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名相

隋文帝杨坚在苏威、高的辅佐下结束分裂、重归一统，吸收了魏晋以来各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以及科举制的雏形。唐太宗、唐玄宗更是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等贤相重臣使封建社会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唐朝的宰相不但政绩彪炳，诸如张九龄、李德裕等人更堪称一代文豪，留下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文学作品。但随着朝中宦官势力的抬头、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曾经权倾朝野的宰相却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这或多或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宰相制度的没落。

第一节　隋朝的名相

隋朝股肱：高颎

高颎（？—607年），一名敏，字昭玄，渤海蓓（今河北景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高宾先仕东魏，后投奔西魏，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

高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词令”，17岁步入官场。北周时，杨坚专断朝政，发现高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谋”，引为心腹，委以重任。尉迟迥起兵反对杨坚。高颎自请率兵讨伐，大破之，因而升任柱国大将军，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

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任命高颎为尚书左仆射、纳言，即宰相之一，同时兼任左卫大将军。高颎出任宰相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新都大匠，主持建造新的国都大兴城。大兴城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一年内主体竣工。高颎因功，又拜左领军大将军。

隋文帝开国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高颎作为丞相，具体执行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能文能武，明达政务，竭诚尽节，引荐贤良，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都是由他推荐，而担任军政要职的。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命高颎节制诸军，准备攻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恰逢陈宣帝病死，高颎出于礼不伐丧的考虑，建议暂缓发兵，以争取民心。隋文帝询问灭陈之策。高颎说：“江北江南气候不一样，庄稼成熟时间也不一样。我们可趁江南收获季节，扬言出兵掩杀，陈朝必定屯兵防御，足以废其农时。这样坚持数年，对方懈怠，那时我军齐集，登陆而战，事半功倍。”隋文帝采用这一计策，接连数年，果然使陈朝穷于应付，疲惫不堪。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命次子晋王杨广为统帅，统领大军伐陈。高颎任元帅长史，“三军皆取决于颎”。就是说，杨广只是名义上的统帅，而实际指挥作战的则是高颎。高颎精于军事，水陆并进，调度有方，一举攻克建康，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张丽华雪肤花颜，天姿国色。杨广贪恋其美貌，想留她一命，占为己有。高颎严正地说：“周武王灭商，戮妲己；今灭陈国，不宜取张丽华。”他果断下令，将张丽华斩首。此举激怒了杨广，埋下了杨广仇恨高颎的种子。隋军班师，隋文帝封赏功臣，高颎升任上柱国大将军，封齐国公。

高颎画像

高颎功高权重，必然招致一些人的嫉妒和仇恨。包括杨广在内，暗放冷箭，攻击和诋毁高颎，诬称他有反心。隋文帝当时还算英明，真诚地告诉高颎说：“公灭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你我君臣道合，非小人所能离间也。”尽管如此，仍有人喋喋不休，中伤高颎。隋文帝大怒，把那些中伤者统统贬官。他说：“高颎是一面镜子，每被磨莹，皎然益明。”一次，隋文帝让高颎和将军贺若弼讲述攻灭陈朝的详细情况。高颎非常谦虚，只顾推崇贺若弼，说：“贺将军先献十策，后于建康城外苦战破贼。臣乃文吏，岂敢与猛将论功？”

其后，北方突厥侵犯隋朝边境。高颎出任元帅，深入大漠，予以回击。又有人放出流言，声称高颎意欲谋反。隋文帝尚在犹疑，高颎得胜还朝，流言不攻自破。开皇后期及仁寿年间，隋文帝变得不那么清醒了，武断多疑，猜忌功臣宿将。他听信谗言，决定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杨广。高颎坚决反对这样做，跪地叩头说：“长幼有序，万不可轻易废立太子。”杨广矫情饰行，得到母亲独孤皇后的支持。先前，高颎死了夫人。独孤皇后曾跟隋文帝说：“高丞相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以不为之再娶？”隋文帝把这话转告高颎。高颎流涕说：“臣已年老，退朝惟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至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不久，高颎爱妾生了个儿子。独孤皇后抓住把柄，恶意挑拨说：“陛下还信任高颎吗？当初，陛下欲为他娶夫人，而他心存爱妾，面欺陛下。现在，他的诡诈终于显露出来了。”隋文帝细想，似乎是这么个理，从此开始疏远高颎。

辽东发生叛乱。隋文帝决定发兵征讨。高颎认为正值秋雨连绵季节，不宜用兵。隋文帝一意孤行，以儿子汉王杨谅为统帅，高颎为元帅长史，率兵出征。结果正如高颎所言，因淋涝疾疫，兵败而还。独孤皇后趁机进谗，说：“高颎开始就不愿出征，陛下强之，妾固知其无功矣。”杨谅推卸兵败的责任，危言耸听地说：“我没被高颎杀害，就算很幸运了。”隋文帝糊里糊涂，欲治高颎之罪。大臣贺若弼、薛胄、柳述等一起进谏，都说高颎无罪。这样一来，隋文帝更加恼怒，认为朝中有高颎私党，断然罢免了高颎的所有官职，只保留齐国公的爵位。“自是朝臣莫敢言”，开放的言路断绝。

隋文帝有时还想着高颎的功绩，一次召高颎参加一个宴会，说：“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高颎欷歔沉默，不知该怎样回答。隋文帝转而对侍臣说：“朕于高颎，胜过父子，虽或不见，常似眼前。作为臣子，不可以身胁君，自云第一。”原来，他是担心高颎权势过大，威胁自己的皇位。不久，有人告发高颎之子高表仁，称他曾对高颎说：“从前司马懿托疾不朝，遂有天下。父亲现在如此，安知非福！”这一告发非同小可，触动了隋文帝的敏感神经。他勃然大怒，说：“高颎与子言，自比司马懿，此何心乎？”他命将高颎逮捕下狱，由内侍省审讯。内侍省请求将高颎处斩。隋文帝权衡利害，未予批准，只将高颎除名，贬为平民。经此事件，高颎认识到了官场的险恶，“欢然无恨色”，以当一介平民而为庆幸。

可是，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又起用高颎为太常卿。高颎性情耿直，对于隋炀帝滥用民力、沉湎声色、穷兵黩武的荒淫行径，屡屡提出非议，甚至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隋炀帝因当初张丽华被斩一事，耿耿于怀，现在有了报复的机会，遂给高颎安了个“讪谤朝廷”的罪名，将其斩首，诸子连坐，流放边地。史载：“高颎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时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诛，天下无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

终失晚节的宰相：苏威

苏威，字无畏，京都附近武功（今陕西武功）人。苏威的父亲苏绰，曾任度支尚书。

北周建立后，大冢宰、皇叔宇文护执掌朝政。他非常欣赏有才有德、老成持重的苏威，要把亲生女儿嫁给他。但宇文护独断专权，从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与这样的家庭联姻，即使能带来荣华富贵，也并不是一向稳重的苏威所愿意接受的。为了逃避婚姻，他躲入山中，栖身古寺，专心读书，倒也显得逍遥自在。但宇文护是得罪不起的，苏威的叔叔派人四处寻找，要他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损害家族的利益。无奈之下，苏威只好接受这门亲事，成了宇文护的乘龙快婿。他也因攀上这门亲而很快得到了升迁，被封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怀道县公，又按三司级别给他配备了仪仗，给了他很高的待遇。周武帝杀宇文护亲政后，赐封他为稍伯下大夫。所有的这些赐封，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全部推辞不受。

苏威有一个堂妹，嫁给了元氏家族的元雄。元雄一家以前曾和突厥发生过冲突，使突厥在侵扰中遭受了不少的损失。突厥派使者到北周，声称只要将元雄一家送到突厥为人质就愿意臣服北周，北周当权者居然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苏威知道后，对别人说：“蛮夷之人只是贪图利益，可以用钱财贿赂他们，让他们改变主意。”当即出售了自己的田产房屋，准备倾家荡产赎回元雄一家。此举一时被传为美谈，人人都称赞他的义举。苏威一直以来都是有官不做，有爵不就，而是隐居山林，以吟诗作画、讽议时事为乐事。但他并不是一个甘于默默无为的隐士，而是在等待明主出现，待机而动。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大丞相杨坚图谋大业，正在四方招揽人才，其心腹干将高颎多次向杨坚推荐苏威，称赞苏威是个贤德之人。杨坚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于是私下召见苏威。二人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苏威觉得终于找到了明主，心情十分舒畅，就在杨坚府内住了下来。一个多月后，杨坚、高颎等人将准备代周立隋的事情告诉他，这使他觉得左右为难。一方面，跟着杨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享受荣华富贵不说，还能名垂青史，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宇文家族的女婿，北周皇帝也待他不薄。他又是一个十分注重名节的人，考虑到直接参与这样的行动，恐怕会遭受他人的唾骂，有损自己忠义的名节。于是他只好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从杨坚府中不辞而别，悄悄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公元581年，杨坚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下令征召苏威为太子少保，并追赠他父亲苏绰为邳国公。接着，又让苏威兼领门下省纳言、民部尚书的职务，官居宰相之位。苏威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杨坚奏请减轻百姓的租赋徭役，一切务必从轻，好让久经战乱的老百姓有一段喘息的时间，从而稳定全国局势。杨坚对他的建议悉数采纳，下诏除去一切苛政。一次，苏威看到宫中挂帐幔的钩子居然是用白银做的，立即严肃地向杨坚陈述节俭的必要性，杨坚马上下令将宫中一切奢华的布置装饰，全部撤换或毁掉。

经过几年的努力，隋朝已是天下太平，万物丰盛，呈现一派盛世之象。这期间，苏威先后出任过刑部尚书、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他与尚书左仆射高颎一起革新政治，重订各种典章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主持修订刑律。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溃”的教训，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令高颎、苏威、牛弘等人重新修定刑律。苏威等人参照魏晋、北齐和南梁各朝的旧律，以宽简为原则，汲取其精华，删除某些严刑酷法，经过一年的时间，制定出了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刑律》。由于苏威熟悉前代各朝的法律制度，因此，整个《刑律》的体例、章节、条文，几乎都出自于他之手。所以说，《刑律》的制定与颁布，苏威的贡献最大。开皇九年（589年），苏威官拜尚书右仆射，正式升任宰相。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为装饰门面，颇为重用苏威、高颎、贺若弼等一些老臣，苏威由原来的大将军晋封为上大将军。也许是对新君充满了希望，他又开始敢作敢为了。隋炀帝要征收徭役，修筑长城，他出面劝阻，认为新君即位，应首先稳定局势，不宜加重徭役赋税，以免引起混乱。隋炀帝还真的听了他的劝谏，暂时停止了修筑长城的举动。然而隋炀帝是一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而又迷恋奢华生活的暴君。随着皇位的巩固，他开始为所欲为，再也听不进任何反对他的意见了。高颎等人因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隋炀帝干脆下旨将他们杀掉，苏威也跟着受到牵连，被罢免了官职，他再一次失望了。

隋炀帝本人喜欢玩乐，无心朝政。尽管不希望有苏威这样德高望重的要臣在自己面前碍手碍脚，可他宠爱的那些阿媚之徒都是些无德无才之人，他需要有人帮他处理朝政，而这个人又不至于对他形成大碍，于是胆小谨慎的苏威就成了最佳人选。所以，大约一年后，苏威又被隋炀帝征召回朝，主持朝政，官拜太常卿、左光禄大夫、纳言等。苏威看到隋炀帝荒淫无度，滥杀无辜，害怕祸及自身，只得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小心从事，再也不敢在君王面前据理力争了。这反倒符合隋炀帝的心意，于是给他加官晋爵，委以重任。他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四人共掌朝政。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五贵”。苏威又跟随隋炀帝几次下辽东远征高丽，虽然没建立什么功业，却在不断升官晋爵，先后做过左卫大将军、右位大将军、光禄大夫。辅助爵位先是宁陵侯，后又进为房公。苏威也知道这样的官做得没有什么滋味，想告老还乡，但是被拒绝了。

隋炀帝的暴政导致百姓饥苦不堪，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就连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想乘机夺取隋朝天下。大业九年（613年），炀帝第二次远征高丽，杨玄感、李密等人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反隋。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高丽前线，正在前线的隋炀帝惊恐不安，非常害怕，急忙把苏威召入帐中，问他：“杨玄感聪明能干，他会形成气候，给我大隋形成祸患吗？”苏威看到隋炀帝害怕的样子，急忙为隋炀帝宽心：“所谓聪明，是指能辨明是非，审视成败。杨玄感目光短浅，才识有限，算不得是聪明人，成不了大气候，不必为此焦虑。”接着，他又乘机委婉地劝谏隋炀帝：“如果不及时改弦更张，采取有效措施，将来肯定要出大乱。”意指隋炀帝横征暴敛，才导致百姓生乱，劝其悬崖勒马，革新朝政。可隋炀帝根本不理睬他的话，急忙回师平叛，苏威也跟着到了涿郡（今北京西南一带）。战乱后安抚百姓的工作，在当时的隋朝，大概也只有苏威才有能力完成。于是，隋炀帝命他前往关中镇抚，并让他的孙子苏怀给他当副手。恰巧，苏夔此前已到关中出任简黜大使，这样，祖孙三人共同坐镇关中，在朝臣中传为美谈。当时已经天下大乱，隋朝江山岌岌可危。苏威心里很担忧，他虽知道隋炀帝已经不可救药，也不敢犯颜谏上，就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混天度日。而隋炀帝身旁的几位宠臣如裴蕴、宇文述等人早就对苏威看不顺眼了，就乘机要一个叫张行本的人参了苏威一本。说他当年在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为朝廷挑选人才时，私受贿赂，滥授官位，出使突厥时又畏怯害怕，有损国威。于是苏威再一次被削职为民。不久，苏威又跟随隋炀帝巡游江都（江苏扬州），隋炀帝还想重新起用苏威，但身边的几位宠臣如裴蕴之流却极力反对，说他年老昏花，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隋炀帝也就作罢了。

武德元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绞死了隋炀帝。苏威此时正在江都，宇文化及命他做光禄大夫。宇文化及被瓦岗军打败后，苏威又依附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破后，他又到东都洛阳再次做了上柱国、邳公。王世充称帝后，他又充当了太师。当唐军攻下洛阳时，他又请求李世民召见。

李世民不耻他的为人，对他非常反感，就派人给他回话说：“阁下身为隋朝的宰相，朝政危难却不能尽力拯救，造成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君王被杀，国家灭亡。而你居然又丧失气节，先后拜倒在李密、王世充的脚下。你现在既然年老多病，也就不必经受劳累让我召见了。”李世民回到长安后，他又跟着追到了长安，在门外请求接见，也被李世民无情地拒绝。他只得回到家中，过起了平淡的生活，没活几年，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去，享年82岁。

不易驾驭的枭雄：杨素

杨素（？—606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出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士族家庭，其祖、父都是朝廷重臣。

杨素历经魏、周、隋三朝，处于南北分裂、大动荡到大统一的年代。他的政治生涯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在前半生曾帮助周武帝伐齐统一北方，入隋后协助杨坚平定陈，而后又多次击败入侵的突厥，捍卫了隋朝的北部边疆。在消除南北分裂、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军事才能，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他的后半生，也就是从52岁起登上相位，特别是高颎被罢相，由他一人独揽相权的最后8年里，他嗜杀成性，嫉贤妒能，尤其是后来，他擅权误国，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并帮助杨广篡夺帝位，使自己堕落成奸雄。

杨素颇具军事才能。作为名将，他善于用兵，以严刑酷法治军而著名。每次作战，他必令一二百人冲锋，取胜则封赏士卒，失败则一律处死。因此，将士在战场上都能以死相拼，令敌方胆战心寒。加之赏罚分明，士卒都愿意为他用命。周武帝亲征北齐，杨素为先锋。杨素不负众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河阴、晋州，并协同周军其他各部攻占了齐都邺，消灭了北齐政权，由此深得皇帝的赏识。后周右大丞相杨坚与杨素同族，为拉拢杨素，拜杨素为大将军，将他倚为亲信。

以后，尉迟迥曾起兵反对杨坚，杨素率军打败了尉迟迥的部队，为杨坚称帝扫除了障碍。建立隋朝后，杨坚为统一中国，派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三位名将统帅主力军直指南方陈朝的都城建康。杨素率水军所向披靡，历经40余战，一举亡陈。隋文帝杨坚为表彰杨素的功绩，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颎共掌朝政，时年52岁。

仁寿宫

杨素虽以军功而官至宰相，但政治才能上却远不及高颎。为维护自身利益，杨素施展权术，屡屡讨好隋文帝，甚至受命为隋文帝监造仁寿宫，从而获得了“忠孝”的美誉，使隋文帝对他深信不疑。

隋文帝晚年时，发生了争夺太子之位的事件。太子杨勇有治国之才，但喜好声色犬马，且不善掩饰，多次受到文帝的批评。文帝次子杨广，觊觎太子之位已久，为取得文帝的信任，就刻意矫饰自己的行为，还贿赂宫中官吏，上下皆称杨广“仁孝”。于是文帝欲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此事遭到宰相高颎的反对，高颎因此而被罢官。杨素本对废太子之事沉默不语，欲坐收渔翁之利，及至独掌相权，便成为废立太子的关键人物。他与杨广的生母独孤皇后勾结，罗织杨勇的罪名，使文帝偏听偏信，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文帝废勇立广，最终导致隋朝在他死后不久便分崩离析。而这个恶果与杨素的助纣为虐有直接关系。

杨素在独掌相权的8年里权势膨胀，其族人虽无军功政绩，却官至柱国、刺史。他利用废立太子问题，大肆排斥政治异己。朝野上下阿谀奉承之徒得到重用。仗义执言或有违杨素之意者，却遭诛杀、流放。隋文帝的第四子蜀王杨秀对废太子之事不满，杨素便在文帝面前诋毁杨秀，杨广也乘机与杨素合谋，作伪证陷害杨秀企图谋反，文帝遂将杨秀废为庶人，囚禁在内侍省。

史万岁、贺若弼、韩擒虎都是开国名将，杨素害怕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视他们为眼中钉，多次在文帝面前进行离间活动，诬他们为“秀党”，以致史万岁被杀，贺若弼被囚。杨广执政后，将贺若弼与高颎一同被杀害。尚书右丞李纲刚直不阿，不愿与杨素同流合污，杨素对他怀恨在心。当交州（今广西及越南境内）统帅李佛子叛乱时，杨素就推荐瓜州（今甘肃安西县）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又向文帝建议，让李纲为行军司马。接着，杨素又授意刘方任意凌辱李纲，几乎置李纲于死地。杨素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那些威胁自己相位的大臣，其阴险残忍令人发指。

杨素还利用自己的权势，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霸占了无数田产、房屋。此外，他还巧立各种名目，横征暴敛，积聚钱财，使他成为隋朝最大的官僚地主。杨素的家中，有数千家僮供其役使，家藏娇妻、美妾、侍婢、艺妓数以千计。他的宅第，足可与皇宫媲美。

杨素帮助杨广篡夺帝位后，杨广为报答他，任他为尚书令、太子太师，次年又进位司徒，成为隋朝独一无二的宰相。但隋炀帝杨广在自己地位稳固后，也开始对杨素日益膨胀的权势感到恐惧。隋炀帝的疑虑溢于言表，使精于权谋的杨素预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因此忧郁成疾，不久，抑郁而终。

唐朝宰相魏征曾评价杨素前期“足为一时之杰”，后期“以阴谋智诈自立”。特别是在他登上相位后，不行仁义，做尽坏事，招致万人唾骂。杨素集人杰、奸雄于一身，从功臣宿将走向乱国的奸臣，充分表现出这一历史人物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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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的帝王之相

有一次隋炀帝邀请杨素一起钓鱼，并打赌二人同钓，先得者为胜，迟得者罚一杯酒。

过不多时，隋炀帝接连钓了两条鱼，并向杨素炫耀。杨素向来争强好胜，此时面上微有怒色，便说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待老臣施展钓鳌之手，钓一个金色鲤鱼，为陛下称万年之觞何如？”隋炀帝见杨素说此大话，全无君臣之礼，心中不悦，借口上厕所，起身回了后宫，满脸怒气。

隋炀帝的皇后萧氏问他为何怒忿还宫，炀帝道：“杨素这老贼，骄傲无礼，在朕面前，十分放肆。朕欲叫几个宫人杀了他，方泄我胸中之恨。”萧皇后忙阻道：“杨素乃先朝老臣，且有功于陛下，今日无故杀了，其他人必然不服。况他又是个猛将，几个宫人如何杀他，而且他兵权在手，一旦刺杀不成将有后患。”隋炀帝觉得有道理，便回到了杨素身边。

隋炀帝见杨素坐在垂柳之下，风神俊秀，相貌魁梧，几缕如银白须，趁着微风，两边飘起，恍然有帝王气象。隋炀帝看了有些妒忌，恰巧杨素这时钓上了一条一尺三寸的金色鲤鱼，向隋炀帝炫耀道：“有志者事竟成，陛下以为老臣何如？”隋炀帝只好勉强作笑，实际上心中已经开始忌惮这个昔日功臣了。

第二节　唐朝时期的名相

房谋杜断：房玄龄、杜如晦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禁军首领宇文化及等杀害，已经攻取关中的李渊（唐高祖）废黜所拥立的隋恭帝杨侑，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唐，改大兴城为长安作为国都，建立了唐朝。

李渊在位九年，次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成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禅位于太子，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崭新局面。他的成功，固然是他的英明睿智所致，同时也得力于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位宰相的辅佐。这两人合称“房杜”，前者善谋，后者善断，为唐太宗夺得政权和“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太宗的昭陵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亲房彦谦，隋朝时任司隶刺史，善良清廉，曾告诫儿子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受到父亲的影响，自小警敏，饱读诗书，精通书法。18岁时举进士，步入官场，任羽骑郎，供职秘书省，被人视为“国器”。继任县尉，卷进汉王杨谅叛乱事件，被革职，徙居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隋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中原大乱。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李世民西渡黄河，进兵关中。房玄龄毅然投奔李世民，二人一见如故。李世民以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李渊建唐，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出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成为秦王的得力参谋。

杜如晦（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少英爽，喜书，以风流自命，内负大节，临机辄断”，被人视为“栋梁”。隋末补滏阳县尉，弃官自去。李渊建唐，他也投奔李世民，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从这时起，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共事，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干，十分亲近和友爱。

李世民东征西战，担负起平定割据势力、统一全国的重任。每次征战，房、杜必然随行，参与帷幄机密。李世民攻占一地，许多将士争着抢掠金银珠宝。房玄龄不然，专为秦王物色和招揽人才，厚相交结，鼓励他们替秦王效力。这使李世民非常感动，他说：“东汉光武帝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房玄龄掌管秦王印信和文书，井然有序，有时还代表秦王向李渊汇报前方战事。李渊称赞说：“这人机敏，足以委任。每为吾儿奏事，千里外犹对面语。”

李世民四处征战，需要大量官员到地方上任职。杜如晦也被派到陕州（今河南陕县）任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及时提醒李世民说：“去者虽多，不足吝，而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只想当个藩王，也就罢了。若想经营四方，舍杜如晦无其功者。”李世民顿有所悟，说：“非公言，我几失之。”他立刻把杜如晦调了回来，封建平县令，任中郎。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创设文学馆，以秦王府幕僚为核心，任命文武贤才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十八学士”。房、杜二人名列学士前两位，充当秦王智囊团的头脑人物。

统一全国的战争基本结束，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勾结，贿赂李渊的嫔妃，多次向李世民发难，必欲将之置于死地。李渊糊涂昏庸，也对李世民产生了疑心。房玄龄和杜如晦清醒地看到这一情况，劝李世民及早采取行动。房玄龄特别说：“国难世有，惟圣人克之。大王功盖天下，非特人谋，神且助之。”可是，李世民顾念兄弟情分，犹豫不决。李建成、李元吉忌恨房、杜，反复进谗，通过李渊下令，命房、杜居于府第，不准替秦王出谋划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又设下阴谋，准备在一次宴会上杀害李世民。李世民得到密报，这才下定决心，以牙还牙。他派人召房、杜到秦王府议事。房玄龄故意激将，说：“皇上有旨，不再让我等替大王办事。这时如私谒大王，恐怕就是死罪。”李世民大怒，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他取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尉迟敬德奉命前往，说明秦王的决心。房、杜求之不得，立刻穿了道士服，悄悄进入秦王府，密商大计。

接下来便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全歼“太子党”。李世民成为太子，房玄龄任右庶子，杜如晦任左庶子。两个月后，李世民成为皇帝，就是唐太宗。房玄龄任中书令，封邗国公；杜如晦任兵部尚书，封蔡国公。淮安王李神通认为房、杜“专弄刀笔”，不应得到高官厚爵。唐太宗说：“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坐安社稷，其功可比萧何。朕论功行赏，不当以私废公。”

唐朝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不久，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并为宰相，共管朝政。唐太宗给宰相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广耳目，访贤才”，不必拘泥于狱讼等具体事务。一次，唐太宗问房玄龄和魏征说：“创业、守文孰难？”房玄龄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魏征说：“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弊，赋税穷之。国由此衰，则守文为难。”唐太宗笑了笑，说：“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魏征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难。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房玄龄为相，史籍是这样记载的：“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娼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者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责怪），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他忠贞、勤恳、公正、谦逊的品格，受到唐太宗的高度赞赏，改封梁国公，加太子少师、太子太傅衔，进位司空，女儿为王妃，儿子尚公主，“权宠隆极”。唐太宗每次出巡，必留房玄龄镇守京师，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房玄龄一方面总理朝政，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数次请求辞去一些显要官职。唐太宗不许，说：“谦让，诚美德也。然国家相眷赖久，一日去良弼，如失左右手。顾公筋力未衰，不必推让。”

杜如晦和房玄龄一样，既为宰相，兼管吏部，选贤才用能人，无不尽职；制定各项典章制度，规范适用。房、杜二人配合相当默契，每当议决大事时，房玄龄必说：“非如晦莫筹之。”杜如晦到来，肯定会用房玄龄之策。因此，史籍记载说：“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这段话，给后世留下个“房谋杜断”的典故。

房、杜位高权重，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如监察御史陈师合就曾含沙射影，攻击两位宰相。唐太宗很生气，说：“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陈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他立刻命将陈师合贬职，处以流放。还有一人诬告房玄龄意欲谋反，唐太宗大怒，断然将那人斩首。

杜如晦短命，46岁就病死。唐太宗非常悲痛，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谥曰“成”。夏天，唐太宗吃瓜，命分其半，祭奠亡人。一次，唐太宗赐给房玄龄一条金带，潸然流泪，说：“如晦与公共同辅朕，今独见公耳！”他另外取了一条金带，命房玄龄送至杜如晦家中，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房玄龄逐渐年老体衰，而且多病。唐太宗允许他乘坐肩舆入殿，卧榻理事。

晚年的唐太宗变得不那么英明了，建造宫室，迷恋声色，爱听恭维话，忽视民生疾苦，特别是执意征伐高丽，造成社会动荡。房玄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说：“今天下事无不得，惟征高丽不止，皇上含怒意决，群臣莫敢谏。我若不言，抱愧没地矣！”他在病中毅然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书中说：“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能为后世患，衷之可也。今无是三者，而坐弊中国，为旧王雪耻，非所存小，所损大乎？臣愿陛下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唐太宗读了奏书，感动地说：“玄龄病已危慑，还在忧吾国事啊！”

房玄龄为相期间，还兼着监修国史的任务。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主持修撰了《晋书》130卷，成于贞观二十年（646年）。房玄龄不仅善于理政，而且善于治家，常恐儿子们骄侈放纵，仗势凌人，亲自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分送诸子，叮咛说：“留意于此，足以保身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71岁高龄的房玄龄病情转重。唐太宗亲往探视，含泪握手诀别。房玄龄死后，追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陪葬昭陵（今陕西礼泉东北）。

直言敢谏的忠臣：魏征

魏征出生于隋朝末年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魏长贤为政清廉，秉性刚直，而且博学多才，治学严谨，魏征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良好熏陶和感染。由于父亲英年早逝，家道随之衰落，但是魏征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沦落颓废，反而更加胸怀大志，勤学苦读。生逢乱世，魏征深感入世无望，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出家当了道士。

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便动员他加入起义军，让魏征做了郡府的书记官，掌管军中的文书。

魏征塑像

后来，元宝藏意欲投奔瓦岗寨首领李密，多次写信表明意愿。李密阅信深感措辞贴切、文采飞扬，常常赞叹不已。后来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才华横溢、深谋远略之余，却未采纳他的建议。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刺杀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瓦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尽管如此，瓦岗军仍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

瓦岗军屡败隋军，声势日盛，李密便渐渐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当然他也很快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又集中20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手下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京城长安。

李密归唐后不久又举兵谋反，最终兵败被杀。魏征是李密的同党，自然也就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魏征苦于自己通晓天文地理、熟谙运筹帷幄，却落得个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便主动请缨，招抚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李密余党。魏征先来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给据守在那里的徐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其认清形势、归附唐朝，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魏征的极力说服下，徐世不久便归降了唐朝。后来，魏征又直奔魏州，说服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起兵南下，直攻黎阳。此时，魏征刚好从魏州返回黎阳。黎阳失守，魏征被俘。窦建德对魏征的才学早有耳闻，便任魏征为起居合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征洛阳。此时，占据洛阳的隋将王世充联络窦建德严防死守，双方对峙数日。最终被李世民击败，魏征才得以回归长安。

然而，重回长安的魏征仍然不被朝廷重用。就在魏征心灰意冷之时，极具慧眼的太子李建成发现了他，并对他的学识颇为赏识，便招为太子洗马。为报太子的知遇之恩，魏征尽心辅佐、积极谋划。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战功卓著，深得人心，就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却长处深居东宫，并没有威镇海内的丰功伟绩。您虽已被立为太子，但获得皇位的根基并不牢固。”这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率部收复河北失地，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认为这对太子来说是个壮大势力、提高威望的绝好时机，于是便向李建成进言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并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兵至昌乐，刘黑闼引兵拒之，两军严阵以待。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果然不出所料，敌军纷纷放下武器，很快便不战自败，河北大批失地又尽归唐朝。

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是李建成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没有接受魏征的建议。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政完全交由李世民处理。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宫官属不计前嫌。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是为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

贞观元年（627年），有人告发魏征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惹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他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的？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预料了。他对唐太宗说：“希望您让微臣成良臣，而不让我成为忠臣。”太宗问：“忠臣和良臣的区别又在哪里呢？”魏征说：“良臣身有美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问魏征：“作为国君如何做才算得上英明，怎样做又算得昏聩？”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拍手叫好。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

一代名君唐太宗，广采众意，虚怀纳谏，但是，没过多久，唐太宗便尝到魏征耿直性格的苦头。唐太宗刚刚即位，北方游牧部落的突厥人便向唐境进犯，抵达渭水之北。唐太宗虽然将敌兵智退，但是心中仍是愤愤不平。他总想扩大兵源，以示强盛。对此宰相封德彝出面奏道：“凡年满16岁以上而未满18岁的男子当中，体型壮大者均可典为府兵。”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唐太宗的采纳，但是敕令下达之后却遭到魏征的极力反对。经过几次反复，唐太宗大动肝火，他责问魏征道：“朕下达此诏令，是朕亲自得知有人为逃避兵役而将其实际年龄隐瞒。你为何三番五次拦阻于朕？”在盛气凌人的唐太宗面前，魏征并无惧色，他从容地说道：“古人曾经说过，竭泽而渔，明年就会无鱼可捕；放火烧林猎取野兽，虽然可以大量捕捉，但明年就会无兽可捕。这个道理陛下应该明白。战争逼近，兵不在多，在于御之有道，陛下取其壮健，指挥有术，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将未成年之人拿来凑数呢？”魏征见唐太宗怒色渐消，又进一步劝唐太宗：“陛下常说：‘君主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陛下必先取信于民。如今即位时间不久，陛下就已经几次失信于民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诉说后大吃一惊，他连忙说道：“朕哪些地方失信了，请你详细说与朕听。”魏征便一一列举，一番话有理有据，说得唐太宗心服口服，从此改变了对魏征的看法。

玄武门

贞观八年（634年），朝臣中进谏的人日益增多，但有许多人进谏要么不切实际，要么纯属无稽之谈，往往使得太宗龙颜大怒。中丞皇甫德参进谏说，社会上妇女梳高发型，是让皇宫里的宫女带坏了。唐太宗听人说宫女的坏话，自然很生气，骂道：“难道让宫人都剃掉头发，你们才会满意吗？”他要以诽谤罪处罚皇甫德参。但魏征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自古劝谏的奏章，往往用词偏激，不然，又怎么引起君主的重视呢？陛下您要始终清楚这一点，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去说，讲得有道理，自然于国于民都有好处，讲得不对，也不会有什么妨碍。若动不动就治罪，以后谁还敢开口呢？”魏征有力且有理的慷慨陈词，使唐太宗打消了处罚皇甫德参的念头。

有时候，魏征在劝谏唐太宗时言辞激烈，很不给唐太宗面子，只是由于太宗和魏征的情谊一直很深，所以不好发作，这令太宗有时竟然惧怕他，所以对他说：“你以后不妨这样，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当着大家的面只管顺着朕的意思说，等没有人时悄悄告诉朕，朕一定照你说的办！”魏征却不同意，说：“舜帝曾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背后反对。陛下虽没有这样告诫魏征，臣却天生是这样的人。”魏征讲得很有道理，唐太宗不好随便反对。

此外，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太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原先是有这种打算的，因为怕你怪罪，故中止了。贞观初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躬行节俭，以省民力。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他说：“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劳民伤财。”经魏征这么一讲，唐太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634年），在众臣的请求下，唐太宗又准备前往泰山封禅，再次遭到了魏征的极力反对。太宗百思不得其解，便询问原由。魏征回答说：“眼下国家刚刚安定，百业待兴，国库尚为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封禅，兴师动众，必然劳民伤财，与‘抚民以静’的国策相悖。”太宗听了这番道理，取消了封禅计划。

唐太宗庆幸有魏征这样的刚直不阿的大臣。他把魏征比喻为良匠，而他自己是一块混在石头中的美玉，必须经过良匠的打磨。魏征也果然如此，雕琢出了唐太宗这样的美玉。他先后进谏数十万言，提出诸如“载舟覆舟”、“十思”等杰出的论断，这些都可以为历代帝王提供参考和借鉴。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万分，亲自登门哭祭，辍朝五天，并用最高规格的礼仪送葬，让文武百官送出郊外。事后，唐太宗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对于魏征的去世，唐太宗曾感叹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魏征去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两朝辅政，结局悲惨：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鲜卑贵族后裔。其先祖为北魏献文帝之兄，姓拓拔氏。在魏室功勋卓著，世袭“大人”之号。后人更姓跋氏，因为宗室之长，又更姓长孙氏。其七世祖长孙道生，官至北魏司空、封上党靖王，以后又数代封王。其祖父长孙兕为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封平原公。其父长孙晟为隋代著名的将领和外交家。

长孙无忌虽为贵族武将之后，家门显耀，但他却酷好读书，精博文史，又聪颖敏慧，很有谋略，人称有大器。

隋大业五年（609年），官至右骁卫将军的长孙晟去世。长孙无忌与母亲高氏和幼妹相依为命，饱受异母兄长孙安业等人的欺凌。后来实在无法在长安永兴坊的府邸住下去了，母子三人便走依临洮（今属甘肃）刺史、高氏之父高励。不久，高励亦病故，长孙无忌兄妹便靠舅舅高士廉抚养。大业九年（613年），由高士廉作主，将长孙无忌的妹妹嫁给了卫尉少卿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长孙无忌与李世民年龄相仿，他们在一起学文习武，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长孙无忌墓

大业十三年（617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在太原起兵南下，直逼长安。李世民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黄河后，长孙无忌便投奔了他，被李世民用为渭北道行军点签，负责文书和传达军令。这年十一月，李渊父子进占长安。次年，李渊称帝，建国号为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孙无忌的妹妹成为王妃，长孙无忌则成为秦王府的得力干将，随从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官至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

李世民即位后，王妃长孙氏被立为皇后。长孙无忌以力安社稷有功，先授左武侯大将军，再转吏部尚书，进封齐国公，食邑1300户。唐太宗以其功勋、外戚、故旧三者的关系，对长孙无忌极为亲宠，礼遇远殊于其他大臣，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寝殿，商议机密。长孙无忌不善统兵打仗，却善谋断大事，对唐太宗忠心赤胆，在唐太宗即位初期稳定政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元年（627年），长孙无忌被提升为尚书右仆射，成为宰相。

长孙无忌在贞观群英中，是最不善谏诤的一位，在君臣治道议论中极少建言。他崇拜唐太宗，表现得忠心顺从。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头脑清醒，以持重见长，并固执己见，态度坚决。贞观十一年，李世民颁诏，赐14名佐命元勋世袭州刺史，让他们子孙后代拱卫唐室。长孙无忌坚决不干，他认为，世袭刺史会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不利。从维护唐室将来的稳固统治计，长孙无忌与房玄龄等人上疏，力陈世袭刺史的弊端：其一，一家一姓占据一州，时间一长，难免曲树私党，破坏地方吏治；其二，佐命元勋已蒙重赏，不可再裂土以赐；其三，若孩童袭职，不谙世务吏职，必然造成政无约束，为害地方，一旦触犯刑律，便自取灭亡；其四，此制一开，后世仿效，遗患无穷。唐太宗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终于收回成命。

正因为长孙无忌有这些优点，在关键时刻，他总是被推入决策群的中心，受到唐太宗的倚重。在唐太宗晚年，皇嗣问题又一次成为唐室的重大难题。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承乾，已被立为太子；次子魏王李泰；幼子晋王李治。太子承乾有腿疾，少年时代也受太宗的喜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情愈来愈怪诞，幸男宠，好游畋，为非作歹，没有作为一个储君的体统。而魏王泰素有父风，行为检点，礼重贤士，还效古贤王邀集文士著书立说，有觊觎太子位的野心。唐太宗厌恶承乾而喜欢李泰，常有废长立幼之心。李泰善察言观色，见承乾为父所憎，便玩弄阴谋，着意表现自己，以求恩宠。李承乾见大势已去，便联络对李世民有不满情绪的汉王李元昌和悍将侯君集等人，图谋举兵反叛，夺取帝位。不料事泄，贞观十七年，李承乾被废为庶人。

太子既废，李世民便欲立李泰为太子。大臣岑文本、刘洎也表赞阿。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却主张立李世民幼子晋王李治。李治性情温和懦弱，太宗不喜，但又不想驳回元老派长孙无忌的面子，犹豫不决。

李泰得知舅父反对，便大肆活动，向唐太宗恳求，甚至恫吓年方15岁的晋王李治。他玩弄阴谋的事暴露后，李世民大为伤感和恼火。李世民靠杀兄屠弟取得皇位，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也步其后尘，这使他心中逐步认可了长孙无忌的意见，想通过立怯懦的晋王治来保全其他的儿子。

晋王治被立为皇嗣后，李世民希望以对他一直忠心耿耿的长孙无忌辅佐李治，以保证他百年之后李治能坐稳皇位。长孙无忌因此被任命为太子太师。

但是，李世民对李治并不真心喜欢，觉得他太仁弱，只是看在长孙无忌等人的面子上，才立了他。后来，李世民越瞧李治越不顺眼，想改立吴王李恪。李恪是隋炀帝之女杨氏所生，英武类太宗，很受太宗喜爱。但其母只是皇妃，李恪系庶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他又不可能僭越李治而为皇太子。李世民在征询长孙无忌意见时，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李世民火了，说：“你是不是觉得他不是你外甥，将来不会保全舅家？”长孙无忌劝谏道：“晋王宽厚仁爱，是守天下的贤明君主。举棋不定是要失败的，何况是立储这样的大事呢？”李世民这才打消了另立李恪的念头。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感到自己身体不佳，开始为李治继位作准备。他不惜杀掉他感到不放心的大臣和武将，以消除他死后可能出现的隐患，而把政事更多地委予长孙无忌，命他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实际上是总领三省政务。他认为长孙无忌老成持重，对他忠心不二，又是李治的拥立者，定能帮助他顺利交接皇权，辅佐李治走上统治天下的正轨。

李世民死后，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进位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事。长孙无忌力辞知尚书，乃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总朝政。李治治政经验很少，又无决断能力，政事全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办理。李治初即位的几年，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辅佐下，唐室天下倒也波澜不惊。

随后，长孙无忌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宫廷争斗——皇后的废立之争。

高宗的皇后王氏，也是关陇贵族之后，她是关陇贵族继续尊荣不衰的象征，也是唐太宗临终嘱长孙无忌保全的“佳妇”。但永徽四年（653年），唐高宗开始宠爱武则天。武则天是文水（今属山西）人，唐开国功臣武士之女。贞观十一年被李世民召入宫中为才人，赐号“媚娘”。她26岁那年，李世民病死，按惯例她削发入感业寺为尼。李世民死后两周年忌日，唐高宗入感业寺进香，遇见武则天，由于他早已钟情此女，便重新召她入宫，不久即封昭仪。武昭仪富于心计权谋，她觊觎王皇后那顶凤冠，便不择手段地诬陷、谗毁王皇后。高宗被她迷惑，又加上王皇后没有生育，便决定废黜王皇后，另立武则天。

围绕皇后的废立，朝廷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实权派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又曾侍奉过先皇，并在后宫兴风作浪，没有统率六宫的风范，因而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以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等受排挤的庶族官员则企图借机邀功，以打击实权派，跻身于权力中心，所以他们积极拥戴武则天。

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兼具国舅和顾命大臣身份，没有他的支持，废立皇后之举难免有些棘手。李治与武昭仪便思拉拢软化长孙无忌。他们夫妇亲临太尉府第，赏赐给长孙无忌金、银、珠宝各一车，绫锦十车，并当面授其三个儿子以朝散大夫的官衔。嗣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也去长孙无忌家求情。然而，长孙无忌礼物照收，就是不肯表态。他把唐太宗临终嘱托保全佳儿佳妇的遗言奉为神明，认为，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加上其他宰相们的支持，仁弱的李治必定会知难而退，废后风波自然会平息下来。

但他低估了李治。这时的李治有城府很深的武昭仪在背后打气献谋，又有许敬宗等臣僚的鼓噪支持，加上另一元老大臣李绩表示“此乃皇上家事，不必预闻于外臣”，他便强硬起来。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正式颁诏，册立武则天为后，并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以李义府为宰相。不久，支持武则天的大臣许敬宗也被提升为宰相。长孙无忌和其他老臣被排挤到了一边。

武则天入主后宫以后，开始疯狂报复反对她做皇后的大臣，长孙无忌如果此时激流勇退，远避嫌疑，或许还可以逃过这场报复。但此时的长孙无忌被第一元老重臣的地位蒙住了双眼，已失去了他在太宗时期的明智，竟毫不退让，仍自信地昂立于朝中。武则天认为，有长孙无忌在，关陇贵族集团的权势就无法动摇，被贬被流放的那些人又会毫发无损地卷土重来。因此，她把长孙无忌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要扳倒长孙无忌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身为国舅、顾命大臣、三朝元老，在唐室权力核心历四十余年，如果没有个十恶不赦的罪名是整不倒他的。武则天与她的亲信许敬宗等经过密谋，在显庆四年（659年），他们终于鼓足勇气开始行动了。

许敬宗遣人上疏，密奏监察御史李巢与长孙无忌勾结，图谋不轨。接着，许敬宗通过刑讯逼供，捏造出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关陇贵族出身的大臣柳奭、韩瑗等串通谋反。李治先是怀疑，后来竟也相信了。他下令革去长孙无忌的官位，流放黔州（州治彭水，今属四川）。不久，武则天又派人去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其他追随者被杀殆尽。他的子孙、亲戚也多受牵连，惨罹祸殃。

明察秋毫的判官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607—700年），并州太原（今太原）人。少年时，家中仆人被害，县吏前来查办，众人争相辩白，唯独狄仁杰专心读书。官吏问他为何无动于衷，狄仁杰回答说，我正在与书中的圣贤交流，哪有时间与你们说话。

狄仁杰苦学成才，入仕后，曾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审判官）。在大理丞任，需要处理的各类积压案件很多，时人称赞他断案公正宽大。

有一次，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违法砍伐昭陵柏树，论罪应当免官，高宗却下诏将他们处死。狄仁杰上奏称他们不够死罪。高宗发怒说：“他们这样做会使我成为不孝之子，必须杀了他们才能告慰先祖。”狄仁杰反驳说：“汉朝曾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汉文帝要诛杀其全族人，张释之谏诤，后来文帝只处死了盗贼。今天陛下发布的法令张挂在宫门两侧，清楚地写着犯罪处罚有等别，如果以误砍一棵柏树，就诛杀两名将领，后世之人将会如何议论陛下呢？”高宗平息了怒气，免了他们的死罪。几天后拜狄仁杰为侍御史，负责监察、弹劾中央各部司官员的过失。

狄仁杰曾以司农卿韦宏机为皇帝修建豪华宫殿，引诱皇帝追求奢侈生活而弹劾之；又弹劾左司郎中王本立滥用权力，请求皇帝治其罪。高宗下诏赦免他们，而狄仁杰说：“如果赦免他们，宽恕有罪之人，就违背了祖宗制定的法律，我愿以被流放的惩罚，作为对群臣的警戒。”于是，高宗不得不治了他们的罪，朝廷上下肃然。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把她的儿子李显赶下帝位，将他安置在房州，另一个儿子李旦虽然做了皇帝，却徒有虚名。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独揽大权，任命狄仁杰为宁州刺史。他因治理有功，回朝任冬宫侍郎，后奉旨出巡江南各地。当时江南的吴、楚一带盛行祭祀之风，狄仁杰下令禁止，总共拆毁祠堂庙宇一千七百处，只保留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后，狄仁杰又出任豫州刺史。原豫州刺史李贞为唐太宗之子，被封越王，因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而起兵。武则天派宰相张光辅领兵30万镇压，平定了叛乱。狄仁杰与张光辅同时进入豫州。张光辅要将被迫参与叛乱的六七百人处死，还要治他们家属的罪。此事遭到狄仁杰的反对，他上奏劝说武则天施仁政，武则天遂将拟处死之人流放丰州（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

女皇武则天

宰相张光辅及其手下将士以讨平越王之功，敲诈勒索地方，狄仁杰拒绝供给。张光辅发怒说：“刺史难道轻视本帅？”狄仁杰针锋相对地回答：“作乱河南的只有一个越王，你率领三十万大军平叛，听任将士横行不法，无辜百姓遭此涂炭，这无疑等于消灭了一个越王，又涌现出一百个越王。您为何放纵部下以杀戮降者邀功，使冤声惊天动地？如果我能得到尚方宝剑，杀了你，我虽死而无憾！”张光辅奏狄仁杰对宰相无礼，但武则天对狄仁杰颇有好感，贬其为复州刺史，意在敷衍张光辅而已。武则天即位两年，命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风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后为来俊臣陷害下狱，继而又被贬为彭泽县令。北方契丹族犯边，狄仁杰为魏州刺史，转任幽州都督。武则天曾赐他紫袍，亲自绣上十二个金字，表彰其忠心。神功元年（697年）恢复相职。

狄仁杰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是恢复唐皇室，复立李姓皇帝。武则天的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被囚禁。为将李显推上皇位，狄仁杰利用了武则天宠养的两个男色张易之与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备受武则天宠爱，富贵无比，又担心将来会有灾难，遂向狄仁杰请教安身之策。狄仁杰说，只有劝说武则天将李显迎回洛阳，立为太子。一旦武则天去世，李显即位，二张便是有功之臣，自会消灾，二张从之。狄仁杰也利用与武则天接触的机会，劝说武则天。一次，武则天说她梦见一只美丽的大鹦鹉折断了两个翅膀，要近臣们释梦。狄仁杰说：“我以为梦中的鹦鹉就是陛下，因为陛下姓武；两翅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翅膀折断，是指他们被囚禁。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陛下起用二子，鹦鹉就能飞了。”

经过不断的努力，武则天终于同意迎回太子李显。为了巩固李显的地位，狄仁杰把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远之等人推荐给武则天，让他们能够掌握实权。张柬之初为洛阳司马，后调升为秋官侍郎，狄仁杰去世四年后被拜为宰相，后来发动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

狄仁杰与武则天关系甚密，年长的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同老”，而不直呼其名。每次朝见，武则天叫他不必下拜，还说看见你下拜，连我的腰也感到疼痛。一次，狄仁杰陪武则天游玩，狄仁杰的马受惊狂奔，武则天急命太子前去解救，直至狄仁杰安全下马。狄仁杰所受到的武则天的尊重和礼遇，无人可以相比。公元700年，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流着泪说：“朝堂空矣！”随后追赠狄仁杰文昌右相。

开元盛世的奠基人：姚崇

姚崇（650—721年），武则天、中宗、玄宗时宰相，本名元宗，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任州都督。

姚崇自幼便勤奋好学，敏而好问。成年之后为人正直爽快，崇尚节操。后以科举入仕，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他因执法公正，作风端正特别受上司器重，所以连续晋升。

到武则天时，姚崇已官至夏官（即兵部）郎中。此时，东北有契丹族不断侵扰边境，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在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些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都处理得干净利索，井然有序。兵部是中央机关，皇帝自然对里面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爱才的武则天对姚崇的才干很是赏识，立即就提拔他为兵部侍郎。

姚崇像

过了一年，姚崇升任宰相。并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兼任兵部尚书，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烂熟于心。玄宗初年，作为宰相，他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大唐封建国家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做宰相时，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然而，正因为姚崇为人正直，不畏权势，得罪了骄横跋扈、横行不法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任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推荐了张柬之。此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一直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走上了宰相的职位，而此时张柬之已是八十高龄。

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因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后武则天迁居洛阳上阳宫，已即位的中宗李显带领文武百官至上阳宫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我侍奉则天皇帝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要与她辞别，不禁悲从中来。日前助你诛杀奸邪小人，此乃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心中非常不悦，故没过几日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亳州刺史。

姚崇罢相后，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等地当剌史，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是非之地。这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武三思渴望他们武氏重掌政权，韦后希望能够效仿武则天也当女皇帝，而中宗只是傀儡。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年）七月，矫诏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可是，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恢复帝位，立三子李隆基为太子。景云元年（710年）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

睿宗李旦登基之后，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情况，这次干预朝政的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预防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姚崇和宋瞡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谁知单纯而昏庸的睿宗竟将姚、宋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慌了手脚。为稳住太平公主以防突发事件，李隆基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兄妹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又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姚崇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

这一切都被英明神武的玄宗看在眼里。因此，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决定再次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期间，秘密召见了姚崇，并听取了他对目前时事朝政的看法及建议。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历史教训，提出十条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主张。玄宗听后，精神为之大振。他对姚崇的这些主张一一采纳，并且当时就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借此机会，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姚崇从整顿吏治入手。自武后统治以来，皇亲国戚多居省以上要职，各个封王又多掌握朝中禁军，手握兵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一时间，政治被他们整得混乱不堪，政局动荡不安。短短的八九年间，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姚崇协助玄宗，于开元二年将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这样，诸王便等于只享有尊荣，即地位与利益，但没有了兵权，从而亦失去了犯上作乱、胡乱征伐的基础。

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戚属。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的权势，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如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姚崇被人们称为“救时之相”。

在任用人才方面，姚崇要求德才并重。他推荐的广州都督宋臻，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

任人唯贤、量才录用，是姚崇吏治的主要做法。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皀由录事提拔为参军，这次授官属于私自请托，并没有经过吏部的审核。因此，虽然玄宗已表示同意，但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思，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据理力争，玄宗才收回敕命。

开元四年（716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被授于开府仪同之司，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常常听取他的看法及意见。开元五年（717年）春，玄宗即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陛下服丧未满三年，巡幸东都不合天意。”因为睿宗是开元四年病死的。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符坚所建，年久失修，木质腐朽，皆是自然之事，倒塌即是情理之中，陛下不必为之烦心。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太庙修复重建就可，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病逝，终年72岁。

一代名相，大公无私：宋

宋瞡（663—737年），睿宗、玄宗朝宰相，是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齐名的唐代四大名相之一，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

宋瞡自幼勤勉好学，爱好广泛，所以小小年纪便已博览群书，善于文辞。20岁左右因科举入仕，授上党尉，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凤阁合人，为官正直，颇受武则天的赏识。不久，宋瞡调任御史中丞。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加飞扬跋扈，但宋瞡对其却更加蔑视、不屑。张氏兄弟几次三番欲讨好宋瞡，无奈却被宋瞡严辞驳回，使得二人对宋瞡怀恨在心。此后又多次中伤于他，但因武则天深知其情，宋瞡才得以免祸。

中宗李显复位后，宋瞡任吏部尚书兼谏议大夫、内供奉，不久又改任黄门侍郎。然而中宗昏聩无能，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后韦氏和武三思手中。

神龙二年，京兆人韦月将因实在看不惯武三思与韦后私通，祸乱朝纲，便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人诬陷韦月将大逆不道。此时的中宗早已不辨是非，武三思说什么便是什么，因而特令处斩韦月将。宋瞡请求查证之后再加定罪，中宗不听，宋瞡抗言说：“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死刑，发配岭南，后来又将他处死。不久，宋瞡被排挤出了朝廷。武三思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宋瞡调到杭州、扬州做刺史，后又迁任洛州刺史。

当时，韦后、武三思相互勾结，权倾朝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扫除政治道路的障碍，韦、武二人企图废掉太子李重俊，但后来武三思却被太子李重俊杀死。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企图效法武则天做女皇。中宗之弟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睿宗李旦复位。

睿宗复位后，宋瞡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他和姚崇同朝为臣，二人同心协力，为改变从中宗以来所积留的弊政而努力。

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干预朝政，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当时有一种授官形式称“斜封官”，即只要出钱三十万，不论何人都可以为官，并且不经中书、门下批准，直接由皇帝降墨敕授予。这无异于助长恶风恶习，由于这些斜封官大都是富豪商贾，有的斗大的字都不识，只知对百姓肆意搜刮、施虐，一时间，民怨四起。姚崇和宋瞡上疏睿宗，请求罢免斜封官，进忠良，退不肖，共罢免斜封官数千人，纲纪为之一振。同时，宋瞡还从整顿制度着手，恢复三铨制度，在候选的上万人中，铨选了两千人。其选拔、考核官员，不畏地位高低，不论交情亲疏，唯贤是举，赏罚公平，时人以为有贞观遗风。

后来，因为太平公主欲夺权谋反，宋瞡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后调动极其频繁，最后转任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宋瞡依旧严格执法，公正无私，使治下的吏民无不信服。然而对当地的百姓却是充满人情味的：他将违法乱纪的豪强和官吏绳之以法，就是为了让百姓能安居乐业；制定一系列切实得体的利民措施，将砖瓦结构的建筑引进广州，教百姓烧砖瓦、盖房子，使得原来由竹和茅屋引发的火灾大幅度减少。民众为感激他的恩德，特地还为其立了“遗爱碑”。

延和二年（712年），睿宗传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唐玄宗决心革除弊政，使国家快速地复兴起来。开元之初，唐玄宗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吏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繁荣局面。姚崇辞去宰相后，唐玄宗又采纳姚崇的建议，任命宋瞡做宰相。

宋瞡为宰相期间，不仅能够选贤任能，更能量才用人、人尽其才。他注意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有才略，有文采，但思想和性格上有不少毛病，宋瞡感到“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于是，根据各人的特点，分别拜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在人们的心目中才行兼备，但上任之后，却发现并不称职，于是调其为左散骑常侍。

宋瞡选拔官吏，大公无私，对人对己无一例外，即使是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他有个堂叔叫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吏时，特别说明自己是宰相宋瞡的叔父，实际上是想借宋瞡的名声得到一官半职。宋瞡知道后，特别给吏部交待，说宋元超既表明了他和自己的关系，就更不能予以任用。宋瞡的用人，不论皇亲国戚，一视同仁。岐山县令王仁琛，是玄宗称帝前的藩邸故吏。唐玄宗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宋瞡上疏以为不可，请求由吏部考核，按制度办事。玄宗只得听从宋瞡的意见，收回成命。

宋瞡为人耿直，做宰相时，因为敢于犯颜直谏，唐玄宗很敬畏他，对于他的意见，亦是常常听从。开元五年（717年），宋瞡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瞡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听后自觉理亏，遂免去了二人之罪。

也许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的宽松，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富足，所以社会风气趋向奢华，讲求厚葬。王皇后的父亲去世，请求建造高五丈二尺的坟基，玄宗答应了。宋瞡和同朝宰相苏颋上疏玄宗，指出厚葬和薄葬是俭与奢的大事。玄宗完全接受了宋瞡的劝谏，还特意赏给宋瞡、苏颋彩绢400匹。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由于民间私造的恶钱质量低劣，它的流行导致贫者日贫富者日富。宋瞡和苏颋奏请皇帝下令禁止恶钱的铸造。这一举措伤害了铸钱富豪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唐玄宗只得将宋、苏二人罢相以缓和矛盾。宋瞡任开府仪同三司，不再握有实权。

宋瞡罢相后，仍然刚正不阿，不畏豪强，敢于犯谏，忠直不改。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瞡留守京师。玄宗出发时对宋说：“卿是国家元老，为朕之股肱耳目，现在将分别一段时日，有什么话要嘱咐朕的吗？”宋瞡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并将宋瞡“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

开元二十年（732年），宋瞡因年老体弱，请求辞职。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宋瞡去世，享年75岁，赠太尉，谥“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