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彩缤纷的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而每一器种在各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是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更有所差异。这些古代青铜器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第一节　乐器

钟

商代乐钟已有了成编的组合，一般多为3件一组，以形制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乐钟构成组合。也有5件为一组的，如妇好墓中就出土有5件一组的乐钟。钟的形制与发音规律的关系是：体大壁薄者音低；体小壁厚者音高；大小相近而壁厚不等，也可以击出不同的乐音。每套编钟制成形制相同，但大小厚薄各异，是为了使它们能敲击出人们需要的不同乐音。西周时的乐钟一般8件一组，也有多至9件一组的。东周时期，一组乐钟最多的达14件。乐钟因其形状不同，有甬钟、钮钟、镈钟之分。钟的使用，按规定为：天子4组、诸侯3组、卿大夫2组、士1组。商周铜钟，有的插在座上，但更多的是悬挂在钟架上。使用时也按钟体的大小依次排列成编，故称编钟，每编又称一“肆”。

目前发现的商周乐钟，有数十套之多。有时一座墓中出土有数套乐钟，如蔡侯墓、曾侯墓等。其中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出土时共有8组编钟悬挂在曲尺形的钟架上，总数有65件（其中有一件是楚王荖章馈赠的镈钟）。钟架制作考究，木质的横梁用黑漆彩绘，两端套有动物形象的青铜套。上层的立柱用圆木做成。中、下两层的立柱，除一根铜立柱外，每层还有3个铜铸的佩剑武士。他们双臂上举，用头和双手承撑横梁。下层的铜人制成站在一个圆形铜座上的形象，这些铜人也用头和双手承顶着横梁。在清理墓葬时发现，这座钟架和编钟的悬挂情况相当完好。旁边还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木棒，这是演奏乐曲时用来敲击乐钟的。铭文中也有12个半音的名称。为了研究它的性能，音乐工作者曾对曾侯乙编钟作了演奏，发现它音色丰富优美，音域宽广，音律较准，其音响已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各层钟的基本骨干音可以构成七声音阶，各组甬钟的变化音又互为补充，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2300年前的青铜乐钟竟能具备这样好的性能和高超的制造技术，在世界音乐史上实为一大奇迹！

铜钟

鼓

在乐器中，鼓是不可或缺的。曾侯乙墓中，在放置编钟的中室内就有铜制建鼓座。当时的鼓有建鼓、悬鼓及大小不等、用途各异的鼓。它们大多是木制的，在经历了2000多年之后，发现时一般都已朽蚀，难以看到它的全形。1976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了一件商代铜鼓，为我们了解商代工匠制作的鼓的形制提供了线索。

这件铜鼓通高75.5厘米，鼓面呈圆形，直径39.2厘米。两侧鼓面平素，但每面边缘都装饰有排列均匀整齐的乳钉三排。鼓身遍体饰云雷、兽面纹。鼓身上部正中有一元宝状饰物，中有一孔，似可系绳，两侧高起之处像鸟兽之头。鼓身之下有方座，放在平地上相当平稳。这件铜鼓重42.5千克，是目前出土的铜鼓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传世铜器中，有一件铜鼓的形制与上面所说的商代铜鼓相同。这面鼓通高81.5厘米，鼓面直径44.5厘米。鼓身两侧各饰一人头，两侧鼓面饰鼍皮纹，钮上饰相背的卧鸟，鼓身下面有四小足。

在商周时期的贵族生活中，青铜乐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妇好墓还是曾侯乙墓中，都把成编的青铜乐钟放入墓内，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对乐钟是很重视的。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铜钟的总重量达2500千克，这是迄今发现的世上最庞大、最雄伟的青铜乐器，被有人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对商周乐钟钟体所做的激光全息干涉振型检测结果证明，当时每件乐钟都具有两类主要的振动方式：一是正对称振动，其节线通过鼓音所在部位；一是反对称振动，其节线通过隧音所在部位。这样每件乐钟都能发出两个音，所以被称作双音钟。由于节线的走向不仅与钟的结构有关，也与铸件型腔的规范化程度及合范过程中的准确性有密切关系，所以乐钟的铸造，比礼器的生产要困难得多。要铸造一件音律准确的钟，它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得报废而回炉重铸。据测定，商代乐钟的音程关系以大二度居多，说明当时的铸造工艺、测音、调音技术都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西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钟的音色更美，这与工匠们在音程方面不断改善，铸造工艺、调音技术的改进以及枚的合理配置等都有关系。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编钟的每件钟体都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这两个乐音多呈三度谐和音程，很有规律。这说明，当时在铸造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为达到某种特定的音响效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

曾侯乙编钟经过测音，已齐备12个半音，铜钟重71.1千克。这件铜鼓也是商代遗物，可惜是早年盗掘品，不知出土地点。现收藏在日本的泉屋博古馆。

鼓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乐器，常在祭祀、宴飨、乐舞时与钟、磬等一起使用，所以《诗经·周颂·执竞》中说“钟鼓喤喤，磬筅将将，降福穰穰”。也有的古籍中提到：鼓是众乐之长，一切乐器的演奏与终止都要听从鼓的指挥。鼓在战斗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一鼓作气”的说法。

铙

铙为商代乐器。前人误以为铙与钲为一类器，实则不同。《周礼·地官司徒·鼓人》注：“铙铜制乐器，形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铙形似铃而较大，形体短宽，有中空的短柄可安木柄。使用时执把，铙口朝上，用槌敲击，因为用手执，所以一般又称为执钟。铙以3个或5个为一组，也有的铙非常大，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兽面纹大铙、湖南出土的象纹和兽面纹大铙形体都极大，后者重154千克，只能扦在座上进行敲打。

西周铜铙

钲

古代行军所用乐器，器物中有自名为钲锤的，即钲。钲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口朝上才可顺读其铭文，使用时也应口朝上。《国语·吴语》中记：“王乃秉袍，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韦昭注：“丁宁，谓钲也。”钲主要盛行于春秋时代的楚等南方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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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乐器的祖先：陶钟、陶铙

青铜时代还未到来之前，远古先民就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用陶土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陶钟”。这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与其后世周代青铜钟形制和奏法基本相同的陶质击奏乐器。

迄今所见远古陶钟实物有庙底沟陶钟一件，其形制是：顶端为圆柱形短柄，其下为圆筒长形共鸣胴体，高约9厘米，径约5厘米，外形上小下大，整体呈狭长梯形。由于柄短且体狭长，显然宜于悬挂击奏，这与后世周代出现的钟口向下以悬挂方式演奏的青铜钟形制相近。此器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仰韶文化堆积层，经碳-14年代测定并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3900至3000年间，距今5000多年，据此可知，此陶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属后世青铜钟类乐器之祖先。

这里所谓“钟类”乐器，是指周代以来，以青铜钟为代表的一系列钟口向下、用悬挂方式击奏的一类青铜击乐器，它包括样式各异、同名和异名的各式铜钟及镈。

陶铙是一种与陶钟近似、但奏法不同，而应单列一类的击奏乐器。

迄今所见远古陶铙实物，有客省庄陶铙一件。其形制是：顶端为圆柱形长柄，下为横宽形共鸣胴体，体高明显小于直径，整体呈短宽长方形，长柄明显宜于器口向上执鸣（手握柄执举演奏）或植鸣（将柄插植于案架演奏），整体形态很似其后商代多见的器口向上、以手执或植于座架方式演奏的铜铙类击乐器。此器1955年发现于陕西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层，经碳-14年代测定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300至2000年间，距今约4000多年，据此可知，此器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属后世青铜铙类乐器之祖先。

这里所谓“铙类”乐器，是指商代以来，一系列器口向上、用手执方式或植于案架方式演奏的一类青铜乐器，它包括样式各异、同名、异名的各种铜铙、铜钲（非唐宋文献所称“锣形”钲）和句等。

第二节　食器

鼎

商王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武乙之配偶戊，命工匠铸造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青铜鼎——司母戊鼎，鼎通耳高1.328米，重875千克，是已知青铜时代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它后来作为随葬品长埋在安阳侯家庄殷墟的王陵区，1939年为当地农民从田中掘出。出土这只大鼎的墓在1984年发掘，编号为260号墓，在王陵区是比较小的墓，只有一条墓道，墓内遗物早年都被盗走。从墓室和墓道中遗留的几十个殉葬者的累累白骨还能看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

鼎在原始社会本是用陶土烧制的普通炊具，其主体部分是盆、罐一类的容器，下边加上三个足，便于生火加温。到原始社会末期，鼎的性质发生变异，其中一部分作品制作加工讲究起来，体量也加大了，实用意义逐渐减弱，而逐渐成为权势的象征物。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铸造为青铜鼎。这种改变，除了材质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造型与装饰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符号的不同。

商朝青铜器——司母戊鼎

像司母戊鼎这种方鼎的样式，便是青铜器艺术所特有的造型样式。在原始社会，鼎类器物在制作时，借助于泥条盘筑和轮转技术，比较容易做成圆腹鼎的造型，而陶方鼎的出现是比较晚的。商代青铜鼎中也有圆腹鼎，有的为圆腹柱足，有的为浅腹扁足。而体量最大，造型最为庄严的是方鼎，它们以其庄严的外观和巨大的体量，给人以神圣不可动摇的印象。

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里，鼎曾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作为标志统治权力和等级的一种器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鼎就失去了这种作用。

鬲

作为古代炊器的一种，鬲早有记载。《尔雅·释器》谓鼎“款足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谓鼎之“空足曰鬲”。可见，鬲的形状是似鼎而空足。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制的鬲，最初形式的铜鬲就是仿照陶鬲制成的。其形状一般为侈口，有3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

铜鬲盛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有两个直耳。西周前期的鬲多为高颈，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数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饰以扉棱。

还有一种方形的鬲，鬲体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有门可以开合，门内可以放入木炭，如《十二家吉金图录》所著录的“季良乍镉”。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103件青铜器窖藏内，有一件刖刑奴隶守门的方形鬲。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件刖刑奴隶守门方鬲。

《方言》曰“甑或谓之酢镏”，《说文解字》说镏：“饭气蒸也。”实际上，甗就等于现在的蒸锅。《说文解字》有“甗，鬲属。”《博古图录》甗锭总说：“瓶之为器，上若甑而足已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饪物，盖兼二器而有之。”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箅，箅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铜甗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商和西周的甗，甑、鬲常铸成一体，圆形，侈口，有两直耳（或称立耳，耳直立口沿之上）。春秋战国的甗，甑、鬲可以分合，直耳变为附耳（耳在器身外侧）。这一时期还有四足、两耳、上下可分合的方形甗，有的方形甗上部甑内加隔，如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一件方形甗，可同时蒸两种食物。汉晋以后甗的鬲足就没有了，这种无足鬲，则称为“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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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与“簋”的由来

簋[音guǐ鬼]：类似于现在的大碗，形状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二耳、三耳，甚至四耳的。商周社会，簋与鼎等器物一样，都有标志奴隶主身份高低的作用。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簋常以偶数出现，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簋与九鼎相配。

簋，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本字作“毁”，经籍作“簋”。商周时，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的时候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出土时，簋所见也是以偶数自合为多。

簋，黍稷方器也。——《说文解字》

皆云圆曰簋，谓内圆也。——《周礼·舍人》注二簋可用享。——《易·损》

於我乎！每食四簋。——《诗经·秦风·权舆》

宰夫设黍稷六簋。——《仪礼·公食礼》

於粲洒扫，陈馈八簋。——《诗经·小雅·伐木》

鼎簋十有二。——《周礼·掌客》

饭土簋。——《史记·秦始皇本纪》

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簠。——《韩非子·十过》

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中期，但是数量少，晚期前段逐渐增多。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有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

西周时期簋的数量甚多，早期一般沿袭商式，中期变化较大，样式繁多，晚期趋于定型化。

西周簋器大体分为萌芽与奠基、创新与继承、过渡时期与全盛和衰亡四个阶段。萌芽与奠基阶段的青铜簋器形制上是商末流行式样的沿袭，一些特征不明显的器型难以精确地区别其为商器或周器，乃是殷周之际的式样。

青铜簋器的纹饰保持最初的兽面纹，与殷末相比增添了有触角的卧状体躯的怪兽纹，出现了以凤鸟为主题纹饰的器物。随着青铜器的不断发展，簋器出现了变形纹饰，活泼有力，可以说是抽象的变形纹饰占领装饰艺术舞台的新时期。在完成创新后，簋器铭文用笔纯熟，结体圆浑，和前期笔画不相同，其内容除少量反映政治事件外，大多是承平时期世官司世禄的记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可以看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在完成周人自己的礼器体制过程中，带有彻底淘汰旧、积极创造新的特点。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及纹饰呈现出退步的趋势，简草、粗疏、衰颓成为当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重器才显示出较好的工艺技巧，个别的作品甚至产生新的构图，而成为艺术的翘楚。盘旋龙纹等已形成，这是日后春秋时代盘龙纹的滥觞，簋器由此开始走向没落。

整个西周时期，簋的形式有较多的发展，可分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弁口簋和大侈口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饰云雷、乳钉等纹饰，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到春秋中晚期，簋这种食器不甚流行，虽然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所发现，但形制有较大变化。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由此可见，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

第三节　酒器和水器

盘

盘是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礼记·内则》说：“鸡初鸣，咸盥漱。”“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长者奉水”即用匜来注水，盘来承接水。盘、匜是相随为用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盘、匜总是相随的，匜常常放在盘内。盘除用于盛水和承接水外，还可装冰用，如《周礼·天官冢宰·凌人》中说：“大丧共夷盘冰。”夷盘乃是盛冰冰尸的大盘。小的盘也盛水用以洗手洗脸，大的盘也可作为澡盆，用以洗浴，如虢季子白盘。

盘

匜

《左传》记载：“奉匜沃盥。”沃是浇水，盥是洗手洗脸，就是用匜泻水于手，而用盘接之，说明匜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匜形状为长椭圆形，前有注水的流，后有軼，有的带盖。匜在西周中晚期出现，多有四足。春秋时有三足和无足的匜，无足的很像瓢，战国时期的匜一般都没有足。

盂

《说文解字》：“盂，饮器也。”颜师古注《急就篇》云：“盂，盛饭之器也。”盂有着盛水与盛饭两种用途。盂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形似有附耳的簋，但一般比簋大得多，当然也有极个别的簋又大又重。例如，1978年，陕西扶风法门公社齐村出土的厉王猷簋重60千克，这是例外情况。考古发现的盂，数量很少，主要是商代和西周的，近年来所见报道的如陕西蓝田出土的永盂很重要。盂除有圆形的，也有个的是方形的。

鉴

《说文解字》：“鉴，大盆也。”《庄子·则阳篇》说“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滥”与“鉴”通。鉴，用做盛水，大鉴并可沐浴。铜镜还未盛行时，古人用鉴盛水来照容，金文的“监”字就像人俯视而照容之形。镜子也称为镜鉴。《周礼·凌人》中说“祭祀共冰鉴”，鉴也为盛冰之器。

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鉴的形体都很大，像盆，大口，深腹，有二耳或四耳，传世的吴王夫差鉴和智君子鉴，均属这种圆形鉴。前者自称“御鉴”，后者自称“弄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两件西汉时期的铜鉴，刻铭中直称为铜鉴。也有少数方形的鉴，1975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镶嵌龙耳鉴，就是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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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二期青铜器的鉴定要点

与第一期相比，殷墟第二期青铜器的显著特点是，器类增多，新出现有大型重器和鸟兽形象的器皿。方形器较普遍，带盖器皿增多，器体与鋬端多饰以突起的兽头。器物装饰花纹种类增多，复层花和通体满花已屡见不鲜。二三字铭文的铜器较为普遍。在铸造技术上，分铸法已被较多地运用，加上造型艺术、纹样装饰等方面的创新突破，技艺已达到了殷墟青铜器的高峰。

缶

《左传·襄公九年》说“具绠缶，备水器”。《说文解字》说“缶可盛酒浆”，缶是盛水或酒的器皿。传世铜器中名为缶的，仅晋器栾书缶一件。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蔡国铜器中，又有几件自名为缶的。缶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器型基本特征是圆腹，有盖，腹上有四环耳，也有方形的缶。

盆

青铜盆

关于盆的用途，文献中有多种记载，可盛水、盛血，并可作为量器和乐器使用。形状基本特征为敛口、狭唇、有两耳、平底。铜器中自命名为盆、目前见到的只有春秋时代的曾大保盆和曾孟鉐盆。在传世的器物中又有器型与盆相同，但自名为的，如晋公，应与盆是一类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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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青铜酒器

周朝对青铜酒器作出明确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这种青铜酒器的格式和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一般来说，饮酒主要用爵、斝、觚、觯、角等。角的样子似爵，但前后都有尾，无柱，有的角还有盖，盛行于商代；觚，圆形侈口，相当于后代的杯，多为椭圆形，口上前有流，后有把手；觯，形似尊而小，用以饮酒或盛酒。此外，还有青铜杯。

铜陵出土的青铜杯，两边有耳，或称之为“耳杯”。卣、壶、尊、盉等是盛酒器，盛行于商周。卣，圆形或椭圆形，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商代壶多扁圆，周代壶多圆形、大腹，春秋时的壶扁圆长颈、也有方壶，战国时的壶有圆形、方形和瓠形等。盉的式样较多，一般是深脐圆口，前有流（即壶嘴），盖和鋬有链相连接。钟、钫等为贮酒器。钫即方形壶，钟即圆形壶，但形体均较大。钟还是商代量器。

战国时的齐国以四升为豆、四豆为瓯、四瓯为釜、四釜为钟。钟、豆、釜等都是当时的标准量器。战国时的釜为坛形，小口大腹，有两耳。豆似高足盘，或有盖。以上这些酒器多源于陶制，商周时则为青铜制。作为饮酒器的爵、斝等沿口处均有柱，有单柱、双柱两种。饮酒时柱则抵住鼻梁，据说是以此提醒饮酒之人，酒多误事，饮酒应适可而止。

第四节　日常生活用具

犁

《释名》曰：“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也。”清人毕阮疏说：“说文作魿，云耕也，从牛黎声。”犁铧是耕地的犁头，用犁将土地松成一道道的沟。青铜制的犁铧很少见到，流传下来的大部分是汉以后铁制的铧。在陕西岐山、江西新干、浙江绍兴和山东等地出土有铜制的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犁，长17.3厘米，宽13.7厘米，形状近似近代木犁上的铁铧，时代可能属战国。

犁范

锄

《释名》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锄为古代锄草疏苗的农具。《众经音义》卷十九引《仓颉篇》：“锄，兹其也。”知古代又将锄称“兹其”。形如铲，但比铲宽，有銎，可安曲柄。传世和出土的铜锄都很少，《态斋集古录》著录一件“宜”字铭铜锄。河北省文管处也藏有一“宜”字铭铜锄。湖北圻春西周遗址内，发现一件“凹”字形铜锄。

斤

《说文解字》说：“斤，斫木斧也，象形。”《孙子》曰：“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斤主要作为砍削木料用的工具，有时也可能在农业上用于锄草。古代铜制的工具流传下来的要比其他种类的青铜制品少得多，但铜斤有不少流传下来。斤的形体呈单斜面或双斜面，銎形和装柄方式与镢相同。

斧

斧是古代砍木或砍凿其他坚硬物质的工具，远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使用石斧，青铜时代中的铜斧是由石斧演变而来的。流传下来的铜斧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形状：体较长，刃平直或略呈弧形，圆銎；宽身，弧刃，圆銎，近似兵器中的钺。两侧近刃部较长或呈弧形，圆銎或长方形直銎，直刃或弧刃，近似现代的斧。圆銎斧的柄横装，直銎斧的柄直装，使用时用两手把握。

战国鹤嘴青铜斧

凿

按照《说文解字》“凿，所以穿木也”的说法，凿是凿孔或挖槽用的工具。体细长，上宽下狭，直銎，刃部略呈弧形。使用时，用锤子一类工具锤打。传世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商代“亚”凿。凿的出土器物很多，如大司空村、山彪镇、琉璃阁、寿县等处均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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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夺天工的青铜家具

郭沫若曾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进行过精辟的概述：“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灵巧。”这时期的青铜家具出现了新的特征，商代青铜家具以祭祀用器为主，具有宗教性意义；周代青铜家具以礼器为主，具有人事的定义。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家具虽然仍旧带有礼器的特征，但已逐渐失去祭祀和礼器的职能，向生活日用器物方面发展。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类家具，除承前代青铜家具禁、俎等部分传统品类外，还出现了新的品种——青铜案，而且不论造型还是装饰都与前代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家具制作工艺上有所创新。在制作上，由商周时期的浑铸发展到分铸，又采用焊接、镶嵌、蜡模等新技术、新方法，青铜家具式样更加丰富多彩，玲珑精巧，其技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青铜工艺制作技术的改进，以及加工方法的增多，大大加强了它的装饰艺术表现力，丰富了它的工艺形象。如焊接方法的应用，既便利铸制过程，也可以丰富器体的造型，提高了青铜器的艺术效果。金银错，是一种错嵌金银为装饰的青铜器，先在铜器上刻成图案浅槽，后用金银丝或金银片镶嵌（压入）槽内，再用错石（厝石）磨错平滑（厝石就是细砂岩）。金银错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装饰的一种新创造。鎏金是将金箔剪成碎片，放入坩埚内加热，然后以1:7的比例加入水银，即熔化成为液体，这种液体也称为金泥，再将金泥蘸以盐、矾等物涂在铜器上，经炭火温烤，使水银蒸发，金泥则固着于铜器上，称为鎏金。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失蜡法的运用。失蜡法制作简便，无需分块，用蜡制成器形和装饰，内外用泥填充加固后，待干，倒入铜熔液，蜡液流出，有蜡处即为铸造物。这样制作的器物表面光滑，层次丰富，可制作出复杂的空间立体镂空装饰效果。失蜡法的创造，是我国古代金属铸造和铸件装饰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

1978年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2号春秋楚墓的云纹禁，禁面四边及侧面均饰有透雕云纹，禁身前后两面各饰有4个立雕伏兽，左右两侧面各饰有两个立雕伏兽，禁体下共有10个立雕状兽足，禁四周围着的龙以及立体框边、错综结构的内部支条，均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尚可见蜡条支撑的铸态。有学者认为，此器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用失蜡法熔模工艺铸造的器物。

再如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俎，两端微翘，两端宽，中间窄，中部呈凹状，四足扁平。断面呈凹槽形，俎面和四足均饰镂孔矩形花，周身又饰以细线蟠虺纹，造型给人以轻巧的感觉。

1997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银嵌龙形方案，案之四缘饰有错金银云纹，其上镶漆木案面已朽。案座为四龙四凤缠绕盘结成半球形，龙头顶斗拱承接着方案。龙凤之下为圆圈形底盘，盘缘饰有错金银云纹。盘下有4只梅花鹿，亦饰错金银云纹，动物造型尤为生动。

由于青铜家具采用模印的方法产生装饰花纹，所以四周衔接具有整体效果，统一而不单调，繁复而不凌乱。在青铜家具的装饰题材上，逐渐摆脱了宗教的神秘气氛，使传统的动物纹更加抽象化，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这时期青铜家具造型附件既是装饰，也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如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禁附饰足，为富有生趣的动物虎足，尤为生动。而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龙凤方案，其案面下的4足为梅花鹿足，栩栩如生。这些青铜家具上的造型附件，既起到装饰作用，又是整个造型、功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还常在漆木家具上配以青铜器扣件，或镶嵌竹器、玉石等饰件，既增加了木质家具的牢固实用性，又增加了木质家具的装饰性。如漆木案上的四隅常常包镶铜角，两边也常加青铜铺首衔珏和装铜质蹄状矮足等。

锉

青铜锉用于摩擦加工竹、木、骨、角等，《诗经·小雅·鹤鸣》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改玉”之说，也说明古代最早是用石为锉。铜锉迄今发现的不多，从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和安徽寿县楚墓中出土的铜锉来看，主要有直锉和弯锉两种形式。

锥

锥为穿孔用的工具，青铜制的锥，流传下来的不多。形式有的为细长扁条形或细长条形；有的锥未有环，似削，可佩系；也有的锥末做成圆形镂孔的把手，以及柄部雕镂花纹。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锥，形状与现在一般民间使用的锥很相似，锥末为前细后渐粗的圆柄形枘，前面插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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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戴家湾西周青铜器

戴家湾遗址，位于陕西宝鸡渭河以北的黄土台塬上。这里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一直以来秦冢汉茔、官睩私墓数不胜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斗鸡台乡人就曾盗掘出铜器20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柉禁十三器”：禁、尊、觚、斝、盉、爵、角、斗各1件，卣2件，觯4件。这些器物后被清末大臣端方收藏，并著录在《陶斋吉金录》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端方卒于四川，由于家道衰败，这批珍贵文物经其后人之手流散出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28年，盘踞在凤翔一带的军阀党玉琨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里。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据说他年轻时曾经在北京的古玩店当过学徒，深知古物的价值。他曾经将3件珍贵的铜器送给了某军阀，该军阀回赠他两挺机枪、3把手枪、子弹万余发。党玉琨欣喜若狂，萌生了大肆盗掘古墓以换取枪支弹药的念头。1927年秋至1928年春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盗掘活动在戴家湾地区展开。党玉琨设立了专门的挖宝机构，并召集桥镇、贾村、蟠龙、陈仓等80多个自然村的村长议定：千河以西各区、里、村摊派600民夫，轮流出工，人数最多时达1000多人。党玉琨甚至从西安请来了古董商做技术指导，还命专人进行器物登记和分类，最后还要清洗和照相。这种颇为“专业”的盗掘，在民国时期还是比较罕见的。据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这次盗掘共发掘墓葬50余座，挖出铜器1500余件。除此以外，还有玉器、金器等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这些器物自盗掘后就不断流失，至今多数下落不明。

尺

最早的尺，多用木、骨和象牙制成。因木、骨易腐朽，保存到后世的很少。现在保存下来最早的尺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几件象牙尺，尺上都有刻度，正面刻10寸，每寸刻10分。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铜尺，是战国时期的。例如：现藏于南京大学的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尺，正背两面无刻度，仅在一侧刻10寸，第一寸处刻11格，其余9寸不再刻小格。但在5寸位置刻有交午线。据实测，尺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

量

量为量东西的器皿，如同后来的升、斗。《礼记·明堂位》记述，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也“颁度量”，而使天下大服。战国以前这种计算体积的量器多用陶或木料制成，战国后开始大量用铜制作量器，流传下来的很多都是当时国家颁布的标准量器。如传世的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商鞅变法时颁布的标准量器。器作长方形，有柄，实测容量201毫升。有名的陈纯釜、子禾子釜和左关铷，都是齐国官定量器。陈纯釜和子禾子釜作长圆罐形，有二耳；左关作椭圆形。齐国量制单位为升、豆、区、釜、钟。新莽始建国元年（9年）颁发的标准量器新嘉量有斛、斗、升、合、龠五种单位，器作圆形，在各部分外面分别有刻铭，说明量值及其计算方法。经实测并据各部分刻铭计算，嘉量一斛近20000毫升，一斗为2000毫升，一升为20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一龠为10毫升。新嘉量制作准确，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秦代青铜量

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很多铜量器，例如：1976年，安徽凤台出土的战国时代楚国的郢大府铜量；天津文管处藏西汉时代的平都铜椭量；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的王莽始建国铜撮；1953年，甘肃古浪陈家河台子出土的建武大司农铜斛等。而始建国铜撮的发现，使人们对新莽时代量制的一些情况又有了新认识，它补充了龠以下的容量单位，据有关部门对撮的实测，五撮为一龠。

权

权为古代测重量所用，多为铜或铁制，相当于后世的砝码和秤砣。现存最早的铜权是战国时期的，尤以秦国与楚国的出土最多，秦的许多铜权上都附有始皇诏和二世诏，形制多做成覆盂状圆形，很像今天的馒头。1964年，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实测重量30.75千克。

宋代青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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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兵器的产生

兵器，秦汉前称为兵、械、器、兵甲、兵仗、兵革等。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用于劳动的工具和自卫防身的武器，是分不开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学会制作简单粗糙的石质工具。这当中，能从远处掷击猛兽的石球，用石器修制的木棒，将棒头削尖而成的标枪等，就是原始人主要的狩猎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造工具的技能进一步提高，在木棒一端缚上加工过的不同形状的石块，就成为石斧、石矛、标枪等复合工具。同时，创制了飞石索，发明了原始弓箭。这些既是狩猎工具，又是武器。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和钻孔技术的进步，石器制作规模的扩大，石工具不仅种类增多，制工精细，且用途趋向专一。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出现了劳动工具用于械斗杀人之事，表明从此时起，具有战斗性能的工具从一般的狩猎、捕鱼、农业工具中分化出来，逐渐转变成兵器。

中国古代兵器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它的起源较早，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火器等发展阶段，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些兵器既前后相续，又不断推陈出新。而火药的发明与火器的创制，则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

“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在3000多年前，商王朝就把征战和祭祀天地祖先并重。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对兵器的生产和研制，设专门机构管理，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到了兵器上。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兵器，夏、商、周、春秋时代的青铜兵器，战国时期产生、秦汉发展起来的钢铁兵器，都称得上是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许多兵器，特别是贵族首领的兵器，嵌玉镶金，镌铸铭文，装饰华美，是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

自兵器诞生起，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按其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原始兵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古代火器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