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古代地理之谜

作为孕育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的古文明的中国，则因其地域之广袤、地貌之丰富、文化之博大，使其未知的自然之谜有增有减，自然界种种神奇诡异、难解难分的现象依然困惑着我们。因此，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在神奇博大的自然和浩瀚的宇宙面前，仍显得苍白无力。许多难解之谜，许多奇怪的现象，仍在我们的知识之外，视野之外，能力之外。面对困扰人们的未解之谜，我们唯有努力去探索！

第一节　神秘的沙漠和湖泊

原始村落之谜

于田县是汉代扦弥国所在地，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在返回之时途经昆仑山北麓而到过这个地方。从于田县越过克里雅河，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原始村落”大河沿村。正是因为具有神秘性，所以存在着各种传闻。据说大沙漠中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居民以捕鱼为生，村民集体狩猎，而且鸟兽成群。人人都是宽衣广袖，开口就能唱，总之生活怡然自得。这个村子叫达里亚博依村，用汉语来说就是大河沿村。究竟“原始村落”的人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悠闲自在吗？相信有不少人想知道。

从于田县沿克里雅河往北走，在塔克拉玛干深处茂密的胡杨林带，居住着很多维吾尔族人。这个村庄属于田县加依乡管辖，距于田县城大约有300多千米，而且周围都是沙丘，也很少有人能到这个地方来。居民的粮食和日用品都是靠骆驼、毛驴运输。有资料显示，骆驼从县城到大河沿村要走8天，如果是要到最边远的人家，则需要走400多千米曲曲折折的沙丘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较为分散，而相隔距离也较远，只是村委会周围的几家人相隔较近。他们是具有独特方言和生活习惯的克里雅人，与外界联系甚少。

如果沿着克里雅河东岸大道继续走，向下游走到135千米的地方就没有了路。在河岸东边郁郁葱葱生长着胡杨林，而林中则分布着一建筑群落，是艾沙克玛札。到了克里雅河下游末端，如果继续沿着洪水漫溢过的新旧河床走，就到了克里雅人生活的一望无边的胡杨树林带。因为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都在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在1896年1月，斯文·赫定曾闯进这个人迹罕至的大河沿村。斯文·赫定是沿着古木参天的河岸，一直走到克里雅河的尽头。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了奔跑的野骆驼，而且此地也是野猪的乐园。据说当时有158名牧人在这里放牧，斯文·赫定断定这些人“各自都不相往来，政府的权力也达不到他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外界不相通的沙漠小岛上，成为半野人”。

在1959年被政府发现之前，这里的人仍然过着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式生活。这个村以克里雅河床为界，分为两个部落，即卡鲁克和加依，他们世世代代以牧猎为生，从来不种植庄稼，更不知瓜果为何物。

现如今，汽车已经能够开进这片茂密的丛林。现代化设备已经融进他们古老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过着俭朴好客的生活，无论是谁拜访他们，他们都会拿出家中仅有的食物来款待客人。他们主要吃羊肉和面饼。他们的面饼特别大，如同锅盖。这种面饼用面粉或玉米面做成，不需要发酵，而是直接在木炭火中烤熟，只要拍去上面的灰尘就可以食用了。在吃羊肉的时候，他们或者是用木炭火烤全羊，或用红柳枝为扦烤羊肉串，风味独特。就饮水方面来说，只有在洪水季节，他们才能喝到河里的甜水，其余时间都是饮用咸苦的渗坑水。大河沿人居住的房屋特别，以圆木排列成墙，上盖房顶，好像是木笼。通常来说，每户人家都有这么两三处大木笼房子，但没有院墙隔离。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犯罪活动，生活特别安逸。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到农村去，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虽然与外界没有多少联系，但是他们之间来往较为密切。每个星期的主玛日，人们就会从睡梦中爬起来，然后从各个地方集中到铁里木这个居民较多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清真寺、代销店和乡政府的各种机构，所以相对来说人员较多。这里基本上没有贫富差别，只是保留着按个人贡献大小分配食物的古老习惯。其中，村落首长和有突出贡献的人能够得到些许优待，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能够分到大块馕和羊腿肉。就其收入来源来说，其主要是靠放牧的羊只，还有马、驴、骆驼。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到沙漠边缘挖大芸，然后拿着这种药材到代销店和私商手中换取商品。可见，这里仍然处于物物交换的时代。

“文革”时期，克里雅河被彻底遗忘了。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都无从得知。虽然远离了人类文明，但是能够避免很多灾祸。据报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9月。那时，克里雅村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前来看望他们。他来到这里，对村民们嘘寒问暖，而且还给他们送去了各种生活用品，于是当即决定成立于田县乡政府，而且建立一所寄宿学校，培训医护人员和兽医，解决用电用水等问题，开办邮政所和信用社，从此，这里渐渐摆脱了封闭落后的面貌。这些年来，有很多中外人士都选择到克里雅河尽头的村落进行考察，使这个封闭的沙漠村落的居民成了新闻人物。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贵族化的猎奇行为，所传递出的多是富人雅士的消闲资料，其报道缺乏真实性。而对于此地的贫穷落后，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却漠不关心，甚至以欣赏的态度加以美化。当面对现代文明侵扰的时候，这座“原始村落”能够保存自己原有的单纯吗？

罗布泊之谜

罗布泊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它带有很大的神秘性。近百年来，有关罗布泊是否是游移湖的论争还在继续。

因为罗布泊所在的地区的气候环境为酷热、干旱、风沙、雅丹（陡崖）、盐壳，这导致很多人难以靠近。多年来，这条路一直被称为“死亡之路”。历史上曾经有不少中外学者企图冲破层层阻碍穿越大沙漠，实现对罗布泊的考查，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取得了成功。即使是有几个人成功了，但也导致了关于罗布泊位置的分歧。

俄国探险家H·M·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最先引起罗布泊是游移湖争论的人。在1876年，他曾到罗布泊考察。他发现罗布泊位于塔里木河口的喀拉和顺境内，其比我国地图所记的位置还要往南。另外，他所看到的湖泊是淡水湖，而且芦苇丛生，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鸟类。但是北罗布泊的水都已干涸，变成盐碱滩，十分荒凉。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发表了自己观点之后，瞬间引起了国际地学界的争论。

针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德国的李希霍芬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考察的或许并不是中国清朝地图上的罗布泊，其实真正的罗布泊是在普氏考察的北部。

而随后的很多学者也进行了考察，如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等先后到罗布泊地区考察，他们认为争论的双方都没错，因为罗布泊发生了游移，移到喀拉和顺去了。从此之后，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说法就产生了。除此之外，斯文赫定还推测了罗布泊游移的原因，即进入湖中的塔里木河携带了太多的泥沙，然后沉积在湖盆里，使湖底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地方流动。等一段时间之后，被泥沙抬高露出的湖底又遭受风的吹蚀而降低，此时，湖水又回到原来的湖盆中，如同钟摆一样，南北游移不定。

罗布泊

在1923年，被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所发现的罗布泊突然消失变成了沙漠，鸟儿不复存在，芦苇也消失了。而那些以打鱼为生的居民也离开这里，迁往原地。原来，罗布泊又戏剧性地回到了它以前呆过的老地方，也就是古代地图上所标的那个位置。

在1930年和1931年，瑞典、中国勘察队来到中国地图所标的罗布泊。其勘察队发现那里水面长约188千米，宽50千米，深5米，大约有2000平方千米。在1945年，罗布泊水面又扩展为3000平方千米。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罗布泊北岸考察的时候，罗布泊又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在1964年，罗布泊开始干涸。1973年，在美国大地卫星对该地区拍照的过程中，证实罗布泊已完全干涸。

但是在我国地质工作者看来，导致罗布泊干涸的原因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即河流上游的农垦，引水灌溉，才导致了罗布泊水源枯竭。并不是其他国家学者所说的罗布泊游移他处。

在1980年，我国的科学考察队又两度穿越罗布泊，详细考察那里的地貌和古水系。考察队队长夏训诚在考察报告中写道：“罗布泊最低处为778米，喀拉和顺最低处为788米，相差10米，水往低处流。因此不可能发生罗布泊倒流喀拉和顺的现象。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入湖口处，河流包含泥沙较少，在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大量泥沙堆积，抬高湖底地形，而使水往较低地方流去。在这次考察中，我们看到，干涸的湖底都是坚硬的盐壳，用钢锤都很难敲碎，所以不容易产生风的吹蚀作用，而使湖底重新降低。我们还在干涸的罗布泊湖盆中，进行钻探取样，这些样品通过孢粉和年代测定表明，湖底沉积物不同层次都有香蒲、莎草等水生植物孢粉的分布，说明历史时期罗布泊一直是有水停积的，湖水从未离开过罗布泊。根据碳14年代测定结果，湖底沉积物1.5米深处，为3600年左右的沉积。说明3600年以来，湖泊的沉积作用一直在进行着，而不像斯文赫定推测的1500年左右就会形成10米以上的沉积物。实地考察测量和现代航测资料证明，罗布泊是游移湖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罗布泊水体从未发生倒流入喀拉和顺的现象。”

以上的考察，使我们初步了解了罗布泊的奥秘，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找到了答案，如果再进一步追溯塔里木河与罗布泊的景观变化，就需要我们做更细致的科学研究。

神奇的高原圣湖之谜

青海湖，古称“西海”，藏语叫“错温波”，意为“蓝色的海洋”，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青海省因该湖而得名。

大约在2000多万年前，青藏高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因为地壳运动的作用，海底逐渐隆起，最后成为陆地。因为断层陷落，青海湖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外泻湖，湖水从东西口泻入黄河。到第四纪造山运动时，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异峰突起，泻水口遭到了封闭，所以青海湖逐渐成为内陆湖。因为各河流流入青海湖中的水被盐化，所以称为咸水湖。古青海湖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只是因为当地的气候较为干燥，湖面逐渐萎缩，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

青海湖被群山环绕，北有崇峻壮观的大通山，东有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有逶迤绵延的青海南山，西有峥嵘的橡皮山。青海湖距离西宁大约200千米，其海拔为3200米。它的周长360千米，面积4583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在青海湖区大约有30条大小河。湖东岸有两个子湖：一个是面积10余平方千米的尕海，是咸水；另一个是面积4平方千米的耳海，是淡水。如果在青海湖畔进行眺望就会发现群山特别苍翠，山顶有皑皑白雪，湖光十色，非常美丽。而湖滨则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平坦，水源较为充足，气候温和，适合发展畜牧业。在夏秋之际，碧草连连，金黄色的油菜花让这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如此美的情景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在湖的西北部有非常著名的鸟岛，其景观非常诱人。鸟岛面积仅0.8平方千米，观光鸟儿王国盛况的最好时期就是每年的五六月份。此时，来自我国南北和东南亚等地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赤麻鸭、鸬鹚和黑颈鹤等10多种候鸟，都会成群结队返回故乡，营巢产卵，孵幼育雏。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鸟岛上的鸟有的在蓝天白云间飞翔，有的在波涛中嬉戏，有的栖息在鸟巢中……总之，是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象。

青海湖另一著名岛屿是海心山，它位于湖中心偏南，长2.3千米，宽约800米，比湖面高七八米。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盛产“龙驹”而闻名，而且又是佛教重地，所以较为神圣。这里环境优美，风景怡人。古刹白塔坐落在山南石崖前，石洞内外有数间经堂、殿宇、僧舍，而其法器、壁画、白塔、俄博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堂前壁上有多座彩色佛像和生动的故事绘画。相传有很多名僧曾经在这里修炼仙丹。如果登上海心山，你就能够俯瞰青海湖的全貌，此时，青海湖的美景都能尽收眼底。

知识链接

地震的成因

地震就是地动，是地球表面的振动。引起地球表面振动的原因很多，可以是人为的原因，比如核爆炸、开炮、机械振动等；同样也可以是自然界的原因，比如构造地震、火山地震、塌落地震等。

按照地震的不同成因，我们可以把地震划分为五类：

1.构造地震

地下岩层受地应力的作用是构造地震发生的原因。因为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在岩层无法再承受的时候就会发生突然、快速破裂或错动，而岩层破裂或错动时会激发出一种向四周传播的地震波，当地震波传到地表时，就会引起地面的震动。这就是地震。世界上大部分的地震以及所有造成重大灾害的地震都属于构造地震。

2.火山地震

由于火山爆发引起的地震。

3.水库地震

由于水库蓄水、放水引起库区发生地震。

4.陷落地震

由于地层陷落引起的地震。

5.人工地震

由于核爆炸、开炮等人为活动引起的地震。

第二节　中国古代地理遗址

湮没的巴人王朝

提起“巴人”也许会让人感到陌生，但只要想起四川一带的“巴蜀”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一著名典故，可能头脑中会有这样一种朦胧印象——巴人不就是居住在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吗？是不是喜欢浑身涂上油彩，头戴羽毛，跳奇怪舞蹈？也许你还会有落后、蛮荒的感觉。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完全对的，神秘的巴人早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就有可以与中原强大的商王朝相媲美的青铜文明。巴人祖先和黄帝是同一支，还是独立地创造长江文明的源头？曾经极其辉煌的巴国社会生活状态怎么样，最终又为何湮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巴人起源于湖北清江下游长阳的武落钟离山。为夺取盐业资源，巴人曾经与以盐水神女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民族展开争战，而且在争战中获胜。这是巴人与盐的第一次结合。随后，“巴盐”与“盐巴”在三峡一带上演了一场横贯数千年的大剧。巴人领袖廪君战胜盐水神女后，在清江边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王国，而且实行奴隶制。巴人的图腾是虎，好鬼神，实行祖先崇拜，在他们看来，最伟大的祖先就是廪君。随后，巴国的军队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最终打败了殷商军队。在战争结束之后，巴人受封子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巴子国”。在此之后，巴国在楚国和秦国两大强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最终被秦国所灭亡。

关于巴国文明，有人将其称为与黄河文明并列的长江文明的源头。在湖北境内，巴人有着较为漫长的生活轨迹。它逐渐从自由原始氏族形成多个部落，后来组成5个核心部落“巴、樊、覃、相、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和平共处，没有等级之分。随着各部落的不断壮大，开始需要有一个君主来统领部落联盟，即“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最终胜出的是廪君，所以他就成为巴人领袖。因为各部落较为团结，所以部落联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部落迁入四川，在险山恶水中，独自产生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发现的巴人文物中，都有着被专家们称之为“巴蜀图语”的刻画符号，无论是动植物还是人，其形象都特别奇怪。这些古怪的印痕究竟是发源于巴人原始的艺术灵性，还是大自然神秘莫测的烙印，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这是巴人的精神文化创造，是否是早期的文字呢？史学界一度曾认为巴国只是个好斗的邦国，但却发掘出了“礼乐”用的编钟，显示了巴国具有完整的礼乐制度，而且采用高超的饰金银工艺。在出土的文物中还有造型奇异的随葬兵器，柳叶型的青铜剑，荷包型的青铜钺。巴国还有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如至今让人迷惑不解的“船葬”和“悬棺”。巴人确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虽然最后被秦所灭，但早在灭亡的8个世纪前就与西周并流，共同汇入华夏文明的发展轨道。

巴国城

有些人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巴人在廪君一统部落前就与中原黄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巴人与中原华夏属同一来源，甚至还认为是黄帝所统率众多部落中的一支。另外，据说，与巴人并称的蜀国和“夏”同出于黄帝之孙颛顼。通过观察发现，巴国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与有着千里之遥，被“蜀道难，难以上青天”的高山深谷相隔绝的殷商青铜器样式完全相同。所以，巴国的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中原文明同源。当然，巴人与周代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究竟是否与黄帝、夏、商有关系，我们无从得知。另外，关于巴国的另一个谜团就是为什么巴人突然消失了。这在历史上无法考证。

有人说，巴国被秦军灭后，巴人全部被坑杀了。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或许就是秦军的残暴和坑杀赵军20万之说。

还有的人说，巴国人在被灭国之后，除了死者和伤者之外，生者都大规模迁移了。最近陕西商洛地区考古专家在探寻商洛900多个神秘洞窟起源时，又有了失踪巴人的惊人发现。据了解，商洛发现的神秘洞窟都是面山、临水，因此在进洞的时候都需要穿越湍急的河流。洞内呈长方形，四壁平整，有着非常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巴人生活习性，可以明白，神秘洞窟本身就与巴人在川的生活非常相似。而且也发现了船棺葬的残存物和相继出土的巴人文物。这些文物与三峡地区出土的巴人文物几乎同出一辙，其器具上的符号也惊人的一致。于是有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一度失踪的巴人是否像陶渊明《桃花源》所描述的那样，为躲避战乱而隐居起来？神秘洞窟莫非是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巴人的桃花源？

第三种说法是巴人并没有失踪，还生活在本土。他们是土家族人的祖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专家们利用DNA遗传技术试图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曾经多次对土家族人的血液与悬崖峭壁上的骨骸进行基因对比实验。另外，通过考察土家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发现其与遥远的巴人的确很相似。但这种说法仍然没有得到公开承认。

奇异的巴人王朝曾有过血与火的历史，在史书记载上无一不是与战争相关联的，这是个伟大的王国，还存在着太多的谜没有解开，只是我们暂时无法进一步窥探他们的奋斗历程。

北京人遗址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48千米的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北部，它是现今世界上发掘出遗迹遗物最多、论证最为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1.龙骨山上的发现

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曾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古人所谓的“龙骨”，其实只是原始生物的骨骼化石。据说将“龙骨”研磨成粉后敷在伤口上，可以止痛并能使其快速愈合，因此这座盛产龙骨的山就被称为“龙骨山”。

北京人生活图

龙骨山处于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其西北为西山，东南是华北平原，山脚下还有溪水缓缓流过，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气候宜人。因为在周口店附近有很多石灰岩地带，所以在水力作用下，山体上会有很多的洞穴形成。“北京人”遗址就是在这里的一个洞穴中被发现的。这个天然洞穴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米至42米不等，在这里发现了第一枚“北京人”牙齿化石，所以考古学家把这里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

从1918年开始，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发掘，其中最早的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人们开始了对遗址的试掘工作。周口店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则是在1927年由加拿大学者步达生领导进行的。在这次挖掘中，步达生在遗址外发现了3枚人类牙齿化石，并且正式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在1929年12月2日，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土。这次发掘活动是由中国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主持的。除了发现头盖骨化石之外，还出土了部分有人工痕迹的石器工具，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用火的遗迹。在1929年12月6日，裴文中把头盖骨包裹好，然后亲自把这批珍贵化石护送到北京。

在1936年11月，曾经发现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当时只有28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普通练习员贾兰坡在11天内陆续发现了三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完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周口店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完整头盖骨和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以及大量动物化石残片、打制石器和灰烬……

2.在战争中离奇失踪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导致华北局势特别紧张，周口店的挖掘工作也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发掘出的化石被迅速转移到了美国人创办的北平协和医院内。随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了1941年，日美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北平协和医院随时都可能被日本人炸毁。所以，有关人员便商议着要把这些化石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在如此危急关头，重庆中央国民政府提出了三种处理方案：一是把“北京人”化石运往当时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加以妥善保存，然而由于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华北地区，所以将化石安全送往重庆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二是在北平城内秘密掩埋，当然，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危险的，无法保证化石的绝对安全；三是将其运往美国暂时保存。如果对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话，最可行的就是第三种方案。

所以，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立即给远在北平的裴文中写信，信中说明了中国局势的危急状况，以及中央政府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命运的担忧，所以建议将化石全部交与美国友人带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保存。

随后，国民政府委派时任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开始积极与协和医院院长胡顿协调运送“北京人”化石的事情。翁文灏还专门给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了中方希望将头盖骨化石交由美国代为保管的意愿。但是因为当时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的，而且当时所达成的协议是将所有出土的遗物都放在中国本土保存，所以美国方面只好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这项请求。

最终在中国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在1941年11月，美国终于同意中国把这批化石暂存美国，并决定由美国驻华领事馆来制定运输方案，而护送军队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驻华领事馆的想法是先将化石用专列由北平运至秦皇岛，然后再由美国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运至美国。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比原计划晚了一两天的时间，之前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本来，“哈德逊总统”号原定于1941年12月8日启程回国。但就是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日本海军的行动，驻扎在我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扣押了美国在秦皇岛霍尔姆斯兵营内的全部人员及物资，其中就有“北京人”化石。

当时的情形，据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医生威廉·弗利回忆：“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是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最后一点记录。直到现在为止，“北京人”化石仍然是不知所踪。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政府正式重新启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随后，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很多遗迹，如“北京人”下颌骨、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骨器以及用火遗迹，但是并没有头盖骨的新化石。通过对这些遗迹及实物遗存进行研究发现：“北京人”生活在距今大约20万至70万年之间，其头部特征较为原始，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属蒙古人种；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56厘米，女性平均身高约为150厘米；他们生活在天然洞穴中，其食物主要是依靠狩猎和采集获得的，而且已经掌握了火种的使用方法。

铜绿山矿冶遗址

在古代，中国的很多矿业技术都是遥遥领先的。当然，这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记载。但是，因为这本书都是作者的个人见解和经历，所以其中所涉及的内容都比较简略，无法全面反映我国古代在矿冶技术上的成就。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矿冶技术发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近些年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就足以证明了这些。

在湖北的铜绿山上，人们发现了一处2000年前的古铜矿遗址。而这个时期也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关于铜绿山，根据《大冶县志》的记载，“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上，故名。”因为其地貌较为独特，而且还盛开着莹蓝色铜墙铁壁草，所以有很多矿工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开发铜矿资源。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的古铜矿中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遗址就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遗迹，如用来支护井壁的圆木，采矿用的铜斧、铜锛、铜凿、木槌、木铲、铁锤、铁锄以及运载工具藤篓、木钩、麻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生活用具，如陶、罐……考古工作者们在距离开采地不远的东北坡发现了古代炼铜遗址。其中有史料记载：“共发掘出了外形、结构基本相同的炼铜炉九座，炼铜炉上还设有炉基、炉缸和工作台。炉基用沙石、黏土等细细夯筑而成，台基内还设有风沟；炉缸在发掘出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据鉴定，为高岭土等耐火材料筑成；而炉身经历千年都已坍塌；工作台用黏土、矿石垒筑在炉侧，台面高于炉缸底部。”在这些炼铜炉中残留着一些炉渣，而附近的渣坑中的炉渣堆积非常高。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此矿区遗存的炉渣至少在40万吨以上。对这些炉渣的含铜量进行测验，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跌眼镜。因为在三号炉西侧发掘出的粗铜其含铜量为93%以上，而炉渣的含铜量仅为0.7%。而对大冶湖边出土的铜锭进行铜含量测定，竟然是91.86%。可见，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提炼铜技术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这足以说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金属的认识历史悠久。而事实正是如此。古代奇书《山海经》曾经对战国以前矿业开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如《管子·地数》记载道：“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可见，中国冶矿业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是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直到西周晚期才出现了冶铜业，而瑞昌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则推翻了这种认识，将我国采铜历史又往前推进了数百年。

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瑞昌古铜矿遗址面积约1平方千米，采矿区约有20多立方米。发掘出很多的遗迹，如竖井53口，平巷6条，斜巷3条，露采坑一处，木溜槽1处……因为其开采时间较长，所以经历时期较多。最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其地层叠压关系清晰，而出土的遗物也比较多。在测定一件木制滑车时发现它是商代中期的遗物，这样就证明了早在商代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较发达的采矿业。与此同时，遗物中还有“陶制的鬲、罐、豆、盆、纺轮等；木制的滑车、锨、铲、水槽、瓢等；竹制的筐、盘、签等；铜制的斧、凿、锛等”。

另外，我国冶炼技术历史的改写还得益于出土的木溜槽。这个木溜槽长3.5米。根据有关专家鉴定，发现它是分节水冲法选矿用的一种原始装置。人们一直以为这种分节水冲法产生于宋代，但是瑞昌铜岭选矿槽的发现，把我国的这种选矿技术往前推了2000年。

按照现在我国考古学发现，最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铜的开采与冶炼技术。日后是否会有新的证据来推翻这个结论是不能下定论的，因为考古本身就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当然，具体我国人工冶铁开始于什么时候？也没有准确的答案。地质学家章鸿钊认为我国人工冶铁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间；而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铁器，而且从古体铁字的一种写法可以猜到最早掌握了炼铁技术的是东方的夷族；另一历史学家李亚农则认为早在西周就已经有铁器了，而郭沫若先生也赞成这种观点。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的遗迹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串最原始的项链，这些项链都是用红线把一颗颗青鱼上眼骨穿起来制成的。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之所以是红线是因为线是用赤铁矿粉染成的。在十多万年前，人们已经懂得利用金属铁锈做“染料”，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真的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还是一个谜。如果想要探究人类掌握冶炼技术的年代，那更有困难。据说，在苏联的瓦什卡河岸上发现了一块稀有金属的人造合金，其制造年代为距今10万年。另外，考古学家在秘鲁高原还发现了一件铂制装饰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熔化铂必须要有1800℃的高温熔炉。

敦煌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文物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被中国学术界称为“古代学术的海洋”。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文物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同时也被国际学术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虽然敦煌学从无到有经历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包括12个分支学科，即敦煌史地、敦煌考古、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艺术、敦煌文化、敦煌民俗、敦煌语言文字、敦煌文献、敦煌古代科技、敦煌文物科学保护和敦煌学理论。虽然敦煌学的材料和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藏经洞所出藏品，但是随着藏经洞藏品的大量出世，产生敦煌学毋庸置疑。

1.盛极一时的敦煌石窟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的交汇点，在中国西北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人口仅10余万。其南依气势磅礴的祁连山，西接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达蜿蜒起伏的北塞山，东临危岩耸立的三危山，是一个高山和沙漠、戈壁环绕的小绿洲。震惊中外的敦煌藏经洞即发现于此地。

东晋十六国时期，李詗据敦煌称王，建立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前凉、西凉、北凉三政权时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凉州已成为中国西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

汉魏以来从南亚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汉地佛教是经克什米尔，越葱岭，沿天山山脉南北两路到达阳关和玉门关而传入我国的，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利成为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曾在敦煌讲经说法，法显、鸠摩罗什等佛学大师无论东进还是西去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傅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敦煌藏经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北方，占据河西。这一时期，敦煌比较安定，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拜倒在“佛”的脚下，企望解脱苦难，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佛教随之盛行。现莫高窟存留有北魏开凿的洞窟13个。

隋朝虽只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超的艺术水平。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60多年。吐蕃也信奉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也发现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

唐朝灭亡后，敦煌又先后隶属于金山国、甘州回鹘、西夏王朝。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直到今天，莫高窟和榆林窟仍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升敦煌为沙州路，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自元朝以后海路兴起，这里繁华褪尽，风光不再，尤其从明朝后期封闭嘉峪关以后，千里河西迅速成为边荒之地，敦煌石窟也随即被人遗忘。

2.重现人间的藏经洞

在被人遗忘了500多年后，1900年，游方道士王圆篆追随玄奘的足迹，来到了西域。迄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千佛洞”使这位道教徒折服，于是他决心留下来筹款建立一座道观，一个惊世骇俗的考古大发现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

民间对藏经洞的发现有种种传说。有的说莫高窟佛祖显灵，又呈现一座洞天福地；有的说王道士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据王圆箓自己说：“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清晨（按：1900年6月26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内藏古经万卷。”果真如此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立于藏经洞窟门对面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则说：“鄂省羽流（王）圆箓……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1900年）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一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王道士墓碑中也说，王道士“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两碑所说，显然要比王道士的“天炮山裂说”可信。

事实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王道士的带领下，几个雇工钻进了人称“吴和尚洞”的洞窟清理淤沙，忽然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待打开一看，内有一石室，藏经无数，“神秘书库”始现于世，这就是后来被编为17号窟的“藏经洞”。也有资料说是王道士雇的抄经的书生杨河清最初发现。粗识文字的王圆箓并不知道这批藏品是学术之宝，那么后来这些无价之宝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3.失落的敦煌遗书

在三米见方的室内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佛像绢幡、印花织物、拓本等稀世古物，约计五万余件。但是不仅王道士丝毫不知这些古代文献的价值，当地的官员和有钱的绅士也都有眼无珠。无知的道士把它们当作廉价的礼物，以换取一些募捐。一些经书流传到民间两年后，被有识之士发现，并建议当局把藏经洞文献运到兰州保管，但腐败的当权者认为这些“废纸”无甚价值，遂以五六千两白银的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这又给了王道士私藏、私卖遗书的机会，敦煌遗书也在劫难逃。

敦煌遗书更大的劫难来自所谓的各国“探险家”，一支支考古队从中亚进入新疆，像饥饿的猎狗一样探寻着东方的宝物，垂涎三尺的文物间谍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

1905年10月，沙俄人仅以六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就骗取敦煌遗书两大包。这仅仅是开始。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带着中文秘书兼翻译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他花言巧语地谎称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他此行要寻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花了37夜的功夫，优中择优，骗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七大箱约万余卷，以及五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现保存于伦敦博物馆。

1908年7月，27岁的法国人伯希和一行到达敦煌。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而且精通汉、俄、藏、突厥以及中亚一带许多已经消亡了的语言文字13种。伯希和的到来使敦煌书遭受更大的损失。王道士被伯希和的语言天赋所倾倒，同时，他也需要银子来建他的道观，于是让伯希和进藏经洞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浏览了全部卷轴。在所有的盗宝者中，要数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他精心挑选并盗走的有许多孤本，且有19%的遗书标有年月，和非佛经的世俗文书及非汉文的其他语种文书相比，这些孤本是敦煌遗书最精华的部分，研究价值极高。伯希和装了满满几十只木箱，辗转河内，最终运抵巴黎，代价仅为500两白银。

然后是俄国人，再后来是日本人……从1905至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敦煌，盗走了三四万卷经书及许多珍贵的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那些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闪烁着不朽的光芒，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

屡遭盗抢的藏经洞

伯希和1909年重返北京，才将数件写本及照片展示给中国人，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震惊，经罗振玉等学者的奔走呼吁，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但这笔钱绝大部分被敦煌官府挪用，王道士心怀不满又私藏了一些品质较好的卷子用于私卖。第二年，由新疆巡抚负责上交时，车队一路东行，文献一路流散，大小官吏层层劫夺，为了充数，一些卷子被一拆为二、一拆为三，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被劫掠后，莫高窟也瞬间被世人熟知。国内外学者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学”。

4.破解藏经洞之谜

各国专家面对着这批时代不一，或整或残、佛道儒法、经史百家、律令俗书、幡绢绘画、铜佛法器兼而有之的藏品，百思不解，这些藏品何人聚集？何故封存？何时封闭？

有专家说，藏经洞数万卷文献资料是沙州（敦煌）地方政府的档案库。因为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不少是沙州地方政府辖区内关于户籍、授田、水利、差科、赋税、仓库物资等档案和重要公文、军事情报等，有的公文上还盖有“敦煌郡之印”、“敦煌县之印”。但这一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因为里面藏的多数是佛经。

也有专家认为，这些文献资料是当地寺庙所藏。因为有的佛经卷子本身就印着“三界寺藏经”、“净士寺藏经”。但寺庙中为何有许多地方政府档案？

于是有专家认为，数万卷文献资料应分属于地方政府和当地寺庙。出于某种紧急情况，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将寺庙佛经和政府档案统一做了密藏。但是，有学者指出，在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前，当地政府已从内地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如有紧急情况，这部大藏经是应首先珍藏的，但在密藏资料中却没有，反而有不少是佛经残卷。

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是进行敦煌藏经洞之谜破解研究的关键。只有弄明白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能够有解决的可能。如果要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需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藏经洞最晚的藏品有哪些，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二是17号洞窟甬道北壁墙面上的供养菩萨画像是什么年月绘制的？这两个问题分别关系着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上限和下限。

敦煌莫高窟有735个洞窟，其中近500窟绘着巨幅壁面，总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绘画时间长逾千年，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画廊。根据专家们对壁画题记和敦煌文献的研究，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时代记载寥寥无几，很难在这方面找到线索。无法确定藏经洞墙面上的菩萨画像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幅壁画已被破坏。这样，我们只能去寻找纪年最晚的卷子。

在敦煌藏经洞中，最早的卷子纪年是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年），最晚的卷子纪年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因此，藏经洞的封闭一定是在1002年以后，对此专家们却得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至今尚有争论。

总之，迄今为止，只是敦煌学系统工程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的藏经洞之谜依然未能破解，或许它还会继续更长的时间。

5.敦煌遗书的价值

经整理，藏经洞珍藏文物的时间跨度约为359年至1002年，上起三国，下迄赵宋，跨越了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北宋等近十个朝代，内容包括记载了各种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五六万件，提供了其他史籍等所未载的珍贵资料，是莫高窟历史的浓缩，是一把打开历史密室的钥匙，堪称大百科全书，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

敦煌莫高窟

这些珍贵的文物，文字种类除大量的汉文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和少量的怯卢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西夏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这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敦煌学的材料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我国境内不少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龙家、且末、沙陀、黠戛斯、黑车子、哈拉汗、西夏、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朝鲜、日本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季羡林先生精辟地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文化中显示出来的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相互促进，正好代表了这种先进的历史潮流，这或许是它能掀起世界范围关注的原因所在。

参考书目

1.曹典，周金金，郎需颖编著.中华地理故事——中华经典故事.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唐晓峰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

3.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闻君，倪亮主编.中国地理1000问.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9

5.赵荣著.中国古代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陈美东著.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7.林瞓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8.钱穆著.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5

9.王成组著.中国地理学史——中国文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乙力编.中国古代地理之谜——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11.胡阿祥，彭安玉主编.中国地理大发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