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古代地理学家

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地理学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如星汉璀灿，群英荟萃。他们的业绩和成就，丰富了我国科学知识的宝库，为我国文化科学增添了光彩。在这些学者中有游踪广远、发奋著述、写出最早的经济地理学的史学家司马迁；有注释《水经》、考源辨流、深入研究水道地理的郦道元。他们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第一节　中国早期地理学家

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的杰出著作《史记》，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首创的本纪、年表、世家、列传等修史体例，成为后世历代正史学习仿效的典范。他精炼铿锵的文辞，是我国传记体散文的楷模。他撰写的《货殖列传》和《河渠书》，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滥觞。作为著名旅行家的司马迁，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各地，这些旅行游历活动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增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这里是黄河流经的地方，北面不远的龙门，河窄水急，气势磅礴；龙门以下，水流变缓，改向东流。这一近山临河的地理形势，正好激发了少年时代司马迁的理想和幻想。

司马迁的先祖传说是颛顼时代的重黎氏，到周宣王时代成为司马氏。秦代的司马错就是他的直系祖上。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博学的太史公，他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天文历法、诸子百家、文学、历史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他做了朝中的史官。司马谈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准备系统撰述我国从远古到汉代的历史。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未得从行，他认为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临终前把撰史的事业嘱托给司马迁，要司马迁继承他的未竟事业。

由于司马迁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官家庭中，使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年十岁则诵古文”，还向当代名流请教，从董仲舒学习过《春秋》，从孔安国学习过《尚书》。另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以及大量史学著作。他时刻牢记父亲临终时的嘱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掌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曾坚定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归闻，弗敢阙！”先父的临终遗命，就成了司马迁以后发奋著述的重要思想动力。

司马迁为了“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早在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他的旅游考察。他从京都长安起程，出武关（今陕西省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然后渡长江，泛洞庭，来到了屈原的家乡，凭吊了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汨罗江。诗人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不幸遭遇，引起了司马迁的深切同情与怀念，使他感叹再三，久久不忍离去。他从这里继续南下，登九嶷（湖南省宁远县境内），考察和访问了虞舜南巡和埋葬的地方。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因有九峰，峰岭相似得名。传说远古舜南巡狩，崩予苍梧之野，葬于九嶷。至今尚有舜庙遗址和碑刻文物。庙后的山峰就称为舜源峰。满山的斑竹，更有着动人的传说，传为舜妃娥皇、女英哭舜时泪水溅成。庙前的山峰，便是娥皇、女英二峰。

司马迁从湖南折向东北，登上苍茫奇秀的庐山，俯瞰了滔滔东流的长江和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访问了禹疏九江的古迹，采集了传说轶闻。由此跋山涉水，到了浙江，“临会稽，探禹穴”，游览了禹陵和禹庙，登上了禹会诸侯的会稽山，缅怀大禹舍生忘家与洪水斗争的英雄事迹。然后北上姑苏，观览了春申君黄歇营建的宫殿和故城，访问了这个物阜民丰的鱼米之乡的风土人情。这里水网密布，湖泊星罗，与他家乡黄土高原的景色迥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历了江南以后，司马迁又渡江北上，来到淮阴。淮阴是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也是韩信后来封侯的地方。青年时代的韩信，曾受过乡里恶少的胯下之辱，也曾向“漂母”乞食讨饭。但是韩信有着远大的志向，他刻苦学习兵法，钻研战术，终于成为一代名将，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并建立了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荣封王侯。许多生动的有关韩信生活与活动的传闻，成为后来司马迁描写这位汉代名将的宝贵资料。

从淮阴北上，司马迁来到曲阜。曲阜是春秋时代鲁国的都城，是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家乡和讲学的地方。他详细参观了孔子的庙堂、故茔、车服、礼乐等遗迹、遗物，亲眼看到了儒生们读经习礼的情况。他向儒生们请教了有关的问题，还访问了孔子的轶闻轶事。司马迁越过泰山，来到临淄，访问了古代齐国的都城。临淄是一个商业发达文化繁荣的地方，这里曾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齐桓公、鲍叔牙、管仲、晏婴、邹忌、田单、孙膑等，都名噪一时，齐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司马迁。

游历了齐都临淄，司马迁便折而南返。沿途他又游历了峄山、薛城、彭城和丰、沛等地。访问了秦始皇南巡、孟尝君养士、项羽建都，以及刘邦、萧何、曹参、樊哙、周勃、卢绾等成长与活动过的地方，广泛搜集了他们的民间传说资料，在《史记》中，给这些人物描绘了生动鲜明的形象。

访问结束后，司马迁就经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回到长安。在这次漫长的旅行游历中，司马迁大开眼界，丰富了知识，增进了对社会情况和风土人情的了解。旅行中艰苦的生活，也使他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如在访问薛城、彭城时，司马迁因旅费困窘，几乎无法维持生活，但是他始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终于胜利完成了这次长途旅行的计划。

黄土高原

回京以后，司马迁做了宫庭中的郎中官，使他有机会跟随皇帝周游各地。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他跟随汉武帝祭雍州（今陕西凤翔县）、巡河东（今山西省夏县北）、访临汾（今山西省万荣县东），“瞻望河洛，巡省豫州”，然后南渡黄河，取道荥阳，回到洛阳。次年，又随汉武帝“行幸雍，祀五畴”，又西过陇坂、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西），经甘泉（今陕西省延安南）返回长安。这次经过的地方都是华夏民族最早起源与活动的地区，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黄帝、唐尧、虞舜、夏禹以及商、周的传说和轶闻，为他以后撰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基础。

西行归来之后，司马迁又奉使到巴蜀以南，做联络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这次出使的情况缺乏详细记载。旅行的路线，可能起于长安，经汉中（郡治当时在安康）、广汉（郡治在四川省金堂县）到蜀郡成都，然后西南到邛笮、昆明。这次远行，使他亲眼看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况及山川物产、风土人情，为后来写作《西南夷传》和《货殖列传》奠定了资料基础和生活基础。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并作了一次长途巡行。司马迁得以随行。在祭嵩山（主峰在河南省登封县）以后，便来到山东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泰山又称岱宗，被尊为“五岳之长”。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皇帝往往在国势较强、国内安定、国库充裕的时候，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以宣扬自己的“功德”，仅汉武帝时代就封禅七次之多。封禅以后，汉武帝又巡海上，访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至辽西（今河北省卢龙县东），折而西行，历北边，过沙漠，至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于夏季五月间沿蒙恬兴建的“直道”，经甘泉返回长安。路程长达1.8万余里。至此，司马迁已游历了中原、西北、西南、东南、中南、东北的广大地区，真可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了。

公元前108年（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凭着父亲的遗稿做写作《史记》的基础，同时有机会博览皇家丰富的图书典籍，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正式开始了《史记》一书的撰写工作，时年四十三岁。五年之后，正当司马迁殚精竭思、潜心著述的时候，不幸遭了“李陵之祸”，受了残酷的宫刑，使司马迁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他痛苦绝望，愤不欲生。但又想到了父亲临终的嘱咐和历史上的故事，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含耻忍辱，呕心沥血，坚持著述，焚膏继晷，经过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光辉的历史学著作。书成之后，由他的外孙杨恽保存，并传播于世。全书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上下三千余年，包括了我国古代的全部历史。全书设十表、八书、十二世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130篇，总52.65万字。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及科学技术等许多领域，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史学巨著，而且是一部文学巨著和经济地理学的起例发凡。“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代学术的发展。

史记

《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河渠书》等部分，就其内容来说，实可说是我国古代经济地理学的创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各地区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状况。例如他在描述关中平原时写道：“关中自汧、雍（二水名，皆汇入渭水）、以东至河、华（黄河、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西北地区又是另一种情况。“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汉四郡名，前二者属凉州刺史部，后二郡属朔方刺史部）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样不仅写出了各地的物产和经济状况，而且进行了地区间经济特征的对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司马迁还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士、农、工、商各业的社会意义，提出了对人类物质生产的看法。他说：众多物品，“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源大则饶，源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在2000年前的古代，司马迁有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河渠书》是八书中的一种，它主要记述了黄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和水路交通，对于研究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史和水利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司马迁写的《大宛列传》，材料主要来源于张骞的《出关志》，也是研究古代中亚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司马迁的一生，是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一生，是胸怀大志、发愤著述的一生。他在《报任安书》中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心情和抱负，说自己在受刑之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之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表切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伟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精神。伟大学者司马迁不仅以自己的奋斗和实践，完成了《史记》这部光辉的史学名著，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而且在我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宏伟的丰碑。而他本人也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赞扬，成为世界学术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家乡韩城县内修建了司马太史祠。祠初建于西晋永嘉年间（307年），宋代治平年间（1068-1077年）又进行了扩建。祠堂用砖石精工砌成，高大的祠堂内，塑有高约一丈二尺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彩色塑像。祠堂四周镶嵌着五十九块记载司马迁身世和赞颂司马迁功绩的碑刻。祠后是司马迁的八卦墓。解放后又对祠堂进行了修缮。为了更好地保护古代文物，文管部门还计划把其他几座古代建筑也迁建到韩城司马太史祠附近来，使这里形成一个古代建筑群体，供人们参观瞻仰。现代诗人郭沫若1958年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孔子），千秋太史公。”这可说是人民对司马迁的最好评价。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和伟大著作——《史记》，将在我国学术史上永放光芒！

郦道元

《水经注》是我国6世纪初的一部以水系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国地理事物分布的著作。准确的方位和距离，表现了当时对地理位置记述的精确性。它在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的古籍——《水经》的基础上补充记述，使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文。此书是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总结，流传到现代全书约有三十余万字（原书40卷，到宋代亡佚5卷，今本为后人重编，也40卷），内容相当丰富。1500多年来，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如林，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郦学”。

1.成书的时代

关于《水经注》的成书时代，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1）传统的观点认为《水经》为汉代桑钦撰，郭璞注。而《隋书·经籍志》录有：“《水经》三卷，郭璞注。”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说：“《水经》四十卷，汉桑钦撰，成帝（公元前32—公元7年）时人。”

而现在研究证实，《水经》所举郡县，西汉、东汉兼而有之，甚至个别的郡县，还有曹魏时期的。据此，认为“《水经》是西汉编定的书”，这一说法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2）近些年来，侯仁之教授等依清纪昀、载震之说，提出：“大约在三国（221-279年）时候，有人写成《水经》一书……到了公元5世纪，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补充记述河流水道……注文20倍于原文。”陈桥驿教授也说：“《水经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年）郦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从书名来看，它仅仅是《水经》的一种注释，但这部完成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内容非常简短……”

郦道元塑像

（3）而王成祖教授另有新见，他认为“从《水经注》的内在特征来衡量，《经》与《注》可能是郦氏一家之言”。理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序”中只说：“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据此解释，认为“全书的经、注同出于他一人之手，”为此“提出经、注全是郦氏一手编成的主张”。

应该说，《水经》一书原出于汉代桑钦之手，后来到了东晋时代又由郭璞（276-324年）补注校订，补的注文较少，所以东、西汉及曹魏时期的地名在经文当中出现了一些。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年）郦道元在前人《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完成《水经注》一书。

2.郦道元简介

郦道元（465-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现在当地还有“道元村”，原建有纪念他的祠堂。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郦范随侍东宫，官至东平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70多岁死于孝文时期（471-500年），由郦道元承袭永宁侯爵位，从此走上仕途。

郦道元自幼随父赴任，临抚东秦、道光海岱。旅居东齐，遍游淄水、巨洋水（今弥河）两岸山水，登临渤海之滨，以观沧海。又游淄水上游，伫立于瀑布飞流之下，涛声轰鸣，空谷传响。当他走上仕途之初，可能住在当时北魏繁华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里宫殿楼台相接，庙宇林立、建筑宏伟、极工尽巧。云岗、武州一带的石窟寺，因岩结构、富丽堂皇、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旅行生活大大增长了他的见识，开拓了他的心胸，也彻底改变了他“少无寻山之趣，长无问津之性”的性格。相反，他的行动表明其“搜渠访渎”的性趣是很浓的。

太和十七年（493年），郦道元作为孝文帝侍从，随行出巡。到了并州（山西太原）、洛阳（河南洛阳）、邺城（河南安阳北，河北磁县）、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朔州（山西朔县），北面一直沿着阴山到了沃野镇。

之后，郦道元出任地方官，景明中（500-503年）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曾又代理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武帝延昌四年（515年）任东荆州刺史。孝明帝后又招郦道元“持节兼黄门待郎”驰驿边郡。他长年因宦游，北至阴山，南到汉水、淮河，西到华山，东至山东半岛、渤海之滨。其中特别是黄河流域、海河水系、汉水一带的汾水、文水、晋水、洙水、泗水、淄水、武州川、桑干河、漯水等都保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所到之处，“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兽走过的足迹），访渎搜渠，缉而缀之”。“舟车所届”、“访其民宰”，证古观今，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与变迁，为《水经注》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经注》中许多逼真的描述，非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郦道元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实地踏勘，方使《水经注》的记载弥足珍贵，“奇编奥记，往往散见”。

郦道元一生勤奋好学，清代刘继庄称他“博览群书，识周天壤”。他尤爱读《山海经》、《禹贡》、《华阳国志》等地理书籍，以及大量搜阅人物故事、山川风物、金石碑刻、地方图经等文献。广泛而丰富的文献搜集与深入实际的考察研究相结合使他获得了卓越的地理学素养。

在延昌至正光年间（约515-524年）郦道元一度罢官家居，这时他才有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水经注》可能在这一段时期成书。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与《七聘》等书，可惜都已失传。

郦道元为官清正、志气刚毅，办事不畏权贵，被阴谋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县东）。他死后不久，北魏政权内部叛乱兴起，终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他生在南北分裂的年代里，淮河以南的地方未能亲身考察，因而造成对南方水系记载的某些失误，这是值得惋惜的。最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北魏王朝的政治疆域之内，这也是值得称赞的。

3.《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清代刘继庄评价最为简括真切。他说：“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声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

地理风光

近来，侯仁之教授和陈桥驿教授对《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很有研究，将其成果综括如下：

（1）《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大小河流及流域区的综合、全面的地理。不仅记述了河流水系的流源脉络，而且从地理现状一直到历史事迹都择其典型特征作了记录，内容极为丰富、文笔绚烂、体例严谨。

（2）《水经注》的目的“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郦道元在自序中说：“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

因此才决心注《水经》。《水经注》是一部我国公元5世纪最全面的、综合的地理著作。它并非单纯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记述。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

（3）他认识到上古的地理已很渺茫，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变更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与人文地理的事物比较起来，河道、水系的变化相对稳定，所以才决定以水道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面、综合的地理事物。

（4）他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注文引用的书籍，多达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碑刻及民间采访的口碑谚语及传说。这些反映当时地理、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现在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幸有郦注，才得保存吉光片羽。

（5）郦道元还在祖国北方亲自跋涉，探察山水风貌、寻访古迹、追溯流源。因此，《水经注》不少篇章描写逼真生动。使数千年后的读者对当时的地理景观，历历在目。所以《水经注》记录了我国15个世纪之前的祖国综合的、大量的地理信息，是研究历史地理、文学、社会发展所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6）《水经注》是北魏前我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一方面是郦道元个人求索真理、“访渎搜渠”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汉、魏、晋以来众多地方文献和地理著作和地理知识的集结性的成果。没有郦道元个人艰苦卓绝的访求与搜寻，不可能出现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另外，没有汉、魏、晋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地理知识与著作也不可能出现《水经注》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

总之，《水经注》这样体制严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产生于公元5世纪，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突出的。

徐霞客

1.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1587-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是明代末年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徐霞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旅游和考察地理。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开始，他游太湖，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为生病返回家乡。其游历时间长达33年，足迹遍及我国现在的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19个省市，共计10万余里。在游览名山大川的同时，他还会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每天的地理和人文见闻，写成《徐霞客游记》一书。但非常遗憾的是，《徐霞客游记》在徐霞客生前并没有成书，在其死后，人们整理成篇。因为大家相互传抄，所以丢失了很多原稿。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徐霞客游记》并不是每天、每地都有日记记述。

徐霞客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阅读地理、历史书籍。而这些书籍中最喜欢的是游记之类，他的理想就是能够走遍大江南北，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对于徐霞客的这个理想，其母亲是非常支持的。在徐霞客22岁第一次出游太湖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亲自为他远行缝制衣帽，以壮行色，而且还鼓励他说男儿志在四方，这更加坚定了徐霞客出游的决心。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徐霞客的妻子许氏病逝，于是他返回家乡照顾母亲。但是他的母亲却要求他陪她去江苏宜兴旅游，而且一再以实际行动鼓励儿子继续完成自己的旅行考察计划。正是母亲如此鼓励和支持，徐霞客在第二年又开始了旅行考察生活。

徐霞客像

当然，徐霞客的旅游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在早年期间，徐霞客旅行都是亲友同行，后来常常与熟识的僧人静闻一道，然后带上一两位仆人同行。除非有船可乘，否则就是徒步行走。通常，途中都是在寺庙中住宿食斋。但是在很多时候又必须露宿，因为需要考察山脉的走向形态，观察河流源渊流经，以及各种地理问题，需要深入人迹罕至的莽林、洞穴。清代学者潘次耕在《徐霞客游记·序》中曾生动地描述了徐霞客旅途的艰辛和精神。他说：“闽、粤、冀、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徐霞客）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来去，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求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侣伴。”当然，潘次耕的描述也是事实。在徐霞客晚年考察西南地区的时候，他曾经两次遇盗，三次绝粮，在这种危急关头，所带的一个仆人也逃跑了。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徐霞客仍然泰然处之，面不改色，不改初衷。他每天都会走几十里的山路，在晚上入睡之前会把一天的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即使是在荒郊野外，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他也会想办法点燃松枝照明，写完当天的游记。

在游览的过程中，他结交了很多名人，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他多次参与撰写地方志。崇祯十三年（1640年），徐霞客在云南鸡足山时，因为他的脚病非常严重，无法行走，当时的丽江木土司（太守）就派人用山轿送他回家。在五月的时候到达湖北黄冈，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官府用船送他到江苏江阴家乡。次年正月（1641年2月），徐霞客在家中病逝，享年56岁，在其死后被葬南旸岐沈村（马湾）。如今，在他的家乡，为了纪念他热爱祖国，愿意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人们建有徐霞客纪念堂。

2.徐霞客的地理贡献

在早年期间，徐霞客主要是游览名山大川。在其晚年之时，其旅行不再局限于探幽访故的一般性旅游，而是认真考察地理环境，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因此，在地理学的认识上，他有多方面的记录，特别是他对晚年旅游的我国西南亚热带岩溶地貌的观察、研究，贡献突出。

岩溶地貌是石灰岩地区在流水侵蚀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也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它发源于我国的云贵高原地区。

在我国早期就已经有关于岩溶地貌中的溶洞、石钟乳、峰林等地形特点的相关记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经》、三国时张勃的《吴地记》、南北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怀远的《南越志》，到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都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特别是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的“志岩洞”，记录了桂林郊区20多个岩溶洞穴。随后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然而，徐霞客在研究内容和分析记录方面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对岩溶地貌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其涉及方面非常多，即岩溶地貌的地表形态、地下形态（洞穴）、分布特点……除此之外，徐霞客也是第一个试图对岩溶地貌进行科学描述和系统理论分析的人。他的贡献表现在：

（1）厘定岩溶地貌的类型及名称

徐霞客对岩溶地貌中的许多地形进行归类和命名，使得地貌地形更加规范，进而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岩溶地貌概念系统。例如，称落水洞地形为“眢井”；圆洼地称“盘洼”或“环洼”；石芽、石沟地形称“石脊”或“石齿”；干谷地形称“枯涧”……另外，唐宋以来用岩、峰、崖等不同名称对峰林地形的称呼都被“石山”所代替。这种厘定类型及名称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趋向科学化的过程。

（2）关于西南岩溶地貌发育的区域特征认识

通过不断考察，徐霞客首次明确了我国西南地区峰林石山的分布范围，即东自湖南道州（今湖南道县），西至云南罗平，南入广西境内。除此之外，他还发现在不同的地区，石山峰林的发育有着不同的表现，意在说明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峰林石山地貌的区域差异特征，在《徐霞客游记》卷五（上）中，他说：“粤西之山，在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介于二者之间。”

即使是在现在条件下，徐霞客的这种观点也是能够经受住推敲的，它表现了很强的地貌类型和区划思想。

（3）对地下岩溶地貌的观察研究

徐霞客是古代考察岩溶洞穴最多的地理学家之一。他考察了300多个洞穴，而且详细记录了岩溶洞穴的相关方面，如洞穴的形态特点、洞内石钟乳等小地形的空间分布……甚至，徐霞客还专门测量各种数据，这极大提高了记录的精确度。例如，他所考察记录的桂林七星岩洞穴系统，其组成部分包括两大洞府、6个洞天、15个岩洞，而且还对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说明。现在，不仅这15个洞口都可以找到，而且他当时的记述与20世纪50年代科学测绘的七星岩平面图基本一致。这足以说明，徐霞客对地下岩溶地貌的观察记录是非常准确的。除此之外，他还将溶洞分为多种类型，如藤瓜式、楼阁式、深井式……

（4）对岩溶地貌成因的分析

与过去的岩溶地貌观察记录相比，徐霞客的记录存在很大不同。他不仅准确描述岩溶地形的各种形态和分布，同时也探讨和分析岩溶地貌的成因。例如，他指出漏陷地形是因为流水的侵蚀或溶陷崩塌而形成的；而四坡陡崖的石山则是因为石山上部崩塌，石山下部受流水侵蚀，上下夹攻而成崖；提到钟乳石的成因，徐霞客明确指出“盖石膏日久凝结而成”……当然，所有这些见解都带有科学性。

除了在岩溶地貌方面徐霞客做出贡献之外，在其他很多方面，他也提出了重要见解，如关于长江源流问题、盘江上源问题……

众所周知，长江发源于青海，它是我国第一大河，其上游为通天河、金沙江。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是这种观点。自先秦《禹贡》中有“岷山导江”的说法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长江支流岷江当做长江的上源。而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明代。

徐霞客曾两次游黄山

但是，对于这一传统观念，徐霞客早就提出了质疑。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徐霞客认为江水浩大，以小小的岷江作为长江源流，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考察资料进行分析，并写成了专门论述长江源流问题的《江源考》一文，为否认传统说法提供了确实的证据。当然，这也是徐霞客第一次正式提出金沙江以上才是长江的正源。

徐霞客对西南地区的南、北盘江的上源问题也有分析和研究，而且还写有《盘江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徐霞客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指出：过去《大明一统志》把火烧铺、明月所二水（今贵州盘县西）作为南、北盘江上源，事实上是把支流当成了正源。他进一步指出：北盘江的正源应该是可渡河；南盘江的正源应当是云南瞮益以北炎方驿附近的交水。

因为徐霞客在地理学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够提供实证，所以他被称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是毋庸置疑的。

沈括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我国古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科学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出生在一个下层官吏的家庭中。在其成人之后，在很多地方做过官，后来中进士（1063年），进入昭文馆担任书籍编校工作，与此同时还担任过太史令等职。《宋史·沈括传》中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书、音乐、医药、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另外，通过对各种见闻和见解的汇集，他写成了《梦溪笔谈》一书，分故事、辩证、乐理、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术、器用、神奇等17门，涉及到天文、历法、数理化、地理、医药、技术、文学艺术等20多种学科609项记述。当然，仅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就占据了100多条，这是对他主要地理思想的反映。

沈括的地理思想主要集中在观察和解释多种自然地理现象，如流水侵蚀、海陆变迁与华北平原成因、古环境变迁、植物地理分布的制约因素……

1.关于流水侵蚀思想

沈括曾经在浙江温州一带观察雁荡山的特殊地貌景观。在他看来，雁荡山的大地地貌非常特殊：雁荡山的各山峰皆挺拔峻险，矗立于山谷之中；而从山顶上看，各个山峰几乎都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但是这一点在山外是看不到的。只有进入山谷之后，才会看到一个个挺拔林立的山峰。究竟这种情形是如何形成的呢？沈括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流水侵蚀导致的。在《梦溪笔谈》卷二四中，他说：这种地貌现象“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另外，他在大、小龙湫等处也看到了流水穿凿的现象，由此他又联想到了黄土高原地貌，认为黄土高原的沟壑也是流水侵蚀而造成的。

沈括塑像

根据科学考察发现，雁荡山各峰的高度在过去的时候的确处在一个水平面上，它们的岩石主要是流纹岩，而流纹岩是白垩纪火山喷发的堆积物。在白垩纪末第三纪初，地壳发生了上升运动，在强烈外力的作用下，曾经平坦的剥蚀平原最终成为古夷平面。从此之后，经过风化和流水侵蚀作用，松软物质被搬运而去，因为流纹岩岩性较硬，又富垂直节理，因此被保存下来，最终形成峰丛林立的独特地貌景观。在这里，沈括最早使用了“流水侵蚀”的概念，而且对于雁荡山山峰的成因进行了正确解释。他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比称为“近代地质学之父”的郝登在1788年提出的侵蚀作用理论早700年。

2.海陆变迁与华北平原成因

众所周知，华北大平原为一个冲积平原。沈括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

北宋熙宁七年至八年（1074-1075年），沈括察访河北西路的时候，从开封出发，然后沿着太行山逐渐北行。他经常看到山崖中有镶嵌的螺蚌壳鹅卵石，而且“横亘如带”。此时，他所联想到的就是海陆变迁和华北平原的成因问题，在他看来，太行山和华北平原过去都是沧海，正是因为河流的冲积作用才使其变成了陆地，也就是“浊泥所湮耳”（《梦溪笔谈》卷二四）。另外，沈括还从黄河等北方河流的水文特征上论证了华北平原的成因，指出：“凡大河（黄河）、漳水（漳河）、滹沱（河）、涿水（拒马河）、桑乾（桑干河）之类悉是浊流（高含沙量）。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发东流，皆为大陆（华北平原）之土。”因此，在他看来，冲积成因理论“此理必然”（《梦溪笔谈》卷二四）。当然，事实的确也是如此。

3.古环境变迁思想

当沈括在延州永宁关（今陕西延川县东南）看到大河崩岸的时候，他发现在地下几十尺的地方有几百茎类似竹笋的植物，而且它们根干相连，已经形成化石。然而，陕北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根本不适宜竹类的生长，那此地出现的竹类化石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在沈括看来，在很久之前，这里的气候是比较潮湿的，竹类在此地可以生长。但是，随着环境的不断变迁，此地变得干燥。正如他所说，陕北“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梦溪笔谈》卷二一），这说明环境变迁是存在科学依据的。

4.控制植物分布要素的认识

在很早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对影响植被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具有一定认识，如《周礼·考工记》中就有“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的论述。当然，沈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非常正确的。例如，他在论述全国各地气候现象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了植物分布会受到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他在《梦溪笔谈》卷二六中指出：“岭峤（岭南地区）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山西）乔木，望秋先陨；诸越（浙江、福建一带）则桃李冬实；朔漠（长城以北）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而从根本上影响植物垂直分布差异的原因是“地势高下之不同”（《梦溪笔谈》卷二六）。

除了以上我们所提到的沈括的贡献外，他还进行了很多地理实践活动。例如，在制作地图方面，他绘制过当时的全国地图集——《天下州县图》；制作过木模型图等，而且修正了制图六体，提出了分率、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邪、迂直七法。与此同时，沈括还创立了分层筑堰水测法，实测了自京城汴梁（今开封市）上善门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入淮口的汴河河道高差等。所以，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沈括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的很多见解都为世界科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知识链接

北京新奇观之谜

明朝永乐年间建造的北京城，不仅布局严谨，而且非常华丽。近些年来，人们可以通过使用科学遥感技术从高空拍摄北京城的图像，进而发现了北京城区横卧着两条“巨龙”，盘坐着一位“巨人”，这成为北京城的两大新奇观，蔚为壮观。

从这彩色的遥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两条“巨龙”，从南向北，横贯全城，结伴而行。其中一条就是北京的古建筑群所组成的“古建筑龙”，这条龙起于天安门，逶迤延伸直到钟鼓楼。天安门是龙嘴，金水桥是它的颌虬，东西长安街是它的长髯，太庙、社稷坛是巨大龙头的龙眼，故宫是龙身，其隆起部分是景山公园。而钟鼓楼是这条“巨龙”的龙尾，故宫的四个角楼，就是伸向四面八方的龙爪。

另一条“巨龙”是由北京的水系构成的，也被称为“水龙”。这条“水龙”的龙头是半圆的南海，中海与北海联成弯曲延伸的龙身，西北方向的什刹海，则是条摇摆着的龙尾。两条巨龙相依结伴，雄伟壮观。其神奇性究竟是设计者精心设计的，还是自然巧合，很难判定。

除此之外，北京城还有另一奇观，那就是景山公园的园林图像。这一奇观是1987年1月14日国家测绘局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宣布的。

景山公园本来是皇家御苑，它位于故宫之北。究竟这端坐在故宫之北的“巨人”是谁？难道是佛吗？从其盘腿打坐的姿势来看，非常像佛，但是从其长着的络腮胡须来看，其又不像佛。难道是明太祖吗？从传统观念“北为上”来分析，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皇子怎么可能容忍有游人在其圣体上进行践踏呢？难道是设计者本人？或许有这个可能。但是究竟情况是怎样的，这是一个谜。

另外，研究人员运用遥感技术还发现，故宫中央三大殿的平台基座正好呈“土”字形，这样就构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中央土”形建筑。而故宫外城城墙是长方形，如同是一顶皇冠扣在内城之上。这样的建筑群不仅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而且也是对中国历史上重视土的传统观念的继承和表达。

正是因为这些奇观的发现，使得北京城更具有神秘感。

第二节　中国近代地理学家

龚自珍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诗人，同时也精通“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地理学，特别对西北地区史地，有深入的研究。在地理学方面，曾计划编撰《蒙古图志》30篇，并最先提出了《西域置行省议》，受到各界的重视。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又名易简、巩祚，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做官。母亲段氏，是著名学者和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龚自珍自幼读经，12岁时跟随外祖父读文字学的入门书《许氏说文部目》。13岁能写诗作文，14岁时就着手编写《古今体诗编年》。龚自珍亲眼目睹清朝封建教育的腐败，便决心建立新的经世致用之学。从此他便中断了外祖父教给他的音韵文字之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他与徐松、张穆、魏源等学者一起，砥砺学业，讨论问题。并与林则徐、魏源等结成宜南书社，开创了新的学风。他的友人张维屏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实定公开之。”但是像龚自珍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封建统治者是并不欢迎的。因此他仕途坎坷，很不顺利。27岁中举，38岁才中进士。曾在京城里做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始终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48岁，以父亲年老需要侍奉，辞官回家。他在杭州、丹阳等地讲过学，后来病死在江苏丹徒县的云阳书院，年仅50岁。

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他是我国19世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有人称他为“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他们以经学的形式议论时政、抨击束缚思想的繁琐考据学，主张学术为现实社会服务。他提出了“非命”的思想，以抵制君主和宋儒的权威，并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创建理论。他的思想，对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龚自珍，给后人留下了600多首热情洋溢的诗篇。他以诗歌为工具，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热情歌颂个性解放。他晚年写成的《己亥杂诗》是他诗歌中的代表作。己亥年是清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他厌恶仕途，辞官回乡，在南归途中，写下了300多首（315首）七言绝句。而其中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尤为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他厌恶保守，渴望革新，向往光明。写成于同年的《病梅馆记》，则是一篇构思巧妙的寓言式的杂文。作者借梅抒情，托物喻人，揭露了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罪行，表现了作者渴求思想解放的进步思想。他希望能更多地收集病梅，为梅花“毁盆解缚”，解放病梅的肢体，治疗病梅的创伤。句句讲的是梅花，而实质是处处抨击封建制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龚自珍塑像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龚自珍，对我国西北史地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幼年时就有志于四裔之学。为此他专门学习了蒙语和满语。当时程同文主修会典，其中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地，都由龚自珍协助校理。程同文死后，龚自珍曾精心构思编撰《蒙古图志》，但没能完成。书中准备论述的内容，从他的《上蒙古图志表》中可见一斑。其表说：“窃见国朝自西域荡平后，有钦定《西域图志》50卷，专记准部、回部山川、种系、声音、文字及于国朝所施设政事，著录文渊阁、副墨在杭州、镇江、扬州，既富且巨，永不朽。臣考前史，动称四海，西北两海，并曰盖阙。我朝之有天下，声教号令，由回部以达于葱岭，岭外属国之爱乌罕，那木干以迄于西海，由蒙古喀尔瞎四部，以达于北方之鄂罗斯，以迄于北海。回部为西海内卫，喀尔喀为北海内卫。今葱岭以内，古城郭之国，既有成书，而蒙古独灵丹呼图图灭为牧场，其余五十一旗，及喀尔喀四大部。纵横万余里，上下二百年，其间所施设，英文巨武，与其高山异川细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简，腮理其迹，圑鞒其文，作为《蒙古图志》，为图二十年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十八表是字类表、声类表、临蒞表、沿革表、氏族表、在旗氏族表、世系表、封爵表、厘降表、旗帜表、寄爵表、喀尔喀总表、赛因诺颜总表、新迁之杜尔伯特总表、四卫拉特总表、乌梁海表、巴尔虎表、青海蒙古表，附述哈萨克为一表，附述布鲁特为一表。十二志是天章志、礼志、乐志、晷度志、旗分志，会盟志、象教志、译经志、水地志、台卡志、职贡志、马政志等。本来这部书龚自珍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撰写工作，因为藏书楼失火，结果烧毁了他的手稿和他为编写此书而收集的档册图志。这一著作遂不能完成。在他的文集中，只留下了志表序文10篇。

再此重点介绍一下他的《西域置行省议》。西域泛指新疆内外各地，汉代以来，新疆隶属我国，但在管理上主要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行政体制，机构变动无常，管辖也比较松散，清统一全国后，西域重新收归版图，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一管理，龚自珍建议把新疆设为行省，实行和内地一致的省县行政建置。为此他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写成了《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并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证与规划。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新疆设县建省的行政建制改革方案，建议裁撤原将军、大臣、章京等官，改设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巡道提督等官，以求与内地划一。并具体提出了全省设十一府、三直隶州、两知州、四十县的方案，改将军府制为州县制。在经济方面，他主张迁徙江浙等地“无产之民”，到新疆去屯垦，将屯田改为世业，公田变为私田，客户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遣犯勿庸释圆，旗弁改成旗户，让所有的居民都“以耕以牧”，从事生产活动，这样新疆地区的经济就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新疆地区也就可以足食足兵了。在社会改革方面，他主张撤去绿旗之屯，八旗之成，改旗弁为旗户，废除落后的以徭役制为基础的伯克制度。对于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案，龚自珍认为，虽然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不久以后，将大见效益。他预言：“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见万倍。”方案施行之后，将“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这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方案，受到了他的友人的支持与赞赏。人们认为这个方案是“经划边陲之至计”，“古今雄伟非常之端”。这一方案当时虽然未被清朝政府采纳，但龚自珍坚定地相信建省乃势在必行，“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果然不出龚自珍所料，几十年后，他的新疆建省方案，左宗棠于1877年重新提出，1884年刘锦棠又进一步建议，最后终于实现了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的预言。1884年11月，清朝政府正式发布了新疆建省的命令，任命刘锦棠为首任甘新巡抚。酝酿了半个世纪的新疆省至此正式建立。新疆改建行省，实行了与内地一致的地方行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行政管理上的统一，加强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密切联系了新疆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从而也增强了抗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和完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龚自珍一生著述颇多，除上述者外，有《尚书序大义》1卷，《泰誓答问》1卷，《尚书马氏家法》1卷，《左氏春秋服杜补义》1卷，《左氏决疣》1卷，《春秋决事比》1卷，《西汉君臣翶春秋之义》1卷，《典客道古录》1卷，《奉常道古录》1卷，《羽岭山金石墨本记》5卷，《羽蛉山典宝记》2卷，《镜苑》1卷，《瓦韵》1卷，《汉宫拾遗》1卷，《泉文记》1卷，《布衣传》1卷，《文集》3卷，《续集》4卷，《文集补》2卷，《补编》4卷。

魏源

魏源是清代中叶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学术界，他与龚自珍齐名，在地理学上，他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并称。《海国图志》是我国鸦片战争时期，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寻求御侮图强之道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集大成的巨著，对我国思想学术界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魏源字默深，先世本江西太和县人，明初迁居至湖南邵阳金谭。他生于乾隆五十年甲寅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父亲名邦鲁，字春煦，母陈氏。魏源自小爱读书，九岁应童子试，以“腹内孕乾坤”句，震动了考场，使主考官大为惊叹。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举明经。道光二年（1822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会试第十九名，次年补殿试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以后历任东台、兴化、海州等地的知县、知州等地方官。从政期间，能体察民情，深得群众拥戴，后以母忧去官，埋头著述。

魏源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外国列强接踵入侵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一时期，鸦片贸易日益猖獗，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友人林则徐的贬谪，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是禁烟派的坚决支持者，他曾经深刻地指出：鸦片输入中国，不仅耗尽了中国的资财，而且毒害了人民的身心，长此以往，必定会造成经济危机，国家危亡。他反对“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主张变革。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主张面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只有首先“师夷”，才能做到“款夷”、“制夷”。为此他又提出了关于“战”、“守”、“攻”等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魏源像

作为杰出思想家的魏源，他重视实践，主张经世致用。在认识论上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深刻地指出：“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就是说，书本的知识，远不如实践得来的知识准确鲜明，只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由此他总结道：“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他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时候，就深深感到，编纂的目的应是“资于救时”，应是“经世致用力”。他这一思想激励着他的治学和从政，使他在修治河道、改革兵制等方面，在便民裕国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的魏源，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撰写了卷帙浩繁的《海国图志》这样的宏篇巨制。《海国图志》的撰述，就是魏源有感于国势日蹙，外侮日迫，为寻求御侮图强之道，兴国安邦之策而写作的。他在《自序》中写道：“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是林则徐的挚友，林则徐的禁烟活动，曾得到魏源的支持。林则徐也是一位很有政治眼光的思想家。他在广州主持禁烟时，就曾经组织译员，根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摩雷的《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四洲志》，得8.7万多字。林则徐离粤以后，将译稿及余稿资料，全部转给了魏源，请魏源踵成其事。魏源便以《四洲志》为基础，大加增补，著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初版为50卷，49万字。1847年又扩为60卷。1852年又增订为100卷，字数也增加到84万多字。这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确实凝聚了魏源十多年的心血。他参阅的资料很多，除《史记》、《汉书》、历代正史、《水经注》、《文献通考》等专著外，还参考了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大量图籍资料。

《海国图志》书影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内容广博，取材丰富。本书以介绍各国地理为主，但又不局限于地理，广及历史、政治、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乃至宗教、历法、西洋技艺等，凡国人所当知者，均择要列入。因此把《海国图志》说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世界知识百科全书也并非夸张。

第二，重点突出，详略得体。作者认为：在当时世界各国中，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走在最前沿，西方国家又以英国为代表。因此，书中就突出了西方国家的内容，更详细介绍了英国的情况，以4卷的篇幅专门介绍英国。当时英国国势正盛，“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故观图但观英夷本国之图，非知考图者也。读志而但读英吉利本国数卷，非善读志者也。”必须把英国放在世界之中，对比考察，才能洞悉世界形势。

第三，是重视科技，重视地图。在各国情况中，魏源还以专门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并力求详细具体。如卷85，是大轮船图记，卷86～93是铸炮图，卷93～100是西洋技艺杂述等。连望远镜制作的方法，也作了详细记述。对于地图的意义和作用，魏源有精辟的论述。他写道：“古有表沿革，无图沿革者。图经表纬，图横表纵，左之右之，互相体用。然以表书史所有，足目所及中国可也。以表侏傐不经，汗漫莫穷之外国，则表自表，图自图，自非专门之士，鲜不一龃而一龉，千殽而千赜矣。”基于这种认识，魏源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地图，并取名为“图志”，这说明了魏源对地图的高度重视。

第四，对筹海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魏源因见外侮主要来自海上，因此特别重视筹海问题。他主张将战、守、攻三者结成一体，“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守的目的，正是为了争取主动，调动敌人，打击敌人。

《海国图志》以《筹海篇》起首（卷1～2），接着是世界和各洲地图（卷3～4），卷5～10记述中印半岛各国，卷11～16记南洋群岛各国，卷17记日本，卷18记南太平洋各岛，卷19～32记印度和西南亚各国，卷33～36记非洲，卷37～49记欧洲各国，卷50～53记英国，卷54～56记俄国，卷57～58记北欧各国，卷59～63记美国和美洲各国，卷64～70记南美各国，卷71～73记各国宗教、中西历法、中西纪年表，卷74～76是国地总论，卷77～80是筹海总论，卷81～83是夷情备采，卷84～93是轮船、大炮模型和图纸，卷94～100为西洋技艺杂述。与《四洲志》相比，文字增加了10倍，内容也更加丰富，真可说是一部域外新知识的大典。

《海国图志》问世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人刘禺生评论说：“道咸（道光咸丰）间，西北史地学盛时，魏默深另树一帜，为东南海疆，成《海国图志》一书。故论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著为先河。”值得我们指出的是：《海国图志》不仅推动了我国学术界放眼世界，学习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康有为认为《海国图志》是“讲西学之基”。梁启超认为《海国图志》激励了国民对外之观念。可见此书影响之大。1854年《海国图志》被译成日文，也推动了日本的维新变法。日本学者井上清说：“横井小楠之思想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即以读《海国图志》为契机。”

魏源还是一位很值得称赞的旅行家。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山川。从小就立志周游全国，亲自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希望能“朝望西溟水，夕驾昆仑山，胸中盖地图，八极指掌间”。他发愿“从此芒鞋遍九州，到处山水呈真面。”他说：“足不九州范，宁免井蛙愚。”他曾先游历了湖南的岳麓山和洞庭湖，继而又游历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安徽的黄山、浙江的天台山、雁荡山、普陀山、天目山、江西的庐山、龙虎山、福建的武夷山、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太行山、中条山以及号称“京东第一山”的河北的盘山，都无不留下了魏源的足迹。55岁那一年，他又作了一次历时半年、行程8000里的长途旅行，重点游历了南方各省及香港、澳门。他曾刻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写道：“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以志其游踪之广。魏源不但以游山为乐，而且以游山为学，他在《游山吟》一诗中写道：“人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人生天地间，息息宜通天地龠。特立之山介，空洞之山聪，渟蓄之山奥，流驶之山通。泉能使人静，石能使人雄，云能使人活，树能使山葱。谁超泉石云树外，悟入介奥通明中。”

由于魏源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因此“遇胜辄题咏”，在他留下的七八百首诗中，山水诗就占了十分之七八。他自己曾自豪地说：“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我今无一当何有？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昼时所历梦同趣，贮山胸似贮壶冰。渊明面庐无一咏，太白登华无一吟，永嘉虽遇谢公屐，台荡胜迹皆未寻，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年诗集如香山，供养衡云最深里。”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了魏源对祖国山水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

魏源的著作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在史学方面，他撰述了95卷的《元史新编》，14卷的《圣武记》，以及《孙子集驻》、《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古诗微》、《禹贡说》等。在《禹贡说》一书中，他对长江江源问题，作了很有识见的论述，他说：“金沙江名丽，名泸，皆取骊卢黑义，为入滇必由之道。即诸葛亮五月所渡之泸，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丽水，金沙江出西藏，未入云南以前已行二千余里，岷江古号沫水，于成都利益最切，故导江自岷始，非即以岷为江源，犹河非以积石为源也。知金沙为江之正源，则知河出葱岭之东，江出葱岭之南，同源于昆仑，非河源长江源短也。”这个看法和徐霞客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魏源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诗人的魏源，终被记入我国的史册。

马欢

关于马欢随同郑和下西洋的由来和他的特长，《瀛涯胜览》的序文中可以见到具体的说明。古朴的后序说：“宗道（马欢的别号）乃越（浙江）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徒）……善通译番（阿拉伯）语，遂膺斯选。三随襬轺（指郑和出使），跋涉万里。”正统甲子（1444年）马敬序，提到“三入海洋，遍历番国……而独编次《瀛涯胜览》一帙以归”。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自序中也说“永乐十一年……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

马欢的三出海洋，可以断定为是下面三次：（1）自序所指的似乎是七次中的第四次，这一次郑和在永乐十年奉命出使，而在十三年七月还朝，但大的出航时间可能延迟到十一年初。（2）书中阿丹（今亚丁）国下，提及永乐十九年的大船，派有分船前往。这是郑和奉命出使的第六次。（3）天方国（阿拉伯）一节记默加（今译麦加），述及宣德五年（1430年）的大船遣派分船到古里，又派通事七人，“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这是第七次下西洋。至于书末所记“景泰辛未（1451年）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是最后定稿付印的日期。

这本《瀛涯胜览》所具有的旅行记的特色，有几分类似《大唐西域记》。全书都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而从前一国到后一国，一般都说明航行的走向和日程，但是由于海上的特点不易掌握，往往过于简略。

全书只举出二十国，比较《明史·郑和传》所提到的三十余国还差十几个，显然是由于作者只叙述了自己所到达的地方。郑和等使节对于各地君长所施的赏罚，以及商品交易的部分情况，记述得比较具体。另外还涉及各地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等人文，但是有一些神话故事是从其他书上抄来的。关于各地移居的中国人，书中都有所记述。

天方国应当是作者所亲到，而且去到内地朝圣。所记默加的恺阿白礼拜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圣地，尤其具有史料价值。这个礼拜寺在1626年时曾经重修，比较马氏所记的规模，不免有所改变。但是书中竟把从马（码）头秩达（今译吉达）到默加（麦加）和从后者到蓦底纳（麦地那）的走向，都误作“西行”（应当是东行和北行），又把后一段长好几倍的行程和前者同样说成“一日”。

郑和宝船模型

关于航海的途程，在叙述的方式上问题更多。例如同一节说：“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国马头，番名秩达。”在上文祖（今译左）法儿一节，“自古里开船投西北，好风行十昼夜可到”，两相比较，所记的航行时日与航程长短很不相称。阿丹（今译亚丁）一节，“自古里国开船投正西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也有同样问题。关键似乎是由于在阿丹（包括在祖法儿）滞留的时间，而秩达又加上在阿丹滞留的日数，都不是限于本段航行的时间。航向提到用时辰或八卦的名称，是按当时罗盘上标记走向的方式——阿丹的兑位就是用的卦名。天方国一节所举航向，也没有指明进入红海的大转折。

另一方面，也有把航行时间说得相当确切的情况。例如暹罗国一节，“自占城向西南，船行七昼夜，顺风至新门台海口入港”，但是只提到“向西南”，忽视了最后有转折。这一段航程的时间，和占城国一节所记的“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望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速度大致相同。这一节列在全文之首，而第一句“其国即释典（佛经）所谓王舍城也”，竟把印度的佛教圣地移到今越南南方境的占城，这可是大错特错。这一点表明作者在史地资料方面，下笔时没有认真参考。

锡兰国裸形国一节，首先记述今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一带小岛。“自帽山南放洋，好风向东北行三日，见翠兰山在海中，其山三四座；唯一山最高大，番名桉笃蛮山”。翠兰山当时作为这一系列海上群山的总名，而桉笃蛮是最高一山的专称。后者也就是安达曼一名的来历。帽山指苏门答腊岛极北边附近小岛之一，“东北行”不及简单作为北行正确，不过这里海上的风向，夏令半年易于偏向东北。溜山国一节“自苏门答腊开船过小帽山，投西南好风行半日可到”。

小帽山可能即上文所引的帽山。溜山国诸岛似乎包括今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投西南”应简称“好风西行”，“有八大处，溜各有其名”，列举此中早在开发的八大溜。“传云三千有余溜，此谓弱水三千”，意味着航行易于出险。此处遍布珊瑚礁，3000之数，以高出海面者计算，依然夸大。以“弱水”相比，并不恰当。

郑和

1.郑和下西洋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半个多世纪，我国航海家郑和已经率领船队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进行了大规模、长达30年的航海活动。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海上探险事业的发展，更是世界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阳（今晋宁县）人。在14岁的时候进入皇宫做宦官，因为立功较多，所以被升为内宫监太监，赐姓郑，人称三保太监。

在明朝初期，为了展现新王朝的国力，扩大与东南亚、印度一带的海上经济贸易，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组织船队出航西洋。据史料记载，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9年间，郑和曾经七次率船队下西洋，到达37个国家，足迹遍及南至爪哇、西到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半岛间的广大地域。其中第一次（1405年7月—1407年10月）、第二次（1407年10月—1409年8月）、第三次（1409年10月—1411年7月）航海，都到达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一带；第四次（1413年10月—1415年8月）到达今波斯湾；第五次（1417年5月—1419年8月）、第六次（1421年春—1422年9月）都到达了非洲东岸赤道以南的地方；第七次（1431年1月—1433年7月）主船队到达波斯湾之后，分船队进入红海到麦加。也正是在第七次返回的过程中，在1433年3月中旬，郑和病逝于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葬于当地山麓，终年63岁。

郑和塑像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非常庞大的，人员也众多。每次出海往往拥有大海船60多艘，人员达2.7万多人，在出洋的时候，船只挂帆编队而行，气势浩大，正如在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应灵之记》碑中，郑和慷慨陈辞所示：“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街衢。”这足以说明了当时船队气势是非常宏伟的。

郑和带领船队所到的地方，进行的主要是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朝贡贸易”和“赍赐贸易”的方式，他们用中国的茶、丝、瓷器、金银等交换各地的香料、染料、珠宝等。正是这种以物易物、礼尚往来的平等态度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顺利，而且还得到了各地人民的欢迎。到现在为止，南洋各地仍有不少以郑和小名“三宝”命名的遗址，如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山；泰国曼谷的三宝庙、三宝港；印尼的三宝垄……

郑和大规模下西洋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世界地理历史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西洋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

2.地理新认识

随着航海活动的不断进行，郑和与其助手将见闻记录下来，而且写成地理著作，记述了他们对西洋各地的地理认识，有《郑和航海图》、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郑和航海图》是郑和及其海师通过长期的航海实践而绘制的海洋地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即茅元仪的《序》、《自宝船厂开航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和《过洋牵星图》，共24页（序1页，地图20页，《过洋牵星图》2页，空白1页）。全图中最远的地方就是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其绘制过程采用一字展开式。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抵达东非，所绘沿途亚非两洲地名约500个，其中域外地名就有300多个，远远超出汪大渊《岛夷志略》99个地名的规模，其涉猎范围非常广。

有几次，马欢、费信、巩珍曾分别随郑和船队出洋远航。他们将自己所到之处的见闻分别写成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本书。这三本书都以郑和船队经历的国家和地区分篇，记述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等情况。当然也涉及各国或者是地区的很多情况，如海程距离、辖境、地形、气候、降水、土壤、物产、种族、刑法、宗教、古迹、商业、货币、市镇、度量衡、奇珍异兽、马戏伎艺、传说故事……内容特别丰富。例如，《西洋番国志》中记述的祖法儿国（今阿拉伯半岛南部阿曼佐法尔）：“其国边海倚山，无城郭。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此处气候常如八九月，不热不冷。米、麦、豆、粟、稷、黍、麻、谷及诸蔬菜、瓜、茄、牛、马、驴、猫、犬、鸡、鸭皆有。山中亦有驼鸡（即鸵鸟）……其地出骆驼，有单峰双峰者，国人皆骑坐，亦杀卖其肉。”

总而言之，在15世纪初的30年中，郑和曾经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其活动范围从北纬32°至南纬10°；东经125°至40°之间，几乎占地球周长的1/4。而所到的37个国家中，最西到达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布拉瓦，这是古代中国人在西洋活动范围最大、记录最详实的第一次。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郑和成功地打通经印度洋到非洲的航道，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480年，西方狄亚士才发现了有可能来东方的好望角；更迟到1498年，达·迦马才到达印度，使得通往东方的印度航道得到了打通。所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