》两个残卷，是现存最早的图经残本，均由罗振玉辑印于《鸣沙石室佚书》中。

唐代的图经著作，依然保留着一图一说，图说并举的体裁。如李吉甫在所著《元和郡县图志》的自序中说：“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首。”可见《元和郡县图志》也是一图一说的图经体裁，但这部图经著作的图早已不见，从流传下来的《元和郡县志》一书可以看到唐代的一些图经，继续向图少说多的趋势发展，即图在图经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缩小，作为“经”的文字说明愈来愈多，成了图经的主体部分。残本《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现在亦只见经而不见图，也可能原来有图而后来遗失了，但它和其他图经著作一样，同是一种图少经多的地志著作。

北宋对编篡图经的注意，不亚于唐代。《续资治通鉴长修篇》记载“开宝四年（971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宋史》记载宋准于开宝八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其后又有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成立修九域志局，令全国先修图经。从这一连串记载可知，宋初对编篡图经十分重视。皇朝之重修图经，固然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但也附带促进了这类著作的发展。例如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四月，朝庭下令各路编制图经，据《通志》所载，当时全国18路1府共修图经1430多卷。由此可见，官修图经是以极庞大的规模进行的。因此图经在当时深受尊崇，被视为方志的正宗，并由官府所掌管。隋唐以来的图经此时虽在继续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篡修的图经，开始大量的向文字记载方面发展。例如李宗谔、王曾等依据诸路、州、军、府、县所上图经汇集而成的《祥符州县图经》，今虽不传，但从卷帙浩繁之达1560卷，可以肯定它是一部内容很广博和以文字记载为主的著作。

图经向大量的文字记载方向发展的结果，“图”的部分退居于“附录”，将其编于卷首，有的甚至完全摈弃，最后只剩下“经”的文字记载部分，实际上便由图经演变为地方志了。这种情况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例如现存的《元丰九域志》是由王存等根据原有的《九域图》在元丰年间（1066-1085年）重修而成的，《玉海》卷15熙宁《九域志》对此所作的说明是因“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故改名“九域志”。到了南宋，更是重经不重图，进一步出现了将图经改称地方志的情况，如《严州图经》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刻本便改称为《新定志》。

这几个由图经演变为地方志的例证，说明隋唐以来的图经到了南宋时候完成了向地方志的过渡。在这以后的府志、县志、通志与一统志中，一般卷首都附有地图，就是以往图经形式的某种保留。由图经演变为地方志后，其内容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宋代方志以宋敏求的《长安志》与朱长文等的《吴郡图经续记》的时间为最古，继此而撰的很多。但宋代州、郡方志保存到今天的已为数不多，大概只有20余种了，其中最为人所推崇的是临安三志。临安（今杭州）是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以来141年的国都，其志书曾编写三次：乾道五年（1169年）知府周淙始修，名《乾道临安志》，原本15卷，但自第四卷以下都已遗佚，为南宋方志中最古的本子。淳祐十二年（1252年）施谔再修，名《淳祐临安志》，也已残缺不全，今只存府城、山川二门。咸淳四年（1268年）知府潜说友三修，名《咸淳临安志》，计100卷，前15卷为行在所录，自16卷以下为府志，它不仅是临安三志中取材最为宏富的一部，也是宋代地方志中内容最详细的一部。现在流传下来的几部南宋著名的方志，如范成大的《吴郡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为以后元、明、清方志的很多编撰者奉为楷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对此也都有很高的评价，说《吴郡志》“分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又说《咸淳临安志》“区划明析，体例井然，可为都城记载之法”。

地方志

宋代以后，以地方各级行政区域为对象的地方志日渐增多，特别是明、清两朝的方志之作汗牛充栋，占了我国保存下来的方志总数的90%以上。由于宋元时候的方志，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不传，因此一般人在实际利用中所称的地方志主要就是指明清两代的方志而言。这个时期这类著作如此发达，主要也是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它编撰倍加重视的缘故。元明清三朝都修了“一统志”，“一统志”着眼于全国，内容十分广博，其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各地的志书。如乾隆《高淳县志》序说：“明英宗命文臣修一统志颁行海内，先取郡邑志，以备采录。”说明“一统志”的编篡是取材于各府县志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修撰“一统志”也确实颁令全国各地先修地方志，以供采择。例如元修《大元大一统志》，便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而首开了省通志的先例；清代“一统志”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三次进行修篡，每次都由政府颁令全国先修各地志书，特别是雍正还规定了各省、府、州、县志要60年修篡一次的制度。这样由省、府、州、县一层层下去，便出现了各级地方行政单位都修地方志的普遍现象，从而促进了地方志的大发展。现在检阅清代的方志，可以看到省有通志、府有府志、直隶州、直隶厅（州、厅小于省，直隶于省）以及县均有自己的方志，甚至市、镇也修志书。此外，还有记山水、古迹、寺观的专门志书。由此亦可见，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如果没有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作为基础，就不可能修成，这说明全国性“一统志”与地方志有着密切关系。

地方志

明清地方志的发达情况，从1976年3月天象资料组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草稿）的初步统计来看，明代约有931种，其中嘉靖、万历两朝撰修最多，各有300多种。有的志书也早已指出这一事实，例如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满城县志》张邦政的序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都邑莫不有志。”

清代约有5518种，其中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撰修最多，各有1000多种。在地区分布上，无论内地或边远地区都有自己的方志，数量上一般来说内地多于边远地区，而内地尤以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为最多。如河北、江苏两省各有500多种，浙江、四川、江西、山东、河南、广东6省都在400种以上。陕西、山西、湖南、安徽4省各有300余种。

明清时期所定的行政区域是省、府、厅、州、县。县是为数最多的基本行政单位。在层层修志的风气中，自然县志的数量特别多。以各级行政区域为对象的各种方志，在格式体例上，大多是世代相沿，千篇一律，颇少有特殊之作；就其内容来说，大抵志书记叙范围越小，记载的事实就越详细具体。所以县志的参考价值，总的来说是较大于省、府、州、厅志的。

在方志的演替发展过程中，从全国性区域志到地方的各种志书，按其编篡者说，可归纳为政府主修和私人著述两类。官修或私修的方志，其体例内容基本相同，都是适应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隋唐以前的方志著作，基本上属于私家著述，由官方组织编篡的极少。由私人著述的方志，今天还能看到的，以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为最早，这部书以叙述西南地区（今汉中、四川、云南等地）的地理风土和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在这以后比较著名的还有宋朝朱长文等的《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的《吴郡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明朝康海的《武功县志》、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等。私家著述，限于人力和材料的掌握，多以一地一域为自己的撰述对象。

官修方志大量出现，开始于隋唐。隋唐及其以后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对人民剥削压迫的需要，觉得必须掌握全国各地的情况，因而设立专门机构，颁令和组织各地撰修方志这类著作，所以官修方志应运而生，大量出现。例如隋朝大业年间（605-617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便由各地的材料汇集成了《区宇图志》129卷，《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诸州图经集》100卷。

第二节　方志和地方志的地理价值

在我国古代，方志著作在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从它数量众多、历史悠久来观察，更是如此。因为这个缘故，历史上常把地理这门学问称为方舆之学。

地方志是记述各级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地理面貌及人文经济等情况的综合著作。从全国总志到省以下各种区域性地方志，差不多每种方志都分几十个项目来叙述，内容十分广博。总的来说，是历史材料超过地理材料，其中如疆域沿革、山川形势、气候、水利、人口、田赋、物产、交通、金石、灾异等项目，则与地理有关，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理情况、探索地理学的某些问题和规律，是很有价值的。

清代方志

清代方志大部分是由省、州、府、县奉命纂修的，有极少一部分是由地方或个人撰修。

清朝时期有非常多直省编纂志书，如清初编纂《明史》、三修《清一统志》，后来编纂《大清会典》、《清文献通考》……直省都要为其提供材料。例如，康熙年间修《明史》，清廷特命各省督抚修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诏天下各修府州县志，以备《清一统志》采择；雍正六年“命天下督臣修直省通志”，“汇送一统志馆”。后来又规定，每个地方志要“每六十年一修”。这些规定使得各地修志实现了经常化和制度化，所以康熙至嘉庆年间有非常多成书的方志。后来，“六十年一修”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有很多府州县志皆能做到数十年或百余年一修。如今还存在的清代云南省志有13部、河南省志6部、永平府志5部、徐州府志5部、徽州府志6部、松江府志6部、光州志6部、六安州志6部、无锡县志10部、丹徒县志6部。然而，在当时，无论是何种地区都需要修志，数量也比明朝多很多。私家编纂方志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在地方官到任之后，为了了解当地情况而修纂的，例如，云中知府胡文烨到任后，“日侍别府帷幄，凡所咨扼塞、户口、士马、金谷之数，多不获原册考究”，于是在1650年聘请博学之士，纂成《云中郡志》来供他参考。而有些人编纂地方志是因为在外患内乱交困时，为“御寇边防，兼筹水陆，依山设险，添建围墙”，例如，曾国荃修《山西新志》就是如此。而有些是因为发现旧志有误，为了改正错误而修纂的，例如，康熙年间方式济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卜奎戍边，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旧志中存在很多错误，所以以自己考察为基础撰成《沙龙纪略》一卷。有的是因为在参与地方志的编纂，但是往往不能使自己满意，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完成，所以就另行编纂，如顾炎武修《山东肇域记》、焦里堂修《邗记》……事实上，私修方志名目是特别多的，有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如嘉庆初荔扉所纂《滇系》，实际是云南通志，但是他并不用这个名。有的地方志并不以全境作为记述对象，而只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作志；有的是专门立例示范，只作编纂提纲，不修全书的……如果把所有作志的内容进行整理就会发现其内容特别繁杂，风格迥异。

清代编纂的方志，并没有进行较为准确的统计。《清史稿·艺文志》著录824种，但是遗漏了一半。《清史稿·艺文志补》补充著录2159种，二者相加，共计2983种，但并没有囊括全部。庄威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说现存清方志有4889种。虽然这个数量有了很大增加，但是并没有把乡土志、里镇志统计进去，同时已经失传的方志也并未纳入其中。因为有些方志的“始纂”、“辑成”、“刊印”的跨越时间较为久远，情况也较为复杂，所以统计起来是较为困难的。曾经有人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统计，包括乡土志、里镇志在内的方志现存有5298种。但这个数字还有待考证其准确性。这两个统计数足以说明，学术界认为清修方志不少于6000种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历代方志中，清修方志的卷数和部数居第一位。

清代江西通志

为了满足中央需要，清廷在要求地方修志时，往往附有许多具体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能更好的执行。清康熙十一年（1692年），保和殿大学士周祚建议：“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田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当然，周祚将汇集的内容提出来了。这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后来转发各省施行。也就是在这一年，礼部七月二十四日《题本》又强调“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题本》不仅对各省通志的内容进行了规定，而且还对通志的款式进行了规定。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是河南巡抚贾汉复纂修的《河南通志》，它成书于1660年，共50卷。分30门，即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烈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辨。因为其内容和分类都符合朝廷的要求，所以清朝政府命令各省一律按此发凡起例、定下程式。在各省督抚奉命之后，都按照《河南通志》体例来修纂志书。两江总督于成龙为《江西通志》制定凡例时，曾经明确指出：“今遵部文，体例科条悉仿《河南通志》。”而其他各省也是如此。在1683年，礼部檄催天下各省，又再次强调“遵照《河南通志》例，限三月成书”。所以，在此时期所写成的省志，其内容和体例大致相同。

如此种种都说明了清朝政府特别重视各地修志，除由上而下逐级行文、颁发志例，由下而上申详呈报、逐级审查外，在考评子房官员政绩的时候也会考量其所修志书的优劣。在1728年，雍正颁旨称：“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两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至有如李绂之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其奖惩制度直接关系着地方官员的前途，所以各级官员都认真对待，谨慎行事。而评定志书好坏的第一标准就是体例是否符合规定。正是因为这些措施使得地方志体例趋向于严谨和规范化。

在清朝时期，形成了一股学者参与修志活动的风气。参与修志的学者，一部分人身为封疆大吏或府州长官，他们亲自主持修志工作，如广西巡抚谢启昆、广东巡抚阮元、山西总督曾国荃、扬州知府伊秉绶……其修成的志书，质量都非常高。而更多的学者则是受聘担任总纂或者是受邀参与其中，如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纪昀、洪亮吉、孙诒让、鲁一同、钱泰吉……他们把修志看做“著述大业”，“不朽盛事”，因此态度非常认真，特别重视体例和考证，而且还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入志书之中。由于他们都特别看重自己的名声，所以从来不会草草了事，所以他们主修的方志质量很高。当然，德高望重之人所纂修的方志对于当时地方志的编纂起到了引导作用，为当时很多人所仿效。陈澧说：“昔阮文达修通志时，遍选各志书，以谢中丞所修《广西通志》为最佳，故《广东通志》仿其体例。嗣后各府县志，多依阮通志体例。今修《肇庆府志》，亦依阮通志体例。”

清代有很多著名的方志，就省志来说，较为出名的有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和嘉庆《广西通志》。

虽然与其他时期相比，清朝方志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还存在缺陷，即芜杂不整。当然，编纂者所投入的心血与方志的质量也是成正比的。

自然资源资料

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而著称于世界。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祖祖辈辈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历代的方志对此很重视，书中一般列有“物产”、“土产”、“矿产”的项目，对地上的动植物资源和地下的矿产资源进行记载。一般说来，这些物产资源在明清以来的方志中，都有分门别类的综合记载。例如明正德《琼台志》在“土产”部分所记海南出产的植物、动物、矿物和药物，多种多样，非常丰富。现将统计数字列下：

植物方面有谷9种，菜50多种，花59种，果39种，草38种，竹25种，木73种，藤8种；动物方面有畜10种，禽52种，兽17种，蛇虫55种，鱼47种，水族19种；矿物12种；药物115种。

《琼台志》中的物产，除了详列品种名称外，对每种物产还有详略不一的说明。如记载“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有红紫青黄数种”。“龙眼俗呼圆眼，出琼山东界并文昌者佳”。“椰子树如槟榔，状如鏯榈，叶如凤尾，高十数丈，有黄、红、青三种。黄性凉、青热，出文昌者佳。‘榕’枝上生根，垂延到地，仍复萌孳成木”。“水晶石生山谷中，明亮如削”。“引针石即磁石，出崖州、临川港者佳，相地者用之引针，以定子午”。

从《琼台志》的记载，不但可以看到海南岛自然资源的丰富，而且动植物中有不少是热带亚热带的特产，单以果树来说，便记有荔枝、龙眼、菠萝蜜、香蕉、槟榔、椰子、杨梅、石榴、柚、橙、橘、柑、羊桃等。这些热带亚热带的植物果品的记载，在北方各省的方志中是找不到的。因此，我国南北和东西各地志书中所记载的某些植物，不仅为过去了解各地的生物资源提供了资料，而且在今天还可相互比较，有助于研究历史气候的变化。

有的方志在记述物产时，明确分为“同产”与“特产”两项，例如《云南通志》便“以通省同产者列于前，各郡县特产者分别列于后”。书中将“同产”（即通省同产者）分为谷、蔬、菌、果、花、木、药、羽、毛、鳞、食货等11属，每属之下，名类详悉。而特产系按21府分别叙述，每种特产则有生态、用途的说明，以其中的元江府为例，载述特产：“抹猛果，树高数丈余，叶大如掌，熟于夏月，味甘。槟榔，一名仁频，树高数丈，旁无附枝，正月作房，从叶中出一房，百余实，大如核桃，剖干和芦子石灰嚼之，色红味香。荔枝仅数本，味酸肉薄。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降真香、麒麟竭，木（树）高数丈，叶类樱桃，脂流树中，凝红如血，为木血竭，又有白竭。藉木，鳞蛇胆黄黑二种，长丈余，具四足，能食鹿，春夏在山，秋冬在水，土人取之真胆，治牙痛、解诸毒，黄为上，黑次之”。

像《云南通志》这样分同产与特产来叙述全省的物产，在方志中颇具特色。利用它既便于掌握全省一般物产的分布情况，同时又有助于对稀有物产的了解。

我国幅员广大，不但陆上的东西南北各地有多种多样的物产，而且又因东南面向海洋，在沿海各省的方志中还有大量海洋资源的记载。仅以其中的海藻一项来说，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府志、县志中，都有关于它的种类、形态、用途及产地的记述。例如：

福建《漳浦县志》记有12种：“紫菜一名索菜，潮至鎟鎟，潮落粘带石，吴都赋纶组紫菜是也，品味极佳。赤菜色赤，茎有岐，以水洒之，晒日中久，则作雪色，妇人多煮为膏以泽首，或为浆，以理荸布。鹿角菜一名猴葵，海生而色紫，有茎，无叶，其长妸娜，品亦不下紫菜。石花菜生海礁中，叶如蜈蚣脚，性寒，六月煮之，凝如冰。鹧鸪菜生海石中，散碎，色微黑，小儿食之，能下腹中虫。虎栖菜生海石中，穗长二三尺许，叶如兰，蕊微黑。羊栖菜生海石中，长四五寸，色微黑。鹅肠菜生海石中，长四五寸，其薄如带，色黄。海菜生海中沙地，长如线，色微红。苔垢菜，紫菜取尽，石上复生苔衣，状如浮垢，故名。蛎菜生海中沙地上，长半寸许，成簇而色绿。海苔菜绿色，如乱丝，生海泥中，可干食，亦可湿食。”

福建《同安县志》记有5种，除上述的“紫菜”、“赤菜”、“石花”外，还增加了“浒苔”和“龙须菜”。记载“浒台一名海苔，生海中，状始绿发，长三、五尺，其出澳内者名淡苔尤美，以同蟹鼓浪屿所出为最”。

物产丰富的大海

福建《海澄县志》记载了4种，除前述的“紫菜”、“海苔”外，还有“青菜”和“发菜”。对后两种记载道：“青菜冒生海石上，色绿，状似紫菜而质薄，味亦滑美。发菜生海石上，色赤，丝丝如散发，自紫菜以下，海滨自然之产，非蔬圃中物，实蔬属也。”

历史上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还没有做过系统的搜集整理。以上只是几部方志关于食用和药用海藻的不完整记载，由此亦可见沿海地方志中海洋物产的资料是不少的，在开发我国海洋资源的工作中，整理沿海方志里的这类资料，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方志除了对地上资源有丰富的记载外，地下资源诸如煤、铁、金、银、铜、锡、石油、天然气、井盐等，历代志书也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以石油、天然气为例，自汉至清对其产地、性能和利用情况就有连绵不断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上郡高奴县条下注“有洧水可燃”（上郡高奴县即今延安一带）。

晋张华《博物志》卷9：“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该书卷9还记载：“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执盆盖井上煮盐（水）得盐。”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中载：“临邛县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实之。有布濮水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倾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咸）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卷3记载肤施县“清水俗民去斤水，北自金明县界流入，地理志谓之洧水，其肥可燃，鲜卑谓洧水为去斤。”该书卷40还记载：“石脂水在县（今玉门镇）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捞）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以获济。”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载“陇右道三，废肃州、酒泉县”条下：“延寿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然（燃）之如油，极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谓之石漆。”

《元一统志》卷4有3条陕北油田的记载：“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岁纳一百一十斤。又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在鄜州东十五里采铜川有一石窟，其中出此（指石油）。就窟可灌成烛，一枝敌蜡烛之三。”“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指石油），气虽臭而味可疗驼马羊牛疥癣。”

《明一统志》有两条记载：卷80南雄府“油山，在府城东一百二十里，高数千仞，其势突屹，旁有一小穴出油，人多取以为利。”卷36延安府“延川、延长二县出石油，自石中流出，每岁秋后居民取之，可以燃灯疗疮。”

清四川《富顺县志》记载：“火井在县西九十里，井深四、五丈，大径五、六寸，中无盐水，井气如雾，烽鐂上腾，以竹去节入井中，用泥涂口，家火引之即发。火根离地寸许，甚细，至上渐大，高数尺，光芒异于常火，声隆隆如雷殷地中。周围砌灶，盐锅重千斤，嵌灶上煎盐，亘昼夜不熄。如不用，以水泼之即灭；或欲别用，以竹筒通窍引之，可以代薪烛……尝有皮囊囊之，行数千里，越数月，窍穴以火引之，光焰不灭。”

方志所载地上地下各种自然资源，是经济地理的重要内容，对研究区域经济的形成和进行生产配置，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对于这些解放前几乎无人过问，只有地质学家章鸿钊辑有《古矿录》一书，且书中也只搜集了部分方志的少量记载。解放后在整理研究方志中自然灾害资料的同时，才辑出了大量有关自然资源的专题资料，例如北京图书馆辑有《方志报矿资料》，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辑有《方志物产》，重庆市图书馆依据所藏四川方志编了《四川各地矿藏提要索引》，旅大图书馆编有《馆藏地方志目录及物产提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辑有《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等。从方志中搜集整理各地物产的这类工作，对摸清我国历史上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及其发展情况，特别是利用方志关于矿产的记载帮助地质找矿方面，使其古为今用，是很有意义的，并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口地理资料

历代志书一般都有户口的记述，主要内容是关于户口数量、性别、职业、民族及其分布等，有的还有人口迁移情况。这些记载是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关人口地理的很好资料。“户”和“口”是几千年来我国传统人口统计的基本单位，历代方志都重视记载户口，是和统治阶级为了征兵征税与稳定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全国性的区域志如《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元、明、清各朝的“一统志”中，都有当时全国户口统计数字的记载。现存全国性的完整记录，以《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最早。是年除载有全国“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而外，还对所属103个郡国的户口分别进行了记述，如“广陵国……户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万七百二十二”。“长沙国……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的全国及下属103个郡国的人口，虽然只列有统计数字，而无其他构成情况的说明，但我们以所载各郡国的人口数与其土地面积逐个相除，便可得到103个郡国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口密度，是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对研究西汉时期的人口地理具有重要价值。其中的人口分布情况，以州而言，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和青州的人口密度较大，而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朔方和交趾的人口密度较小；以郡国来说，平原郡、济阳郡、颖川郡、清河郡和东平国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千米都在190人以上，其中平原郡最高，达到每平方千米400多人，而敦煌郡、郁林郡、张掖郡、戕舸郡和武威郡的人口密度最小，每平方千米都不到1人。由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密度大小是和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主要是生产水平、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可以对西汉各州、郡国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所呈现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域分析，对比研究当时自然条件、生产水平、经济情况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在人口地理分布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在地方性的区域志如通志、府志、县志中，特别是明清以来这方面的大量著作，都辟有“户口”一项，载述一地一域的户口情况，且有的地方志记述很详，为研究区域人口地理积累了很丰富的历史资料。例如明代唐胄于正德年间编集的《琼台志》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所记载的户口有如下三个特点：

清明上河图再现了汴州的繁华

第一，将海南岛从汉至明的户、口数排列成表，展示了海南全境历史上的人口发展概况，且略古详今，将明代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八年（1472年）、弘治五年（1492年）、正德七年（1512年）分县列出了户数与口数。方志著作中《元和郡县志》最早记载了一个朝代两个年代的户口（即开元与元和），而《琼台志》加以扩展，记载一个朝代五个年代的户口，这种情况在已往方志中还未曾发现。它为研究明代海南岛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增减，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第二，永乐十年的户口分“黎”与“民”统计。将黎族的户、口数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户、口数分别计算列出，这便突出了黎族在海南岛人口分布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由统计表可见全岛除会同之外，其余各地都有黎族分布，而在感恩县就户数来说，黎族还超过了汉族。综观全岛，黎户约占全岛户数的20%，黎民占全岛人口的12%。该年全岛各县的“黎”、“民”户、口统计，不仅是研究海南黎族分布的主要历史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全岛历史上民族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最早的珍贵记载。

第三，由于《琼台志》编修于正德年间，故对正德七年的户口记载特详，有男女性别、男子成年与未成年、职业分工等情况的分县统计。由分县统计数字迭加得到的全岛总户数是“五万四千七百九十八”，其中“民户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军户三千三百三十六，杂役户七千七百四十七（官户一十、校尉力士户四十八、医户三十、僧道户七、水马站所户八百一十六、弓铺癨禁户一千六百二十二、灶户一千九百五十二、蛋户一千九百一十三、窑冶户一百六十、各色匠户一千一百八十九），寄庄户五百四十一”。全岛总口数“二十五万一百四十三”，其中“男子一十七万九千五百二十四（成丁一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不成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七），妇女七万六百一十九口”。这些统计对研究分析正德年间人口组成情况是非常有用的。

正德《琼台志》不但将历代户口数字排列成表，而且对各朝人口之增耗还有原因的分析论述。历史上关于户口的记述如此全面详细，在府、州、县志中是不多见的，对我们今天研究海南的历史，特别是明代民族、人口的构成与分布情况，均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极为重要。历代志书中的有关记载，给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分布、人口地理、都市发展，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尤其是研究地方人口的历史变迁，方志著作中的记载，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

综合以上所述，方志里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地理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在当时对了解一地一域的地理情况有过重要作用，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成就外，而且其中有些资料对今天研究历史地理环境和某些地理规律问题，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我们从地理角度对方志作出这种肯定的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方志著作记述地理现象，体例格式既千篇一律，世代相沿，内容又主要是事实的罗列，很少原因的解释和规律的探讨。关于这点，清代地理学家刘继庄在《广阳杂记》里早已有所批评，他说：“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刘继庄认为方志这类地理书籍，按照固定的条目只讲“人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阐述“天地之故”。什么是“天地之故”呢？简而言之，那就是自然的规律。2000多年来，我国传统地理学之其所以在理论上建树不多，方法上又主要是在书斋内进行研究，以致发展缓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重视到大自然里去考察研究“天地之故”。所以刘继庄在批评方志等著作时所提出的这种先进地理思想，既代表了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又击中了方志著作在地理内容上的主要问题。

此外，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在方志所述及的地理现象中，还有不少穿凿附会、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例如《康熙台湾府志》在讲到台湾山脉情况时说：“……至若深山之中，辙迹罕到其间，人形兽面，乌喙鸟咀，鹿豕猴獐，涵淹卵育，魑魅魍魉，山妖水怪，亦时出没焉，则又别一世界也。”书中还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故必产异材奇节，而后佳山胜水可以掩映千古也。”又如《滇黔志略》在论述山川时亦说：“黔中殊少英秀，崄巇阻深，颇疑阴阳重浊之气锺于是邦，然岩洞之胜，嵌空玲珑，瑰奇诡特，殆不可数计，盖又非寰宇所能媲美也。前明中叶而后，往往笃生伟人，杰然与上国争衡，拒非浑朴其外，而灵秀蟠结，毕伏于千岩万壑中欤？”类似这类无中生有、违反科学的论述记载，虽然不是方志著作所独有，但也确实起到传播、毒害的作用，阻碍了人们对地理现象的深入认识。

方志是我国丰富文化典籍的一部分，也是组成我国古代地理文献的一方面，在它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既积累有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也存在不少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内容。因此，在整理研究方志中的地理遗产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精心审读，明辨是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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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泉

我国甘肃省敦煌市南5千米处的鸣沙山，有一汪泉湖，东西长约218米，南北宽约54米，平均水深5米，最深处也只有7米多。湖面形似月牙，故被称为“月牙泉”。

“月牙泉”处于广袤无垠的沙漠之中，周围是一片黄沙。黄沙在热空气下终日作鸣。我们知道，肆虐的风沙不仅能吞噬城镇和村庄，而且能把耕地变为荒漠。唯独“月牙泉”却安然无恙，碧波荡漾，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鸣沙山的前山与后山之间的谷中蕴有泉水，泉水顺着地势由西向东不断渗出，形成一月牙形沙中洼地，积水成湖。由于泉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湖中，所以太阳晒不干它。

那么，它又怎么会不被风沙吞没呢？其实那里一年四季主要刮东风或西风，这两种风向正好与月牙泉所在山谷的趋向一致。由于月牙形沙丘周围的沙子在风力作用下总是沿着山梁和坡面向上滚动，即使风力再大，沙子也不会被刮到泉中去。有时刮东北风，这效果就更明显。风顺着喇叭口进入山谷，由于地形急剧变窄受阻，便形成旋风，将沙子卷上沙山。“月牙泉”因此便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