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回眸——金银器发展历程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希腊、罗马、波斯萨珊王朝等都开始了对金银器的广泛使用。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可谓悠久而辉煌。早在距今约3000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金制品。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了对银制品的使用。总之，我国古代金银器的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节　先秦两汉金银器

黄金隆重登场

在中国文明萌现之初，金银器的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其实用价值，这或许与金银较青铜密度大、质地软、更富有美丽色泽以及易于加工和产量稀少等特性有关。所以，先秦金银制品多表现为美化人们外观的装饰物，是由其自身特征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科学发掘的资料证明，我国最早的金制品萌现于夏代，但还只是极个别的例子，直到商代，金器开始有了一定范围的分布。从具体的出土情况来看，主要有：河南郑州商代二里岗期上层墓葬内出土的金叶；河南安阳殷墟十多处遗迹出土的金叶、金片、金箔；河南辉县琉璃阁商墓出土的金片、金叶、金箔等；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出土的金臂钏、金笄和金耳环；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墓出土的金箔；山西永和、保德、洪洞、石楼后兰家沟等地商墓出土的珥形金饰、金丝等；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出土的金箔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出土的包金枝、包金面具和虎形金饰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人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等。

西周时期金器的出土地域大致与商代相同，如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金片、包金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12件黄金带饰；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金耳环、金臂钏；天津蓟县张家园西周墓出土的金耳环；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的金臂钏；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等等。

从商周金器的出土范围来看，南北地区是不均衡的，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以及北部、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是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是迄今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唯一一次发现的商周时期金器，其造型和风格所涵盖的不同于中原、北方金器的诸多文化意义，值得深思。

商代金器比较集中地出土于作为统治中心的都城内，例如河南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大型墓葬中不乏金器随葬品，墓主主要为王侯或贵族，说明当时的金器基本为上层统治者所享用。从种类上看，在商王朝统治中心区发现的黄金制品，大多是以薄金工艺加工成方形、圆形、三角形的金片、金箔、金叶等，再包贴于其他质料物品上作为附属性装饰，器件虽然薄小，但应用却颇为广泛，加工也相当精巧，如在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金叶上，压印着清晰的夔龙纹；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于漆盒朽痕中的半圆形金饰正面，刻画了当时青铜器上常见的云雷纹，显然原本是用作贴于漆盒表面的金箔。类似在漆木器上饰以金箔的工艺延至西周仍有使用，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一件漆觚，其上饰有三道金箔饰品，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金平脱制品。

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挂的纯金首饰，以1977年出土于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墓的两件金钏以及金环、金笄等饰物较具代表性。这批金饰不但器型完整，而且集发饰、耳饰、臂饰等于一处而成为系列被发现，殊为珍贵。经鉴定，这几件金饰含金量高达85%，只含有少量的银和微量的铜。值得一提的是，此墓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形制相似，其为商代边远地区的墓葬无疑，故出土的金器，应是商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制品。

金钏

近几十年来，在商朝王畿西北一带的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的商代大墓中也陆续出土了一种穿有绿松石、形状卷曲如云、盘绕似蛇的金珥形饰品。以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出土的3件饰品为例，其一端尖卷如涡纹，另一端较平，出一细丝尾柄，串珠后再从中部弯曲斜下，尖部折上呈乙形，造型颇为奇特，也当是边疆少数民族制品。

综上所述，商代金饰由于形制和功能的差异，在具体使用上有着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作为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流行的金饰，是贴于其他物件表面的附属物，显然更重于对“物”的装饰；而殷商北方或西北方流行的金饰则多直接用作人体的缀饰品，显然更重于对“人”的装饰。应该说，这种差别的造成与两地区使用者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

北方及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贵重的黄金制作用于人体的装饰品，既美观，又能珍藏，因而多见金钏、金笄、耳环等成型金饰。而作为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传统的农耕区，人民生活稳定，礼乐炊饮之具，尽可陈设于室内，故黄金多被加工成包贴于器物表面的极薄的金箔或金皮。值得注意的是，商代金饰的地域特征，或商人使用金饰的观念，沿续至西周仍无大的变化。迄今所见，以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金玉佩饰以及12件金腰带组饰、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组饰为例，可知西周晚期墓中虽已出土有成形的金腰带组饰，但西周统治中心区的周原凤雏出土的金饰，仍多见为装饰建筑材料或铜矛、车衡、铜泡表面的金箔或金片，未见单纯的金器。可见周与商虽然族属不同，但问鼎中原后在某些工艺习俗上却是趋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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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的科学价值

1.造型设计上的科学性。陕西西安何家村和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镂空香囊，机环与香盂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呈平行的状态，这种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的原理，而陀螺仪在欧美到了近代才发明，现已成为航空、航海中必不可少的仪器，中国早在1200年之前已使用了这一原理。

2.制作工艺上的科学性。江苏苏州出土的元代银镜架，由前后两个支架构成，可自由折合，镜架的雕作工艺以“收桃”技艺为主体，纹饰细如毫发却丝缕清晰，并且难以看出相接的凿痕。故宫珍藏的银累丝花瓶，采用高超白花丝工艺，使银瓶具有织锦般的华丽和柔软的质感。这些鬼斧神工般的技艺反映了金银器制作工艺高度的科学性。

3.表现内容上的科学性。乾隆时期制作的金嵌珠天球仪详细地表明了南北极、赤道、子午圈、地平圈，还用珍珠代表3242颗星星，并组成300个星座，这是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象观相结合的产物。河北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现四枚金针、五枚银针，就是古代医书记载的“九针”，为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提供了实物资料。

金银器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富有丰富的内涵。有的器物侧重于历史，有的侧重于艺术，有的则侧重于科学，也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三方面都很突出。只有对其综合分析，才能充分认识其价值。

金银器的缓慢发展

秦汉时期，建立了充满蓬勃朝气的统一帝国，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手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金银开采业与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范铸、锤揲成型外，焊缀金珠工艺也开始盛行。北方匈奴金银器采用的掐丝等工艺逐渐普及到了中原、南方地区。金银制造业除了官营外，豪富之家也开始私自制作包括金器在内的金属器。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听信方士的蛊惑，认为使用金银器可以益寿延年，金银器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致使秦汉时期金银器风靡一时。金银器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既有带钩、车马器、金银饰品，也有印章、医疗器具、玉衣丝缕、铺首、权衡器、食具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海外贸易的频繁，西方金细工艺开始传入中土，为后来唐宋金银器高度发展打下了基础。

秦代时间较短，金银器数量不多。仅在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了一些马车的金银饰件，有金当卢、银制弓弩架、鸭嘴形银钩、错金银铜达常、金节约等，通过这些金银饰件，可以看到秦朝金银器制作已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多种工艺技术，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其中的金当卢，高9.8厘米、宽4.1厘米、厚0.4厘米，为车马饰件，呈叶形，正面铸阴线卷云纹，背后有鼻纽四个，作系缀之用。

嵌铸的金器

1980年，山东淄博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出土了一件刻有铭文秦始皇“卅三年”（公元前214年）鎏金盘龙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银盘内底錾刻三条首尾相接的夔龙，口沿和腹外壁分别錾刻三组龙凤纹，并只对纹饰部分鎏金。银盘上的铭文，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年代明确的秦朝银器，也是年代最早的“金花银器”。盘内外錾刻有龙凤纹，是采用鎏金、錾刻技术的典范，代表了秦代金银加工的工艺水平。

陕西省宝鸡县石羊庙出土了一件秦代错金银铜蟠螭纹提梁壶，为盛酒用器，高21.5厘米，口径8.5厘米；半环纽球盖面，子母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有兽首衔环一对，龙首提梁；壶外壁饰错金银和镶嵌绿松石组成的蟠蝻纹。

两汉时期，金银器的数量种类都远远超过先秦时代，分布范围更广，遍布北方、中原和南方地区。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都有金银器出土。重要墓葬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河北定县东汉刘畅墓、江苏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墓、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刘执墓、广东南越王墓、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山东曲阜九龙山崖墓等。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如耳饰、项饰、腕饰、头饰、带扣、冠饰、动物造型饰件等，另外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针等。金银器皿不多，容器类大多为银制，金质容器较少见。这一时期金银器皿的器型较简单，多为素面。细拣出土之物，大致可看出汉代金银器概貌。

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金器12件、银器77件，如著名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此外还有金带挎、金饰片、银马面具、银铺首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中出土的一批由金、银制成的医疗器具，反映了2000多年前我国在医术和医疗器械制造方面的先进水平。这批医疗器械由用于针灸的金、银医针和一套银制灌药器组成。作为医疗器械的金银针共4枚三种，形制各有不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用途：用法不一，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于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灸；圆钝的为银针，用于点刺穴位。银制的灌药器则由带长流的小银盒及银漏斗组成；灌药器通高3厘米，口径6.4厘米，流长6.6厘米。药盒外形如匜，桃形矮圈足，浅腹，敞口微敛，口沿处有一长流。盒盖上饰有四圈凸弦纹，中心为一乳钉。盒盖与盒身之间有活动环纽相连。银漏斗形器，高5.2厘米，口径3.8厘米，重66克，漏斗状，敞口，侈沿，口沿平折，斜腹，尖底，漏口为扁圆形，器身中部饰宽带凸弦纹一周，纹饰采用锤压法做出。通体光素，不做其他装饰，制作规矩，小巧玲珑。此漏斗与长流银盒相配合，适用于病人危急时灌药抢救。

错金博山炉

刘胜墓还出土了一件精工铸造的错金博山炉，富丽堂皇，是一件罕见的错金铜器瑰宝。此熏炉用于焚香，高26厘米，由炉盘、炉盖、炉座组成，通体错金丝。炉盖缕雕成山峦起伏状，人和虎、豹、猴等动物置身其间。圈足以镂空龙形为饰，龙头承托炉盘。墓中出土的椁壁饰件——龙风纹银铺首衔环，造型别致，纹饰细腻流畅，形制之大、用料之多、制作之精，在汉代贵金属饰品中是罕见的。以上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金银制作工艺的水平。

泛滥的金银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过去形式呆板、千篇一律的王室之器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造型新颖、华丽轻巧、方便实用的日用器。

由于对金银矿藏知识的增加和开采技术的提高，使得金银产量大幅增加，银开始被利用，再加上王公显贵日益崇尚以金银装饰的器物，刺激了金银制造业的发展。这一时期金银器已由装饰性配件转为实用性配件，独立器件大量出现，器物种类用途广泛，制造工艺和造型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鎏金凤鸟纹银盘

考古出土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来看，南北方金银器风格迥异，差异较大；中原地区与匈奴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格也迥然不同。河北、山东、湖北、浙江、辽宁、陕西、新疆、内蒙古等地均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出土。但更集中在以秦国为主体的西戎区、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部族区、以荆楚为主体的长江流域，以及东边濒海的齐鲁故地。这些地区出土的金银器，形制及种类较多，在功能作用上也较以往有所变化。除了金银饰件，还出现了金银器皿，代表了当时中国金银工艺发展的新面貌。

这一时期青铜工艺的新发展，也造就了金银器的崭新面貌。错、镂、镶、鎏金等新创工艺的普及，使得金银器的装饰效果更趋向华丽，尤其是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金银制作区域的扩大，金银制品种类的丰富，特别是北方匈奴部族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细工艺，都昭示着中国金银工艺第一个高峰的到来。

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出土的主要墓葬有：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春秋晚期墓，出土金器104件，有串珠、带钩、带扣、环、圆泡等装饰品以及剑柄等兵器，总重量约3000余克；陕西凤翔春秋墓，出土了金乌、金兽、金带钩；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了银车马器、银带钩；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和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晚期墓，出土了金剑柄；山东临沂商王村战国墓，出土了银盘、匜、耳杯、勺、匕、金耳坠等12件金银器；山东曲阜战国墓，出土了银带钩、猿形饰和金带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了马车上的金衡饰、银带钩、银俑灯；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了战国兽形金带钩、银匜；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金盏、金杯、金镇、带盖金鼎等；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初期墓出土了玉耳金舟；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出土了三件鎏金银盘。

这一时期，金银器仍具有浓厚的青铜器图案装饰色彩，制作工艺基本为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的移植和延伸，但鎏金、鎏银、金银错技术开始盛行。最早的鎏金实物是绍兴狮子山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鎏金嵌玉扣饰”。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也都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鎏金饰物，可见鎏金技术已经是常用的工艺。

1979年，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一件鎏金龙凤纹银盘，工艺高超，是这一时期鎏金工艺的精品。鎏金龙风纹银盘高5.5厘米，口径37厘米，口沿及内外壁各錾刻六组龙凤纹图案，二方连续构图，形象较抽象，宛如几何纹；内底部錾刻蟠龙三条，均首尾勾连，迂回缠绕，线条流畅，疏密适宜，錾刻纹饰处均鎏金。边沿下部及外底有计重、计年共四组铭文，估计是分为几次刻成的。铭文为判断制作年代提供了佐证，也对研究当时的衡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金银错工艺是在青铜器上做金银图案纹饰的一种精细工艺，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是镶嵌法，它源于商代铜器上的错红铜，通常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刻出凹槽，嵌入红铜丝、红铜片，锤打牢固，再打磨光滑，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凸显花纹，突出装饰效果。金银以其特殊美丽的光泽，代替了红铜，很快在战国时的铜器上兴盛。第二种是涂画法，即将金银放入水银内，加热制成“泥金”，将泥金在青铜器上涂出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也有的涂在事先铸好的凹槽之内；然后烘烤加温，使水银蒸发，金银图案纹饰就固定在青铜器表面了。

金银错工艺普遍用在铜器的纹样、文字装饰上。青铜本身的质地，再加上金光闪闪的黄金和银光熠熠的白银，使得器物显得异常华丽。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错金银制品，造型生动，形制复杂。下面介绍的四件，是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这一时期错金银制品的代表性作品。

错金银青铜犀牛，通高22厘米，长55.5厘米。犀牛颈以下至尾部均装饰嵌错金银涡纹，犀牛呈半蹲状，四肢弯曲且着地有力，昂首远视，双目圆睁，犀角竖立，长尾略下垂。犀背正中一柱，为灌注酒的饰件，两边饰兽面纹。

错金银青铜龙凤案座，通高36.2厘米，长47.5厘米，案框为正方形，框边上满饰嵌错如云头的纹饰，外侧为错银纹饰，内侧为错金纹饰。案座由四龙四凤纠结而成，正方形的案框上分别焊接四条龙头，龙头承托案角。圆环底座呈半圆形状，由四只卧鹿承托。龙、凤、鹿周身满饰嵌错金银纹饰。此器铸造工艺复杂，造型繁而不乱，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工艺美术品。

古代银币与银首饰

错金银青铜虎噬鹿器座，通高21.9厘米，长51厘米。造型为一猛虎扑食幼鹿，虎口衔鹿身，柔弱的鹿回首作挣扎状。鹿、虎周身满饰嵌错金银花纹。此器物表明，青铜线刻工艺的发展对金银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错银双翼铜神兽，高24厘米，长40厘米。神兽四肢弓曲，利爪外撇，撑地平稳有力。前胸宽阔低沉，两肋生翼，臂部隆起，后尾斜挺，昂首向左作咆哮状，呈前进姿态。口、眼、耳、鼻、毛、羽均用银勾勒。全身以漫卷的云纹为主要纹饰，长翼上弓饰长羽纹，尾饰羽片和长毛纹，背部有鸟纹。此器物形象矫健有力，设计严谨，刻画细腻。

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的使用成为普遍现象，白银开始被大量利用。不仅人体装饰件流行，就连马车、兵器上也装饰上了黄金。这一时期金银车饰、剑柄、带钩大量出现。

1977年，河北汉中山靖王墓出土了两件金龙首衡帽，为车衡两端的帽饰。长9.8厘米，直径3厘米。龙头造型，龙首较长且直，龙目大睁，眼珠以银镶嵌，额头有一凸起的叶形饰。鼻上卷，鼻梁上有三道横纹，长嘴微启，利齿交错。耳为桃形，两角呈八字形附在头顶。颈部略束，带一圆形小孔和一周弦纹。此件龙首衡帽轮廓清晰，线条洗练，在艺术造型上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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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选购与检测

第一，要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企业，绝不要贪图便宜选择无品牌商贩，而且黄金价格比较透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要提防上当。

第二，购买黄金制品时，切记要发票，这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核心。

第三，如有疑问可以及时检测，国家技监部门下属的黄金珠宝检测机构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布，检测黄金珠宝饰品成分比较容易。

第四，选择投资金条、金块等黄金制品，要选择承诺回购的正规商家，质量可以保证。

国内对于黄金制品的检测标准很严格，而且正规商家从原料购买到存储，再到加工、销售，整个环节监管一般都很规范。国内各大品牌、各大渠道的投资金条销售，一般都可以回购，而在回购时必须破损，再用火枪喷射，金条变成了“金疙瘩”，再用黄金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有问题一验便知。而且黄金金条实际上制作工艺比较简单，从技术上不会出现问题，但黄金首饰工艺相对复杂，少数企业可能在焊点等极细微的小问题上存在黄金成色的争议，但不是掺假的问题，消费者不用担心。

专业鉴定机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对金、银制品进行鉴定，一种是无损检测，即通过光谱等物理方法鉴定，对商品不造成任何外观上的影响；第二种则是有损检测，将商品切面提取物质进行化学鉴定。我国对于足金的含金量要求是990‰，千足金则是999‰，甚至还有999.9‰的高纯度金。其中，高纯度金必须采用化学方法鉴定，其余可用物理方法。由于“金无足赤”，纯度再高的金条、金饰都含有杂质，因此，只要含金量达标，国家对于杂质内是否含有钨、铱等元素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并不是说金条内含有钨、铱等元素就是不合格的，关键还是要看最后的含金量。即便金条、金饰品中含有钨、铱这两种密度与金类似的元素，鉴定机构仍能通过专业的化学手段将其识别，绝非难以检测。

首饰上出现斑点，一种可能是黄金饰品的含量上有问题，可能是黄金上粘附的铁末氧化生锈，导致颜色变深，但不属于假货。随着首饰加工的工业化，在对黄金饰品进行加工时，难免接触到铁质工具，而部分铁末可能会随之带到黄金制品上，变成斑点。此时，可以将首饰拿到金店，请技师用火烧烧，或者时间长了，这些铁锈会自行脱落。注意，如果是含汞的东西，包括女士用的化妆品，某些品牌的婴儿沐浴露，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黄金饰品变色。

第二节　隋唐五代金银器

金银器的疯狂时代

隋唐五代金银器，自20世纪50年代起屡有出土，直到70年代以后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次大发现，才真正揭示出唐代金银器的真实面貌。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200多件金银器皿使人们眼界大开，按用途可分为食器、饮器、盥洗器、药具、杂器和饰件，制作工艺多以捶揲成形，配以掐丝、铆焊、鎏金等，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出土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唐代金银器物。其精湛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华丽的纹样，展示出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崭新风貌和高度成就。何家村遗宝中带明确纪年、时代最晚的是刻有“开元十九年（731年）庸调”字样的银饼。

银香炉

江苏丹徒丁卯桥的银器窖藏出土银器近千件，包括烹调器、盛器、食器、饮器和饰件等。绝大多数器物上都刻有“力士”二字，器物的形制、纹样，表明它们是中晚唐时期的制品。

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器皿类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钵盂、瓶，还有菩萨像、宝函、如意、芙蕖、钵盂等。

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仅容器类就几乎超过以前所知唐代金银器皿数量的总和，埋藏时间应在公元8世纪中叶或略偏晚，展示了唐代前期金银器的整体面貌。江苏丹徒丁卯桥和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发现代表了唐代后期金银器风格，不仅建立起唐代金银器的完整序列，还反映了南方和北方的地区差异。

过去探讨唐代手工业制品，经常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的珍宝为资料，因为那些物品中有许多是当时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唐代精品。何家村遗宝的发现使这一状况得以改变，而法门寺的发现也填补了这项空白。东大寺正仓院珍宝的来源主要是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光明皇太后奉献的圣武天皇生前的宝物，部分藏品有入藏时留下的“国家珍宝账”等献物账。法门寺地宫内的宝物多来自皇室，咸通十五年（874年）镌刻的“应从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石刻记载着奉献的理由，物品的来源，器物的名称、数量、尺寸、质地、形状和特征。两批宝物和当时的记录分别代表了唐代前后期手工业产品，相得益彰地勾画出唐代手工业发展的轨迹。

金银器制作是唐代各种手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业，造型、纹样囊括了其他材质器物的主要特征。除了何家村、丁卯桥、法门寺三批重大发现，其他窖藏、墓葬、寺院遗址中的金银器，在隋唐、五代也明显增多。隋代李静训墓随葬金银器20余件。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发现16件银器皿，西安东郊沙坡村窖藏出土15件银器皿，江苏扬州三元路西金银器窖藏则出土大量金银首饰，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出土100余件银器。河南偃师杏园唐墓、陕西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唐墓、浙江临安明堂山水邱氏墓、洛阳齐国太夫人墓都出土有金银器。五代十国时期的金银器也发现一些，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浙江临安板桥吴越国吴氏墓和杭州雷峰塔都出土有银器。

这个阶段的金银器发现以窖藏出土为主，墓葬随葬品次之，也有塔基内出土的贡纳品。目前唐代金银器皿的发现状况是，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的制品主要出土于北方中原地区，能够确定的南方地区的遗物很少。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的制品出土于南方的数量大增。这些金银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器物的形制，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起居生活、风俗习惯；器物的装饰，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金银器的发展演变，不仅宏观地展示了唐代中国物质文化的历史，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社会的兴衰以及与外来文明的关系。

唐代金银器皿类的大量出现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唐朝经济发展以及管理机制的变化使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原料得到保证。《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金的府州73处，产、贡银的府州68处。采矿的经营分官府和私人两大系统，允许私人采矿是唐朝的基本政策。政府鼓励民间开采金银，并从税收中获益，促进了金银矿业的开发，金银产量之高前所未有。伊阳的一个银矿每年交税银就达千两之多，不少州府固定要交纳金银，也可以用银来代替其他税收。当时的银矿有的蕴藏很丰富，河南的桐柏围山城的银矿就有唐代至清代采掘的遗址。唐代银器经过测定的纯度都很高，一般在98%以上，可见唐代银的冶炼技术十分先进。政府征收金银时，一般用浇铸和锻造方法制成一定的形状，如铤、板、饼、锭等。西安市北郊八府庄出土一件银铤，呈长方形的板状，一面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使中丞臣杨国忠进”，另一面刻“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郡诸军事检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严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天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山西平鲁出土的金铤，有长条形、长方形和长饼形，其中长条形金铤刻有“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字样。何家村窖藏也出土很多银板、银饼等。从西安南郊出土的一件银铤所刻“打作匠臣杨存实作下作残银”可以看出，进入官府的普通银还会进行再次加工。

银铤

唐代皇室贵族对金银器的崇尚所导致的需求，直接促进了金银器的制作。唐初有人声称能制造出人工金银，大臣封德彝便引用汉代故事，向高祖李渊进言用金银器为食器可得不死。李德裕更直截了当地劝说敬宗李湛：“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他担任浙西观察使时，不遗余力地向皇室进奉金银器物。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大批金银器，不少用于储藏丹砂、石英、金屑、金箔等物，很可能与“延年益寿”的观念有关。从唐代明确规定一品以上的高官贵族才可以使用纯金的食器来看，当时对金银器皿的崇尚已经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之中，更增添了金银器的诱惑力。尽管考古发现在一品官以下的墓葬中也有许多金银器，可见政府关于等级的规定并没能有效实施，这反倒说明人们已有浓厚的益寿、升仙、等级意识，以致有些人敢于违规行事。对金银器的崇尚和求索，扩大了社会需求量，使金银器物成为宫廷斗争、外交活动、军事战争等方面收买、赏赐的主要物品。一些权贵人士也通过进奉金银器得到帝王的宠幸，金银器制造越来越精美。

作坊的兴盛为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力量。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十分明确的机构是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公元9世纪，唐皇室作坊文思院兴盛，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几乎被强制性地征调到官府服役。在官府作坊中，来自各地的有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加之原材料充足，生产条件优越，产品不计成本，故能全心全意地进行创作。官府作坊的产品制成后，参与者的姓名按身份由低到高刻在器物上，进行严格的监督、检验，产品质量极大提高。唐代还制定了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金银器制作者要学习四年并通过严格的考核，方能成为正式工匠；官府工匠的后代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至少在中晚唐时期，南方地区一些府州设有金银制造作坊。江苏镇江丁卯桥窖藏出土银器近千件，且同类器物重复率极高，绝大多数未经使用。许多器物造型一样、尺寸相同，显然是订做或出卖的商品，还有许多残次品、半成品以及大量作为原料的“银铤”等，应该是唐代浙西官府金银器作坊的遗物。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出土金银器约一百件，同类遗物亦大量重复，是个体作坊的产品。此类遗物是前所未见的。

外来文化则对金银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代的长安、洛阳居住着来自突厥、回鹘、波斯、吐火罗和粟特等国的人，他们享有与唐朝人一样的待遇，开设自己的宗教寺院，与中国人通婚，甚至当上唐朝的官吏。异国的商人们还乐于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城镇，以便直接获取自己的利益。都城长安的市场和河西走廊成为推销外国物品的主要地点，也是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外来物品给唐人带来了新奇和丰富的想象，启发、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唐代金银器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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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白银的造假、掺假方法

夹馅，又称吊铜、卧铁，多见于银宝、银锭及大元镯子的造假、掺假。其作假过程为：一是将银锭用钢锯锯开，挖去中间的银子，将铜填入后用焊灯焊好，再用白矾水煮使焊缝处变白即成；二是在铸造时将铜铁凝固到里边。鉴定这类银制品的方法除听音、称重等外，有时还需锯开。因银锭内包有铜、铁后，其声音一定不贯通，且高而尖，帮边底部虽有蜂窝但不自然，有的面部有肿起现象，体大质轻，用酒精烧传热慢。有了这些疑问时，就应锯开查看了。

包铜的银镯子比正常银镯轻，且硬而有弹力。经折弯即有皱纹，用錾子轻轻錾即可露馅。

灌铅也多见于元宝和银锭的造假。其作假过程为：在银宝翅下边或底部用钻挖空，将熔化的铅液灌入其中，然后用银将钻口补住，用锤锤平，表面与真元宝一样，翅下封口处多用戳记掩盖；从底部灌铅的，封口处的蜂窝因由人工改制，孔小洞大，浅而圆，不自然，敲击时发声沉闷，传热慢。其最大弱点是灌铅银宝遇火烧，宝锭未红铅即流出。

金银器是用贵金属制成的，而贵金属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保存价值，再加上金银器的制造极为复杂，因此，相对于其他质地的器物，金银器在时代上的伪作现象要少得多。一般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上作假，如以铜、铅等冒充金银或以鎏金银器假冒真金银器等，以此谋取高额利润。只要掌握了上述鉴定要领，假质地的金银器是不难被识破的。

近年来，在欧洲等地也出现了一些唐代金银器的复制品和仿制品。一般来说，复制品均按出土实物进行复制，其外形、纹饰均与原器酷肖，很容易迷惑鉴定者。若非对原器相当熟悉并进行过反复揣摩，是很难识别其真面目的。仿制器物的形制或装饰花纹一般都有所依据，但仿制时大多经过改绘或改型，然后拼凑成新的器物。这两类器物的作伪水平虽然都很高，但是只要掌握了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历代金银器资料、各时代金银器的器形特点、装饰特点及制造工艺等，然后对器物逐项观察分析、仔细揣摩，其作伪的破绽和漏洞就很容易发现了，自然可得出真伪的结论。

古朴沧桑的器物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金银器在数量、种类及形制、纹样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演变。

高足杯

隋代金银器发现不多，代表性的器物出土于李静训墓中，有金高足杯、银高足杯、银碗、银盒、银盘、银勺、银筷、金项链、金手镯、金指套等。其中金、银高足杯的形制不是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即便不是外来物品，也是仿造品。金项链和金手镯可能是西亚或中亚输入的产品，因为类似的物品曾发现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北印度地区。李静训葬于隋大业四年（608年），是一个年仅9岁的女孩。墓中除金银器外，还有珍贵的玻璃器皿等。李静训的曾祖父李贤，在丝绸之路重镇原州（今宁夏固原一带）等地任高官，其墓已在固原发现，墓中出土萨珊银器、玻璃器皿和镶宝石的戒指等。李静训墓中的金银器与她的家世有关，反映了中西商品贸易的交流已有多年的历史。

唐代金银器可分为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9世纪三个发展变化阶段。

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是飞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器类有高足杯、带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和折腹碗，蛤形盒也常见，还有壶、锅、铛、瓶等。其中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等器物在中国传统器形中很难看见。盘、盆类的器物以圆形为主，也有一些呈菱花形，少量为葵花形。壶类多带三足。

纹样盛行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边。花纹纤细茂密，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流行珍珠地纹，即在器物表面用圆錾刀錾刻出细密的小圆圈，排列整齐，作为主题纹样的地纹。另外，还流行宝相花、卷云纹、云曲纹等。此类纹样多与器物的形制有关，即纹样的样式与器体造型相适应，宝相花一般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如盒、碗、盘等，卷云纹和云曲纹多作为边饰使用。

器物的体积小，但比较厚重。绝大多数器物采用捶揲技术制成，器表先制出凸凹变化的纹样轮廓，再錾刻纹样，纹样錾痕粗深清晰而连续。许多银器通体鎏金。

唐代前期金银器兴盛的一个特殊原因，是受到随着丝绸之路繁荣而来的西亚和中亚等外来金银器的强烈影响。北朝迄隋，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已经较普遍对西域及西方诸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认识到中西之间商路的重要。唐太宗时打败了西突厥，在伊犁河下游、楚河、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一带置瑶池都督；又置昆陵、漾池二都护府，使这一地区归属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出征，大败占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扼制中西交通要道的吐谷浑，使之归顺唐王朝。贞观十三年（639年）侯君集进击高昌，次年高昌降，占据了曾使商胡被其遏绝的高昌之地。贞观十八年（644年）郭孝恪又以兵力迫使焉耆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郭孝恪及阿史那社尔率兵进击龟兹，次年即破。

唐朝金器

贞观年间，唐朝对西域的五次重大军事行动及其胜利，打通了唐王朝与西方交往的商路，为加强、巩固这一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东西通道，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自高昌移至龟兹，下统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龟兹归唐后，西突厥亦遣使来唐，唐太宗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内稳定，与西方诸国和地区之间大的冲突减少，中西交通成为经常性的活动。吐鲁番阿斯塔那191号墓出土的调露二年（680年）送波斯王“名册”、100号墓出土的永淳元年（682年）汜德达飞骑尉告身和延载元年（694年）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711年）张义君告身”，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查所发现的记有“波斯军”的文书，都表明唐朝与西方来往关系的密切。中西交通日益繁荣，必定会对西方器物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并带入西方的器物。唐代及以前发现的外国输入的金银器，在唐初显露出对金银器制造的影响。西方盛行的捶揲技术逐渐被唐代工匠掌握，有些器物在器胎上嵌贴凸凹起伏的花纹片使整体为半浮雕式，更是直接学习了中亚粟特、西亚萨珊和地中海沿岸东罗马等金银器皿的做法。

公元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是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成熟阶段，基本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进程。这个阶段高足杯、带把杯及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式壶，流行葵花形的盘、盒，器体多作四五曲花形，忍冬纹、葡萄纹、三角纹、绳索纹、卷云纹、云曲纹基本消失。宝相花纹仍可以见到，折枝纹、团花纹兴起。纹样更为写实，分单元布局，留出较多的空白，显得疏朗大方。少数器物上虽然尚残留与西方金银器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直接来自西方金银器的影响，继承的是前期器物的特点，并有所发展。器物的形制和纹样多是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创新作品。

公元7世纪中叶，唐朝的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富裕丰足，浮华、奢侈之风渐起，尤以统治阶层更甚。鉴于金银宝物的泛滥，唐玄宗继位后，为维护、巩固李唐的统治，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的《禁珠玉锦绣敕》中称：“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今付有司，另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用。”《隋唐嘉话》载：“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复御用也。”可知开元二年以前，至少在皇室内有大量的金银器物。开元初，毁化金银器为铤，必然会使金银器制作业受到打击。唐代金银器这一停滞期究竟有多长，目前无法准确推断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唐朝国势强大和经济繁荣都达到了高峰，学术、文化出现了各种流派、风格，这一社会背景自然会对金银器的创作产生影响。在金银器制造技术方面，中国工匠已经掌握了诸如捶揲等西方工艺，又经历了从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百年间的生产实践，完全摆脱了西方模式而按自身民族化的方向发展。新一代工匠所受的盛唐文化熏陶，与早期工匠受“胡化之风”的影响不同，当金银器制作再度兴起时，就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了。

南北方风格的差异

隋和唐初的开放精神，使传统风习中增加了许多标新立异的事物。总体上看，唐初金银器制造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公元8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中国化过程。生产制作情况是：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主要由北方中原的中央官府和皇室作坊生产，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唐代金银器，代表着正统风格；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地方官府和民间私营作坊兴起，并主要出现在南方地区。

如同唐代陶瓷器等其他遗物都有南北两大系统一样，金银器也显示出区域性风格。不过，金银是珍贵而高级的用品，原料的开采、冶炼受到地区条件的限制。器物制作工艺复杂，只能在特定的地区由少量专门工匠承担，产品供少数人享用，因此金银器的南北区别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唐代前期金银器主要由官府控制生产，优秀的工匠为中央和皇室所录用，产品的统一性很强。无论考古发现或史籍记载，都证明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金银器制作中心在北方。西安是唐代都城所在地，也是金银器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

“文思院造”的金龟

金银器南北风格差异，根据目前资料只能比较清楚地了解中晚唐以后的情况。“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文化大规模南移，金银器的制造随之在南方地区开始兴盛。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的不同使人们的审美意识产生差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制作者为自身利益而迎合社会需求，逐渐显露出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和以江浙为中心的南北两大生产地，但金银器形制、纹样和制作上的南北风格，并非完全不同。对考古出土的遗物，目前尚难确定隋和唐代前期产于南方的金银作品。各地的工匠受中央官府征调，也使地方的作品进奉到中央，使器物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即便是中晚唐以后，南北便利的交通和频繁的往来，也不会形成明显的区域性文化差别。所以，只能从总体看到不同地区金银器的群体特征。

北方金银器产品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大量存在，其中最主要的是刻有“文思院”字样的器物。“文思院”是皇室作坊，职责非常明确，主要就是制造金银器，故毫无疑问这些器物制作于北方地区。带有“文思院造”字样的器物有银盐台、银茶碾子、银茶罗子、五足银炉、银如意、银手炉、素面圜底金碗、银锡杖。此外，明确制造于北方地区的器物还有陕西蓝田杨家沟出土的双凤纹花瓣形银盒，盒外底部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陕西西安西郊未央区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宣徽酒坊银注壶，器物圈足内的器底刻有“宣徽酒坊咸通十三年（872年）六月二十日别敕造七升地字号酒注壹枚重壹百两臣杨存实等造监造番头品官冯金泰都知高品臣张景谦使高品臣宋师贞”字样。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宣徽酒坊莲瓣纹弧腹银碗，碗外底刻有“宣徽酒坊宇字号”字样。陕西西安和平门出土的左策使宅茶托，圈足内侧刻“左策使宅茶库金塗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这些器物形成了公元9世纪北方中原地区器物群。江苏镇江丹徒丁卯桥出土的950余件银器、浙江长兴下莘桥出土的100余件银器、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38件银器，是目前南方地区主要的三批遗物。将北方中原地区器物群与南方器物群相比较，就能看出金银器物制作的原材料、工匠集团、生活习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北方与南方器物存在差异。

中晚唐的金银器皿普遍流行多曲瓣器形的做法，南北风格并不完全相同。南方器物的曲瓣十分醒目，如丁卯桥的素面多曲银碗、素面菱花形银盘、双瓣葵花银茶托、葵花形银茶托，刻意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口沿凸凹明显，整体造型如盛开的花朵。北方产品中的曲瓣却比较含蓄，如法门寺的折枝纹葵花形银盘，虽然也都是五曲瓣形，但分瓣处只是微微内凹，整体感觉仍是圆形。两者之间的微妙区别能从大量器物的比较中感受出来。

第三节　宋元金银器

金银器的商品化

在具体的运营机制上，两宋时期的金银行业采取了完全放开的政策，更为灵活通便，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宋初，金银采冶业主要靠民营，官府虽不具体经营，但在重要矿冶中心均设有“监”、“务”等管理机构，主管征税事务。南宋时，朝廷诏江浙金银坑冶，允许百姓自行采冶金银，以十分为率，官府收取二分，其余八分任由采冶者自由买卖交易。比之北宋时，金银采冶者的利益空间又有扩展。

两宋时期，丰富的矿藏资源和顺乎形势的管理机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巨大开采能力，成为商品化金银器大量涌现的重要前提。

由于宋代金银器制作业多为民营，故有不少作坊和工匠为了维护商业信誉或行业竞争，往往要将坊、匠名及产地，刻印于金银器上，似有标榜名牌产品的意思。如四川德阳出土银器上有刻镌或书写的“周家造”、“孝泉周家打造”、“庞家造洛阳子昌”等；江苏溧阳平桥银器上的“李四郎”、“张四郎”等；浙江永嘉宋代窖藏银器上的“蔡景温铺”、“兴贤吴铺”、“京溪供铺记”、“陈宣教”、“任七秀才造”等；成都彭州窖藏金银器上的“张十二郎记”、“吉庆号”、“罗祖一郎”等。宋代金银器上多见自许的“郎”的工匠称谓，一般认为这是同唐宋时期民间男子多以辈次称郎并冠以姓氏的风俗相一致的。此外，在银器上还常有标明成色的记录，如“吉家煎银十分”、“周家十分”、“汪家造十分”、“张家十分”等。有的银器亦有使用者或收藏者等表明所有权的铭记内容，如“沈氏行状”、“沈宅”、“马氏妆奁”、“冯宅”、“陇西郡董宅”、“史氏妆奁”、“东海郡逝娘置”等，都应属特意定制的商品。

银矿石

既然是商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这就促使金银工匠要不断创新，制作出为人们喜爱的各式新颖产品，以适应需求。如福建邵武故县出土錾刻《踏莎行》词的宋代鎏金八角杯、江西乐安发现的分别刻有王禹《黄州竹楼记》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两件银牌，其款记卓有文采的诗文内容及抑扬有致的书法意味，已充分展现了作者不凡的人品修养和独特的个性，故其已非一般物勒工名式的匠作款，而是具备极高文化品位的艺术作品题款了。由此不难想象，在宋代金银器商品化竞争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适应不同文化层次需要而竭尽巧思的制品，借以维护并巩固自身的商业名誉。

宋代金银器的商品化，还可引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的记载为证，当时首都临安一地，“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行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看垛钱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炫耀资本，另一方面也以此清算债务。金银器的自由经营，也使金银器的使用大有泛滥之势，以至宋汴京（今开封）会仙酒楼中，“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甚至连脚店三两次打酒后，酒店“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此。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唐代晚期，金银制造业南方系统的崛起，成为宋代金银工艺持续发达的起点。诚如北宋大臣富弼所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按：即两浙、江东、江西、淮南、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便之然尔。”

正是由于两宋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普遍、高度的发展，具体反馈到贵金属制造业，则表现为东南乃至全国金银原料收入量史无前例地提高。据元丰元年（107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25个州的金矿收入量达1万余两，银矿年收入量更高达21万余两，其中南剑州、信州、潭州和虢州四州银产量最高，已达全国总收入量的66%。所以南宋时，汉族政权尽管退居南方，但金银制造业并没有明显的衰落迹象。不仅如此，在灵活机制的激励下，单就白银而言，南宋半壁江山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北宋统一时期全国的总量。迄今所见，存世南宋或南方出产银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北宋或北方银器，就是很好的证据。

金代银器盖

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宗宋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几乎都集中于长江流域，如1959年四川德阳宋代银器窖藏出土银瓶、匜、尊、壶、盏托、杯、炉、盒等100余件；1960年，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北宋元丰元年王安礼施舍银函；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银瓶、盒、盂、盘、盆、碗、盏、高足杯、钵、缸、渣斗及金镶玉钱等20余件；江西彭泽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易氏八娘墓出土浮雕花叶纹金耳环、镂刻双狮戏球及缠枝花纹银梳；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霞帔金坠（简报定名为鸡心形饰）、蝌蚪形金饰、龙凤如意金簪、金丝栉背及鎏金银盒共10余件；1977年，江西乐安南宋银器窖藏出土盘、杯、瓶、壶、匙、勺及刻有北宋王禹偁《黄州竹楼记》与欧阳修《醉翁亭记》内容的银牌；江西遂州北宋郭知章墓出土金佩饰13件；1980年，福建邵武故县宋代银器窖藏出土杯、盘、盅、碟、勺、镯、袖箍、钗、簪及其他佩饰共140余件；1981年，江苏溧阳平桥宋代银器窖藏出土盏、碟、盘、盆、瓶、盒等27件；1985年，湖北蕲春宋代金器窖藏中出土簪、钗、首饰冠花、带、耳坠、铤等共50余件；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银瓶、鎏金舍利瓶、鎏金银塔、银葫芦等；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金簪、银丝盒、八卦纹银杯、八角形银杯、银碗、银梅瓶等；1991年，四川绵阳银器窖藏出土盏托、盘、盏、瓶、壶、盆、盒、耳环、鼎等共35件；1996年4月，成都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杯、碗、盏、钗、簪等27件，银碗、盘、杯、盏、瓶、壶、盆、钵、盏托、熏炉及各类首饰共323件。能与上述不完全统计的宋代金银器在南方的大宗出土记录相符的发现，在北方只有1969年河北定县两座北宋塔基出土的金棺、银椁、银塔和缠龙银瓶等。此外，山东莒南宋代银器窖藏出土钵、匝、盏、碗及鎏金银狮也堪称是一次比较重要的发现。但这两宗发现在整体上也都还难与南方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相提并论。

金代银盘

平民尚且如此，统治阶级更是奢华侈靡。宋朝统治者虽然多次颁发禁断金银器的诏令，但都是一纸空文。如南宋孝宗赵眘虽然严申禁断金银器，但到了淳熙八年（1181年）赵构生日时，却一次密进黄金酒具二千两。可见，金银禁令虽严，皇室却不在禁断之列，一纸空文又难以对民众有所约束。

金银器天生娇贵，自古以来都是权贵皇族特享的奢侈品。然而，自唐代晚期开始，随着南方金银制造业的崛起，金银器已经开始步入民间。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金银器全面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乃至酒楼妓院及稍有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也能无所顾忌地使用金银器，以往笼罩在金银器之上的神秘而尊贵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因此，宋代商品化金银器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金银器由贵族阶层走入民间社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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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的种类和收藏方法

饮食器中有杯、盘、壶、盏、碗、提梁壶等；盥洗器中有匝、盆等；陈设观赏器中有薰炉、香薰、瓶、挂屏、盆景等；宗教祭祀器中有造像、葬具、法器等；颈饰有项链、顶圈、排圈、长命锁等；耳饰有耳环、耳坠等；胸腰坠饰有腰链、腰带、腰牌等。

藏友们在收藏金银器时一定要注意金银器藏品需要保持其完整性，像银手镯、筷子就必须成对购买。又如颈饰中的项圈与长命锁最好完整收藏，如果头饰、发饰、颈饰和手饰等是配套的，也最好别买单件，因为收集或投资全套金银器的价值将远远超过单件之和。而实用性较强的金银饰品，更要注意保持其功能性、艺术性，以不缺不残的原配件为佳。此外，金银饰品放置年代久后，必定会有一层氧化后形成的泛黑包浆，平日要注意用酒精或不含氟的牙膏等化学成分较少的清洁剂清洗。在收藏中，还要避免挤压，因为金银饰品质地略显柔软，用力过大，就会导致金银饰品的变形，影响其整体的美观程度。

辽国金银器

两宋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西夏、金、大理等国的金银器也较多，其制作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金器的影响，同时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其中以辽代金银器的发现为最多，在内蒙古、辽宁、吉林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

1979年，内蒙古赤峰市洞后柯辽村辽代窖藏中发现了两件鱼龙提梁壶和一件鸡冠壶。鱼龙提梁壶又叫摩羯提梁壶，摩羯以龙首鱼身为特征，曾是印度传说中的异兽，传入中原以后，又与民间流行的“鱼龙变化”的说法相结合。摩羯纹是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纹饰，传入宋代后，契丹人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将提梁壶腹部制作成直立的鱼龙一对，这是模仿唐代银器而做的。

鸡冠壶，又叫马蹬壶，是契丹民族的形制，造型仿契丹族的盛水皮囊，以适应游牧生活便于马上携带，呈底大上收的皮囊状，银壶的两侧壁由底向上收合，前聚成向上直伸的圆形壶口，后侧聚成上缘呈鸡冠状的扁耳，耳上穿有用于挂系的圆形透孔，原可能有一链与前面的壶口上盖子相连，但现已散失。由于底大上收，全壶造型稳定，不易倾倒，壶口小而颈长，因此壶体摇动时，壶内的液体不会泼出，看来这件银壶是为流动性很强的马背生活的人们而精心设计的。

鸡冠银壶

鸡冠银壶虽然形制是契丹民族的，但仔细观察，发现壶壁上錾饰卧鹿，并衬托山石花草及鱼子纹，显然是从唐代移植而来的。类似的现象在辽人早期的金银器中屡有反映。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辽墓出土的猎豹纹鎏金银盘和錾花透雕金带饰都有唐代遗韵。而辽宁建平、新民辽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如凤形金耳饰、人物鱼舟金簪、金镯、银花银冠等，均为辽境工匠制作，地方民族色彩很浓厚，凤凰、孔雀等禽类纹饰仿唐制。

辽代晚期金银器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窖藏和库伦旗墓葬中的八棱錾花银执壶、柳斗形银杯、荷叶敞口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海棠形錾花银壶等，则完全是中原形制。特别是库伦旗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银带，隐起的行龙和云纹都是宋代模式。辽代金银器的演变过程，反映了辽金银器日益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银盏托

在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陈国公主和驸马的葬服各具特色。公主脸上覆盖的金面具，纯金制成，呈半浮雕状，按公主生前的面貌而制，脸型丰满，抿唇，上额舒展，呈现出契丹族年轻女性的特点。头戴高翅鎏金银冠，采用银片锤制焊接成型，为圆筒形弧顶高冠，通体鎏金，以镂空手法在冠体镂饰繁复的纹样。冠的左右两侧各竖立一弧形长翅，上饰云凤纹，冠的正面镂雕双凤纹，正中上方为一颗火焰珠，周围衬以卷云纹和缠枝花叶纹，连绵蔓卷布满银冠。冠顶有一双层莲花座，上端坐一拱手的道教造像，这反映了契丹族是一个崇佛信道的多信仰的民族。公主双耳戴珍珠、琥珀缀饰的金耳环，颈挂银丝串边的珍珠项链，腰系金跨丝带一条，丝带已朽，仅存八件龙纹金带跨。腰部左侧挂有一镂空金荷包，由两片形状大小粗细的扁桃形金片以细金丝缀合而成。公主左右手共戴十一枚錾花金戒指，左腕套缠枝花纹金镯一对，右腕套双龙纹金镯一对。脚穿银靴一双，银靴用薄片锤成两片靴筒和一片靴底，然后用银丝缀合而成。在靴筒两侧各錾展翅飞翔的凤鸟一对，四周饰以变形云纹，靴面左右又饰一只长尾凤，昂首展翅，所錾纹饰线条自然流畅，布局协调优美，部分纹样鎏金，更显得银靴的精致考究。公主随葬的这些金银饰品，数量可观，工艺讲究，反映了契丹贵族奢华的生活。

驸马的金面具颧部突起，下颌尖削瘦长，面容安详，为契丹贵族男子的形象。头上所戴的鎏金龙珠纹银冠，与公主所戴的颇不相同。金冠由16片镂刻的银片重叠组合，银丝连缀，插入冠箍。每片银片大体上呈如意云形，上饰卷草纹、云纹、鳞纹等，均镂刻鎏金。冠体正中有一银片饰道教人物形象。冠的正面饰有对凤，用银钉钉缀，围绕对凤的上下左右，缀以鎏金银圆形冠饰，共22件，各饰件上錾刻有凤鸟、鹦鹉、鸿雁、火焰、花卉等不同纹样，内容丰富。驸马腰系金跨银锃蹀躞带，蹀躞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流行的饰件，用于悬挂各工具或饰品。此带右侧下方挂有錾花银囊、玉柄银锥、玉柄银刀各1件，左侧则挂有錾花银囊、琥珀银刀等物。其中玉柄银锥，配有鎏金银鞘，出土时银锥头仍尖锐无比。

除上述两套金银葬服外，墓中还出土金花银盆、银盏托、银鞍、银唾盂、银粉银奁盒等。整个墓葬中的随葬品用金约1700多克，银约1万余克。叩开辽墓之门，简直走进了一座金银宝库，这些金银器在花纹图案、凸花、镂空等制作工艺上，受唐代和同时期宋代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同时在造型、连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点。

此外，1992年7月1日，被盗的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族罕庙苏木的辽代皇族显贵耶律羽之墓，200多件珍贵文物被追缴回来，其中金银器数十件，主要为生活用具，食器和马具如双鱼鸿雁纹五曲金碗、鎏金孝子图折肩罐、鎏金高士图七棱杯、鎏金双凤纹五曲银盘、鎏金双鸳团花银渣斗、鎏金龙纹万岁台银砚盒、鎏金摩羯纹银碗、鎏金绶带花结亚字形银盒和鎏金双狮纹菱弧形银盒等。根据墓志上太宗会同四年（941年）的纪年，可知这是最早的一批辽代金银器。其中有件鎏金龙纹万岁台银砚盒很特别，龙呈浮雕形，下饰大海，盒上方书“万岁台”三字，内装砚台，砚台内放置一根箍有银饰的毛笔。从“万岁台”三字和龙纹来看，此砚应是皇帝的御用品，可能是辽太宗耶律德光赐与宰相耶律羽之的。

精美绝伦的元代金银器

元代短暂的统治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元代的金银器时代色彩并不十分突出，而是更多地沿袭着以往不同的习俗。游牧民族地区的简洁、实用，中原及南方的汉民族的细腻、精美，是当时金银器的突出特点。

明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南方向北方进军最终夺取政权的帝国。明代金银制品的制作中心在宫廷内和长江中下游，许多器物体现的时代、民族特征清晰，政治、宗教色彩较浓。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保留的皇室金银器最为丰富。明清的金银器具多镶嵌宝石，注重华美，陈设用品增多，制作巧妙，工艺精湛，更有文玩趣味。

能够代表元代金银器制作水平的还是南方的金银器，虽然种类、形制、纹样和制作与宋代金银器多有相似之处，但种类中增加了很多的陈设、文房和梳妆用具，而且更为精美、生动，具有很高的艺术装饰性和观赏价值。

元代的金器较宋代多见。吕师孟墓有金器五件（组），合肥窖藏有金碟6件、金杯4件；临澧窖藏有金杯7件（其中单耳瓜形金杯、葵花式金杯、梅花式金杯2件、鼓腹圆金杯2件、高足雕花金杯）。其中，吕师孟墓中的金盘、金带饰最为精致。特别是金盘，采用如意头式花瓣纹组成菱花造型，边缘凸起。满盘錾饰十六朵形态各异的花朵及连绵的缠枝叶蔓。金盘盘体由四个如意头式花瓣两两相对，构成优美的菱花形。盘心有四个组合在一起、凸出于底面的小如意头式花瓣，有“事事如意”之意，同时饰以牡丹、月季、石榴、莲花、菊花等十六朵形态各异的花朵，并以缠枝叶蔓将花朵连接起来。这件金盘以纯金制成，成色达95%，是一件难得的元代金制器皿。工艺制作是先用金片捶揲出花瓣构成的基本器形，边缘凸起，线条流畅，再在盘内錾刻繁花似锦的花卉，使盘的整体层次分明，富于变化，具有浮雕效果。这件苏州一带有代表性的金制品佳作是用于陈设观赏的。金带饰的方形边框内以捶揲和镂刻技法做出高浮雕状缠枝花果，花果共五个，中间一个，四角各一个，形象逼真，排列有序。花果间以悬浮于底面的缠枝叶蔓连接，异常精美。缠枝叶蔓大都游离于底面之上，花果也高高凸起，细部精心雕刻。由于采用了高浮雕的技法，立体感、厚重感极强，充分显示出黄金细工特有的表现力。同类饰物在墓中共出土7件，有的为长方形，制法、纹样基本相同。

对金器的追求使得鎏金银器也依然盛行。吕师孟墓出土的鎏金银盒为多曲花瓣形，盒上托一浅盘，盘中央錾刻双凤纹，盒外壁錾刻牡丹，纹样鎏金。湖南益阳关王村银器窖藏发现有鎏金瓜棱形银盏、鎏金高足杯、鎏金龙錾银杯。福建泰宁窖藏发现有鎏金瑞果纹圆形银盘、鎏金云龙纹椭圆形银盘、鎏金狮戏绣球纹八棱体银盘、鎏金夔龙狮球纹八棱体银杯、鎏金行龙折枝花卉纹银杯、鎏金“寿比仙桃”银杯、鎏金香草龙纹银耳投壶，工艺十分精细，鎏金的部位极其精确，很少溢出。

錾花鎏金银壶

元代的高足杯是非同一般的器物，不仅多为金制或鎏金，也是北方少量器皿中最多见的器类，且南北都有，很值得关注。北方的高足杯器形较大，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墓葬出土的金高足杯，侈口，深腹，高圈足，口沿和圈足底边为卷棱，口径10.5厘米，高14.5厘米，底径6.2厘米，重153.3克。乌兰察布盟征集的高足杯与之相同，还装饰着花纹，口沿和圈足边饰化纹带，腹部錾刻四组花纹，内底有荷花。南方的高足杯则矮小而精致。益阳关王村窖藏发现的鎏金银高足杯，浅弧腹，口沿和圈足底边饰卷草纹带，杯腹内饰繁茂的花叶，内底饰两枝折枝花卉。其高7.5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2厘米、足高3.8厘米，重75克。临澧新合窖藏发现的金高足杯口径5.2厘米，高仅6.5厘米，形制更接近唐代的高足杯，纹饰却有了许多不同，上腹部以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下腹部和圈足的上部饰蕉叶纹和水波纹。

金坛窖藏里的梵文银盘是少见的时代特色突出的器物，在目前已发现的元代银器中尚属孤例。盘口沿刻一周回纹，内底中间敲制出八瓣仰莲，花芯和莲瓣内压印梵文，莲花周围饰以法器降魔杵。这件银盘的纹样均采用佛教艺术的题材，是十分罕见的器物装饰，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神秘色彩。银盘外底刻阿拉伯回历纪年铭文，是回历714年1月（1314年）的纪年，为元代中期。

银碟

元代南方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承继着宋代的风尚，模仿佳花瑞果的器物更加逼真。临澧窖藏中的瓜形金杯，杯身如半剖的香瓜，做出瓜棱、瓜脐，以瓜叶上托出的小瓜为柄，形象生动。吕师孟墓中的水盂体呈柿形，盖如柿蒂，盖柄如柿梗，盖下接小勺，既实用又具观赏性。不仅杯、碗、盘、盒的口、身等形制仿梅花、莲花、菊花、葵花、荷叶，追求赏心悦目，甚至有些器物的把柄也只是为了装饰，并无实用功能。益阳关王村窖藏的鎏金瓜形银杯侧边以镂空的如意几何为把，鎏金圆杯以飞龙为把。临澧新合窖藏的瓜形金杯以瓜叶上托一小瓜作环把，瓜形银杯以三片瓜叶附以弯曲的瓜藤作环把，银杯外附兽形把。此类把多为装饰，不能受力承重。此时的动物形象也十分生动。金坛窖藏器物中的蟠螭银碗外壁饰一浮雕蟠螭，螭首伸出盏口成为提手。螭双臂扶沿，前爪搭于沿边，螭体环绕碗身。内壁阴刻云雷纹。外沿下刻“范婆桥西徐二郎花银”九字，为私人作坊产品。此碗利用外壁装饰的蟠螭使器物造型显得厚重而活泼，富有生机，为元代银器中的精品。

元代的银制妆奁用具比宋代更加精美和完备。安徽六安夫妇合葬墓以菱形刻花百子银奁盛装梳妆用具，银奁内置三层：第一层装铜镜一面；第二层装木梳一把、银粉盒四件、铜粉具一件；第三层装银胭脂碟一件、银粉缸一件、银胭脂罐一件、银粉盂两件、银粉具两件、银蝴蝶饰一件、银狮形饰一件，以及有柄铜镜一件、角梳四把、黑漆盘一件、钱币四十枚。这些银器与福州南宋黄昇墓所出多有相同，而装有各种梳妆用具的菱形刻花百子银奁又与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近似。张士诚为元代末年一度割据姑苏的吴王，其母曹氏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均为元代的高级用品，特别是齐全、成套的梳妆用具，弥足珍贵。六瓣葵花式的大银奁也分三层，内盛银镜、银粉盒、银梳、银篦、银叉、银匕、银柄刷、银水罐、银剪刀、银碟等，还有金银钱四十八枚。这应是元代贵妇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

曹氏墓的银镜架更是难得的发现。镜架由前后两个支架交叉组成，后架为主体，上部为如意式顶背，雕镂双凤戏牡丹图案和卷草纹，顶端是阔叶衬托的葵花；中部的正中为团龙，龙两侧雕镂牡丹，牡丹上下镂有菱形窗式图案；底部为横梁，以可活动的方板与前支架相连并起固定支架的作用，板心的六瓣花形边框内饰浮雕状花鸟。前架上横梁置活动方板，方板的另一端以双钩勾连后架，形成斜面承放镜体，板心的六瓣花形框内锤出浮雕状玉兔、蟾蜍、灵芝。架体横梁的两端均饰云头。银镜架仿木制框架结构，设计新奇。其装饰技法是在支架上包镶银皮，再在银皮上敲制出精巧的纹样。后支架上、中部的装饰系一块银皮制成，竖杆、横梁处捶打成半弧形，錾凿而成的繁缛细腻的纹样看上去犹如模制，足见工匠的手法娴熟，功力极深。所饰的团龙、牡丹及鸟雀花草等纹样，象征着至高无上、富贵荣华和喜添祥瑞。此银架用于承镜，既可立放，又能折合，设计精巧，美观实用，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元代银器精品，也是元代银器工艺的代表作。

元代是很注重金的成色的，钱裕墓的金器无论出自“邓万四郎”，还是由“陈铺造”，都特别标明成色为“十分赤金”。许多金银制品上也刻有制造作坊和工匠的名字，如合肥窖藏中发现的三件金碟、四件金杯、五件银壶上均刻有“章仲英造”的铭文，四件刻“至顺癸酉”，四件刻“卢州丁铺”。“至顺癸酉”为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这是一批制作工匠、作坊、时代明确的遗物。钱裕墓出土金银器以素面器物为主，形制多样，是元代民间的日常生活用品，金杯、簪、箍形饰压印有“邓万四郎……金”，金带饰三件和银瓶、银盒、银匝、银唾盂、银筷、银匙、银匕压印有“蓧桥东陈铺造”或“陈铺造”字样。虽然“邓万四郎”和“陈铺造”分别出现在不同的物品上，但带流杯底和木梳银栉背压印有“陈万四郎”，或许二者为一家，金银器皿、饰品都制作。而无官的乡绅所能置办的家用当在本地制作。金坛县湖溪窖藏发现的五十余件银器多带有“沈万贰郎”、“董乙郎”、“林子成”、“张四郎”、“陈子禾”、“朱五郎”等银匠的戳记。银镯还带有“集庆阳四”、“金陵姚记”、“高口记”、“鲍浪记”、“花银”、“十分银”等银铺号和银子成色的印记。此外，还有“时宅行嫁”、“葛华甫宅顿丘郡记”、“范婆桥西徐二郎花银”等字样，足见元代民间的银器制造延续着宋代的风习。根据这些铭文，可确认一些名不见经传、却留下优秀作品的工匠。元代还出现了一些技艺超群且留下姓名的工艺大师。浙江嘉兴的朱碧山，以善制精美的银器而颇负盛名，作品曾受到元代文人的歌咏称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带有“朱碧山”题款的银槎是体现其造诣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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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分类与计量方法

1.黄金的分类

黄金分布的范围很广，存在于铜和铅矿中，存在于石英矿中，存在于河流的沙砾中以及硫化矿中（硫化铁）。其实海水中也有惊人的金矿含量，但是利用海水来采集黄金是非常不经济的。

黄金按其来源的不同和提炼后含量的不同分为生金和熟金。

（1）生金。生金亦称天然金、荒金、原金，是从矿山或河底冲积层开采的没有经过熔化提炼的黄金。生金分为矿金和砂金两种。当矿石含有天然金时，金会以粒状或微观粒子状态藏在岩石中，通常会与石英或硫化物的矿脉同时出现，这称为脉状矿床金或岩脉金。天然金也会以叶片、粒状或金块的形式出现，它们由岩石中侵蚀出来，最后形成冲积矿床的沙砾，称为砂矿或冲积金。冲积金比脉状矿床的表面含有更丰富的金，因为在岩石中的金与邻近矿物氧化后再流入河流，借助流水作用形成金块。

（2）熟金。熟金是生金经过冶炼、提纯后的黄金，一般纯度较高，有的可以直接用于工业生产，常见的有金条、金块、金锭，各种不同的饰品、器皿、金币以及工业用的金丝、金片、金板等。由于设备等多种原因会导致黄金成色不一。

对熟金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

①根据成色的不同，可把熟金分为纯金、赤金、色金三种。经过提纯后达到相当高的纯度的黄金称为纯金，一般指成色超过99.5%的黄金。赤金和纯金的意思相接近，但因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赤金的标准有所不同。国际市场出售的黄金，成色达99.6%的称为赤金，而中国境内赤金的成色一般为99.2%～99.6%。色金，也称次金、潮金，是指成色较低的黄金。由于黄金中其他金属含量不同，成色高的达99%，低的只有30%。

②根据含其他金属的种类和数量不同，熟金可分为清色金和混色金。若黄金中只掺有白银成分，不论成色高低，此类黄金统称清色金。清色金较常见于金条、金锭、金块及各种器皿和金饰品等。天然金通常含有8%～10%的银，银含量超过20%的可称为银金。银含量越高，颜色就越白，重量也越轻。混色金是指黄金内除含有白银外，还含有铜、锌、铅、铁等其他金属。混色金又可分为小混金、大混金、青铜大混金、含铅大混金等。

2.黄金的计量方法

市场上的黄金制品成色标识有两种：一种是百分比，比如G999等；另一种是K金，比如G24K、G22K和G18K等。国际上对黄金制品印记和标识牌有规定，通常要求有生产企业代号、材料名称、含量印记等。

（1）黄金纯度计量方法。

①用“K金”表示黄金纯度。黄金饰品通常分为足金与K金。K（开）金是指黄金与银、铜等其他金属按一定的比例融合而成的合金，“K”是国际上用来表示黄金纯度（即含金量）的符号。一般来说，K金含银比例越多，色泽越青；含铜比例大，则色泽为紫红。我国的K金在新中国初期是按每K含纯金4.15%的标准计算的，1982年以后，已与国际标准统一起来，每K（英文carat、德文karat的缩写）含金量为4.166%。计算K金成色的方法为：

成色=K数×4.166%

市场上交易的K金多为24K金、22K金、18K金、14K金等几种（表1）。纯黄金成色为24K，含金量=24×4.166%=99.984%。

表1　黄金的成色

②用文字表达黄金纯度。有的金首饰上或金条金砖上打有文字标记，规定足金的含金量不小于990‰，通常是将黄金重量分成1000份的表示法，如金件上标注9999的含金量为99.99%，而标注为586的含金量为58.6%。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中交易的黄金主要是9999与9995成色的黄金。

③用分数表示黄金纯度。

例如，标记成18/24，即成色为18K（750‰）；标记成22/24，即成色为22K（916‰）。

④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黄金纯度。

例如，99金表示“足金”，999金表示“千足金”。

（2）黄金重量计量方法。与任何物品一样，无论是金块、金条或金币，黄金都有其重量规格。

黄金重量的主要计量单位为盎司、克、千克、吨等。国际上一般通用的黄金计量单位是盎司，在中国习惯于用克作为黄金计量单位。由于世界各国黄金市场交易习惯、规则与所在地计量单位等不同，各国黄金交易的计量单位也有所差异。全球黄金市场上较为常用的黄金计量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金衡盎司。国际上计算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的基本单位是金衡盎司，也称“特洛伊”盎司。

盎司旧称“英两”，系英制中的计量单位。金衡盎司是盎司中的一种，是专用于黄金等贵金属商品的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关系为：

1金衡盎司=31.103477克=0.62207市两（中国10两制）

=1.09714常衡盎司

②司马两。司马两是目前中国香港黄金市场常用的交易计量单位。

1司马两=37.4285克=1.203354金衡盎司

③市制单位。市制单位是中国黄金市场上常用的计量单位，现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用克为单位。

1市斤=10两=500克=16.07536金衡盎司

杆秤1市斤=16小两=500克

④日本两单位。日本黄金市场使用的交易单位为：1日本两=3.75克=0.12057金衡盎司

⑤托拉。托拉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主要用于南亚一些地区黄金市场，如新德里、孟买、卡拉奇等。

1托拉=11.6638克=0.375金衡盎司

第四节　明清金银器

皇宫帝后的龙凤冠

明清金银器制作空前发展，明朝在内廷设银作局，清朝养心殿造办处专门为宫廷制作金银器，以供皇族享用。金银器技艺集前朝之大成，一件器物往往采用多种复合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娴熟程度。金银器风格日趋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浓厚，讲究装饰艺术，器形雍容华贵，宝石镶嵌色彩斑斓，龙凤图案尤为盛行，象征着皇家的高贵与权势，形成了明清时期独特的金银器风格。

目前，出土的明代金银器以北京定陵出土的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共出土500多件，有金丝冠、金凤冠、金壶、金碗、金盒、银盘、金钗、金笄、金镯等。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陵墓，营建历时6年，耗银800余万两，极尽奢侈豪华，在殿棺、尸体周围放置了大量的金银器、玉器等珍玩。

龙纹金丝冠，通高24厘米，薄如蝉翼，轻似纱冠，采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檐内外镶有金口，冠的后上方高耸的部位，精心设计两条金龙，盘绕在透明的金丝网面上。金龙左右对称汇合于冠顶部，龙首在上方，张口吐舌，龙身弯曲盘绕，呈现动势，双龙首中间有一圆形火珠，构成了双龙戏珠的图案。整个金冠双龙飞舞，雄猛威严，象征着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的唯一的帝王金冠，堪称国宝。

金冠结构巧妙，工艺精湛，所采用的金丝直径仅0.2毫米，纤细如发，编织紧密，孔眼均匀，几乎找不到金丝接头的痕迹。龙身则以粗金丝为骨，采用掐丝、垒线、码丝的方法，然后进行焊接，呈高浮雕鳞片状，鳞甲分明，龙鳞共8400片。龙头、爪、背鳍采用錾刻的方法，呈半浮雕形。金冠的制作采用了搓金丝、掐丝、编织、填丝、垒丝、錾雕、焊接等工艺，充分反映了明万历时期皇家金银器工艺的技术水平，是明代金器工艺中的杰作。

定陵中出土了明万历皇帝孝端、孝靖皇后的四顶凤冠，均装于朱漆木箱内。因长期埋藏，出土时凤冠上的珠翠已散乱，现已根据原状修复。凤冠中最为精致的是孝靖皇后的一顶凤冠。

金凤冠

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冠框用细竹丝编制，然后髹漆。冠通体嵌各色珠宝点翠如意云片，冠前部近顶处饰九条金龙，其下为点翠八凤，后部另有一凤，龙、凤首均朝下，口衔珠滴。翠凤下缀有三排以红蓝宝石为中心的珠宝钿，其间缀以翠蓝花叶。冠檐底部有翠口圈，上嵌宝石珠花，冠后下部挂六扇博鬓，左右每面各三扇，其上点翠，嵌金龙、珠花璎珞，金冠共镶大小红蓝宝石100多粒，珍珠5000余粒。整个凤冠龙凤飞舞，珠翠缭绕，尽显皇家风范。

明代凤冠是皇后和妃嫔册封、谒庙和朝会等重大庆典时，作为礼服冠戴的。定陵凤冠广泛地应用金掐丝镶嵌宝石点翠工艺，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技术水平。定陵出土的金凤冠首次以实物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代帝后凤冠华贵瑰丽的风貌。

明代皇帝、皇后的龙凤冠精巧豪华，代表了明代的最高金银器制作水平，而王侯、王后的金冠、凤冠也极其奢华，只是在等级上低一级。

1958年，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累丝嵌宝石金冠，形制较小，呈半球形，也是用细如发丝的金丝制成，上镶嵌宝石，这种形制装饰上的不同，反映了等级上的差别。冠上插金簪，簪柄压印“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月造金五钱”字样。江西南城另一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中出土凤冠两顶，分属王妃李氏英姑和继妃孙氏，而以李氏英姑的九翠凤冠较为精致。凤冠上饰银丝编绕的翠鸟九只，嘴衔珠滴，冠两侧有金凤钗一对，金凤钗系金片锤打而成，上刻“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内造钱七钱五分”，说明金凤钗是由内廷银作局制作，皇宫赏赐给益宣王妃。

金钗

金钗采用掐丝和嵌珠制作，凤凰展翅摆尾，立于朵云之上。纹样以极细的金丝掐编，凤羽及尾翼呈镂空状，层层叠叠，颇显厚重，造型方法多样，胸、腹及爪等处较写实，双翼凤尾略有变形，在轮廓内填旋形纹。整体纹饰繁复，但整个造型单纯，掐制工艺精湛，表现了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美。

出土的金簪中以明益庄王朱厚烨墓的楼阁人物金簪最为精巧。金簪高5.5厘米，重73.9克，簪体呈叶形，在一二寸有限的空间内以金丝编累出多层次的精美纹样，楼台层叠，飞檐升空，花草环绕，各色人物居于其中，真可谓制作精湛。正面楼阁分上下两层，下层由五个牌楼形组成，均为重檐，下有矮形栏杆，中间为台阶，可供上下。五间楼阁相通，每间内均有舞蹈人物。上层宫殿形两旁设有花瓣式窗棂，中间坐一人，双手相拱执一笏，两侧各有一人掌扇。楼间四周以累丝作花朵组成花边，背面累丝出六花瓣组成互相交错的透空花纹，扁形簪柄连接于簪背。除单栋楼阁外，还有二栋、三栋相连的楼阁人物金簪，皆玲珑剔透，精美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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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纹饰断代

纹饰是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形象写照，它往往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对纹饰断代，主要应该掌握三点：第一，各个时代或地区所特有的某种纹饰。如摩羯纹只见于唐代而其他时代均不见。以动物纹为主题纹饰的各种金牌饰只出现在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第二，同一纹饰在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凤是中国古代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纹样，但各个时期的龙凤纹样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唐代的龙，一般以单个出现，三爪，形象较为朴实，而明代的龙，多成对出现，或为二龙戏珠，或为行龙赶珠，五爪，极富神异色彩。唐代的凤，有的像长尾鸟，有的像孔雀，与飞禽悬殊不大。明代的凤身体蜷曲，形象凶狠。还有唐代的牡丹，雍容华美，而明代的牡丹则单薄小巧。第三，参考其他质地器物上的纹饰。同一时代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由于受特定时代氛围的限制，在装饰题材上往往表现出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如战国时期的金盏，其上的蟠螭纹、云雷纹，大量出现于同时期的青铜器上。唐代金银器上的宝相花、团花、绶带纹等图案，在铜镜、丝织品上也大量存在。因此，在利用纹饰断代时，应尽可能多地参考其他质地的文物。

皇家御用生活器具

如果说明代的金银首饰以精巧的掐丝工艺见长，那么清代金银器皿则以宝石、珠玉镶嵌为特色。特别是帝王贵族使用的金器，广泛地应用掐丝镶嵌宝石的工艺，这一工艺在明代已蔚然成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影响到今天的金银器制作。

定陵出土的金托金盖玉碗、金托玉爵、金环镶宝石兔耳坠是明代宫廷中金玉结合的佳作，有的还镶嵌红、蓝宝石，形成多色对比，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使金银器更显雍容华贵。

金托金盖玉碗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由玉碗、金碗盖和金托盘组成。

玉碗造型与常用的碗相同，高15厘米，重337.5克。玉材呈青白色，洁润透明，胎薄如纸，雕工非常精致。

金盖高8.5厘米，重148克，用纯金錾刻而成，盖口与玉碗完全吻合。盖身用镂空和浅浮雕的方法，錾镂三排在汹涌澎湃的波涛中出没的蛟龙，层层翻滚的波涛和水草，将蛟龙衬托得活灵活现，整个画面充满着动态美。盖顶为莲花形钮，装饰一朵盛开的莲花，花蕊嵌红宝石一块。蛟龙与莲花，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平衡美。

金托盘直径20.3厘米，重达325克。盘沿满饰祥云纹，盘底布满龙纹，盘中央凸起一圆圈，用以承托玉碗。

金盖和金托盘将玉碗烘托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从金盖、金托盘与玉碗的组合来看，不是一般盛食用具，其形制仿自唐宋流行的瓷茶托，可能是万历皇帝饮茶或参汤之类补品的用具。

金托玉爵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金托盘为圆形，盘内底浮雕海水云崖及二龙戏珠纹，托内中心有一树墩形柱座，盘上插立元宝形玉爵。金托盘沿、内底及墩形柱座上镶嵌宝石26颗，金、玉、红蓝宝石各种色泽交相辉映。

在定陵的孝靖皇后棺内还发现了一件金环镶宝石耳坠，是金玉结合的佳作。耳坠的耳环部为金质，呈钩形，下垂一红宝石。红宝石下为一圆雕捣药玉兔，两前肢抱一玉杵，下连玉臼。玉兔双耳竖起，身上浅刻细毛纹，两眼用红宝石镶嵌，炯炯有神。玉兔足下为镶宝云形金托，分嵌三颗宝石。

金环、金托及镶嵌的宝石衬托出洁白晶莹的玉兔。耳坠的造型来源于月宫玉兔捣药的美丽传说，构思巧妙，用料精到，为皇后享用的宫中珍宝。

在定陵还有一套引人注目的酒具，发现于万历皇帝的棺内，由錾花嵌宝石酒注、金爵、金托三件组成，可能是万历皇帝生前所使用的酒具。

酒注形制为直口、粗颈、方腹，圆筒形高圈足，一侧附耳形把，对称一侧有一细长而弯曲的流。有一覆盆形盖，盖顶嵌玉，并在玉顶上镶一石榴子红宝石为钮，肩部镶嵌红、蓝宝石多块。腹部左右两侧各嵌玉雕正面盘龙一条，龙睛及龙额部会均嵌有红宝石。

金注全身錾刻有繁复的纹饰，颈部为如意云纹；腹部有把、流的两侧刻双龙戏珠纹。另两侧在镶嵌的玉龙上下四周饰海水江崖及流云纹。高圈足上饰行龙赶海及海水江崖流云纹。

金爵附有金托盘，托盘内外壁饰灵芝、牡丹纹。

金爵

金爵腹部双层制成，外壁饰半浮雕式的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流云纹，三足两柱刻龙首纹，其顶端各嵌红宝石一块，把手饰云雷纹。爵底外壁刻铭文一周“万历年造足金重五两一钱七分”。

定陵出土的金银器皿造型优美，装饰豪华，普遍采用宝石、玉镶嵌，珠光宝气，代表了明代宫廷金银器的风格。然而，有些器皿极尽奢华，纹饰过于繁复，宝石过于堆砌，影响了艺术效果。在追求豪华的风气之下，明代还显露着高洁雅脱、大巧若拙的审美情趣气息，湖南通道发现的南明窖藏的蟠桃杯、银盘、银鼎、银爵等28件银器，风格古朴，有些造型仿商周礼器，如银鼎、银爵，但纹饰细节处颇有宋元金银器秀美典雅的遗风。金蝉玉叶出土于苏州太湖之滨五峰山，这里是弘治年间进士张安晚的家族墓地。

而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金蝉玉叶，妙地将金玉结合，艺术地再现了一幅生动的金声玉振的画面：一只形神兼备、金光闪闪的金蝉，憩息在玉叶上奏鸣，透明的和田玉叶将金蝉轻轻托起。金蝉奏鸣、玉叶振动，二者融为一体，一动一静，构思奇巧，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皇家御用典礼器具

清代金银器工艺空前繁荣，皇家使用金银器遍及典章、祭祀、陈设和佛事等各个方面，而且使用数量越来越多，器型越来越大，令人叹为观止。现存最重的金佛塔通高5.33米，共用三等金35万克。康熙五十四年制作的一套金编钟，有16枚，总重量达460818克。清代皇室耗用金银之巨，制作器物之大，史无前例。同时，亲王、大臣、富商、巨贾豪绅无不大量使用金银器以斗富争胜，并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金编钟是清代皇帝举行大典时使用的一种宫廷乐器，是用纯金制成，共16枚。清代金编钟不同于战国编钟，外形大小基本相同。根据实测，钟高21.2厘米，钮高6厘米，厚1.2～2.1厘米，上径13.6厘米，中呈椭圆形，顶端为交龙钮，钮两端为龙首，龙身相连，可以用黄绒穿系，悬挂于钟架上。

钟体的上下部各有一条凸棱，将钟体分成三段。上段浮雕祥云纹。中段刻游龙戏珠图案，双龙的龙首向左，头部饱满，双目突出须髯飘动，昂首弓背曲尾，龙爪擒攫火珠，腾游于波涛流云之间，体态矫健。正面中间长方形框栏内铸有“黄钟”、“大吕”等阳文楷书律名，背面锈刻“康熙五十四年制”。下段有八个外突的平头圆形音乳，其间雕饰上下对称云纹，这套金编钟的装饰纹样，充分显示了清代宫廷乐器神奇威严的艺术特色。

编钟属于古代中和韶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和韶乐属于古代雅乐，是在庙堂、殿陛上使用的正规音乐。清代中和韵乐只用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两个场合。

按清朝典制，每年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子时，皇帝都要在宫中养心殿东暖阁举行开笔仪式。在明窗的炕几上，摆放着金瓯永固酒杯，注入屠苏酒（传为华佗之方酿造，元旦饮之，可避邪气）。蜡台插上刻有蟠龙的花蜡，摆好文房四宝。皇帝正襟危坐大明窗下，书写一年的第一笔，所写内容则是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用语。

云龙纹葫芦式金执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一件皇帝用的酒器——云龙纹葫芦式金执壶。金执壶造型新颖，壶身作葫芦形，由上小、下大的两球体构成，中间连接细而高的束腰，使整个器形的轮廓呈反转S型，有收有放，富有变化。壶的一侧有S型细长的流，曲流纤细宛转；另一侧有S形细龙形曲柄，与流形成均衡对称，极富韵律。金执壶采用浮雕的装饰手法，整个壶身满饰祥云和游龙纹，花纹凸出富有堆塑的浮雕感，纹饰密布壶面，构成了十分豪华又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为了进一步美化器表，又采用镶嵌加以装饰，使华丽无比的黄金制品在色彩上，更趋丰富多彩。金执壶的壶盖及壶身四隅以及横梁上，另镶饰珍珠、宝石小粒，使珍珠的洁白和宝石的朱、红、绿、蓝相互点缀，呈现出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装饰效果。

清代后宫使用金银器也十分讲究，双凤戏莲金盆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是清代宫廷后妃仪仗中使用的黄金器皿之一。金盆尺寸较大，高9厘米，外径43厘米，内径33厘米。金盆采用平折沿，便于放置于架上或端取。盆面上饰浮雕花纹一圈，共十二式，为“八宝”和“杂宝”，这是清代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的吉祥纹。

十二件吉祥纹依次等距离排列，分别为法螺、灵芝、宝伞、法轮、画轴、珊瑚、双钱、宝鼎、金刚杵、金鱼、宝瓶、锭胜，并采用二方连续构图。吉祥物两侧配上漫卷飘动的彩带，彩带曲折起伏，舒展自如，如凌空飞舞。连续构图的吉祥物和飘动的彩带，多次反复重现，给人以轻快的节奏感和富有情趣的韵律美，这是金盆折沿装饰的一种特有风格。装饰图案，还巧妙地运用寓意吉祥的功能，吉祥物与“漫卷的彩带”浑为一体，漫与万、带与代谐音，表达了“吉祥万代”的美好愿望。同皇家用器普遍风格一致，为追求色彩的富丽，金盆装饰上也采用镶嵌工艺，每隔一段便在花纹上镶嵌红珊瑚、绿松石小珠，红绿相间，多色对比，使金盆更显艳丽。

为充分显示黄金的材质美，盆底模压出凸起的图案，三朵立体的莲花均匀地布置在盆底中轴线上，两侧饰展翅的双凤，对称排列。凤颈以上制成立体造型，昂首引颈，动态轻盈秀丽，间隙部分饰卷叶纹为地，纹饰布满盆底，活泼奔放而又雍容华贵。

清代金银器以皇家器物为主体，器型大、装饰豪华，有着浓厚的皇家格调，至乾隆时期，金银工艺集历史之大成，有范铸、锤揲、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烧蓝和点翠等技术手法，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镂空等装饰手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　古代金铜造像

中国佛教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佛教造像作为佛教传播和教化的载体，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造型，具有其他艺术品所不能比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古代金铜造像概述

东汉至西晋时期，古代印度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像是佛教流传的主要方式之一，佛像造型也随之传入我国。但是这段时期的佛像，只相当于民间供奉的神，也作为器物装饰出现在铜镜、石刻和一些配饰当中，佛像艺术的发展，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而日趋流行。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大规模建造寺庙，大量铸造金铜佛像、绘制佛画；佛像石窟数量猛增，著名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都是此时开凿修建的；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

隋唐时期，出现了各种佛教造像形式，金铜佛像、石刻佛像逐渐被木雕、彩塑、铸铁、壁画等取代，这一时期的佛像，褪去了宗教神秘的面纱，彻底地转化成民族化、世俗化的风格。

宋代佛像的数量和规模不及唐代，但是造像手法更加娴熟，尤其是菩萨的塑造，式样丰富多彩，姿态优美。

元明清时期，寺庙造像是佛像艺术的主要方式，其他艺术形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3世纪兴起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为佛像艺术增添了新的色彩。

佛教文化历史跨度大，佛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像也不断变化，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规模庞大的艺术品类。如“永宣金铜佛像”就以其精湛的造像工艺、精美的艺术造型和深厚的文化韵味博得佛像艺术爱好者的青睐。

在市场上，随着佛像收藏队伍的不断扩大，佛像的价格也逐渐攀升。和其他艺术品收藏一样，佛像的收藏也同样面临着鉴定和辨伪的问题，对佛像进行鉴定辨伪，一般是从佛像的造型、款识、工艺等方面入手，与标准像进行比较，才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被定为印度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由于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只是在部分地区流传，并未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所以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六种观点：“先秦说”、“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和“东汉初说”。目前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佛教在两汉之际即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

佛像的起源

佛教创立之初，佛教徒们认为佛陀是大智大觉、完美无缺的圣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同普通人一样随便塑造形象，有着“佛像不可显现”的传统思想。在早期佛教艺术作品中，佛教艺术家们一般用佛的脚印、莲花座、菩提树等表示佛的存在。

佛像的出现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雕塑技艺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印度史上有位阿育王，他用非凡的武力消灭了印度半岛几十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孔雀王朝，由于杀戮无数，被称为“魔鬼阿育”。后来他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开始大力宣扬佛教。他派遣了许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播佛法，一些僧侣带着宗教信仰来到了有“雕塑王国”之称的古希腊。

古代金铜佛像

古代希腊的艺术思想、精湛的雕塑技艺，以及对人体美的崇尚和深入细致的观察，深深地影响着古印度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工匠们，他们吸取了希腊人对人体艺术的表现形式，打破以往的传统思想，直接以人物的形象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

在1世纪前后，由于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佛像才慢慢地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出现许多大乘佛教经典，都极力赞颂造佛像具有巨大的功德，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受大乘佛教影响，艺术家们也认为造佛像和供奉佛像会产生和积累很多功德，都是最好的修行。大乘佛教徒们开始根据佛经里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佛、菩萨标准像进行佛教造像，佛教造像形式与佛教一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互相融合，佛教的雕塑、铸造以及绘画等艺术方面的创造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深远。佛像形象而直观，成为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这些佛像、菩萨像，是解释佛经、弘扬佛教教义，也是便于佛教徒宗教修行实践的需要。

金铜佛在中国佛教初传期称作金人或金泥铜像。东汉末年，丹阳人笮融施造可容纳3000人的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这是中国立寺造像首次见于史载。

随着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显教期出现的犍陀罗、马土腊和笈多艺术，以及密教期形成的东印度帕拉、尼泊尔、斯瓦特和克什米尔等造像模式先后传入中国。

古代金铜佛像

三国两晋金铜佛造像

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佛教造像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形式主要是石雕像。金铜佛像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三国志》记载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内有一尊金铜佛像”，这是我国首次关于金铜佛像的记载。

1956年，在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发现了一件鎏金铜带饰上的浮雕佛像，立在莲花座上。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确认这件浮雕佛像是三国时期的作品。

两晋时期，佛教艺术开始广泛流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晋著名画家荀勗于泰始二年（266年），“施造金铜佛造像十二躯，像高三尺多”。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耗钱千万铸造丈六金佛像，亲自迎于京师瓦官寺”。

十六国金铜佛造像

十六国时期，佛教以及佛像的造型艺术经过丝绸之路的传播，上至统治阶级，下至普通百姓，以更虔诚的态度崇奉佛教，加之佛教流行的造像积功德的思想影响，佛像艺术得以勃兴。

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造禅定佛铜鎏金像，是我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其通高39.7厘米，在存世的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中最高。佛头部有高肉髻，额宽、眼大、鼻高、唇厚，面相具有明显的古印度人的相貌特征，体现了受犍陀罗式佛像的影响。佛穿通肩式大衣，衣纹于胸前呈“U”形；结禅定印，跏趺坐于四方形的台座上，早期的佛像并不是以莲座作为佛台的。

十六国　释迦牟尼佛铜鎏金像

现藏于日本大阪美术馆的夏胜光二年（429年）造释迦牟尼佛鎏金铜像，造像形式与后赵建武四年造禅定佛铜鎏金像相近，像与台座铸在一起，台座上刻有“胜光二年己巳春正月朔日中书舍人施文为合家平安造像一区（躯）”的发愿文。有些专家对此像质疑，早期佛像多为合铸，此像为何台座连体？而且高足床式样北魏以后才有，此像已为高足，因此真伪难下结论。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造像大多采用分铸套接的结构，佛像的脑后部位有榫孔，用于安装背光。台座是单独铸造的，可以与佛身套接在一起，由于背光、台座等部件在保存过程中容易散失，所以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佛像仅存佛身的较多，完整的佛像比较罕见。1955年，在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释迦牟尼佛及其眷属组合式铜鎏金像。全像由可组装的佛像、舟形背光、圆形华盖和佛床所组成，保存得较为完整。1975年，在甘肃泾川县玉都乡出土的一尊铜佛像，与石家庄北宋村释迦牟尼佛铜鎏金像相仿，也保留了背光、华盖、台座，像这两件完整金铜佛造像，十分珍贵。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佛像遵循当时小乘佛像流行的标准式样，以禅定佛为主要的造像形式；佛像的尺寸一般在7厘米左右，很少有超过10厘米的，以小型像居多；佛像头部为束发式高肉髻，小型佛像以磨光式肉髻居多，并且无发纹；大型佛像多为分绺式，有发纹；眼大横长，鼻梁高挺；佛身穿通肩式大衣，前胸的衣纹呈“U”形或“V”形，断面为浅阶梯状，肘臂处的衣纹较深；佛像主尊与背光、台座等部分是分别铸造的，可以拆装；背光一般为同心圆形；佛座一般为造型简单的四方台，或四足束腰须弥座。

南朝金铜佛造像

佛教在南朝很盛行。我国在南朝时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实际上全境的寺庙远不止这些，可见当时佛教传播之盛。在南朝，由皇帝为首的王公贵戚和寺院僧人出资铸造金铜佛造像的风气很重。南朝宋国，宋孝武帝刘骏“在京师瓦官寺造了32尊金铜佛造像和无量寿佛金像”，宋明帝也捐造了“造丈四金身像”。南朝梁国，佛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此时的金铜佛造像最为兴盛。据记载，梁武帝“在光宅寺造丈八铜像，在同泰寺造十方佛金像和银像”，“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根据存世的南朝梁代佛像可以看出，梁代金铜佛像造像特点比较突出：佛像的面相饱满，身躯丰满；多带有背光；采用群雕造像形式；以线刻或浅浮雕佛经故事、本生故事等图案作为装饰。

现存于世的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禅定印佛像和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禅定佛像，是南朝小型金铜佛造像的代表作品。从这两尊佛像可以看到南朝的佛教造像风貌，造像特征明显，基本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形象上具有秀骨清像；服饰上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褶密集。

北朝金铜佛造像

北魏的金铜佛造像在吸收古印度造像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与我国传统的雕刻技法逐步融合，整体上形成了华美、俊逸的汉式佛教造像特色。

北魏无量寿佛铜像

1.北魏早期金铜佛造像

北魏早期铸造的大型金铜佛像未见存世的，仅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到当时造像之盛，北魏文成帝“造丈六释迦牟尼佛金身像”。北魏献文帝“在平城天宁寺造四十三尺高的释迦立像，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北魏孝明帝在洛阳修建永宁寺，“大殿中置丈八金身像一躯，较矮的金像十躯”。

目前存世的北魏早期有明确纪年的小型金铜佛造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朱雄造坐佛像、太平真君元年（440年）朱雄造坐佛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菀申造立佛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铜立佛。

北魏初期的佛教造像，也如十六国时期一样，仍具有着浓郁的西域佛像艺术气息，从佛像的造像特征可以看出，很明显受到了印度笈多式佛像艺术的影响。例如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立佛像，宽额大耳，面相饱满，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身穿通肩式大衣，衣纹细密，线条流畅。紧贴于身上的衣服，表现出躯体的健美。

2.北魏中晚期金铜佛造像

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展开了狂热的灭佛运动，佛教造像遭受了重创，时隔六年后，才随着太武帝的暴亡而告终。

北魏文成帝即位后，颁发了复佛诏书，下令兴佛造像。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佛教造像又得以继续发展，出现了说法佛、莲花手观音、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等多种造像题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造像特点。

佛像的面相由丰满转为清秀，方圆转为长圆；服饰上由通肩式、袒右肩式转变为褒衣博带的汉式服装；菩萨头戴高冠，身着交叉式帔帛，下着羊肠大裙，下摆有拂扬之感。整体上的风格，由简朴、浑厚趋于优美、柔和，造像更具立体感。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金铜佛造像的制作工艺和表现形式均已臻于成熟，佛陀的发髻呈波浪纹，发纹正中有一个右旋轮。佛的面相、衣纹还依稀有犍陀罗佛像的痕迹，身穿袒右肩式袈裟，内穿僧祗支。手结说法印，有大舟型背光，背光上有火焰纹。佛像跏趺坐于亚字形四足方座上。这一时期的金铜佛造像被称为“太和式”。在北魏孝明帝的熙平、神龟、正光期间（516—524年），金铜佛造像愈发华美、俊逸。佛像面相清秀，身躯修长，褒衣博带，衣纹繁复，裙脚部位的衣褶多层交叠，呈八字形。

3.东魏、北齐金铜佛造像

东魏继承了北魏中晚期的造像风格，特别是在天平初期，形成了著名的“天平式造像”。东魏天平三年（536年）乐氏造弥勒佛立像是“太平式造像”的代表作。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此像通高61.5厘米，弥勒佛身着褒衣博带，面相清秀，仪态端庄，略具有北魏中晚期金铜佛造像的遗风。不过佛像的头部与前期造像相比，显得稍小，像身后有大背光，背光上的纹饰更加华丽，装饰性更强。

到了东魏晚期，雕塑铸造工艺开始衰退，金铜佛造像的身躯矮壮；姿势僵硬，缺乏动感；衣纹简单、粗糙；北齐的金铜佛造像，保留了交叉式帔帛、舟形背光、四方足座等北魏金铜佛造像的特点，但是佛像肩宽胸厚，身躯更为丰满，面相平和，情态表现开始走向世俗化。

南北朝时期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有以下几点：

此时的佛像或坐或立，背有莲瓣形、火焰形背光。北朝造型庞大，气势古朴、粗犷，面相躯体肥胖，神态庄重含蓄。南朝十分推崇“秀骨清像”。所铸铜像体形较瘦、气质优雅俊秀。衣着为褒衣博带式大衣，衣纹繁复飘逸，具有汉式风格。这时期还出现不少碑形组合造像，如著名的“西方三圣”，碑中主佛为阿弥陀佛，左右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隋代金铜佛造像

隋代金铜佛像遗存尚多。隋代金铜佛造像主流沿袭北周石造像的风格，既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又有形式变化，具创新的特点，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隋代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佛像的形式以菩萨的立像最为普遍，菩萨身材修长，头戴高冠，冠旁缯带垂落腰部，有莲状或舟状背光，呈前拱状，上端尖锐，火焰纹浅显细腻，佛床为双重式四足方形，或单层四足方形，有的錾刻铭文。佛像的肉髻较平缓，面部丰满，着褒衣博带式佛装，身躯饱满。佛像的姿态和神态刻画得形象生动。

唐代金铜佛造像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造像的创新时期，更是佛像艺术发展的高峰期。其制造手法日趋细腻，技巧越发成熟，反映了唐代人的审美心态和艺术情操。

唐代佛像中以观音菩萨的造像最多，观音菩萨的身姿婀娜，有的背光镂空，有的做成背屏式。另外，菩提树形的七佛造像也有多件。唐代造像数量较多，存世的数量也不少。

唐代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佛像在形体上以丰腴为美，佛头饰螺发，面庞及像身圆润浑厚，胸部可见肌肉凸起，天王力士像的肌肉感尤为突出。

古代金铜佛像

菩萨像以女性成熟丰盈的体态作为表现形式，多束高髻，上身袒露，或披帔帛，下着羊肠大裙。从胸部至腰际形成突出的弧线，并配以像身的外轮廓和帔帛的曲线，构成造型上的“三段屈曲式”，也称“三折技式”，即头、腰、臀三部位犹如“一波三折”，这是唐代菩萨像最流行的样式。唐代佛造像的衣纹线条自然流畅，特别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于座前的衣绉布排有序，繁而不乱，富于时代感。

宋代金铜佛造像

宋代造像以写实著称，基本是依据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当时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及罗汉等。

宋代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佛像的衣着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内着“V”领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样式，这实际是将宋代僧人的衣着借鉴到佛像上。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中嵌宝珠，并饰有繁复的蔓草纹；身披网状璎珞珠饰，衣褶宽大，纹理流畅，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

古代金铜佛像

辽代金铜佛造像

辽代佛像在沿袭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而进行创造性的发挥。

辽代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佛像面庞丰圆，肉髻呈缓丘状，身着袒胸衲衣，下着长裙；菩萨像多头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较特别，冠的束带下垂于两肩。坐像上身挺拔，双膝紧收，而立像则两腿显得板直。台座均为束腰式，多见上部仰莲的莲瓣肥大饱满，下承圆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现出一种权衡之美，已从宋代造像的写实转化为图案化了。

元代金铜佛造像

元代时，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并设立了“梵像提举司”这样一个专门制造佛像的专业机构，还有与制作铜佛有关的部门——出蜡局提举司。尼泊尔、西藏的造型技艺传播到内地，铜佛造像由此产生了“汉造”、“藏造”两大特色。

元代藏传金铜佛造像又叫蒙古式金铜佛造像。蒙古式金铜佛造像主要是尼泊尔藏传佛教造像风格。元代藏传佛像虽然承袭了尼泊尔风格，但其面目已趋藏化，同时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菩萨像均袒上身，下着裙，璎珞颗粒较大。佛像面庞饱满，肩宽胸阔，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式金铜佛造像灭迹。在明代晚期复兴，形成漠南、漠北两种风格的金铜佛造像。

元代佛像

知识链接

花丝工艺

将黄金先加工成丝，再经盘曲、掐花、填丝等方法制作成各种工艺品的细金工艺。花丝又有拱丝、竹节丝、麦穗丝等纹样。

制作方式有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制作的主要器物为灯具、餐具、酒具、茶具、瓶、熏具。该工艺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到明代达到发展的高峰。近代以来，花丝镶嵌以北京、成都最负盛名。北京的花丝镶嵌，以编织、堆垒见长，还常运用点翠工艺，把翠鸟的蓝绿色羽毛贴于金银制品之上，以强化效果。

明代金铜佛造像

明代，汉式传统造像虽然在承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呈衰落趋势。明代宫廷专设有造像机构“佛作”，专门制作藏式佛像。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由于年代和制作地区域文化的差异、教派不同和艺术传承不同，又形成永宣式金铜佛造像、藏西风格、藏中风格、藏南风格、藏东风格等式样。

明代观音菩萨铜鎏金像

1.明代汉式金铜佛造像

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多头大身长，体态丰满，传世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特别是中早期造像，比例较适中，身躯饱满，线条流畅。

2.永宣式宫廷金铜佛造像

永乐时期是明代宫廷造像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佛像带有印度、尼泊尔艺术特点，姿态优美，形象妩媚，气质高雅，尤其突出的是莲花座上的莲花瓣，细长饱满，劲健有力；后期造像受汉地艺术影响，面相宽平，莲瓣宽肥。

宣德时期，宫廷造像在承袭明永乐后期风格的基础上，略有一些变化。造像躯体趋于肥胖，面相更趋汉化，莲花瓣更加宽肥饱满，莲瓣头部的卷草纹更加繁复，衣纹质感也更加强烈。这些变化都与汉地艺术的影响密切相关。

在永乐和宣德年间形成的风格式样，代表了明清二代最高的金铜造像水平。这种钦定的官式造像，其艺术风格为：不论佛、菩萨，其面相都丰满端庄、宽颐，脸形呈方圆，五官位置匀称，眼略俯视，表情静穆柔和，整体造型优美，金色充足，胎体厚重，衣纹是汉地常用的写实手法，质感较强，它为明代藏传金铜佛造像中特征最为突出的一种。

永乐、宣德造像制作于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造像也略有一些区别。比较而言，永乐造像保留的西藏造像风格特征多一些，宣德造像则西藏艺术特征要少一些，受内地艺术影响多一些；同时工艺上永乐造像也比宣德造像要精细一些。

在永乐、宣德宫廷造像上分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铭款，一般刻在莲花座台面的正前方，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

清代金铜佛造像

清代造像继承明代风气，精工细作，是藏传金铜佛造像的高峰期，而汉式佛教造像日渐式微。清代的佛造像在北方依然是以藏传佛教造像为主流，尤其是北京，由于清代对藏传佛教的崇奉，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很大，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藏传佛像制作兴盛。

1.清代汉式金铜佛造像

清代的汉式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面庞饱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佛像大都是着袒右肩式衲衣，质地显得比较厚实。菩萨像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手法，真实感较强。但是在表现手法上显得纤巧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

2.清代宫廷藏传金铜佛造像

清乾隆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清代宫廷造像主要集中在康熙、乾隆两朝，基本上沿袭了藏传佛教造像的特点，造像工艺精湛，造像精美，代表了清代内地藏传金铜佛造像的最高水平。清代宫廷造像遗存较多，特别是乾隆时期，由于乾隆深入研究藏密佛像，并亲自参与设计监制，所以造像数量较多。清朝康乾以后，由于存世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所以，清晚期宫廷造像反而少见了。在流传品中也有许多做得很差的，不一定为官造。

康熙、乾隆时期的造像特点：

康熙年间制作的金铜佛，面相庄严，五官匀称。菩萨的比例适中，面相端庄，身材匀称，富丽堂皇，造像注重写实手法，形象生动，工艺精湛。

乾隆年间制作的金铜佛，脸型偏方，面相饱满，额头宽而隆。眼睑下垂，弯度很大，呈俯视状，鼻子呈三角形，显得有些生硬，嘴唇短而略显厚。

3.清代内蒙古金铜佛造像

内蒙古金铜佛多为清顺治至乾隆时期的作品。内蒙古金铜佛造像的面庞宽阔，双目平直，颧骨突显，表情憨厚。冠饰及肩花大而繁复，又喜嵌松石、玛瑙和青金石。台座多为仰覆莲瓣。

内蒙古系统造像的产地包括呼和浩特、北京、承德等地，国外学者又称其为内蒙古察哈尔式，即流布于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张家口以至甘肃省、青海省一带的造像式样。

古代金铜佛像

4.清代漠北金铜佛造像

漠北是指清代漠北喀尔喀各部所在地区，其造像风格始创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圣赞，世称“丹巴体系”。源自藏中风格，特征是面容端丽，上躯挺直，肩胸宽阔，腰部收敛，衣饰精美。佛像多穿袒右肩式大衣，菩萨下穿裙。菩萨像的装饰略多，胸前挂长珠链。台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束腰不深的高台座，仰覆莲瓣交互排列，紧贴座壁，底边呈卷唇状；另一种是鼓形莲座，上敞下敛，莲瓣层层包裹，但多扁薄，这种台座是喀尔喀造像的特色。

清代的金铜佛造像特征是：

金铜佛造像继承明代风气，主要以宫廷、藏族地区的佛教造像为主。藏传金铜佛造像在清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数量较多，不乏精品。宫廷造像以小型居多，造像严格遵循西藏佛像的比例和标准，姿态生动、造型端庄。从造型、配饰上看，佛陀、菩萨、上师、护法等造型精美、特点突出，服饰上浮雕珠宝，工艺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