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家训概述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传统家训理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家庭层面的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纽带作用。传统家训伦理以一种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将博大精深、玄奥缜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递给全社会。

第一节　家训的概念与内涵

家庭和家教

家庭是一个已经被普遍使用并容易理解的名词。一般说来，中国人习惯把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看作家庭。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有夫有妇然后有家”，认识到没有婚姻关系时，“共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家庭就无从组织。这就是说，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基础之上的，并且基于这一关系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人伦关系也是组成家庭的重要因素。尽管婚姻关系是最基本的，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但这两种因素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彼此互相促进。

家庭是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产物及标志之一。一般说来，人际交往关系的原始形态主要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尤其在我国古代社会，这种延伸的血缘关系仍具备了原始氏族阶段那种血缘关系的特点。在血缘关系中，亲戚关系和家族观念的意义十分重大。

家庭和家庭关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适应生产和生活的经验总结。为了更好地组织、巩固和发展家庭关系，家庭中的长辈就要向晚辈传授有关家庭和家庭关系方面的知识，进而传授有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及生产方面的知识经验，并培养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等。因此，随着家庭的建立，家庭教育也就应运而生。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考察，作为私有制产物的家庭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阶级社会的家庭教育也具备了阶级特征，反映在教育内容、目的、方式等方面，不同阶级和不同阶级中的不同等级是存在差异的。同时，在同一等级中，由于家庭受文化、习俗、地理环境、职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其家庭教育也有区别。家训就是体现这一区别的最好明证。

家训的概念

家训与在家教导门生与子弟的家教这两个范畴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后辈贤达者对长辈、弟对兄的建议与要求，就其所蕴含的教育、启迪意义来说，也属于此范畴。

属于家庭或家庭内部教育的家训，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比，存在着不少共性和特征。比如，家书、家规、遗训等只指向家庭或家族的成员，不同于一般的童蒙读物之适用于全社会儿童。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它随着家庭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在远古群婚杂居时期，是没有所谓的家庭和家训概念的。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氏族、贵族等都是家的最初形式。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生活组织，它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有了家，就有了对子女、对家庭成员教育的问题，这是为维系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参加社会中各种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不过，在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每个氏族没有不同于本部落的特殊利益，一般的行为规范即是每个氏族的行为规范，因而这种家庭教育实质上就是“社会”教育。这一时期，家训还处于萌芽的状态。家训虽有实践，但主要表现为劳动经验和风俗习惯的传授而无文字形式。

萧江宗祠祠规

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贫富的分化和对立，逐渐产生了私有制、阶级与国家，形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出现了贵族、王族与富族，于是，每个家族就有了与社会利益相矛盾的乃至对抗的特殊利益。因而父祖对子孙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教育，除了包含一般的社会要求之外，还附带上了家庭、家族的独特内容，并在世世代代延续、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沉淀累积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训、家风、家规、家法、家范、家诫、族规、庄规、宗约、公约、祠规、祠约等。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中国古代的家训，萌芽于五帝时代，产生于西周，成型于两汉，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并由盛转衰。至清末，传统家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

中国历代家训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简单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塑造高尚的人格

古人将“立德”置于“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的首位，可见一个人的德行是多么重要。立德的内容主要就是忠孝，在家讲孝，于国则忠。孝要求子女要尊敬长辈，赡养父母，辛勤持家；忠要求忠君爱国，为官尽力，清廉爱民，多做好事少做坏事，要实现道德的高度自觉。古往今来成大事业者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能从“孝于亲”、“忠于国”的目的出发，勇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弘扬了民族的凛然正气。去除夹杂其中的“愚忠”、“愚孝”等糟粕不论，其中许多观念至今仍值得发扬光大。

2.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

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但问题在于，如何去爱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单纯给子女们提供物质财富，往往会使他们泯灭自我奋斗的意识，丧失独立创业的能力。因此，明智的父母，就要把高尚的道德修养、人格风范教给子孙，这才是无价之宝。那种只知道为子孙聚货敛财的愚蠢行为，一向为有识之士所不耻。父母们应告诫子女不要凭借祖上的余荫，而应奋发自立，要以自己的奋斗来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3.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的人生态度

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中国古代家训都十分重视对立志的培养。做父母的，或流涕而教，或刺字于背，要求子孙一定要精忠报国。与建功立业的思想对应的，则是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由于建功立业往往与功名富贵掺杂在一起，而富贵之中又往往隐藏着人生的种种不测，所以明哲保身、知足常乐又成了积极进取的中和剂。淡泊宁静，是一种不求名利、追求远大理想的人生态度；明哲保身，则是一种畏惧挫折、逃避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远离灾祸、保全自我的处世思想。

4.正确掌握交友接物之道

交友接物，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每一个人都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很大，因此择友、交友必须十分谨慎，要分清损友和益友；要见贤思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对别人不求全责备；对所爱者要知其不足，对所憎者要见其长处。“和”是朋友间相处的基本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流合污，而是要和衷共济、互相促进。

5.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

古人对读书的好处有过多方面的阐述，有的指出读书在于养成气质，陶冶性情；有的主张读书为了经世致用，富民强国。关于读书的方法，古人也多有真知灼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把学问转化为生活；读书要择善而从，不要为劣识浅见所愚；读书必须手到、眼到、口到、心到，循序渐进。

6.对症下药，心理纠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悲的是人们往往不知其错在哪里，或虽知有过，却不能痛改前非。改过应当对症下药，每一种过错都应采取恰当的改正措施。

中国古代的家训，讲求形象性与哲理性。形象性首先表现在比喻的大量运用上。“言择友则有朱、墨、鲍鱼、芝兰之譬，论表里则有春花、松柏之喻”。同时，现身说法也是形象性的一种表现，家长们常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感化子女，以身作则，自然易于接受。家训的哲理性则体现于格言警语。

传统家训的教化内容纷繁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究其根源，却始终是围绕齐家治家、教诫子弟、处世指导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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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大伦论做人“五硬”

明朝进士支大伦的《示儿书》，一向为人们所称道。他在信中告诫其子，“遇叔门须势硬，在谏垣须口硬，入史局须手硬，值肤受之诉须心硬，侵润之谱须耳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权势之家打交道不能卑躬屈膝；当言官要敢于讲真话；当史官要敢于秉笔直书；碰到有人向你诉说委屈，要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分析和判断；听到有人讲别人的坏话，不可轻易相信。这些教导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第二节　传统家训的孝道观

孝道是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导向之一，因此，家训就成了传统孝道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

中国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基本内容

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孝是处理父子关系的道德原则，开创了中国帝王家训先河的周公，亦是首位以家训进行孝道教化的人。他在训诫康叔时不仅倡导孝道，甚至将“不孝不友”视为“无恶大憝”，规定绳之以法，“刑兹无赦”（《康诰》）。秦汉之间《孝经》问世后，汉代统治者不仅将该书规定为民众的必读书目，要五经博士兼通，而且皇帝还亲自讲授《孝经》，朝廷甚至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由此可见，孝道成为家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导向之一。

1.立身之本

古人早在《周易·家人》的卦辞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的主张，后来的《礼记·大学》篇更加明确地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古代家训中的孝道教化受此影响很大。如明代官吏姚舜牧在其家训《药言》中把“孝”放在了立身做人八个基本道德规范的首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他还进一步强调“孝”德在子弟品德培养中的根本地位在于：“一孝立，万善从，是为孝子，是为完人。”在立身处世上，明代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在其《高子家训》中要求家人子弟做个好人，而“好人”的总要求则是：“立身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也将“孝”作为四个做人的根本之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由此可见，“孝”道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2.敬为孝先

对父母予以精神赡养，以敬为先，是传统家训的孝道训诫尤其强调的方面。明仁孝文皇后《内训》认为“敬”是孝之本，而“养”则是孝之末：“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孝奉为孝，斯末矣。”（《事父母章第十二》）康熙也训诫诸皇子要孝敬父母，他认为孝主要“不在衣食之奉养”，而在“惟持善心，行合道理”，“诚敬存心，实心体贴”，早晚问安，以得父母君亲之“欢心”，这才是真孝子。

3.扬名显亲

作为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重要内容，“显父母、耀祖先、重家声”是“至孝”的最高标准。以“卧冰求鲤”而位列“二十四孝”之一的晋代孝子王祥，在其《遗令训子孙》的家训中告诫子弟要以“信、德、孝、悌、让”为立身之本，而孝的最高标准就是“扬名显亲”。该遗训说：“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清代学者石成金在其《传家宝》中的家训《后事十条》中嘱咐子弟，“凡出言行事，俱守我之仁厚勤俭，不堕家声”，就是对他本人最好的悼念。明代官吏彭端吾在其《彭氏家训》中提出的“孝”的标准是“保此身”、“做好人”，并且认为这是最高的孝道。他认为：“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继父母志，便是至孝。”这种孝道思想至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剪纸作品——卧冰求鲤

4.慈孝相应

尽管封建道德要求“父为子纲”，但家训的不少作者都要求慈孝对应，且尤其强调父辈率先以身立范。南朝宋大臣、文学家颜延之家训《庭诰》强调指出，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时，父兄应该以身作则，在子弟面前起表率作用。“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意思是说，慈、孝与友、悌是双向的，而且以上对下的要求在先。就连司马光这样极重封建礼教的保守派，也强调家长应依据礼法公正治家。他在《居家杂仪》中开篇讲的就是对家长的要求：“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他还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孙奇逢更在《孝友堂家规》中谈到了违背父慈子孝规范的严重后果。他说：“家之所以齐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妇曰顺。反此则父子相伤，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积渐而往，遂至子弑父，妻鸩夫，兄弟相仇杀，庭闱衽席间皆敌国。”

5.俭以祭亲

古人认为，生和死都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因此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以祭祀亲人。但家训作者大多嘱告子弟家人不必一定厚葬，薄葬亦孝。例如陆游家训中就极力反对厚葬，告诉家人棺材埋入土中没有什么区别，故不要买价格昂贵的木材做棺材；出殡时一律不要用纸人纸马、香亭魂亭之类，也不要花钱请僧徒引导；雇人守墓，一人即可。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还提出祭祀从简，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济孤寡而助婚丧，扩宗祠而立家塾”。

以上所说的各个积极方面，虽是家训孝道教化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家训中也有一些“愚孝”的消极内容。例如，班昭的《女诫》教育诸女出嫁后不仅要敬顺丈夫，而且要顺从甚至曲从公婆。“曲从”就是即便公婆说得再错，也不得“争分曲直”，必须一味顺从。再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中，尽管有“父慈而子愈孝”的合理思想，但也同时宣扬了愚孝观念，甚至将父子、夫妻关系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推向了片面的极端。他认为，做儿子的应该绝对服从父母，唯父母之命是从。他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子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这就是说，即使夫妻非常和睦，感情很好，只要父母不满意，就必须将妻子休掉；反之夫妻关系再不好，只要父母满意，就得凑合一辈子。这种荒谬的说教对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家训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途径与方法

1.家族日常训诫与奖惩结合

许多家训作者都强调子弟的孝道教育是孝亲敬长、家道隆昌的保障。如清初学者冯班的《家戒》中说：“君子之孝，莫大于教。子孙教得好，祖宗之业，便不坠于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与无后等。”明朝庞尚鹏撰写的《庞氏家训》规定利用祭祀聚会之机表彰先进，惩诫过恶，教育族人：“子孙有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谕其省改。”明代官吏姚舜牧在名为《药言》的家训中规定：“族有孝友节义贤行可称者，会祀祖祠日，当举其善告之祖宗，激示来裔。其有过恶者，亦于是日训戒之，使知省改。”

到了明清时期，用来处罚族人的族规和族法日渐增多，这些惩罚共有罚跪、记过、锁禁、罚银、不许入祠、出族等十几种之多。

2.良好家风陶冶

家风或门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面貌。子弟和家人的良好道德品行的形成与巩固主要得益于纯朴、正派的家风的影响。比如，陆游教子诗中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元朝出身于皇族的大臣耶律楚材要儿子“勿学轻薄辱我门”。

3.朝廷典型倡导

随着家训的发展繁荣，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影响甚大，到了唐代，社会的孝道教化更为突出。唐代江州（今江西德安）陈氏，制订了《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主张以孝义治家，昭宗时皇帝诏赐立义门。到宋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又赐御书33卷，题词“真良家”，对其大力表彰。明太祖朱元璋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极为重视社会的孝道教化。他说：“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朱元璋还亲自制订、颁布了《教民榜文》（也称《圣谕六言》），将“孝顺父母”排在“圣谕”第一，足见朝廷对孝道教化的重视。这对社会孝道教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家训作者都在自己订立的家训中要子弟家人恪守这六条“圣谕”。明成祖朱棣在为政之余，也采辑圣贤格言，编为《圣学心法》一书供皇子皇孙学习效法，书中要求子孙“以一身之孝，而率天下以孝”，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全社会收到“不令而从，不严而治”的效果。

4.官僚士大夫积极传布

除了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之外，传统家训孝道教化成效斐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官僚士大夫的积极传布。比如明代的儒士王相和清代的官吏陈宏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王相编辑的《女四书》，成为流传甚广的女教尤其是家庭女教读本。陈宏谋在地方做官期间，编辑刊印了许多社会教化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五种遗规》。其中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都辑录有不少家训著作，流传甚广。他还将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大量印行，广为传播。正因为这些官僚士大夫及民间饱受传统孝道熏陶的知识分子的积极传播，家训孝道教化才更加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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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成金的《后事十条》

清代学者石成金在为家人留下的《后事十条》家训中，告诉家人在他死后要遵守十条规范：“不厚殓”（只穿平常的布衣服，不必用绸缎，棺材不可宽厚），“不报丧”，“不开吊”（不用亲友前来吊丧），“不久停”（早日入土为安），“不奢送”（凡僧道鼓乐、纸扎亭幡等项，一概都不用），“不荤供”（不在灵柩前用荤菜作供品），“不烧锞”（不烧纸钱）。在此“十条”之后他还嘱咐道：或许有人会质问你，死后讣吊斋醮等一概不用，那夫妻、父子之情何以表达呢？你们可将省下来的钱物用于救难济贫。至于亲情的表达，要懂得有生就有死的自然规律，对我最好的悼念就是“凡出言行事，俱守我之仁厚勤俭，不堕家声”，这便是尽孝了。

第三节　传统家训的齐家观

虽然我国古代的传统家庭多是几代共居，人口庞大，家庭关系也十分复杂，但是齐家伦理的内容却并不复杂，它主要围绕父子、夫妻、兄弟三伦展开。

齐家与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这“六亲”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传统家训中关于治家之道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

（2）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

（3）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

（4）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中除了要求严加管束仆隶外，还要求善待仆隶。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

父慈子孝的亲子恩

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此，在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晚辈要绝对地服从、孝顺长辈。《袁氏世范》中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希望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要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子女家人。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体现了父子间自然亲情的互动，但又不止于此。作为亲子间的伦理规范，“父慈子孝”是对自然亲情的伦理升华和文化再造，它包含了父对子的“爱教结合”及子对父的“孝敬统一”这一双向伦理规定。

1.父慈而教

在传统的齐家伦理中，“父慈而教”是对父母的基本伦理要求。传统家训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基于天然血缘亲情关系上的本能表现，它不仅能让子女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并让他们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而且还能对子女起到伦理表率作用，有助于子女养成对父母爱戴和尊敬之情，长大后能自觉地孝敬父母。父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道德责任：

（1）生而养之。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有抚养他们、使他们能够健康地长大成人的责任和义务。父母生育了孩子，就应该负起对孩子的养育职责。

（2）养而爱之。为人父母，不仅要在衣食住行上满足子女的生理需要，还要对其进行精神上的关怀，以殷殷爱心使子女的人格和情感世界因得到爱的滋润而健康成长。只养不爱是不利于子女心理和情感健康成长的，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子女个性发展的不健全。

（3）爱而教之。父母对孩子慈爱的同时要关注孩子的教育，不要溺爱孩子，“爱子当教之以义方”。几乎所有的传统家训作者都将教子视作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认为教子是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2.子孝而敬

传统家训齐家伦理中与“父慈”相对应的伦理要求是“子孝”。传统家训认为“孝”是为人子女者应具备的首要的伦理品性，它包含孝养、孝敬、孝顺三个层面的伦理要求：

（1）老有所养。父母为子女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付出了深厚的爱，为了回报父母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教育之泽，子女就必须尽孝。

（2）奉老以敬。除了赡养父母外，子女也要孝敬父母。因为禽兽也会有养亲的举动，所谓“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人若对父母只养不敬，则与禽兽无异。

（3）孝顺父母。孝顺就意味着以父母为权威，遵从父母之命，即使父母之命有不合适之处，只要是无伤大雅，就要自觉体谅并遵从。当然，孝顺父母并非无原则地绝对盲从父母，对于父母的过错和过失理应委婉耐心地力谏。从这个意义上说，劝谏也是孝子的义务和责任。

（4）继承父志。向父辈学习各种经验和知识，“秉父辈之志，了父辈之愿，行父辈之道”，是承教继志的基本内涵。而子承父业，发扬光大父辈的事业和精神，则是承教继志的根本方面。

传统家训关于父慈子孝的伦理规范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的家长制基础上，因而几乎所有的家训都侧重强调家长的权威，片面强调子辈的义务，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封建专制主义、尊长本位主义的腐朽思想，这种家训中的封建毒素和糟粕是一定要摒弃的。传统家训父子之伦的精华在于对养育、抚育、教育、亲子之爱、爱要均等的强调，在于对孝养、孝敬、孝义的提倡，在于对父慈子孝的对等要求。

夫义妇顺的夫妻爱

传统家训认为，夫妇关系同父子关系同等重要，因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五伦之基”，“夫妇之道”是“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夫妻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点，没有夫妇，则家庭、父子、君臣、上下等社会伦理关系便不复存在。鉴于夫妻关系的好坏对于维护婚姻的稳定、家庭的和睦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传统家训的作者们都十分关注夫妇之伦，认为只有严格按照夫妻礼仪来规范夫妻关系，才能保证夫妻和顺，婚姻美满，也才能保证家庭和睦，家业兴旺。

以礼为基础的夫妻伦理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夫妻举案齐眉图画作品

1.琴瑟和谐

夫妻之间互相恩爱是传统家训中齐家理论的重要主张，女的要“宜尔室家”，男的要“乐尔妻帑”，“如鼓琴瑟”。夫妻之间要相互关爱、相互扶持，共同弹奏华美的生活乐章。这种恩爱情，正是维持夫妻关系存续的必要条件，也是夫妻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依相伴、相互扶持、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基础。传统家训把夫妻和睦恩爱、白头偕老作为处理、评判夫妻关系的伦理标准和基本范式。

另外，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夫妻之间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影响夫妻感情的摩擦和矛盾。因此，夫妻关系需要经常调节，才能保持恩爱如初。传统家训伦理认为，解决夫妻矛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情”与“礼”的关系。夫妻之间要以礼为本，以礼来规范和制约情。只有严格遵守礼仪，以义理来对待夫妻之情，彼此“发乎情，止乎礼”，“相敬如宾”，做到“敬慎重正而后亲之”，才能保持长久的恩爱和谐。

2.夫和而义

所谓“夫和”就是指丈夫能以礼规范并控制自己的情感，对待妻子和乐、厚道、仁爱，与妻子关系和睦。所谓“夫义”包括了礼义、情义和道义，即丈夫能自觉遵守夫妻间的礼义，夫妻之间依礼相待、相互尊重；丈夫重视夫妻间情义，与妻子恩爱和谐；丈夫不违背夫妻道义，处富贵而不失伦，见色而不忘义，与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传统家训要求丈夫与妻子以礼相待、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伦理思想，既体现了夫妻之间的情深义重，又有利于维持婚姻的稳定性，防止家庭纷争，是传统家训中对地位卑微的女性的一种道德关爱。

3.妻柔而顺

在传统家训中，妻子应具备温和、柔弱、顺从等美德，即要求妻柔而顺。何谓顺？《礼记·昏义》云：“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即要求妻子性情温和，顺从公婆、丈夫及家人，勤于劳作，操持家务。“妻柔而顺”的伦理思想是伴随着父权制社会“男女有别”、“男尊女卑”观念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

传统家训中的夫义妇顺，它是以封建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为基础的。在以夫妻关系为中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当中，由于男女地位不同，“夫”是天，是一家之主，而“妇”是地，是“伏于人”者，所以“妻顺”是必须的，是封建礼法的强制要求。而夫“义”则是非强制的，靠的是丈夫的道德自觉。

兄友弟恭的手足情

传统齐家伦理认为，兄弟之间虽然形体相分离，但是在血缘和精神上是相通的，天然具有的血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他们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手足亲情。《颜氏家训·兄弟》中说：“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这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决定了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友善、团结、互助的。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妥善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妯娌之间团结合作的保证。

1.同居共财

在传统社会，一般都是聚族而居或几代共居，所以，兄弟子侄几世共居的情况并不鲜见，“同居共财”也因之成为中国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在几世同居共财的传统大家庭中，男性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家庭财产，除了房间的分配有长幼尊卑之分外，日用钱物一般按人头分发。在传统社会，这种兄弟同居共财的伦理要求，是源自于传统家庭经济的内在要求及家庭家族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下，家庭财富的积累并不容易，有限的家庭财产的积累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兄弟同财共居，对于防止来之不易的家产的分割和流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兄弟同居共财，有利于相互扶助，防止家庭、家族的分化，防止子孙没落，以使整个家庭、家族长享富贵，至少不至于贫困沦落，衣食无着。何况子孙众多，如果有人能跻身仕途，那么整个家族便“鸡犬升天”，都会跟着分享荣华富贵。因此，家训作者们都极力主张兄弟之间同居共财，并从正反两面论证维护好兄弟关系的重要性。兄弟同居共财的伦理观，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家庭成员的亲情、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2.兄友弟恭

在传统家训倡导者看来，兄弟之伦是五伦之中最为珍贵的伦理关系。兄弟关系先于夫妻关系，久于父子关系，只有兄弟关系才是五伦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因而，家训倡导者大都十分注重兄弟关系对家庭和睦及其生存发展的影响，强调兄弟双方都要遵守相应的伦理义务：兄友弟恭。

兄友不仅指兄对弟要亲仁宽厚，友好相待，还指兄长要以身作则辅助父亲教育帮助其他兄弟成才，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兄如父的说法。弟恭指为人弟者要尊敬、爱戴兄长。兄弟之间，兄有职责教育弟，弟也可以在发现兄长的过失的时候加以规劝。传统家训总是把“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视为家道隆昌和家庭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极力强调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褒奖兄弟间的友爱；并通过对大量典型事例的宣传、褒奖，强化手足情谊，把兄弟友爱的道德观念灌输到家人子弟心中，成为后人处理兄弟关系的日常行为规范。

但在推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法制度大背景下，兄弟关系实际包含着“幼”对“长”的恭顺和服从。当然，兄弟关系毕竟不像父子关系那样有一种严格的辈分之别，也不像夫妻关系那样具有从属的性质，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辈关系。因此，与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这两种关系相比，兄弟之间的交往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具有一些平等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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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新赣南家训》

蒋经国主政赣州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希望通过“建设新赣南”，实现“人人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的“五有”建设目标，“将一个落后的贫穷痛苦的旧赣南，变成一个前进的富强康乐的新赣南”。为教化和改造赣南民众，推行新的民风，他亲自撰拟了《新赣南家训》，并于1942年8月13日发表在他创办的《正气日报》上。

在蒋经国旧居的会客厅里，也悬挂有一后人书录的《新赣南家训》匾额。

《新赣南家训》结合老百姓日常生活及习惯，予以新风新俗劝导，语言通俗易懂、上口好记。

《新赣南家训》匾额

第四节　传统家训的人生观

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生该树立何种理想和志向？这些都是亘古永恒的话题，也是历代家训著作的重点。

教诫子弟的修身教育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在传统家训中，尤其重视对子弟家人立身修德的教育。其主要内容有：

1.蒙以养正

家训的著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才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2.励志勉学

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著者们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3.应世经务

在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中，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们要学些技术和手艺，以自食其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4.奉公清廉

很多家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5.报国恤民

报国恤民这种理念主要体现在帝王与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6.杜绝恶习

传统家训在强调进德修身时，也都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勉子志高勤学

传统家训强调，立志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是人立身于世的精神支柱，没有志向，人就很难成才。无志无以为学，无志无以为功。

传统家训把“勤勉”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西汉大儒孔臧在《诫子书》中就告诫儿子“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阐明“志”与“勤”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志”的高远与否是人进退的前提，但“勤”于行，能够持之以恒则是成功的条件。对此，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有共识，都很重视对晚辈“勤勉”品格的培养。汉高祖刘邦就曾多次告诫太子刘盈：“汝可勤学习。”在《颜氏家训·勉学》的开头，颜之推开章明义地阐明：“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针对当时士大夫子弟不肯勤学苦练而致不学无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的恶劣现象，颜之推发出了“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的感叹，教育后人要想学业有成，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

诫子自立自强

人生立本在于自立。传统家训认为，世人皆希望子孙发达，家运昌隆，平生竭尽全力创造和积聚财富，供子孙后代享用，以为这样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能得享富贵荣华。然而却忽视了最重要的方面，即帮助子孙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自我奋斗、自我创业的精神，以及培养子孙立身处世的本领和能力，这对于子孙的漫长一生更为根本。因为“父兄不可长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日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

人生之基在于自强。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有了自强自立的意识，还要有自强自立的本领，“才短难自立”，“大志非才不就”。才能的获得，父兄的教诲固然不可或缺，但关键还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特别是士族子弟，要做到自强自立，就不能依靠父祖的余荫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应该有一技之长，有得以生存的立足之处。士农工商，皆可谋生。但如果耻涉农商，羞务工技，就将一无所长。

教子立德做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的社会。因此，立德做人是传统家训的家庭教育的中心，培养后代子孙的崇高品德是家庭教育的目标。传统家训德教观念的核心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以德为本

高尚的道德不仅是立人之本，同时也是立身之本。古人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种概括很明显是从伦理的角度进行的，它着重强调了社会关系的道德属性。一个人要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首先就必须使自己具备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必须使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品质，这样才能立足于这个社会。

2.“富”而积德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高尚的道德是人生的一大财富。高尚的道德不仅是个人获得和占有一定物质财富的前提，而且也是留给后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只有“积德”，使家庭、家族具备丰厚的道德底蕴和良好的家风，才能保证家族的兴旺。

3.以德为“要”

在传统家训著者看来，“进德”和“修业”是人生的主要目标，读书与做人是密切相关的。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陶冶情操，修养品德，而不是追名求利。人心就像人的脸面，所以要精心完善。脸面不清洗，灰尘就要污染它；心一天不修善，就会窜入邪恶的念头。这种关于道德修养的教诫，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易懂易记。

训子崇尚节操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十分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它不仅是个人修身和人格精神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精华。气节指志气、骨气和品节。即个人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和道德、政治上的坚定性，具体表现为个人气节和民族气节两种类型。

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教育十分注重培养贵名声、重家声的观念。人生的要义不在于富贵与名利，理想、名誉、人格比功名利禄更为重要。在传统家训倡导者看来，要真正做到“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就必须正确对待荣辱功名、权位爵禄、富贵贫穷。现实生活中，情感、欲望、贫富、荣达等往往是制约人的情操气节实现的重要因素，只有很好地处理和调节这些关系，才有可能使人保持高尚的节操。通过历代家训的熏陶与教诲，成就了许多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宁可弃利杀身也不丧志辱身的中正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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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教孩子学会做人

林则徐画像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福建侯官（旧县名，历史上辖境大致为今福建省福州市区和闽侯县的一部分）人，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等职。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著名的虎门销烟，同时整顿海防，抵御西方侵略，为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作出了伟大贡献。著有《林则徐集》、《云左山房文钞》等。林则徐不仅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被世人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这种民族气节和为人处世的思想也时时体现在教育孩子方面。在给儿子聪彝的一封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字谕聪彝儿。尔兄在京供职，余又远戍塞外，惟尔奉母与弟妹居家，责任綦重，所当谨守者有五：一须勤读敬师，二须孝顺奉母，三须友于爱弟，K四须和睦亲戚，五须爱惜光阴。尔今年已十九矣，余年十三补弟子员，二十举于乡，尔兄十六入泮，二十二登贤书。尔今犹是青衿一领。本则三子中，惟尔资质最钝，余固不望尔成名，但望尔成一拘谨笃实子弟，尔若堪弃文学稼，是余所最欣喜者。

“盖农居四民之首，为世间第一等最高贵之人，所以余在江苏时，即嘱尔母购置北郭隙地，建筑别墅，并收买四围良田四十亩，自行雇工耕种，即为尔与拱儿预为学稼之谋。尔今为秀才矣，就此抛撇诗文，常居别墅，随工人以学习耕作，黎明即起，终日勤动而不知倦，便是田园之好子弟。至于拱儿，年仅十三，犹是白丁，尚非学稼之年，宜督其勤恳用功。”

其大意是劝诫儿子在家奉养母亲，照顾兄弟姐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读书要勤奋、尊敬师长，在家要孝敬父母，照顾好弟弟妹妹，爱亲戚、爱邻里，要珍惜时间。他不求儿子功名富贵，但求他成为一个严谨、踏实的孩子。建议儿子放弃学文的道路，去学习农业。而且已经为儿子置办土地，期望他长居那里，随农民一起，终日早起，耕作劳动，成为一个擅长田园工作的好子弟。

林则徐在书信中教育孩子要做到勤学苦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戚、珍惜光阴五点，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懂得因材施教，从次子聪彝的实际出发，劝孩子放弃学文，从事农业。这种思想和做法都值得父母借鉴。

林则徐提出的勤学苦读是孩子成才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也是孩子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同时，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都需要勤劳刻苦，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实现理想。

第五节　传统家训的处世观

处理好家庭内部，以及家人与外人的关系是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的前提，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与处世之道。

处世指导的基本内容

概括起来，传统家训中的处世指导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和待乡邻，宽厚忍让

许多家训倡导者都一再教诫家人为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做到“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氏规范》）。

2.慎择交友，近善远佞

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认识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子弟们要慎重交友，要“近君子，远小人”，多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3.救难恤贫，讲究人道

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4.明哲保身，谨言慎行

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从以上内容看，传统家训涉及领域极其广泛，其核心是修身、治家、立业。在本质上，传统家训对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

爱众亲仁，博施济众

传统家训把如何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的重要课题。许多家训作者把培养子弟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善良本性作为子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首要课题，并以大量的篇幅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要求。

1.涵养爱心，博施济众

传统家训在教诫子弟家人为人处世时，要始终将涵养爱心、“做好人”放在首位。明代官吏姚舜牧提出要以仁爱之心待人，“智术仁术不可无，权谋术数不可有”，而做好人的诀窍和关键在于做善人，在于行善积德，爱众亲仁。他认为行善积德非富贵之人的专利和职责，任何人都可行善积德，只要怀有一颗仁爱之心，随时随地随人随物都可感受到你的爱心。正如清儒朱柏庐所教诫子弟的：“不富不贵，无力无财，可以行大善事，积大阴德。”要做“好人”、“善人”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小善成大善，勿以善小而不为。仁爱之心，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人至物，逐次推广，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充满爱心、和谐温馨的大家庭。这正是儒家道德哲学的理想境界。

2.救难怜贫，体恤下人

传统家训教诫弟子家人为人处世时，要把救难怜贫、体恤下人作为基本准则，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清人王士晋教诫子弟有四种义务不容推卸：“矜幼弱，恤孤寡，周窘急，解忿竞。”即要扶助幼小贫弱，关爱鳏寡孤独，解脱他人的急难，平息他人的愤激。博施济众、救难恤贫，不限于单一的从物质上给予他人帮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尽所能，量力而行。

3.好生爱物，人物一体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天地万物皆一体”的认识，所以，传统家训倡导者也教育家人子弟“爱惜物命”，将人道主义的处世思想推人及物。家训名篇《袁氏世范》指出：“飞禽走兽之与人，形性虽殊，而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其情则与人同。”因而，“物之有望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也”。中国古代的家训大都强烈抨击滥杀动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行为，甚至将“爱惜物命”提到了“养心”、“求仁”、“积德”的高度，仁爱及于物成了至仁修德的重要途径。为了使好生爱物、物人一体的和谐意识深入人心，家训作者都特别强调要从小对子弟进行慈爱万物、慈悲为怀的教育，防止出现残忍对待生物的行为。

谨行忠恕，严己宽人

1.谨行忠恕，推己及人

传统家训作者们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忠者，有诚恳为人之心；恕者，无丝毫害人之意，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仁。忠恕之道提出了在人际相处中的平等原则，把人与我作为同等的或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它所提倡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之心以爱人的思想，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体谅与理解。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2.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所谓严于律己，就是要以远大的理想鞭策自己，追求高尚的道德，以社会尊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增强践德履道的自觉性。行为有了过错，不要千方百计寻找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更不能进而要求别人也原谅自己。要从主观上去检查自己的失误和过错，这样才能有所进步。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首先要反省自己，绝不能文过饰非，把责任推诿于他人。石成金在其《传家宝》中教诫子弟：“过失还当归己，是非莫尤人。责己己能无过，尤人人不相亲。”

所谓宽以待人，就是要以忠诚厚道之心对待他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大多数家训倡导者认为，扬人之美、隐人之恶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修养。

宽以待人，还意味着要承认和尊重个性的差异，能够求同存异，要以一种理解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人的不足。宽以待人还意味着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人的侵害和毁誉，不与人一般见识。以怨报怨，只会扩大已有的矛盾，深化彼此的隔阂；而以德报怨则能有效地消除隔阂，化敌为友。宽宏大量，不计人小恶，雅量容人，才能使人际关系和谐通达。

在人际交往中应当宽严相济、德威并重，待人以宽、防恶从严，纯洁动机、把握尺度，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与完善。

谦逊戒盈，辞让无私

1.谦逊戒盈，文明谦恭

自谦是谦逊戒盈第一要义，即在进德修业、求学读书方面要虚心。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人只有虚怀若谷，刻苦攻读，方能成为有识之士。若是学有所获，就洋洋自得，甚至目空一切，就会因虚浮轻薄而一事无成。

谦人是谦逊戒盈的第二要义，即在人际交往中为人谦逊，卑己高人，对自己的不足和不完善之处有高度的自觉，对别人的长处和优点有高度的敬意。传统家训极力推崇“谦”德，“自谦”所体现的是主体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谦人”所体现的是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尊重。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这两者缺一不可，要兼而顾之。只有将自谦和谦人完美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主体自身的充实和完善，构建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2.恭敬持身，辞让无私

恭敬是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精神状况和态度，是谦逊之德在人际交往中的进一步延伸。谦逊是恭敬的基础，是尊重（礼让）他人的前提，有谦则恭，无谦则不敬。在传统家训中，恭敬是非常重要的。康熙皇帝训导皇族子弟的《庭训格言》中说：“礼之系于人也大矣！诚为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他将文明礼仪、恭敬辞让、行为习惯等修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手段和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

礼让则更进一步，是恭敬在行为方式上的进一步表现。所谓礼让是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利益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和行动，具体表现为对名利、财货、声色、珍玩等世人所竭力追求的东西的主动谦让和辞让。它是一种舍己为人、以礼待人、先人后己的美德。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和追求，众多家庭和个人的意志愿望、要求、利益汇集在一起，矛盾、冲突与摩擦便在所难免。传统家训告诫子弟应该以礼让为先的基本态度来面对和解决矛盾，要多替别人着想，不能只为自己打算，尽量把方便让给别人，把不便留给自己；把好处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谦让的关键在于无私。所谓无私即在与人交往时，不要为私心私欲所役而损人利己，占人便宜，贪人小利。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人皆有私，但以“己私”害“他私”则是不道德的。先人后己、谦让不争、曲己成人表面看来是有所“失”，但从另一个意义上则是有所“得”。

传统家训所提倡的谦逊戒盈、辞让少私这种处世之德，旨在促进形成谦和文明的社会风气，意在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社会生活中，人人谦虚、个个礼让，则社会生活中将会减少很多的摩擦和冲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理想。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种传统美德不失为缓解人际紧张的清润剂。

近善远佞，以德交友

朋友之伦也是传统家训极为关注的一种重要人伦关系。

1.谨交慎择，近善远佞

许多家训作者告诫子弟，朋友对人的言行思想有着重大影响和感染力，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接近好人，就会接受好的影响，使自己受益；接近坏人，就会接受消极的影响，使自己受到损害。

交友之美，在于得贤，应该找那些贤能之士做自己的朋友。由于个人“一生的成败关乎朋友之贤否”，甚至关系家庭家族的兴衰，因而“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交友的目的是为了对自己有所帮助补益，是为了提高自己。因此，他们主张同贤能之士打交道，与贤能之士做朋友，便于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使自己也成为贤能之士。欲做好人，须寻好友，交友应抱着谨慎严肃的态度，严格坚持以德择友的标准，追求高尚、纯洁、美好的友谊。

2.相契相助，辅仁责善

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真正的朋友除了能相互关心爱护、帮助、提携外，还要相互督促批评，从而使朋友双方共同提高和完善。真正的朋友必须视友之过如己之过，对朋友的过失和错误既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会违心地饰非誉美，更不会包庇纵容，护短掩盖。无原则的江湖义气或一团和气是对朋友的不负责任，只会给朋友带来损害，正确的态度是本着忠诚的态度批评教育，规劝对方改过迁善。

朋友之间道义相抵、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思想，对于古代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缔结纯洁高尚的友谊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传统家训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交友乃至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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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家族的“留余匾”

“留余匾”是“康百万庄园”珍藏的中华名匾之一，现悬挂于河南省郑州市下辖巩义市康店镇康百万庄园主宅区一院过厅内。该匾为清朝同治年间乙丑科进士、金殿传胪、翰林院编修、当时巩县著名的文状元牛蠧为康百万家族所题。

留余匾

此匾长1.65米、宽0.75米，造型犹如一面迎风招展的黄色旗帜，金底黑字。上凹意为：“上留余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留余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全匾共计174个字，除标题“留余”二字为篆书外，其余为字体流畅的行楷。铭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

这块“留余匾”是康家教育子弟的家训匾，也是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中庸思想的集中体现。“留余”思想秉承了孔孟儒学思想的中庸之道、儒家文化、儒家处事理念及以这个家族为代表的豫商文化。

第六节　传统家训的政治观

中国传统家训中所内含的政治伦理思想较为丰富，其中关于君德和吏德的思想最为完备成熟，它们主要集中于历代君王及仕宦的家训著作中。可以说，君德和官德是中国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存在的基本形式。

仁政爱民，利民恤民

在中国古代德治理论中，仁政爱民、体恤百姓是其重要内容。仁政德治要求统治者爱民、重民、利民、恤民，轻徭役，薄赋敛，除贪官，革弊政，这种仁政德治的思想也是传统为政者家训著作中颇具积极意义的内容。

1.为政以德，仁政爱民

仁政爱民是为政以德的根本。李世民曾以自然万物之理与人事政治作比喻，教导太子只有仁政爱民，才能使政通人和：“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敝；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明成祖朱棣也强调，对于百姓，圣明的君主要“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具体到行政活动中就是要薄赋税、轻徭役，与民休养生息。作为统治者，必须要优先考虑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体恤老百姓的艰辛和困苦，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享受而无端地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以致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2.敬业守职，勤政利民

仁心爱民是为政者对民众所应具有的道德情感，而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勤于政务则是其外在体现。为政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利益。勤政之要在于敬业守职、勿贪逸乐，时时刻刻以公事为重，多想办法，创造性地工作。

3.明德慎罚，宽政恤民

在封建专制的传统中国，虽然存在暴君和酷吏，但在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伦理思想影响下，许多为政者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统治的首选手段，而法律则被视为“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的辅助工具。他们认为，在“不得已”时所用的法律也应载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用法者应该尊重生命、珍视生命、心怀慈悲，反对戕害人类尊严、侵犯人类权利的严刑酷法。在这些为政者的家训中，教导子弟要以德化人，教而后刑；谨慎判刑，及时结案；宽减刑罚，慎刑恤罚；治狱必宽，罪疑从轻。要杜绝因贿赂而枉刑、因权势而滥刑、因意气而刑罚不当的现象，体现出司法过程中的人性化色彩和人道精神。

公忠体国，公正无私

传统家训的公忠精神强调的是为社会尽责、为天下献身、为人间正道尽忠的精神。传统家训的公忠精神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要求一切人主动积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献身国家与社会。

1.胸怀天下，忧国忧民

传统家训教育子弟要把国家和民族利益视为至上，超越小我，成就大我，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哪怕是尽忠被谤，也应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整体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民族大利，甘愿放弃自己的小利。

2.尽忠报国，舍生取义

尽忠报国，是千百年来封建士大夫们追求的理想目标，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家训伦理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在传统家训倡导者看来，生命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能“载义”，即国家民族之大利。为了维护和促进民族大利，个人应该放弃自己的小利。当它与生命相冲突时，要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义而死，就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3.秉公执事，公正无私

办事公道、不徇私情是秉公执事的要求之一。在中国，人情主义文化传统很浓，“不懂人情”、“不讲人情”往往成为一种道德罪名。秉公办事、公正无私的政治道德要求为政者在行政和执法的过程中，避免受个人的喜怒爱憎的影响，不以主观好恶、情感亲疏作为行政和执法的准则，不因任何外来干涉而放弃职业的原则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传统家训作者看来，秉公执事，就要主持公道。对于横行霸道、专横跋扈、党同伐异、危害君主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权臣、宦官及外戚势力，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对于侵扰民众、鱼肉百姓、贪污受贿、恃强凌弱的王公贵族，要嫉若仇敌，直前奋击；对于有损国计民生的朝政偏颇，要敢于直言得失，为民请命。不畏豪强、不避祸患、刚正不阿、忠于职守是为政者应有的职业精神，哪怕这样可能要被诬陷打击、被革职降级甚至被流放杀头也义无反顾、在所不惜。公平、正义、公道是存诸心、施诸外的品德，只有这样，社会正义秩序方可建立起来。

尚廉奉公，反贪拒贿

从阶级本质上讲，封建社会的官吏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因此，在封建社会，贪官十分普遍，清官凤毛麟角。官吏的贪赃行为不仅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危害了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所以，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均极力倡导清廉，将廉洁自守、尚廉奉公作为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作为家长，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为政从宦的子弟的廉政亲民教育，以培养子弟尚廉奉公的良好品行。

1.廉洁自守，以俭养廉

政治清廉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推动力，而政治腐败则是国家灭亡的加速器。故许多传统家训都强调“欲求廉洁，必先崇俭朴”。因为节俭方能欲望少，为人才能直道而行，为官才能清正廉洁；追求奢侈则欲望多，多欲必挥霍浪费，为官必贪赃受贿，为民必行窃做贼。可见，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私德，而且也是一种公德的要求，是为政者良好品德的体现。

2.尚廉奉公，公私分明

在传统家训的作者们看来，要做到尚廉奉公，为政者首要的是树立公私分明、立公去私的信念，克制自己的私心私欲，既不贪污国家资财，也不侵吞民众利益。“治官事不营私利，在公门不言货利”，清廉自守，一钱不可妄取。其次，为政者还必须能顶得住亲朋好友的压力。元朝人张养浩在其《牧民忠告》中告诫子弟：“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因此，面对亲友的不合理欲望，为政者要敢于冲破亲情、友情所编织的罗网，不以权谋私，不假公济私，不与民争利，这样才能出淤泥而不染，练就坚定的道德信念、不屈的道德意志和高洁的政治良心。

3.反贪斥贿，拒腐不沾

廉洁与贪污是背道而驰的，倡廉必须反贪。贪赃枉法必将导致社会腐败，破坏法律和道德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为，行贿之人是有求而来，是想以官宦手中的权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或为自己提供各种方便。有句俗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样就必然会受制于人，难以公正执法。因此，中国的许多传统家训中表明了否定和拒斥贪污受贿、倡导和赞扬廉洁奉公的态度。

选贤任能，尊贤惜才

中国传统的德治理论侧重研究治理国家的方法，而忽略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机构运行机制的研究。要提高政权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只有寄希望于整个官僚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个人道德素质和能力。因此，传统家训便把举贤任能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

1.为政之要，务在得贤

为取得和巩固政权，选拔和任用人才成为历代统治者治政的首要任务。一些著名的帝王家训著作大都谆谆告诫皇族子孙：“国之兴亡，务在得人；为政之要，务在得贤；国以人兴，政以才治。”

2.尊贤惜才，礼贤下士

对于贤才，执政者应抱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态度，甚至要曲己尊贤。要做到礼贤下士，就必须谦以待人。要善于尊重下属的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乐于听取不同意见，虚心纳谏，从谏如流。这样，才能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3.选贤举才，唯贤是举

家训作者认为，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一个官员，倘若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还不为大害。但如若误用恶人，假令强干，则必然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危害。有才无德，不仅不能使才能向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反而有可能导致对才能的谬用。所以，唐太宗教训皇子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并且认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为才有余而德不足之徒。当然，光有德行还不够，还须具备一定的才能。有德无才者，虽可保个人安分守己，好善乐施，却不能创造性地实施政务，只能唯命是从，一旦任公事、执大政也会成为国家的危害。因此，在家训中，帝王们告诫皇子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德与才之间的关系，明确有德有才者为治；有德无才者难治；有才无德者为乱。

总之，在传统家训中，使贤任能，尊贤惜才是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正在从政或即将从政的家族成员以天下为心，尊重人才，以德才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大胆提拔和任用人才，鼓励人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为治国安民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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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教孩子行中庸之道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辞赋家，曾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相传是中国曲艺的鼻祖、算命盲人的祖师，被后人称为“智圣”。《史记》和《汉书》中都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他一生有许多著述，其中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试子诗》等，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东方朔在西汉武帝的朝中，是一位以滑稽而著名的大臣，同时他又是一位隐于朝廷之中的大隐士。东方朔一生秉行中庸之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东方朔临终之时，曾给儿子留下了一篇《诫子书》，就是要让儿子将中庸之道传承下去，并用其规范自己的处世为人。

他在这篇《诫子书》中说道：“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中庸之道才是明智之人的处世态度。闲暇自得、从容自在的样子，就自然是合乎于中庸的表现。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看上去清高，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显得固执，是不会灵活处世的表现：而春秋鲁国贤人柳下惠，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他都能泰然处之不改常态，这才是高明工巧的处世态度。明智的人衣足食饱，安然自得，以做官来代替农耕。尽管身在朝廷，但却恬淡谦退如一名隐者，过着悠然的生活，玩乐其身于一世。虽然看起来是不迎合时势，似乎不能有所作为，但却也不会遭到祸害，足可保身。

由此可见，若是一个人锋芒太露就容易招来祸端；而若是留下了好的名声，这个人就会充满光彩。受到众生期望的人，就会不得不忙碌一生；至于自命清高的人，也会失去人心。做任何事都留有余地的人，就会进退有道；而遇事就用尽自身所有才力的人，很快就会才尽而无为。因此，圣人处世的原则，都是时隐时现、变幻莫测的，即使是外形显现了出来，但其内在的精神也会潜藏起来。他会因时制宜，也会因事制宜，这才是最合宜的处世之道。

东方朔的这篇《诫子书》，短小精悍，道出了他希望儿子能够文武张弛，为人处世中庸而行的愿望，如此的情真意切，表现了他对儿子的一种很高的期望。直到今天，这种中庸之道依旧大有可鉴之处，因此父母要向东方朔学习，要教育孩子行中庸之道，千万不要走极端。

东方朔画像

第七节　传统家训的教育原则与方式方法

传统家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遵循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与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

传统家训的教育原则

1.爱教结合

爱子有方、教子正道等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提出，《颜氏家训》则对此原则做了系统总结。历代家训指出了因违背这一原则的曲爱、溺爱、偏爱、宠爱而失教之危害性。如《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多于婴啼之时，爱忘其丑……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吴汝纶指出：官家之“子孙往无德，以习于骄恣浇薄故也”。或因妄憎、虐待而失教致祸，如孩子微有疵失，便生憎怒，偶有小过，视为大恶等，都会导致家庭不和，怨恨乃至仇杀。

2.胎教与早教相结合

对孩子的教育有早教和晚教之分。传统家训主张养正于蒙，并将早教上延至胎教。周初太任是中国家训史与医学史上最早进行胎教并获得成功的母亲，使“文王生而明圣”，“卒为周宗”。汉代贾谊、戴德、刘向和王充等人，发展了周初的胎教思想，提出了别就“宴室”、环境清静、饮食有节、情绪稳定、慎感外物等包含有优生优育的有价值思想。孙思邈首先从医学角度研究胎教，从胎儿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对孕妇的不同要求，为后来的医家研究胎教开辟了新的途径，至清末形成了以经验为基础、有一定科学意义的胎教理论。早教思想在周代便提出，后由《颜氏家训》做了历史性总结。明代教育家金铉在《胎教说》里讲到，胎教作用是有限的，“其义大、其功微”，必须与早教相结合，其功乃显。

3.严慈相济

对孩子的教育也有慈教和严教之分。古人最初将父母并称“家严”，后来大体上以严父、家严称父，以慈母、家慈称母，因为父亲教子多严格、暴戾，母亲教子多感化、诱导。严、慈问题是指训导子弟过程中的严格、宽松问题。传统家训主张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既有严格要求，又有爱心感化，只慈不严或只严不慈都收不到好的效果。严教和慈教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应各有侧重。

4.言传与身教并施

对孩子的教育还要注重方法，注意怎样教。传统家训主张不仅要用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更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导子弟，尤以率先垂范、榜样带头作用最为紧要。清人申涵光的《格言仅录》中说：“教子贵以身教，不可仅以言教。”魏源的《默觚·学篇》中说：“身教亲于言教。”不过，无论身教还是言教，都要教以正道，否则，教之反害之、祸之。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中说：“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清人汪汲的《座右铭类编·贻谋》中也说：“父兄暴戾，子弟学样。父兄幸或免祸，子弟必有贻殃。”

5.知行结合

对孩子的教育还要注重“知”与“行”的结合。“知”主要是指导子弟诵读诗文、摹帖练字、学写诗文，包括开列书目、介绍字帖、推荐范文及读书方法等。“行”指实际行动，包括参加家务劳动、耕种土地、习技经商等，其目的是使子孙自立自强，既能自力谋生，又能报国为民。

传统家训的教育形式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传统家训形成了许多具体的教育形式。

1.语言形式

传统家训教育的语言形式有：面对面的赞扬鼓励、批评斥责、讲明道理、互相讨论、临终遗言等。这里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

（1）听歌。如金世宗完颜雍为了使诸子不忘女真族纯直、朴实的旧风，常命他们听用女真语演唱的歌词，训诫道：“汝辈……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2）听训辞。如宋代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此外，还有让子孙念先人遗训、背诵家训歌诀等方法。

2.文字形式

以文体而言，传统家训的文字形式包括：

（1）铭。铭是指将训诫内容刻在器物上，以供子孙经常观看。周武王最先用铭教子，《梁书·王褒传》中说：“古有盘盂有铭（文），几杖有诫（语），进退循焉，俯仰观焉。”这是指武王将训语刻在几杖上以便子弟随时观看。

（2）诰。诰是指以文告形式进行训诫勉励，如周公劝勉康叔的《康诰》、《酒诰》。

（3）敕。敕主要指上命下、君主王侯对子臣之告诫，如刘邦《手敕太子文》。

（4）令。令是指以命令形式教训子孙家人，如曹操的《内诫令》。

（5）诫。诫是主要用于警戒子弟家人的文体，如嵇康的《家诫》。

（6）疏。疏是指用阐发前言往事的方法教导子弟，如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

（7）诗。诗是指将训诫内容作成诗让子孙咏读。诗教起自《诗经》，陆游的《示儿》诗是其代表作之一。

（8）书。书是指以书信或遗书教导不在身边的子弟。家书始于战国，两汉后广泛使用，如诸葛亮的《与兄瑾言子乔书》、曾国藩的《家书》、郑板桥的《家书》等。

3.实物形式

这是训主通过直观或改变器物引导子弟领悟其中包含的义理的一种方式，包括：

（1）展示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如五代时后唐大将符存审历战疆场，中矢百余，他把这些箭头都拔出来保存起来，让子弟观看，并训导道：“予本寒家”，年少时持一剑闯天下，万死一生，才“位极将相”，意思是要好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富贵生活。

（2）饮水思源。如唐太宗见太子李治将要吃饭，便问：“汝知饭乎？”接着便告诉他农民种粮食的艰苦，要懂得以农为本、勿夺农时的道理。

（3）折筷喻理。如在宴饮时以子弟能否折断筷子说明兄弟和睦团结、全家同心同德、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4.实践锻炼

传统家训教育中的实践锻炼是指让子弟参加实践活动以学到知识，增长才能。如曹操、诸葛亮等让子、侄外出担任一定的官职，让他们在亲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锻炼成长；或通过特定生活阅历让晚辈吸取教训、了解人情世故，如徽商马逢辰教育儿子马山来懂得“世态炎凉”、“当择人而交，谨慎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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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逢辰教子识红尘

马逢辰，字星实，清代乾隆时期安徽歙县的巨商，其祖上以贩米致富。马逢辰快60岁时，渐觉精力不济，便想把产业交给儿子马山来经营。但他又怕马山来自幼锦衣玉食惯了，不谙世事，沾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败掉家业，便决定带他到苏州去见见世面，同时教以经商之道。

苏州商业繁华，声色场所更是到处都是。马山来无所事事，成天同各商行少年相邀至妓院饮酒作乐。当时苏州有一名妓郑云仙，色艺俱佳，马山来不惜一千金以博其欢心。马逢辰对马山来所为，也不去禁止，每次都满足所需。数月以后，货物收完，马逢辰准备携子打道回府。他对马山来说：“我给你五百两银子，你到平日作乐处应酬一下。欢场中切莫吝财，以免遭人讥议。”马山来原以为父亲恨他平时浪费，便低头不语。后来见父亲说得很认真，便携银前往云仙处，倾囊相赠。出发那天，云仙潸然泪下，大有不忍分离之态，并剪青丝一缕相赠：“郎见此犹见妾也，途中珍重，务必自爱。”说罢呜咽不能成声。

船出镇江，到了金山，马逢辰下令将船泊于岸边。他打开箱子，取出一套敝衣破鞋，令马山来穿上，返回苏州，再到云仙那里去。马山来十分惊诧，不知所措。马逢辰说；“不是我赶你，亦非令你出丑，此去可知世道人心。”马逢辰又叮嘱道：“不论见了谁，就说遇风翻船，幸遇邻船救起，父亲生死未知，千万不要说实话。”马山来按照吩咐回到苏州，云仙一见他如此褴褛，脸色顿变，神情落漠。当马山来以落水情形相告，云仙即令仆人将其赶出。不得已，马山来只好来到原先收货的商行，人家不待见他。进退维谷之际，幸遇一位同乡商人，留宿赠金，叫他往濒江寻父。马山来便回来了，对父亲说：“妓女爱我，是图我的财；商行取媚我，是想靠我的货发财。人情反复，世态炎凉啊！今后我一定择人而友，谨慎处世。”马逢辰闻言大喜，回家后即将产业交给马山来掌管。从此，马山来勤俭持家，将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传统家训的教育方法

传统家训除了具备一定的教育形式外，还要具备相应的具体方法，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1.外导内启

从影响子弟成长的因素看，既采用选择良好的外界环境的方法，又重视启发内在自觉性的方法。

“外导”的具体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慎重交友；广交贤能；远离邪佞；创造自食其力的环境。

“内启”的具体方法有：

（1）填写功过格。即在簿本上划出若干小格，分功格、过格两类，要求子弟在晚上将当天的功与过分别填入，至月末累计，视功、过多少，以达到“日日知非，日日改过”，提高品德修养的目的。

（2）讨论总结。如孙奇逢问诸子：“居家勤俭，孰为居要？”一子曰俭为要，另一子曰勤为要，不相让，于是他总结道：“二者皆要”，然其源在“无欲”，要从源头处着力，这样就把道德讨论与探求义理结合起来。对孩子的教育要把重视外在影响与调动内在积极性统一起来，孟母三迁与断机教子，就是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典范。

2.道德激励与法规约束

从训导的力度看，传统家训既采用了道德激励的方法，又重视法规约束的方法。

道德激励润物细无声，力度较弱，重在启发自觉，收效较慢，但能恒远。道德激励主要指情感召化，如王陵母以伏剑而死激励儿子忠心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司马谈临死时哭着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世传家学，担当起修史重任，完成自己的遗志。

法规约束者风紧雨猛，硬性执行，力度较强，收效快，但不能久长。法规约束主要是将家庭或家族的行为准则法规化，运用奖惩机制特别是惩罚机制强制执行，如《郑氏规范》规定，选择40岁以上的，作风端严公明并且能服众者的人任“监视”，掌管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功过是非的《劝惩簿》；同时制两块木牌，一刻劝字，记善事，一刻惩字，记恶事，挂在堂中，“三日方收，以示赏罚”。又立记录家庭成员的“图谱”，“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图谱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

费成康主编的《家族法规》介绍了以下有关惩罚的种类与形式：

（1）警诫类，包括叱责、警告、立誓、罚祭、记过；

（2）羞辱类，包括请罪、贬抑、标志、押游、共攻；

（3）财产类，包括罚钱、罚物、赔偿、充公、拆屋；

（4）身体类，包括罚跪、打手、掌嘴、杖责、枷号、礅锁、砍手指或手臂；

（5）资格类，包括斥革、革胙、罚停、革谱、出族、驱逐；

（6）自由类，包括拘禁、工役、兵役；

（7）生命类，包括自尽、勒毙、打死、溺毙、活埋、丢开（锁在木板上丢入江河，其生死碰运气）、闷死（塞进缸中盖上）、枪毙。此外，还有送官严究或“鸣官处死”等。

总而言之，只有把道德激励与法规约束相结合，才能教育好孩子。

3.正身率下与典型引导

正身率下、典型引导的方法始终贯穿在各种家训形式与方法中。

司马光说：“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清代戴翊清说：“为父者一动一言循规矩以表率之，子自相劝而化。若所令返（反）其所好，亦徒费口舌而已。”他们都非常注重父辈的榜样带头作用。传统家训引用的典型分正反两类：《女范捷录》引用了历代在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九个方面上百名有突出事迹的妇女作为女子效法的榜样。明代罗伦《戒叔父等书》劝勉叔父子侄：“谓有好名节……如汴宋之欧阳修、如南渡之文（天祥）丞相者是也”；反之，“所谓恶子弟……如宋之蔡京、秦桧”，他们“污朝廷、祸天下、负后世，甚至子孙者不敢认”。子孙们应效法前者而以后者为诫。

传统家训的演进规律

从传统家训的内容、原则、方法与特点、作用看，传统家训的演进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表现在：

1.家训的内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充实

传统家训是与学校、社会并列的三大教育体系之一，在形式上虽然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但其内容的本质却是社会性的，因为无论谁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发展，断然要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西周时，由于实行的是分封制，父兄对子弟只注重维护尊卑长幼的礼制教育，而没有必要进行反对贪污受贿方面的教育。秦朝以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原则上封赏不是凭出身高贵与否，而是要看实际功绩，贪赃行贿便有了滋生的空间，因而这时鼓励子弟学文习武以求荣禄，“责子受金”、“苟得”等便成为家训的新内容。宋元以后，由于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廉洁奉公便成为官宦家训的基本内容。社会经济也影响着家训的发展。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建立并推行科举制后，父兄教育子弟读书考进士便蔚然成风。明清时期，由于人口与读书人激增，而贡生、举人、进士名额却没有相应增加，入仕之路越来越窄，而经商致富的门径却既多且宽，出现了“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情况，因而在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一些士大夫家的家训中便增添了“弃儒就贾”的新内容。文化发展也是如此，印度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在上层仕宦的家训中很快得到反映。南朝士人颜延之（387—465年）、张融（444—497年）、徐勉（446—535年）等先后将之引入家训中，张融甚至称“吾门世恭佛”，并专门作《门律》训诫子侄：“可专遵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与此同时，一些家训中也相应地出现了反佛思想。明清时期，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后，家训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儒家纲常名教受到冲击，统治者便竭力强化思想道德教育以维系人心。这种情况反映在家训尤其是女训方面非常明显。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从南北朝到清代共有家训著作117种，其中清代便占61种；从汉代到清代共有训女书34种，其中明代6种，清代24种，明显表现出封建礼教强化的趋势。

2.家训重点随着社会斗争需要与家庭境况不同而不同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家训的影响与制约，是通过家长的认同与选择而实现的。家训的差异与家长处境的差异息息相关。东汉初年，天下一统，战事已息，太子刘庄问父皇用兵布阵之事，光武帝刘秀说此“非尔所及”，意思是现在应致力于文治。但到三国时，群雄割据，兵战频繁。出于形势需要，曹操、刘备、孙权等无不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并以此教诫子弟。刘备临终前教导太子刘禅多读法家、兵家著作便是一例。南北朝时世家大族急剧衰落，贵族子弟多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有一技之长的下层劳动者却“触地而安”。于是，一向鄙薄技艺的士大夫把掌握知识、技艺列入家训的内容。宋元之际，明清之交，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当时社会的中心问题是防止外族入侵、保卫疆土或收复失地，于是教诫子孙忠君爱国就成为家训的新重点。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家长的品格不同，对子弟的训导重点也会不同。唐代韩愈训子以勤学苦读、为公为相、“飞黄腾达”为中心，而白居易则劝告子侄，人的衣食住行之需是有限的，要知足常乐，不要贪得无厌、追求高官厚禄。

3.家训由个别、分散的诫言而向广泛的社会规范与系统的理论教导全面深入

古代家训从其广度、深度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贫乏到丰富、从分散到系统、从浅表到深层的过程。开始比较简单，只是针对某一行为进行训诫，且多是耳提面命式的。从两汉开始，出现了教子家书与训女书文。如《诫子歆书》（刘向）、《诫兄子严敦书》（马援）、《女诫》（班昭）等。有学者认为，“教子”一语始见《白帖》卷八七（《太平御览》卷六三〇），与专门教诲女子的《女诫》、《女训》相区别。三国时期以刘备的《遗诏敕后主》为代表，教子的内容已不局限于儒家或道家思想的某一侧面，而是扩大到全面了解儒、兵、法等家的思想。不过这时教子文的内涵还比较笼统，并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南北朝时，出现了颜延之的《庭诰》与魏收（505—572年）的《枕中篇》等教子文与徐勉的《诫子崧书》，这类教子文不仅文字较多，且内容较丰富，说理较充分，因而成为《颜氏家训》、《帝范》等家训著作的过渡形式，而且在文化史上，《庭诰》首次将佛教思想和论学衡文纳入家训的内容，《诫子崧书》除了掺杂佛教内容（如说：“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外，还将思想道德上的谦谨清白与物质财富上的经营产业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高层官僚训子“治生”的先驱。家训著作在唐宋以后开始大量涌现，其中袁采的《袁氏世范》、仁孝文皇后（1362—1407年）的《内训》、王刘氏的《女范捷录》、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商贾家训，分别将平民家训、女子家训、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推向历史的高峰。这几大方面的家训不局限于内室、宫闱、豪族和皇族，还深入普通民众家庭，其内容涵盖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理论化、系统化程度大大提高，说服力、感染力也大大增强了。

4.家训主要是在以儒家思想纠正、防范子弟的不良倾向和提高他们的品德能力中发展的

从价值导向看，道家的避世隐居、佛教的出世修行在家训中占的比例较小，其目的是惧祸避难，也有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在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不少家训教诫子弟不要信奉佛道，不要烧香拜佛、修道成仙，但对弟子读书成儒都是持支持态度的。魏晋时期一些名士本人的言行虽然冲击了封建道德，但他们仍然要求子弟遵行纲常名教。自刘邦《手敕太子书》开始，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范围内尊孔读经，便蔚然成风，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用儒家纲常名教训导子弟修齐治平、孝悌力田、忠君报国、清正严慎、宽仁恤民、谦谨勤劳、节俭和顺，纠正或防范他们的骄、奢、淫、贪、掠、虐、暴等不良倾向，禁止他们奸佞、欺诈、抢劫、偷盗、赌博、吸毒、嫖娼、寻衅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通过耕读等途径进德修身，提高才能，以立业谋生、为官任职、创业垂世，构成了中国传统家训的主体性内容。可以说，正是培养造就“贤子孙”、防止出现“败家子”的良好愿望，才促进历代家长苦口婆心地对弟子谆谆教导。而道德上的高扬善良、抑遏邪恶和人格上的褒奖崇高贬斥卑下乃是推动中国传统家训前进的直接动力。

传统家训的阶级局限与封建糟粕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传统家训中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家训中也存在着不少糟粕。

1.片面要求臣子服从君父、卑幼服从尊长，进行愚忠愚孝的封建纲常和奴化教育

曹端《家规辑略》强调：“子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还有些家训要求子弟对父兄无理的斥骂、杖责也须逆来顺受，从而塑造出一批唯唯诺诺、墨守成规、昏庸无能的官吏，乃至汉代就出现了“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同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的情况。

2.宣扬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和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

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的是一种高压政策，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许多人在家训中都教诫子弟要心存戒备，为人处世要懂得明哲保身。比如，刘禹锡告诫子侄“可以多食，勿以多言”；高攀龙告诫家人“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陆九韶在《居家正本》中说“富贵贫贱自有定分”。这类教育思想造就了一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畏首畏尾、缺乏自主意识的守旧、安分子弟。

3.灌输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的禁欲主义思想

不少家训宣扬“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更二夫”，反对寡妇再嫁。李昌龄的《乐善录》甚至污蔑“大抵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加上统治者大力提倡节烈，赐立贞节牌坊，使大批殉夫尽节的贞女烈妇和因所谓淫乱被活埋、“沉潭”冤屈而死的妇女，可悲地做了这类传统家训的牺牲品。

4.灌输鄙视体力劳动、工商技艺的剥削阶级思想

《颜氏家训》中说：“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否则，只能做“耕田养马”的“小人”。这类教育使大批士人知行脱节，德才分离，知识贫乏，能力低下，只知诵读诗书，少有真才实学。如果这样的人为官吏，多无理政统兵本领，一旦国难当头，其忠心可嘉者也于国事无补，只能以死报效君王。

5.家训内容常常与棍棒主义的教育方法联系在一起

宋代以后的家族法规中，体罚条规日益增多且严密。轻则笞责，重则逐出家门，迁出族谱，甚至处死。清宣统三年（1911年）订立的湖北麻城《鲍氏户规》共四十八条，每条均有惩罚种类，奖励的一条也没有，目的是保证家规族法的强制贯彻。

上述保守的、禁欲的、迷信的、不平等的、专制主义的说教与做法，扭曲了人的本性，压抑了人的正当欲求，遏制了人的进取精神与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阻碍了独立人格的形成与个性的发展，滞阻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宋明以后的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不仅如此，其沉积下来的盲目顺从、逆来顺受、家族认同、男尊女卑、卑商轻技等保守落后的心理，至今仍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产生着消极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家训并非全是金玉良言，而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给予清除、整理，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以科学的方法继承先人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