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方国土的奇光异彩

长江中下游和闽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早在三国与两晋时代，这里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佛教文化根基。中国的大西南，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西藏，是晚期石窟寺发展的主要基地。

第一节　东南国土的雅士风度

飞来峰石窟

在浙江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东、北两面山脚下，有依自然地势开凿的分布在自然岩洞或岩壁上的石窟和造像。

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窟

飞来峰石窟是元代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石窟。从五代时期起，在杭州西湖南面的烟霞洞、慈云岭，就开始建凿石窟。从宋代开始，造像的中心才转移到飞来峰。

五代造像数量不多，以青林洞内的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滕绍宗造弥陀、观音两尊为最早。头部残破，衣纹线条简练，莲花座下部有高束腰的须弥座承托，身后有缘饰火焰纹的背光。

知识链接

云冈石窟流失海外佛像明信片

《云冈石窟系列明信片》于2011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套明信片里首次推出了部分已经流失海外的被盗佛像、佛头和佛像肢体的实物照片。

这套总数80张的明信片由云冈石窟研究院设计编制，其中的16张第一次向世人公开披露了目前流失到国外的部分被盗佛像、佛头和佛像肢体实物图片。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雕像被盗主要发生于1907—1935年间，其中以1918—1930年间最为猖獗。1929年9月20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员到云冈石窟进行为期5天的调查，后对外公布“云冈共失佛头96颗”。随之，官方开始派警察驻守云冈并密查偷盗及伤毁佛像事件。

根据调查研究，流失到海外的云冈石窟造像约有300余件，主要分布在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

在大多数明信片的背面，标明了实物的名称、高度、现藏国家及位置、被盗前所属位置及被盗的年代等，并用图片展示了被盗前原状。

北宋时期造像最多，宋真宗咸平年间是飞来峰的第二次造像高峰。宋代造像规模体形较小，分布于青林和玉乳两洞。玉乳洞中的18罗汉中有中国化的大肚弥勒，这是中国化的弥勒，这尊南宋弥勒像是国内雕凿最好的一尊。青林洞中的“卢舍那佛会”浮雕也比较精美。

青林洞中的“卢舍那佛会”浮雕

元代从太祖开始就信奉佛教，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扩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着重利用西藏佛教，下令使其成为国教。石窟的开凿由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主持，元朝显贵纷纷在此造像。元代造像形体多较大，分布在冷泉溪南岸和各洞口的上方，多为方形和长方形龛，顶部呈拱券或平顶。佛像双重螺髻，形状高尖，上额宽，肩胸阔，腰较细，身上斜披紧身衬衣袒露胸背，或披袈裟袒胸。菩萨着薄纱或裸上身，容相清秀，体态窈窕。莲座有扁平和宽高两种。元代造像中有许多密宗内容，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金刚手菩萨像及三面八臂菩萨像，都是这一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品。

飞来峰石窟造像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现有保存完整的造像300余身，其中五代造像11身、宋代造像200余身、元代造像100余身。这些分布在杭州西湖沿岸的石窟造像，不仅为西湖美景添姿增色，而且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一处石窟造像群，保留了较多且精美的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处于衰落时期的元代造像，使其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栖霞山千佛岩龛像

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约22公里，因山势如伞，古人称之为伞山。六朝时山中盛产草药，可以摄养滋身，故名摄山。今栖霞山中峰西麓有六朝名寺栖霞寺，寺东南角有隋代舍利塔。千佛岩即以舍利塔迄东为起点，经无量殿向东一直到千佛岭。大小龛像凿崖而上，上下错落。

栖霞山千佛岩龛像

据文献记载和造像形象分析，其主要龛像开凿于南朝，后世屡有续凿，较多的则是明朝续凿和妆銮的小龛像。19世纪20年代向达先生曾三次调查栖霞山石刻，撰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摄山佛教石刻补纪》。据向先生统计，千佛岩共计大小石窟佛龛294个，大小造像515尊。其中南朝开凿的主要有两大龛，在千佛岩中规模最大，其次还有一些经后世妆銮的小龛像。两大龛左右毗邻，其中左侧龛规模较大，平面略作横椭圆形，敞口，无前壁，龛顶前部塌毁，现存明代补砌砖顶和重檐砖石门壁，下檐下券门上方嵌“三圣殿”石额，即今无黾殿之所在。龛壁上端尚留梁孔遗迹，可以推知，在明代补砌顶壁前，连接岩面有木构建筑。龛内沿后壁雕出石坛，坛中雕无量寿佛。佛像高约6米，面部风化，身着双领下垂袈裟，裙摆下面坛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坛前方两侧龛壁各雕一胁侍菩萨。立于重瓣莲台上，二胁侍即观世音、大势至，与无量寿佛合称为“西方三圣”。三像屡经后世妆銮，尤其是明嘉靖年间海盗郑晓重装三像规模较大。但是造像的姿态、服饰仍可辨别原有的形制，如无量寿佛下垂的裙摆、菩萨裙饰下部向外撇的形制。皆与北朝开凿的龙门石窟宾阳洞石刻形象相似。根据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记载，齐明僧绍子仲璋与法度禅师镌造的无量寿佛并二菩萨即是此龛。栖霞寺的创建、雕造的缘起，碑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另外《法苑珠林》卷三十六所引《梁京寺记》、唐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所立《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亦载述颇详。根据上述碑文史料可知：宋泰始中（465—472年）齐居士明僧绍曾经结茅，隐居于摄山。后来僧绍与法师僧辨“因即岭岩构宇，别起梵居”，创建栖霞寺。僧绍又曾梦见此岩有如来光彩，“时有法度法师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有金光照寺，于其光中如有台馆形象弘宣”，于是发誓要开龛造无量寿佛像，而且作了规划设计。至齐永明二年（484年）明僧绍去世，其子仲璋“克荷先业，庄严龛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镌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开凿过程中，曾经得到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始安王的支持。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此龛约开凿于永明二年（484年）以后，建武四年（497年）之前。

无量寿佛的开凿与当时江南崇拜无量寿有关。从文献记载看，江南无量寿的信奉至迟不晚于4世纪后半期。东晋太和六年（368年）支遁撰《阿弥陀佛赞序》，讽诵《阿弥陀经》（《广弘明集》卷十五）。竺法旷“寓屑唤兴……以无量寿为净土之因……有众则讲，独处则诵……时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像，旷乃率其缘起立大殿”（《高僧传·竺法旷传》）。庐山慧远“于精舍无量寿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高僧传·慧远传》）。名士戴逵亦曾雕造无量寿及胁侍。“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法苑珠林》卷十六）。宋、齐以降，无量寿的信奉越来越盛。宋初东来高僧佛陀跋多罗、求那跋陀罗皆重译《无量寿经》，啄良耶舍与僧含所译《无量寿观》也在宋国流通。荆州沙门僧亮于宋元嘉九年（432年）造无量寿丈八金像，“神表端严，威光伟曜，造像灵异，声传京师”（《法苑珠林》卷十五）。宋孝武帝铸无量寿金像；梁简文帝撰《弥陀佛像铭》；刘孝丁撰《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瓦官寺僧洪、祗洹寺惠敬、安乐寺道静亦都造无量寿像。尤其是梁天监八年（509年）所铸光宅寺丈九无量寿金像，被称为“白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其时，在民间无量寿佛信仰亦大为流行，且有不少造无量寿像，愿往生西方净土的记载。因此法度弘宣《无量寿经》和雕造无量寿佛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无量寿佛大龛右侧的龛稍小，平面略作横椭圆形，无前壁，龛内凿出平面呈门形石坛，坛正面雕释迦、多并坐像，两侧面各立一菩萨。释迦、多宝皆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坛下，项光中雕莲花，面部及身光中纹饰均漫漶不清。释迦、多宝是北朝石窟中习见的题材，另外此两像右肩有明显的弧形饰线（偏衫），这种样式在中原北魏中、晚期造像中极为常见，如龙门宾阳洞、巩县石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龛的年代与无量寿佛龛大体接近。有可能是法度另外雕造的“尊像十有余龛”之一。

除上述两大龛外，附近崖面还有历经妆銮的小龛像，大致可以看出原来形制的有坐佛龛、倚坐佛龛、千佛龛和思维像龛，其中三坐佛和着右袒式袈裟九勺坐佛龛，形制古朴，属于早期雕刻，有可能也是法度禅师所造。

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

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即剡溪石城山遗迹。宝相寺，初名隐岳寺，后名石城寺。此寺位于新昌县西南南明山，依山而建，内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龛像。据文献记载，梁时大佛凿成后，即修三层佛阁，庇护石佛。后世累有重葺，现存五层高阁是1917年建造的。阁内崖面开一敞口大龛，形制与栖霞口无量寿佛大龛类似。平面略作横椭圆形，露顶，前壁敞开。龛内正面凿佛座，座上雕大型佛像一躯。佛像经后世妆銮，金身贴泥饰金，原状已掩盖。现在佛像长颜广颐，短颈宽肩，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施禅定印，作结跏趺坐式。

据实测，佛座高2.4米，坐像身高13.23米。大像竣工后，刘勰特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文》，详细记述了寺院的草创和大像雕造的缘起。

石城寺历史悠久，晋世于法兰即于石城草创寺院，县光禅师构作禅室。之后，石城寺渐成名刹。至齐永明四年（486年）僧护游观石城隐岳寺，见寺北青壁高达数十丈，显现如佛焰光之形，于是“发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齐建武中（494—497年）僧护纠集僧俗，开始兴工雕造，只是工程浩大，“疏凿积年，仅成而璞”。不久，僧护病故，工程未就。后来沙门僧傲欲继承遗业，但因财力不济而未成功。梁天监七年（508年）僧佑律师受敕重新经营。“佑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治，准画仪则（《高僧传》卷——《僧佑传》）”。梁天监十二年（513年）续凿工程开始。

浙江新昌大佛

此前，僧佑曾于天监十年（511年）参与临川王宏莹饰摄山大像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续凿大像，可谓轻车熟路。鉴于“护公所镌，失在浮浅，乃铲入五丈，改造顶髻，事虽仍旧，功实创新，乃岩窟既通，律师重履方精成像躯，妙量尺度”。可见宝千相寺大佛，从总体设计到雕凿营造实出自僧佑之手，整个工程于天监十五年（516年）告峻。原像的形制我们可以根据刘勰碑所记作出推断：大像原为倚坐弥勒，发作螺髻，右手施无畏印，为弥勒龙华树下成佛，广度众生，共成佛道之像，这与现存重妆之像差别甚大。按北宋成平五年（1002年）僧辨端所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记载，大佛为结跏趺坐式，可知改变坐式及原状应在北宋咸平之前，可能是后梁开平中（907—911年）吴越王钱锣营造佛阁时重修。

僧护、僧佑之所以雕造弥勒大佛，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东晋支遁曾撰《弥勒赞》；京师安乐寺僧受立弥勒精舍，蜀邵龙渊寺惠严造弥勒像（《名僧传抄》），戴逵子戴颐为济阳江夷造弥勒像，据《法苑珠林》，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此弥勒像即是华林同成佛之像。宋、齐、梁时期，僧尼敬事弥勒的很多，弥勒信仰日盛。法祥立弥勒精舍；龙华寺道矫“造夹茔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神仪端严，开发信悟”；昙斌“梦见一人，白银色，相好分明，似足弥勒，举手摩顶”；香积寺道法“每至夕，辄脱衣于弥勒像前，养饴蚊虻，如是多年，后见弥恸放种种光”（《名僧传抄》）。这一时期，象征着弥勒下生的龙华集会风靡京师，用齐曾为此撰《宋明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龙华像会集目》，又著录记载龙华集会盛况的《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当时，宣扬弥勒成佛的经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如摘抄本《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异出本《弥勒下生经》和未见经文的《弥勒受决经》、《弥勒作佛时经》等均是民间习诵经本。

除文献记载皇室僧尼造弥勒像外，还有许多传世之作，现存较早的是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造弥勒铜像（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梁普通六年（525年）公孙伯城夫妇造弥勒倚坐铜像；梁大同四年（538年）陶迁造弥勒石像。这些都反映出僧佑经营的石城大像，雕成龙华三会的佛像形象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社会上流行弥勒信仰密切相关。

宝相寺弥勒大龛的西北边还有两个左右毗连的大小岩洞，洞壁均满雕千佛，现称为千佛院。大洞沿后壁正中雕释迦坐像，该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每区纵排十小龛，横列十一小龛。每区正中约占九个小龛的位置雕一大龛，龛内一结跏坐佛两胁侍像，大小龛内坐佛多着通肩袈裟。左右千佛的外侧各雕一护法像，两像头部均残，头后有项光，颈饰桃尖形项圈，双肩帔帛下垂，于腹部交叉后再上绕双肘，下身着裙，裙摆外撇。左侧护法像右手持剑，右侧护法像右手持金钢杵。这种形象与北魏迁洛（494年）前后的北朝造像类似。因此不难推断，千佛院的雕造年代应在僧护开始经营弥勒大像前，是石城山目前发现最早的雕刻。

地下迷窟——龙游石窟

龙游石窟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一大奇观，它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体现，集人文、艺术、文化、工程技术于一体，因此，1992年，世人传说中的“无底塘”在四个当地的农民的隆隆水泵声中“水落石出”。这些石窟的断代成因和用途更是众说纷纭，成为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也被当地人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龙游石窟位于拥有良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中国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其境内的钱塘江上游、衢江、灵山江交汇处，有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县名“龙游”。县虽小，但其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期，当时叫“姑蔑”，迄今为2500余年，堪称浙江省第二大古都。龙游石窟便位于该县城北3公里处的一个临江小山中，当地人称此山为“童坛山”，方圆不过数里，但山腹内竟容藏着24个大小不一、布局精妙的人工洞窟。在被发现前，它们均被水淹土埋，加上洞口岩块崩塌，所以难见真容。当地政府如今已开发出其中的5个洞窟供游人参观。这些洞窟的形制、规模大体相当——洞厅面积小则数百平方米，大则逾千平方米；洞高在20米至40米不等；洞口均呈矩形；洞壁陡峭，洞顶则呈圆弧形斜伸；洞中有2个至5个粗大石柱撑顶，其横截面均为熨斗状，大者需5人合抱；洞顶、洞壁和石柱的表面无一例外地凿刻着细密的斜纹，状若虎斑；从洞口至洞底均有一条宽大石阶，石阶呈波流形；每个洞窟的底部均有一至两个凿挖而成的石池和人工斜坡。

龙游石窟

龙游石窟是我国继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第三大奇迹。从初步考察较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无论是从成因、规模、工艺还是价值来说，龙游石窟都有过之而无不即。

通天岩的罗汉群

罗汉，也叫阿罗汉，是佛教徒们在修行时所能达到的一种成就与境界，可以永远不再投胎转世而免遭生死轮回之苦。凡是获得了这种成就的人，就可以称为罗汉了。罗汉的等级虽然比佛和菩萨还差得很远，但因为它能够跳出六道轮回，所以也是佛教徒们乐于追求的目标。

按照佛教的观点，已经成为罗汉的人就有很多，其中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等。唐代高僧玄奘翻译了一部《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详细地排列了十六位罗汉的名字。从此以后，佛教徒们对罗汉的信仰就热烈起来了，也特别喜欢利用雕塑和绘画的形式来表现罗汉的形象。我们今天在寺院里能经常见到的十八罗汉像，就是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位。

在通天岩的几处崖面上，分布着大小佛龛共计有315所，造像约有359身。其中有一组分散而系统的罗汉像龛特别引人注目，它们都是在北宋时慈云寺的明鉴和尚的劝说鼓动下，由一些有身份的官吏出资经，冯知古、冯绍父子等工匠雕刻出来的。在龛内的一侧刻着罗汉的名号和明鉴劝缘的题名，另一侧刻的是施主的官职与姓名。第4、5、6、9、10、267、285号龛，就是其中保存完好的几所。作为造像龛而言，它们的规模都比较大，有的龛高2米多，罗汉像的高度在1.86米，造型都很生动，不但刻画出了人物的年龄和阅历的差别，而且也表现了罗汉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明鉴劝缘的这七尊罗汉像，和玄奘翻译佛经中的十六罗汉第二、三、六、七、八、十一、十三位的名称是相同的，还不够十六或十八罗汉的数目，也许是其他的龛子保存状况不太好，使我们无法识别了，也许当年明鉴本来就没有全部完成。现实的情况是，在明鉴以后的北宋后期到南宋初年，别的施主们按照以往罗汉规模，继续出资由冯绍补凿了许多尊。如今这些单龛的罗汉像总数，早已超过十八位了。在补刻的罗汉像中，也不乏雕刻艺术中的佳作，如第1号龛的老年罗汉像，它的右手执着一把杵，靠在右肩上；左手抚着左膝，右肩向上高耸着，在那饱经风霜的面部透露出对人世间疾苦的哀怜，以及对佛教深奥大法的不懈追求，不愧为一尊罗汉像的上乘之作。

通天岩的罗汉群

第129龛雕的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像——毗卢遮那佛，和乘象的普贤菩萨、骑狮的文殊菩萨。在这所大龛的左右两侧，依着悬崖的走势凿刻了很多组横列的罗汉像龛，大部分都是禅定的坐姿，有的可以看出是十八罗汉的组合形式。这很可能是有意设计安排的，众多的罗汉像拱卫在法身佛的周围，组成了一个气势宏伟的崖中罗汉世界。

通天岩除了罗汉题材以外，还雕刻了很多别的佛教人物，如第257龛的水月观音，第258龛的观音和善财童子，第259龛的地藏菩萨，第273龛的觉华如来像，第274龛的弥勒佛等等。

烟霞洞佛像

烟霞洞与石屋洞

烟霞洞在杭州西湖龙井寺东翁家山下的一个天然洞里。洞中除西壁刻一帜盛光佛、一佛二僧、一佛二菩萨、一孔雀明王像和一座佛像外，其余两壁刻满了罗汉像。但西壁内第一身布袋和尚像与北端第二身地藏菩萨像却是后代补刻的。因此，实际上洞内西壁的罗汉像只有十六身。其开创时间，应在五代。洞口外西壁的五重塔，和东西塔二菩萨是五代吴越王时所造。最外面一僧一居士像，又是宋代所雕造。

石屋洞在杭州西湖大仁禅寺后面，为一马蹄形西南向的大窟。满壁雕出密密麻麻的小龛，每个龛内雕造着一身或两身罗汉像，龛下有五代“开运”、“显德”等题记。这些罗汉像，是功德主随意施造的，并不是有计划的刻凿。正中一佛、二僧、二菩萨、二天王的雕像，是西湖一带石窟群中雕造得最美丽的。

徐州云龙山石窟

云龙山石窟位于徐州城南不到两公里处。云龙山东岩凿有大石佛，又名石佛山。文献记载，唐末昭宗“景福元年朱友裕（朱温长子）总大军伐徐时，朱瑾领兖、郓之众，为徐戎外援，陈于彭门南石佛山下。友裕纵兵击之，斩获甚众”。朱梁的葛从周于“景福二年二月与诸将大破徐兖之兵于石佛山”。《太平寰宇记》卷十五也有记载，彭城县有“石佛井，在县南五里石佛山顶”。传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正平元年（451年）南侵时在彭城开凿的。现在大佛的两侧仍保存有72个佛龛。其中有：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年（486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二年（743年）五月，肃宗（李亨）乾元三年（760年）四月，宪宗（李纯）十三年（818年），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等时代的造像题记。由此可知开窟年代起于北魏，终于北宋，一直到明清两代还续造有石佛殿。

石佛山

第二节　西南寺宇的异彩纷呈

公元756年，掌握着重兵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军事叛乱，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攻占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迫使唐玄宗李隆基带领宫人百官们进入四川盆地避难。从此，唐王朝的中央实力逐渐衰落，地方割据政权日益壮大。唐僖宗李儇执政时期（公元874～888年），曾经又一次前往蜀地躲避战乱。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四川盆地作为唐朝皇室的大后方，又是安宁富足的天府之国，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和画家高僧们，创造出了灿烂多姿的文化艺术，也带来了四川石窟艺术的繁荣。云南的剑川和西藏喇嘛教的石窟艺术，也给西南地区的佛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以四川盆地为代表的西南佛教石窟寺，是中国晚期佛教艺术发展的总后方，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皇泽寺石窟

四川北部的广元和巴中一带，是古代中原北方通往四川的秦蜀走廊重要地段，大约从北魏晚期开始，佛教的僧侣们就注意到了这个南来北往的行人所必须经过的地区。于是，中国西南最早的石窟寺艺术，就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

皇泽寺石窟，坐落在广元市以西1公里的嘉陵江上游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石窟隔江遥遥相望。这里现存有50所窟龛，1200多躯造像。在皇泽寺第13窟里，有一块唐代的石碑，上面刻着公元628年，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第二年，武则天的父亲、身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武士彟，携带妻子杨氏在这里雕刻了佛教造像，那时，武则天年仅4岁。也许武则天——这位后来的女皇，就是在这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以后，又用她的非凡号召力把中国佛教推向了历史上的最高峰。皇泽寺石窟的大部分造像，也都是在唐代制作出来的。俗称“五佛窟”的第51窟，和俗称“大佛洞”的第28窟，是这些唐代艺术中的代表作。这两所洞窟都是敞口的马蹄形平面，在窟室后面的低坛上雕刻着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立像，大像的身后是天龙八部浮雕像。天龙八部，是佛教里的八部护法神，它包括天、龙、夜叉、乾达婆（香音神）、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紧那罗（歌神）、摩睺罗迦（大蟒神）等，其中最能显示神灵的是天众和龙众。按照许多佛经的说法，释迦牟尼在向众生们讲经说法的时候，天龙八部都会闻讯前来，守卫在佛祖的左右，保护着佛祖，使大法会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乾达婆和紧那罗还能为法会助兴，用自己超凡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演奏出佛教天堂里的音乐，他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飞天和伎乐神，而飞天只是中国人所起的形象化的名称。五佛窟和大佛洞，就是按照佛经里的安排设计的，艺术家们把次要的护法神们雕刻在主像的后面，既突出体现了释迦佛祖的伟大，也表现了一个较完整的法会场面。

皇泽寺的第45窟也是远近知名的，因为它是四川地区极其罕见的一所中心塔柱窟。它的窟室平面是方形的，中心的部位立着一座细高的中心塔柱，直通窟顶。这座方形的塔柱可以分成两层，在每一层的上部都刻着与巩县石窟寺类似的帷帐装饰，下部是护围栏杆。在每层的四面分别开着一所不深的佛龛，里面刻着一身坐佛和两身胁侍立菩萨像。这些人物的造型都是修长消瘦的，佛所穿着的大衣很宽大，下面的衣摆还分成八字形披覆在宝座前面。广元地区曾经出土过一尊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刻成的释迦牟尼佛像，和第45窟中心柱上的佛像风格是基本相同的，这就帮助我们确定了这所中心柱窟应该是北魏佛教界的艺术家们制作完成的，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其中会包含来自中原地区的某些因素了。

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公元504年，镇守汉中地区的梁国将领夏侯道迁投降了北魏，从此，通往四川盆地的门户就完全敞开了。第二年，北魏的统军王足带兵接连战败梁国的军队，进入了剑阁。到了11月间，北魏的军队又攻陷了竹亭、新城、涪城、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占领了广大的川北地区。广元在公元505年以后，就属于北魏国的地盘了，那么，北魏的中原石窟艺术风格传播到这里，也就是完全可行之事了。

皇泽寺石窟

千佛崖石窟

位于广元市以北5公里、西临嘉陵江的千佛崖石窟，共有54所洞窟，819所佛龛，大小造像7000余身，其中的第7窟和第21窟，也是很难得的北朝石窟。第7窟的平面略呈马蹄形，它的正壁雕着一尊高4米多的立佛像，很具有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立佛像的风姿；在左右两侧壁前雕的是胁侍立菩萨像，穿着打扮也完全是北魏晚期龙门石窟中所常见的。看来，这也是一所北魏占领川北以后雕造出来的洞窟。第21窟的平面是方形的，在正、左、右三壁间都开凿了一所大佛龛，很像中原一带北朝晚期所流行的三壁三龛式洞窟构造，佛龛内部的佛和菩萨雕像，也都是北朝晚期的艺术风格。这些四川北部地区的北朝洞窟，使我们看到了渊源于南方的艺术形式，又从中原地带反馈回来的特定时代的宗教精神风貌。

广元千佛崖石窟的主要特色，在于它是初盛唐时期所独创的一种佛坛式洞窟。这种佛坛窟一般是在窟室的中心凿出一座佛坛，然后在坛上雕出一组主要的佛教人物形象，雕像的身后一般还雕着双树形的大背屏，直通窟顶，信徒们环绕着这个佛坛可以作右旋式的礼拜。它们的功能很像中心塔柱窟，但正面直观的结构又像隋唐时代的佛殿窟。其实，它们正是结合了这两类石窟的特点，又直接模仿了地面上的木构寺院中的殿堂形式制作出来的。只要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寺院殿堂里那些砌筑在中央的长方形佛坛和坛上佛像身后的扇面墙，不正是千佛崖佛坛窟的直接参考对象吗？而广元佛坛窟在制作时还是灵活多样的，例如：菩提瑞像窟（第33窟）佛坛上的主尊是密教徒崇拜的法身佛大日如来，它的身边有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主佛身后的背屏很像一个坐椅的靠背，背屏的左右两侧还以镂雕的形式立着两棵菩提树，树间还刻着一些天界中的人物形象。

广元千佛崖石窟

被编为第30号的弥勒窟也属于这种类型。牟尼阁窟（第5窟）佛坛上的坐佛和二弟子二菩萨像基本是一字形排开的，并没有特意制作背屏，而这些人物高大的身体已经承担了大部分背屏的作用，然后再在它们的头光两侧镂刻出菩提树干连通着窟顶，在树干间还浮雕着人形化的天龙八部护法像。睡佛窟（第4窟）的设计则考虑到了雕刻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在一对通顶镂雕出的娑罗树下，安置着一座长方形的佛坛，坛上刻着释迦牟尼的涅槃像，睡佛的正面坛前，还浮雕着一组正在举哀的弟子们，信徒们可以从四面瞻仰佛祖涅槃时的场景等等。

广元的佛坛窟虽然曾给信徒们带来了新鲜的感觉，但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石窟寺艺术就会逐渐偏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融汇到寺院的洪流中去。到了明代，有的石窟寺构造已经同寺院殿堂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么石窟寺也就再也没有开凿的必要了。

大足石窟

大足位于重庆境内，地处东经105°42″，北纬29°43″。东邻铜梁，西连安岳，北与潼南接壤，南同永川、荣昌毗邻。驰名中外的大足石窟，就开凿在这里。

大足石窟

大足石窟是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的总称。石窟为唐、五代、宋时开凿，分布在该县西南、西北和东北山区。据最新统计，现有大小石窟区近百处，造像5万余躯。除规模较小者外，迄今被陆续批准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达73处。其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7处。一下就主要石窟区进行简单介绍。

1.北山石窟

北山石窟以佛湾为中心，计有营盘坡、观音坡、北塔寺、佛耳岩等5处，雕像近万尊。

佛湾位于北山之巅，长达里许，形若新月，龛窟如蜂房，分为南北两区。据大足文物保管所现行编号，通计290号。其中有石窟造像264龛窟，阴刻线图1幅，碑碣6通，题记和造像记百余则，经幢8座。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北山石窟以其造像精美，雕刻细腻，艺精技绝而著称于世。它集晚唐、五代、两宋作品于一处，展示了晚唐以后各个时期石窟艺术的不同风貌。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宝顶石窟

关于宝顶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创建于唐柳本尊。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宝顶山，唐柳本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岩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明隆庆五年（1571年）住持朝悟《敕赐圣寿传灯记碑》：“考其开创于唐宣宗大中九年。”

（2）唐、宋间柳本尊、赵智凤开凿。明成化十年（1474年）《恩荣圣寿寺记碑》：“唐宋年间，乃毗卢化身柳赵二本尊开建古迹道场。”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恩荣圣寿寺碑》：“宝顶有寺曰圣寿，相传为毗卢化托炼形之所也……自唐大中及今几百年而丛林愈盛。”

（3）创建于宋赵智凤。明洪熙元年（1425年）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圣寿院碑记》：“传自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七月十有四日，有曰赵智凤者，始生于米粮里沙溪，年甫五岁，靡尚华饰，以所居近旧有古佛岩，遂落发剪爪为僧。年十六，西往弥牟，云游三昼，既还，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因名其山曰宝顶。发弘誓愿，普施法水，捍灾御患，德洽远近，莫不皈依。凡山之前岩后洞，琢诸佛像，建无量功德。”据研究，第三种说法与造像中的人物服饰、器物、碑碣和建筑式样、以及艺术风格等更为吻合，故宋代凿造之说更为可信。

宝顶石窟以大、小佛湾为中心，周围5里之内还有倒塔、龙头山、殊始山、黄桷坡、高观音、广大山、松林坡、佛祖岩、岩湾、龙潭、对面佛等造像。其主体是大佛湾。

大佛湾为一马蹄形山谷，谷口朝西，形似小盆。岩面长约500米，高约15米至30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陡峭如削的悬崖上。计有造像31龛窟，碑刻7座，题记17则，舍利宝塔2座。

从造像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总体布局推测，宝顶石窟是一座完备而有特色的佛教密宗道场。估计小佛湾是密宗信徒专修用的内道场，大佛湾是善男善女禳灾祈福，显密双修的俗讲道场，即外道场。道场内外为前后结界像和四方结界像，由此构成了一个宏伟的曼荼罗。

三清窟

宝顶石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保存完好，具备晚期石窟艺术的诸多特征，有很高的欣赏价值。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南山石窟

南山，古名广华山，位于大足县城南2公里处，与北山遥相对应。山上绿树成荫，金橘飘香，素有“南山翠屏”之称，为大足十景之一。清人程大樽在《重修南禅寺大悲阁碑记》中写道：“其地峰峦秀立，环列如屏，石谷幽深，林木葱蔚”；又说：“若夫春来玩赏，锦日烘云；秋到寻游，蓼风舞叶，又或晓雾半收，万山露顶；飞泉喷薄，涛冽堪娱。于期时也，凭栏纵眺，叉手成吟，此身恍坐蓬莱中矣。”可见南山风景十分优美。

南山石窟始凿于南宋，造像均为道教题材。主要有“三清窟”、“圣母龛”、“真武洞”、“龙洞”等五龛窟，计像500余身。

南山石窟中碑碣题记较多，共有十通。其中，《清张澍重游南山诗》、《清王德嘉登南山寺诗》、《左朝请大夫知剑州军州事张宗彦诗》、《左朝请大夫知昌州事何格非倡和诗》、《宋吕元锡游南山诗》、《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记碑》等，都具有较高的书法、历史价值。1956年，南山石窟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4.石门山石窟

石门山位于大足县城东20公里处的石马新胜村。造像分布于圣府洞和陈家岩两处，主要集中在圣府洞。圣府洞开凿于宋，有佛教和道教题材的造像12龛窟，计300余尊。另有碑碣一通，造像记数十则。造像雕琢精美，残毁甚少。主要内容有“三皇窟”、“西方三圣与十圣观音”、“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变相”、“玉皇大帝”等。1980年，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5.石篆山石窟

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3公里处的石桌乡佛会村。石窟造像开始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后历代略有增补。共编九号，为儒、释、道造像区。其主要龛窟有“诃利帝母龛”、“志公大士像”、“三身佛龛”、“孔子与十哲像龛”、“老君像”、“地藏与十大冥王龛”等。195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妙高山石窟

位于大足县城西南36公里处的季家乡东风水库旁。石窟造像开凿于南宋，共有8龛窟，除第2号窟是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外，其余均为佛教题材。主要有“十六罗汉窟”、“水月观音窟”、“释迦观音合龛”、“西方三圣与十圣观音窟”等。1963年，列为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

7.舒成岩石窟

亦称半边庙，位于大足县城北10公里处的转洞乡大屋村。石窟造像凿于南宋绍兴年间，共有5龛窟，均属道教雕刻。有淑明皇后、三清、东岳、紫微等造像，1963年列为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

8.尖山子石窟

尖山子，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0公里的宝山乡建角村。石窟居于山顶。造像崖面高8米、宽10米。共编10号，除第10号是题刻镌记外，其余9号均为龛窟造像。计像85身，高者不过60厘米，多头残身漶。主要题材有“释迦说法图”、“阿弥陀佛说法图”、“弥勒说法图”等。在第7号龛左框外有竖刻造像记一则，文多漶灭，唯末行存“永徽（漶）八月十一日”7个字可辨识。第10号镌记残存“乾封元年八月廿日”8个字。据此知尖山子石窟始凿于初唐。

尖山子石窟是1987年10月在大足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它的发现，不仅把大足石窟的上限年代提前了240年左右，而且突破了川东南石窟的纪年造像史，对考证唐昌州治静南县遗址及大足建县前的历史有重要意义。1988年被列为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

大足石窟艺术，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等都提供了极其宝贵而又丰富的史料，起着补史之遗、正史之误的重要作用。

乐山大佛

我国佛教题材的石雕造像，除了石窟以外，单体石雕也有很突出的成就，乐山大佛可作为其代表。

乐山大佛，刻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大佛是利用凌云山栖鸾峰断崖开凿成的一尊弥勒坐佛，所以，又称之为凌云大佛。大佛始凿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近90年。佛像顶上覆盖有13层重楼，名曰“大像阁”，宋改名为“天宁阁”，明朝末年毁坏。大佛头部与山顶齐，脚踏大江，从头顶到脚底的高度为58.85米。其中头高14.7米，脸宽7.8米，鼻长3.5米，耳长7米，眼长3.3米，肩宽24米。仅头上的发髻就有1200多个。耳朵中间可并立两人，头顶上可放一张圆桌，脚面上可围坐百余人。乐山大佛比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南侧的巴比羊石窟中最高的一尊53米高的大佛还高5米多，可称为世界上最大、最高的石刻佛像。在像的右侧，凿有九曲栈道，从凌云山顶可由此迂回下到江边佛足之下。所以，一般人总爱说“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由此不难看出乐山大佛的雍容大度、气魄雄伟。

乐山大佛

巴中南龛石窟

四川省东部安岳卢毗洞

巴中县境内的摩崖造像

位于群山环抱之中的四川省巴中县，也是川北石窟寺分布密集的地区。在县城的四面屏障似的悬崖峭壁间，坐落着四处石窟群，被人们称作东、西、北、南四龛石窟。其中的南龛石窟是保存状况最好、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

巴中南龛石窟，位于县城以南1公里的南龛山南面。在垂直平整的山崖表面，鳞次栉比、玲珑剔透般地雕凿了130所华丽的佛龛，供奉着2000多身佛教人物雕像，还有12座石刻经幢和佛塔。这些崖中的佛龛，大部分是属于初、盛唐时期的作品。它们的装饰也很有特点，有很多都刻成了华美的床帐样子，佛和身边的弟子菩萨和天龙八部护法神们都仿佛是置身于这一个个宝帐之中，面向着人世间的众生。只有两身赤膊袒胸、蹙眉怒目、气势逼人的金刚力士站立在宝帐外面的左右两侧，守卫着那块庄严神圣的领地。这一所所佛龛前后左右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就好像是层出不穷的琼楼玉宇，充满灵气的仙宫宝殿，置身于这处崖壁前的佛家弟子们，在内心深处将会激起对佛国清净乐土的向往，从而面对那些崖间宫阙中的佛祖，由衷地发出自己的祈祷与祝愿。

安岳县境的石窟造像

四川省东部安岳县计有千佛寨、圆觉洞、华严洞、卢毗洞、孔雀镇、三堆寺、大千佛寺、黄桷铺、佛耳岩、快乐宫、大佛寺、三仙洞、老君洞、观音岩、城中乡等15处造像。其中以千佛寨造像龛为最多。三堆寺的唐咸通年间（860—873年）、光化年间（898—900年）的“西方净土变”最为复杂，而毗卢洞《柳本尊十劫修行图》，比宝顶圣寿寺的雕刻还要严肃一些。其开创年代，约在盛唐，以后一直到宋元仍有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