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书法碑刻

先秦是中国碑刻的萌芽期，数量不多，文字短少，内容简单，形制不定。“石鼓文”、“监囿守丘刻石”等为其代表。秦和西汉的碑刻也处于品种单一、文字短少阶段。

小篆虽然是秦代由国家规范的正体文字，但它并没有摆脱古文字线条繁复、体势拘束的格局，不便书写，而秦汉时期一般用于匾额和简策，刻石很少见。由于秦王朝的国祚很短，小篆也随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隶书到了汉代却蓬勃地发展起来，中国书法史从此便进入以碑刻为主的汉隶大盛的时代。

第一节　先秦著名书法碑刻

先秦时代，识字的权力尚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书法尚未上升为一门艺术，因此这一时期碑刻的数量极其有限。到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先秦碑刻文字真正可信的仅有商代的《商代石簋》和《妇好墓石磐刻字》，东周时期的《河光石铭》和《石鼓文》，秦代的《峄山刻石》、《耶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寥寥数种。不过，先秦时期所遗留的碑刻文字虽少，但艺术起点很高。

先秦石刻

1.安阳商代石簋断耳

石簋断耳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岗1003号墓。这座墓为商王一级的大型贵族墓葬，有的学者认为是晚期商王帝乙（倒数第二代商王，为商纣王之父）之墓。在这座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石簋的断耳，刻有12字。其字迹刀法，锋棱劲挺，起止有序，与甲骨文刀法如出一辙。

2.妇好墓石磐刻字

这块石磐出于殷墟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石磐上有“妊冉入石”字样，刻写笔画纤细，婉转隽秀。

秦代刻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出巡，省视河北、山东、浙江等地时所刻。据《史记》所载共有七处，分别名为“峄山”、“泰山”、“琅笽”、“芝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内容皆是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但各有其侧重点；后来又附上了秦二世追加的诏书。

所有刻石均为秦丞相李斯所写的小篆。先由李斯书丹上石，其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后尊为小篆正宗。这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李斯倡议统一、整理过的文字，也是中国文字首次有确定的书体名称。

1.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原在山东诸城东南百六十里山下，东南西三面环海。至宋代苏轼为高密太守时，始皇原文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诏文。清乾隆年间，泰州知县官懋让见石刻开裂，熔铁绑束，得以不散；至道光年间，铁束破散，石碎。知县毛澄筑亭覆于碎石上。至光绪廿六年（1900年）四月前后一次大雷雨，此石毁失。至1921至1922年，王培裕前后两次到琅笽台搜寻，将散碎石块（所幸伤损很少）便移置县署存放。新中国成立后移置山东博物馆。1959年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现存原石13行，计86字。另外世传明拓本，存13行，每行8字。

2.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原本共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其中秦始皇刻文144字，二世刻辞78字。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尚有146字。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二世诏书10个字，其中一字残缺。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被盗，县令大索十日，得石于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将刻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1928年迁刻石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垒砌其中。建国后，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

会稽刻石遗址

3.峄山刻石

秦峄山刻石原本11行，行21字。北宋太宗时期已经不可访得。太宗淳化四年（993），郑文宝据南唐徐铉摹本（相传底本为李阳冰重写）重刻于长安。元至正元年（1341年），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輝又以其他秦刻石校徐摹本，重镌于所摹会稽刻石碑之阴，立石于府学宫（今绍兴稽山中学）稽古阁。另有明拓长安本存世。

会稽刻石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虽存，但字迹已磨灭殆尽。元至正元年，申屠輝以家藏旧本摹刻成碑，并在碑阴增刻峄山石刻的复制品。清代康熙年间，碑阳申屠氏复刻的会稽刻石再度被石工磨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绍兴知府李亨嘱钱泳以申屠氏本双钩上石重刻，立于府学宫原处，共有12行，每行24字。此石载上述两通石刻，于1887年移置于大禹陵碑廊内，此处现属浙江省绍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稽山街道大禹陵风景区（原越城区禹陵乡禹陵村）管辖。

至于其余三石，已完全湮灭无闻。

泰山刻石的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而琅琊台刻石结体的圆转部分比泰山刻石更圆活。

第二节　两汉石刻

两汉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初创时期，与此相适应，碑刻艺术亦得到初步繁荣。西汉时期的存世碑尚为数不多。这些碑刻上的文字或沿袭秦篆，或篆隶相杂，非篆非隶，或虽为隶书，但笔画简直无波澜，字口微带篆意。

西汉时期的碑刻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均结体严密，笔势方正，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汉字字体由秦篆过渡到汉篆、再到汉隶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后代书法家在书法变体中参考古文演绎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东汉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树碑立传之风盛行，遗存的碑刻也为数众多。

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和刻石，由于它是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所以其笔画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如东汉初年的石刻，虽是东汉时代的石刻，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画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但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

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时期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画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了。

西汉石刻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现在可以看到确定为西汉的石刻数量极少，仅有10余种，均文字短少、内容单调。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以篆书为多，但隶书和篆书已经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掺杂使用。

其中主要属于小篆的有：

《群臣上醉刻石》[西汉后元六年（前158年）]。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县。

《鲁灵光殿址刻石》[西汉中元元年（前149年）]。1941年于山东曲阜城东北汉代兽灵光殿遗址出土。

《霍去病墓左司空刻石》（西汉武帝中期）。1957年发现于茂陵霍去病墓石兽雕刻上。

《甘泉山刻石》，又名《广陵中殿石题记》（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清嘉庆十一年阮元在江苏扬州甘泉山发现。

《九龙山封门刻石》（西汉中晚期）。1970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县九龙山，现藏曲阜碑林。

《居摄两坟坛刻石》，包括《祝其卿坟坛刻石》和《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元）]。原在孔林子思墓前，清雍正二年移置孔庙两斋宿保护，现藏曲阜碑林。最早记载于宋赵明诚《金石录》。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元）]。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唐河县，现藏南阳市博物馆。

这些西汉石刻中的篆书，尤其是西汉初年的石刻，总体上来说仍然承袭秦代小篆的书法传统，又带有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西汉中期以后的篆书刻石大多粗糙、简率。书风已不同程度地受到隶变大潮的浸染，带有较浓的隶意。这些都与秦代小篆刻石的精密、规整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外，新莽时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由九处刻石组成，字数多达八十四字，为这一时期篆书刻石字数之冠。与其他简率刻石的不同之处是，该石所刻篆书屈曲盘绕，具装饰之美，与当时流行在印章和署书中使用的“缪篆”为同一系统。

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不多，但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其中有代表性的为鲁灵光殿址刻石。

鲁灵光殿址刻石又称“（鲁）北陛刻石”，西汉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刻。石灰岩质。宽95厘米，高42厘米，厚19.5厘米。正面刻浅浮雕璧纹，侧面刻几何纹。文字刻于一端，4行9字：“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书法拙朴高浑。此石出土于1941年，系日本考古学家在曲阜周公庙高地非法发掘地下文物时发现，运往日本途中至北京时被截留，藏于北京大学。1980年归藏曲阜孔庙。

鲁灵光殿址刻石刻字一端

其中的“鲁六年”为西汉鲁恭王六年。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封其子刘余为鲁王。刘余好治宫室，曾在曲阜建灵光殿。

鲁灵光殿址刻石虽为篆书，但已带有较浓的隶意，如其中的“月”字。

主要属于隶书的有：

《霍去病墓霍臣孟文字刻石》[西汉武帝中期，霍去病卒于元狩六年（前117年）]。此刻石铭文与同墓镇墓石兽浑然一体，风格雄健古朴，气格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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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

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私通后生下的儿子，父亲并不敢承认她们母子的身份。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被汉武帝封为夫人，仅次于皇后。卫家的大姐卫君孺则嫁给了太仆公孙贺。她们的弟弟卫青被任命为建章监，还与长兄卫长君一起加官侍中。霍去病的命运也和卫家的命运一起发生了转机。

在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战争中，卫青很快脱颖而出。少年霍去病在舅舅的影响下，18岁领兵作战就建立了极大的功勋。此后他先后六次出击匈奴。22岁那一年，他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一路追杀匈奴，来到了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一带），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才收兵。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因屡建奇功，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骠骑将军。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

卫少儿后来嫁给詹事陈掌（西汉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直到儿子少年有成，她才告诉霍去病他的身世。霍去病在出征的途中专程看望了自己的生父霍仲孺，并把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带回长安，悉心栽培。霍光后来得到武帝重用，是武帝临终时的托孤重臣，并成为历西汉武、昭、宣三朝的一代名臣。

《五风二年刻石》一名《鲁孝王淬池刻石》[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金明昌二年（1191年）因修理孔庙，于鲁灵光殿址钓鱼池石块上发现。其为西汉刻石中艺术价值较高者，布局自然，略见汉简笔意。现藏曲阜孔庙东房碑石陈列馆。该石字体属于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巴州民杨量买山地记》[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相传于道光年间在四川发现。石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

《麃孝禹刻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于山东费城平邑镇出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此刻石与西汉其他隶书刻石不同，已见清晰的波挑笔意，然刻工不精。

《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王仲磊发现于山东邹县卧虎山下，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此刻石用刀犀利，结字方峻，颇类汉代金文风采。字体笔画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以上这些西汉的隶书刻石虽形构已脱去篆书遗意而完全隶化，但大多波磔不明，与以后精美的东汉隶书碑刻相比较，仍具有“原始美”的特征，即书法界一般称说的“古拙、浑穆”。而且由于当时刻工在雕刻时也仍然沿用着篆书时代的刀法，因此看起来多少还兼有篆书的遗意。

东汉碑刻

东汉早期隶书碑刻仍然保留着西汉隶书碑刻的基本特点。

《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早期）。清咸丰二年（1852年）于浙江余姚县客星山下出土，石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后数年立，现藏于杭州孤山西泠印社。此刻石无明显波磔，表明当时的多数刻工还无法在雕刻中再现隶书已成熟起来的笔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刻石铭辞的风气至东汉初期尚未形成。

《大吉买山地记》[东汉建初元年（76年）]，摩崖刻石，每字字径为16～17厘米，最大者为23厘米，是汉代字迹最大的刻石。清道光三年（1823年）于浙江会稽跳山（又名乌石山）发现。此刻石章法茂密，方中寓圆，笔画厚重而古拙。

《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东汉建初二年（77年）]，1973年出土于河南省堰师县，现藏于该县文物管理所。石面为未经研磨的自然平面，铭文多达213字，为东汉初期罕见之长文。此刻结字重心较低，朴实无华，虽于刀刻中可见分书的波挑笔法，但是沉厚不扬，隶意尚不明显。

汉顺帝以后，碑刻种类增多，文字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种类上已发展为刻石、摩崖、碑、石经等多类并存；其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字数上，上千字的丰碑巨碣屡见不鲜；内容上更是异彩纷呈。如《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记述敦煌太守裴岑战胜匈奴呼衍王的事迹。

《三老讳字忌日记》全拓

到了东汉桓、灵时期（147—189年），隶书定型化，即汉隶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调，属于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书法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隶书碑刻有：

1.乙瑛碑

《乙瑛碑》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立。碑高261.7厘米，宽123.3厘米，18行，满行40字，无额。原存山东曲阜孔庙，现置曲阜碑苑。碑文记述汉鲁国相乙瑛请求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对乙瑛的赞词。

《乙瑛碑》全拓

《乙瑛碑》书体是汉隶中有数的逸品，字势开展，古朴浑厚，俯仰有致，向背分明。特别是后半段，采取笔杆倒向左侧的逆向行笔，使每一点画入木三分，扣得很紧，尤为高妙。《乙瑛碑》的结字看似规正，实则巧丽，字势向左右拓展。书风谨严素朴，为学汉隶的范本之一。该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共同被誉为孔庙著名三碑。

此碑历来印本有：艺苑真赏社珂罗版二种、有正书局石印陶斋藏本、文明书局珂罗版印王孝禹题记本、日本二玄社所辑本、日本清雅堂珂罗版印本等，其中，古物同欣社委托中华书局代印、王懿荣旧藏明中叶拓本为最佳。

2.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

《礼器碑》书法瘦劲宽绰，笔画刚健，用笔力注笔端，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其结体寓欹侧于平正中，含疏秀于严密内，历来被奉为隶书极则，所传拓本很多。

3.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立。1972年5月于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厘米。隶书。碑阳16行，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额阳文篆书10字。通碑字迹清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碑，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阳文记雁门太守鲜于璜生平简历，碑阴述其家族世系。

碑阳书风方整朴厚，笔法方圆结合。碑阴字大小不一，不甚工整，参差错落，已接近六朝“两爨”书风，真率稚拙。

4.史晨碑

《史晨碑》又名《史晨前后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碑两面刻，通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无碑额。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17行，行36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新拓恢复原貌36字，字径3.5厘米。碑文记载鲁相史晨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14行，行36～35字不等。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所书。

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字体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资质而不板滞。

5.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隶书。碑阳20行，满行45字；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记述郃阳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迹，碑阴还刻有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资助钱数。

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莘村出土，出土时字画完好，一字不缺，唯篆额佚失无存。出土后移存郃阳县孔庙东门内，西向。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碑石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今则缺灭之字更多，但仍属汉碑中少有之完好者。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第三室保存。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拓未损本。

《曹全碑》拓片

曹全碑是中国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字迹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秀逸多姿，为历代书法家推崇备至。

6.张迁碑

《张迁碑》全名《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碑高316.7厘米，宽106.7厘米，共16行，满行42字。碑阴3列，上二列19行，下列3行。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境内，于明代出土。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祖先及张迁任毂城长时的政绩，碑阴题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

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形方正，用笔棱角分明，书风古茂朴厚，刚劲雄浑。运笔多采“方笔”，笔道粗细介于二分笔与三分笔之间。波画的提按过渡不甚明显，有别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字形偏于古拙一路，虽字迹多漫漶，然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结字运笔已开魏晋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