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家训经典

本章集历代家训之大成，取历代家训之精华，凝结着历代家庭教育的经验，汇聚着数千年来家教的至理名言。这些经典的古代家训是历代家长智慧的结晶，是现代家庭教育的宝鉴。这些家训，在历史上曾培养了无数志士名人、英雄豪杰。在今天，必能为哺育一代新人做出有益的贡献。

第一节　传世家训名作

孔子：《孝经》

《孝经》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为之注解者多达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籨疏。全书共分18章。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经》指出，各种道德的根本在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系统而详细地规定了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母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孝经》还规定了不同的行“孝”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维护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时可以借助国家法律的权威。

《孝经》内页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有利于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

《孝经》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

颜延之：《庭诰》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在刘宋文坛，颜延之与谢灵运都以辞采闻名，并称“颜谢”。颜延之的别集在萧梁时原结集为《颜延之集》三十卷、《颜延之逸集》一卷，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明朝时期，又重新进行了编辑与刊刻《颜延之集》，于是有了多种不同系统和名称的《颜延之集》，并一直流传至今。

颜延之在元嘉十一年（434年）免官，自此延之屏居建康长干里颜家巷七载，开始了第二次隐居生活，“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刘湛诛，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因此，《庭诰》应该是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十月期间所著。

《庭诰》内容博杂，包括立人、修德、行事、心性、学习、诗文品评等方面，比较接近正统儒家思想。具体来说，比如肯定酒酌之设和声乐之会，但要适可，达到和中之境，告诫子孙不能嗜酒贪杯、不能沉溺于声乐之会；要节制喜怒；对待仆役要宽厚；要安贫乐道、不能热衷富贵，人生有“天命”，不可强求，不做趋炎附势、诈伪反复之人；治学观书贵博、贵要，做到博而知要；对于尊卑之礼，他认为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颜廷之作《庭诰》的目的是用来告诫子孙的，正如作者所说：“《庭诰》者，施于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其行文语气也是劝诫性的。

颜之推：《颜氏家训》

公元6世纪后期，我国诞生了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它上承汉魏六朝以来的“诫子书”、“家诫”的遗风，下开唐宋元明清诸朝士大夫之家家训的先河，所以《颜氏家训》一书在我国古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颜氏家训》一书是由颜之推（531—约595年）所著。颜之推，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人，祖籍在琅琊临沂。他自谓“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颜氏家训·慕贤》）。他出身于士族之家，世代为官，深受世传儒学传统的影响，不仅从小接受了世传《周官》、《左氏春秋》等儒经的教育，而且喜欢博览群书。从19岁始入梁为官，后来，他为北齐政权效力，曾主编了《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文林馆诗府》等书。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颜之推被征为北周的御史上士。581年隋又取代了北周，颜之推又被隋朝召为学士。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统治由顶峰转向没落、中国社会由南北朝分裂而趋向重新统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士族势力日益腐败，九品中正制也即将瓦解。颜之推预见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量才授官的新制度即将到来，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后代世承儒学家教传统，以保自己家族长远富贵，世代为官，于是在晚年写下了《颜氏家训》一书。

《颜氏家训》内页

《颜氏家训》共有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后娶第四、治家第五、风操第六、慕贤第七、勉学第八、文章第九、名实第十、涉务第十一、省事第十二、止足第十三、诫兵第十四、养心第十五、归心第十六、书证第十七、音辞第十八、杂艺第十九、终制第二十。内容丰富，涉及范围也很广。《颜氏家训》论述为学立身，治家之法，辨正南北时俗之廖，兼及字画音训，考证典故，品第文艺，以训子孙，自成一家之言。《颜氏家训》兼收并蓄，既是道德读本，又是知识读本，从学识、礼法等各个层面对下一代进行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着眼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是富于强烈中古社会特色和浓郁人文气息的家教百科。

《颜氏家训》是一部思想混杂、瑕瑜互见的教育著作。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它重视教育在人的后天养成和安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目标面向培养既能“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的统治人才上面。同时，又将教育和学习作为“不为小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取功名富贵，使人成为统治人民的“劳心者”的手段。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上，它高度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但是，《颜氏家训》又不放弃棍棒教育的主张，认为棍棒教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这又使其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思想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在士大夫教育上，《颜氏家训》对醉生梦死的贵族子弟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抨击和揭露，批评了远离现实的清谈派和食古不化的保守派的恶劣学风，极力宣扬实学知识的价值，极力主张士大夫应该成为以《五经》为根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重视为一般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士大夫于“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涉足太深，这说明《颜氏家训》依然没有冲出儒家轻视百工和农业生产，主张“君子不器”的思想樊篱。另外，其“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主张，明显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思想。《颜氏家训》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教育在保证个体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个体生存功能放在首位，而相应地忽视了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这是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魏晋南北朝的政局在《颜氏家训》中的具体反映，突出了当时的时代特点。

《颜氏家训》之所以能立于教育名著之林，靠的不是深刻的思想，而是它内容丰富，结构完整，举凡立身、治家、处世、为学无不涉及，俨然是一部为人处世的百科全书。正如范文澜所言：“《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自宋代以后，《颜氏家训》的影响越来越大。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

李世民：《帝范》

李世民（599—649年），唐高祖李渊之子，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唐太宗。他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他不仅能够居安思危，任用贤能，还善于纳谏，有过则改，因此政治比较清明。在他统治期间，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崇尚节俭，使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李世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他注重协调民族矛盾，同时广开国门，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极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卓越的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为的皇帝之一。

李世民根据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著述了《帝范》一书。该书写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他曾经这样告诉太子：“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可见，他对本书的高度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本书中，他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家国事务都做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解答。

李世民在《帝范》一书里详细讲述了做皇帝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内容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该书文字言简意赅，论证有据，凡“帝王之细，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可谓是教导怎样做好皇帝的重要参考资料。《帝范》一书虽然短小，但文辞有力而优美，展现出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其充满哲理性的语言，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不但闪露着看问题的高瞻远瞩，也隐含着论理的深邃透彻。

《帝范》是李世民对自己治理天下经验的总结，其看问题的视角高瞻远瞩、论述道理精深透彻，充分体现出一位有为君王的风范。

袁采：《袁氏世范》

袁采，衢州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掌管军民上书鸣冤等事宜。袁采自小受儒家之道影响，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步入仕途以后，袁采以儒家之道理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在任温州乐清县县令时，为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他撰写了《袁氏世范》一书。

《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六十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五十五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七十二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甚至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不能把尼姑、道婆之类的人请到家里来；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

《袁氏世范》内容实际，近于人情，前人说读《袁氏世范》如同事在眼前，不觉得半点说教，堪称“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者也”。书中所言之事都好像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所以读起来往往有袁氏不愧为“留心风化之士”的感叹。

《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袁氏世范》“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此书被看作是“行之一时，垂诸后世”的典范。

郑氏家族：《郑氏规范》

拥有“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因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氏规范》集郑氏几代人的治家经验，经柳贯、宋濂等名儒大家参与修订，从最初的58条，扩充到92条，再到最后成文的168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内容包括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生产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是迄今世界上尚存的一部最完备的家族法典。《郑氏规范》是儒家思想和宗族文化的高度融合，曾为明太祖朱元璋借鉴用于治国安邦。

郑氏一族在浙江浦江义门一带累世同居，受到过宋、元、明三朝旌表，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义门郑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同食共居达350年，最多时达3000人，实际上成为宗族，具有独特形态。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私塾族学也很著名。《郑氏规范》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郑氏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

《郑氏规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爱国廉政。

郑义门同居共食逐渐趋于鼎盛时，郑氏以教育为先，创建东明精舍，广延宿学名儒，精心培养子弟人才，并倡导子弟族人出仕为官、鼓励仕途、奖掖从政、报效国家，并要求出仕子弟赤心报国、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体恤百姓。不得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辱没家族，否则当以不孝论处。

（2）教育养正。

郑氏对子弟教育和子弟人才培养十分注意，除延师办学、广置书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子弟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外，也十分重视子弟品德行为的养成。《郑氏规范》以长达三十三条的篇幅，诲语谆谆，对子弟的学习、品德、行为严加训饬和约束，以保证子弟品行端正和身心健康，以能够更好地齐家和治国平天下。

（3）仁义功德。

郑氏主张仁义待人，富不忘贫、贵不凌贱、乐不忘忧，把扶危济困、乐于助人作为一种传统的家庭美德，并写进《郑氏规范》。早在郑氏一族没有同居合食之前，其祖上就有过不惜倾家荡产，售田千亩赈饥的义举。同居合食后，此美德代代相传，一门上下乐善好施，慷慨济人，或修桥铺路，造福一方；或恤贫怜苦，问病给药；或施舍钱米，接济他人。

（4）礼仪文明。

《郑氏规范》中有关婚丧礼方面的内容共有二十多条，其特点是不搞阴阳风水和任何迷信活动，不设道场，不做佛事，不讲排场，甚至不拘泥于选择良辰吉日，一切从文明、节俭出发，并移风易俗，敢于摒弃陈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5）尊长爱幼。

尊长抚少、敬老爱幼是郑氏雍睦家风的具体表现，《郑氏规范》对此提出了许多要求，作出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郑氏在同居合食时期已实行退休制度，到了一定年龄的年老之人不必从事劳动生产，而由公堂给予赡养，使之安享晚年。另外，郑氏较好地体现了男女一视同仁的思想，无论生男生女不分轻重厚薄，一概给予哺育抚养，禁止弃婴溺婴。

《郑氏规范》中有关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家规族训，以及极具特色的教化实践，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巩固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稳定和儒家伦理、文化的世俗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看重郑氏家族孝义治家、耕读为本的家规家法，甚至还将《郑氏规范》的不少内容引入到当朝法律之中。

司马光：《温公家范》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著名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不仅著述了大名鼎鼎的治国之书《资治通鉴》，还著作了一部鲜为人知的齐家之书《家范》。《家范》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司马光在《家范》卷首引用《大学》里的一段话，来阐明他写《家范》的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司马光也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家都管不好，子弟都教育不好，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所以，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来写《家范》的。所谓“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作为家教的《家范》，全书共19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后人颇有启发，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以为后人树立楷模。

《家范》中着重讲两点：

（1）子弟要以勤俭为本。勤奋努力可以学到知识，学到学问，学到本领。勤奋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增强人的志气，开扩人的视野，增强人的才干。子弟们要勤奋学习，以读经书为主，当时的经书也就是以儒家的《论语》为主的传统经典。读了经书，便可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可以明白是非曲直。读了经书，便知道了该怎样报效国家和社会，知道该怎样做人处世。

（2）教诲子弟读好史书，如《史记》、《汉书》，因为史书是华夏经验的总结，记载了古往今来的是非成败，从中可获得众多的知识、学问、经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借鉴于后人，前人的弯路，后人不可重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通史书，便可借鉴历史经验，将“经验”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和社会现实中去。拥有“经验”在现实社会中，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史学可以补自已的不足。

《家范》问世后，在社会上层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南宋宰相赵鼎，就曾让他的子孙各自抄录一本《家范》以作为永远之法。时到今日，司马光的《家范》仍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借鉴，《家范》确实是一部中国古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作品。

司马光本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居处得法，举止有礼，忠信仁孝，治家有方，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做人和治家的榜样。所以，他的《家范》更有实际意义。

朱柏庐：《朱子家训》

朱柏庐（1617—1688年）原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朱柏庐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的朱柏庐以程朱理学为本，阐述封建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劝人勤俭治家和安守本分的平民家教教材。《朱子家训》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家训著作。

《朱子家训》集中了古代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包含有许多治家处世的质朴哲理和有益启示，如勤俭持家、爱护劳动成果、注意清洁健康、和睦邻里等，同时也贯穿着清高闲达、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的士绅生活情趣。所以它不仅为劳动阶级的平民之家所传习，而且也为官宦之家以及书香世家所津津乐道，写成条幅悬挂于厅堂或书屋，朝读夕诵，倾心仰慕，视为治家名训。

三百多年来，脍炙人口的《朱子家训》几乎家喻户晓。《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朱子家训》这篇家教名著中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其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句，尤脍炙人口。因其篇幅较短，故全录于此：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子家训》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康熙：《庭训格言》

康熙（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二代皇帝。在位61年（1661—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帝自幼勤奋读书、好学上进，精于历史、算学、地理、医学等多类学科。他一生历经坎坷，8岁丧父，9岁丧母，再加上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康熙自打做皇帝起就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但他临危不乱，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智擒鳌拜，裁撤三藩，收复台湾。康熙帝一生励精图治，政绩显赫，他积极抵抗外国的侵扰势力，与俄国确立了边界，并两次亲征准噶尔叛乱。因为其统治期间卓越的文治武功，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

康熙帝一生非常崇尚孝道，并身体力行，十分尊敬和孝顺自己的祖母与母亲。在其母亲康皇后病重期间，他每日前往寿宁宫探望，直至康皇后驾崩。康皇后去世后，几十年来，对其嫡母章皇后极为恭顺，每年都要亲自陪同章皇后去热河避暑。

此外，康熙帝还是清朝十二帝中子女最多的皇帝，他有子35人、女20人。

《庭训格言》是康熙帝对他一生修身齐家、治理天下的经验总结。康熙帝在其治国的61年中，可谓建树颇多，创业和守成之功绩举世无双。康熙帝非常珍惜自己所创立的事业，希望能将它传之千秋万代，他相信自己对人生和治国的每一点体会都是有益处的，因此编成《庭训格言》一书，传给子孙后代。全书共264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驭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琐事。由于《庭训格言》是康熙帝专门给儿子们作的家训，所以行文很具体、生动而真实，没有什么虚饰。

康熙皇帝像

法国传教士白晋先生亲身见闻了康熙帝教育皇子的各种方法，他在向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说：“中国皇帝以父爱的模范施以皇子教育，令人敬佩。中国的皇帝特别注意对皇子们施以仁德教育，努力进行与他们身份相应的各种训练，如教之以经史、诗文、书画、音乐、几何、天文、骑射、游泳、火器等。”白晋先生所讲的内容在《庭训格言》中都有涉及。

康熙帝的子孙，多数能文善武，特别是在他之后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这两位皇帝在位期间政治都比较清明，他们把封建社会推向一个繁荣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正是“康熙盛世”的基础，奠定了满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这些与康熙帝的仁德智慧和他的《庭训格言》是分不开的。

康熙与雍正：《圣谕广训》

雍正（1678—1735年），名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玄烨第四子，生母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幼时曾受过比较严格的皇室家庭教育，曾随其父四处巡访，或奉命出差办事，受到了一定的实践锻炼。在后来皇位斗争白热化的时刻，他统观全局，善用心计，最终在康熙死后继登皇位。

在位的13年间，雍正帝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进取，通过实行摊丁入亩、停止户口编审、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等制度，协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他致力于整饬吏治，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朋党，清除允禨、年羹尧、隆科多等集团的危险分子，改革八旗旗务，削弱下五旗王公的势力，制造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等措施，加强了皇权统治，并形成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环境。

综观其一生，虽然对他残酷镇压贵州苗民起义的做法应予批判，但他仍然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

《圣谕广训》不仅是著名的帝王家训、庭训，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广训”。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借助政治力量使之成为广泛刊行的官样书籍。《圣谕广训》一书的内文，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圣谕十六条”乃摘录自康熙九年（1670年）所颁上谕，每条7字，结构工整，其内容如下：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雍正即位的次年（1724年），“广训”的部分才正式完成。雍正自云，期望其子民“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因此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而创作了十六篇短文，及一篇序言。至此《圣谕广训》得以全面问世，后简称《广训》。

尽管《圣谕广训》同前面所叙述的完全意义上的帝王家训、庭训不完全一样，有其“面向全国”的一面；但是，就其著作目的而言，同前面完全一致。《圣谕广训》首先是皇室家训，要求在位的皇帝及其皇嗣首先要贯彻执行，同样也是为巩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服务的。

《广训》出现后，清朝政府下令官民都要阅读该书。《大清会典》即载：“雍正二年，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对此，《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圣谕广训”条说得更清楚：“方今（注：即乾隆）布在学官，着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盖所以陶成民俗，癨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意指清朝统治阶级除“命令要求帝国各地区都要于每月初一、十五朗读该读本之一部分”外，还要求清朝士子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读该书，无论县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考试，不仅不可以有错，还不能误写或修改。

自康熙以来，《广训》条文的定期朗读，即与明以来的乡约制度相结合，成为“圣谕宣讲”传统之始。“圣谕宣讲”后来成了清朝地方施政的要目之一，和中国各地民众的团体活动之一。各级官员皆需于每月两次（朔望或初二、十六）举行公开集会，对百姓进行宣讲，并解释《圣谕》。而雍正《广训》颁布后，“圣谕宣讲”则以该书为宣讲的主要内容。

石成金：《传家宝》

《传家宝》是清代学者石成金所著的一部教人如何处世、生活的著作。石成金，清代医家，字天基，号惺庵愚人，江苏扬州人，生平不详。他大致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初年，著作甚多，其中有《养生镜》、《长生秘诀》、《石成金医书六种》，并编有笑话集《笑得好》，佛学著作《雨花香》等，均有刻本或刊本行世。在他的著作中对幸福价值观有着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是研究古代福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该书第一部分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及佛家的出世思想和道家的超脱思想，论述修身齐家、为人处世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只谈修身齐家，不涉及“治国”、“治世”等大道理。他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对许多人生重要的事情，以极浅显的语言，让人们醒悟，有所遵循，教导人们行善戒恶，共享福寿安乐。第二部分主要讲人们如何应世，如何自我保护，简明透彻地宣扬了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和对“缺陷世界”的感悟。作者认为人要有远大抱负，要立志，要为实现自己的志向，“一意寻向上去，如撑上水船，如赴军中约”。但世事复杂难料，对不如意之处，要能“顺受之”，即要做到知足常乐。第三部分主要劝人积德向善，强调帮助别人不仅利人，而且利己，论述了有关与人相处以及在社会上待人接物的种种注意事项。作者提出了享受人生的最好方法是修身改过、广行善事，并收录了各种趣闻和常识。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作者快乐人生的主张，收有作者亲手创作的几十幅关于快乐的写意画和抒情诗、二百多枚快乐印章和先贤们有关快乐的名言佳句，表述了作者快乐人生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作者还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对《金刚经》这本佛学重要经典作了详细注释。

石成金把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人生问题，从修身齐家到待人处世，从读书到娱乐，从生儿育女、怡神养性的奇方妙法，到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经营诀窍，大凡人生的所经所用，无不博采兼收，综汇其中。《传家宝》在清代刻版传世以后，便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传世流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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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传家宝》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刘伯温《传家宝》的地位可以与朱熹的《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相媲美。内容讲的全是中国人的个人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可称作一部传统中国人做人的法宝。全文如下：

勤俭立身之本，耕读保家之基。大福皆同天命，小富必要殷勤。

一年只望一春，一日只望早晨。有事莫推明早，今日就想就行。

明日恐防下雨，又推后日天晴。天晴又有别事，此事却做有成。

夏天又怕暑热，冬寒又怕出门。为人怕寒怕热，如何发达成人。

请看天上日月，昼夜不得留停。臣为朝君起早，君为治国操心。

寒窗苦读君子，五更雪夜萤灯。官商盐埠当铺，万水千山路程。

若做小本生意，必要起早五更。乡农春耕下种，一年全靠收成。

男人耕读买卖，女人纺织殷勤，勤俭先贫后富，懒惰先福后贫。

用特体惜检点，破烂另买费用。纵有房屋田地，乱用终久必贫。

每日开门两扇，要办用度人情。自食油盐柴米，总要自己操心。

一家同心合意，何愁万事不兴。若是你刁我拗，家屋一事无成。

近来年轻弟子，为何不做营生。总想空闲游耍，不思结果收成。

年轻力壮不做，老来想做不能。别人那样发达，我又这等身贫。

别人妻财子禄，我今一事无成。别人也有两目，我有一对眼睛。

又不瞎眼跛脚，为何不如别人。自己想来想去，只为赌博奸淫。

务须回心转意，发愤做个好人。为人忠厚老实，到底不得长贫。

忍让和气者富，争强好讼必贫。粗茶淡饭长久，衣衫洁净装身。

不论居家在外，总要节省殷勤。若是出门求利，总要积赶回程。

银钱勤勤付寄，空信也要常行。父母免得悬望，妻儿也免忧心。

若是赌嫖乱用，一世不能成人。赌钱不是正业，本来有输有赢。

赢钱个个问借，输钱不见一人。即刻脱衣押当，无人来帮半文。

回家寻箱找柜，想去再赌转赢。谁知赢不收手，再赌又输与人。

输多无本生意，耕读手艺无心。输久欠下账目，田地当卖别人。

父母妻儿丢贼，自己被人看轻。嫖赌从今戒尽，耕读买卖当勤。

每日清晨早起，夜坐必要更深。伙计同心协力，商量斟酌方行。

银钱交点清白，戥秤斛量两清。算盘不可错乱，账目登记宜清。

开店公开和气，主顾富客常临。兄弟忍让和睦，外人不敢欺凌。

夫妻更要和顺，吵闹家也不宁。亲朋不可轻视，弟妹不可断情。

贫富都要来往，免被别人看轻。奴婢务宜恩待，必有护主之心。

切莫使气刻薄，忍耐三思而行。村坊和睦为贵，不可唆害别人。

瞒心骗拐莫作，斗秤总要公平。钱粮不可拖欠，关税更要报清。

安分守己为贵，奸猬造次莫行。亲戚朋友识破，谁肯赊借分文。

必然饥寒受饿，定起盗贼狠心。偷盗有曰犯出，吊打必不容情。

先捆游街示众，然后押送衙门。板子夹棍难免，枷锁怎能脱身。

自身监牢受苦，父母妻儿忧惊。劝君回心转意，耕读买卖为生。

嫖奸更不可作，出钱还愁丧命。纵死不遭砍杀，拳打也是伤身。

先刑脱衣剪发，然后捆送衙门。官坐法贵审问，招认奸恶淫行。

枷身当街示众，羞愧难见六亲。男人羞见子侄，女人一世污名。

丈夫当尝休出，外嫁无脸见人。奸淫第一损德，报应儿女妻身。

我嫖别人妻女，我有姐妹女人。徜若别人嫖戏，我知岂肯容情。

妻女定然砍杀，姐妹我必断情。想来人人如此，为何我去奸淫。

善恶终须有报，不可损坏良心。嫖赌若能谨戒，天涯海角可行。

功名连升高中，买卖财发万金。粗言虽无平仄，贫富都可读行。

为恶化为善良，懒人听了必勤。劝君抄本回去，教训子侄儿孙。

口教恐怕不信，此乃有书为凭。基劝留心熟读，定有结果收成。

批曰：怕贫休浪荡，爱富莫闲游。欲求身富贵，须向苦中求。

李毓秀：《弟子规》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作者李毓秀（1647—1729年），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李毓秀是清朝初期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20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据说，他讲学的时候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密密麻麻的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他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李毓秀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弟子规》以《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弟子规》共有360句、1080个字，三字一句，两句或四句连意，和仄押韵，琅琅上口；全篇先为“总叙”，然后分为“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七个部分。《弟子规》根据《论语》等经典编写而成，它集孔孟、老子等圣贤的道德教育之大成，提传统道德教育著作之纲领，是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养成有德有才之人的最佳读物。

第二节　历代女训经典

班昭：《女诫》

班昭（约49—约120年）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父为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3—54年），长兄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32—92年），次兄为东汉名将、外交家班超（32—102年）。她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父兄的熏陶下，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14岁时嫁同郡曹世叔为妻，不幸夫君早亡。班昭守节不嫁，悉心教育子女，同时又完成父兄未竟之业。

班昭50多岁时得了重病，她生怕正当出嫁的女儿们“不闻妇礼”，失容夫门，“取耻宗族”，便写了《女诫》进行教导，要求她们每人抄写一遍，以有助于修身，规范自己的言行。《女诫》除序言外，共分七篇：《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女诫》突出男尊女卑，宣扬夫为妻纲，被后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女子修身的必读书。

在中国家训史上，班昭的《女诫》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妇女道德教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在班昭之前，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夫天妇地、夫主妇从、从一而终等思想，已散见于许多古籍之中。但是，那些有关女训的理念与实践，只是零乱、分散地反映了对妇女的一些粗略的要求，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写成有条理的女教著作以训导女儿的，当首推班昭的《女诫》。它以男尊女卑为立足点，以“从一而终”为归宿点，对女子从婴儿开始，到出嫁后如何处理与丈夫、公婆、叔妹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妇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使妻子从属丈夫，儿媳妇顺从公婆，嫂子谦顺叔妹，从而达到婚姻巩固，家庭和睦，自己善美，父母荣耀。很显然，这种贤名是以丧失独立人格为代价的，是用屈辱与血泪换来的。因此，《女诫》问世后，一方面，受到明智人士的批判，如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另一方面，《女诫》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做迫使女性依附男性的枷锁，成为指导女性自律的教材。后世的女训或训女著作，如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明代王刘氏的《女范捷录》以及清代的《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等，都受到了班昭《女诫》的深刻影响。应该说，《女诫》在中国历史上起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简直是一篇男子压迫妇女的宣言书，班昭也因而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女圣人”。

班昭画像

不过，班昭《女诫》中的有些内容也包括了一定的合理因素，如主张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要注意修身；妇德要“行己有耻”；妇言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妇容要“盥浣尘秽，服饰鲜洁”；妇行要“洁齐酒食，以奉宾客”等，都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以批判地继承、吸取。

荀爽：《女诫》

班昭《女诫》之后，父亲们也逐渐开始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东汉文学家荀爽（128—190年）就是其著名代表。荀爽是战国时著名学者荀子的十二世孙，字慈明，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自幼好学，年少时就通《春秋》、《论语》，在兄弟八人中最有才能，时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董卓专权时，为笼络人心，便征用荀爽。他想逃去，未获成功。后来与王允等合谋除董卓，不幸病死。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等，“遂称为硕儒”。其著作多所亡缺，家训有《女诫》等留世。

男尊女卑、夫唱妇随是荀爽女训思想的中心。从此立论出发，荀爽着重教育女儿：

（1）男女有别，非礼勿动。

苟爽认为：圣人制订礼仪，就是为了把男女阳阴分开，所以男子到7岁，祖母便不抱了，女孩到7岁，祖父也不扶持了，不是自己亲生父母，就不同车出行；不是自己同胞兄弟，就不同桌吃饭。总之，不符合礼仪的就不做。荀爽为女儿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他说：春秋时，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为灾，傅母不来，遂成于灰”。

（2）正身洁行，志为顺妇。

荀爽认为顺妇应该遵守以下六条标准：“竭节从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颜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洁行。”意思是出嫁婚配丈夫后，要尽力守节；办事从理；早晚向公婆请安问好；晚睡早起，料理好家务；对家人要和颜悦色，态度和谐；体态端正，行为合乎道德。这样，便可成为“顺妇”。

荀爽的《女诫》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子对女子的单方面要求，具有浓厚的不平等色彩，但“非义不行”、“正身洁行”等训导，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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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伯姬遭火不下堂

据刘向《列女传·宋恭伯姬》记述，伯姬为鲁宣公之女，鲁成公之妹，嫁宋恭公。至宋平公时，有一夜遇失火，左右侍从呼喊她出堂屋避火，伯姬说：“妇人之义，保傅不来，夜不下堂。”后来，保母至，而傅母未至，左右侍女再次呼喊她走出堂屋避火，伯姬又说：“妇人之义，傅母不至，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结果宋伯姬就这样被大火活活烧死了。故“春秋书之，以为高也”。《春秋毂梁传·襄公三十三年》记载了这件事，表彰宋伯姬以贞为行，能尽妇道。

蔡邕：《女训》

蔡邕（133—192年）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性笃孝”，“少博学，师事太师胡广”。喜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因经籍年代久远，与杨赐等奏求皇帝正定《六经》文学。灵帝允准。他写经于碑，使工匠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一时轰动朝野。董卓专权时任侍御史，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侯。董卓死后，当权者以蔡邕对董卓“怀其私遇，以忘大节”遂将其逮捕，使其含冤而死。蔡邕针对女孩特点所作的《女训》和《训女鼓琴》，与同时代的荀爽等人一起，开名儒作文以教育女儿的先河。

蔡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女儿：

（1）饰面修心。

蔡邕训导女儿说：人的心就像人的头与脸面一样，是需要认真修饰的。脸面一天不修饰，就会被灰尘弄脏，人的内心一天没有善念，就会被邪念浸染。“夫面之不修，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愚蠢者说你丑还过得去，贤智者说你恶就难以容身天地间了。

（2）理发思心。

蔡邕进一步教诫道：“故览照试（同拭）面，则思心之洁也；傅（通敷）脂，则思其心主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他以女孩子梳洗打扮各个环节来隐喻心灵的各个侧面，要求女儿在注意外表美的同时，更要注意自己的心灵美，做到洁、和、鲜、顺、理、正、整。其比喻巧妙而恰当，思想细腻而深刻，真是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3）鼓琴有礼。

蔡邕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他稍有空闲，便教女儿弹琴。蔡邕将弹琴技巧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以此来训导女儿：公婆若叫你为他们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弹琴的音量大小要视公婆坐的远近而定。小曲鼓奏五遍而止，大曲鼓奏三遍而止。不论弹多少曲子，“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若公婆听了没有兴趣，“顾望视他，则曲终而后止”，不要中途停止。琴要经常调音，“尊者之前，不更调张”。卧室如果靠近公婆居处，“则不敢独鼓”；若离得远，公婆听不到声音，则可以“独鼓”。在蔡邕看来，操琴击鼓虽然是一种娱乐活动，但也有涉女德，所以在公婆、尊长面前要注意各种礼节。他教女留意鼓琴中诸细枝末节，使尊敬公婆长者的家庭道德增强了可操作性。

结合女性的特点着眼于提高其道德心理与思想文化素质是蔡邕教女的一大特色，绝不进行生硬的说教。他的两个女儿也不负父教，都成为很有修养与才学的女子：一个成为西晋名将羊祜之母，一个就是蔡琰即蔡文姬。

侯莫陈邈之妻郑氏：《女孝经》

郑氏，唐玄宗时，朝散郎侯莫陈邈之妻。侯莫陈三字为复姓，邈为其名。当时，郑氏的侄女“持蒙天恩”，策为唐玄宗十六子永王李磷之妃。郑氏感到有必要对她进一步劝导，“戒以为妇道，申以执巾之礼，并述经史正义”，便作《女孝经》进献。

此书仿《孝经》，共十八章，其章目依次为开宗明义、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贤明、纪德行、五刑、广要道、广守信、广扬名、谏诤、胎教、母仪、举恶。书前有《进书表》，内称“妾不敢自专，因以曹大家为主”。故有的章首借班昭语作为立论根据，有的章以诸女提问、班昭解答的形式来阐述义理。虽然用封建礼教训诫其侄女是《女孝经》的基本内容，但它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做人之道。

《女孝经》虽然是郑氏专为劝导其侄女而作的，但其适用面却比较宽泛，对上至后妃下至庶妇都有教育意义。

从内容看，《女孝经》尽管宣扬了夫天妇地、从一而终、男尊妇卑等封建观念，然而封建礼教思想并不很浓烈。例如，它既突出对女子的德行要求，又肯定其智慧的价值，专立《谏诤章》，强调妻子的“诤谏”和模范作用对其丈夫是有很大益处的。其他有关注意胎教、训育子女、加强修养、尊敬公婆、勤俭持家、和睦亲属、礼待宾客等许多方面，即使从今天的观点看，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

从方法看，《女孝经》从历代典籍中收集了许多典型事例，善恶并举，把抽象的女德规范与历史人物故事结合起来，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增加了知识性、可读性和感染力、说服力。

宋若莘：《女论语》

宋若莘，唐德宗时才女，人称学士先生，赠河内郡君。贝州（今属河北省）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宋庭芬，能辞章，有词藻，生有一子、五女。子愚不可教，为民终生。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五女皆聪慧，宋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使她们在少女时就博学多能。“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鄙薄浓妆艳抹，衣着素雅淡朴。“若莘教诲四妹，有如严师”，并撰写了《女论语》一书，“其言模仿《论语》，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其长妹若昭为《女论语》详加注解，引申理义，得其要旨，并刊行于世。

贞元四年（788年），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其才，唐德宗将她们都召入宫中侍奉，试以诗赋文章，兼问经书大义，深加赏叹，“高其风操”，不以宫妾遇，呼为“学士先生”，号曰“宫师”。贞元七年（791年），诏若莘总掌“宫中记注簿籍”、“秘禁图书”。若莘去世后，若昭继任此职。若昭“历宪、穆、敬三朝（806—825年），皆呼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正因为这样，《女论语》在当时的皇室和臣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末王相将此与班昭的《女诫》、明成祖后徐氏的《内训》和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合刊。编为《闺阁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

《女论语》除序言外，章目依次共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十二章，形式仿《论语》。用问答体，四字一句。

《女论语》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书中渗透着男尊女卑、曲从公婆和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规定的准则极其细密，为培养封建社会中的孝女、贤妇、良妻、慈母提供了基本教材，反映出对妇女精神压迫有加强与扩大的趋势。但也有以下几方面具备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合理因素：如教女学女工、爱劳动、讲卫生；勤俭持家，“小富由勤”；对丈夫既要顺从，也要规劝，“夫有恶事，劝谏谆谆”；夫妻要“同甘共苦，同富同贫”；对同辈、小辈和邻里要和睦相处，以及劝诫女子莫学懒妇、蠢妇、泼妇、恶妇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女论语》没有特别突出夫死不嫁、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这种情况是与唐代两性生活比较开放，连公主都可以再嫁、三嫁相适应的。《女论语》语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准则细致具体，便于中下层妇女领悟，利于操作践行。因此自明清时期，《女论语》就被各地传相刻印，影响深远。

仁孝文皇后徐氏：《内训》

《内训》的作者仁孝文皇后徐氏（1362—1407年），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之女，明成祖朱棣之妻。她生在达官富贵之家，却没有沾染富家子女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不良习性。这要归功于良好的家教和她本人博学好文、知书达理的自我修养。正如她在《内训》一开头所说的那样：“吾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职谨女事……”

以前针对女子撰写的家训著作，都很简约。至于帝王之家的女训，更是言简意赅，只有只言片语。明仁孝文皇后的《内训》不然，它分为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共二十章。不仅从养德修身、谨言慎行、勤劳节俭、改过迁善、效法贤女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女子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问题，而且分别就如何调节、处理与父母、君主、舅姑、子女、外戚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准则。

仁孝文皇后的《内训》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女教思想。

王相之母王刘氏：《女范捷录》

同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妇女一样，《女范捷录》的作者并没有名字，只能按其丈夫和自己的姓氏称其为王刘氏。王刘氏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节妇，所以这部家训也称《王节妇女范捷录》。据作者的儿子——订注这部家训的儒士王相在题后所作的介绍，王刘氏是江宁人，年仅30岁就死了丈夫，守寡60年，90岁去世。王刘氏的著作除了《女范捷录》以外，还有《古今女鉴》流行于世。

王刘氏自幼就善于写文章，她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也有很深的文字功底，故而所写的《女范捷录》颇富文采和哲理。不仅语句极为洗练，词藻颇富文采，而且绝大多数如楹联一样对仗工整，即便是对古人故事的叙述也是如此。《女范捷录》共分十一篇，即统论篇、后德篇、母仪篇、孝行篇、贞烈篇、忠义篇、慈爱篇、秉礼篇、智慧篇、勤俭篇、才德篇。

作为一个苦节60年、屡被旌表的节妇，封建礼教对她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文中自然不乏封建的纲常说教。她宣扬“父天母地，天施地生”，妻子永远处于夫权的统治之下。她将“德貌言工，妇之四行”提升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高度。王刘氏还极力宣扬封建迂腐的贞烈观，在《贞烈篇》中，她不仅强调“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再婚，女无再适”，而且辑录了“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等几十个贞女烈妇的事迹。此外，《女范捷录》还宣传了像“张女割肝，以苏祖母之命”之类的许多愚忠愚孝的所谓道德典范。然而，在抛弃这些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部家训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吸纳的可取之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常可贵的见解。

一是强调了母教及教女的极端重要性。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王刘氏甚至认为母教重于父教。她说：“上古贤明之女有娠，胎教之方必慎，故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基于这种认识，王刘氏特别论述了对女儿的教育比对儿子的教育更为重要和迫切。她在谈及撰写这部家训的目的时指出：“养蒙之节，教始于饮食。幼而不教，长而失礼。在男犹可以尊师取友以成其德，在女又何从择善诚身而格其非耶？是以教女之道，犹甚于男，而正内之仪，宜先乎外也。”这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二是对女子才、德问题的阐述。《女范捷录》中对女子才、德问题的阐述颇为新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认为女子未必不如男子。在《智慧篇》中，王刘氏指出：“治安大道，固在丈夫；有智妇人，胜于男子。”家有智慧之妇，可以匡救丈夫、子女之过失，应付仓促之变。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一口气列举了20位古代有识女子“保家国而助夫子”的故事。二是她对“才”与“德”关系的辩证认识。我们知道，在男尊女卑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大都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王刘氏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她认为女子无德不可以达才，无才不可以成德。王刘氏主张，如果女子知书识字、达理通经、才德兼备，岂不是两全之美？当然她强调女子的“德”更为重要。

三是对勤、俭的论述。王刘氏认为女子要负责勤俭持家。她说：“勤者女之职，俭者富之基”；“若夫贵而能勤，则身劳而教以成；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作为家庭主妇，能做到勤劳节俭，就能以身立教，家人不惰，就能家道昌隆。此外，她还论述了勤和俭的关系。认为“勤而不俭，枉劳其身；俭而不勤，甘受其苦。俭以益勤之有余，勤以补俭之不足”。

从这部家训的内容看，王刘氏避免了单纯道德说教所带来的弊端，从理论说服和榜样示范两方面加强了教化的效果。

温璜之母温陆氏：《温氏母训》

陆温氏是明代官吏温璜的母亲，生卒年不详。温氏是温璜对其母平日教诲的记录。这篇家训不足300字，篇幅虽然极为短小，然而影响却很大。由于其基本内容是对为人妇、为人母者相夫教子的训诫，因而还作为女教读物，被清代陈宏谋收入《五种遗规·教女遗规》，被誉为封建时代女子“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

因为《温氏母训》只是温璜平日零散的记录，故家训不成系统，只是一段段的语录。此外，其用语极其通俗，近乎白话，且杂以大量的方言俚语。这篇家训中有许多思想见解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仍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在持家之道上，温母要求重德轻利，体恤贫穷。她批评“世人眼赤赤，只见黄铜白铁，受了斗米串钱，便声声叫大恩德”。她主张应该向那些品德高尚、“道貌诚心”的人学习，这样才能终身受用不穷。温母嘱告家人不要贪富，因为富而不俭，反会败家，关键是要勤俭持家。她说：“做人家，切弗贪富，只如从容二字甚好。富无穷极。且如千万人家浪用，尽有窘迫时节。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俭，得十口赀粮；六口之家，能勤能俭，得八口赀粮，便有二分余剩，何等宽舒，何等康泰！”她在谈到自己何以在困难的情况下仍能不卖田地时说，“吾宁日日减餐一顿，以守尺寸之土也”。温母还分析了世间乐善好施之人反倒对自己亲人吝啬的原因，要求儿子不论如何，也要乐善好施，勤于助人。此外，她认为对贫穷亲友不要计较：“周旋亲友，只看自家力量随缘答应，穷亲穷眷，放他便宜一两处，才得消谗免谤。”

在交结朋友方面，温母要求要宽以待人，诚实守信。温母要求儿子温璜：“汝与朋友相与，只取其长，弗计其短。如遇刚鲠人，须耐他戾气；遇骏逸人，须耐他罔气；遇朴厚人，须耐他滞气；遇佻达人，须耐他浮气。不徒取益无方，亦是全交之法。”对不同性格气质的朋友采取不同的态度方法处之，的确是一种正确的交友之道。

有人评价《温氏母训》语言虽比较直白，但都切入事理。有人评论这篇家训说：“温母之训，不过日用恒言，而于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简该切至，字字从阅历中来，故能耐人寻思，发人深省，由斯道也，可不愧须眉矣，岂仅为清闺所宜则效哉！”这些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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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母教子

在温母的教导下，温璜不仅是个孝子，还是个忠臣。据史书记载，温璜于崇祯时考中进士，授徽州府推事官。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因郡中故御史黄澍献城降清，温璜全家自杀殉节。大难临头之时，他妻子茅氏要丈夫杀死自己和女儿。当时他女儿已经睡觉，茅氏将她叫醒。女儿问有何事，答曰“死耳”，女儿便从容引颈就死。温璜手刃了妻女之后，就自刎，然而却没死，次日苏醒以后。又绝食五天，最后以双手自抉其创而死。温璜死后，乾隆四十一年（1176年）赐谥“忠烈”。

陆圻：《新妇谱》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还有一篇专门教诲嫁为人妇的女儿的家训，那就是陆圻的《新妇谱》。

陆圻（1614年—不祥），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丽京，一字景宜，号讲山。顺治贡生。曾与陈子龙等结登楼社，参加复社活动，为“西泠十子”之冠。其诗世称“西陵体”。后受清初著名文字狱之一庄廷金龙明史案株连，被捕入狱。出狱后因对现实生活失望，易道士服，离家出走，不知所终。陆圻年轻时就有文名，作品有《从同集》、《旃风堂文集》等。《新妇谱》是他为女儿准备的特殊嫁妆。他在《新妇谱》序言中说：“仓卒遣女，萧然无办，因作《新妇谱》赠之。”

正因为是写给自己女儿的家训著作，故而如陆圻所说“文不雅训”，语言通俗易懂。家训共分二十五个篇目，每个篇目少则一条，多则七条，向女儿详细地讲解了新媳妇入嫁婆家之后，在言行举止及家庭生活中应该注意和做到的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封建家庭中新妇的地位和当时的世风。

《新妇谱》中对新妇的片面而苛刻的要求在明清时期很有代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家庭制度对妇女的奴役和欺压。

尽管《新妇谱》中充斥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教，但持家做人、待客接物、睦亲敬长等方面的训诲却有不少内容包含着作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一片深情厚爱，其中不乏具有积极价值的东西。

《新妇谱》对女儿处理家庭关系的教育，非常注重从细微处着眼。比如，他谈到每逢重要节日或者公婆生日，尽管家里有宴席，也要精心制作一些点心菜肴送给公婆，以表孝心。再如，为了与妯娌处好关系，他要女儿对其子女视如己出，“爱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给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

《新妇谱》中关于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与婆媳、妯娌、姑嫂相处之道的观点，即使是在今天，仍有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

陈确、查琪：《新妇谱补》

清朝时期，还有两个人分别为陆圻的《新妇谱》做了增补：一是浙江海宁人陈确，二是江苏东海人查琪。

陈确（1604—1677年），字乾初，明末著名哲学家刘宗周的弟子。明朝灭亡后，隐居著述，终生不仕。著作有《陈确集》。他继承刘宗周的思想，一生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反对将“天理”和“人欲”相对立的观点，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的命题。此外，他对佛教也予以猛烈的抨击。

陈确的《新妇谱补》在行文措辞上也十分通俗易懂。共分为“绝尼人”、“不看剧”、“听言”、“责仆婢”、“劝夫孝”、“妯娌”、“待婢妾”、“抱子”、“失物”、“勤俭”、“有料理有收拾”十一部分，对《新妇谱》中所阐述的新妇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在居家之道方面，陈确的《新妇谱补》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在孝敬公婆方面，他提出不仅自己要尽孝道，更要劝丈夫尽孝，“今入门以劝夫孝为第一”。对待婢妾方面，陈确要比陆圻开明一些，他提出新妇成婚以后，若数年无子，须及早劝丈夫娶妾。当然，如果自己有了儿子，丈夫还要娶妾，妻子也要“欢忻顺受”。在理家方面，《新妇谱补》要求新妇勤俭持家，“无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须留赢余，以待不时之需”。而勤俭又是与对物品的收拾和事情的料理这些具体的琐事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俭中最吃紧工夫”。在妯娌关系的处理上，陈确认为导致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是自私自利，因此他告诫新妇心胸宽阔，容人谦让，“凡百公物，让多受寡，让美受恶”。陈确还提出，绝不能鞭笞仆婢。绝不可轻听轻信人言，这样才能减少矛盾。

《新妇谱补》对新妇的个人品行修养提出的要求有些显得过于苛刻。譬如，他教导新妇不要与“三姑六婆”来往，尤其是不许尼姑入门，以免受到不好的影响。从他对佛教的极力排斥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新妇戒绝一切游山、看戏之类的活动，甚至连家里的喜宴也不可参加的要求就有些不近人情了，这也同他所主张的无人欲即无天理的观点相背离。

与陈确相比，查琪的《新妇谱补》篇幅更短，只有四段，每段的题目分别是“事继姑”、“事庶姑”、“逞能”、“火烛”。

封建大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对于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来说，更需要谨慎处理。“事继姑”、“事庶姑”两段就分别阐述了新妇对待丈夫的继母和公公的小老婆应该遵守的准则，其观点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

“逞能”、“火烛”两段，则分别告诫新妇在纺织、缝纫和主持饮食方面不要在妯娌姑嫂面前逞强好胜，炫耀自己；叮嘱新妇在安全方面特别要注意预防火灾。

陈确和查琪的《新妇谱补》对陆圻家训《新妇谱》的补充和完善，可算是传统家训读物补作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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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祖守诺还金

温母在家训中讲了一个温璜祖父的故事，谆谆教导儿子应诚实做人，讲究信用：温璜的祖父穷困潦倒时曾经向一个姓朱的人借了二十两银子贩米以糊口，这银子是姓朱的私自用主人的钱借出的，不敢让主人知道。后来这个姓朱的人病危，家人都暗自庆幸不用还钱了。谁知正在苏州的祖父偶尔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回，家没归就直奔病人床前，将本、利一并还上。气息奄奄的朱姓病人竟然感动地坐了起来，说：“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闭矣，愿君世世生贤子孙。”言罢气绝。祖父哭别而归，家人都说他傻。他却说：“我是傻，我之所以不先回家，就是怕受你们的迷惑。”讲完这个故事，温母赞道：“如此盛德，汝曹可不书绅。”

袁参坡之妻袁李氏：《庭帏杂录》

李氏，或称袁李氏，明代人，生、卒年不详，名不详，夫袁参坡。《庭帏杂录》是她的几个儿子将她与丈夫平日的教诲尤其是她本人以身立范、立教的事实的记录。

《庭帏杂录》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了袁李氏在诸多方面对子弟的言传身教。

《庭帏杂录》的形式非常独特，全书由袁衷、袁襄、袁裳、袁表、袁衮兄弟五人根据父母袁参坡、李氏夫妇平时对他们的训示回忆整理而成，每人撰写一部分。袁参坡虽说一生没做过官，却是一个博览读书、医术精妙的知识分子，因而家训中涉及为学之道处颇多。袁、李夫妇尤其是李氏对儿子的教诲，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循循善诱，教勉结合，言语亲切朴实，同时更重身教。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以高尚的人格给非亲生儿子更多的母爱和关怀，培养他们孝亲敬长的优秀品质。李氏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体恤亲邻，宽以待人。李氏是作为填房嫁给袁参坡的，一般说后母难做，但李氏做得很好。她对袁参坡前妻王氏所生的两个儿子袁衷、袁襄视如己出，对他们的关心照顾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多。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李氏不仅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了培养他们孝亲敬长的品质，为了使他们记住亲生母亲的养育之恩，居然每天都虔诚地亲自带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祭奠他们的生母。

（2）以仁慈之心培养孩子待人宽厚的品质。李氏是一个非常宽厚慈祥的人，其高风亮节在她对邻居沈氏的宽容和忍让上有生动的体现。沈氏与袁家是世仇。袁家有一株桃树，树枝伸到墙外，沈家人就将树枝锯掉了。儿子告诉了李氏这件事，李氏说，本来就应该锯掉的。沈家有棵枣树，也有一枝伸到了袁家墙内。枣子刚结出来，李氏就嘱咐儿子们：不许吃邻居家的一枚枣，并让仆人小心看护。枣子熟了，李氏差人请了沈家的女仆过来，当面摘下让其拿走。还有一次，袁家的羊跑到沈家的园子里，被沈家打死。次日，沈家的羊正巧也跑到袁家来。仆人们大喜，正要报复，被李氏拦住，命人送还沈家。更让人敬佩的是，沈家人生了病，李氏不仅让袁参坡亲自上门诊治，以药相赠，而且还动员邻居们为沈家捐款，并送给沈家一石米。正是因为李氏的宽容大度，感动了沈家人，从而化解了两家的矛盾和仇恨，使得“沈遂忘仇感义，至今两家姻戚往还”。

（3）以乐善好施的行为培养孩子体恤贫穷的美德。李氏一生乐善好施，十分关照那些生活贫困的亲戚。儿子们回忆说：“远亲、旧戚每来相访，吾母必殷勤接纳，去则周之，贫者，比程其所送之礼，加数倍相酬；远者，给以舟行路费，委曲周济，唯恐不逮。”李氏教育家人，自家生活要节俭些，以便省下来些钱物周济那些贫苦人家。

（4）从小事入手塑造孩子做人处世的良好品质。李氏既注重从孩子还小时就加强教育，也十分注意从日常小事上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袁衷说母亲对他们“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辈幼而知礼”。袁衮在书中谈到，有次家童阿多送他和哥哥上学，回来时见路边的蚕豆刚熟，就摘了一些。母亲见了，严肃地教育他们说：“农家辛苦耕种，就靠这些作为口粮，你们怎么能私摘人家的蚕豆呢？”说完，命人送了一升米赔偿农户。

总之，李氏的家训及其以身立范、立教的实践是我国女子家训教化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代表，她在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家、处世的品质与灼见是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袁衷的内兄、订正这篇家训的钱晓在篇末的附言中评价说：“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