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明的标志：城市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建起来的地域。“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两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严格地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通过本章的介绍，我们会更准确地了解城市之谜。

第一节　古代城市的诞生

什么是城市

半坡遗址6000年前民居

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人类过着依附于自然的采集经济生活。为了求得生存，防御野兽的侵袭，他们结成群体，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或在树上巢居。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人们在劳动中逐渐创造出较多的工具，开始集体的狩猎，形成较稳定的劳动集群，仍以穴居及巢居为主。到中石器时代，人们在劳动中学会了种植及畜牧，开始产生农业及畜牧业，并逐渐定居下来，形成固定的居民点，我国在黄河中下游及渭河一带发现许多中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这种居民点就是生产发展及第一次劳动分工的产物。

原始居民点一般是房屋及半地穴的组合，大都位于较高且又靠近河、湖水域的地段，因为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进入农业社会后，居民点都在农业区中，水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

原始居民点一般也有防御设施，如围墙、水沟、木栅栏等。一方面是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同时也因为原始部落间经常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有效抵御外敌入侵。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及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随后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剩余产品的交换开始是不固定的，也无专门职业的商人，传说的“日中为市，各易而退，各得其所”就说明这种市和后来村镇中的集市贸易相似。后来的交易范围扩大，交易量也增大，就需要固定的交易场所，这就是“市”，也产生了专门从事商业交换的商人。同时也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一些手工业者，这就是人类的第二次劳动分工。

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邑，在卜辞中是，象形土地和人民，即生产对象和劳动力，可见邑是泛指所有的居民点。中国的邑有时也称做市，称“有市之邑”，这是指城市型居民点。

“城”是防御性设施，“市”是交易场所，“城”与“市”结合在一起就是具有商业交换职能的有防御设施的居民点。这也说明最初的城市就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的特点。

古代文献中，“市”与“井”常常联系在一起，称“市井”。因为市一定在居民点中，居民点中必然有井。有一种说法，每天人们都要去井中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货物；也有一种说法，市附近必然有井，在交换前要在井中洗濯清洁，然后交换。

由于最早的城市是从农业居民点发展而来，所以最早的城市集中在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如我国最早的城市就在当时农业较发达的渭河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情况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等国是一致的。

中国城市的起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初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族（传说有100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传说公元前754至前753年，罗慕路斯在台伯河畔建罗马城，并开创王政时代，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始形成奴隶制国家。而雅典城邦始建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奴隶制才逐渐形成。这说明，西方世界在氏族部落社会的末期就在筑城了。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筑城的呢？

1.中国在氏族社会末期就已开始筑城

考古发掘的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城址遗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堡之一，通过对王城岗出土木碳的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000±65年。有的考古学家推断，它可能就是禹都王城。也有的考古学家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这个城堡太小，城的夯土墙每边只有100米长，城内又没有宫室遗迹，而且根据达曼表将碳-14测定的年代作树轮校正后，为距今4405±127年，要早于夏代纪年（夏代纪年约为公元前21至16世纪），只能说它是“一座筑有防卫设施的一般的聚落遗址”。依照这个说法，中国在氏族社会末期也开始筑城了。那时城堡是为防备野兽伤害以及其他部落袭击而筑的。

2.城市作为统治阶级堡垒是在奴隶社会开始的

据《世本》一书说：“鲧作城郭。”鲧是禹的父亲，因此，在禹以前就已经有城了，那正是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禹则处于从氏族社会财产公有制向奴隶社会财产私有制过渡的时期。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生产部门的分工，如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劳动剩余（剩余产品），因而形成了奴隶主占有阶级和奴隶这一被占有阶级的阶级社会，随之产生了国家。

禹治水有功，舜死以后被推为“天子”，《史记·夏纪》载：“舜帝崩，三年丧毕，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氏族部落的首领）皆去（离弃）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世本》说：“禹都阳城。”自禹起，有了国号，有了都城。在私有制社会基础上出现的国家和城市，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堡垒。传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民”在当时就是指奴隶，奴隶也是奴隶主的财产。卫君守民就是既要卫护好奴隶主贵族，又要守护住他们的财产（包括奴隶）。《礼记·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氏族社会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认为是当然的），城郭沟池以为固（构筑城池保护自己及其财产）……”这里记述了城市产生的根源以及当时城市的功能和作用。所以说，具有阶级统治性质的城市，是在私有制奴隶社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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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的目的

筑城是筑城工事、筑城障碍物及其所组成的阵地工程体系的统称。有些国家将保护居民和国民经济目标的防护工程也划入筑城的范畴。筑城也指构筑筑城工事、筑城障碍物的行动。古代是指构筑城池、城堡等的行动。筑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队的有生力量、装备、物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遏止、削弱进攻之敌和保护军事设施。筑城关系到阵地的稳定。工事的抗力，筑城障碍物的强度，各种工事、障碍物的正确配置，充分利用地形和实施巧妙的伪装，都与阵地的稳定有关。

第二节　古代城市命名趣谈

中国古代城市的名称多种多样，其命名由来及名称的变化，也表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大部分城市的名称一直延续至今，研究和整理这些地名，对研究城市建设历史及城市特色也十分有益。

古代的城市专名

早期的城市名称多为无其他含义的专名，多数以“邑”偏旁为标识，如酆、郐、邾、邗、鄞、邺、郢、邯郸等。随着城市的逐步双名化，这种专指的单名已多数趋于消亡（一些作为姓氏而为人所熟知，如邓、郑、邰、邢、邬、邹、郜等），流传至今的尚有一些，如郓城、邳州、郫县、郴州、鄂州、郯城、鄞县、祁县、郾城、鄢陵等。另一些地名则改为相近字或同音字，如彬（邠）、户（鄂）、眉（郧）、富（鄜）、息（剡）县等。也有一些并不带有“邑”标志的名称取自古代的城或国名（古代国即是城），如杞、夏、叶、虞、项、亳、滕、薛、费、蓟等，鄯善、焉耆、疏勒等则取自西域古国名。

专名一般仅指城市或国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城市名称逐渐由特指单名转变为具有一定含义的名称。

以地理特点命名的城市

古代许多城市的名称与山川的相对位置有关。一般多以阴阳命名，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如因水得名的洛阳、河阳（古代河专指黄河）、汉阳、江阴（古代江专指长江）、淮阴，因山得名的如衡阳、贵阳、山阴、蒙阴、华阴等。咸阳因位于九瞸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如果此后水系和城址的变迁而名称未变，往往会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如汉水本自汉阳南龟山附近入长江，明成化年间改道后才改由汉阳以北入长江；沁阳县治本位于沁水之北，后迁沁水以南。

中华黄河坛里的铜鼎

一些城市根据与山川的关系直接以东、西、南、北命名，如淮南、辽东、济南（济水古与江、河并列称四渎，今已不存）、渭南，甚至还有一些通过五行理论以春、夏、秋、冬表示方位，如江夏（位于长江以南，南方为夏）。

城市直接以地理特点命名的有河间、临汾、婺源、汉中、陇西、合肥（东西肥河汇总）、上党、江门、湖口、台北、通辽、赣州、天津（天子渡口）等。一些城市索性直接以附近的地理实体和地理特征命名，如昆山、雍丘、湖州、巢湖、九江、菏泽、渑池、清河、上海（有上海浦）、淇县、涟水、长沙、太原、平原、桂林、盐城、铜陵等。

最后还有一类地名是根据与已有城市的关系而命名，为区别于原有城市，一般多以方位加以修饰，如上邦、下关、南通等，另有一些则以新、旧区分，如新郑、新蔡、新丰、故鄣、陈留，相传新丰是汉高祖刘邦为解决太上皇思乡之情而按照故乡丰邑原样修建，建成后“鸡犬皆识其家”。

有的城市与长城及关卡有关，如山海关、嘉峪关、偏关、张家口等。

以行政区命名的城市

许多行政区驻地城市以行政区的名称命名，我国古代政区一般分为三级：县、辖县政区（郡、府、唐代以后的州）和高级政区（唐代以前的州和唐代以后的道、路、省）。作为辖县政区划分的单位有郡、州、府等，其中最典型的为带“州”的地名，如徐州、荆州、兖州、青州、扬州、冀州等。特别重要的辖县政区驻地城市往往升级为都、京，如汉唐之两京、两都（长安、洛阳），宋的五京，明中都，曹魏邺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区的都城，如金上京、辽南京（今北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元上都、元大都（今北京）、金中都（今北京）等。这些京都成为特定城市名称的只有南京、北京，且在明清时期才固定下来，如宋代南京为彰德府（今商丘）、北京为大名府（今大名县），辽代南京为燕山府（今北京），明初的北京则为开封府。

以典故命名的城市

古代城市有许多是根据历史上发生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而命名的，其名称如不知其典故则难以理解，典型的如：

闻喜、获嘉、不韦：分别位于山西、河南和云南，但均与西汉时南越国相吕嘉有关。吕嘉反叛，武帝出行至左邑桐乡闻汉军获胜，改地名为闻喜；至汲县新中乡获吕嘉首级，改地名获嘉；此后又在吕嘉后人流放之地设不韦县，以彰其先人（吕不韦）之恶。

宜兴：原为阳羡，晋代周氏三兴义兵辅佐晋室，因赐名“义兴”，后避宋太宗赵光义讳而改宜兴。

重庆：南宋光宗于此受封为恭王，后承大统，故升恭州为重庆府，寓双重喜庆之意。

这类以历史典故命名的城市还有很多，如酒泉因西汉名将霍去病将所赐御酒倾入泉中与将士共享而得名，介休因介之推隐居于此而得名，长子因尧封其长子丹朱于此而得名，余杭因相传秦始皇在此渡江舍舟登陆而得名（杭意为小船）。

汉译的少数民族城市名称

在边疆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或原为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城市，通常采取汉译的地名，一般形式有音译、意译两种方式。

在汉译的城市名称中，以音译最多。典型的音译地名则主要存在于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呼和浩特（蒙语：红色城市）、乌鲁木齐（蒙语：美丽的牧场）、哈密（维语：太阳升起的地方）、阿勒泰（突厥语：金），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满语：晒网场）、齐齐哈尔（达斡尔语：山间牧场）、佳木斯（满语：驿站）、吉林乌拉（满语：沿江），昆明为古代部族名称。有的地名是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现存的汉字上不能解释其原意，如海南的那大（儋州），云南的勐海、勐腊。一些名字虽是音译，但与音译汉字没有任何联系而仅仅采取谐音，如牡丹江，满语意为弯曲的河流，其牡丹两字为满语汉译谐音，与牡丹没有任何关系。采取意译的少数民族地名相对较少，如云南建水，原名惠历，意为大海，汉译为建水；赤峰市，原名乌兰哈达，即红色的山峰。

与帝王有关的城市名称

有的是以某一个朝代王朝的年号命名，如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就是西周初年文、武、成、康诸王的谥号。绍兴是南宋高宗时的年号，嘉定、庆元是宋宁宗时的年号。瓷都景德镇，也是由于宋真宗时的景德元年因所产瓷器优良而改皇帝年号为地名。

有的城市因对皇帝名避讳而得名，如晋时今南京称建邺，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而改名为建康，义兴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宜兴，嘉禾因东吴孙皓父孙和之讳改为嘉兴。

有的城市以帝王灵寝而得名，西汉时在帝陵置县，迁关东豪右实之，以长安附近的五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最为著名，在后世留下“五陵少年”、“五陵豪杰”的称谓。其他以帝陵命名的还有陕西的黄陵、湖南的炎陵。

一城多名与一名多城

一些城市在不同时代有过不同的地名。一种原因是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建制和名称，隋唐时期改郡为州，州、郡名往往并称，此后流传下来的名称或以州命名，如扬州（郡称广陵、江都，这类城市往往由州升府后未改名，如扬州府、徐州府），或以郡命名，如天水（州称秦州）。有的则因同一城市为级别不同行政区的驻地，唐宋以后重要的州往往上升为府，则府名逐渐代替州名，如镇江为县时名丹徒，升州后名润州，升府后名镇江；再如宁波的名称演变次序为佧县—明州—宁波府。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有很多地名，如苏州，曾称过阖阊、吴都、平江、姑苏，扬州曾称过广陵、江都，开封曾称过大梁、汴州、汴梁、东京等，而名称最多的当属南京，曾称过金陵、建业、秣陵、建康、建邺、江宁、白下、升州、集庆、应天等。

我国古代城市还存在着一名多城的情况。一种是吉祥的名字在不同地区被采用，如两晋时期称为晋昌的城市有三个：并州晋昌郡（山两忻州）、凉州晋昌郡（甘肃安西县）和梁州晋昌郡（陕西石泉县），反映了对晋国复兴的愿望。另一种为随北方汉民南迁设立的侨置州县，如京口（今镇江）有南徐州、南东海郡，晋陵（今常州）有南兖州、南兰陵郡，后世镇江、常州遂有南徐、兰陵的别称。又如东莞最早位于山东沂水，为城阳郡治所，曹魏为东莞郡，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曾封东莞王，东晋时析南海郡置东莞郡（今广东东莞），而山东的东莞逐渐湮没无闻。

城市的简称与雅称

许多较大城市都有简称或雅称，这些简称或雅号都蕴涵有一段关于城市特色的历史传说故事或神话，是研究城市历史的线索，也是城市文化品牌的象征。一些得名于山水，如宁波称甬得名于甬江，重庆称渝得名于渝水（嘉陵江）。一些则得自典故传说，成都因五代孟昶于城内遍植芙蓉而称蓉，又因织锦业发达而名锦官城；上海因古代曾属春申君黄歇封地称申，又名沪，是一种捕鱼工具的名称。广州因相传有仙人持穗驾五羊而至，故简称穗，也称五羊城；三亚因鹿回头的美丽传说称鹿城，而温州则因建城时有白鹿衔花绕城，也称鹿城。再如松江雅称云间，因名士松江人陆云（字士龙）与洛阳荀隐（字鸣鹤）相见时自报家门时称“云间陆士龙”、“日下苟鸣鹤”，完全因一时游戏之作而得名。酆都称鬼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北的平都山为阴长生、王方平修道之处，二人并称“阴王”，于是形成酆都鬼城的传说。有的因形态得名，如厦门称鹭城；有的因自然环境得名，如济南称泉城，武汉称江城，昆明称春城等。

香格里拉风景

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业，也兴起了风景名胜点改为城市地名，如把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把屯溪市改名黄山市，在张家界景区（曾命名为武陵源景区）设张家界市，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旬县改称香格里拉，等等。虽则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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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的由来

山海关古称榆关，也作渝关，又名临闾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中山王徐达奉命修永平、界岭等关，在此地创建山海关，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在1990年以前被认为是明长城东端起点，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闻名天下。山海关城，周长约4公里，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高14米，厚7米，有四座主要城门，多种防御建筑，1961年，山海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