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碑刻的制作、整理、研究与应用

刻碑有一定的流程和方法，对于如何保存也有一定的讲究。研究古代碑刻，对了解历史、掌握历史、品味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古代对碑刻的整理、研究、利用，集中表现在碑刻著录和金石学等方面。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刻碑的流程与拓碑的方法

刻碑的流程

碑刻的制作需要通过摹勒直印上石和镌刻两个主要步骤。

在唐代以前，碑刻长期奉行“丹书上石”法，即由善书者直接用朱墨写于预先准备好的涂满黑墨底色的石碑上，以备镌刻。如清代中叶洛阳出土的魏景二年《东武侯王墓碑》隶书，前三行已刻而后一行未刻，出土时即“朱书宛然”。又现存影印本北周《高昌砖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尚未镌刻的朱书。这种丹朱上石法书写极为困难，难以淋漓尽致地抒发书写者的艺术特色，故唐代以前的碑刻尽管气度豪雄，但细微处难经推敲。

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应用和普及，发明了复制书法真迹的“双勾填廓”法，在此启示下，唐代碑刻艺术家进而发明了摹勒直印上石法。这种方法需要预先将碑面磨光，均匀涂满黑墨，墨上再上一层轻蜡，称为“蜡石”。同时用双勾或双勾填廓本之背面，依照书法真迹墨色的干、湿、浓、淡，细心重复填写好朱墨。然后将摹本朱墨朝下，覆在后，再在上面覆上数层软性毛边纸，然后再覆一层牛皮纸，用光滑的鹅卵石均匀用力砑磨，摹本的朱墨直印于蜡石之上，石面乌黑，字色鲜红，刻手即可按此镌刻。这种摹勒直印上石法系善书者和熟练工匠合作完成，其摹勒字体较之书法真迹毫厘不爽。后来法帖的制作，亦采用此法上石或上木。

刻工与书写者，在碑帖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笔法字势、点画字形均需凭刻工的高超技艺最后体现在碑帖上。因此，古代的巨碑名帖，均系高手艺人镌刻，其中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由书碑者亲自镌刻。如李邕本书写的《岳麓寺碑》和《法华寺碑》，就是由李邕本人镌刻的。因此，中国古代著名碑帖的笔法和刀法，往往是妙合无垠，相映生辉。

拓碑的方法

碑帖是中国独有的国粹，碑帖艺术的创造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昭陵碑林博物馆内景

碑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曾经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古代中国是一个重视书法艺术的文明之邦。早在春秋以前，书法即被列为六艺之一；汉代学童在十七岁之前，必须接受国家书法考试，考试合格后方有入仕机会；隋唐时期实行科举考试后，士人书法的优劣更是直接影响其仕途。因此，中国古代的学人均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为努力提高书艺而终身不懈。在近代摄影术和珂罗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碑帖拓本以其生动逼真的艺术再现能力，复制了古代大批书法真迹，它是人们学习书法的唯一范本。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之所以名家辈出，群星灿烂，与碑帖艺术的长期熏陶、广泛应用和交流促进具有密切的联系。碑帖在推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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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罗版印刷术

珂罗版印刷，英文称作Collotype，德文则称其为Lichtdruck，皆为胶质印刷之意。1852年，英国科学家塔尔博特（William Herry Fox Talbot）发现了经重铬酸盐处理的明胶膜层见光会发生硬化的现象，这是构成珂罗版印刷制版的基础和实践；1855年，法国人柏德范（A.L.Poitevin）以此为基础，发明了在玻璃板上涂布重铬酸盐明胶感光层的石版印刷新工艺；1865年德国人T.Dumotay又将重铬酸盐明胶感光膜层涂布在玻璃板材之上进行印刷。

1869年前后，德国慕尼黑的摄影师海尔拔脱（Joseph Albert）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方法，这是一种以玻璃为版基，在玻璃板上涂布一层用重铬酸盐和明胶溶合而成的感光胶制成感光版，经与照相底片密合曝光（晒版）制成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

珂罗版印刷，技术复杂，印品精良，多用于珍贵图片、绘画、碑帖及文献、照片的印制。其工艺流程是：原稿、拍摄连续调阴片、修版、准备玻璃板、涂布感光液、干燥、晒版、印刷。

珂罗版印刷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光绪初年，当时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首次用珂罗版印刷了“圣母像”等教会图画。同时，英商别发洋行也曾采用珂罗版印刷。由于珂罗版印刷美术书画极其精美，故不久即成为国人常用的字画印刷方法。

碑帖原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碑帖传拓技术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遗产发挥过很好的保护作用。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显著差异，在于其文明的继承性、连续性。这种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现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字发展和器物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的碑帖原本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包括镌刻文字的石碑和石帖、木帖，也包括一切具有文字图案的古代器物。因此，在中国古代洋洋大观的碑帖原本丛林中，可谓浓缩着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事实上，古今中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是从研究碑帖原本着手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自然销蚀、人为破坏和外敌掠夺，中国古代的碑帖原本损失惨重，百不存一。但聪明的古代先贤所发明的碑帖椎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重大缺陷。许多在历史上被毁灭、被掠去国外的名家书画手迹和珍贵历史文物，幸而在前人拓制的碑帖拓本中得以保存其原貌。假如无碑帖拓本，中国历史将会出现无数的空白；至于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蔡邕、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王维、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书画大师的作品，今人也无法窥其艺术全貌，或根本就见不到其点滴痕迹。

碑帖的椎拓也是一种高超的技艺。相传拓碑方法秦汉时即已出现，只是缺乏实证。到隋唐时拓工技法甚精，如唐太宗御制的《兰亭序碑》，就是由冯承素拓取成本的。公元703年武后命王旦重刻《孔子庙堂碑》后，当时亦是“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传统的椎拓方法是先将碑帖洗净风干，再在碑帖上薄薄地刷上白芨水（也可用薄浆水或水蜡），然后将有韧性的棉料纸或宣纸平贴文字上，并用毡包挤按平实，凸出字体轮廓，待字上纸面稍干后，即用不同的拓包依次上墨，先干淡轻打，再反复椎拓，使墨色层层加深，最终成为黑底白字的拓本。由于碑帖新旧滑涩有别以及拓制者的不同要求，拓法、墨色也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擦拓与扑拓的不同拓法以及乌金拓、蝉翼拓、朱拓等各式拓本品种。中国古代的著名碑帖大都系帝王或王公大臣督制，椎拓时均精心选择良匠、善纸、佳墨，因此所拓成的纸本或黝黑深沉，精气内蕴，观之令人肃然起敬；或清妍雅致，墨香四溢，赏之令人心旷神怡。

第二节　碑刻的保存与整理

碑刻的保存与“三大碑林”

我国古代碑刻历来受到文人墨客乃至官方的重视。历代政府均对古代碑刻加以保护。对于一些不便移动的重要碑刻，一般采取就地加盖碑亭的办法原址保护，而对于一些零星发现的碑刻，则尽可能转移到别处集中加以保护。因此在历史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碑林”。延续至今，形成了“三大碑林”。

1.陕西昭陵碑林

昭陵是唐代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陵墓，同时也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还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有陪葬墓180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

昭陵碑林是以昭陵陪葬墓前所立的墓碑及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铭为陈列展品，还有少量跟昭陵有关的唐、宋、明、清各代的碑石。跨越五个朝代，其上限为贞观十一年（637年），下限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历时1147年。多是陪葬者葬时所作，其记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是后代史书所无法比拟的，或证史书之说，或纠史书之谬，被誉为“会说话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昭陵碑林博物馆内景

昭陵碑石撰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上官仪、令狐德棻、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崔行功、郭正一等，书者有高宗李治、欧阳询、褚遂良、殷仲容、王知敬、高正臣、畅整、于立正等，可谓撰、书皆名流，文、字俱佳品，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昭陵碑林形成于1975年，当时收集碑石42通，展示墓志40余件，其精品、名品率均在60%以上。42通碑石中22通名列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名单”；馆藏46合墓志，26合为一级品。后经不断扩大增加，藏石日益增多，目前昭陵碑林是拥有唐代书法名碑最多的专题碑林。

2011年4月26日，经过三年时间重建，昭陵碑林重新对外开放。整个建筑肃穆大气，展陈形式也由原来的依靠自然光线改为现代化的展示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新增展出面积300平方米，在原展陈基础上增加了近年出土的唐太宗第七子蒋王妃元氏墓前题记石柱、阿史那忠墓镇墓石、十四国蕃酋长题名像座和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墓志，临川公主墓出土石刻诏书等40余件石刻文物，一件件栩栩如生的石刻将带领参观者进入那个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繁华时代。

2.陕西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900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3000方。现有6个碑廊、7座碑室、8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1087方碑石。

博物馆的各陈列室，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前半部为临时性专题陈列室，自轴线正中有“碑林”匾额的碑亭以北为碑林陈列室，西侧为石刻艺术室。

陕西西安碑林展室内景

西安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议，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碑，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3.山东曲阜孔庙碑林

曲阜孔庙坐落在山东省曲阜城内，其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孔庙纵长630米，横宽140米，占地21.8公顷，有殿、堂、坛、阁466间，门坊54所，古树1250株，还有被誉为艺术精品的历代碑刻2000余块。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于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曲阜孔庙奎文阁十三碑亭一角

圣迹殿是以保存记载孔子一生事迹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而得名的大殿。此殿位于寝殿之后，独成一院，是孔庙最后的第9进庭院。殿系明万历二十年（1529年）巡按御史何出光主持修建的。孔庙原有反映孔子事迹的木刻图画，他建议改为石刻，由杨芝作画、章刻石，嵌在殿内壁上，这就是为数120幅的“圣迹图”。圣迹图每幅约宽38厘米，长60厘米，其所表现的圣迹从颜母祷于尼山生孔子，到孔子死后子弟庐墓为止，并附有汉高祖刘邦、宋真宗赵恒以太牢祀孔子二幅。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言论，是我国第一本有完整人物故事的连环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圣迹殿内，迎面是清康熙皇帝手书“万世师表”石刻。字下正中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左边是晋代名画家顾恺之画的“先圣画像”，习称“夫子小影”。据说“小影”在孔子像中最真，最接近孔子原貌。孔子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于宋绍圣二年（1095年）摹勒上三石。右边是吴道子画的“孔子凭几像”，孔子按几而坐，弟子分侍左右，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寿于宋绍二年翻刻石上。在这些画像上，有宋太祖、宋真宗等皇帝的御赞，有宋代绍圣、政和等年号和题跋。殿内还有宋代书法家米芾篆书的“大哉孔子赞”，还有清康熙、乾隆皇帝的御制碑。

奎文阁为孔庙的第6进庭院，院落狭长，矗立着13座碑亭，南8北5，两行排列，斗縅飞翘，檐牙高啄，黄瓦耀金，鳞次栉比。十三碑亭专为保存封建皇帝御制石碑而建，习称“御碑亭”。亭内存碑55幢，是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七代所刻。碑文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亲祭、派官致祭和整修庙宇的记录，由汉文、八思巴文、满文等文字刻写。

道北5座碑亭建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道南的8座亭中，4座为金、元建筑，东起第三、六座为金明昌六年（1195年）所建，第四座为元至元五年（1268年）所建，第五座为元大德六年（1302年）所建，其余4座为清代所建。两座正方形的金代碑亭，斗縅豪放，布置疏朗，是孔庙现存最早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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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门四圣与“通天谱”

儒门四圣指的是孔丘、孟轲、颜回与曾参，他们都是中国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轲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颜回与曾参都是孔子的弟子。

作为儒家学派的四大代表，他们历代享受祀奉，明嘉靖九年（1530年），皇帝下诏定孔子为“至圣先师”，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孟子为“亚圣”，共享于孔子庙堂。

清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乾隆皇帝赐给孔府的30个字作为行辈，凡孔氏家族从孔子56世孙开始，都要遵照30个字行辈取名。同时鉴于“四圣”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故准许四家子孙皆以相同的字排辈，因此这份家谱被称为“通天谱”。这30个字及世次如下：

56世至65世：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66世至75世：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76世至85世：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上报民国政府批准继30个字后，又向后续了20个字。这20个字及世次是：

86世至95世：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

96世至105世：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一般认为四姓同字者皆同辈。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同字辈下，孔姓要比其他三姓高一辈。另外，以孔门弟子为先祖的卜（卜商）、闵（闵子骞）、冉（冉有）、端木（端木赐）四姓的一些后裔也有用这份“通天谱”排辈的。

碑亭中最早的是两幢唐碑，一幢是立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的“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一幢是立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的“鲁孔夫子庙碑”，皆位于南排东起第六座金代碑亭中。最大的一幢石碑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所立，位于北排东起第三座碑亭内。这块碑约重35吨，加上碑下的赑屃、水盘，约重65吨。这块石采自北京的西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将此碑安然运抵千里之外的曲阜，不能不使人惊叹。

此院的东南、西南部，各有一片丛林似的碑碣。北墙朱栏内还镶着大量刻石均为历代帝王大臣们修庙、谒庙、祭庙后所刻。如从书法艺术上来看，真草隶篆，各有千秋。另有几座石碑从侧面记载了元末红巾军、明代中期刘六及刘七、明末徐鸿儒等农民起义的情况，是研究农民革命历史难得的珍贵史料。

大成殿东西侧的两庑，是后世供奉先贤先儒的地方，配享的贤儒大都是后世儒家学派中著名的人物，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等。在唐朝仅有20余人，经过历代增添更换，到民国时，多达156人。这些配享的人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一律改为写有名字的木制牌位，供奉在一座座的神龛中。现在两庑中陈列着历代石刻。

其中东庑保存着40余块汉、魏、隋、唐、宋、元时的碑刻，最为珍贵的是“汉魏北朝石刻”共22块。西汉石刻，首推“五凤”；东汉石刻，以“礼器”、“乙锳”、“孔宙”、“史晨”碑为隶书珍品；北朝以“张猛龙”碑为魏体楷模。

西庑内陈列的100多块“汉画像石刻”，也是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这些石刻，内容丰富，既有神话传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捕捞、歌舞、杂技、行医、狩猎，是研究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石刻的技法，有的细致精巧，有的粗犷奔放，各具风格。

两庑北部陈列的584块“玉虹楼石刻”，是清乾隆年间孔子后裔孔继涑收集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临摹精刻而成的。这些石刻原被弃置在曲阜“十二府”的玉虹楼下，1951年移入孔庙，1964年装镶展出，供书法爱好者欣赏。

除三大碑林之外，台湾高雄南门碑林、四川西昌地震碑林也颇有盛名。至于各种碑刻博物馆、石刻艺术馆等机构的建立，则正兴未艾。相信随着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我国古代的碑刻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碑刻的整理与研究

我国古代对碑刻的整理、研究和利用，集中表现在碑刻著录和金石学等方面。

自从秦“刻石”出现后，《史记》就加以著录。汉“石经”刻就后，《后汉书》、《洛阳伽蓝记》等曾予以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汉、魏石刻资料达120块。南朝梁时更有集录碑文之《碑英》120卷问世，现虽不传，实开石刻专著之先河。唐代先秦石鼓文出土，记述与研究风气大盛。

宋代则形成专门学问“金石学”，《集古录》、《金石录》等大部著作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宋之金石学家至少达61人，金石学著作增至89种。元明时期整理研究工作虽未间断，但成就平平。清时则有长足的发展，出现金石学研究的高潮，目录、通纂、研究概论之书，均有佳作。吴式芬《古录》收夏、商、周三代至元的碑目18000余种，成书20卷，是有目录以来最丰富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订精卓，超越前贤，是当时金石著作中之最佳者。王昶《金石萃编》，收三代至金之金石1500余种，集目录、铭文、跋尾之长，通纂于一书，可谓集金石著录之大成。

山东泰山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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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诚与《金石录》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甫，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龙都街道）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之第三子。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及古文字研究家。赵明诚21岁尚在太学读书时，娶李清照。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授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赵挺之去世，遭蔡京诬陷，被追夺赠官，家属受株连。赵明诚夫妇从此屏居青州乡里13年。宣和年间赵明诚先后出任莱州、淄州知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起知江宁府。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移知湖州，未赴，病逝于建康。

赵明诚自幼喜好金石之学，与李清照结婚后，对金石学志趣更是有增无减，日趋痴迷。屏居青州与出守莱州、淄州时期，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好的时期，也是赵明诚金石事业最有成就的时期。

从大观二年（1108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赵明诚曾四游仰天山，三访灵岩寺，一登泰山顶，或题名，或拓片，获得了大量的碑文资料。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在李清照帮助下，赵明诚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全书共30卷。前10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种；后20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此书是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金石学研究专著，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

从性质来说，前代碑刻论著有以下几大类别：

1.通伦类

清代叶昌炽的《语石》是此类代表作。全书共十卷，条理清晰，文辞优美。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编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本为马氏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识见高卓，为近代金石学奠基之作。

2.目录类

代表作有清代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和清代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二录虽有错误，但却通行易得。晚清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在精博方面远胜前者。民国时期，罗振玉编有《墓志征存目录》。

3.题跋类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并续、又续、三续为此类代表。另外还有同时抄录碑文并加题跋的，以清代王昶《金石萃编》为代表；后清陆耀遹有“续编”、清方履馪有“补正”等作。

此外，还有图录、拓本汇编以及词典等其他工具书。

近现代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碑刻著作编辑的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较大型的资料汇编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对一地或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者则有《云南古代石刻丛考》、《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等。

专门研究碑刻的专著也有许多，如鉴定拓本的《增补校碑随笔》，介绍石刻的《石刻叙录》、《西安碑林书法艺术》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