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军队的行军与征战

军队的行军有很大的学问。行军时要防范对手的突袭，要保护好粮草；营寨的设立也要考虑诸如地形地势等因素。军队的征战则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但决定着一场战争的胜负，更可能决定着国家局势的走向。

第一节　军队的行军

行军原则

战国以前，诸侯割据，相互间作战，几乎不用长途行军。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规模、时间上都有大的变化，军队远离本土作战是经常的事，所以真实意义上的行军，成为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大量先进的运输车辆和交通网的古代，成千上万的部队要走上征途，乃至高速行军，必须进行一番合理的组织，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而历代兵家对此十分重视。

确定并按照正确的路线行军，要算是行军的第一要宗。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而迷失道路，必然会贻误战机，或者陷入绝境，哪怕面前没有一个敌兵，也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明初名将李文忠一生战功显赫，可是在公元1372年他率军深入北漠追击元军时，却因“迷失道”，造成“乏水，渴死者甚众”的严重后果。所以，兵家在讲行军时都把“知道路”作为极重要的一环。孙子说，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仅如此，他还总结了应该选择怎样的行军路线，避免哪些行军路线，必经险道如何迅速脱离等等。他在《行军篇》中说，军队行军，在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谷地；通过盐碱沼泽地带，应迅速离开，不要停留等。那么，古代军队行军究竟凭什么方法“择路”呢？

一是地图。管子在《地图》篇中，讲了行军必须“先审知地图”，这也是我国最早阐述地图与行军关系的重要论述。在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用三色绘成的《驻军图》，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是我国已发现的，也是世界上可见到的最古老的军用地图。我国历代都有专门绘制地图的机构，而且自唐代到明代，绘图工作一直是由兵部下属的职方司掌管。古代战争史中，对地图十分重视的例子很多。如汉初名相萧何在攻入秦都咸阳之后，不收金帛财物，专收秦代的地图书册，使后来的汉王“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缘秦图书也”。

指南针

二是指南针。我国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很早就用于军事。据说黄帝在涿鹿与蚩尤作战时，就曾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展开攻击。在战国时期，就已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这里的“司南”就是在平滑的“地盘”上旋转的圆勺形的指南针。我国指南针的普及与发展，正是与战争的实际需要分不开的。北宋，出现了针状的指南针；到了南宋，就出现了有方位盘的罗盘式指南针。后来，适应军事上的需求，又创造了人工磁化制造指南针以及制作指南车的方法，对于行军“知道路”有很大帮助。

三是乡导。兵家一致认为：“兵行，乡导不可暂无。”孙子说：“不用乡导者，不得地利。”特别是在敌占区，“盖入人之境内者，我孤军以进，彼密严而待。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行之斗，夜止则有虚警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古时选择向导一般有两种对象，或是当地的士著之人，或是敌方俘虏。但无论哪种人，挑选、确定向导，必须“赏之使厚收其心，备之使严防其诈”，主将须千万小心，“必在鉴其色，察其情，参验数人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如果这两种对象都找不到，则最好“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贰也”。

为了达到在隐蔽的条件下接近的敌人的目的，古代行军中往往采用避开直捷而平坦的大道，有意选择险道，古代兵家称之为“间道”。间道行军困难重重，无论山水险阻、林木沼泽，都必须抱定“非死战不胜，非迟速不得，非必得不可”的决心，要求部队尽量轻装，极其隐蔽。这种行军必须做一些特殊的准备，除了轻装，淘汰老弱外，还要携带钩、绳、锄锹、斧斤等器具，这样“凡遇峭峻险壁之阻，则以楼梯倚壁，选矫健者手执钩竿，身系二绳索，缘梯并勾木石而上。至平隐处即系绳于木，垂两头至地，系横关为软梯与众军攀援，并续加绳索及追人登之”。很显然，这种行军与一般的行军完全不同，必须进行专门的组织和指挥。

吴起认为，一般行军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违反了应进应止的劳逸调节，不要失掉饮食上解决饥渴适宜的分寸，不要用尽了人马的气力，这三件事如能认真执行，就会很顺利地担负起上级所赋的使命而完成它。虽然，他仅把此三条作为行军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但他主张行军要掌握速度，注意饮食，留有余力的主张，则突出地反映了在行军中要注意对军队“气”、“力”蓄之、养之、节之的思想。这个思想，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因为进止有节就不会感到劳困，饮食适宜就不致发生疾病，人马之力不竭就不会因生理而怡害心理，从而使部队虽经长途行军，亦能蓄有余气余勇。明代揭喧在《兵经》中说：“师贵徐行，以养力也。”《武经总要》卷五也认为“军行在道”。只有对三军的气与力的蓄、养、节均在道，而后才能最高限度地发挥战斗力。古代军队在行军途中注意气与力的蓄、养、节，主要途径是限制日行军速度。那么，古代军队行军为了积蓄力量，究竟保持怎样的行军速度为宜呢？对此，各代因军队装备和技术状况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规定。先秦时期，基本上以三十里为军队的标准日行军速度，称为一舍之地。《孙子兵法·军争》说：“三十里而争利者，其三分之二至。”《韩非子·说林下》也说：“吴反复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可败也。”在当时的条件下，军队日行三十里，人马都保持有充分的战斗力，队形也不致散乱，因此成为取胜的重要条件。孙子说：“军队要是日行一百里，连将军都会丢掉的。”而春秋时期的军队其最高日行军速度是以九十里为限的。《左传》说：“其辟君三舍”，三舍即为九十里便是佐证。但轻兵精卒的战国时期情况又有不同。据《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记载，秦国攻打韩国，赵国大将赵奢在带领军队去韩国的邯郸救援，一天走了30里，到了阏与城，就驻扎下来。秦将大喜，说：“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阏于非赵地也。”可见，每天走30里在当时已经变成很可笑的行军速度了。而后，赵奢又“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在阏与城（今河南省和顺县西北，与邯郸的直线距离是530里）两日一夜走这么远，赵军的日行军速度已接近200里了。这就是说，各级指挥官在偶尔的情况下，也采用急行军，尤其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行军速度是可以成倍地增加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流传在人们口中的一句常用语，其实这是我们的祖先从多次战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几万、几十万军队出征，人要吃粮食，马要吃饲料，如果没有妥善的安排，不仅必败无疑，还会造成军队的严重损失。

粮草供应，是军队作战的基本保证。早在《孙子·军争》中就已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委积则亡。”相传神农氏留下过这样的一条《教》：“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论贵粟疏》引）这一条《教》虽是传说，但却是我们祖先很早就对粮草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的明证。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也明确讲过类似的话：“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子·权修》）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是一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爱国将领，是一位终身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文学家。他在向朝廷提出的抗战策略《美芹十论·屯田第六》中指出：“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这句话鲜明而通俗地表明了粮草供应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故而在后世长久流传。

以粮草供应为中心的后勤供应从来就是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自有战争以来，在军队中就必然有人专管后勤。《周礼·夏官》中所列的“挈壶氏”，其职责是“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挈畚以令粮”，就是在大司马属下负责粮食、住宿、饮水的官员，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所见到的最早的后勤官员。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对后勤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多，在军队中当然也就形成了一整套以粮草供应为主的后勤保证系统。

战马雕塑

对于一支作战的军队来说，后勤供应物资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上看都是不小的。军队人数愈多，供应的数量愈大。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中，曾列有唐代一军人马12500人一年中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其中单是“人粮马料”一项，就需要米9万石或粟20.8万石，食盐（包括饲马的在内）8800石，马饲料22.5万石，饲草90万围。在战争中要保证如此庞大的粮草供应是十分困难的。历史上的多次战争中，有不少次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粮草供应的成败，每次战争中又有若干战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得粮草供应或破坏敌人的粮草供应。故而《百战奇略·粮战》说：“凡与敌对垒，胜负未决，有粮则胜。若我之粮道，必须严加守护，恐为敌人所抄；若敌人之饷，可分锐兵以绝之。敌既无粮，其兵必走，击之则胜。”在古代的大战役中，三国时的官渡之战就是典型的一例。

东汉末年，北方群雄割据，势力最大的是河北的袁绍。建安四年（199年），袁绍的“精兵十万，骑万匹”，南下攻曹操，双方展开了夺取中原的决战，战场就在今郑州附近的黄河两岸。曹操当时的据点在许昌，部队布防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一线。次年九月，双方展开恶战。本来，“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处于劣势。可是，曹操先采纳谋士荀攸的建议，派徐晃猛攻袁绍的“运谷车数千乘”，“烧其辎重”。然后再采纳了叛袁归曹的许攸的建议，以破坏袁军粮草供应为战胜袁军的重要手段，“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问道奔袭袁军背后四十里的乌巢，这里有“袁氏辎重万余乘”。曹军在曹操亲自指挥下，“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袁绍部将淳于）琼等，尽燔其粮谷”。“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翼州城邑多降于操”（《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五年》）。这一仗，曹操以2万人消灭了袁绍7万人。从此，袁绍一蹶不振，曹操则奠定了中原霸主地位。由于没有粮草供应而遭致失败的战例在历史上可以说举不胜举，战国末年，秦败赵军的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之战，曾创造了“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的惊人的记录。赵军之所以如此惨败，在战术上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秦将白起以“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为二，粮道绝”。秦军进一步加强兵力，“遮绝赵救及粮食”，以至造成了“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的惨状，最后才出现了被活埋、被杀45万人的罕见大败（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朝末年，秦军最大的一次败仗，也是促成秦朝迅速败亡的一次败仗，是著名的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之战。公元前207年，各路反秦军队以项羽指挥的楚军为中心，与章邯、王离指挥的秦军会战于巨鹿。项羽在会战一开始，就派军绝“章邯甬道（甬道是秦军专门修来运送粮食的两侧有土墙的通道），王离军乏食”。正是由于秦军乏食，人心涣散，项羽军才得以以破釜沉舟之气概，“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资治通鉴·秦二世皇帝三年》）。

正由于粮草供应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故而有无粮草就成为军心是否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粮草，军心易固；无粮草，军心自散。

对于一支军队来讲，要保证后勤供应，应从多方面进行努力，古人对此总结为“谋之者不竭，运之者必继，护之者惟周，用之者常节”（《兵法七种》卷中《兵法圆机》）。这其中重要的问题一是开源，一是节流。所谓开源，就是尽可能地增加后勤供应的来源和输送渠道，使军营中有充足的军需物资。所谓节流，就是指军队的主将要深知供应之艰难，在前线力求简朴，节约开支，而且要“常节”。例如宋代岳飞在多年的战斗生活中，就一直以简朴著称，衣布衣，食素食，若有荤菜也只用一味。对自己的儿子和部下大将也都从严要求，在战斗间歇还要从事农活。岳家军能有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就可以大为减轻后勤工作的压力，使部队得到比较稳定的物资供应。关于古代战争中耗用后勤物资的可供比较的材料不多，但我们在《圣武记》卷十一中可以见到一则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材料。乾隆年间远征新疆，“辟地二万余里”，五年间共用银三千万两。可是，在四川平定大小金川之战，行程仅有千里，时间也是五年，却用去七千万两。到嘉庆年间，清军为镇压四川、湖北、陕南的白莲教起义，时间7年，更花费白银超过一亿两。为什么呢？乾隆时征新疆，“军中大帅，惟供肉一胾（即一大块），盐酪数品”。可是“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菁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靡费耗蠹，为从来所未有”。在如此挥霍之下，军饷所费之巨，后勤供应之苦，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讨论后勤问题时，千万不能忘记尽力保证供应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用之者常节”。

鼓、金与行军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著名诗句，反映的是安史之乱爆发，打破唐朝表面上的繁盛太平景象，叛军队伍正浩浩荡荡从渔阳经河北向长安杀来。诗句中的鼙鼓就是指行进中的军旅。“鼙鼓”也作“鍸鼓”，是古代军中常用的打击乐器，包括大鼓和小鼓，是进军时用来鼓舞士气的。《礼记·乐记》中就有记载，称“鼓鼙”：“鼓鼙之声鬎，鬎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意思是军中的大鼓和小鼓一齐奏响，是动员士众进军的信号，君子听到鼓鼙之声，就要服从将帅的指挥。后来，鼙鼓也成为军旅中战鼓的通称。

在中国，鼓的产生年代久远。据《礼记·明堂位》记载，上古伊耆氏时，即有“土鼓”，也就是陶制的鼓。但是，鼓的发明当在发明制陶以前，陶鼓的出现，反映了制鼓技术已十分成熟。鼓的声音激越雄壮而威远，故古人早就将其作为军阵的助威之器。然而，追溯鼓产生的根源，当是原始人狩猎御兽时用发声方法以惊吓、驱赶野兽之俗的演变。古人最初是敲击树杆，继而以空心木蒙以兽皮敲击发声，逐渐形成鼓的形制。有人认为陶鼓产生于木鼓之前，恐怕未必是历史的事实。相传在黄帝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表明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战争，已经使用军鼓。鼓的历史和军旅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才由军中流行到社会的其他方面。

军用战鼓

关于鼓的比较可靠的记载，自殷代就有了，甲骨文中不但有“鼓”字，而且还有象征鼓声的“彭”字。到西周，据说已专门设置了“鼓人”官职来管理制鼓、击鼓等事。《周礼·地官·鼓人》一篇中，记述了鼓人所管理的各种用途的鼓，如祭祀用的雷鼓、灵鼓，乐队中用的晋鼓等。当时专用于军旅的称作“闕鼓”，按周制长八尺，鼓面四尺，两面均蒙以皮革。击鼓之法，古今有别。今天人们击鼓多半将鼓面与地面平行，击鼓之人挥动鼓槌自上而下击鼓；而古代击鼓则是将鼓面按垂直于地面的方向，把鼓置于架上或安置于鼓车上，击鼓人与鼓相向而立，高举双手而击，其形象则更为威武。

金錞

周秦以后，鼓之形制变化不大，但种类很多。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记载鼓的类型有铜鼓、桡鼓、鼙鼓、杖鼓、鼗鼓、鼍鼓之类，其大小、材料、纹饰各不相同。在军旅中，战鼓除了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之外，更主要的是和金、角相配合，起到指挥信号的作用。鼓声的不同表示军事行动的差别，但总的来讲，鼓声是进攻的信号。《管子·三官》曰：“鼓，所以往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著名的“曹刿论战”也有“一鼓作气”的说法。“鼓”就是击鼓指挥士卒前进。不但在战场上击鼓指挥士兵前进，就是在平日里行军，鼓声也是表明行进的信号。古时行军，击鼓则进，鸣金则止，因而称行军为“鼓行”。如《周礼·夏官·大司马》曰：“车徒皆作鼓行。”又如《尉缭子·经卒令》：“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进为辱众。”鼓声的不同，也能体现军事行动的区别。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进攻敌国有“伐”、“侵”、“袭”之别，一般而言，正义的战争称“伐”；非正义的战争称“侵”；乘人不备而突然进攻称“袭”。这三种情况不同的进攻，在战鼓的运用上是不一样的：大肆击鼓而进的是“伐”；鼙鼓无声的为“侵”；鼓声轻微的叫“袭”。当然，这种提法也是后世儒家的阐发或附会史传之言，实际战争并不一定有如此统一的击鼓规则，至少从汉以来并没有这些繁文缛节，当然，也不能就此排除军鼓声音强弱和敲击次数所起的不同作用。

在军队宿营时，鼓和角除了可以用来传号令以外，还可以用来报时、警众。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中引《卫公兵法》曰：“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没时挝鼓千槌，三百三十槌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声为一迭；三角三鼓而昏明毕。”军营中的鼓角之声就是提醒将士戒备的信号，一旦鼓角声发生变化，就表明有异常情况发生，军中可以迅速作好应战准备。

金作为古代军旅中的指挥信号用具，和鼓一样，起着统一全军行动的作用。《吕氏春秋·不二》云：“有金鼓，所以一耳。”高诱注疏曰：“金，钟也。击金则退，击鼓则进。”可见，总的来说，鸣金的作用，是指挥部队坚守、退却、免战，所以《管子·三官》说：“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荀子·议兵》也说：“闻金声而退。”这种闻鼓而进、闻金而退的规定，当是古人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约定俗成的，逐渐形成了指挥信号的传统模式，代代相传。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惯用“鸣金”或“鸣金收兵”来表示某个竞赛已经结束。

古代军中的金属乐器一般都为铜制，根据其形制或作用，又有不同的名称，通常使用的有所谓“四金”，也就是“金錞、金铙、金镯、金铎”。《周礼·地官·鼓人》记载了鼓人掌四金音声的职能，以及四金不同的用途。

錞，也称錞荱，形状呈椭圆筒形，肩围宽大，腰围以下收小，平顶有钮，其钮多作虎形或马形，可以悬挂起来敲击。錞以黄铜制之，呈金黄色，但表面多半无纹饰。其功能除了可以指挥士卒进退以外，还可用于奏乐，与鼓音相和，即《周礼》所谓“以金錞和鼓”。其实，錞在春秋时期才出现于中原，两汉时期盛行，到南北朝时又逐渐失传。所以，对錞的演奏形式，历代记载纷纭。所幸的是，在云南晋宁石寨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铜贮贝器，上有两人合扛一木，下悬一錞一鼓，另有一人执锤敲击的画面，使我们得以认识当时演奏錞、鼓的生动场景。

铙的形状如铃，体短而宽，无舌，有中空的短柄，使用时，以手执柄，铙口朝上，另一手以槌敲击作响，一般以青铜制成。它的功能，按《周礼·地官·鼓人》的说法是“以金铙止鼓”，也就是在需要退军的时候，先鸣铙，让进攻信号鼓声停下来，再指挥士卒撤退。《周礼·夏官·司马》则说，“鸣铙且却，及表乃止。”郑玄注曰：“铙所以止鼓，军退，卒长鸣铙以和众鼓人，为止之也。”可见，铙是用于指挥鼓声的信号物。铙响鼓停，表明进攻暂停。

铎的形状和铙相似，但体积更大，有舌，其舌有木制和铜制两种，以木为舌的称为木铎，以铜为舌的称为金铎。使用时执其柄而摇之即可发声。从其功能来说，古时宣教政令时，用木铎以警众，所以文事用木铎，而武事则用金铎。逢军队作战之时，要击鼓以励士气，在击鼓之前，又必先振铎整军束众，振铎之后，诸鼓齐鸣。这就是《周礼》中所说的“以金铎通鼓”，其目的是使战鼓的节奏一致，利于统一士卒进攻的步伐，所以，铎的功能正好和铙相反。

镯其实就是钲，又名丁宁。《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镯节鼓。”郑玄注：“镯，钲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它的形状也似铃，《说文解字》认为钲“柄中上下通”。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这句话的含义，以为钲像铃，但没有舌，靠柄的上下活动，撞击钲中心壳体发出声响。镯最初也是和鼓相配合，控制进军节奏的一种军乐器。后世镯的名称逐渐被钲所取代，金钲之声更多地用于指挥军队停止前进或停止进攻。如《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闻鼓声而纵，闻金声丽止。”唐人颜师古注曰：“金，谓钲也。”可见，至迟到唐代，金与钲都是指挥军士停止行动的信号物，这与上古之世“四金”与鼓相配合而用于进攻行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总起来说，金钲之类的打击乐器，在古代军旅活动中具有制约行动、调节行止的作用，金钲之声并不单纯是收兵、撤退的信号。

营寨的选择

任何军事行动，总是有行有止，既要重视行军，也要注意宿营。战争期间，部队不可能居住在原有的营房中，那么，住于何处？如何住宿？如何保证住宿的安全？这是战争中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是对古代将帅的指挥组织才能的一种检验。古人常说“止则为营，行则为阵”，故常以“营阵”两字来概括整个部队的布置。作为一军主将，安排营寨事务应当与安排作战阵势一样地重视，一样地下功夫。三国时期，正当蜀汉军队与曹魏军队在渭水以南相持时，蜀汉的统帅诸葛亮突然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全军只得后撤。蜀汉军队撤离之后，魏军统帅司马懿率军尾追，当他追到蜀汉军队的“营垒处所”时，不由得发出对诸葛亮的赞叹：“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很明显，司马懿在这里所赞叹的就是诸葛亮在布置、修筑营寨方面的卓越才能。诸葛亮本人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也是颇为自负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诸葛亮伐南中，生擒孟获。为了使孟获降服归顺，特地带孟获“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这是另一问题。但就他特地让孟获观看自己的营阵以示军威，孟获从表面上观看认为“只如此”，交战时却又偏偏不能胜。由此可知，诸葛亮在立营布阵上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营寨遗址

营寨是古代战争中除城池以外的营垒、栅寨及其他保障军队安全的防护设施的统称，它不仅是部队的宿营地和指挥部，是保障部队休息的安全庇护所，是储备粮草器械的野外供应站；也是扼守战略要地、阻止敌人推进的军事据点。就是说，它既是“自固”之所，又是“扼敌”之所。虽然它的“自固”与“扼敌”的功能在防守阶段不如城池，但在广阔的战线上，特别是在进入敌境后的进攻阶段，并非处处均有城池，而需要在更多的地方占据有利的地势建造营垒，使军队在列阵作战时有所倚托，使军队在驻扎时不失保障。所以，前人在论述汉代名将赵充国与西羌作战的致胜之道时，说他“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垒”（《汉书·赵充国传》），这确是两条重要的经验。正由于营寨之事对军队作战极为重要，所以古代还设有管理营寨修建等事的专门军官，如汉代就有“垒尉”，其职责就是“主垒壁之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营立寨的首要问题是选择最适宜的地点，这就是历代兵家所反复强调的“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如何选择营地呢？早在《孙子兵法·行军》中就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指便于生活而地下坚实，无水泽），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这里他着重强调了两点：要居于较高之处或背靠较高之处，便于防御敌人的进攻，又便于发起对敌人的进攻；要居于向阳与高亢之处，有利于士兵的身体健康。《吴子兵法·治兵》中也有类似的内容。比较全面的论述，则见于《武经总要》卷六和《草庐经略》卷六，归纳起来，古人立营择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是要考虑战事的需要。若是较为长期的营寨的设置，不外乎两种目的，一是在于“自固”，一是在于“扼敌”。从前一目的出发，就应“踞高山，择要隘”，立营于险阻之地，使敌人难以攻击；从后一目的出发，则应择“四通之地”，在水陆交通要冲立营，使敌人无法通过。如果是一般的驻军营地，地形也应“择胜地”，最好是“背山险，向平易”，万一敌人来攻，就可以使自己处于易于防守与出击的地理位置。

第二是要安全。若无特别的需要，地势应是“勿居卑湿，以防水攻”。特别是夏天，“居高以防暴水”，尤为重要。周围不能有荆棘草丛，“恐有潜袭，或被人烧”。但若有树林，则是可居之地，因为树林不致轻易延烧，而且有利于防守。“不居冢墓间”，不居“久无人居”的废墟，“不居下湿”，这样可以避免疾病流行。

第三是要有给养的保障，这又包括粮食、草料、燃料与饮水四个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是饮水，所以古代兵家在强调粮食的接济、马匹的放牧之时，特别强调“不居无水及死水”之地，最好要能“就水草”而居。“乏水无草，谓之天灶”，是军队的绝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甚至认为，行军之时，应当派出人员“先探井泉水草”，然后方能进军。书中还总结了从哪些地方找水的经验：“沙碛卤莽之中，有野马黄羊之踪，寻之有水；乌鸟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菰蒲之处，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但是，水泉并非随地可以找到的。为了使军营能置于易守难攻之地，又能得到饮水供应，我们的祖先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渴鸟”的利用。《通典》卷一五七载了军队中“渴鸟隔山取水”之法：“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这是应用物理学上大气压力的原理和空气遇热膨胀的原理而制造的虹吸管。我国在东汉末年出现了灌溉用的虹吸管，被称为“渴乌”（见《后汉书·张让传》），以后又称“渴鸟”、“注子”、“偏提”、“过山龙”、“漏”等，这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史上的杰出成就。至晚在唐代，即已用于军队供水，而且能“隔山取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大成就。历史上因立营下寨失误而导致败绩者，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莫过于马谡失街亭。据《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载，公元228年，蜀汉大将马谡在诸葛亮指挥下，任先锋，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谡合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认为择地不当，“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诸葛亮不得不将马谡处以极刑，这就是有名的“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马谡之失误，就在于未考虑水源。公元37年，东汉名将马援征西羌时，“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后汉书·马援传》）。这一次大胜利，也是因羌人军队立营于山上，被营于“便地”即方便有利之地的马援断了水草而造成的。

五代时，朱温派庞师古渡淮攻杨行密，“师古营清口，地势卑。或请就高为栅，师古以非太祖命，不听”。结果被对方决开淮河，“水至，兵不能战，遂见杀”（《新五代史·庞师古传》），这是立营“其地卑下”而被水淹的战例。与此相反，也有因善择地立营而避免水淹的战例。如唐高宗时，大将裴行俭率军三十余万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指单于都护府之北），暮，已立营，堑壕既用，行俭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即已安居），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此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新唐书·裴行俭传》）

元代初年，元军大将史天泽、撒吉思不花率军与金兵战于归德（今河南商丘南）。撒吉思不花“背水而营”，史天泽认为不妥，并劝说道：“此地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撒吉思不花不听，结果在金兵攻击下，“全军皆没”（《元史·史天泽传》）。这是不择驻兵之地，背水而营，自居于险地而失败的突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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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预备队

预备队是由军队指挥官掌握的机动作战力量，一般在战斗开始时不参与战斗，而是待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或形势危急时才将其投入作战，集中使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或地域，以夺取战斗的主动权，或者扭转被动局面。

公元前597年，当时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晋国和楚国，在郑国的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展开了一场大战，以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这场战斗基本上按照春秋时期普遍的作战方式，双方都列成三个方阵，进行正面决战。不过在战斗中，楚国国君楚庄王玩了个心眼，他命令大夫潘党率领40辆战车为“游阙”，以加强左翼的进攻。这里“游阙”就是一支机动部队，起到了预备队的作用。邲之战最终以楚军的胜利告终，这是古代最早关于战斗预备队的记载。

预备队并不是二线部队，也不是实力不行的部队，而是要在关键时刻才投入战场，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队，所以一般来说，预备队往往要由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来担任。从史书记载中看，这一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体现。“游阙”是由当时的主力突击兵种——战车来担任的，而战车就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兵种。

第二节　军队的征战

军队的出征

古代，视率军队出征的将帅为“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所以，将帅在接受皇帝的出征命令时，必须举行颁授斧钺的隆重典礼。兵书《六韬·龙韬》中，就较为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仪式的内容及程序：国君命令太史钻灵龟以卜吉日，并率群臣斋戒三日。到了吉日，国君先进太庙（祖庙），面西而立。然后将军入庙，北向而立。授权仪式开始，君主手持钺（大斧，权力的象征），把柄递给将军，说：“从现在起，上至高天，都由你统领管辖。”然后，又拿着战斧，把斧刃一端交给将军，说：“从现在起，下至于深渊，都由你统领管辖。”将军推让三次，而后受命。授权后，君主往往还有一段训词，向将军交待若干问题。内容大致是：将军用兵，见到敌人虚弱之处则进攻；见到敌人坚强之处则停止。勿以三军众多而轻视敌人，勿以受命深重而期必死；勿为自己位高而轻视他人；勿以一己之独见而违背众心；勿以辨给之言为合理而偏听。士众未坐，不可以先坐；士卒未食，不可先食；严寒酷暑，必与士众同其甘苦。如此，则士众必能尽其力以听命。

然后，将军再行大礼，也要向君主表明心迹。其大致内容是：臣听说一国之事，经纬万端，错综复杂，决断处理在于国君一人，不能受外面的干预而治国。军中之事，戎机万变，决断处理在于主将，不可能受朝廷中枢的遥制而作战。臣我若怀有贪生怕死之心，则不可能事奉国君；国君你若怀有犹豫不定的疑虑，则不可能应敌。现在我既然接受你国君的命令，得到斧钺和决断军机大事的重权，我决然以死报国，不敢希望生还。但是，也希望国君既然重权托付于我，也要给我独断专行的权利，要是国君不答应这一条件，我就不敢接受这种命令，承担这个责任。待到将帅传兵出征之日，国君甚至还要“跪而推彀”（即跪着推车轮），说：“城门以内，由我制之；城门以外，由将军负责，军功爵赏你都可以专断，凯旋回来时奏明就是。”

上述一系列仪式，一方面以一种庄重、威严的形式向三军将士宣告将军的权威，有利于将军行使号令部队的职权；另一方面也是国君向将军表示信任，增强其责任感，赋予他独立、机断处理行军、作战的权力，使其谨慎行事，忠于职守。

从远古时代开始，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科学技术落后，相信宇宙间有鬼神的人长期是占多数的。他们赋予万物以“神灵”，而且这些“神灵”既能施恩于人类，又能加害于人类。所以，人类都祈望把这种“异己”的力量，通过信仰的形式和手段，转化为“顺己”、“助己”的力量，“祭师”（亦“兵祷”）就是企求神灵能发挥一点人类不可能抗拒的巨大威力，帮助自己在战争中获胜，让敌人在争战中失败。

“祭师”，在先秦时就已基本上成为制度。

《礼记·王制》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杩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这里的“类”、“宜”、“造”、“祃”，都是不同的祭祀的名称。“社”是土地神，“祢”是父庙，“祖”是祖庙，“学”是供有战神的学宫。由此可见，祭祀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天神、地神、祖神、战神都祭到了。

军用战斧

《墨子·迎敌祠》中，还专门记述或者说规定了师祭的方式、内容：“如果敌人从东方来，则在东面立一祭坛，坛高八尺、深八尺，选年满八十的八个老人主祭。做八面青旗，立八尊八尺高的青神，置强弩八张，各射八发而止，主将着青服，献之以鸡（属于本畜）作供品；如果敌人从南方来，则在南面立一祭坛，坛高七尺，深七尺，选年满七十岁的七个老人主祭。立赤旗七面，立七尺长的赤神七尊，置强弩七张，各射七发而止，主将着赤服，献之以狗（狗为南方之牲）为供品；如果敌人从西方来，则在西面设坛，坛高九尺，深九尺，选年满九十岁的九位老人主祭，立白旗九面，立九尊高九尺的素神，置强弩九面，各射九发而止，主将着白色素服，献之以羊（羊是西方之牲）为供品；如果敌人从北方来，则在北面设坛，坛高六尺、深六尺，选年满六十岁的六位老人主祭。立黑旗六面，立六尊高六尺的黑神，置强弩六面，各射六发而止。主将着黑服，献之以彘（属于水畜）为供品……”

祭师是古代战争中十分隆重而严肃的大事，历来都有一套细致的规定与繁缛的仪节。据《武经总要》卷五《军祭》所载，根据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规定，只是祭祀的对象，在战争开始之时，就包括祭天、祭地、祭黄帝、祭军旗、祭战鼓、祭风师、祭雨师、祭马祖、祭道路。出征之后，则“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庙，皆遣官以酒脯祭告”。为了便于各军将帅在致祭时节省时间，古代一些兵书都将“师祭”中所需用的各类祭文的范本收录其中，以备采用。

祖庙

《武经总要》卷五中的《军誓》中讲：“今之出师，凡将发及战，主帅当亲临士众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闻者感激众志，然后行也。”这里说的就是军队在开赴前线之前必须“誓众”（或叫“军誓”）。这也是古代军队征战过程中的一项制度。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及《练兵实纪》都说到，为了齐一心力，振奋士气，申明军法，早在夏、商、周时代，每有战事，必须举行“军誓”。

《尚书》中有不少属于军誓活动的记载。如在《大禹谟》里，有大禹出师时在队前的誓师动员讲话。

《汤誓》中记叙了成汤针对本国民众因未身受夏桀暴虐之苦的情况，进行战前动员的情景；在三篇《泰誓》和一篇《牧誓》中，不仅记载了周武王姬发动员他的“西土之民”讨伐商纣王的讲话内容，而且相当详尽细致地记述了当时现场情景。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中，还专门开列了一份军誓中的“誓众文”范本。文中的大意是：某将军告诉尔等全体官兵，今敌军进犯，边境不宁，国家有危难，皇帝授我斧钺之权，委我将军之重任，我希望全体官兵此次征战中争“进死之荣”，决无“退生之辱”，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杀敌立功者受厚赏，不严守军令，不能勇敢进击或贪生怕死者受重罚。下面我宣布本军军法：一支军队失去主将者皆斩；军队失去军旗、斧钺及符节者，连队皆斩，敌人从军中夺走此物同罪；见邻军有难不相救者斩，见邻军受敌所逼不相助者与之同罪；在军中滥传讹言，妄说阴阳卜筮者斩，在军中装神弄鬼，妄说灾祥者与之同罪；无故惊扰部队者斩，在军营中狂呼乱叫妄称有贼至者与之同罪；随意遗弃军事器械、装备者斩，不能妥善保管、经常检查致有损坏者与之同罪；军人之间相窃盗，不计物体多少皆斩；将吏处事不公，假公济私或公报私仇者斩；军中官兵之间以强凌弱，打架斗殴、肆意酗酒喧哗，恶骂无礼而又讲不出道理的斩，因公宴集者除外；军中随意奔车走马者斩，将军以下乘骑并步入军营者与之同罪；破敌后不守纪律先事虏掠者斩；担任警备任务违时失号者斩；不听从将吏差遣者斩，而将吏处事不公不平者与之同罪；侵扰百姓，外出奸宿或将妇女携入军营者斩；违将军一时一令者皆斩。希望尔等用心听命，勇敢进击。

古代军队征战前，布告全国，列举敌国的种种不义行为、暴虐罪行，表明自己恭行天意、民意去讨伐的意义和决心，或者是调集各路人马，商讨会同作战的地点、日期等事宜所采用的征召、晓喻和声讨的文书，就称为檄书。据史载，檄书开始于周穆王，周朝末年穆王为讨伐狄人，令人作威严之词，斥责狄人施暴虐、犯边境的行征，这就是檄书的开始。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列敌方罪状以会盟、会师的讨伐文字。如《三国演义》第五回曹操在陈留宰牛杀马，大会诸侯，设盟以讨汉贼董卓的盟文，就是这种檄书。另一种近似于作战命令。兵书《司马穰苴兵法·仁本》中也讲到，周天子在按年例行的各地巡察采访，以及召集诸侯集会时，如果发现诸侯国中有违纪作乱的、违背道德不奉正朔的、嫉功害贤的诸侯国君，就要通告其他诸侯，公布他的罪状，并告天上的上帝、日月星辰，默祷子地神、四海神、山川神社的前面，让天下人以及诸神都知道，然后调集军从去讨伐。这种讨伐令就是一种檄书。

营寨的攻防

营寨一般都设在前线或要害之地，营中集聚着人马，因此是敌方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夜袭、火攻的主要目标。所以，考虑营寨的择地、营式与修建，首要的问题就是尽可能保证营寨的安全。除上面已谈到的几个方面之外，在营寨内外，应尽可能“外开壕堑，内设壁垒，外布蒺藜竹马，深栽鹿角，垒土立栅，守以强弩……出入俱听号令，验实方行。营门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审真伪，待将令，方许入。守门之士，持刀彀满（即张着弓）以待，恐奸细因而闯入。至于昏夜，御备尤严”（《草庐经略》卷六）。至于必须在四周安排警戒，向远方派出侦谍，保持与后方的联系，营内要每日变换联络的口令等等，那当然更应在主将的考虑之中。例如明末农民起义军，凡是“扎营，每队必派一人上屋角嘹望，如无屋，必在高阜处。若见动静，高叫传塘马”，“顷刻至百里外”（《平寇志》卷六）。

古代治军，凡军营都有营规营法，不得违犯，其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军营的安全。如《武备志》卷九十五说：“营以合众，规必先焉。”历史上军营管理最著名的大将是西汉的周亚夫，他在细柳营治军的故事千百年来被人们所传颂。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的一天夜晚，唐太宗为皇后的丧葬问题，并未派正式的使者持军符令箭，而是派太监持他的手令去段志玄和宇文士及两位将军的军营。“士及开营内（通纳）之；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留使者至明。帝闻而叹曰：‘真将军也’。”（《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年》）这是军营中法令纪律严明的又一段佳话。

军队营寨

营寨的防守，对于筑城式的军营来说，其情况与城池的防守相似，对于木栅围成的军营，最怕的是火攻，如唐代名将马燧在平定田悦的叛乱时，就是命军士“推火车”将敌方的两个“坚栅”营垒烧毁（见《新唐书·马燧传》）。宋初，潘美攻击岭南的刘，见到刘军营俱用竹木栅为之，就布置诸将说：“彼编竹木为栅，若攻之以火，彼必溃乱，因以锐师夹击之，万全策也。”然后命令“丁夫数千人，人持二炬，间道造其栅。及夜，万炬俱发，会天大风，火势甚炽”；结果是“众大败，斩数万计”（《宋史·潘美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栅营是很难抵御敌方火攻的。若要取胜，就必须将敌军阻挡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当然，也有一些计划周密的将帅在建营时就做了防火攻的准备，届时不会被火攻所败。如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沈庆之率军与南新郡（今四川剑阁一带）幸诸山的“犬羊蛮”作战。“庆之连营山下，营中开门相通，又命诸军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蛮之火。顷之风甚，蛮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烧营。营内多幔屋及草庵，火至辄以池水灌灭，诸军多出弓弩夹射之，蛮散走”（《宋书·沈庆之传》）。这是古代战争中以帐幕草庵为营而能战胜敌方火攻的罕见一例，原因就在于在修筑营寨时就做了周密的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各种临时性营垒，基本上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所以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夜袭。历史上夜袭敌营取得巨大胜利的战例很多，如春秋时越军在笠泽大败吴军，东汉时马援攻破先零羌，三国时曹操败张鲁，唐代李世民攻突厥颉利可汗，南宋时岳飞在广德大败金兀术等。

对于驻于营寨中的守军，如果没有可供抵御敌军的壁垒的话，最关键的防御办法是广布耳目，远派哨兵，并在营中设置“地听”，探听到敌军的动向后，根据具体情况或主动地迎击来犯的敌军，或率军做紧急的转移。总之，要尽力避免在措手不及时，被敌军包围在营寨之内打被动的防御战。如果有所准备，不但可以避免被夜袭，反而可以将计就计，破坏敌军的夜袭，打个漂亮的伏击。如《虎钤经》卷四所说：“经营之地，夜于营数里四围，各以劲勇之士伏强弩利盾，多列鼓鼙，有贼遽发，击鼓为号。贼击卫兵，则中营出劲兵援之；贼击中营，则四面夹攻之；中营坚阵，坐以俟变而已。”在古代，这种成功的战例不少。例如，公元301年，西晋的平西将军罗尚在川西镇压李特所领导的流民大起义。一天夜间，罗尚派曾元、田佐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此事被李特侦知，“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罗）尚”（《晋书·李特载记》），取得了这一役的全胜。北宋初年，宋军围攻南唐李煜于金陵（今南京）。李煜“夜遣兵数万，持炬鼓噪来犯”宋军。宋军早有准备，宋将潘美“率精锐以短兵接战”，南唐军队还未抵达宋营，就被消灭（见《宋史·潘美传》）。1640年12月，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由四川泸州抵达成都城下，明军想趁张献忠立足未稳之时进行夜袭，就派“千余骑夜捣贼营。贼预取土像数百置帐中，四面悬灯而潜伏暗处。千骑望灯而趋，大呼直入，则所劫者，土像也。急退，而贼众四合，歼眀无孑遗”（文秉《烈皇小识》卷六）。很明显，张献忠已得到了明军夜袭的准确情报，所以布下了这一场口袋战，取得了这一役的全胜。

军队作战的阵法

春秋后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来到吴国，向吴王阖庐献上他的《兵法》13篇。阖闾读了以后却问孙武：“你的兵法可以用来训练军队吗？”孙武说：“当然可以。”于是吴王让他以兵法训练宫女。孙武将180名宫女分为两队，以吴王最宠爱的两人为队长，集合起来讲解怎样前进、怎样后退。这些宫女听了，都说：“知道了。”于是，孙武击鼓传令，可是宫女们大笑不止，毫不理会他的命令。孙武说：“纪律不明，士兵不熟悉号令，这是将军的过错。”于是重申了一遍军纪号令，又问宫女们：“明白了吗？”答曰：“明白了。”可是击鼓时，这帮宫女还是嘻嘻哈哈，不理不睬。孙武说：“号令已明而士兵不奉法，是吏士的罪过。”他命令将两名队长推出斩首。吴王得知，赶快派人求情说：“寡人已知道将军善于练兵了，饶了她们吧，否则，寡人吃饭也吃不下了。”可是孙武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还是果断地杀了两名队长。接下来再操练队列，宫女们再也不敢怠慢，都按指令进退、变化队形。这个故事说明古代十分重视作战队形的操练，平时部队的队形操练就是按实战要求进行阵法演习的。

冷兵器——铁锏

古代的作战队形称作阵，队列形式的组合变化规则就是阵法。在冷兵器时代，只要是有组织的武装对抗，就不会是一哄而上，各自为战，于是就有了阵和阵法。相传，早在伏羲氏时，就有了“积率五军阵”，也就是模仿天上积率星的12颗星的位置排列组成；又传说是黄帝发明了八阵图，黄帝八阵是指车厢洞当阵、车工中黄阵、乌云鸟翔阵、折冲阵、龙腾却月阵、雁行鹅鹳阵、车轮阵、飞翼浮沮阵等；此后又有所谓风后演成的握奇阵。这些传说实际上都是后世的附会和演绎，不过，也反映了在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战争中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表明了商朝的军队已按右、中、左的固定队形排列作战。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兼并争霸战争频繁发生，人们在阵的运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有关阵法也就日益增多。战国时著名兵书《孙膑兵法》中就有专门关于阵法的篇章。在《十阵》篇中，作者指出：“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囊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可见阵的种类和功能繁多。在《八阵》篇中，又强调了阵法变换的重要原则。《孙膑兵法》还指出：“兵之前行后行，不参齐于阵前，可败也。”就是将阵容不整、队形凌乱视为必定失败的标志，指出了阵在古代作战中的重要意义。

在冷兵器时代，作战决胜负主要依靠近战的形式。因为冷兵器的运用受到空间、速度和力量等条件的制约，其杀伤力是有限的，单兵作战、一哄而上的各自为阵，仅凭个人的勇力，是难以保证全军必胜的。因此，必须利用各单兵的协同来赢得整个战局的控制权，于是，作战队形阵，在冷兵器时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平时对阵法的设计和操练，是古代兵家十分经心之事。明代何良臣的《阵纪》，对历代阵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分析了自古以来的五行阵、农兵阵、荆尸阵、鸡父阵、内政阵、乘之阵、象棋阵等阵法。在历史著作中也有不少的阵法、阵图的著录，例如，《左传·桓公五年》就记述了将步卒队形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制的“鱼丽之阵”；《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西汉初年大将韩信破赵时曾布有背水阵，等等，都是阵法用于作战的实例。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说的是三国时诸葛亮隆中对策“三分天下”和做八阵图隐藏千军万马的故事。八阵之说其实早在诸葛亮以前就已出现，它当然不是像《三国演义》里描绘得那么神奇莫测，而是古代兵家对实际战争形式的一种总结和运用。从银雀山汉墓发掘出的《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篇》。但是，孙膑的“八阵”之说是强调如何根据敌情和地势的不同而变换阵法，而并没有确指八阵的一种或八种固定的阵法。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以后，关于八阵和八阵图的附会之说便雀起了。仅传说为诸葛亮所布石阵就有3处之多，除了前述奉节一处以外，据《水经注·沔水》和《汉中府志》所说，在陕西勉县东南诸葛亮墓东还有一处；另一处则据《明一统志》所载，在四川新都县北30里的牟弥镇。至于八阵，则有的说是一种阵形，有的说是八种阵形，所云莫衷一是。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八阵本是一个完整的方阵。该书卷中云：“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也就是说，在方阵的排列上，是以井字形为序列，大将居井中间，四面正兵屏卫，正兵之间又有奇兵游哨，这样，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均有正奇兵互相配合，可以分合变化制敌。这种排列的队形若按正兵来说是4个单位，加上主将为5个单位，再加上奇兵即有9个单位，因此，八阵是指方阵的八个方位，按战斗单位来说，也可以是四阵、五阵、九阵。《史记·高祖本纪》载：“五年，高祖（刘邦）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前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刘邦）在后，绛侯（周勃）、柴将军在皇帝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五军方阵，按方位来说，也是八阵。因此，八阵是一种方阵的排列及变化形式。但也有的人认为八阵即是《孙膑兵法·十阵》中的前八种，包括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不管八阵是一个阵还是八个阵，去掉好事者的附会色彩，我们还是应当承认，诸葛亮在古代八阵的基础上，对这种阵法进行了总结，加以改造、创新，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冷兵器时代，阵法的优劣成为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历代军事家十分重视对阵法的研究和革新。诸葛亮改革八阵以后，唐代军事家、《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作者李靖，又在诸葛亮八阵的基础上创立了所谓“六花阵”。关于六花阵的具体阵图已不可考，但后人都认为宋神宗赵顼的解释比较符合实际，且能从中窥见阵图。按其说法，六花阵是一个外圆内方的阵型，“圆以六包一”，“方以八包一”。也就是说，八阵在六花阵中为中军，其外另有六阵，全阵形如花瓣。何良臣《阵纪》也认为：“李靖六花，本孔明八阵而变，其中隅落钩联，曲折相对，无不参综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用，以车曰驻队，步曰战锋，居前曰正，骑曰战队，又曰跳荡，居后为奇，遂名六花七军阵也。”可见，六花阵也是继承了古阵法加以变化发展而来的方阵。此后，在六花阵基础上又演化出“六花曲阵”、“六花直阵”、“六花方阵”、“六花圆阵”、“六花锐阵”等阵图，实则仍以方阵为基本形式。总结八阵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了中国古代方阵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极具特色的。

对敌方粮草的破坏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激烈冲突，自己要竭力确保粮草供应，也要千方百计地去破坏敌方的粮草供应。所以，在考察古代战争中的粮草供应问题时，应当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在战争中如何解决并保护自己的粮草供应，一方面是在战争中如何破坏甚至断绝敌方的粮草供应。前面所论述的，都是关于解决自己的粮草供应的问题。下面，我们还必须了解古代战争中如何破坏敌方粮草供应的问题。

1.坚壁清野

凡是在自己国内或自己控制区域内，只要是敌军可能攻占的地区，就必须在敌军到达之前将该地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粮草、牲畜、修筑工事的木料等等，尽可能运入自己控制的据点或隐藏起来。实在无法运走或隐藏的，宁可一火而焚，也不能留给敌军使用。这种措施，古代就叫做“坚壁清野”。坚壁清野这一名称后来作为成语，一直用到现代。

所谓坚壁清野，是指有联系的两方面的内容。“坚壁”，是使壁垒更加坚固，指将各种军需物资都运入自己的壁垒，加固自己的壁垒。“清野”，即清理田野，使田野之中的粮草尽可能不留给敌军。“坚壁清野”之称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在为曹操分析是否要先取徐州、后平吕布的形势时说：“今东方皆已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此后，坚壁清野一词遂被广为使用，例如《宋书·武帝纪上》：“宜断据大岘，刈除粟苗，坚壁清野以待之。”《晋书·石勒载记上》：“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

诸葛亮雕塑

坚壁清野这一称呼虽然始于魏晋，可是这种在敌军到来之前就破坏可能被敌军使用的后勤物资的破敌之法，却是早已有之，而且早在《墨子》的《杂守》和《迎敌祠》中就有其总结性的论述，如《杂守》篇说：“外宅粟米畜产财物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佐守事者。”“寇薄（即迫近），发（拆毁）屋伐木，虽有请谒，勿听。”“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商君书·兵守》也说：“客（指敌军）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即田野中的陷阱），发梁（即取掉屋梁）撤物，给（给通及，即来得及）徙徙之，不给而煌（即焚烧）之，使客无得以助备攻。”先秦时期的这些文献材料，当然是先秦时期战争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到了宋代，对于坚壁清野的分析就更加详尽而具体了。如《武经总要》卷十二中，为守城而进行的坚壁清野的安排就有若干项，单是清野方面，就要求：“若寇贼将至，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刍、糇粮、畜牧（指牲畜）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即来不及的）焚之。”

历代战争中，用坚壁清野的方法破坏乃至断绝敌军的粮草供应，从而取得战争胜利的战例甚多，例如，东汉光武帝起兵之初，大将陈俊随刘秀在今河北地区与铜马军激战。陈俊建议用“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的办法来克敌制胜，得到刘秀支持。陈俊遂派出若干股轻骑兵，“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光武谓俊曰：‘因此虏者，将军策也。’及即位，封俊为列侯”（《后汉书·陈俊传》）。这一仗，是汉代战争中既坚壁、又清野的比较典型的一仗。可以说，“坚壁清野”这一概念，在陈俊的主张中已经明确地提出来并付诸实践了。

刘邦雕塑

东晋穆帝年间，桓温北伐时对于粮草供应的安排是以因粮于敌为主，打算“麦熟，取以为军资”。谁知前秦的苻健早已料到这一着棋，故而在桓温到来之前就在关中“芟苗清野”。于是，“桓温军粮不属”，既无粮可征，军队乏食，遂转胜为败。数万大军，仅“收三千余口而还”（《晋书·桓温传》）。

2.断敌粮道

如果战争是在双方争夺的地区进行，或者在自己攻入敌占区之后，要破坏敌方的粮草供应，就不大可能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而只能采取破坏乃至截断敌方粮草供应线，毁掉敌方的后勤物资基地的办法。这在古代就叫做“断敌粮道”。我国不少战役，包括一些十分著名的战役，都曾经采取过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例如：秦赵长平之战时，白起所用的战术就是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使之“粮道绝”，然后倾全部军力奔赴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一战，是断敌粮道而大胜的典型战例。

楚汉战争中，韩信率军数万进攻战略要冲井陉口（今河北获鹿县西南）的赵军。20万赵军的统帅是号为“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的迂腐之辈成安君陈余。赵军的重要谋士广武君李左车很清楚地看到，井陉口是一个“车不得方轨（即并排二车同行）、骑不得成列”的狭长通道，既是韩信进军的惟一通道，也是后勤供应的惟一通道，“粮食必在其后”。韩信只要被截断这条粮道，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愿以骑兵3万人，从小道绕至韩信后方“绝其辎重”，“使野无所掠”，实行坚壁清野式的封锁，他保证在十天之内瓦解韩信军。谁知陈余“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杰出的军事家韩信早就看到了这几着险棋，密切注视着赵军的行动。当他派的间谍打听到陈余不听广武君之计时，韩信“大喜，乃敢引兵遂下”井陉口。他一方面以大军正面佯攻，一方面派奇兵2000偷袭赵军营垒。结果“大破赵军，斩成安君、诋水上，擒赵王歇”。仗还未打完，韩信就“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即奖赏）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乡，通向，古时尊者东向坐），西乡对，师事之”（《史记·淮阴侯列传》）。这一仗，从反面证明了断敌粮道在古代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由弱变强，并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箫何留守巴蜀、汉中，以强有力的后勤供应支援前线，是刘邦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刘邦也用了很大的力气去破坏项羽的后勤供应。《史记·高祖本纪》中曾两次提到彭越率军在项羽后方“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刘邦还特意“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为黄河水分流处，今已埋没）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史记·荆燕世家》）。彭越与刘贾所进行的专门破坏项羽后勤供应的战斗，在促成项羽败亡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很难估量的。当刘邦胜利之后，特意下诏：“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一致拥护。于是，这位并非刘邦本家的刘贾得以立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史记·荆燕世家》同上）。应当说，这是刘邦及群臣对刘贾“无以给项王军食”的功业的充分肯定。

官渡之战时，曹操迎战北方军力最雄厚的袁绍，初战大败。可是，当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派徐晃与史涣烧掉了袁绍的“运谷车数千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接着，袁绍的谋士许攸投操，提供了袁绍第二批运粮车的情况。曹操遂亲率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围屯、大放火”，烧去了袁绍“辎重万余乘”，“尽燔其粮谷”。结果曹操大胜，袁绍大败，很明显，这一次大胜，关键仍在于“尽燔其粮谷”。

由此可见，破坏敌方的粮草，对于战争的成败有着多么重要的关系。

知识链接

沙盘的发明

沙盘就是一种以真实地形为依据，根据测绘成果，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用泥土、兵棋以及其他材料制成的直观反映地形地貌的地形模型。

正史中对沙盘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后汉书》。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率军消灭割据陇右的军阀隗嚣。因为陇右地区地形险要，刘秀一时不敢贸然进兵。这个时候，刘秀手下的大将马援指出，隗嚣的军队已经有崩溃的趋势，此时应该抓住机会马上进兵。为了向皇帝展示此地的地形，马援就用米粒堆成山谷地势，并据此分析战局，指明进军的路线。经过马援的这一番模拟演示，刘秀一下子就看清了当前的形势，于是高兴地说道：“虏在吾目中矣。”（敌人的部署都在我的眼中了）随后，刘秀的军队就按照米粒沙盘上的部署，顺利地消灭了隗嚣这个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