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古代战争的手段与阵法

为了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交战双方会想尽办法、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这里面既有战争的策略，也包含着阴谋诡计。而阵法是古代战争中，一种基本的战斗队形，它是古代战争短兵接战的条件下，为了要求战场上统一的指挥和协同动作而产生的。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的攻防手段

城市在战争中的重要位置

如果从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即1980年开始发掘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算起，我们的祖先修筑城墙，已有4300多年的历史。从初期的用板筑的土墙，一直发展到高大的砖墙，在那封闭型的城墙之中，就是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中心，就是这一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指挥中枢。在战争中，攻破、夺取这一个个政治经济中心，消灭敌方的指挥机关与军政首领，用以瓦解敌方的抵抗，这方面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国都与省会，本身就是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的象征，攻下了这些城市，就等于摧毁了敌方的政权，而坚守住某个重要的城市，则表示着某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存在，这方面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进攻或防守城市还有着军事斗争上的特殊意义。

从战略眼光来看，城市往往都是有关全局或一个地区的战略要地，或控制着交通之要冲，或控制着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起着整个战局支撑点的作用。所以，对于一座城市的攻守来说，不仅具有一次战役的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上的意义。例如，位于辽西走廊的山海关，背负燕山，面临渤海，加上周围欢喜岭等地的防御工事，控制着从东北进入华北的狭长的通道，是华北与东北之间任何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位于陕豫交界处的潼关，左临黄河大曲折的大弯，右靠华山，既是出入关中平原的通道，又是长安东面的屏障，还控制着陕晋之间最重要的黄河渡口风陵渡，数千年来一直是西北与中原之间历代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中，这些城市在哪一方手中，哪一方就在这一战区取得了控制权。这一类城市的战略地位是十分明显的。下面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陕西的汉中，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它处于川、陕、鄂的交通要冲，要从北面进入四川，不取得汉中是不太可能的，而要守住四川的北大门，则必须保住汉中，“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宋代大将张浚称：“汉中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谣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无论是三国时蜀魏交兵，还是南宋时金与元的对峙，都在这里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夺战。

湖北西部的襄阳（今与樊城合称襄樊），也并非通都大邑，可是它位于汉水中游，是鄂、豫、川、陕四省的交通要冲，要从中原南下，或要从关中进入江汉平原，都不能不取襄阳，史称为“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每有战事”，就必然“烽火旌垒相望”。三国时，魏、蜀、吴三方都曾多次争夺过襄阳，大将关羽也就是死于此地。西晋初，大举伐吴，分为六路出兵，由大都督贾充节制，而贾充的指挥部就驻于襄阳。东晋时桓温的三次北伐，其前进基地有两次都在襄阳。所以李纲说：“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南宋抗金时，岳飞仍是“屯襄阳以窥中原”，认为“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之基本”。元军南下攻南宋时，长达六年的襄樊保卫战是双方誓死力争的大战，而襄阳守将吕文焕的降元，则成为宋元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到了明代，襄阳又曾成为明军镇压全国农民起义军的前线指挥中心，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就驻节于此督师。故而当张献忠攻下襄阳时，杨嗣昌只得自杀。而明军在中原的力量也就从此急转直下，败局已定。

除了进攻之外，对于指挥艺术高明的将帅来说，在城市的防守中，以城市为依托，也可以大量歼敌或大量牵制敌军。

公元23年，王莽与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地区展开大战。王莽派王寻、王邑征集了各路军队达42万，而农民军只有八九千人，不得不集中在昆阳城内，坚守昆阳，将王莽军全部吸引在昆阳城下。同时派刘秀等人夜中冲出包围，到定陵（今河南舞阳）一带组织力量。王莽军以10万之众将昆阳“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曾用地道、冲车等多种办法攻城，均被农民军击退。由于久攻不下，王莽军锐气大减，“吏士皆厌伏”。当刘秀组织的“敢死者三千人”从外部进攻时，城内农民军立即杀出，里应外合，“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这就是著名的昆阳大战，1万多农民军在昆阳城下击败敌军10万。这一仗所以取胜，关键在于昆阳的坚守挫折了敌军的士气，并使敌军久久被拖滞在昆阳，变主动为被动，而农民军再从外线组织兵力，里外夹攻，变被动为主动，故而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城市在战争中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战争的后勤基地，粮食、衣物、武器、钱财基本上都聚藏在城市之中。正如《尉缭子·守权》所说：“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折而入保。”就是说，战争一打响，各种人才、兵器都在城中，郊野的粮食储备等也都被聚集于城中。所以，从物资供应这一方面来说，城市就是各种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撑点。守住了城市，不仅保住了自己军队的物资供应来源，而且也就大大削弱了敌军在这一地区的物资供应来源（特别是在进行了坚壁清野的地区）。而攻克了敌方的城市，也就摧毁了敌方的物资供应来源，并将敌方的各种物资变为自己的供应来源。可以说，古代战争中对每个较大城市的攻与守都含有上述的目的在内。

正因为城市的攻守在古代战争中有以上这些重要作用，所以城市的攻守往往成为古代战争的焦点，一系列城市的攻守战也就成为古代战争的主线。

这里有必要交待几句的是，在《孙子兵法》的《作战》篇中，孙子是不主张攻城的。他说：“攻城则力屈。”一方面，这是因为春秋时期兵器、工具的落后与经济力量的不足，使得攻坚战比较难打，在敌方的深沟高垒面前，往往久攻不下，粮草不济，只得退兵。所以孙子不重攻城。而到了战国时期，经济与兵力的发展，使得攻城成为可能，于是，一系列的攻城战就一个接一个地展开了。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时期的城市本来就不多，而且不大，两国之间的或两族之间的战争一般都是野战，所以也都不重攻城。就是说，这是城市本身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直到春秋初期，各国还是不重筑城的，还认为“都，城过百雉（高一丈、长三丈谓之一雉），国之害也”。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到战国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战国策·赵策三》所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所以，我国古代战争中重视城市的攻守，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的。

奇特的突击手段：坑道战

坑道战又称地道战，是一种特殊的攻防手段，通常是进攻部队用以隐蔽接近敌人，而采取的出奇制胜战法；是劣势装备的部队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抗击优势之敌的有效手段。所以，自古以来就为军事家们所重视。

我国是坑道战的发祥地，坑道史实之丰富，誉为全球之冠。在中国坑道史中，记载着公元前722年，郑庄公掘地见母的趣谈。据《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载，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宠爱次子共叔段，并支持他发动武装叛乱。郑庄公镇压了叛乱后，深恨其母姜氏，便将她软禁在河南临颍，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在管理疆界的官员颍考权的劝说下，便“阙地及泉，隧而相见”。这里的隧，就是构筑一条坑道，作为母子见面的地方。在隧道中，郑庄公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癢癢。”从此母子和好如初，构筑隧道却成了调解郑庄公的家庭纠纷媒介。

我国历史上利用坑道进行攻坚的战例很多。值得提出的，是在反坑道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反击坑道挖在进攻坑道的下面，或者相互平行时，除了用鼓烟的方法去薰进攻者外，还在里面掺辣椒粉、石灰粉等含刺激性的物质，把进攻的部队窒息在坑道里面；当反击坑道挖在进攻坑道的上面时，便将煮开了的污水、大便或油，灌入进攻的坑道里面，用以烫伤和干扰对方，也有的将水灌入把进攻者淹死。

西汉末年（23年），绿林军与汉军在河南昆阳一仗，就曾多次运用坑道战向守军进攻，使汉军吃了不少苦头。三国时期，用坑道攻坚的战例就更多了。公元198年，曹刘联军战胜吕布，就是成功的一例。当时，吕布盘踞邳县，联军久攻不下，后来联军利用坑道攻坚，在城墙上打开缺口，又沿邳县挖长壕，引沂水、泗水灌城，终于迫使吕布投降。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袁绍也曾以坑道战攻击曹军的土垒，曹军则在阵地周围挖横堑，暴露了敌军的坑道，致使袁绍的企图没有得逞。

坑道战遗址

以上是属于野战性质的，至于采用坑道攻坚攻打城池的战例也很多，比较有名的是诸葛亮二出祁山攻打陈仓（宝鸡）的战例。陈仓城位于汉中通向渭河平原的交通要道上，是越过大散关后魏国的第一道门户，为魏蜀必争之地。当时，诸葛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魏太和二年（228年），魏将郝昭、王生率部前往陈仓设防，阻击蜀军的进攻。第二年，诸葛亮乘曹魏遣兵南下，关中空虚的时候，亲率数万部队进逼陈仓，将这座城池围个水泄不通。首先，派郝昭的同乡茂祥前去劝降，遭到郝昭的拒绝。接着，采用冲车攻城，郝昭命令部队将石磨从城上坠下，把冲车砸得个粉碎。诸葛亮又采用填平城壕，命令部队爬城，魏军在城内筑起一道重城抗拒。一连二十几天，蜀军轮番攻击，陈仓城仍屹立不动。最后，诸葛亮令部队挖坑道，企图由坑道潜入城内，郝昭这时便在城内挖横堑截击，使得蜀军又告失败。蜀军在粮草不济的情况下，被迫退回汉中休整。

晋朝以前，坑道战以进攻一方运用较多，防守的一方即或运用，也只是以其堵截敌方的坑道，依托坑道反击的战例不多。到晋代，坑道战的运用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防守一方将坑道战作为一种化被动为主动，变城上死守为地下作战或出击的新战术。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我国北方两个少数民族前秦与后秦争夺关中。后秦帝姚苌亲率部队围攻邠州（今陕西彬县），前秦太守苟辅誓死守卫。后秦军“为土山、地道”，苟辅“亦于内为之”。双方在地下展开了拉锯式的激烈争夺。结果，后秦军败退，仅在土山和地道中被杀死的有一万余人。公元410年，东晋权臣刘裕率军攻打南燕（山东益县），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曾在城内挖坑道，令部队从坑道中出击，打败了围城的晋军。公元423年，魏宋虎牢（河南汜水）之战，宋将毛祖德率部挖掘6条地道，组织400人的突击队，通过坑道袭击围城魏军的背后，大败魏军。这一组地道，覆盖层约17米余，而且要从城内绕到敌后，工程是十分浩大的，这次成功的奇袭，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魏军吃了宋军的苦头，并不罢休，不久再次包围虎牢城（河南汜水），宋军紧闭城门，相持200余天。魏军攻外城，宋军便加大城池的纵深，在城内又筑三道城墙进行防御。最后魏军从城外挖坑道至城内，正好与城内的水井连通，从而汲取井水，使城内地下水源涸竭。宋军由于断水，人马渴乏，战斗力大减，虎牢城终于失陷，毛祖德被俘。这种利用地道“泄井”的战术，在古代战史中极为罕见。

南北朝时期，东魏出兵攻打西魏的玉壁（山西稷山县西南），就将坑道挖到玉壁城内。西魏守将韦孝宽令士卒在城内掘长壕截击东魏的坑道，并在壕外积柴贮火，待东魏坑道与壕相交时，用风车将烟火鼓入坑道中，把坑道内的东魏部队连薰带烧，弄得个焦头烂额。侯景之乱时，侯景率军围攻梁朝的台城（今南京），当以火车和其他攻城器械攻城遭到失败后，便在城外筑土山，造楼栅，居高临下用弓弩射击守城部队，梁朝材官（步兵将领）吴京命令守军从城内挖坑道至土山下，使土山陷崩，又造飞桥掷雉尾矩，终于使侯景战败而退。

公元618年，瓦岗军首领徐世眅率部固守河南仓城，隋军宇文化及率部围攻。起义军在城内挖掘地道到城外，从地道中主动出击，使隋军大败。隋以后各代，运用地道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法屡有发展。

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时，唐将李光弼坚守太原，史思明率10万军队攻城，当时守城的唐军不满10万，李光弼一面命令部队在城外挖掘壕沟，并扼守城外要点，固守城防；一面命令开挖铜矿的铸钱工匠“凿穿地道”到城外。史思明用冲梯和堆土山攻城，唐军则用地道迎击，史军刚一接近城池，就被潜伏在地道中的唐军杀捕。唐军又将地道挖到史思明的营垒中，由于地道的覆盖层很薄，便用木材支撑地道，“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史军喜出望外，不加防备。到了预定出降的时候，李光弼派出诈降的部队，史军在营垒中蜂拥而出纳降，“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顿时一片混乱，唐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这是古代战争中挖地道、出奇兵、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后来，李光弼在围攻怀州时，曾挖地道令部将郝廷玉从地道潜入，“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公元756年，唐将张巡驻守雍丘城，叛军安禄山率部攻城，激战百余日，相持不下。张巡遂派人挖地道，令精兵500人从地道中出击，夜袭叛军。焚其营寨，大破叛军，雍丘之围始解。

除了在战争中，攻防双方普遍采用坑道战术外，还将坑道用于贮藏军用物资。为了战争的需要，隋、唐两代在河南构筑了许多地下粮仓。含嘉仓位于河南洛阳城北，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唐代继续使用。这座规模庞大的粮仓，面积42万平方米，四周筑有城墙。仓城内有圆形窖穴250余座，窖穴口径8～18米，深6～12米，口大底小，圆壁斜下内收，窖底坚硬，经火烘烤，其上纵横铺木板两层，周围砌木板，均经过油漆、防潮、防腐处理，至今尚可看到已经炭化了的粟米。

12世纪初，女真入侵中原，战乱频仍，这时出现了用于屯聚、防守、出击多种用途的坑道。南宋绍兴年间，郑允刚《西征道里记》里，记载了陕西武功县的地道网概况，“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自此，高低横斜无势。低处深或四五十丈，高处去平地不远，烟水不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土尽洞成，复筑塞其井，却别入窍。去窍丈许，为仰门，陈劲弩，攻者遇箭即毙，如是者重重，时于半里余斜穿气道，谓之哨眼。哨眼或因墙角与夫悬崖积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系牛马、置硙磨，积粟凿井，无不可者。土久弥坚，如石室”。这种巨大地道网的口部位置选择，伪装巧妙、结构坚固，且具有完善的战斗设施和生活设施，使人不得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

地下粮仓遗址

不容忽视的伪装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们都很重视伪装，主张采取各种措施来隐蔽部队的行动，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计篇》上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九地篇》上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也就是说，打仗用兵，必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蔽自己，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易揣测，从而出奇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

远在公元前632年前，晋楚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之战时，晋军就曾巧妙地用伪装手段获得胜利。下军副将胥臣用虎皮蒙在马身上，冲向楚右翼军，吓得楚右翼军溃不成阵。上军主将狐毛在车上插上指挥大旗，向后移动，佯作主将后退。另一晋将栾枝在阵后把树枝吊在车尾上，来回拖曳，扬起灰尘。楚左翼军以为晋军已在败退，立刻发起冲锋，结果被晋军拦腰夹攻，损失惨重。历史上像这样用假象迷惑敌人的战例还有很多。

公元前341年的齐魏马陵之战，也是一个运用假象迷惑敌人的成功战例。齐国军师孙膑用减灶的伪装方法，诱使魏军深入。齐军和魏军一交锋便后退，撤退的第一天造炉灶10万，第二天减到5万，第三天减到3万。魏军统帅庞涓了解到齐军炉灶减少的数目，误认为齐军贪生怕死，三天之内就逃亡过半，欣喜若狂，只带少数人马日夜兼程并进。走到狭窄的马陵道（今河北大名东南），中了齐军的埋伏，防备不及，全军覆没。

公元前284年的齐燕即墨之战，开始齐国屡战不利，连失70余城，后来齐将田单使用“火牛阵”，在牛角上绑扎尖刀，牛身上涂上各种花色斑纹，或披上五彩花布，牛尾燃点着灌满油脂的芦苇，牛受惊直奔燕营，并派5000精兵披头散发手持刀枪随后掩杀，燕军见“火牛”冲来，便四散溃逃，燕将骑劫被杀，齐军转败为胜。三国时，张飞在长坂坡智退曹兵，也是采用的类似办法。当时，张飞带领20多个骑兵，赶到长坂坡迎接赵子龙。他看到桥东有一片树林，便心生一计，令20多个骑兵，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里来回奔跑。张飞自己手持丈八蛇矛，勒马立于挢头，向西面张望。但见赵子龙怀抱阿斗，匹马单枪，杀出重围，望桥这边跑来。后面杀声震天，无数曹兵紧紧追赶。张飞就说，“子龙快走，追兵由我抵挡。”待曹军赶到桥边，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持蛇矛，立于桥上，威风凛凛，又见桥东树丛中，尘土飞扬，疑有伏兵，便径自退兵。

东汉安帝元初二年（225年），羌人侵犯武都，安帝派虞诩为武都太守，出兵抵抗。到了陈仓，被羌人大军所阻。虞诩暗自打量：敌众我寡，不能硬拼。于是，想出一计，令士兵暂不前进，扬言向朝廷请求增兵，待大军到后才出兵。过了几天，令士兵把原来一个灶煮的饭，都改为两个灶煮饭。第二天，又改为四个灶煮饭。羌人看见烟火越来越多，以为汉军大兵已到，唯恐被围，便不战而退。古代运用伪装的另一手段，是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公元前206年，韩信攻打项羽时，韩信表面上修筑栈道回军，以分散楚军的注意力，暗中却率大军东出陈仓（今宝鸡），突然袭击项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但也有运用同样的战术，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三国时，魏将邓艾驻军自水北岸（今四川松潘县东北），蜀将姜维命令廖化进军白水南岸，并扎下营寨，而姜维却率主力撤离白水阵地准备偷袭洮阳城（今甘肃岷县西），以截断魏军的后路。但姜维这一伪装行动却被邓艾识破，于是，邓艾便立即率军从小路回军洮阳城。姜维之所以未能得逞，原因是没有声东就忙于击西，因此“暗渡陈仓”之计失败了。

古代军事家利用地形、地物和气候条件来隐蔽地实施各种军事行动，也是很普遍的。众所周知的“孔明草船借箭”就是一例。孔明利用漫天大雾，调拨几十只裹上草的快船，来到曹营附近，擂鼓呐喊，曹操以为“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不敢轻举妄动，只令“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就这样，孔明毫不费力气在船两边的束草上，拨得10余万支箭，这是后人在《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在实战中确有不少这种战例。公元756年，安禄山的部队曾先后两次围攻雍丘城（河南杞县），开始，安军以百门炮攻城，守将张巡立木栅拒之。安军登城，守军以束草灌油，焚而投之，敌无法登城。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城中箭支用尽，于是，张巡利用起雾的天候，束草人诱敌射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数十万支箭，同时派出轻骑500夜袭敌营，张巡率军出击，遂解雍丘之围。据《金史》记载，南宋时金国大将完颜蒲刺率领10万骑兵将六合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守城将领毕再遇认为，众寡悬殊，开城迎战，不是良策。于是，在城上满布弓箭手，待金兵一靠近城墙，便万箭齐发；以打乱敌人的攻势。这样守了几天，城中箭支消耗殆尽，孤城受围，既无法向友邻借箭，又来不及制造。经过巧思，他命令部下准备好伞盏（皇帝或大官出巡时，仪仗队所打的一种平顶大伞），待深夜三更以后，将伞盖拿到城上慢慢地游动。完颜蒲刺看到伞盖以为毕再遇出来巡视城防，当即派出大批弓箭手悄悄地摸到城下，追着伞盖射箭。一时箭如飞蝗，直到天明伞盖才不见了。毕再遇就是这样利用“草船借箭”的办法，轻而易举地获得了20多万支箭。以后他用向敌人借来的箭，击败了敌人的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两面合击战术的产生

中国古代早期进行的战斗，讲究正面对敌，双方排成一定阵势交战。但是在春秋时期，随着战争的发展，一些复杂的战术不断产生。两面夹击战术，就是在春秋时期出现的。

公元前718年，郑庄公为报被卫国入侵之仇，出兵攻打卫国，兵锋直指卫国都城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卫国向周边诸侯求救，南燕派兵救援卫国。

春秋时期有两个燕国：一个是周武王的功臣召公奭的封地，国君为姬姓，在今天的北京市附近，称为北燕，也就是后来“战国七雄”中的燕国；另一个燕国在今天的河南延津附近，西周之前就已经存在，国君为篯姓，称南燕。

南燕和卫国军队一起对抗郑军。郑庄公一方面继续以主力部队在正面和敌人周旋，另一方面命令大夫曼伯和子元去制地（就是后来的战略要地虎牢关）调集军队，绕到南燕军队的后面发动攻势。南燕军队没有想到后方会遭到攻击，惊慌之下被郑军打得大败。郑国的两面夹击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史称此次战役为“北制之战”，这是我国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采用两面夹击战术的战例。

北制之战只是两面合击战术的一次尝试，在以后的战争中，两面合击战术与各种欺敌、诱敌的战术相结合，在战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阵法

古代阵法概述

在冷兵器时期，主要的武器有戈、矛、刀、戟和弓箭。它决定了古代战争只能是兵对兵、将对将的白刃格斗。这就迫使交战双方，不得不研究适应当时近战武器条件下的战术动作，进攻部署和防御配置。尤其是为数众多的部队，展开在辽阔的战场上，千军万马没有统一的号令和协调动作，的确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列阵作战，就成为古代最基本的作战方式。列阵，就要讲究阵法。所谓阵法，实际上就是战斗队形。包括行军队形、进攻布置、防御配置、战术动作、以及实施机动等内容，也就是说，阵法所研究的范畴，极其广泛，大到考虑整个战役行动，小到确定单兵的战术动作。

《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舒在与狄军的遭遇战中，由于战地险隘，战车无法展开，便以甲士和步兵混合编组，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步兵方阵。这个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小方阵组成，前面的方阵（前拒）是为诱敌而设，后面按前、后、左，右四阵配置，中间是空的。魏舒方阵的基本单元是由五伍25人组成的小方阵，其中包括15名重步兵和10名轻步兵。据考证，阵中的25名士兵以五列纵队排成一个长短兵器相互配合的有纵深的横队，其正面和纵深均为7.2米。像这样的步兵方阵，早在西周就曾出现，仅作为战车的附体活动在战场上，直到春秋中期，才在战场上独立存在。

戈

古代阵法名称之多，实在是不胜枚举。姜太公的“九军八阵”，周公的“农兵阵”，诸葛亮的“八阵图”，李卫公的“六花阵”，辽人的“拐子马阵”，戚继光的“鸳鸯阵”，如此等等。这些阵法，军队基本上是作环形部署的方阵和圆阵。这些方阵或圆阵，极大部分是在开阔地中战斗、野营或担任卫戍任务的驻军中采用。

由于我国古代军事家们莫不精通《易经》，他们把《易经》上的阴阳变化，推演成兵法上的刚柔、奇正、进退和攻守。太公的三才五行阵，三才即天、地、人，五行即直、锐、曲、方、圆。被后世所传颂的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中有天、地、风、云、龙、虎、蛇、鸟，以及八八六十四卦之类的名词，真使人眼花缭乱，神秘莫测。说穿了其实并不深邃稀奇，天地风云，龙虎蛇鸟，有时用八卦乾坤巽坎，兑震艮离代表，这些不过是配置在各个方向上的部队代号；八八六十四卦是代表大小各种战斗队形。八阵图是把军队配置在八个方向上，一共包括64个小阵。每个方向的部队按八卦中的一个卦部署。在八卦中，乾（椸）、坤（椺）两卦是基础，乾为阳，坤为阴，用于军事上即是阳性战法与阴性战法，或称刚性战法（正兵战）与柔性战法（奇兵战）。以乾坤两卦排列组合，有椸兑卦，椸离卦，椸震卦，椸巽卦，椸坎卦，椸艮卦。以八卦重新排列组合即有六十四卦。为什么古代军事家们以八卦的形式来编组部署呢？我们认为，不能单纯理解古人由于迷信思想作祟，实际上这样编组战斗队形在作战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如按（椸）乾卦的形状编组战斗队形，在进攻中，可以推演为分进合击或循环战，在防御中即为纵深配置。按（椺）坤卦的形状，进攻中可以推演为两翼包围或钳形战术。《三略》曰：柔能克刚，弱能制胜。作者认为，自古以来一切有才能的军事家都主张奇正结合出奇兵以制胜，以小的代价夺取更大的胜利。“兵有奇变，不在众寡”，就是这个道理。今天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古代不同，作战方式与过去大不一样，但这些战术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是稳定的，古今中外，都是运用这些战术。也就是说，过去打仗讲究分进合击和纵深配置，又考虑两翼包围和袋形战术，今天打仗依然要考虑这些问题。其他如围攻、强攻、佯攻、助攻、偷袭和伏击，以及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坚守防御、运动防御、攻势防御、声东击西和围城打援等，读者当可自明，不一一细述。当然，尽管战术上很考究，但没有善于驾驭的主将还是避免不了要吃败仗。诸葛亮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在战场上就要机智灵活的运用这些变化无穷的战术，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该果断处置的就要当机立断，情况不明时就要慎重其事，切莫鲁莽行事。《六韬》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这些话，很值得人们玩味，有一定道理。

宋代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所介绍的雁行阵、车轮阵、方阵、牡阵、衡方阵、罘置阵、牝阵、圆阵，也是八卦的意思，不过战斗队形的配置与八阵图稍有不同，雁行阵即是用70个小方阵布置。据曾公亮说，雁行阵便于从两翼包围敌人，特别是对方若作方阵部署，攻者用雁行阵就易于取胜。综上所述，八阵图可能是一般情况下（驻军）所采取的战斗队形。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主要的突击力量，今将骑兵放在战斗队形的纵深，显然是一种防御布置。在正式战斗时，骑兵则需分别配属到步兵的战斗队形中，到底是分割配属，还是集中使用，那就要看当时的敌情、地形和指挥员的指挥艺术了。正如南宋名将岳飞说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虽然没有明显的标出步骑兵，但从《武经总要》的介绍可知，骑兵即以集中使用，配置在战斗队形的中央，可见这是一种在战斗过程的阵法。

“鸳鸯阵”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北方调到倭患深重的浙江前线，根据江南多山岭沼泽，道路曲折窄狭，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造出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术。

“鸳鸯阵”战术，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战斗队形，以12人为一作战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以后分成两行，头二人持牌，次二人持狼筅，次四人持长枪，再次二人持短刀，末一人为炊事兵，据《纪效新书》记载，在战斗开始时，倭寇进至100步以内，放火器，进至60步以内，弓弩手发箭，接着列鸳鸯阵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牌手待敌长枪将及身，即投标枪击敌，继之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防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杀上救应。这样，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几十米以内，将各种兵器综合于一个战斗小组中，使之互相配合，长短迭用，互相掩护，能攻能守，这一充分发挥人和武器作用的战术思想，是戚继光以前未曾有过的卓越创造。

鸳鸯阵还可以因地因敌而变化队形，主要的一种是变为三才阵。这种阵法，是将战斗队形由纵队变为横队。队长居中，左右为二狼筅，外侧各有二枪加一牌，后面则为二短兵。还有一种变为小三才阵，狼筅居中，两枪夹护，两旁一牌一短兵，一个鸳鸯阵变为二个“小三才阵”。至于何时变化队形，变成什么样的队形，都有严格规定。

应当说明，牌、狼筅都是当时的常规兵器。牌类似盾，用以防长枪、重矢；狼筅是就地取材，用长毛竹做成，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坚，杪加利刃，便成了抗倭的利器。这些都不是戚继光的发明，然而将其综合在一个战斗小组内，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却是戚继光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审时度势”的“一种恰当处置”，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正由于戚继光这种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的才能，所以戚家军在当时的御倭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从而赢得了“戚家军名闻天下”的声誉。

阵的类型

在我国丰富的军事典籍中，所记载的各种排珍布阵的阵法的种类很多。但如果从其队形排列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方阵，一种是圆阵。就像《李卫公问对》一书中所说，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方阵是一种进攻型的阵式，呈方形或长方形，这是古代阵法的基本形式。因为古代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呈方形或长方形。另外军队作战的基本配置一般都是中军与左、右两军的组合，这自然也就形成一个横列的长方形阵式。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中记载殷代的军队编制是：“王作三师，右、中、左”，《左传·桓公五年》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军队出征是：“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高梁弥以中军奉公”。这些都表明了最初的军队阵法都是呈横列式方阵队形。而且，所谓“左拒”、“右拒”，也就是“左矩”、“右矩”，就是两边的呈矩形的方阵。此外，先秦文献中有多处关于方阵的直接记载，如“万人以为方阵”、“方阵并功（通攻），云何能御”、“方阵而行”等。这种方阵在我国古代长期使用，如《后汉书·袁绍传》中记载：公孙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隋书·杨素传》中记载：“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只是后来名称日益翻新，队形更为复杂不只是使用方阵之名而已。例如著名的“八阵”，据研究就属于一种方阵。

圆阵是一种防御型的阵式。这是因为，每当敌军向自己进攻时，为了尽量减少敌军的攻击面，将防御线尽力减小，就必须将原来的疏散队形收缩为密集的队形，尽可能团成一个有机的防御体系，这样就可以防备任何方向的敌人进攻。如果有高冈等可作为背后的依托，一般都摆为半圆形的“偃月营”阵式。除此之外，凡在平地，就都采取密集的圆阵。

圆阵用于防守，这在古代战争中可以见到若干实例。如项羽兵败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之后，只剩下28骑。为了准备最后的防御，项羽就“为圆阵”，即结成一个小的圆阵。又如北魏时的左将军杨播在一次南征时，被敌军围困于淮河南岸，杨播“乃为圆阵以御之”。又如北魏末年，高欢起兵伐尔朱兆，双方在邺城（今河南临漳）相遇，高欢“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敢，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很明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阵势。

方阵与圆阵是阵式的基本类型，此外还有曲、直、锐三种类型，合称五阵。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阵式当然有所变化，方阵加以收缩即可成为圆阵，圆阵加以展开即可成为方阵，也可以内圆外方，外圆内方。例如李靖六花阵，就是“参综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用，以车曰驻队，步曰战锋，居前为正；骑曰战队，又曰荡，居后为奇，遂名为六花七军阵也……随其地势，去其中营，而变为曲、直、方、圆、锐五图，而名之曰六花曲阵也、六花直阵也、六花方阵也、六花圆阵也、六花锐阵也。若遇险阻，仍甩七军，向背得法，作偃月营”。古人常说“阵无定形”，就是指的这种由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相应在阵式上出现的变化。

关于阵的形态，如果从作战方法上分类，还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类。

立阵就是采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坐阵就是采取坐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关于前者很容易理解。关于后者，即以坐姿投入跳斗，就不大好理解了，因为坐阵在秦汉以后已经很少使用，大家都比较陌生。可是在先秦文献中，坐阵是经常出现的，例如：《商君书·赏刑》载，“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中……士卒坐阵”，《左传·桓公十二年》载，“楚伐绞（今湖北郧县西北）……楚人坐其北门”，《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赵旃夜至于楚军，席子军门之外”，此之“席”为动词，即席地而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吴国公子光欲杀吴王僚，“王使甲（即甲士）坐于道及其门”。由以上几个具体的战例可知，先秦时作战有“坐阵”，临战前也可采取坐姿。

古代战争中的坐姿，是在部队出现了“乱”、“恐”、“危”等情况下采取的，也就是在从进攻转为防守之时采取的。在临阵之前，在诱敌作战之时，也可采取坐姿。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明白，坐姿，或由坐姿而形成的坐阵，是一种用于防御的阵法。

谈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古代的“坐”与今天的“坐”是不相同的。隋唐以前，我国室内的用具并无桌椅，人们均席地而坐、凭几而息，这和在日本、朝鲜至今尚可见到的古老生活习俗相似。当时的坐，并不如今天这样的臀部着地，而是双膝着地，两脚后置，臀部放在脚后跟之上，即所谓“以尻着踵而安者为坐”。只要将臂部抬起，就成为跪，腿一伸直，就成为立。这种坐，是古人在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姿势，很多事都以这种姿势进行。隋唐以后，跪与坐的姿势才与今天相似。

知道了坐姿在战斗中的上述作用，对于古代军事训练中必须有练“坐”的科目，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孙子练兵的要求就有“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这里的“跪”，也就是指坐。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训练内容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之节”，第一项就是“坐刀”。《吴子兵法·治兵》中说的更清楚，“圆而方之，坐而起之”，就是说，从圆阵转为方阵，即由防御转为进攻，就要由坐姿转为立姿，由此亦可见坐阵是与防御相联系的。

阵的运用

阵法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布置与使用兵力的方法，任何一种高明的阵法也必然是军事家们在多次作战中得到的经验总结。如何运用前代兵家留下的各种阵法，也就成了古代将官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1.布阵的基本要求

古代的阵法有若干种，可以根据每次作战的具体情况采用何种阵法。但无论如何布阵，阵式如何变化，总有一定的基本要求。

早在《司马法·定爵》中，就有十分精炼的概括：“因地，因敌，令阵”；“凡阵：行唯疏，战唯密，兵唯杂”。就是说，首先是要根据地形与敌情决定采取何种阵法，而在布阵时又要注意行列疏散，交战时兵力宜密集，兵器的配备宜多样。以上几点可以说是布阵的基本要求。

行列宜疏散，是说在士兵之间、行列与行列之间不能太密，要有一定的间隔距离，各种兵器方能施展，队形才有可能变化。一般来讲，“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除了从兵士的位、行、列这种关系来看之外，从全军来看，整体的布置也应有一定的距离。一个完整阵式往往可分为阵头、阵腹、阵翼、阵尾几个部份。阵头是全阵的前锋或前卫队，阵腹是全阵的主力或总预备队，阵翼是用以掩护中央主力和对敌军实施迂回或突袭的机动兵力，阵尾是全阵后方或侧后方的警戒部队。这几部份之间，“阵头不宜远过，阵尾必识变更，阵腹最须实整，阵翼务使轻凌”。这样，全阵就能机动灵活，可离可聚，不致成为数万乃至数十万臃肿不堪的人群。

兵力宜密集，是指作战时能形成一支整体的打击力量，是靠有机的整体战斗力而不是靠单兵攻杀的战斗力。这其中包括各兵种的密切配合，也包括各营各队、各小阵之间的联系支援、左右照应、内外配合。只有如我们已介绍过的那样，阵中有阵，队中有队，才能达到一阵被破，诸阵尚全，一阵被攻，诸阵相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战场上根据需要而进行战术的集中、分散、填补与转移。

至于“兵唯杂”，就是要如鸳鸯阵那样配合各种功能的武器，这在使用多种武器的古代，是任何阵法都必须考虑的。

2.阵无定形

布阵有法，有时还有图，任何一个高明的指挥员都应认真学习前辈军事家的阵法、阵图，研究和继承前辈军事家的宝贵经验，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又绝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生搬硬套前辈军事家的阵法、阵图，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正如《武经总要》卷8所说的：“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

《司马法·定爵》有句名言：“阵，巧电。”这是学习与运用阵法的精髓。我国古代名将岳飞初率军从宗泽作战时，宗泽授给他阵图，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可谓掌握了运用阵法的精髓。

所谓阵法的“巧”、“妙”，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阵法进行灵活运用，不能强执一图，机械执行。古代兵家从来强调一个“变”字，《孙子兵法》有《九变》篇，《吴子兵法》有《应变》篇，而“变化无常”这一成语，正见之于《淮南子》的《兵略训》。关于阵法的灵活运用，《阵纪》卷3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各种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治、乱而因之可也”。就是说阵无定形，要以“变”取胜，“变”的根据一是地形，二是敌情。如以地形而论，“地窄只用一伍，地广便用十伍、百伍、千伍、万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战队，地广则加翼队、包队、伏队、应队亦可也”。

无论是将帅学习古代阵法，还是让士兵操演阵法，重点都在于掌握阵法的基本要求，熟悉某一阵法的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各种应变能力。《草庐经略》卷1认为，无论是古代著名的八卦阵、六花阵、五行阵等，“今虽可用，而亦不可拘”。应当多学熟练的是临阵的各种基本功与应变能力。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侈谈古阵”，“区区以古阵法以求胜”，就是“拘泥”、“胶柱鼓瑟”的“愚将”。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明代戚继光很讲究阵图，他说：“数年屡战，一切号令行伍，俱如图款，毫不更易，是以每战必全捷，而我兵不损”。这是针对应当按阵图行事这一方面而言的。他又说，如果一味“如图临阵”，那就是“刻舟求剑”。他认为，“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亦因兵情转化，岂有一定之习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战，岂有一定之阵哉”这样，他就将既要讲究阵图，又要临阵变通的道理讲得比较全面了。

戚继光雕塑

3.阵的操练

阵法是对整个作战部队的布置，列阵作战是为了发挥全部队的集团战斗力，正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兵阵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这就是要求全部队兵士上阵之后，动作协调，紧密配合，千万人都按共同的目标与意图投入战斗，做到孙子所要求的“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做到尉缭子所要求的“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复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要达到上述要求，就必须组织部队对阵法进行操练。练习的主要内容是“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令”。如果不这样训练，上了战场，各种阵法就无从谈起，即所谓“士不素习，当阵惶惑，将不素习，临阵暗变”。所以古代军事家对于阵法的操练极为重视。我们在前面引用过《司马法·严位》中的一段名言：“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使可阵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就是说，研究与布置阵法并非难事，困难是在于使部队都能理解阵法，都能按阵法的要求去办。这段话曾得到后世很多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如戚继光就说过类似的话：“列阵无难，使人各识我阵为难；人之各识我阵亦未为难，使人能用我阵为难。所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

为了达到使人人可为阵的要求，在部队中就必须加强阵法的训练，古代称为“教阵”。《虎铃经》卷9说：“欲士伍应变之精熟，在日月教习之。不能教阵耆，是举其师伍与敌也。”教阵之时，事实上是把部队的单兵技术、队列变化、协作配合等训练科目与阵法的训练结合起来进行的，是一种综合性训练。如《武经总要》卷8所分析的：“便击刺之利，习广纵之势，见敌而无奔北扰乱之祸，拱揖指挥无不服从者，岂不由索所习哉？索习之法非形势不可，是以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也正由于“阵”与“练”密不可分，所以在《武备志》中是把两者合在一个大类中论述，称为“阵练制”的茅元仪认为“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练而不阵，犹驱虎豹入市，徒以走众”。

对部队进行阵法训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周代，对周族成年男子进行普遍的军训时，就已经是“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在先秦兵书《尉缭子》中，专门有讲训练的《兵教》一篇，则是把整个的部队训练都包含在阵法的训练之中，认为“兵之教令”就是“分营居阵”，即按编制摆开阵式进行训练。这种主张，基本上为历代兵家所沿袭。对于阵法的操练，各种阵法的具体要求不同，但却有若干共同的基本功夫，要多练的正是这种基本功夫与应变能力，其大致要求是：“阵师于野，部阵要整齐，队伍要分明，毋喧哗，毋越次，毋参差不齐，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此谓熟练）击刺之方，脚习步趋之法。能圆而方，能坐而起，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结而解，每变皆熟，而阵法于是乎在矣。”

阵的迷雾

对于古代的阵法，我们在上面已经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可是必须指出，上面的讨论，是从古代各方面材料中选择了我们认为是基本可信的材料来讨论的。古代文献中还有另一些材料，将阵法同迷信结合在一起，将阵法写得不可捉摸，玄之又玄。读者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优秀的古典小说中尚且可以见到，至于《封神演义》等书中的这类描写就更多了。除小说之外，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常见兵书中也有这类描写。所有这些，就给古代的阵法穿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容易理解的。

先秦时期，阵法的运用才开始，对阵法的研究与总结也不多。《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都基本不谈阵法，而几种研究与记载阵法的书籍在汉以后陆续失传（这包括1973年才出土，已失传多年的《孙膑兵法》在内）。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书53种，其中有图的就有14种，共有图43卷，这些附图的兵书，大多应当与阵法有关。可是，经过了700多年之后，在《隋书·经籍志》中，共著录兵书109种（本为133种，内有博奕之书24种，应除去），其谈阵图或附图的兵书仅存4种。加之阵法是将帅们率军杀敌、建立功业的重要本领，知之者一般也不外传。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容易使后人只知使用阵法可以取胜的史实，却难知如何使用阵法才能取胜的详情，这就逐渐增加了对阵法的神秘感。于是，自唐宋以来，对阵法的穿凿附会的解释、迷信色彩的渲染、伪托古人的编造，就陆续出现了。明代军事家何良臣对此有一段较为深刻的论述：“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豪杰之士，固宜识之。如风后（传说中黄帝时的人物）之握机阵者，唐人所作，独孤及附会而托之也。穰苴（即司马穰且）之握奇营者，元人许洞之所作也。孙武之方阵、圆阵、牝阵、牡阵、雁行阵、罘罟阵、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者，皆唐人裴绪所作。嗣而王氏分配八阵，李筌附之，而有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之名……复加之以符咒，诡凿甚矣。”唐宋以后各种神乎其神的“九宫八卦阵”、“太乙三才阵”、“河洛四象阵”、“四门斗底阵”之类，就是这样穿凿附会与胡乱编造而成的。

从不少材料看来，唐代对古阵法就已不甚明白，附会之说日渐流行。唐高宗曾特意向群臣询问：“兵家有三阵，何谓耶？”

朝中群臣都无言以对，只有号称博学的员半千回答说：“臣闻古者，星宿孤虚，天阵也；山几向背，地阵也；偏伍弥缝，人阵也。臣谓不然。夫师以义出，沛若时雨得天之时，为天阵；足食约费，且耕且战，得地之利，为地阵；举三军士如子弟从父兄，得人老和，为人阵。舍是则何以战？”很明显，这一番言论违背了“古者”的真意，而且距实际情况愈来愈远。这件事充分说明，唐高宗时的群臣对古代的阵法基本上都是不懂的。不久，李筌就伪托风后之名伪造了一部《握机（又作握奇）经》，再写了一部真伪混杂、混入了大量星卜杂占等迷信成份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李筌在这部书中论述阵法时，已有不少误说，故而曾公亮在《武经总要》卷7中批驳李筌关于阵法的论述：“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可是，曾公亮自己对阵法也搞不太清楚，不得不承认：“阵图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阵图，而其说难以依据。”所以，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一方面在批驳李筌之谬，可另一方面却又抄袭了不少李筌的误说。

北宋时期，曾就古代兵法、阵法问题进行过不少讨论，可并未弄清楚古代的阵法，也未取得一致意见。宋神宗经过几年讨论之后，仍不得不认为，“分数不齐，前后抵牾，难为施用”，“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又说：“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果如其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预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

很明显，宋代对古代阵法已经分不清楚，已经产生出许多误解了。

在著名的兵书《李卫公问对》卷上中，通过唐太宗与李靖的对话，对于著名的“八阵”的演变，有着相当敏锐的分析。唐太宗问李靖所谓“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这八阵是什么意思？李靖明确回答说：“传之者误也。”李靖认为，所谓八阵本是一个阵的八种变化，天地风云之类本是不同图案的旗帜之名，后世就误传为有所谓天阵、地阵、风阵、云阵之类的八阵，即“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这类误传甚多，并不仅是八阵，其实并无什么神秘在其中。为什么要以天地风云之类作为旗帜的图案、旗帜的名称，这也并不难理解。《武经七书直解》有这样的解释：“天地者，本乎旗之号；风云者，本乎幡之名。天取其高而能覆，地取其厚而能载，故以为旗之号，使为将者，亦法天地之所以高厚焉。风取其动作之象，云取其卷舒之势，故以为幡之名，使为将者，亦效风云之所以变化焉，非二阵似乎风云也……其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分为八阵，乃后世人误传之耳。”这类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目前还无法断定。但是，八阵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误传、被附会、被神化，以致“异端如林，学者执四奇四正、龙虎鸟蛇之文，驰骋私意，巧词凿论，率皆逞其妄，丧其真，八阵之意愈乱而不可考”。不过这种演变的脉络却是明白可见的。当然，不仅是八阵，其他的阵法也大多被加上神秘色彩，“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月，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所以，我们在唐宋以后的一些书籍中见到若干加上阴阳五行的迷信色彩，甚至有鬼神出没的“阵法”，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车阵战是怎么回事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多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例如，公元前707年，郑国与“王师”、蔡、卫、陈等国交战，郑用左拒（方阵）来抵挡蔡、卫，用右拒来抵挡陈，用中军排列成“鱼丽之阵”来抵挡“王师”。又如公元前550年齐庄公伐卫，顺道伐晋，曾把军队编为六个队，有先驱（前锋军）、申驱（次前军）、贰广（庄公的禁卫队）、启（左翼）、紸（右翼）、大殿（后军）等阵列。

这种整齐的车阵，一经交战，战败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排列车阵继续作战，所以胜负很快就能决定。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邺之战、鞌之战胜负都在一天之内就见分晓，鄢陵之战两天决定胜负；吴国攻入楚国，从柏举一战长驱直入楚都郢，前后也不过10天。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两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主将之车，乘法比较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正式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我国古代著名兵书《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22人，其中包括7名车下甲士和15名步卒，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25人，为一步两兵，配合战车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