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朝之前的酒具

古代酒器就其用途而论，可分为贮酒器（供生产用）、盛酒器（供运输周转用）、卖酒器及饮酒器等类。贮酒器有樽、瓮、坛、缸、罐等；盛酒器有樽、彝、钟、盆、瓶、壶、铛、酒仓、兕、酒螺、葫芦、嗉子等；卖酒器有提、流子、流口、壶、瓢等；饮酒器有樽、钟、爵、盂、瓯、杯、盏、升、斗、瓢、角、斛、勺、觥、觯、觞、碗、尊等。本章重点讲述我国唐朝以前的酒器与酒具。

第一节　史前酒具

最早的酒具

《史记》谓纣“以酒为池”，《正义》引《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槽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个喝酒场面蔚为壮观，也证明了纣的荒淫无道。但纣的这个做法也是有典可依的，《礼运》描述了远古时期的大俗：“汗尊而抔饮。”郑玄注：“汗尊，凿地为尊也。手不饮，手掬之也。”可见酒应当是古人的发现，自然发酵的酒被古人发现后饮用，它不可能用专用的器物去盛放，而液体的积存必定在洼处，于是召集族中众人用手捧饮之，这也是最早的酒器和酒俗。

不断发展的酒具

早在公元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及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就是有力的证明。随着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酒具形状质量的不同，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随之应运而生，在制造过程中，因温度差异，造型艺术的不同，需求功能的区别等，使得陶酒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几千年来一直沿袭至今。

陶酒器从陶色上可分为彩陶、灰陶、红陶、白陶、黑陶等；器形有壶、尊、鬻、觚、罍和蛋壳黑陶杯等。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差异较大，地方特色均较浓厚，表现在陶酒器的器形和组合上也各不相同。山东地区以背壶、兽形鬶、彩陶觚、磨光黑陶罍、圜底大口尊、蛋壳黑陶高柄杯、带盖高柄杯、蛋壳彩陶碗等为代表；中原地区以长颈陶鬻、陶盉、单柄杯、高领尊等为代表，斝、爵也已开始萌芽；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地区多以长颈陶鬻、肖形陶盉、禽鸟纹双耳壶、漏斗形流滤酒器等为代表。另外，在西北地区和长城沿线地区出土的酒器，彩绘陶酒器十分丰富，酒器形态多以罐、壶、杯等为主，具有极为浓厚的地方色彩。

红陶葫芦瓶

古井酒文化博物馆收藏的陶酒器类型丰富，历史久远，形态各异，具有很高的观赏及文物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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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陶渊明

“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间。偏宜雪夜山中戴，认取时情与醉颜。”唐代陆龟蒙的《漉酒巾》诗，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和不拘小节、急酒嗜饮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明代丁云鹏以此为创意作有著名的《漉酒图》把陶渊明急于饮酒、以葛布头巾漉酒和嗜酒成性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陶渊明“性嗜酒”，在《五柳先生传》中曾自况曰：“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是他对自己嗜酒成性的最好总结。他的好友颜延之也曾说：陶渊明“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因陶渊明家境贫寒，好酒而又无余资，亲旧知己多置酒招饮，或送酒上门，留下了“白衣送酒”的佳话。陶渊明虽家境贫弱，但仍舍得万钱于酒家。《宋书·陶潜传》记载：“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即是其证。

“性乐酒德”乃是对陶渊明最好的颂扬。陶渊明不但嗜酒，而且颇重视酒德。《宋书·陶潜传》：“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后代诗文中常以“我醉欲眠”或“我醉欲眠卿且去”来表达豪爽率真之情。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苏轼《九日次韵王巩》：“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等诗句皆受此影响。

陶渊明一生嗜酒，且酒量较大，每饮必醉。

酒，给他带来了欢愉和作诗的灵感，也带来了心灵的苦涩和身体的摧残。他在《自祭文》中曾表达过诗人的哀伤：“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由于陶渊明长期嗜酒成性，其数子皆为痴呆，使诗人饱受生活之苦，故此曾多次戒酒，并作《止酒》诗一首。所谓“止酒”就是戒酒的意思。清人郎廷极曾赞曰：陶渊明“能饮能止，真可谓游行自在。”其实并非如此，陶渊明“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由于长期饮酒，已是慢性酒精中毒，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患有酒精依赖症，离开酒，则无以催发其诗兴；戒酒，则无异于釜底抽薪，诗泉将会因之而枯竭，对于诗人来说，这无异于要其性命，也无疑是诗人最为可悲之处。

齐家型红陶双耳罐

罐撇口，折腰，鼓腹，平底，口沿至鼓腹部两边各有一扁形的半圆形耳，器身无纹饰。

此罐造型优美，胎体轻薄，有着一种抽象的韵律美。

齐家文化是指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命名。它上承马家窑文化，展现了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和阶级产生阶段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急剧变化的状况。齐家文化有一群独具特征的陶器，主要为红陶和夹砂红褐陶，还有少量灰陶。器表除外，主要是篮纹和绳纹。还有少量泥制彩陶。造型以平地器为主，也有一些圈足器与三足器。

高柄红陶杯

马家窑型彩陶瓶

罐撇口，鼓腹，平底，器表面光滑，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作品彩绘画法简练，瓶腹壁施黑彩画几道粗细均匀的线条，瓶口内则勾画几何形三角纹，简洁明快，极富动感，是一件较为典型的造型纹饰都极精巧的盛酒陶瓶。

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20世纪20年代初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它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纹饰繁缛多变而又具明显格律，表明画彩技术已达到成熟程度。

龙山型黑陶杯

此杯上下口尺寸相同，腹间微收，平底，扁形把镶于杯侧，便于端拿。此杯属于龙山文化黑陶的典型品种。

龙山文化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1928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是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从现在发掘出土的器物看，它们都经过精细的淘洗和轮制加工工艺而成坯，再经过1000℃的高温烧制。一些器物胎体漆黑如墨、胎壁薄如蛋壳，因此又称之为蛋壳陶。

大汶口文化彩陶觚

该器出土于山东省兖州市王因遗址的一座墓葬中，尖圆唇，大口外侈，曲腹较深，小平底，底沿外凸较宽。器内器外皆施红彩，器外腹在红彩地上又绘以黑彩弧线三角，犹如黑地上彩绘的红色花瓣纹一样，也许这正是几千年前东夷匠师所想达到的艺术目的。

觚本身是饮水、饮酒之器，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陶觚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商代晚期，铜觚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中、晚期，西周早期仍有人使用，但已不是主流。陕西省长安县普渡村西周墓中出土的铜觚，风格与商代晚期铜觚酷似，大概是流传下来的商代晚期旧物。

铜觚、爵、斝是商代青铜酒器的基本组合，但从组合关系上看，觚作为一种酒器，不可能取代斝的温灌功能，也不会代替爵的饮用功能。从历史的角度看，觚宜做饮器，若从实际应用方面考虑，也许它还兼具温、灌、饮用等多重功能。

彩陶觚

这件彩陶觚，制作精美，彩绘细致，颜色鲜艳，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不可多得的酒器珍品。

大汶口文化兽形灰陶

1974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的兽形灰陶鬶，泥质灰陶，兽首前伸上昂，双耳立耸，张口露齿，双目前视，体较肥，四肢粗壮，从后部看，应有尾，现已残失，尾下有凸圆形肛门及雄性生殖器，背上有圆柱形器口，口后有环形宽带錾，两侧饰锯齿纹。整个造型美观，是三里河遗址出土陶器中较精美的一件。

兽形灰陶鬶

从山东地区出土的史前陶鬶残片上偶有残留水垢，可以看山，陶鬶可能是一种温酒器具，温完之后，则可直接斟入饮酒器中。因此说，陶鬶可能具有温酒和斟酒两种功用。这件兽形灰陶鬶可能是一种以斟灌为主，兼具温酒功能的酒器。

三里河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村，东南为胶州湾，胶莱河及其支流环绕其外，南临南河，气候宜人。众所周知，我国沿海地区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渔猎为生，而出海特别是在较冷的季节出海，渔民一般都要喝些温酒，温酒的酒壶自然就显得极为重要。此器上面有口，便于向里面倒酒，提着上部的把手从嘴部往外倒温暖的酒，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大汶口文化灰陶大酒尊

此尊出土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口大腹深，底部尖突。外表呈灰色，遍饰篮纹，在腹的上部刻画一组图像，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似飘浮的云气，又像是一弯新月、一簇火焰。有人说这组图像是古代的“图腾”，但多数人认为是酒神的形象。

这种大口酒尊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重器之一，一般都发现于大墓之中，且数量极少。这说明一般的氏族成员是不能用这种器具酿酒的，只有地位较高的人才能使用，尤其是刻画图像的大口酒尊，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更有意思的是，凡随葬大口酒尊的墓葬中，都同时随葬丰富的温酒、斟酒和饮酒器具，反映出大汶口文化晚期人们对酒的喜爱和占有。

莒县陵阳河出土的这件大口尊的上腹部，刻有一个极有意思的符号，或称“刻画图像”。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汉字萌芽时期的产物；也有学者考证，这件大口酒尊上刻画的图像，就是滤酒图或酒神像。将这些神秘的图案刻画在酿酒尊的外表，寄托了大汶口文化居民对酒虔诚的希望和祈求。当时人好酒，当然希望能酿出多而美味的好酒，然而，由于酿造技术的局限，稍有不慎，就会使发酵的酒醪变酸。所以，当时人就觉得，在冥冥之中应有神灵在主宰着从粮食到酒的变化过程。为了确保能酿出美酒，人们便将想象中的酒神图像刻在酿酒器具上，希望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赐给他们美味佳酿。

良渚文化袋足陶

袋足陶鬶出土于江苏省武进良渚文化遗址，是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居民常用的一种斟酒器具。器呈橘黄色，小口，口边两侧内凹，前端小口成流，后端较大口径者则为注入口。颈细而矮，上腹肥硕圆鼓，下有三袋足，后面一袋足上端安一宽扁的器把，前面二袋足较直，后一足后伸。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较多的肖形酒器，如禽鸟纹宽把黑陶壶、鸭形壶、鸟形漏斗流滤酒器等均是极为精美的肖形酒器。其实，这件袋足陶鬶也是一件惟妙惟肖的象形酒器，细细的脖颈，肥硕的腹部，宽把就像是高高翘起的尾巴，看上去很像鸟兽的样子，酒从兽口流出，犹如取之不竭的酒泉，极富想象力。

袋足陶鬶

良渚文化出土的酒器，大多制作精致，并彩绘或刻画繁缛的花纹图像，主要是兽面纹、兽面鸟组合纹和几何纹等。这些几千年前的艺术家刻画线条的技艺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界，在酒器这一方寸之内，能用极细的线条将鸟和兽的特征刻画出来，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类酒器亦多出存大墓之中，说明高级的酒器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它们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精美玉礼器具有同样的功能，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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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与酒

柳宗元，唐代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一位很有才气的文学家。

自古文人都爱酒，以酒解忧柳宗元也不例外。《全唐诗》中柳宗元写酒的诗不少。如《法华寺西亭夜饮》：“祗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莫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还有一首《饮酒诗》：“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永州地区有一种很有特色的酒，叫“黑糊酒”，为民间所酿。选用优质糯米蒸熟，拌好酒药发酵酿成糊汁，过滤装进土陶坛内封住口子，用生牛屎堆在坛子上，经过高温沤制几个月后糊酒由白变黑，芳香扑鼻，醇和爽口，成了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美酒。据传柳宗元到永州后，永州百姓就是用这种黑糊酒招待他，柳宗元饮后连称好酒！在他诗歌创作中为他解忧消愁的，大概就是这种酒吧！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

此杯出土于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细泥黑陶，陶土经过淘洗。碟形口，折沿，近底部转折明显，筒形柄两端均内束，器腹有一周突棱，柄部有五周规则的短直条镂孔，其下有两周弦纹。

蛋壳黑陶高柄杯均为细泥陶，杯和柄又是分别轮制后黏接而成。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葬中，且墓葬规模都很大，出土此蛋壳陶杯的墓葬就长3米余，宽近2米，墓内有二层台，墓坑内有1棺，其内埋葬的是一老年女性，随葬品有8件，其中有觯形杯、豆、碗、蚌片、獐牙和高柄杯。这件高柄杯是此墓随葬品中最精致的一件，亦应是墓主最喜欢的一件，可见墓主对酒具的珍视。

蛋壳黑陶高柄杯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是当时最高级的一种饮酒器。制造此类器物，对原料和技术要求都相当严格。已发现的蛋壳陶杯，平均厚度不足0.5毫米，最薄的仅有0.3毫米，有的全器重量只有40克左右，还不到一两！据测定，这种蛋壳陶杯的平均吸水率只有万分之四十三。如此精美的酒器，竟出自4000多年前的东夷人手中，让现代人惊叹不已！这两件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的高柄杯，均为黑陶，胎壁极薄。其中高者为盘口，中腹与杯体相连，呈竹节状，共11节。下为喇叭形圈足，圈足较高，上与杯腹相套接；较矮者亦为浅盘口，杯形腹较深，上饰数道弦纹，杯形腹底部通过一极短的管状物与圈足相接，圈足上有三周竖道镂空纹，下为喇叭形圈足口。该杯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蛋壳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黄陶

此鬶1960年出土于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遗址，夹细砂黄陶，冲天长流，粗长颈，三个大袋足分裆而立，后袋足与前两个袋足距离较远，且较前两个袋足更肥大，颈与后袋足之间附一个麻花状鋬手，足上饰两周凸弦纹，三周弦纹之间有四圈小泥饼。通体施黄色陶衣，器物造型雄伟生动，遒劲有力，很像一只雄鸡在引吭高歌，是一件相当完美的陶塑艺术品。

鬶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之一，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鬶是一种造型精巧的器物，有实足和袋足之别，实足鬶一般由流、腹和三个圆锥状实足组成，袋足鬶则以三个大袋足为腹。

鬶的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鬶一般较粗糙，出土时器底多有烟熏痕迹，有的器腹内还有灰黑色的残渣，当为残存的酒渣。这类夹砂鬶是专门用来煮酒温酒的泥质陶鬶、质地细腻，制作也精致，可能是专作注酒用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平底鬶就是由泥质三足鬶发展而来，后世的酒注子、酒执壶等注酒器也可溯源于此。

龙山文化白陶

此鬶出土于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夹砂白陶，方唇，斜直流稍矮，粗短颈，把手外卷，沿面有凹槽，分裆袋足，把手下的一袋足相对较肥大。颈部有凸弦纹三周，有小横耳一对。器口上有盖，既可保温，又可防止灰尘杂物入内，在设计上较其他同类陶鬶更为合理，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精品之作。

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一种造型别致的器物，既实用又美观。东夷人崇尚鸟图腾，常把自己喜爱的鬶做成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有的似展翅欲飞的鸟，有的似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独特，姿态生动，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由于它独特的造型，为周边部族所模仿，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甚至江西都发现了类似鬶的器物。

龙山文化晚期，造型优美的白陶鬶和胎质细薄的黑陶鬶实际上已经具有礼器的功能，它们多成组地被随葬在一些大墓中，与薄如蛋壳的黑陶高柄杯共出，共同组成了成套的酒礼器。

龙山文化黑陶

此酒器1974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细泥黑陶，外表打磨光滑，乌黑黝亮，侈口，高直颈，圆肩，深腹，腹壁较斜直，肩部附有对称的两耳和两鼻，颈部和腹部有弦纹，器盖呈覆碗形，上部有环形把手。

黑陶罍为小口，鼓腹，与商代青铜和瓿酷似，应是盛酒器。再者，制作如此精美的黑陶容器多出土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常与黑陶极品蛋壳陶杯和白陶鬶共出，应是一套完整的酒器，盛、斟、饮功能俱全。

黑陶器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器之一。里外皆黑，器腹皆经抛光，亮可照人，俗称“黑又亮”陶器。由于黑陶器特征极其明显，故曾有学者将出土黑陶器的山东龙山文化称为“黑陶文化”。这件黑陶器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是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中的精品。

山东龙山文化不仅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陶酒器，如黑陶罍、高柄杯、白陶鬶等，而且还有很多精美的装饰品，如玉器、石器、骨器和象牙器等。

这些精美异常的酒器和装饰品，暗示着当年龙山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不寻常的阶层，他们用着精美的装饰物品，饮着美酒，他们的出现，宣告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终结。

仰韶文化水鸟啄鱼蒜头壶

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这种器物口小、颈细、腹折、底平，形似蒜头，造型精巧而优美。绝大多数为泥质红陶，外表或素面无纹，或饰精美的彩陶图案。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址中，这是最常见的器物之一，表明当时广为使用。由于它腹大口小，所以既可用它盛储水和酒，也便于饮用。出土于北首岭的这件蒜头壶堪称仰韶文化的精品。

该壶壶口呈花苞状，并绘有黑彩花瓣状图案。在肩腹部用黑彩绘一组寓意深刻的水鸟啄鱼图，构图线条相当简练，而鸟和鱼的形态却生动活泼。一只水鸟用嘴紧紧地叼住一条大鱼的尾巴，大鱼身体扭曲，昂首张望，呈疼痛难忍、欲逃不得的痛苦状。这条鱼身躯细长，头部呈方形，眼睛圆睁，两侧的巨腮向外鼓起，头部和背部均有斑状花纹。这种构图具有巫术含义。在史前时期，动物总被巫师作为与神沟通的助手，鱼生活在水中，鸟翱翔于天空，它们的生活区域和习性与人类迥然不同，因此很容易引起史前居民的敬畏与联想。人们将这两种神异的动物组合在一起，认为这样就可与神灵沟通了。巫术总是与酒分不开的，巫师在施法的过程中往往要靠酒的帮助来进入迷幻状态，将具有巫术意义的图像绘于酒器的外表，有助于提高巫术的威力。北首岭的这件蒜头壶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主人只以此件器物作随葬品，足见对它的珍爱程度。该器物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小口尖底陶瓶（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波浪纹彩陶钵

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口部微向内敛，鼓腹，圜底；泥质陶，外表呈橙黄色，用黑彩绘两周波浪纹，在唇部波浪纹的波谷之间，还用黑点加以点缀。整个器物近似一个半球体，小巧玲珑而又美观大方。

彩陶钵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器物之一，不仅数量多，而且图案相当丰富，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红顶钵”，即口沿外表饰一条红色或黑色条带纹的敛口或直口钵。其他图案还有变体鱼纹、倒三角、直线纹等。在器物形制上，钵的变化也较多，以敛口圜底钵最常见，也有直口和小平底钵。钵不仅大量发现于各遗址的地层、房屋和灰坑中，而且还常见于墓葬的随葬品中，反映出这是当时最常用的一种饮器，既用它饮水吃饭，也用它喝酒。姜寨的这件彩陶钵出土于一座未被扰乱的土坑墓中。这是一座比较独特的合葬墓，葬有32个人，男女老幼均有。人骨分两层放置，下层是一次合葬，上层是二次合葬。上层的死者是在死后一段时间被迁来的，而下层的死者当是在同一段时间死去的。一般认为，这种合葬墓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墓葬。姜寨的这个家族在某个时期同时死去了很多人，同族的人便把他们葬在同一个墓穴中，同时也把在这之前死去的族人迁来，埋在这座墓的上层。对于这个家族来讲，这是一次很隆重的葬礼，活着的人们为了寄托哀思，给他们随葬了丰富的物品，把生活中所需的各种东西都送给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享用，这些东西有陶罐、陶盂、小口尖底瓶、陶盆、陶杯、石砚、石研棒、砥磨器、骨笄、牙饰、蚌刀、蚌饰、陶钵等，总数达50件，其中以陶钵的数量最多，共有10件，占全部随葬品的1/5。钵是当时人生前最需要的器具，即使死后也要尽可能多地带到另一个世界中去。此器物现藏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

波浪纹彩陶钵

仰韶文化鱼鸟纹葫芦瓶

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瘦长，小平底，造型类似一只葫芦。在腹部两侧各附一耳，耳上穿有一小孔。通高29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6.5厘米。口部遍涂黑彩，颈部以下用黑彩绘有复杂的鸟纹和鱼纹组合图。在腹部的两面，各绘上、下两组鸟纹，鸟均只绘头部。上部的鸟头被圈在一个方框内，头上方有一带倒刺的弧线，嘴朝向杯口；在鸟嘴的下方，绘有一个鱼头，鸟似在啄这个鱼头。下侧的鸟也在一个方框内，嘴朝向瓶底。在这两组鸟纹的正上方，还有三个并列的三角形图案；三角形的上方，有两个小圆点。在瓶的两耳部，以耳为中轴点，各绘一组不同的鱼纹。一侧绘两个鱼的侧面像，鱼嘴张开，朝向耳部，器耳也遍涂黑彩；另一侧则是用三角形组成的鱼纹。

葫芦形瓶是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距今5600年左右。大多用细腻的陶土塑造而成，外表多呈红色，也有个别的是泥质黑陶。造型多样而美观，器身分两部分，上大下小，形似口小腹大的葫芦。多数素面无纹，极少数饰绳纹和指甲纹。外表用黑彩绘饰图案的器物并不太多，但是凡为彩陶者，均构图复杂，图案精美而寓意深远，堪称仰韶文化的精品。除这里所说的鱼鸟纹组合图外，还有变体鱼纹和变体人面纹等，它们既抽象又传神，表现出仰韶文化的居民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葫芦形瓶在史家类型的遗址中均有出土，而且数量还相当大，姜寨就有114件，仅次于钵，说明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器物。推测它可能兼具盛器和饮器两种用途，既可装水、装酒，也可用它来喝水饮酒。腹部深而大，便于装东西；口部小而圆，便于饮用；器身上、下部分之间有向内凹的细腰，有些在下腹部还有两耳，便于捉握和携带。用它装酒，既可在家开怀畅饮，又能随身携带，以便随时品尝。所以，自此以后，葫芦和葫芦形的器物便与酒联系到了一起。商代甲骨文中的“酒”字竟就是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图案，后世的道士和仙人的腰间往往系有一个充满魔力的酒葫芦，葫芦不仅是酒器，而且还成了一种法器。此器物现藏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

鱼鸟纹葫芦瓶

大汶口文化圜底大陶尊

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距今4500年左右。这是一件形体庞大的陶器，高59.5厘米、口径30厘米，口大，腹深，但底部却是尖的。胎质为夹砂陶，较粗糙；外表呈灰色，遍饰兰纹，在腹的上部刻画一组图像，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的图案似飘浮的云气，又像是一弯新月。

这种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重器之一。由于它体大底尖，轻易搬动不得，更不能单独立起来使用，推测可能是埋在地下的酿酒缸。这种陶尊一般都发现于大墓之中，一墓随葬一件，最多的也只有两件。有意思的是，凡随葬大口尊的墓葬，都同时随葬丰富的温酒、斟酒和饮酒器具。陵阳河的第17号墓出土了一件带图像的大口尊，同时还另外随葬了156件陶器，其中温酒和斟酒用的鬶14件、盂5件，喝酒器具镂孔高柄杯46件，高柄杯36件，这两种类型的杯均按一定顺序密密麻麻地压在墓主人的身上。距离陵阳河遗址不远的大朱家村遗址的第17号墓，也出土了一件刻画图像的大口尊，该墓共随葬陶器64件，其中仅薄胎的镂孔高柄杯就有29件，几乎占1/2。

这些现象反映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人们已是非常地好酒爱酒了，以至于这一文化中最具辉煌光点的创造物都与酒密不可分。薄胎高柄杯、鬶、盉、大口尊等制作技术难度较大、造型精美的器物，几乎都是酒具。富有的人生前以拥有最多的酒具为荣，死后也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带在身边，以期在另一个世界中也能豪饮狂喝、以酒斗富。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口尊和薄胎镂孔高柄等酒具，已具有标志身份的礼器的作用。此器物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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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逼真的人首灰陶瓶

碧波荡漾的太湖地区，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中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在距今8000年左右，这里的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并使这一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史前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在距今5900～5300年左右，环绕着太湖流域，出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学家称之为“崧泽文化”。这一文化的居民继承了其祖先的谋生方式，以种稻为生，兼营渔猎。长期的稻作实践，使太湖地区的先民从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术，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居民不仅视酒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而且开始注重饮酒的情趣。他们制造出了各种造型美观、装饰华丽的酒器，这些器物构成了崧泽文化最精致的器物群。

这件人首灰陶瓶是1990年在浙江省嘉兴市大坟遗址发现的，是崧泽文化中罕见的珍品。胎质为泥质灰陶，高21厘米。瓶顶端塑成小型人头像，五官清晰，双眼内凹，鼻梁隆起，口部张开，面部表情相当生动。两耳宽大，并穿有小孔；脑后塑有上翘的鸭嘴形髻，髻上带一小孔，这可能是崧泽文化居民的一种发式。脖颈细长，躯干圆鼓，并分成三个部分，似人体的胸、腹和下肢。在前胸开一小圆口，是装酒和倒酒的孔道。整个造型既是一个生动的人形雕塑，又具有实用功能。细长的颈项和小巧的头部便于捉握提拿，肥大的身躯则可多装佳酿。饮酒时，对面有这么一个双眼炯炯有神的人形装酒器具，仿佛他在与你对饮，自然给饮者增添许多酒兴。

第二节　夏商周酒具

夏商周时期酒具概述

夏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文化。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原始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而原始社会几千年的酒文化积淀，被后来的佼佼者——夏王朝的主人不折不扣地继承过来，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和开拓。酒器的品类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后来的商周相比，则颇显单调，主要是陶器和青铜器，少数为漆器，器形有陶觚、爵、尊、罍、鬶、盉，铜爵、斝和漆觚等。商代酒器发展较快，品类迅速增多，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另外，有少量原始瓷器、象牙器、漆器和铅器等作辅助。器形有陶觚、爵、尊、罍、盉、斝，铜觚、爵、尊、罍、卣、斝、盉、瓿、方彝、壶、杯子、挹等。原始瓷器主要为尊，象牙酒器仅有杯子一种，漆器保存不好，可辨器形者有漆觚和杯子等。

西周早期酒器无论器类和风格都与商代晚期相似，中期略有变化，晚期变化较大，但没有完全脱离早期的影响，仍以青铜酒器为大宗，原始瓷酒器略有发展，漆酒器品类较商代晚期为多。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贵族墓地中出土的漆罍、漆觚等酒器，色彩鲜艳，装饰华丽，器体上镶嵌有各种形状的蚌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螺钿漆酒器，堪称西周时期漆酒器中的珍品。

古代陶器

东周时期的酒器中，漆器与青铜器并向发展。青铜酒器有尊、壶、缶、鉴、扁壶、钟等，漆酒器主要有耳杯、樽、卮、扁壶。另有少量瓷器、金银器，陶酒器则较少见。

夏商周三代的酒器，与史前酒器相比，无论从酒器的质料上或是从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说明夏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发达，而且也代表着夏商周三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肃穆厚重的青铜酒具

我们的祖先在发明制陶术后，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的陶器和自然物共用的时期，便迈入了青铜器时代。我国冶炼铜的历史发端于原始社会后期，到了夏商周三朝逐渐兴盛发达起来，各种不同形状，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酒具便出现了。尤其是商周两朝，青铜器盛极一时，奴隶主贵族饮酒用的青铜酒具有爵、盉、斝、斗、卮、杯、觚、觥、觯、觞、尊等。由于青铜器是奢侈品，平民百姓家仍然使用陶制酒具和其他自然物器皿。

青铜器酒具较之陶器酒具既美观又经久耐用，为此颇得奴隶主贵族的青睐。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制作青铜器的手工作坊出现了，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经有刀、锥、凿等青铜工具和青铜酒具爵的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中，已发掘出烧制陶器和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奴隶主贵族日常使用的酒具。有造型奇特的偶方彝（商代大型储酒器），体态生动的鹗尊（鹗鸟形状的尊。商周时盛行模拟鸟兽形状的尊，如鸟尊、象尊、羊尊、虎尊等），纹饰精美的兕觥（器身似牛，内盛酒），还有调和酒浓淡的盉和专门用来盛鬯（一种香酒）用的方斝等。在妇好墓出土的近200件青铜器中，各种酒具就占了70%，而且大多是成双成组的。它们既是殷商奴隶主嗜酒成风的证明，又是研究商代青铜酒具的宝贵资料。另外，在妇好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镶有绿松石图纹的象牙杯，这是用以盛酒饮酒的珍贵文物。

在青铜器盛行的商周两朝，制陶业在继续发展。烧制的陶酒具许多器形都模拟青铜器，还制出一种叫“缶”的盛酒器，缶的形状似后世的坛子，小口，圆腹。这种器皿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另外，商代还创制出最原始的瓷器。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内的许多商代中期的遗址中，都曾出土有原始青釉瓷器，其中酒器具占有一定的数量。

风靡一时的青铜器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许多青铜餐具酒具开始从贵族的筵席上撤走了，只有在祭祀天地鬼神的典礼中当礼器用一下。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青铜器自身的弱点。由于铜能与二氧化碳水蒸气生成有毒的铜绿，用青铜器盛酒或盛食物往往会引起铜中毒，这是人们从长期饮食实践中得出的这一痛苦的经验。另外，我国铜矿石蕴藏量比较少，制作青铜器的成本很高，经济上也不划算。因此，青铜器酒具被淘汰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秦汉之际，代之而起的漆器便登上了上流社会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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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与药酒

李时珍（1518～1593），湖北蕲州（今蕲春）人，字东璧，号濒湖。出身医药世家。明代医学家。他14岁考中秀才，但无意于功名却跟着父亲学医，决心用医药解救人间的疾苦。他一生留下许多著作，《本草纲目》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为了这部著作，他走遍了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山采药，历尽千辛万苦，深入民间，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医生请教以取得第一手资料。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吞服烈性药物以了解其药性。他勤奋刻苦，研读了800多种医书、药书和其他参考资料，记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历时27年，终于完成了190万字巨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提出“酒为百药之长”。他总结了古今酒在药物中的作用、性能和医疗症状，研创了许多有名的药酒。他认为：“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气行血，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之精，生痰动火。”他还告诫人们：“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陨驱命，其害可胜言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200多种药酒。仅谷物与药物酿成的药酒有69种，如愈疟酒、屠苏酒、五加皮酒、牛膝酒、菊花酒、桑椹酒、姜酒、葱豉酒、竹叶酒、花蛇酒、虎骨酒、鹿茸酒、羊羔酒等，并对药酒的制作和服法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的许多药酒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二里头文化灰陶大口尊

此尊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是一件陶质贮酒器。泥质深灰陶，大口，长颈，广肩，深腹，底内凹。颈、肩及上腹部饰多周凹凸弦纹和压印纹，下腹部饰绳纹。器形健壮雄浑，颇具阳刚之气。

此类大口尊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流行时间较长，至商代早期还被广泛使用。这件大口尊制作精美，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

此类器一般形体较大，高四五十厘米者很常见，做工精致，结实坚固，可作长期使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酒”字字形，均与大口尊相似。大家知道，甲骨文和金文多为象形字，其“酒”字最早可能就是取大口尊之象形，这说明大口尊这类器物与酒应有密切关系，可能是酿酒或贮酒之器。

二里头文化白陶

此鬶1982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陶色白中泛黄，质地坚致。敞口，甲沿，冲天流较短，口沿堆塑有鸡冠状附饰。腰缠一周凸棱，錾宽扁，三个宅心袋状足较瘦削，錾饰二枚泥丁，刻正倒“人”字纹。陶鬶的用途和现在的酒壶一样，用来向爵、觚中斟酒。

陶鬶创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在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但到夏代晚期，则主要集中在中原腹地洛阳一带，到商代初年绝迹。因此，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白陶鬶，给陶鬶2000多年的发展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白陶鬶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不少的白陶器，以酒器为大宗，器形主要为爵、鬶、盉等。时代多属于夏末，少数为商初。这些白陶酒器，在当时青铜器初兴阶段是比较高级的酒器，普通人是不能染指的。

二里头文化黑陶象鼻

此盉1984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的一座墓葬，泥质灰陶，顶部似象头，眼、鼻、口皆形象齐备，长长的鼻子用作器流。宽带状錾，连接器顶与器腹。长颈，广肩，下腹急收，假圈足较高，小平底。通体磨光，颈、肩、腹和足饰有多周凹、凸弦纹和指甲线纹。

这件象鼻盉制作精致，是历年来二里头文化诸遗址出土文物中罕见的。

与这件黑陶象鼻盉共出的陶器还有10件，皆精工制作，不同凡响。其中有6件酒器，有饮酒器陶觚两件，陶爵1件；斟灌器封顶盉1件，象鼻盉1件；盛酒器胆式壶1件。这套酒器，盛、斟、饮功能齐全，堪称二里头文化时期平民使用的“酒器全家福”。

夏代管流爵

此管流爵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一座墓葬中，为椭圆形口，前部上翘，后部略平。上腹部瘦细，下腹部外鼓，在腰部有一长长的管状流和宽扁錾，锥状三足外撇。

使用陶爵作酒器，原本是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居民的文化特征，现在忽然在遥远的塞北草原上出现，有什么历史奇缘呢？

管流爵

据专家考证，大甸子遗址出土的陶爵很可能是北迁夏人的一支辗转来到此地后所制造的。它们的基本形态与夏王朝陶爵相同，而其陶色和装饰则富有土著文化色彩，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因此，大甸子遗址出土的陶爵，不仅是精美的古代酒器珍品，而且还是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商代四羊铜方尊

四羊铜方尊，是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件闻名遐迩的商代晚期青铜酒尊，尊高58.3厘米，重34.5千克。比殷墟妇好墓中的大型铜方尊还要贵重，是现知我国商代最大的铜方尊，传说系193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的一处山坡上。

此尊造型雄健洒脱，铸作工艺精湛到惊人的地步，装饰艺术炉火纯青。尊体呈方形，口部极度外侈，口沿边长52.4厘米。颈部修长，铸有八道扉棱，雕饰蕉叶、夔龙纹。腹部鼓凸，以立体雕塑手法铸出四只绵羊的前半身，羊角硕大弯曲，羊态安详而威武，羊体肥硕健美，仰首挺胸，凝视前方。羊背及羊胸饰有鳞状斑纹，羊腿上有鸟纹，又使四羊陡增几分神秘和威严。尊肩雕蟠龙四条，龙首在二羊之间，头生双角。四羊方尊以精细的云雷纹衬托，采用平面线雕、浮雕和圆雕多种手法，把这件铜尊装扮得庄重大方，光彩夺目，成为饮誉中外的古代文物珍品。

古代宗庙祭祀用“三牲”作祭祀牺牲品，《礼记·曲礼》说：“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古文献还记载说，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有牺尊、象尊，而现知文物中除了牺尊、象尊之外，还有豕尊、羊尊，四羊方尊应列入羊尊之属。作为礼器，羊尊的壮伟与精美并不在牺尊、象尊之下。

四羊方尊

商代双羊铜尊

在我国古代酒器中，最早采用羊形者，现知是商代的青铜酒器，其中三羊铜晷、四羊铜尊等均为代表作。此处介绍的是一件完全以羊为器形的商代青铜酒器——双羊铜尊。尊的主体是头向相背的两只连体羊，它们都只有前半身而无后半身。羊头高昂，双角盘卷，角尖下屈尔后前伸，富有力感，双目平视，颌下长须飘逸，胸部挺凸，肩腹圆浑肥硕，腹内空腔。两腿并立而微见前撑，使得整个器体四足落地稳如泰山。羊体肥壮健美，神态肃穆庄重，看上去老成持重，灵性高深。加上通体鳞纹，腹有双翼，更使之神秘玄化，深奥莫测。

商代青铜四羊方尊

在双羊背上驮载着一圆筒，这就是尊口。简体雕饕餮纹，双角竖立，双目直视。高高耸立的尊口纳酒方便，而微微张开的羊嘴便是天然的流口，尊中酒可从任意一只羊的嘴中吐泻出来。该器构思独特奇巧，造型生动逼真，唤之欲动，似乎稍受惊骇，就会撒蹄而奔。

很显然，双羊铜尊堪称青铜艺术佳作。比之一兽一器的豕尊、象尊、牛尊，具有不同的艺术感染力。

该尊现藏于英国。据知，日本的根津美术馆中也收藏有一件我国商代的双羊铜尊。

商代人面神龙铜

在商代青铜酒器中，有一件十分奇异的珍品——人面神龙铜盉，其盖雕刻为人面状，浓眉大眼，宽鼻阔口，头生一对槌状角，双耳有圆孔。器身较矮，敛口，腹垂鼓，圈足，双贯耳，管状流。圈足上有三个穿孔，其中两孔与盉盖的人耳孔、盉身的贯耳对应，用绳索串连后便可成为铜盉的提梁。通高18.1厘米。

盉身上半部分以纤细的云雷纹为地衬，雕刻出龙的前肢相对而抱，另有一对小龙张开大嘴分列盉流两侧。盉身下半部分是鳞状纹和菱形纹，这是商代青铜器表现龙体的常用花纹。该盉运用圆雕、浮雕和线雕技法，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幻化成人面的神龙，岿然盘踞、仰首望天的形象，既神秘，又威严，似乎一声霹雷，神龙便会腾空入云而去，充分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其艺术构思，与我国良诸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人、兽（鸟）合一之神灵徽像，实一脉相承。

人面神龙铜盉

据传，该盉是1940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系商代晚期作品。它出土不久，即流入市场，由北京“同益恒”古玩铺的萧延卿、陈鉴塘经手，以30万5千银元的价钱卖给了上海古董商人叶叔重，叶氏将其运往由其舅父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的美国最大的古玩店“吴卢公司”，转手卖给了美国人，至今还留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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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难辨的铜盉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人面神龙铜盉，其大小及花纹、形制与在美国的那一件一模一样，可它们并非姊妹一对。原来，在把安阳出土的铜盉运往美国之前，由北京著名的古铜器仿制专家王德山复制了一件，也是高18.1厘米，重2.65公斤。虽是复制品，但由于王德山手艺非凡，仿造得十分逼真，一般人不易辨别真伪。不过，真器、伪器还是有区别的：存于美国的真器，原本没有铭文；存于故宫的伪器，在盖内和盉身内底錾刻了铭文。就是这画蛇添足之举，为后人辨识真伪留下了根据。

商代蚕桑纹铜尊

敞口、鼓腹、高圈足的青铜酒尊，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在中原地区曾非常流行，然而进入东周以来，这类铜器便从中原大地上消逝了，可是却又神秘地兴起于南方吴越之地，真可谓“失之于朝而存诸之野”了。

1963年，在湖南省衡山霞流市出土一件春秋晚期的铜尊，很有特色。它的造型特征与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铜尊颇为相似，而其装饰则独具一格。在它那向外敞侈的口部，铸满蚕虫，蚕之后半身为浮雕，前半身则为圆雕，蚕头昂起，双双成对，似在对语，又像是互相吻抚，情意深长。尊颈饰对称三角几何纹和卷云纹。腹部是在桑叶形纹饰框架内，填充若干浮雕的勾尾蚕，桑与蚕有机配衬，自然而合理，堪称绝妙。圈足上亦有一周花纹。尊高21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蚕桑纹铜尊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大变革，青铜器装饰艺术也发生了变化，商代和西周时期威赫的饕餮纹不见了，神奇诡秘的龙、虎、凤纹也隐退了，而现实生活中的宴乐、攻战、农桑都先后登上了青铜艺术的大雅之堂。这件铜尊展现给我们的便是清新愉悦、洋溢生活气息的田园桑林画面。作者依靠超群脱俗的技法和新颖奇特的花纹，创造了一件不同凡响的青铜艺术珍品。

西周侯父戎铜壶

侯父戎铜壶出土于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望父台，系鲁国司徒仲齐墓中的随葬品，约属两周之际产品。该壶造型十分奇特，小口，短颈，无肩，腹垂鼓，腹侧各有两个系钮上下对应，喇叭口式圈足。壶盖铸作蟠龙状，龙身浮雕，盘屈两周，龙头圆雕，居于盖中心，盖上有两个小系钮。壶腹从上到下有四个纹饰带，是变形夔龙纹与三角纹相间。圈足上饰垂鳞纹。盖沿和壶颈铸刻对铭各15字，铭文全文是“侯母乍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壶高38厘米。现为山东省曲阜市文管会藏品。

从铭文可知，此壶是“侯母”为“侯父”铸造的“戎壶”，是出外征战时使用的。从其结构看，使用时需穿系绳索过壶上四个系钮，可提挂，亦可背挂。壶盖上的两个小系钮，是用来把盖系连于壶身或提绳上的。

这件铜壶造型奇特别致，纹饰简洁大方，实属罕见之物。

春秋国差铜

这是一件罕见的春秋时期齐国的铜器，形制很特殊，名字也很生僻。小口，斜肩，肥腹，四耳，无花纹，肩上有铭文52字：“国差立事，岁咸丁亥，工师儋铸西郭宝四秉，用实旨酒，侯氏受福眉寿。俾旨俾净，侯氏毋毋，齐邦员静安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枵尊（西周）

据铭文所载，这件铜器是由工师铸造的盛酒之器，器名叫甔。甔，字书无此字，应即鐌，《史记·货殖列传》有“酱千鐌”句，徐广说鐌是“大罂缶”。《方言》五说：“鄑……齐之东北海岱之间谓之鐌。”原来，鐌是山东方言，古时齐国人用以称呼罂缶之类的器物，《汉书·韩信传》颜师古注语说：“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小口大肚子的瓶就叫罂缶，与国差鐌的形制正相合。据知，流传下来的商周铜器中自称鐌者目前只此一件。

铭文提到的“国差”，指齐国大夫国佐，又叫宾媚人、武子。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乘机侵齐，结果卫国兵败，求救于晋，晋国派兵救助卫、鲁，齐国被打败，齐顷公派国佐捧了灭纪国时俘掠的铜飌玉磬去与晋人讲和，国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晋人，双方言和罢兵。鲁成公17年，诸侯围郑，齐国佐率兵而往，“以难请而归”，兵至虚地，与齐大夫崔杼、庆克相遇，国佐杀庆克，据毂邑而叛齐，后来被齐灵公设计擒杀，连其儿子国胜也被杀。

国差鐌应即国佐得志时所铸宝器。该器经一千多年的沧桑变迁，后来成为清宫盛京所藏八百件文物之一。1914年移存于北京古物陈列所，著录于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中，其铭文最早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春秋错金栾书铜缶

栾书铜缶是以作器人栾书的名字命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栾书是春秋时晋国的将军，《左传》中载有他的事迹。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趁机伐齐，兵败后求助于晋，晋国派兵六万，战车八百，分三路出征。中军将领是卻克，下军则由栾书统帅。在对齐战斗中，卻克被射伤，仍击鼓不息，终于击败齐军。鲁成公四年，郑国与许国发生摩擦，晋国派兵伐郑救许，栾书将中军，把郑国一个叫汜祭的地方占领了。鲁成公十八年，栾书与中行偃二人合谋，指使晋大夫程滑弑晋厉公。可见，栾书是晋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栾书缶应是春秋晋国的产品，当时晋国强大，栾书身为上将军，制造这件错金铜缶当非难事。该缶看上去像只普通罐子，小口，细颈，圆鼓腹，小平底，肩有四个圆环钮。盖微隆凸，上装四个圆环钮。通体光素无花纹，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实它是一件很有名气的珍品。其珍贵之处，在于有错金长篇铭文，即在缶体上刻字后，在字口内填嵌黄金，幽绿的缶体，金黄的铭文，明快悦目，虽非花纹，却胜似花纹。铭文共5行40字，其中有“择其吉金，以作铸鲒，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之句，字为直行，从左到右排书，这种铜器铭文很少见。

铜器错金技术，约创始于春秋中期，该缶属于现知最早采用错金铭文的春秋铜器之一，而铭文长达40字，则独一无二。该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缶在古文献中是盛酒和盛水之器，考古发现东周铜缶常自铭“尊缶”、“盥缶”，证明铜缶有盛酒与盛水之分。栾书缶铭文曰“以祭我皇祖”，应是祭祀祖先时所用酒礼器。

春秋莲鹤铜方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珍藏着一件十分著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莲鹤铜方壶。该壶为扁方体，修颈斜肩，腹垂鼓，双耳，圈足。壶盖铸作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花瓣上布满小镂孔。莲花的中央有一活动小盖，其上立一鹤，昂首振翅，似鸣似舞。盖边饰窃曲纹，两兽尾部相连，连接处插设一目。壶腹遍饰蟠龙纹，龙角竖立，回首反顾，塌腰卷尾，身雕鳞纹。壶腹四隅各有一神兽，兽角弯曲，顶端分叉，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之下压两只怪虎，抬首屈肢而伏。壶高126厘米，口径长30.5厘米，宽24.9厘米。

龙纹方壶

莲鹤方壶之所以名闻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象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最值得称道的要数壶盖上的莲鹤：莲花肥硕盛开，仙鹤站立花芯，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花一鸟，搭配巧妙。春秋青铜艺匠对鹤的塑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它就会拍翅惊飞。郭沫若曾称道壶盖之鹤说，它“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蹰满志，睥视一切”。细品他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指述的，既是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开创一代新风，故郭沫若说莲鹤铜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实在精辟而深刻。

战国青铜冰鉴酒缶

冰鉴酒缶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套战国时代青铜酒器，现为湖北省博物馆藏品。

这套酒器系由铜鉴、铜缶组合而成，缶套置于鉴内。铜鉴为方体，像个方口的大盆，腹深，平底，下附四个兽状足。鉴口四角及四边的中部分别有方形和曲尺形附饰，均用凸榫与口沿上相应的榫眼套接。鉴身的四面和四棱上，共有8个拱曲攀伏的龙形耳钮，钮尾均有小龙缠绕，又有两朵五瓣小花立于尾上。鉴盖中部有方孔，鉴内的铜缶之口颈即从方孔中探露出来，盖的四面各有一个兽头衔环钮，启闭鉴盖便靠提捉这些钮环。盖上隆起处为浮雕变形蟠纹，四周为T形勾连镂孔。鉴身口沿上的附饰以及颈、腹部，均浮雕多体蟠螭纹，下腹饰蕉叶纹一周，内填浮雕蟠螭纹。鉴体铭刻“曾侯乙作持用终”。

铜缶亦为方体，小口，斜肩，腹瘦深，平底，圈足。缶盖平顶，上安四个圆环钮。盖沿内折，与缶口以子母榫相扣合。缶肩有四个圆环钮。缶上饰T形勾连纹、菱形带纹、斜三角纹、勾连云雷纹、蕉叶纹、涡纹和浮雕变形蟠螭纹，盖内刻铭7字与鉴体铭文相同。

鉴与缶的组合，设有专门的机关。缶的口颈卡在了鉴盖的方孔中，使缶的上体不能晃动；鉴底内凹并焊附一块圆饼状铜件，铜件上呈品字形铸设三个弯钩，其中一钩为可以活动的倒钩，缶的圈足上有三个长方形榫眼，位置与三钩对应，钩扣进榫眼内，缶便被牢牢地固定了。在灌取酒时，并不需要打开鉴盖，而只打开缶盖就行了。

曾侯乙墓中共出土两套鉴缶，一模一样，分别重168.8千克、170千克。鉴的尺寸一件高63.2厘米，口长63.4厘米，宽62.8厘米。另一件鉴高63.3厘米，口长62.8厘米，宽62厘米。缶高分别是51.8厘米、52.4厘米。

这两套酒器设计巧妙，铸作精细，形体壮伟，在现知商周青铜酒器中尚无可比者。

其实，这套复杂而奇特的酒器就是古代的“冰箱”，用来冰镇酒的。

曾侯乙墓冰鉴酒缶的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说周代流行在夏季饮冰镇酒正相印证。这一发现充分证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发明了原始的“冰箱”，而冷饮的出现也就肯定不会晚于战国时代。冰鉴酒缶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鉴内（缶四周）的冰块，使缶中的酒降温。

战国曾侯铜尊盘

在我国先秦青铜酒器中，以工艺先进复杂、铸作精湛、装饰瑰丽而著称者，当首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

曾侯铜尊盘是一套酒器，尊放在盘中，二者搭配相宜，浑然一体。盘内加冰便可使尊中酒成为冰镇酒，其制冷效果虽不及前面介绍的冰鉴酒缶为高，但却是一件罕见的工艺美术佳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古代铜尊

铜尊呈粗喇叭形，口沿外折，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螭透空花纹。尊颈较高，铸有四只豹形兽，回头吐舌，攀颈而上。兽体由透空蟠螭纹构成。在四兽之间饰蕉叶纹，在尊腹和圈足上，于浅浮雕的蟠螭纹上，各加饰四条浮雕伏龙，上下对应。尊高33.1厘米，重8千克。

这件铜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焊而连成一体的，尊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颈部刻“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

铜盘为方沿，上饰透雕蟠螭纹，口沿附有四个方耳，耳上亦饰透空蟠螭纹，耳的两侧为扁形镂空夔纹。四耳之间各铸攀龙一条。盘底安装四个兽蹄形足，足上饰蟠龙。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龙、48条蟠螭，盘底铭刻“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盘高24厘米，口宽57.6厘米。

曾侯铜尊盘的艺术魅力，在于它那玲珑剔透、鬼斧神工、纷繁纤巧的透空蟠螭装饰。这些装饰物是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而这些连续的透空花纹之间相互并不连接，全靠内层铜梗支承，铜梗又分层联结。这种极其复杂巧妙的装饰技法，形成了高低参差、对称配列、主题突出、节奏鲜明的艺术效果。

经过专家研究，曾侯铜尊盘是采用失蜡法铸造的。所谓失蜡法，即是用黄蜡制成模型，然后用细泥浇淋做成铸型，再经烘烤使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便可灌注铜汁成器。过去科学界曾认为失蜡法这一高级的青铜铸造技术，在秦代以前尚未发明，曾侯乙尊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失蜡法早在战国时代已被成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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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的重金络壶

重金络壶是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的一座古代窖藏中，高24厘米。

该壶的形制并无特别之处，但它的装饰却独具一格，举世无双。除了壶的颈、腹部装饰着错金银的斜方格云纹以外，壶体外围还有网络外套笼罩在壶之肩、腹部，它由卷曲起伏的蟠龙、繁茂盛开的梅花交错套扣而成，肩部有蟠龙48条，梅花48行计144朵。腹部雕头尾相交的蟠龙48条，每条龙起伏卷曲9次，腹部梅花共48行计432朵。在网络套的横箍上，相间装饰着四只伏兽和四个兽头衔环耳。伏兽似虎，遍体饰错金银方格纹。衔环兽头额部镶嵌绿松石，环上有细如发丝的错金流云纹。

壶体系浑铸成型，而其他配件、装饰附件均系分铸成型后，再焊制为一体，还要镶嵌绿松石、错嵌金银丝，工艺精细复杂，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青铜技术的高超水平。

壶上有三则铭文。口沿上的铭文是“廿五，重金络壶，受一觳五升”。“廿五”是器物编号，“重金”即优质铜，“络壶”是有网络套的壶。“受一觳五升”指壶的容量，觳、升为战国时燕国的两个容量单位，圈足内侧铭文已损坏难识。圈足外缘铭刻29字，令人惊奇的是，这则铭文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著名战国铜器“陈璋壶”的铭文竟然一字不差：“佳王五年，奠易（阳）陈曼（得）再立事岁，孟冬戎启（戊辰），齐臧铽（戈）荇，陈璋内，伐匾（燕）亳，邦之只（获）”，记述的是齐宣王五年时，齐国出兵讨伐燕国，齐将陈璋参与此役，并缴获了战利品，这件铜壶便是其中之一。

原来，当年燕王哙听了别人的劝说，把王位让给了相邦子之，引起燕太子与子之两派势力之间的攻斗，燕国大乱，齐国趁机出兵攻陷燕国都城，把燕国宗庙中的礼器掳掠一空。这件重金络壶本来就是燕国宗庙重器，被齐国将领陈璋所得，于是就加刻了29字铭文，纪念这次胜利。壶口上的铭文，则是燕人自己所刻的。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酒具

初榷酒酤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便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重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用收取重税的办法来限制商人的利益，抑制人们对成酒的消费需求。在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秦朝仍坚持实行官方经营为主，抑制私家酿酒的政策。在《田律》中，明令“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部佐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严格禁止农民经营酒类，酒业经营的自由氛围难以为继。

汉承秦制。汉律中有“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的条款，可见汉初的饮酒之风还是比较盛行的。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夏旱，政府颁令，除祭祀用酒外，一律禁止官私酿酒，至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才予以取消。武帝时，西汉进入全面繁荣阶段，激增的费用支出对国家财政实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古代酒坊遗址复原图

当时，有一种定期的献金，由各封国的列侯按时送到京城，专用于宗庙的祭祀支出。这笔收入被称作“酎金”，文帝时曾为此颁布过酎金律。酎即重酿酒，指经过两次乃至多次行酿的醇酒。据《汉仪》记载，宫中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之，故名。每年八月，皇帝以三酎醇酒祭祀祖庙。各封侯助祭献金，已成惯例。献金的多寡以各自辖区内所控的人口数为依据，一般每千口贡金四两。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少府在检查各地送来的酎金时，发现大部分的分量都不足，武帝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人查办，结果因此被革除爵位者多达百余人。酎金也成为武帝削弱诸侯势力的一个借口。

尽管政治上大有成效，可毕竟经济是一国兴盛的基础，广开财源，增强经济实力，已是摆在武帝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终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二月，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对酒实行榷酤，史称“初榷酒酤”（《汉书·武帝本纪》）。按照最初的规定，“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这是一种相当严格的官卖制度。

桑弘羊是武帝朝有名的理财专家，他对于社会上日益盛行的饮酒之风有着独到的认识。《史记》记载，在西汉所经营的三十余种可获利致富的热门行业中，酿酒是被列入第一等级的。酒的官卖实际是丰厚利润的一个代名词。榷酤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工商业地主的既得利益，所以该项法令一经实施，便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政府只得作出妥协的规定，罢免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即向他们征收专门的酒税，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固定来源。同时，对成酒的买卖限定价格，并以每升四钱为抽税标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酒税的开始。王莽时期，一度恢复榷酒，并特设专职官员，对酒中之利十分重视。东汉初，刘秀废除了王莽苛政，也取消了榷酒政策。从此，民间生产、买卖酒类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榷酒转变为一种抽税制度，开创了以酒作为国家重要税源的先河。

非以亡王为戒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国进入长期分裂状态。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在北方权势日重。他实行屯田，重视农耕，禁止酿酒，以利耕战。他在给献帝的奏章中明确，希望颁令禁酒。孔融表示反对。他在给曹操的信中，说什么“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曹操则以夏桀、商纣酗酒亡国为例，以古鉴为镜，以亡君为戒，着着实实地教训孔融一通。

可是，孔融继续反击曹操道：阁下既然说荒政丧国，那么请问夏桀、商纣不同样也沉湎于女色之中而使天下坐失吗？难道现在不该主张禁止婚姻，以绝女色乱政之途？想当初燕国国君让位于下臣，招致国败家亡，难道现在不该主张禁止禅让，以绝江山他属之虞？曹操认为孔融之言对其统治构成了挑战，这就为后来孔融的被杀埋下了宿因。孔融的一番奇谈怪论，干扰了曹操的禁酒计划。不过，后来在魏、蜀、吴三国中，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禁酒、税酒和榷酒政策。

废弛专卖

从汉代对酒实行专卖以来，私家经营的现象始终屡禁难绝。至明代，这个问题才得以比较彻底的解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太祖令民在京都开设酒肆。从此，明朝不再执行酒类专卖的政策。酒禁一经打开，社会上的饮风大为盛行，影响所及，连皇家也纷纷设立起酒醋曲局，来满足王室内部的消费需求。

取消酒禁和专卖之后，酒税征收才真正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项合理收入。与前代不同的是，明朝并没有设立专门的酒曲务，而是将此税并入商税，称为“官店钱”，其税率为三十取一。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又下令：“各处酒课，收取于州县，以备其用。”这样一来，酒课实际上转变为一项属于地方上的税收了。在酒曲方面，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规定，每10块曲收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340文。相对而言，明代对酒类的征税是十分宽松的，针对违税行为，政府也有相关的措施，“凡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税者，酒醋一半没收入官，其中以十分之三付告发人充赏”（《续文献通考·征榷考四》），惩罚的程度也是较轻的。明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国家经济陷入危机，酒税也有加重的趋势，这一点是时代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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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盏、舞仙盏

这是唐代李适之所珍爱的两种酒盏。据《燕闲清赏笺》上卷介绍，蓬莱盏有海上三仙山的造型，斟酒时以淹没三山为限度，之后饮酒时，随着盏内酒液的减少，三仙山便显露了出来，别有一番韵味。舞仙盏也是一种别致奇巧的酒具，酒盏上造有机关，当斟酒时，便会有仙人在酒盏上曼舞。唐代盛行歌舞送酒的习俗，造舞仙盏的匠人独运巧思，将高超的技艺和劝酒的习俗结合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

山园铜缶

1960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一件秦代铜缶，形似壶，小口，圆鼓腹，矮圈足，肩有四个圆环耳，通体光素。缶高44厘米，口径19厘米。底下有铭文二行17字：“丽山园，容十二斗二升，重二钧十三斤八两”。“骊山园”即秦始皇骊山陵园，因此可以断定该铜缶是秦始皇陵园中的器物，骊山陵园正在临潼。

秦王朝是个了不起的帝国，却又是个短命王朝，所以传世的和新出土的秦朝青铜酒器并不算多。这件丽山园铜缶虽无复杂的附件和华美的纹饰，可它却是能明确认定属于秦始皇陵园中的用器，弥足珍贵。

《水经注》说，丽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秦始皇亲自选址营造自己的陵墓，定名“丽山园”，前后花费了38年的时间，动用70余万劳力才修筑成，规模空前宏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陵的地宫深及三泉，用铜浇铸成椁室，里面建有宫殿楼阁，内列百官俑，满藏奇珍异宝。陵内设置若干弩矢机关，有敢盗墓者会被乱箭射死。地宫顶部绘天文星象，地面用水银灌注出江河湖海，用人鱼膏为烛，可长明不熄。现代考古学也证明始皇陵十分了得，陵园周长达6公里，那气势磅礴的兵马俑，皇气横溢的铜车马，均令人叹为观止。经科学测定，陵墓附近的土地含汞量甚高，证明所传用水银灌注江河湖海的说法也并非子虚乌有之事。

酒坛

骊山陵园内建有享殿，设专人常年祭祀供奉。据考古发现，陵园内有多处秦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其中有的陶壶刻“丽山食官”，有的陶壶刻“丽山园”。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的属官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丽山食官”就是掌管骊山陵园日常祭祀供奉的官员。据认为，“丽山园”铜缶应与骊山陵园出土的“丽山园”陶壶一样，都属于秦始皇陵园内的供奉用器。

彩绘凤纹漆卮

这是河南省泌阳县官庄北岗三号秦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通高14.9厘米，口径10厘米。现存河南省驻马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此卮为圆筒形，口底直径相等。盖面微隆，上面安装三个S形铜钮（其中一个已脱落），腹部有一环形鋬手，卮身底部镶一周铜箍，并在箍上铸有三个兽蹄状足。卮内髹褐漆，卮表髹黑漆，在黑漆上用黄金色和色漆绘变形凤纹和星点、菱形、曲线、双圈等几何纹。卮底中部用褐漆写一字体较大的羽（羽）字，卮底及盖内画有形符号。

同墓出土的漆盒有“卅五年”、“卅七年”等铭记，因而可以大体推定出，漆卮的制作时间约不晚于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

秦代的饮酒器具是杯（耳杯）、卮并举。秦朝末年，沛公刘邦率张良、樊哙等赴项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带剑闯宴，怒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皆尽裂。项羽说：“壮士，赐之卮酒。”侍者“与斗卮酒”，樊哙立而饮之。斗卮，大号酒卮，可容一斗。饮毕，项羽问：“壮士，能复饮乎？”樊哙答：“臣死且不避，卮酒何辞！”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从精神上给了项羽一种威慑力，而后，保护刘邦脱逃而去，立了保驾大功。后来，孔融反曹操禁酒时还说：“樊哙解卮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把樊哙护驾之功，归因为喝了项羽一大卮酒。

秦代杯、卮并行之习，延至汉代不衰，但汉代以后便罕见酒卮了。

怪鸟漆杓

怪鸟漆杓是“文革”期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一座秦代墓葬中，墓地所在的地方，是县城西郊一个名叫睡虎地的小山嘴。

怪鸟漆杓为木胎，雕刻成怪鸟状，鸟颈细长竖立，鸟头像是兽头，双耳直立，鸟背上凿有椭圆形口，鸟尾宽平。杓内髹朱漆，其他部位均在黑漆地上用朱、褐色漆彩绘怪鸟的羽毛和头部五官，尾下有两处烙印，文字多已模糊不识。杓高13.13厘米。

鸟形漆杓是秦代创制的一种新型漆器，采用木雕胎骨，以鸟之头颈为杓把，在鸟背上凿挖椭圆形杯腔，有的还雕刻出鸟尾，有的则只将杓口尾部削成尖状表示鸟尾。杓内平涂朱漆，不施花纹。鸟的羽毛一般只在胸部绘出一区，有如孔雀尾羽状。鸟颈则绕以彩道，加施彩点，而在鸟身两侧绘简单的几何纹。采用这种装饰技法，避免了花纹的过度繁乱，省却了工时，而又并不使人感到有明显缺憾。在视觉上，我们感觉其鸟羽鸟翅是俱全的，这是其装饰艺术的成功之处。鸟形漆杓一般都是鸟头，而这件漆杓却采用了兽头，陡添几分诡秘。

怪鸟漆杓造型奇特，花纹精美，光彩照人，是秦代鸟形漆杓中的珍品。关于其用途，可能有如下两种：第一，是挹酒的勺具；第二，是饮酒的杯具。从形制和容量来看，这两种用途都算合适，但若从它有着宽大的尾巴来看，则应以做饮酒杯具的可能性更大。

镶琉璃铜壶

镶琉璃铜壶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系中山靖王刘胜使用过的精美酒器之一。《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胜“为人乐酒好内”，即沉溺酒色，在刘胜墓中发现大批酒器也证明了这一点。

该壶形制与其他同时代铜壶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其装饰却别具风格。它采用了鎏金银和镶嵌银、琉璃两种装饰工艺，把壶体打扮得绚丽多彩，光华耀目。壶口和圈足上部各有一周鎏金带，肩、颈之间和中腹、圈足下部各饰一周鎏银带。主题花纹是颈、腹部的三组带状花纹，皆是在鎏金斜方格内填嵌菱形和三角形的绿琉璃片，再在其上刻上网纹和圈点。在空白处填镶银珠。壶盖周缘鎏金，盖面饰鎏金方格，镶银珠、嵌琉璃片，就连盖上的云形钮和耳亦鎏金。全器之上，金黄、银白、琉璃绿，方格、圆珠、网点纹，立体交织，相映成辉，雍容大方，华贵无比。

在铜壶底部刻有铭文，有“长乐食宫”字样。“长乐”指汉代皇宫长乐宫。“长乐食宫”指此壶归长乐宫膳食宫掌管。可见该壶原是汉长安城长乐宫中之皇家宝器，无怪乎制作得如此穷奢极侈。至于这件皇家御用之物如何到了刘胜墓中，还是个尚未解开的谜。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皇家的赏赐品。

铜酒

铜酒筩1983年出土于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是西汉时期南方人常用的一种盛酒器具。南越王墓中共出土十多件，往往两三件大小相套。该筩呈直筒形，腹壁呈曲弧状，上腹安双耳，平底下置矮圈足。腹上饰三组几何纹。主题花纹在筒腹中部，为四组羽人驾舟图。据专家研究，这是一个杀俘虏祭水神的场面。船上旌旗高飘，刀剑耀眼，鼓声催魂，气氛肃穆、激昂、悲壮，惊心动魄，非常壮观。

广州出土的汉代陶提筩上有墨书“减酒十石，令兴寿至二万岁”等字样，由此证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筩亦为盛酒之器，作用类似于中原的铜壶、铜卣之类。

这件铜酒筩上的人物场面，是一幅绝妙的叙事画卷，将越人的形象、服饰、习俗、器物乃至于当时的水禽海物等，都惟妙惟肖地再现在我们面前。这件具有明显南越人土著特色的器物与南越壬墓中出土的具有明显中原风格的青铜礼乐器杂处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具有汉族文化和越人文化混合体的南越国文化。

漆画

漆画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旋木胎，圆体，小口，细颈，扁圆腹，有圈足。弧顶盖上有云状三钮。器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并绘红色或灰绿色花纹。口沿和圈足饰红彩波折、水点纹，颈绘红彩鸟形花纹，腹部绘红或灰绿色卷云纹。盖面绘红色卷云纹。外底正中朱书“右”字。

，即钟，形同壶。铜质为钟，木质为。《说文》说：“钟，酒器也。”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钟，形制与上述漆画相同，肩上有铭文“中山内府钟一，容十斗”。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的釉陶钟上墨书“酒钟”二字。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遣策第一七六、第一七七号竹简均写有“膝画一，有盖，盛温酒”，并且此墓的两件漆画中，出土时内还有酒滓。这些都说明，和钟为酒器确尚无疑。

“阳信家”温酒铜杯炉

“阳信家”温酒铜杯炉共两套，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陪葬冢的丛葬坑中，每套包括一杯一炉，形制相同。炉呈椭圆体，周壁有三角形镂孔，口沿上有四个承杯支钉。炉底镂两排条孔成为火箪子，火箪子下有接灰盘，三个炉足呈兽蹄状。炉柄从炉腹伸出，柄端作桃形。炉身、承盘、三足及手柄，系分别锻制后焊接成整体。炉上承托一件铜耳杯，耳杯的形状与其他耳杯无异。炉与杯上均刻有铭文，其中一件铜炉高7.9厘米，口径8.8～13.3厘米，铭文为“阳信家铜炉，重二斤七两，三年曹孟所买，第六，函池”，相配的耳杯长15厘米，高4.1厘米，铭文是“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15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

古代酒坊复原图

从其铭文可以知道，这套酒器的两个部分叫做杯、炉，这非常难得。而且杯上标明了容量，为我们了解汉代酒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茂陵陪葬冢从葬坑出土铜器中，有9件标明了自身容量，经实测换算推知，西汉一升约合201毫升。《太平御览》引《续汉书》说，东汉大学问家郑玄“饮三百余杯不醉”，其事在《郑玄别传》中记载更详，说当年袁绍为郑玄饯行，蓄意灌醉郑玄。当时参加宴会的有300人，酒至半酣，300人逐一前来敬酒，从早上一直喝到傍晚，郑玄连饮三百余杯，却仍然“秀眉明目，容仪温伟”，传为美谈。三百杯，总共是多少酒呢？按照上面所说铜杯的容量二升计算，三百杯共是120升，大约可装满现今普通酒瓶200瓶！尽管郑玄是从早喝到晚，当时酒的酒精含量低，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场酒宴一人独喝120升酒，仍是惊人海量。不过，据曹操《董卓歌》说，郑玄后来“行酒伏地气绝”，把性命搭在了饮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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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四神温酒铜杯炉

四神温酒铜杯炉是1982年12月在山西省太原市太原钢铁公司尖草坪医院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全器由耳杯、炭炉、底盘三部分组成。炉身上部为椭圆形，四壁雕镂四神：两侧壁为朱雀、白虎，两端壁为青龙、玄武，炉口长12.3厘米，宽7.5厘米。口沿上有四个支钉，铜耳杯恰好嵌置在支钉上。炉身的下部呈长方形，炉底铸两排长条形镂孔成为火箪。炉下四足雕塑成四个侏儒，反手共抬炉体。灰盘呈圆角长方形，浅腹，无纹饰。曲柄安装在炉体下部，柄长10.5厘米。耳杯为椭圆口，窄耳微翘。杯炉套合后通高11.5厘米。

这套铜器是用来温酒的，把燃烧的炭火放在炉内，杯中添酒，即可给酒加温。四神镂孔可散烟拔火，底箪可通氧助燃，并随时从这里清除炭灰，灰盘是专门接盛灰渣的。其设计科学、卫生、方便、适用。唐代诗人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天寒地冻，取一红泥火炉，置酒炉上，慢加温，细斟酌，其乐融融。然而红泥火炉，似乎远不及这种青铜炭炉更为精巧高雅。试想，在隆冬时节，或夫妇二人对坐，或知心朋友小聚，面前各置铜杯炉一套，一边弄火取暖，一边品酒倾谈，其情其景，融洽可亲，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同类青铜酒器在陕西兴平、咸阳、山西浑源、河北隆化、安徽天长、湖南长沙等地均有发现，且皆系西汉文物。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酒具

耵杯与漆器时代

1600多年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写过一篇骈散结合，叙事、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的《兰亭序》，里面描写的“流觞曲水”很吸引人：那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借着清清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流觞的酒杯是一种木胎的髹漆酒杯，椭圆形浅浅的杯身，两侧有一对耳朵形或新月形的杯把，人们称它为盛着酒浆的耵杯像小船一样沿着曲折的溪水飘浮而下，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这就是“流觞曲水”。宗懔《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土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就是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

这种独特的饮酒习俗盛行于汉魏至南北朝时期，这与漆器的盛行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耵杯，便不会有曲水流觞之举。

漆器取代青铜器用于饮食始于秦代，盛行于汉魏两晋，有盛酒的漆壶，饮酒用的漆耵杯、漆卮等。到南北朝时饮酒用的漆器便逐渐衰落了。通过考古发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75年，考古工作者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秦墓，出土了许多漆器，其中仅耵杯就有23件。而青铜器饮食器已罕见了，只有一件青铜鼎。后年来发掘了马王堆汉墓、扬州西郊汉墓和临沂金雀山汉墓等汉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饮食器已经全是漆器了。例如，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共出土74件漆器，其中耵杯就有47件，但无一件青铜酒食器具。其他汉墓出土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两晋后的墓葬中耳杯开始少了，青瓷酒具开始出现了。

有趣的是，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用耵杯饮酒的场面在壁画中被展现出来。1968年江苏丹阳县的南朝墓葬中，有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图。画面中山涛留着长须，赤脚曲膝坐在皮褥子上，手中拿着这种耵杯正在吃酒。

与耵杯同时流行使用的漆器还有漆卮（盛酒的器皿）、漆碗（饮酒饮水器皿）、漆壶（盛酒器）等。漆卮大多呈圆柱体，有把手。当时的漆酒具大多数器外涂黑漆，上面用朱漆绘着装饰纹样；器内涂着朱色漆，显得庄重典雅。

南北朝时，漆器开始衰落了。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三点：一是漆器工艺复杂，从取漆到夹纻涂制周期长，耗工多，成本高，一般人使用不起；二是漆饮食具忌盐、蟹、莼菜等物，而且有些人的皮肤对漆器过敏；三是瓷器兴起使漆器相形见绌。这种种原因表明，漆酒食器皿被人们冷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一提的是，漆酒具盛行时也仅限于当时的上层人物，一般平民百姓的酒具主要是陶器。

《竹林七贤图》上的酒杯与勺

竹林七贤是指我国晋代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面对国家的腐败政治而无能为力，在老子、庄子思想影响下，逃避现实，饮酒清谈。据说，他们放旷不羁，不为礼俗拘束，常为“散发裸身之饮”，因而与酒有不解之缘，这里略举几例。

刘伶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他著有散文名篇《酒德颂》，对酒之“功德”大加颂扬，说：“捧罂藉糟，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世说新语》载，某天刘伶十分馋酒，喊妻子取酒喝，其妻涕泣而劝道：你喝酒太过分，对身体不利，应该戒酒。刘伶答：你说得很对，不过我自己还戒不了，需要面对鬼神起誓才能断酒。其妻便准备了酒食供于神位前，刘伶跪而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饮酒吃肉，隗然而醉。《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故陆游《纵游》诗云“百钱挂杖无时醉，一锸随身到处埋”。

竹林七贤图

阮籍“傲然自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经历了三国魏、西晋两朝，时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为避免卷入政治，终日酣饮，不问世事。晋文帝司马昭想为其儿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阮籍机智地一连醉酒60天，使司马昭无法开口而作罢。后来听说“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为了有好酒喝，竟放弃了东平相、大将军从事郎中等职务，自荐去当步兵校尉，“虽去佐职，恒游府中，朝宴必与焉”，借以参加各种宴席。阮咸是阮籍之侄，精于音乐，善弹琵琶，《晋书》说他“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他最有趣的故事，是以大盆盛酒，与一群猪共饮。

山涛饮酒，有八斗的酒量，自己能准确掌握。有一次，皇帝要试一试他，宣称给他八斗酒喝，而暗中令人多加了一些。不料，山涛喝足八斗便不再喝了，连皇帝也称奇。

在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袒胸跣足，坐于林中弹歌酣饮。在阮籍、山涛和王戎面前，各有一凫头勺，勺头呈圈足钵状，有柄弯如凫首。王戎勺内，还画有一只小鸟。山涛、王戎和刘伶每人还有一件耵杯，杯作元宝形，两端微翘，双耳较短。其中山涛举杯欲饮，刘伶则左手端杯，伸右手小指挑取杯中杂物。

这一时期的酒杯，与出土文物中魏晋时期的耵杯较相像，王戎的耵杯带小圈足，与1958年在南京市新民门外老虎山六朝墓中出土的陶耳杯一模一样，已开后世酒盏之先河。图中的酒勺，其形与汉代画像中的圈足樽（无柄）及鸟头柄魁很相似，其远祖可追溯到东周的鸟头勺。晋人束皙《贫家赋》有句道“持缺耳之破杯”、“举短柄之掘勺”。也是说晋代的酒器主要就是杯、勺，而且杯有耳，勺有柄，与图上的画像正好吻合。

夔凤玉卮

这是一件曾在清代皇宫中珍藏过的东汉玉宝，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此卮系采用优质新疆和阗青玉制成，局部有褐色和紫红色浸蚀。卮身呈圆筒形，配圆形隆顶盖。盖顶中央有圆钮，其上饰漩涡纹，边沿作凸出的三花瓣形，每瓣均有穿孔。盖面上还有三个立雕羊首为装饰。卮身通体以勾连云纹为锦地，锦地上隐起变形的夔凤纹三组。环形鋬在腹部中段，上饰一兽面。卮底三足呈兽蹄状等距分立，腹上近足处亦各有一兽面纹。通高12.3厘米，口径6.9厘米。

铜爵

汉代玉器素享盛名，“汉玉”几乎成了古代美玉的代名词。北京故宫珍藏的这件汉代玉卮，设计新颖，纹饰精美，琢磨细润，是汉代玉制器皿中的最佳作品，可谓宝中之宝。据知，汉代玉雕酒卮，目前国内仅此一件，因而更显得珍贵无比。

关于这件玉器名称和用途，专家们曾有个认识过程。以前，一般说它是贵妇人的梳妆器具——奁。后来，由于在山西右玉出土一件汉代铜器，有铭文自称为“温酒樽”，其形状与这件玉器相同，因而不少人转而称这件玉器为樽，并确定为酒器，较之前人的认识大有进步。可是，这种看法仍不很妥当，实际上，这件玉宝应称为玉卮，是饮酒器。综观汉代出土文物中的酒器，樽、卮往往有形制相仿者，均为深腹圆筒状，下有三矮足，二者的区别在于，樽的形体大，双耳；卮的形体小，单錾。樽为盛酒器，而卮为饮酒器。只是，汉代的酒卮以无足者为多，有足者居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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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杯

元明以来，在女人绣花弓鞋里放置酒杯的“鞋杯”行酒之俗，在相当一部分文人、富商和市民的酒宴上盛行。女人裹足之俗始于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到宋代，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都裹起足来，“凤鞋弓小金莲衬”（卢炳《踏莎行》）。自此始，以三寸金莲为美的畸形审美观在社会上盛行起来，鞋杯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产生的。元代人曾有这样的吟咏：

弓鞋

帮儿瘦弓弓地娇小，底儿尖恰恰地妖娆。便有些汗浸儿酒蒸作异香飘。潋滟得些口儿润，淋漉得拽根儿漕，更怕那口唵咱的展涴了。（刘时中《鞋杯》）

弓鞋里的臭汗和酒气混在一起竟被吟作异香飘，可见当时人们的变态心理。到了明清时期，用鞋杯饮酒的风气更盛，市井之中，深宅大院之内，床帏之间，鞋杯时常可见。《金瓶梅词话》、《聊斋志异》等小说皆有这类内容的描写。

黑釉鸡首瓷壶

鸡首壶，是指以雕塑鸡头为装饰成壶嘴的瓷壶，创制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两晋，其前身是盘口双系壶。据专家研究，鸡首壶是南方越窑首先烧造的。西晋的鸡首壶通常是在小盘口壶的肩部对称地贴塑鸡头和鸡尾，鸡头为纯装饰，不通壶腹，造型较简单些，容量也小。东晋时的鸡首壶，盘口较小，细颈，壶腹饱满肥硕，前肩安鸡头，有的鸡头呈空心状，通壶腹而成为流嘴。后肩装弧形执柄，柄接壶口。左右肩部往往还有双系钮。在东晋时期，鸡首壶成为我国南方普遍使用的一种酒器，后来，陆续在东起江浙、西到四川、南至两广这一广大地域内发现了东晋鸡首壶。

鸡首壶以青釉者最常见，而黑釉者较少。东晋时的德清窑以烧造黑釉瓷器著称，在浙江省德清县出土的一件东晋黑釉鸡首壶，便是德清窑的精品。

这件黑釉鸡首壶，造型端庄秀丽，釉色匀润稳重。盘状口，细颈，壶腹扁圆，鸡首昂立，鸡喙塑作圆管状，恰成壶嘴，肩安桥形双系钮。通高1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鸡首壶在南北朝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形体走向挺拔高大，流行龙形执柄。隋代的鸡首壶以壶体修长俏丽、鸡头雕塑精美逼真而著称，入唐以后，鸡首壶便被酒注子（瓷执壶）所取代。

青瓷莲花尊

青瓷莲花尊是我国南北朝时产生的堪称艺术佳品的大型盛酒瓷器。1972年，在南京市麒麟门外灵山的梁代大墓中出土一件，白瓷胎，青绿色釉微泛黄。其主体部分是由仰覆相对的两朵莲花构成。喇叭形口，细高颈，圆鼓腹，高足。造型凝重厚实，气魄雄伟。其装饰更是手法多样，雍容大方，华贵俏丽。颈部饰模印贴花，内容有飞天、熊和二龙戏珠。上腹由两层模印双瓣覆莲、一轮菩提贴花和一组瘦长的覆莲组成。下腹为一组双层模印仰莲。足部饰双层覆莲。盖上有莲瓣环绕四周。可见，全器装饰是以莲花为主，但又不是莲花自然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艺术家的概括、抽象和变形、组合，使之成为光彩照人的艺术佳作。尊高85厘米，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与之几乎一模一样的青瓷莲花尊，在河北省景县北朝封氏墓中也出土一件，高55.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青瓷艺术品的年代相若，形制相同，甚至连花纹也相差无几，然而却分别出土在相距千余里的两个地方，古代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南朝梁代的莲花瓷尊，便想起梁简文帝的赏莲诗《咏芙蓉》，诗云：“圆花一蒂卷，交叶半心开。影前半照耀，香里蝶徘徊。欣随玉露点，不逐秋风催。”诗意恬静、雅致、娟秀，似含羞少女，而莲花尊则雄浑、矫健、豪迈，若健美少男。

青瓷莲花尊

“胡腾舞图”瓷扁壶

1970年，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公社西北街大队的农民在农田浇灌时，忽见水一个劲地往一个地洞中灌，原来，地下有座古墓。经发掘，从墓中出土的墓志知道这是一位北齐高官的墓葬，墓主人名叫范粹，边城郡边城人，官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武平元年（575年）死于邺都天官坊，年仅27岁，葬于邺城西门豹祠之西15里处。

胡腾舞图瓷扁壶是范粹墓中的随葬品，扁体，圆口，细颈，颈旁双耳，造型别致，壶高20.5厘米。壶腹两侧模印相同的浮雕乐舞人物。画面的中心为一舞蹈者，着窄袖翻领长袍，右手上举舞动，左手下摆后勾，甩头扭腰，舞姿潇洒有力，脚下踏莲花座。在他的左侧，一人击掌合节，一人吹羌笛；其右侧，一人拍钹，一人弹琵琶。舞蹈及伴奏者均为胡人胡服，表现的应是有名的胡腾舞。胡腾舞以旋转、踏跳、腾跃为基本动作，粗犷、奔放、热烈，是西域胡人的乐舞。

胡腾舞在唐诗中曾有描述。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云：“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仿佛轻花下红烛”。李端《胡腾儿》则说：“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这两首唐诗对胡腾舞表演者的出身、性别、服饰、动作、表情以及伴奏乐器，都做了描述，甚至连观众的“瞪目”、“无言”也提到了，这与范粹瓷扁壶上的乐舞图无不相合，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便对当时的胡腾舞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李端说“胡腾身是凉州儿”，范粹正在凉州做刺史，他对胡腾舞自然非常熟悉，用“胡腾舞图”瓷扁壶随葬，表明了他对胡腾舞的热爱。

北朝和隋唐时期，我国与西域的交往均较频繁，北齐在中西交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胡腾舞图瓷扁壶从造型到花纹，都具浓厚的西胡风格，应是中国工匠仿照西域胡壶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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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宗墓葬酒具

李希宗是北朝东魏之重臣，官居司空，史书说他“阴谋不唯九事，奇策非正六条”，为相王高欢出谋划策，深受器重，并曾“从军塞外，追虏关山”，军功卓著。其次女是齐王高洋之妻，故此李希宗在当时地位显赫，名望甚高，“蔚为社稷之臣，俄有合辅之望”，被高欢视为左右手。李希宗死，高欢“舍繁驵而行哭，登鸿波而垂涕”。1975年冬，李希宗夫妇墓在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被发现，墓中出土一批文物，包括一套酒具。这套酒具计有铜托盘一件，铜斗一件，铜壶一件，银盏一件，瓷碗5件。出土时的配置情况是，铜盘中央是頵斗，周围放铜壶、银盏和瓷碗。

铜盘平底浅腹，直径49厘米。铜斗，鎏金，圆口，侈沿，直腹，平底，牛腿形三足，扁平柄，高10.2厘米。铜壶，鎏金，盘口，细颈，深肥腹，平底，盖上有宝珠形钮，高13厘米。银盏，形似碗而腹浅，敞口，圈足。口沿内饰联珠一周，杯底浮雕六瓣仰莲，仰莲周围绕饰联珠两周。盏腹錾成凹凸水波纹状。青瓷碗，青灰胎，青绿釉，有冰裂纹，直口深腹，小实足，形体秀气。

这套酒器包括了盛酒、温酒和饮酒三种功能的酒器，其壶、斗鎏金，属高档侈奢品。银盏作工精良，花纹独特，它巧妙地应用了光学原理来设计纹饰，当盏内盛酒时，便会产生清波荡漾、莲花浮现之美感。

第五节　隋朝时期的酒具

金白玉杯

西安市在隋唐两代为京都之所在，皇亲国戚的聚集地，因而这里常发现当时的贵族墓，李静训墓便是其中一例。

李静训的父亲李敏官至光禄大夫，母亲是周宣帝之女宇文娥英，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李静训幼年时在皇宫中随外祖母生活，9岁时夭折，葬于京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位于皇城西。别看只是个9岁女孩，由于其贵族身分，埋葬十分丰厚。石椁石棺雕制精美，随葬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仅是一条镶嵌珍珠和红蓝宝石的金项链，一对嵌珠金手镯和两枚金戒指以及金质发饰、衣饰等，便把她装扮得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连手指尖上都戴着银指甲套。

在随葬的金、银、玉器中，均包含酒器，其中以金白玉杯最为珍贵。这件玉杯直口微侈，下有假圈足，杯口内外镶金沿一周，金沿宽6毫米，金重9.4克。杯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该玉杯造型典雅，用材高贵，作工精湛，黄金、白玉，相映成辉。

金白玉杯

此外，金杯、银杯也都弥足珍贵。金杯的杯身与玉杯相仿，有高足，杯身与高足焊接为一体，杯上装饰的凸弦纹也是用金条焊上去的。金杯通高5.7厘米，口径5.7厘米，重49.4克。银杯中有一件与金白玉杯相仿，另一件与高足金杯相似，大小亦均相仿佛。

这几件金、银、玉杯，小巧玲珑，容量都很有限，极可能是专门为李静训特制的小型酒杯。

白瓷鸡首壶

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白瓷鸡首壶，白色胎骨，白色釉，有细冰裂纹，釉子只施及壶腹下部，底及接近底部2厘米的腹部无釉。壶口呈深盘状，细颈，颈有凸弦纹两周，肩与颈相接处又有凸弦纹一周，肩圆隆，肩下有两道凹弦纹。壶腹上肥下瘦，近底处复又外展，平底。前肩塑一鸡之半身，昂首挺胸，高冠圆目，作引颈啼叫状。颈上有条纹表示羽毛，形像逼真，神态栩栩如生。左右肩各安一系，均做双瓣重合状，其下端贴圆钉饰，大约是仿金银器上的铆钉。后肩有上伸的把柄，呈二龙探首状，龙头有双角，张口衔壶口。壶高26.5厘米。

该壶胎骨细腻厚实，表釉均匀。造型挺拔秀丽，线条刚柔相济，肩上的鸡首，栩栩如生。它既具北朝和隋代瓷器所特有的浑厚凝重，又不乏灵秀活泼。加之器表施白釉，使之成为隋代稀有的珍品。

鸡首壶创始于三国时期，两晋鸡首壶均形体肥矮古拙，此后逐渐变得瘦高挺拔。李静训墓中的这件鸡首壶，比例恰当，形体秀美，工艺讲究，是我国古代鸡首壶中的佼佼者。只是其肩上的鸡首为纯装饰物，未能设计成可以通壶腹的流嘴，似属缺憾。不过它虽不及唐代的有流嘴的酒注子方便实用，却是精致的美术陶瓷，让人在使用该壶斟酌时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相形之下，那小小的缺憾，实在微不足道了。

西安市郊隋代李静训墓中出土的白瓷非常著名，除了白瓷鸡首壶之外，还有一件双腹白瓷壶。该壶白胎白釉，胎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有细小的冰裂纹。这件白瓷壶形体秀美，线条优美，富有时代特征。尤其是一壶双腹之设计，独具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是古代瓷酒器中的珍品。

管圈腹青瓷执壶

隋唐时期流行青瓷和白瓷壶，一般都是圆腹，器形凝重敦厚。而这里介绍给大家的一件新颖独特的青瓷鸡首壶，则显得轻巧灵秀。

这件青瓷壶最有特色之处，是它的腹部制成圆圈状空心管，灵秀奇特，颇有新意。盘状口，细高颈，颈饰凸棱，肩安四系，执柄呈双龙衔壶沿状，龙身下接壶之后肩，前肩上原有装饰物，应是鸡首，惜已残失。壶腹下有圈足。通高25厘米，壶体宽13厘米。

该瓷壶胎骨呈灰白色，通体施釉，釉色绿中泛黄，下体有流釉和玻璃珠状垂釉现象，釉面满布细碎的冰裂纹。这件瓷壶的胎体虽然也较厚实，与隋代常见的瓷壶无异，然而其采用的特殊造型，完全遮没了一切厚重之感，给人一种清新和灵巧之美感。它是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所藏的隋代青瓷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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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煮酒灭菌技术

古代加热杀菌技术的采用，可能经历了“温酒”“烧酒”，再发展到目的明确的“煮酒”这一过程。大约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习惯将酒温热以后再饮，到了汉代，已有温酒樽这种酒器。温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加热灭菌的功能。

“烧酒”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人的诗句中。由于诗句中并没有说明烧酒的具体制法，具体含义不清，留下千古之谜。唐朝房千里所著的《投荒杂录》和刘恂的《岭表录异记》也提到烧酒，而且讲述了其制法。实际上所谓“烧酒”就是一种直接加热的方式，而并不是蒸馏的方式。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大同小异，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

“火迫酒”的做法与上述的烧酒相同，在《北山酒经》叙述得较为详细，其过程是在酒瓮底侧部钻一孔，先塞住，酒入内后，加黄蜡少许，密闭酒瓮，置于一小屋内，用砖垫起酒瓮，底部放些木炭，点火后，关闭小屋，使酒在文火加热的情况下放置七天。取出后，从底侧孔放出酒脚（混浊之物）。然后供饮用。

隋唐时期的烧酒和宋代的火迫酒，都不是蒸馏酒，人们采用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加热，促使酒的成熟，促进酒的酯化增香，从而提高酒质。这种技术实际上还有加热杀菌，促进酒中凝固物沉淀，加热杀酶，固定酒的成分的作用。火迫酒的技术关键看来是文火缓慢加热，火力太猛，酒精都挥发了。火力太弱，又起不到上述所提的作用。从酒的质量来看，火迫酒胜于煮酒。书中说此酒“耐停不损，全胜于煮酒也”。

虽说火迫酒质量优良，但生产时较为麻烦，时间也较长（七天）。作为大规模生产，显然火迫酒的这一套作法不大合适。相比之下煮酒较为简便易行。煮酒，可能就是从唐代的“烧酒”演变过来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唐代的烧酒是采用明火加热，宋代的煮酒是隔水煮。明确记载的煮酒工艺早在《北山酒经》问世之前就被采用。《宋史》卷185中“食货志”中有此记载。

《北山酒经》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煮酒技术，其方法是：将酒灌入酒坛，并加入一定量的蜡及竹叶等物，密封坛口，置于甑中，加热，至酒煮沸。

煮酒的全套设备就是锅、甑和酒瓶。这说明是隔水蒸煮。这种配合是比较原始的。但与唐代的“烧酒”方式相比又有了进步，酒的加热总是在100℃下进行，不致于突然升温引起酒的突然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