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但见金匮溢宝气——古代国家藏书

国家藏书也称公家藏书，因属于官府或公家所有，故名。它又可细分为皇室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各级地方官府藏书三个部分。其中，皇室藏书是皇宫内专门收藏供皇帝御览及供皇室成员阅读使用的图书；中央官府藏书主要包括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三馆藏书和秘阁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则是各州、府、县等官署内收藏的供官员阅读使用的书籍。

第一节　天禄琳琅御之宝——皇室藏书

皇室藏书概述

中国皇室藏书，又称中国宫廷藏书、中国宫室藏书，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积累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书籍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之一，尤其是被形容为浩如烟海的中国皇室藏书。它的兴盛和衰亡，往往标志着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始和终结。

1.皇室藏书的历史

汗牛充栋的中国皇室典籍历来是令国人自豪的。新王朝都是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既承袭了旧王朝的臣民和土地，也接收了旧王朝的宫殿建筑和府库珍藏。皇室藏书，就是这样创建和完善起来的。中国古代君临天下的历代帝王们，除了个别开国皇帝，大都是文化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喜欢兴盛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地丰富宫廷藏书。

先秦时期，只有官府才有资格拥有藏书，这就是所谓“学在官府、官守其书”。

中国藏书正式的起源是周代史官的收藏。真正能称为古籍的是刻写着文字的简、册，这在殷商时期业已出现。《尚书》说：“唯有先人，有册有简。”史官负责保管这些文字记录，这样就形成了当时的档案，同时也就是当时的宫廷藏书。

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学术传播四野。随着王朝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进一步繁荣，王宫独有典籍的局面也发生了转变，集中于京师一地的宫廷藏书发展到遍及全国的各诸侯国宫室藏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王权崩溃、诸侯争雄的时代。各诸侯国出于巩固权位和稳定统治的考虑，将藏书统一集中于王室，形成了“书在官府，藏在宫室”的格局，同时掀起了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这是秦始皇焚书禁学的先声。

春秋战国以后，知识广为普及，私人藏书也开始出现，但宫廷藏书依旧是当时最为丰富的藏书，也是从书品到内容上首屈一指的藏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同时，也接受了六国的宫室藏书，从而建立了多处秦王朝宫室和政府藏书。秦始皇为了江山的稳固，实行愚民政策，掀起了一场空前的焚书禁学运动，这是中国文化典籍的第一次大浩劫。

西汉初年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在文化政策上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各种思想、学说、流派，兼容并蓄，皇室藏书在收集散佚书籍的基础上日渐丰富。汉武帝独尊儒术，广开献书之路。汉成帝弘扬文化事业，广求天下遗书。仅仅百余年间，汉室就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等众多的宫廷藏书专业机构。

东汉皇室藏书是在西汉皇室藏书和四方士子进献图书的基础上兴旺起来的，并且正式设立了藏书官员，专职管理宫廷藏书。曹魏在曹丕临政后，设置掌管典籍的官员，征集图书，采掇遗亡，充实中外三阁，建立起皇室藏书。蜀汉和东吴在藏书上依汉制，设置东观，丰富皇室藏书。东晋大学者李充以荀勖旧簿为基础，完成了《四部书目》，从此确定了中国古代藏书经、史、子、集四部体制。

隋初皇室藏书虽继承了北周遗存的宫室藏书，但规模不大。隋文帝广征遗书，下令：献书一卷，赏绢一匹！隋宫藏书由此初具规模。隋炀帝即位以后，更加热衷于文化事业，不惜人力、财力和物力，大规模地丰富皇室藏书。他曾组织儒臣，将宫廷珍贵书籍抄写数部至数十部，仅长安嘉则殿就有宫廷书籍三十七万余卷，创下了此前中国宫廷藏书的最高记录。但同时他也对谶纬之书大加禁毁，不仅皇室藏书中的此类藏书所剩无几，就连私人藏书中的也未能幸免。

唐时，经多方诏求遗书，至开元时，文籍最备，唐宫皇室藏书至此达到极盛。后经安史之乱、广明之乱，唐宫藏书损失殆尽。五代皇室藏书，由于兵荒马乱，损失严重。

北宋皇室藏书盛况空前，惜经靖康之乱，遭致灭顶之灾。南宋经过搜访遗书，广征典籍，宫藏日丰，堪比前朝。

古本嘉靖三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录

辽夏金元皇室藏书均达到一定规模，元室基本上继承了宋、金宫廷旧藏。明代接收了元宫藏书，并如数载运南京，但在接管运载中，损毁丢失者不计其数。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下令将明初迁运南京的元宫旧藏书籍运回北京，入藏故宫文渊阁。

清廷完全接收了明室丰富的宫廷藏书，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百余年间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盛世。清内府武英殿所藏典籍之精之富，成为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标志之一。清代宫廷书籍多达数十万册，宫中建立了文渊阁、昭仁殿、武英殿、皇史宬、乾清宫等众多的藏书楼。

虽然明清时期皇室藏书日益丰富，规模空前，但甲申之乱，文渊阁付之一炬；太平起义，江南三阁惨遭浩劫；八国联军进京，圆明园四库焚荡无余；清末，宣统大肆赏赐变卖珍稀典籍，数目可观。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由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故宫文物点查委员会，全面接收清宫旧藏古物和书籍，逐殿进行清点、整理，随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三大馆：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馆。故宫图书馆坐落在紫禁城西部的寿安宫，将各宫室书籍集中在这里，建立了十大书库，拥有宫廷旧藏书籍约50万册。

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将一批珍贵的宫廷文物装箱南迁，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然后转运四川。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又将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故宫文物的迁徙前后历时十余年，长途跋涉数千里。运往台湾的文物共计达2900余箱，23万余件，其中宫廷书籍约1300余箱，近15万册。其余约40余万册古书，如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灾难，中国历代宫廷藏书，还有数十万册的珍贵典籍流传下来，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世界文化的幸事。中国国学薪火，因此代代相传不熄。

2.皇室藏书的特点

每个时代的书籍版本是各不相同的，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版本，每种版本都各有特征。

版本不同，则版式不同，风格各异。宫廷书籍，其书墨之幽香，纸张之劲秀，字体之遒劲，书品之精美，装饰之华丽，自有一种皇家所独有的特殊风韵，这就是皇室藏书的版本之美、华贵之美和书品之美，这是任何版本都无法媲美的。

古代皇室藏书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丰富性。历代尚古好文的皇帝大力兴盛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地丰富宫廷藏书，所以皇室藏书多成规模，而私人藏书虽多，却比较分散，且种类有限。

（2）系统性。古代皇室藏书从内容上看很系统，很完整，几乎囊括了古代典籍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3）独有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所藏图书是从历代皇室中继承下来的，代代相传；二是这些图书具有鲜明的皇宫特点，系皇室所独存的版本，其中的众多版本系从未昭示海内外的秘藏孤本。而且，许多书籍从内容、书品、版本到装帧、装饰等，都是独一无二的。

（4）华贵性。古代皇室藏书在品相方面，一是在形式上追求唯我独尊的品质，二是在内容上追求一种曲高和寡的韵致。这在历代皇家书室以及宫廷书柜、书架以至书籍的装潢、装饰上，无不鲜明地体现着。

汉宫兰台藏书

兰台是两汉宫内藏书处。《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其中所藏亦多谶纬类图籍，《汉书·王莽传》称：“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后汉书·王允传》载，王允随董卓迁都时，“悉收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然兰台除藏书外，还兼具其他一些与图书相关的功能，唐杜佑《通典·职官典》称：“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王充《论衡·别通篇》也称：“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若仅为保管图书，兰台官员断要不了这许多人。

唐宫弘文馆藏书

自汉代以来，大多数王朝都有著撰文史、集聚学徒的场所。唐代因袭旧制又大加发展，设立了多个文馆。这些机构多与政府图书事业有直接关系，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国官藏史上的馆阁制度。弘文馆即为诸学馆中最早建立的一个。

弘文馆始置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隶属门下省，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城内都有其机构。西京弘文馆分设于两处：宫内的建于弘文殿侧，后又移至纳义门西，最终定于门下省南；宫外的位于大明宫日华门外、门下省之东。东都洛阳的弘文馆则位于宫城内的章善门内。有唐一代，弘文馆的名称曾屡次变更。始称修文馆，后因位于弘文殿侧，更名为弘文馆。此后，为避讳等，又先后使用过昭文馆、修文馆等名称，最终定名为弘文馆。

古代竹简

唐代弘文馆藏书规模究竟如何，今天的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的零星记载略知一二。据《唐会要》记载，弘文馆中“多图籍”；《旧唐书·职官志》亦称，弘文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此外，《唐会要》又说：“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还说：“长庆三年（823年）三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楼。”这些记载表明，弘文馆确实是唐政府的重要藏书机构，尽管说它藏书有二十余万卷似有夸张，但称它藏书数量颇为可观，当非虚言。

弘文馆不仅是藏书之地，而且是校书之处，并负有书籍缮写制作任务，这从其职官设置便可一目了然。弘文馆学士的职责之一即为“掌详正图籍”，具体管理馆中一切事务的给事中则负责检查图书缮写校勘工作。弘文馆设有详正学士、校书郎等官职，负责校理图籍，刊正错谬，同时还设有楷书手、拓书手、笔匠、熟纸装潢匠等专门职位。可见，弘文馆的抄书、制书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弘文馆的藏书是专门为本馆学士、直学士、各类职员以及生徒服务的，其他人员不得观阅，性质与今天学校或科研单位图书馆颇为相似。因此，其开放时间也相对灵活。

唐宫集贤院藏书

集贤院是唐玄宗为了搜集、校写典籍，网罗人才，阐扬文教而建立的一个庞大的文化机关，亦是禁中藏书之处，还是唐中期最大的政府藏书机构。

1.集贤院的建立及其职官系统

集贤院的产生是与开元、天宝年间校书、写书活动密切相关的。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乾元殿书院（乾元院）、丽正殿书院（丽正院）、集贤殿书院（集贤院）。

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派遣褚无量于东都乾元殿负责整理内库书，并任命他为乾元院使，下设刊正官4人，知书官8人，分掌四库书籍的校写工作，还有押院中使等官，正式成立了乾元院这一新的政府机构。次年底更名为丽正院，机构扩大，人员增多，设有学士、直学士、检讨官、刊正官等。开元十三年（725年），因丽正院官员张说等奏新撰《封禅仪注》，唐玄宗赐宴集仙殿，诏改丽正院为集贤院。从乾元院到集贤院，领导校书工作的先后有褚无量、元行冲、张说等人。张说之后，由张九龄主持集贤院工作，直至安史之乱为止。

集贤院隶中书省，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职官系统。其职官设置情况大致如下：知院事1人，副知院事1人，判院1人，押院中使1人。其他直接从事藏书事业的有：专知御书典4人；知书官8人；校理若干人，掌刊正典籍；书直、写御官100人抄写书籍；画直8人，掌图画的典藏校写；拓书6人；造笔直4人；装书直14人。此外，集贤院虽专为校书而设，但亦兼有修撰、侍读、待诏等职责，故设侍讲4人，辅导皇帝读书，讲论文史；待制若干人，起草诏书；修撰若干人，“承旨撰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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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院的四处院址

集贤院院址共有四处，其中主院设在东都洛阳宫城内明福门外大街之西的太平公主宅，西向开门，面对武成宫。院内四库当门，画夫子坐于玄帐，左右诸弟子执经问道，南壁画有阴铿诗图，北壁画有松竹双鹤。张说亦曾有诗描述这里的情况曰：“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西京长安有两处集贤院。一处在大明宫光顺门外之命妇院，院内东西80步，南北69步，院中有仰观台，为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和尚观察星象之所。另一处则位于兴庆宫和风门南，院落较小，东西23步，南北30步。

集贤院的第四处院址在陕西临潼华清宫北横街之西羽林院附近，因玄宗常常游幸此地而起造。

2.集贤院藏书的数量

作为“开元盛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个标志，集贤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大规模的藏书。这里藏书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经褚无量整理的内库书；二是向其他宫藏机构借抄之书；三是自开元五年（717年）以来所收集整理的新书。

经过数十年收集、整理的集贤院藏书，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唐代国家藏书，数量已远远超过唐政府其他机构的藏书，史称“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玉海》卷五二）。据资料，集贤院藏书单本数量已从隋的3万多卷增加到8万余卷，其中见于目录著录的有5万余卷，增长速度确实惊人，故史称“唐之藏书，开元最盛”。至于集贤院藏书的复本数今已难以确认，只知其所有藏书均有正副本之分，且分藏于东西两京，正本供保存，由于是御本书，所以副本也仅供皇帝个人使用，他人不得问津。

3.集贤院的图书编撰

集贤院自张说接任，在继续校写典籍的同时，编撰新著亦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此时编撰的书籍主要有《唐六典》、《初学记》、《博闻奇要》、《书语类》、《续文选》、《注文选》、《闽史》、《唐书》、《玄宗实录》、《老子疏》等，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并流传至今的是《唐六典》与《初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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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与《初学记》

《唐六典》是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年）下诏令丽正院开始编撰的，由张九龄等人主其事。玄宗手书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开元二十六年（738）全书成，共30卷。本书是封建国家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它以官制为总纲，分为三师、三公、九寺、五监、十二卫等目，述其职司、官佐、品秩等，并以历朝沿革故实入于注中，成为研究我国职官发展史的一部巨作。同时，本书内容还涉及唐中期以前各种行政制度，这些制度当时虽然未全部实行，但唐人讨论典章，却常加引用。它还收入不少唐代诏令，包括许多重要的社会资料，如均田制度、赋役制度及各地物产与土贡，各地绢布生产及纸张生产情况，唐代户口制度、差科簿、屯田数等，均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情况的珍贵资料。

《初学记》是玄宗为供皇子学习，命徐坚等人编撰的一部官修类书。本书以知识为重点，兼顾词藻典故和文章名篇。全书共30卷，分23部，列313个子目。它在编辑体例上吸取了之前各种重要类书之长，每一类目下均分“叙事”、“事对”和“诗文”三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其“叙事”部分不像其他类书只是把征集的类事逐条抄上，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是汇辑资料，而是经过精心组织编辑，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这样既能丰富知识，又便于临文时检查事类。而对于子目标题来说，等于是做了一番原原本本的说明，近似现代百科全书的做法。《四库全书总目》称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其他类书独殊……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这可以说是道出了此书的好处。此书为历代学人所喜爱，版本多达20余种，虽经千年，仍流传不绝。

宋宫秘阁藏书

秘阁实际上是设在皇城之外的皇家藏书楼。秘阁是宋朝中央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藏书库，始建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位于崇文院中堂设有直阁、校理、判阁等官，由秘书监直接掌管，将当时从三馆书籍真本和禁中传出的古画、墨迹等10000多卷藏于其中。设有直阁、校理、判阁等官，由秘书监直接掌管。但实际上，直到淳化三年（992年）八月，秘阁建筑方才完成。在此之前，秘阁藏书一直置于偏厅庑内。建成后，宋太宗亲笔题写“飞白”阁名，亲制赞文并篆额，将其刻于石上，立于阁前，成为当时朝中的一件盛事。

淳化二年（991）年，太宗又下诏，将原来由史馆收藏的天文、占候、谶纬、方术类的书籍5012卷、图画114轴，也全都移交秘阁收藏。这批藏书中，除书籍外，还有王羲之、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等历代书法大家的书法墨迹，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的马、薛稷的鹤、戴嵩的牛、宋初东丹王李赞华的千角鹿、四川黄筌的白兔等著名图画作品，这些在当时也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至道元年（995年）六月，太宗又命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到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收藏者愿意将图书献出，则高价收购；如果收藏者不愿献书，则暂借其书，在当地官府找人抄写，抄写完毕，马上发还，并赐给专为访书而携带的太宗皇帝手迹拓本。裴愈这次外出访书，共得古书60余卷，名画45轴，古琴9张，王羲之、贝灵该、怀素等人的书法墨迹8本，全都藏于秘阁。

可以说，秘阁建成之后，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入藏各种珍贵图书、图画及文物。由于秘阁藏书越来越多，原有建筑已存放不下，于是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下诏，将内藏西库腾出以庋藏秘阁之书。

秘阁收藏宋代皇帝御制诗文集和墨迹数量最多。如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七月，以御制《秘藏诠》10卷、《逍遥咏》11卷、《秘藏诸杂诗赋》10卷、《佛赋》1卷、《幽隐律诗》4卷、《怀感一百韵诗》4卷、《怀感回文五、七言》1卷，共41卷藏于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十月，遣中使李怀节以太宗草书《千字文》1卷付秘阁。掌管秘阁事务的秘书监李至拍皇帝的马屁，要将其镌刻在《御制秘阁赞》碑的碑阴，为太宗所阻。淳化五年（994）六月，太宗又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太宗草书5轴藏于秘阁，并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学士、秘阁学士前往观览。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诏藏《太宗御集》30卷于秘阁，仍录别本藏于三馆。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九月，馆臣们又请求将真宗皇帝的诗文集藏于秘阁。从此，真宗的诗文集开始交付秘阁编辑收藏，有书名可考的即有《静居集》、《法音千集》、《玉宸集》、《读经史清景殿诗》、《乐府集正说》等。天禧初，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120卷。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仁宗亲集天地、辰纬、云气、杂占等共156篇，分为30门，编为《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召辅臣于太清楼，出而示之，之后仍命庋藏于秘阁。

由于秘阁是特藏书库，所以，秘阁不仅在崇文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收藏范围，就是同一品种的图书，秘阁所藏，也与他处有所不同。崇文院整理完成的黄本书籍也是首先交归秘阁收藏。秘阁藏书主要是供皇帝阅览，连崇文院秘书省的官员也不得借出，甚至时值一年一度的曝书点校活动，秘阁藏书都不许拿出阁外。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荣王宫大火延烧至崇文院，秘阁藏书所存无几。秘阁在原地保留，称为“崇文内院”，负责收藏火灾后残存的图籍。由此更可见秘阁在崇文院中的特殊地位。

元丰五年（1082年）改制后，秘阁隶属于秘书省，但地位仍很独特，实际上一直在三馆之上。到南宋时期，三馆名存实亡，惟有秘阁成为秘书省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宋宫太清楼藏书

太清楼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在禁中后花园内。所藏图书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主要收藏有御书墨迹，秘籍善本以及利用三馆秘阁藏书复制的四部图籍。藏书皆“以黄绫装裱，谓之太清本”。

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令刘均、聂震等人对太清楼部分舛误之书进行校勘，并编制了《太清楼书目》4卷。

天禧元年（1017年）八月，提举校勘书籍所上奏：“学究刘溥、俟帷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昭甄录。”（《麟台故事·书籍》）这说明当时三馆秘阁和宫中殿阁藏书以太清楼为最全。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崇文院遭受火灾，三馆秘阁藏书大部被毁，宋真宗命借太清楼藏本予以补写重抄，抄得17600卷。由于当时的崇文外院无处可放，所以这批抄本也全部交由太清楼收藏。《玉海》卷一六四记录云：“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

总之，太清楼藏书校勘精审，珍本、善本颇多，而且品种齐全，堪称当时皇家的一个保存本书库。

元宫奎章阁藏书

奎章阁设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是聚集蒙古、色目及汉人、南人文士等为皇帝讲说古代治乱的历史和元朝的“祖宗明训”之所，也是藏书之地。由耶律楚材保存的耶律璋所修辽代实录，后来即交此处保存。此书保管极严，不许轻易让人阅读。据《元史·文宗纪》中的“命朵末续为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来看，此种秘史也藏于奎章阁。除藏书外，这里也有编纂的职能。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撰的综录元代典章制度的《经世大典》就完成于奎章阁。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罢奎章阁，改置宣文阁。

元宫秘书监藏书

秘书监是元代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藏书机构，设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元史·百官志六》），以供御览。今据《秘书监志》，知其藏书“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具体的收藏范围是：古代的各种历史记载，各种汉文及回回文（阿拉伯文）历书；古代各种记述地理变革、水道、关隘、名胜、古迹、物产、民风等内容的地理书、地方志，及蒙古西征时从阿拉伯带回的大量回回地志；元朝列帝的著述、圣训，各种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以及各种法帖，字画，图像，碑志，释、道二教书等，可以说是网罗四部，不遗释、道。元代诸帝对于秘书监的工作较为关心，下过许多圣旨，就秘书监的具体事务进行指导，并尽量从人力、财力方面保证秘书监妥善完成国家图书的收藏任务。

《秘书监志》书影

元秘书监长期没有编就书目，以致库内图书类别紊乱，寻检不易。元顺帝于至正二年（1342年）五月，批准了监丞王道的请求，同意秘书库依类登记编号，“置衙缮写”。通过清点，具体掌握了当时各种在库图书的数量和册数。这份清单保存在《秘书监志》一书中，成为后人考察元代图书数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尽管元代中央台省六部院司都有收藏文献档案的机构，但是秘书监毕竟是最具权威的典藏之所，所以皇帝尽量突出它的权威地位，所谓“供御览而资盛德也”。

明宫司礼监藏书

司礼监是内廷十二监之一，也是明代内府重要的刻书机构。下属的经厂专掌内府书籍的样版刷印，内有经厂库，有提督总其事，提督下有“掌司四员或六员，只管一应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并《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八），故所刻书籍后人称为“经厂本”。

司礼监全部藏书的情况，未见有专门的综合目录，明内府刻书的目录，可视为司礼监藏书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主要部分。明刘若愚《酌中志·内府经书纪略》所载数目在140种以上，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内府书有83种。

明万历以后，国势衰微，经厂内所藏累朝传遗典籍，多被匠夫厨役偷出卖掉，再加上明末战火所毁，遗存无多。清代皇室藏书中尚有少量明经厂本，可能是接收下来的遗物。

此外，明代的经厂本曾经广颁各处，近如太子太孙、臣属、藩府，远至各地学校及邻邦各国。至今，藏古籍图书较多的国内外图书馆皆有收藏。

清宫方略馆藏书

清代方略馆是清廷为编纂方略、纪略而设立的机构，隶属于军机处，初设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时为编纂《平定三逆方略》而设。方略馆初设时并非常设机构，每届修书开馆，书成闭馆。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人奏请，为纂修《钦定平定金川方略》而重开，书成后并未撤销，遂为常设，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与军机处并裁。

方略馆位于隆宗门外咸安宫之左，内部设有文移处、纂修处、校对处、誊录处、书库、纸库、大库等机构。据清《光绪会典》记载，方略馆设有总裁官1人，由军机大臣兼任；提调官满洲2人、汉2人，收掌官满洲2人、汉2人，由军机大臣在满汉军机章京内派充，掌章奏文移、治理吏役；纂修官满洲3人、汉6人，除汉纂修官由翰林院咨送1人充补外，其余满汉纂修官均由军机大臣在军机章京内派充，掌编纂之事；校对官无定员，由军机大臣咨取内阁中书兼充，掌校勘之事；译汉官无定员，由吏部传取，掌清字文案的译汉工作；供事无定员，由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传取。

清制，每次规模较大的军事用兵行动结束或遇有国家重大政事，皇帝都要降旨将有关的上谕、奏折等档案史料按时间顺序编纂成书，以纪其始末，一般称为方略或纪略。清代由皇帝钦定的25部方略、纪略均是由方略馆编纂的。此外，方略馆有时也要承办其他奉旨交辑之书，如《大清一统志》、《皇舆西域图志》等书均为方略馆所编。

方略馆中的丛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档案。在方略馆大库保存的档案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方略馆自身形成的档案和方略馆为编纂方略、纪略而从京内外各衙门征调来的档案，相当大的部分是军机处的档案。

（2）书籍。方略馆大库保存的书籍主要有两类：其一是方略馆编纂的钦定方略、纪略；其二是钦定方略、纪略以外的其他书籍。

现有的记载来看，方略馆大库收藏的钦定方略、纪略主要有：《钦定平定金川方略》（满汉文）、《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满汉文）、《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兰州纪略》、《钦定石峰堡纪略》、《钦定平定台湾纪略》、《钦定安南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平苗纪略》、《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钦定平定教匪纪略》、《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

钦定方略、纪略以外的其他书籍以清代官修的各种书籍为主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三条途径：第一，方略馆为编纂方略、纪略而从京内外有关衙门征集来的，这是方略馆大库收藏书籍的主要来源；第二，方略馆奉旨纂辑的方略、纪略以外的其他书籍，在告成后照例由方略馆保存进呈的正本或刊刻样本；第三，其他修书机构纂辑的书籍，奉旨颁发给方略馆备查、备考。此外，还有乾隆年间为编《四库全书》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但最终未编入《四库全书》的图书副本。

（3）舆图。方略馆大库保存的舆图，绝大多数是京内外官员随折进呈的，主要分舆地、河道堤工、军务道路、行宫、坛庙、陵墓、建筑、其他等类别。

（4）其他。主要包括：皇帝御笔、墨拓片、功臣像、其他杂物。如：铜印、石戳记、木戳记，锡笔架、锡砚、经卷、铜佛、泥佛等。

上述方略馆大库保管、收藏的档案、书籍、舆图、物件，在清朝灭亡后由于各种原因，除一小部分被损毁外，大部分流出宫外，至今分散保存在不同的地区、机构中。其中，军机处档案和方略馆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籍、舆图，分散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河南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档案、书籍、舆图之外的物件，多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宫内阁大库藏书

《大清一统志》书影

内阁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内、文华殿之南，在清代隶属于辅佐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内阁，是内阁存贮档案册籍的处所。建于明代，建成具体时间无准确记载。

内阁大库是红本库、实录书籍表章库两个库房的总称。

内阁西库为红本库，共10间，通为一体，楼上楼下，皆贮红本，兼贮典籍关防；东库为实录书籍表章库，内有隔断，库各5间，一半为满本堂存贮《实录》、史书录疏、《起居注》及前代帝王、功臣画像等物，一半为存贮书籍及三节表文、表匣及外藩表文之所。

内阁大库虽建在明代，也曾入藏过明文渊阁的残余书籍，但清代使用大库时，明代所藏已经一无所有，内阁大库的库储都是清时期入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旧称秘藏。所藏历代册籍及封贮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纪，均记载了百余年诏令陈奏事宜。300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就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清末民初，当内阁大库库储面世时，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人们将其与敦煌写经、甲骨文并称为三大发现。

内阁大库中的收藏，根据其不同的来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盛京旧档。入关前，满族在东北建立了后金政权，清代内阁即由后金的文院、内三院沿袭而来。清朝定都北京，入主紫禁城后，盛京旧档成为内阁大库中的最早藏品。这批档案数量不多，但由于清入关前的资料匮乏，因此，它们成为研究清代开国史最重要的史料。其中，《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及各种文书档案等弥足珍贵。

（2）清代国家机器在运转过程中由内阁承办的上呈下行文件。这部分档案文件的数量在内阁大库中占绝大多数。此外，库储中还有不少外国及藩属向清朝进贡的表文，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苏禄、暹罗、廓尔喀以及俄罗斯、荷兰、日本、英吉利等国进贡的表文及贡单等。

（3）内阁与各衙门及其所属各机构例行公事所形成的档案。来往文书中有启本、揭帖、塘报、申报、移会、手本、移付、片行、咨、知照、知会等。汇抄存查和登录记载的各种簿册，有专为抄录皇帝谕旨的“丝纶簿”；有抄录军机处每天交办奏折的“大记事”；有抄录题本，以供史官记注的“史书”。

（4）官修书籍及其底稿。内阁大库所存官修书籍以《实录》、《圣训》为数最多，全部存放在东库，即实录库。

（5）为修书征集的参考史籍等。

大库所藏书籍，均存置于东库，东库内部除《实录》、《圣训》外，又设礼、乐、射，御、书、数六库。礼、乐、射、御四库收贮档案，书、数两库专贮书籍，清代乡试录、试卷也贮于数字库中。

清宫上书房藏书

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北向，五间。

“上书房”是对宫内未成年的皇子、皇孙进行教育的地方。西苑、圆明园也各设上书房。有时清帝远离紫禁城，在驻跸之地“御门听政”，便在听政处附近设上书房，命皇子、皇孙于上书房学习，目的是随时随地稽查他们的学习情况，以培养他们成为清统治阶层的继承者。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立上书房，地址在西华门内南薰殿、兆祥所等处。雍正初年，移设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此后未再变更。

据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的点查，上书房藏书140种，10055册。其中成书时间最早的是两种明版书：《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两部，永乐三年（1405年）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30册。其他藏书则成书于清代。

上书房还藏有《列朝圣训》两部，每部48函，共448册；《清文圣训》50函，300册；《御制诗文集》152函；清文《八旗通志》50函，390册。清文《皇朝开国方略》也是皇家子弟的必读书。

上书房牌匾

经、史是上书房学生的主要课程，故上书房藏有《五经》、《四书》、《御览经史讲义》、《日讲书经解义》、《钦定尚书注疏》、《御纂朱子全书》、《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书经学考》、《读本书经礼记左传》及《二十四史》等书，供上书房的师傅及学生们使用。这些书大多是清代内府刻本。

满文、满语是皇子、皇孙的必修课。上书房藏满文书1100余册，占上书房总藏书量十分之一。其所藏满文书有：《圣训》、《古文渊鉴》、《日讲四书解义》、《汇书》、《通鉴正续编》、《皇朝开国方略》、《八旗通志》等。

上书房所藏小学类及诗文书籍有：《诗韵集成》、《苏文忠公诗集》、《佩文韵府》、《沈文忠公集》、《诗韵合璧》、《唐宋文醇》、《高厚蒙求》、《斯文精萃》、《唐诗合解》、《诗韵珠玑》、《诗纪》、《历代文宗》、《唐文粹》、《全唐文》（100函，1004册）、《文体明辨》、《秦汉鸿文》、《钦定文鉴》、《说文长笺》、《馆课集》等。

上书房还藏有《满洲实录》和《国朝宫史》二种写本书，皆为稀见珍本。

除了上述典籍之外，上书房中还有部分不属于皇家子弟学习范围的书，如《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合刻》、《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等。

1925年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上书房物品，将其中的藏书移置寿安宫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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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实录》与《国朝宫史》

《满洲实录》总共四部。第一部写于天聪九年（1635年），第二、三部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第四部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今沈阳）和避暑山庄。此书每页三栏，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有图。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上书房本。1930年辽宁通志馆曾据盛京本影印，无满、蒙文。

上书房本《满洲实录》，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分栏书写，有绘图。对皇家子弟来说，无论是对照学习满、汉、蒙文，还是了解本民族的兴起，均是很好的教材。《满洲实录》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国朝宫史》是乾隆帝言明留给后嗣子孙的必读之书。乾隆帝看到记载明朝宫廷事实的《明宫史》一书，很有感慨。他认为明代的灭亡，并非亡于宦官，因为使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的是人君。他决定修本朝宫史，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这样，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根据乾隆帝谕旨，于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编纂《国朝宫史》，至三十四年（1769年）底书成，共有14函、136册。此书汇编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前的清代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典章制度。前后缮录三部，分别藏贮于乾清宫、上书房、南书房。此书于民国时有了铅印本。

第二节　地方教化沐福泽——官府藏书

官府藏书概述

本处所指官府藏书，主要指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两种官藏书籍。

官府藏书的种类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朝廷颁赐的官府藏书

这类藏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图书：一是御敕诏书与所谓的御书御札，二是国子监雕印的经史典籍。

各朝君主好舞文弄墨，作诗撰文，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御书御札，除了赐给近侍大臣外，还赐给寺庙宫观，也赐给地方官府、学校。为了表示得到君主的宠爱和褒扬，如同寺庙宫观建立御书阁，州府也都将朝廷颁赐的御书御札视为珍宝，专门筑书阁珍藏之，亦称为御书阁。

除了颁赐御书图籍外，朝廷还更多地赐给各地官学“九经”等教学必需图书。

2.官府藏书中的地方刻书

官府刻书很多，既有中央一级机构的监司、转运司、茶盐司、提刑司刻印的图书，又有州府、县刻图书，还有州学、府学和县学刻印的图书。

历代地方官方刻书事业大都十分兴盛，所刻印的图书自然成为本地官府藏书馆藏之一。地方官方刻书不但丰富了当地官府、官学的藏书，方便了个人购买，也增加了中央官府的藏书。

3.收集与进献的官府藏书

为了扩大地方官府藏书，历代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一般都比较注意收集图书，除了向朝廷请求赐予外，还通过购买和向民间广泛收集的办法积聚图书。朝廷会对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优待政策，在经济上减轻了各地购置图书的压力，加上朝廷的颁赐，从而保证了地方官府、官学基本的图书收藏。

由于有朝廷与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良好的私家藏书作基础，再加上多种渠道的藏书来源，地方官府藏书发展较快，藏书数量较多，各地官府一般都有本地的藏书目录。

宋代成都府藏书

宋代地方官府藏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路州（府军监）、县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州府、县官办学校。

宋代的三级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辖治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事务，当然也负责本地区包括图书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在宋代典籍中，关于路、州府一级刻书藏书的记载材料不少，但却没有有关具体负责地方官府图书收藏的部门以及固定的藏书处所的记载，一般都是在长官办公处设立书库贮藏图书，并与私家藏书者一样，取以某某阁、某某堂的名字。其中最著名的是熙宁四年（1071年）成都知府吴中度所建的经史阁。吕陶（1031—1107年）为之所撰《经史阁记》云：

五代之乱，疆域割裂。孟氏苟有剑南，百变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资学者。吾朝皇佑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惟经史阁之成，基势祟大，栋宇雄奥，下视众屋，匪隘即陋，聚书万卷，宝藏其间。

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府这一藏书楼建筑规模之宏大，藏书之多。

宋代建康府藏书

著名的官方藏书楼是叶梦得（1077—1148年）于南宋绍兴年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所建的“紬书阁”。绍兴元年（1131年），叶梦得在第一次出任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时，看到受金兵虏掠后的，城郭郁为榛莽，学校图书破坏殆尽，于是勉励学校，延集诸生，得军赋余缗六百万，以授学官，使刊《六经》。绍兴八年（1138年），当他再次担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时，又以公厨羡钱200万遍售经史诸书，于安抚使厅西北隙地，“作别室，上为重屋，以远卑湿，为之藏而著其籍”，取司马迁金匮石室之意，命之为“紬书阁”。

叶梦得在建康建紬书阁，用于地方官府收藏图书以供公众阅读，被后世誉为“开地方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明代南京国子监藏书

南京国子监为明太祖建都南京时所设置，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设国子监。明初，朝廷以行政命令征调杭州西湖书院所藏宋国子监书版与元杭州西湖书院所刻书版，为数在二十余万片。这些书都是宋元旧版，经加整理，不啻化身千百，是相当可贵的一批藏书。据周弘祖所载，南京国子监刊书数量很多，《大学》有《大学丛说》、《大学白文》、《鲁斋大学》等多种。经部书有《孝经集解》等54种。子部书有《颜子》等20种。史部书有《史记》等40种。从书目看，明以前诸史皆全，通鉴类即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音释》、《通鉴问疑》、《通鉴外记》、《通鉴释文》、《通鉴前编》、《通鉴外记》、《通鉴释文》，《通鉴考异》、《通鉴纪事本末》等多种。集部书有《雅颂正书》、《皇明文衡》、《曾文质公集》等诗文集30种。此外尚有《玉海》等杂书91种、《大明令》等本朝书13种及《四箴书体》等法帖9种。

南京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藏书的数量和质量皆在中央各部机构之上。此外，南京吏部、兵部、钦天监、工部、太医院、南京提学察院等也都刊有数量不等的书籍，总数更是可观。

清代翰林院藏书

翰林院是清廷分掌论纂文史的机构。清廷因修《四库全书》而庋置图书于翰林院，故其藏书在官府藏书系统中占重要地位。清初置文馆于盛京，命儒臣翻译满汉书籍，并记注本朝得失。天聪十年（1636年），文馆改名为内三院，其中包括后来设置的内阁与翰林院的职掌。顺治元年（1644年）沿明制置翰林院，后又有调整。康熙九年（1670年），再改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故翰林院人员众多担任的是朝廷经筵日讲、论撰文史、编辑校勘和稽查史事、考选人才等职责。

翰林院署于乾隆九年（1744年），重加修葺而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年于院署设四库全书馆，为编纂《四库全书》之处。朝廷修纂《四库全书》时，由于各省进到之书一部分是所经办官吏采进之书，当然可以放置宫廷。一部分是各省藏书家进呈之书，在征集图书时，曾许诺抄写以后可以奉还原主。但随着修书工作的进行，都感到要发还原主是困难的事。于是就把这些书籍截留，也存在一个版式不一、分签插架不能整齐的问题。如果统一抄副本保存，又费事费工，故最后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提出直接贮底本。这样，就构成了翰林院藏书的基础。

翰林院牌匾

翰林院藏《四库全书》底本的数量，据刘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奏称：“翰林院查明付复：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除送武英殿缮写书籍三千九十八种，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种，除已经发还各家书三百九十种外，现在存库书九千四百十六种，内应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种，应发还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种，军机处及内廷三馆移取者十七种，又销毁书一百四十四种，均另行存贮。”由此可知，翰林院是作为藏书处存放书籍的，这些书以后将移置于武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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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劫难的《永乐大典》

翰林院藏书中有《永乐大典》一部，其在清代是历经劫难的。

据昭裢《啸亭杂录》的记载，《永乐大典》虽有一部藏于宫中皇家档案库——皇史宬，他听徐乾学说过，这一部《永乐大典》较翰林院的还齐备些。现在要准确说这一部书是明永乐时的正本，还是嘉靖时重抄本，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翰林院所庋藏《永乐大典》，全祖望在翰林院看过，作有《钞永乐大典记》以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日，朝廷批准朱筠提出的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建议。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复奏称：《永乐大典》“今现存九千余本”。此书于明永乐年间修成时，共有23900余卷，11095册。也就是说，当时查验翰林院所藏全套，已经散失2000余册。

《四库全书》修书期间，修书官吏大量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图书。其间，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做了大量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共从中辑出经部书66种，史部书41种，子部书103种，集部书175种，共计385种，4946卷。很多重要典籍和宋元人的诗文集，因流传中残缺或散佚，都赖此次辑佚得以保留下来，丰富了古典文学以至古代文化遗产的宝库。

嘉庆至光绪年间，因修官书也利用翰林院藏《永乐大典》做过辑佚工作。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永乐大典》被英法联军掠夺，逐步流出境外。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署时，《永乐大典》遗存不到50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永乐大典》遭受重大损失。现存于国内外仅只有370余册，810卷。

清代国子监藏书

国子监为清廷最高学府。初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雍正五年（1727年）始特设大臣总理监事，设有祭酒、司业、典簿、典籍等官。典籍厅设汉典籍一员，职掌贮监书籍、碑石、版刻，凡匠役开晒拓印各种事务，皆由典籍总管。可以看出，国子监由于教育研究的需要，是有专门的藏书提供师生使用的。

据《钦定国子监则例》的记载，国子监藏书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圣制诗文集”，如顺治的《圣制资政要览》三卷，康熙的《圣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及《圣谕十六条》一卷，雍正、乾隆、嘉庆诸帝的诗集、文集等；二是“御纂、钦定书籍”，这方面收集大量朝廷以“御纂”、“钦定”、“敕编”为名的各种书籍，由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朝都组织编撰图书，故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类，且数量是颇大的；三是“圣制石刻碑记”、“武英殿板片”，国子监保存的碑版与木刻版片非常丰富，如武英殿版片共有五十三种，十三万六千九百零十四块，这中间既有御纂诗书版片，又有《十三经》、《二十三史》、《三通》、《八旗通谱》等大部头图书的版片。这些版片是可供武英殿或国子监本身刷印图书的。

国子监收藏图书分总库和分书库两级。彝伦堂书库和御书楼是总书库，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个讲习之所）等则有藏书分库，可以供给本监师生阅读。故“国子监则例”有收发书籍（即借阅）之办法。《钦定国子监则例》规定：“肆业诸生需读书籍，向六堂及博士厅取凭移付给发。”这就是说，一般生员需读书籍，可以分别向六堂和博土厅助教及博土领取凭证，然后到典籍厅办理登记手续即可。

关于国子监藏书数量，有两个目录可供参考：其一为道光四年（1824年）纂修的《国子监则例》，卷三十二记载“恭贮”御制、钦定诸书及碑刻情况，卷三十三记载藏贮书版情况，计书《世祖章皇帝圣制资政耍览》等45种、石刻碑记《世祖章皇帝圣制晓示生员卧碑》等39种、历代碑刻《周石鼓》等16种，武英殿、国子监刻的书版58种；其二为道光七年（1827年）抄本《成均书目二种》，载国子监典籍厅藏书44种、石刻58种，御书楼藏书130种。这些记载并不是国子监藏书的全部。

监内藏贮书籍之管理，责任明确。如《钦定国子监则例》规定，学生借书后“缘事出监，该博士助教等不行催缴，责在该博士等，如遇博士助教等升迁故事，该厅不为查询催缴，责在该厅”；至于各堂属官取阅书籍，“亦皆登记入册，阅毕领回，不得瞻徇”。御书楼也允许监生借阅，但应“立限呈缴，失者责偿”。可以看出，国子监所藏书籍采用“典籍掌其成数，博士司其出入”的共管制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设学部，国子监被裁，所藏图书版片得以保存。

北京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