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剪纸的发展历程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艺术本没有“民间”与“非民间”之分。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职能分工的出现，形成了相对于“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而言的“民间艺术”这一历史概念，剪纸也是如此。在我国，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剪纸，也有应贵族和市民阶层节日习俗需求而专营的剪纸，可谓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第一节　朦胧之美的先秦两汉剪纸

剪桐为主的西周

在剪纸还没有产生的年代，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为聪明的人类提供了类似剪纸的形象，像是形状各异的树叶、草叶，色彩绚丽的花瓣、花朵，活泼可爱的鸟儿以及河流山川的剪影，全部为艺术造型的思考提供了合理的契机。虚实相生、虚实互补的规律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因而，运用这一原理呈现生活的艺术创作变成必然。将平面材料通过削减、镂刻等手段塑造生动的活动就是虚实原理的具体实践。《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于是遂封叔虞于晋。”这个史料在后世中广为流传，很多次被旁征左引，最终竟然把“剪桐”当作分封的代称。成王也就是周成王，叔虞是武王的儿子。叔虞受封是西周的大事。把树叶仿照圭做成的形状的行为，已经是接近于剪纸的造型艺术。时至今日，民间依旧有手工“撕纸”一项作为剪纸的品种而留存。所以，如果说西周时已经出现了剪纸的雏形，是有依据的。

剪纸——放风筝

春幡盛行的汉代

从剪纸史上来看，汉代的显著成就是用丝织品制成春幡。这种春幡的出现，与节令风俗的流行时尚息息相关。具体来说，就是仅仅与立春时节的活动有关。《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迎春祭青帝句芒，青车旗服，歌为阳，舞云翅，立春幡。百官衣皆青，郡国县官，下至令史，服青帻。”所谓“句芒”本来是指主管树木的官员，后来引申为木神与青神，因而又称之为“青帝”。立春祭祀青帝，用来祈求全年农业丰隆，其用意在于劝农。祭春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立春幡”“服青帻”。幡者，帛幅下垂之旗也。

汉代的春幡颜色普遍为青色。《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这里的“立青幡”与“衣青衣”都是指官方行为，突出阶级意识。民间则通常用各色丝织品剪刻成小幡佩戴在头上，其一表示对春神的祝愿；其二也是行为上表现出对政府号令的呼应，形式上实际是大型“青幡”的延伸。后世则称其为“剪彩为幡”或“剪彩”。“彩”实际上是指对多种丝织品的统称，含义甚广，包含不同组织、不同颜色的各种纺织品。

汉代的丝织品除了用于“剪幡”，此外还用于书写或绘画，又被称为“纸”。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说：“用缣帛者谓之纸。”《晋书》中也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汉代的丝织品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中也被叫作“纸”，在造纸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期，“剪彩”已经接近于流传至今的剪纸。

人物剪纸兴起的魏晋

在魏晋时期，继承汉代流传下来的遗风，沿袭汉代流传下来的风俗，仍旧在立春日剪彩做幡。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亲朋会宴，啖春饼、生菜，贴‘宜春’二字。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文中所述的“剪彩为燕”为后世传诸，到了唐朝则称“春燕”。张贴“宜春”二字，可能不是剪纸，直接书写“宜春”二字张贴的可能性更大。除了剪春燕春幡之外，民间还剪制各色小花。晋《新野君别传》载：“家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芙蓉，捻蜡为菱藕，剪梅若生。”就是讲述根据时令剪纸的根据。

剪纸——马

两晋时期的新动向是在“人日”添加了“剪彩为人”的习俗，这是剪纸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荆楚岁时记》上言：“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人日”的风俗，汉代之前，从来不曾见过，哪怕有也不普及。《北史》中为此作了一番解释：正月一日变成鸡，二日变成狗，三日变成羊，四日变成猪，五日变成牛，六日变成马，七日才成为人。从信仰的角度说，人日是招魂或祭祀祖先的节令，起源于原始巫术，其形成基础应当为信仰观念。这一天，民间的剪彩以人形或镂金箔作为人形颇为盛行，戴在头上或张贴在屏风上，这就是后世所言的“人胜”。人胜的出现，深深受到汉代剪彩为幡的影响。把人胜张贴在屏风上的活动，开创了把剪纸用于装饰居室的先例，对于后世民间流行的窗花、炕围子花、顶棚花等装饰性剪纸影响颇大。

南北朝的功德纸花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汉、魏两朝逐渐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僧侣们为把佛法传扬出去，对民间艺术也涉猎广泛。像是晋《范汪集·新野四居别传》记有佛涅槃日，“家以剪佛花为叶”；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设“盂兰盆会”。“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摹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晋代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这种剪纸，现在已经无迹可寻。如果去我国云南边境佛教盛行的傣族地区考察，就可以看到每逢泼水节时，寺庙里到处悬挂彩色纸剪的幡、旗、佛花等物作为节日的装饰，这些足够证明过去僧徒们曾经利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剪纸形式，吸引民众，传播佛法，同时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慢慢形成了剪纸艺术中的一类“功德花纸”。

南北朝时期，在春日剪彩镂金的风俗，完全沿袭晋代风俗。北朝是元魏统治时期，文献资料缺乏。

当今世上存在的古代剪纸实物资料，是在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原古墓中发掘出土的十余种剪纸为最早时期的剪纸，这已经经过专家证实。仔细观察这些剪纸，有些剪成菱形，有的折剪成为束腰鼓形，还有一件用土黄色的纸、一件用蓝色的纸剪成的圆形图案花纹者。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件用土黄色的纸折剪而成的六角形图案残品，纸边上剪有一对昂首翘尾的骏马（还有说法是对鹿），非常生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发掘简报》说：“在三零六墓中散布着一些被剪成菱形或束腰形的小纸片，其中有文字的十四片，只有四片可拼合，存字三行……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月十一日……”章和是高昌麴坚的年号，正是南北朝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541年）。根据这一文献资料可知这些剪纸应当是随葬之物，且在6世纪南北朝时，已经相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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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幡习俗

春幡是指春旗。旧俗于立春日或挂春幡于树梢，或剪缯绢成小幡，连缀簪之于首，以示迎春之意。在南阳镇平一带，农村妇女习于立春日用彩色绸布剪制“春鸡”、“春燕”、“春花”、“春柳”等，缀于小儿臂上，男左女右，以为立春之标志。

第二节　民俗象征的隋唐剪纸

隋代僧俗的剪纸

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建都大兴（陕西西安）。剪纸艺术随着民俗的延续，大致与南朝相同。如隋开皇著作郎杜台卿撰《玉烛宝典》卷一载：“立春日，俗间悉剪彩为燕子……今世多刻为华胜、象瑞图、金胜之形。”文中所记，几与南朝无异。卷二“仲春第二”中载释迦牟尼成佛日，“今人以此月八日巡城，盖其遗法矣。佛下生日，迦文成道之时，请香木上悬五色幡采，微妙犹如天衣。种种名花，以散树开……道俗唯刻镂锦彩为之”。这说明了佛教徒为弘扬佛法，利用中国剪彩作装饰，同时也推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佛教发展到隋代，已有了深厚的根基。隋代“刻镂锦彩为之”，以各种花形献佛，是从其旧俗，就其用锦彩高级质料剪成花形来看，佛教在当时宗教信仰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御赐彩胜始于唐

隋朝历二帝，统治38年而亡。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仍定都长安（陕西西安）。民俗依旧是剪彩为人贴屏风，或造华胜以相遗，此俗源于点缀岁时节日的风俗活动。“彩胜”更被作为皇帝于立春日赏赐给朝臣的恩赐之物。

孙思邈《千金月令》载：“唐制：立春，赐三省官彩胜各有差。”中宗（705-710年）在位时武平一所纂《景龙文馆记》载：“正月八日立春，内出彩花赐近臣。”武平一《内出彩花树应制》诗云：“黄莺未解林间啭，红蕊先从殿里开。”同时，李峤《人日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诗云：“凤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风光倍觉饶。桂吐半轮迎此夜，蓂开七叶应今朝。鱼猜水冻行犹涩，莺喜春熙弄欲娇，愧奉登高摇彩翰，欣逢御气上丹宵。”（按：大明宫遗址在今西安城外东北角）从朝臣“人日”应制之诗，反映了初唐时期皇帝尝以镂金作胜，剪彩为花等艺术品于“人日”赐给臣属，用于一时。如此奢侈浪费财物，上为之，下效之，宰臣挥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代宗（762-779年）在位时，宰相元载宠姬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诸婢共剪轻彩作连理花，“以阳起石染之，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遍空中如五色霞”。唐丰韩鄂撰写的《岁华纪丽》记载，“人日”始于董勋问礼：俗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七日为人，以阴晴为丰耗。正旦画鸡于门，七日镂人于金箔。

剪纸——蝴蝶

人日天气好坏，决定着一年的吉凶。可知古代自皇帝到庶民，最重人日节，故家家剪彩戴胜，以寓年景丰收，人丁健旺。唐代尤其如此，反映于唐人诗中。杜甫《人日》诗里的“尊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陆龟蒙的“人日兼春日，长杯复短杯，遥知双彩胜，并在一金钗”；韦庄《立春》诗中还有剪彩为幡的艺术花样，诗云：青帝东来日驭迟，暖烟轻逐晓风吹。罽袍公子樽前觉，锦帐佳人梦里知。雪圃乍开红菜甲，彩幡新剪绿杨丝。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帖绣楣。

唐代幡胜已有用纸剪制者，见于《酉阳杂俎》：“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

唐代的佛教剪纸

唐代是中国佛教艺术繁盛时期，体现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的石雕和彩塑造像。此外，近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些唐代至北宋的剪纸，进一步证明了佛教僧尼等曾利用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弘扬佛法，宣传教义。这也丰富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题材和形式，是剪纸艺术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最初，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谢生保撰文并披露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五代及北宋的剪纸艺术图样，引起了民间美术家们的注意。此后，甘肃民间美术家王光普于《漫话敦煌出土的剪纸艺术》一文中，介绍了一组佛教艺术题材的图样，其中除了一些菩萨立像外，还有几帧佛塔样式。这些稀世奇珍的剪纸，不仅填补了中国早期剪纸艺术的空白，而且也为中国建筑艺术史增添了唐代寺塔中少见的几种构造形式的资料。

汉代以前，中国建筑物没有“塔”形建筑。许慎《说文解字》：“塔，西域浮图也，从土，答声。”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是为中国墓上建塔的记载之始。南北朝时，寺庙建筑之塔不少，但尚存者不多，唯见于石窟中的雕刻或壁画中。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剪纸，有些与洞窟壁画上的塔式造型相近。从壁画绘制朝代，再持剪纸塔形来对照，其出土剪纸的制作年代，当确实无误。如剪纸中的《塔群》一图，上刻小塔三座，中刻一大塔。塔刹上刻宝瓶，塔顶画两飞天，塔身作“四门石塔”型，下有栏楯石阶，旁有双鹿朝拜，塔底雕刻双凤及瑞兽，象征埋藏佛骨舍利于其下。其塔形与旧编敦煌70窟的唐代壁画塔式相同。剪纸和壁画塔式的出现，反映了唐代以后，域外传来的塔式增多，且渐与中国殿阁建筑造型相近。敦煌出土的宝塔剪纸中另有一幅《佛塔》，是将纸折叠剪制而成的。塔顶上剪有月形法轮，刹杆居中，宝珠相贯。塔檐作“人字坡”，两端上翘，八只风铃悬于其上。檐楣雕花纹如唐草，塔基下剪以云头如意吉祥纹样。此图的可贵之处，是佛塔上有题记：“天寿二年宝胜上天皇之奏状”和“辛卯年十二月当宅物品登记册”等字。据考证，“天寿二年”应是964年，然而“辛卯年十二月”则是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故学者认为此幅剪纸应属晚唐、五代时期作品。

剪纸——少数民族女子

敦煌莫高窟今编第17窟藏经洞出土的菩萨像剪纸中，有一幅《持幡菩萨》。原件高30厘米，宽21.2厘米。是先用墨线勾画成图，后用剪或刀镂空其白地。菩萨头戴花鬘，项后刻以轮光，璎珞当胸，斜披条帛，下着裳裙，赤足袒胸；手有金镯，臂戴钏，右手指前，左手持幡，帔帛绕身，双足立于覆莲座上。据专家分析，此类剪纸可以确定其为古代雕塑工匠用物。工匠们为制作出统一相似的雕刻，或画出大小相一致的小佛龛所使用的一种拓片设计图稿。另一幅菩萨立像，原件高30.5厘米，宽19.2厘米，同是以墨线描绘的镂空人物剪纸。其龛形别致，下部已残，龛内中心为菩萨立像，项光圆形，腰肢细收，帔帛飞动而下垂，仿佛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唐代菩萨的造型。其用途当与前幅《持幡菩萨》相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剪纸中，还有一些花边装饰图样，如北区47窟中出土的《梅花形剪纸》，残长24.5厘米，宽14.3厘米；《忍冬形剪纸》，残长32.5厘米，宽6.9厘米，均为画工作壁画时边缘装饰用的连续图案稿样。同时出土的还有《垂帐形剪纸》、《联珠忍冬形剪纸》以及“纸钱”等，据考证为丧葬礼仪剪纸。

今观近年敦煌出土的唐代佛教题材的剪纸，从风格和技巧来看，有的近乎初唐时期之物，定为唐代剪纸实物无疑。以上几件剪纸艺术品的出土，为中国剪纸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唐、宋白描人物画很少传世的情况下，从敦煌出土的《持幡菩萨》一图，其菩萨身体比例、动作姿态以及帔帛飞飘的流动，足以证实中国古代线描艺术的高超。

中国剪纸艺术发展到唐代也和当时绘画、彩塑艺术一样，已有了相当成熟的艺术水平。只是后来不被世人所注目，更少有文人去评价，所以名作大都散失难觅。敦煌出土的这几件文物，因其埋藏于洞窟中，幸而流传下来，实为民间艺术的一大幸运。

人胜剪纸流国外

唐代制纸工艺已有很大提高，且已应用普及。蜀中成都为造纸制笺中心，尤其是薛涛所制“浣花笺”最为文人乐道。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有“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句，可证唐代的纸质纤薄，且有染色诗笺。造纸工艺如此精美，用来熏制刺绣花样并非不可能，只是未见实物存证。唐代的镂金为“胜”，有另一传世尚存者，收藏在日本国奈良正仓院。据考证，这一“人胜”是为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八月间之献物，即唐肃宗至德二年前刻制。此“人胜”为正方形，折叠金箔，雕镂而成。四周雕以花卉图案花纹，中空刻有“令节佳辰，福厌唯新，燮和万载，寿保千春”吉祥语句。下有花木青石和一儿童在与一宠物嬉戏。图案花边雕镂精细，儿童神态身姿活泼。四边装饰图案上的花叶，染有不同的颜色，中间的花草树木和人物，亦以不同颜料晕染而成。这幅“人胜”剪纸中的人物花木部分，宛如“婴戏图”的古代绘画。

唐代的“人胜残图”

招魂剪纸今未绝

以剪纸艺术参与民俗中的招魂活动，唐代诗人杜甫《彭衙行》中始见反映。《彭衙行》一诗追叙安禄山起兵叛唐之初，诗人避乱奔至彭衙（今陕西澄城县西北），途中十分困苦。诗之起首曰：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

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暖汤濯吾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

诗中提到杜甫因洛阳陷于贼兵，偕妻室北逃，一路奔走，驻足后仍心神未定，故以“暖汤濯吾足，剪纸招我魂”。诗中没有细述剪纸之形状及招魂的仪式。近年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汉名三堡、哈拉和卓汉名二堡古墓群中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组由7个人形连接起的剪纸。据《发掘简报》谓：在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寓意招魂的人胜剪纸和纸钱，可能为盛唐之物。招魂人胜，形状诡异，头大无颈，双足立地，七枚接连一起，用意虽难推测，然此剪纸与纸钱同时出现，故称“招魂人胜”，也十分适合。《楚辞章句》中有《招魂》一篇，东汉王逸为宋玉所作，“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后有人认为是屈原自招其魂之作。至于自招其魂或招亡人之魂的世俗活动，以往只见于文献，不会有剪纸出现，亦不知此举的仪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招魂人胜”，既可研究唐代为受惊吓失魂魄的人招魂的活动，又可研究唐代的民俗生活。

招魂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风俗之一，至今余绪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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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装饰剪纸

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6件以纸张为材料的剪纸实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唐代的装饰花纸。剪纸的整个图案布局呈正方形，四角均匀对称，用各色彩纸剪裁成大小不一的花瓣形状，重叠粘贴成一朵重瓣的大花，最多的可达9层。各层花瓣造型准确、逐层缩小，花瓣中有部分镂空的处理。另外在敦煌其他洞窟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也可以见到同类型的纸花，由此可以推知这类纸花应该是用于室内的装饰品。

第三节　兴旺繁荣的宋元明清剪纸

成就卓越的宋代剪纸

剪纸工艺在宋代取得了成就：一是延续汉唐遗风，于立春剪春幡，并发展到元旦，出现了“年幡”；二是出现了专业性强的剪纸手工艺者；三是产生了审美价值突出的观赏性剪纸。

元旦，北宋时已称“新年”。民间多用青纸或青绢剪制小幡，十几个连在一起，戴在头上，俗称“年幡”。高承《事物纪原》载：“或于岁旦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凡十余，相连缀以簪之，此亦汉之遗事也。俗间因又曰年幡。”

还有一种可以贴在门楣上的大幡，如《皇朝岁时杂记》所言：“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戴之，或贴于门楣。”这种青幡与汉时立春剪春幡属一脉相承，宋室南迁之后，此俗仍沿习。

宋代仍延续汉唐礼俗，立春剪彩为春幡。《事物纪原》描述详细：“今世或剪彩错缉为幡胜，虽朝廷之制，亦镂金银或缯绢为之，戴于首。亦因此相承设之。”又《东京梦华录》说：“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南宋立春此习俗依然盛行。《梦粱录》云：“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武林旧事》也说，立春前一日，“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又说：“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幞头之左入谢。”从这些记述不难看出，宋时的春幡、春胜仍以剪刻丝织品做成，是“剪彩”遗风。宫廷赐百官的春幡甚至有用金银打造者，从工艺材料角度来看，已与剪纸大相径庭。但是，又证明了朝廷对民俗节令事象的认同与崇奉，无疑对民俗事象产生激励作用。

北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剪纸艺术创作的手工艺者。据《东京梦华录》载：“东角楼街巷，瓦子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瓦子，又称瓦市、瓦舍。吴自牧《梦粱录》也记：“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东京汴梁瓦子极多，是从事商业活动而兼有娱乐功能的市井设置。瓦市中有说书、说经、相扑、小说、杂班、覆射、驯鸟、踢弄、影戏、舞番乐、装神鬼、水傀儡、谈浑话等多种表演项目。其中瓦子中有一项“剃剪纸”。“剃”与“剔”通，含“剪除”或“刻除”意。现在北方农村的剪纸艺人也常用“剔花”、“剔纸花”形容剪纸。瓦市中的“剔剪纸”与其他项目一样，现场剔剪、即时出售，边剪边卖，兼具表演效果。

剔刻剪纸的内容及形制，则可参见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的描述：“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此处共记述了三位剪纸艺人：一是“剪诸色花样者”；二是俞敬之；三是“少年”。三位艺人技艺高超，所剪内容各有千秋。“剪诸色花样”即剪刺绣粉本，俗称“绣花样子”。

至今，民间仍然采用剪纸做底样，将花样贴在待绣底料上，绣时沿纸边下针，形成边线挺括齐整、绣线高凸平滑的特殊艺术效果。剪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民间艺人俞敬之，专门剪刻诸家书字，即名家的书法作品。以他为代表开创了具有单纯审美意义的剪纸观赏品。已见诸文献中用纸剪字的艺人除俞敬之外还有一些。《诚斋集》中有一首“赠剪字吴道人”，序云：“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字，作米元章字体逼真。”并有诗为证：

宝晋云烟杂海涛，玉溪花月写风骚。

一生不倩毛锥子，只倩并州快剪刀。

挂笺——人财两旺

此法至今盛行民间，尤以河北丰宁的剪纸文字最为著名，宋代俞敬之、吴道人当为始祖。“少年”剪纸艺人独慧默写之能，即“盲剪”，能在袖中摸索着“剪字及花朵之类”。由此可见宋代剪纸技艺之精湛。

剪纸——金玉满堂

这些技艺精湛的剪纸作品，现在已很少有流传的样品了。值得庆幸的是宋代陶瓷作品上保留了剪纸纹样，这就是吉州窑的玳瑁釉茶碗上的剪纸纹。江西吉州永和窑的匠师们成功地把剪纸移植到陶瓷上，创造了新型的陶瓷装饰方法。做法是先把剪纸贴在沾了黑釉的陶胎上，再喷洒一层竹灰，即黄赭釉，然后揭掉剪纸。烧造后，即呈现出黑色的剪纸纹样，又叫“剪纸漏花”。从已经发现的黑釉瓷器中可以得知，剪纸纹多见于黑釉茶碗的内壁，大体可分三种类型：

（1）单独纹样型。碗内只有一幅剪纸，或花朵或文字，位置灵活多变。

（2）复合纹样型。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剪纸纹样，均匀布置在碗内。其中，有一只黑釉玳瑁盏中置“二龙腾挪纹”，一龙阴纹，一龙阳纹，互相对应，活灵活现。还有一只黑釉盏内有三个适合纹样，每个纹样的外形均作双钩四合如意，内饰吉祥文字，三者分别为：“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除此之外，类似的布局还有团凤纹、双凤串花纹、花鸟纹、梅鹊鸳鸯纹等。

（3）满地撒花型。口沿饰一道花边，内壁散布若干相同的剪纸花朵，最多者可达15种，这些剪纸纹样几乎与今日流传各地的剪纸窗花如出一辙，显示着宋代剪纸的辉煌成就。

风俗浓厚的元代剪纸

1.祈晴和尚扫晴娘

元代建都于北方，统治者为北方民族，风俗一变，唐、宋立春日皇帝赐宰臣彩胜的制度就废止了。立春日，宛平县或大兴县依前年故事塑春牛、勾芒神。前三日太史院、司农司使，请都堂宰辅合府正官、司属官迎太岁、神牛于齐政楼之南，香花灯烛祀如常，一如前朝帝都风俗。至于民间岁时节日的剪纸艺术发展情况，虽然文献和实物资料不多，但有一事前所未有。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县）李俊民诗《扫晴娘》有咏：“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形象地刻画出“扫晴娘”的形状。“扫晴娘”的典故，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谓：“大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檐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剪纸为女形持帚形挂于窗外，是农家苦于久雨伤农，不利收成，故剪纸以祈雨止的民俗活动。

此外，湖北孝感剪纸中有《七僧晒足》。凡遇久雨不晴，有伤稻类，农家妇女则以黄或白纸折叠剪成7个和尚之形，头朝下，足朝天贴或挂于门前。歌曰：“塘和尚，晒脚跟，明天太阳晒死人。”又：久旱不雨，农家尝以素纸剪成龙头形，晚上置于油灯上熏烤，以为如此必将激怒治水的龙王，顷刻会带来倾盆大雨。“烤龙头”剪纸的民俗活动，仅在湖北孝感一带比较盛行。

元代出现的剪“扫晴娘”以祈晴天的民俗活动，后来发展到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且更加有声有色，形式多样，并增添了口头文学韵味。如河南灵宝的“扫天媳妇”剪一女性手举笤帚，挂在高处，口中念念有词：“扫天媳妇你是神，你上东南扫去云。”陕西渭水北部铜川一带的“扫天婆”，是以纸剪一骑马扎髻的妇女，右手持帚，左手持包灶灰，妇女们口念：“扫天婆，上了天，扫去乌云，撒灰去，湿天快变干。”

2.走马灯剪纸探微

元代的走马灯不断改进，灯中的刀马人物愈加精彩动人，从诗人谢宗可咏《走马灯》诗即可体现：

飙轮拥骑驾炎精，飞绕人间不夜城，

风鬣追星来有影，霜蹄逐电去无声。

秦军夜溃咸阳火，吴炬宵驰赤壁兵，

更忆雕鞍年少日，章台踏碎月华明。

走马灯是以素纸糊成一方形或圆形灯壳，再以彩纸剪成刀马人物之形附系于灯壳中的纸轮上，垂置壳内，中心燃烛，火焰上熏，热气推动纸轮，轮即转动，轮上所附的纸剪骑马人物随之旋转，人影映于灯壳，追逐不停，烛灭则止。走马灯实质上是以热能推动轮转，为中国11世纪科技力学上一大发明。历元、明、清三代，走马灯中的剪纸人物不断变化，但其推动纸轮的原理未变。所以清末满族人富察敦崇对此感叹地说：“走马灯之制，亦系以火运轮，以轮运机，即今之轮船、铁轨之一斑。使推而广之，精益求精，数百年来，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土以机巧为戒，即有自出心裁精于制造者，莫不以儿戏视之。今日之际，人步亦步，人趋亦趋，诧为神奇，安于愚鲁，则天地生财之道，岂独厚于彼，而薄于我耶？是亦不自愤耳！”

人物剪纸

富察敦崇，长白人，著有《芸窗琐记》、《皇室见闻》、《燕京岁时记》等。走马灯之感叹即出自其《燕京岁时记》。此书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印。其时正值东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时期。国家垂亡，清朝统治者为保皇祚，不惜割地赔款求安定。一部分有志之士主张发愤图强，反对跟着外国人亦步亦趋，视而不见自己的高能人才，富察氏是其中之一。

别具一格的明代剪纸

明朝废止了自晋代流传千年来的“造华胜以相遗”和唐宋两代“立春日赐三省官彩胜各有差”的岁时节日风俗。明朝宫廷则另有“自岁暮正旦，咸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咸簪于首，以应节景”之俗。京都民间立春日，也以鬃穿乌金纸画彩为闹蛾，簪之头上，还于“门窗贴红纸葫芦，日收瘟鬼”，是民间剪纸为窗花首见于文献者。夏日雨多不晴，京都妇女继承了元代剪纸为“扫晴娘”的风俗，“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曾下诏延长上元放灯日，灯市亦较前代繁华热闹，赏灯玩景，观戏看花，胜于以往。文学家瞿佑有观影戏诗，反映了当时热闹的情景。其中有关剪纸的是走马灯：

灯火光中夜漏迟，风轮旋转竞奔驰，过来有迹人争睹，散去无声鬼不知。

剪纸——灯花

月地花阶频出没，云窗雾阁暂追随，一场变化如春梦，线索重看傀儡戏。

走马灯中的剪纸人物技艺如何，诗中没有细说。若以“过来有迹人争睹”和“月地花阶频出没，云窗雾阁暂追随”来形容，与宋元时代的走马灯相比，不仅是刀马人物，还有仕女背景人物，则更加吸引观众了。

明代不单有走马灯，还有“夹纱灯”：剡纸刻花作竹兰鸟兽等图，用轻绡，夹于中间作灯屏。明朝时黄一正《事物绀珠》谓：“夹纱灯，南京赵雪林制。”嘉靖（1522-1566年）年间，苏州有赵萼者，用纸剪刻成花鸟走兽之形，用颜色晕染如绘画，再浸以蜡，用薄纱夹在中间，放在阳光灯火中，看去更加光明莹澈。明末又有夏耳金者，“剪彩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南京有赵士元擅制夹纱屏、夹纱灯，皆属鬼工，绝非人力。剪纸为灯花，是由刺绣花样发展而来。刺绣花样为素纸，晕染颜色而后夹在薄纱灯屏中，效果如刺绣而更明莹光泽，是民间艺术的巧制，供上元灯节佳景的点缀，为民间美术中灯彩艺术的新发展。

明代剪纸施于折扇、装饰彩灯，还有刻金箔成花样，用于瓷器烧制成花卉纹样等，都是作为生活日用品或观赏物的装饰艺术。此外，明代剪纸艺术中剪纸为人物的作品中有《一团和气图》。此图原作者为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年）创作。题材取晋代高僧惠远“虎溪三笑”故事。《庐山记》：惠远居庐山东林寺，送客不过溪。一日与陶渊明、道士陆静修共话，不觉逾之，虎辄骤鸣，三人大笑而别。形式上将三人画成一体，取僧、道、儒“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的意思。

欣欣向荣的清代剪纸

清代剪纸艺术已经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剪纸品种繁多，工艺精巧。在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中曾记录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剪纸艺人，虽然这并不是中国民间剪纸的主流，但也可以从某些方面窥见清代剪纸发展的历史痕迹。如清代剪纸艺人包均，技艺高超，擅长剪书画。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载：“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均最工此，尤工剪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人妙。”并诗云：“剪画聪明胜读书，非翔花鸟咏苹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

再如，清代剪纸艺人林文耀，以剪字著称。严州《严州建德县志》记：“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易薪米以自给。人称曰‘林剪’。”沈羽宸，清代剪画和装夹纱灯的著名艺人。清代章铨《吴兴旧闻补》记：“沈羽宸，长兴县人，寓居青镇，善画，装夹纱灯尤精致，其人物花鸟，俱有飞动之势，名震长兴。”另外，《保定府志》记：“石女，张蔡公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这些诗文描述，充分说明了清代各地剪纸的繁荣。

清代“八仙祝寿”剪纸

清代剪纸的应用很广，节庆祝福、婚俗礼仪、祭祀丧葬、生活服饰、家具装饰等，处处都有剪纸的身影。据清代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民间岁终年市，非常热闹，大街小巷都有卖花元宝的，每家都要买，用来供奉灶神堂；还有卖五色神旗的，雕镂得非常精细，供奉年神之用。另外，春节悬贴挂笺也是当时流行的风俗。据《杭州新年百咏》载：“彩钱五张一堂，中凿连钱文，贴于梁间，用以压胜。”后来形式也多种多样。清代富察敦《燕京岁时记》记：“挂钱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粘在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间多用之，世家大族鲜用之者。其黄纸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日小挂千，乃市肆所用者。”清代宫廷画家邹元斗有一幅《岁朝图轴》，是祝福新年的风俗画。画面上部画有五枚挂笺，每枚挂笺中部有花篮，盛莲花；四周为如意纹、云纹及万字纹等。五枚门笺构图、纹样一致，色彩不同，但互为套接，是采用将各种色纸叠在一起剪刻，后又打散拼接起来的制作方法。另据潘荣阶《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其时端午和除夕贴挂笺都极为普遍。

清代喜庆礼花

民间礼花也非常普遍。据梁章钜《归田琐记》载：“尝见人家馈送实物，无论大盘小盘，其上每家红纸一块，或方或圆，比嵌空雕镂四字，如语‘生命富贵’‘万事如意’之类，其婚娶喜庆之家所用尤繁，则所剪之字尤多。今聚令各家不用此纸，其势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变易之。此一吉祥之景，代替吉祥之字，何二致。因杂取吉祥善事，剪做花样十六，分赠各家，勿忘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可见，清代的剪纸礼花在形式上、题材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另外，其他的民俗剪纸，像窗花剪纸、民间彩灯、刺绣花样、佛教剪纸、祭祀剪纸等，形式已非常丰富。据湖南、山东等地保留下来的清代剪纸墨线稿样可以看出，内容已十分全面。如有连生贵子、麒麟送子、喜庆有余、福禄寿喜、招财进宝、蝴蝶戏冬瓜、富贵荣华、六合同春、独占鳌头、五子登科等；还有刘海戏金蟾、十二生肖、云上八仙、青蛇白蛇、寿星、青龙、白虎等传说；还有昭君出塞、唐僧取经、时迁偷鸡等历史故事；另外，还有人物、动物、鸟虫、花卉、八宝、八吉祥、果盒、盆景等，都富有吉祥寓意。

剪纸艺术虽然来自于民间，但到清代已经成为全民性的艺术，就连当时的皇亲国戚也都离不开剪纸。北京故宫的“坤宁宫”是清代皇帝结婚时的花烛洞房。按照满族人的风俗，宫殿前后窗的窗纸都是裱糊在外面的。墙壁用纸裱糊，四角贴有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是黑色的龙凤团花剪纸。宫殿两旁的过道墙壁上也贴有剪纸。从剪纸的纹样、用料、用色来看，与普通农家的顶棚花、墙花相比，除了剪纸图案稍大以外，基本没有差别。

清代“狮子”剪纸

知识链接

剪纸折扇

1965年，一把剪纸折扇在江苏省江阴长泾乡出土，同时出土有收粮簿，封面有“正德十年”（1515年）四字。剪纸折扇系竹骨，十八根，高27.3厘米、阔1.3厘米，扇骨色泽老熟，似已使用多年。扇面用丝绵纸裱成，表面涂柿汁，呈棕色，洒金清晰可见。扇面以剪纸图案作装饰，由阴刻和阳刻两部分组成。阳刻部分呈扇形，中间是“梅鹊报春图”，上下有缠枝形纹，左右有龟背纹和缠枝形纹饰。扇面的制作，第一层裱丝绵纸，第二层粘贴剪纸，第三层再覆丝绵纸，把剪纸图案置于两层绵纸中间，使剪纸不易受到损坏。扇面的表面呈素色，使用时打开扇面，在阳光照耀下，剪纸图案看得十分清楚。剪纸的剪技纯熟，画面精细秀丽、玲珑剔透。以剪纸作扇子装饰，甚为罕见。其为研究我国古代剪纸和折扇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物证，现藏于江苏省江阴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