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代的医学

清代中医药理论已臻成熟，名医众多，学派林立，论争活跃，中医全书、丛书、类书及各科著作大量出现。清代药物学方剂学著作有《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植物名实图考》、《古今名医方论》、《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其中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总结了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前近200年间我国药物学发展的成就、经验。

第一节　医学发展与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希腊的经验医学。古代希腊医学的形成约在公元前6—4世纪，希波克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0—377年间）是希腊医学的创始者，其理论基础是地、水、风、火四元素说。罗马医学是在继承希腊的医学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主要代表是盖伦（约生于130—200年），他重视解剖学的研究，试图把医学理论更趋于合理，但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目的论观点以后被教会利用，对中世纪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中期，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发展缓慢，一切文化学术都受到宗教神学的束缚，在此期间，欧洲医学十分落后，甚至把古希腊医学中的一些精华也抛弃了。希腊、罗马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水平大致相当，有些方面中医学还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阶段是近代的实验医学。公元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医学的复兴运动。安德列·维萨留斯纠正了盖伦解剖学上的许多错误，塞尔维特发现了肺循环，17世纪哈维又发现血液循环。后来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使得对人体细微构造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为医学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有了重大进步，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3大发现（有机体细胞构造、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成就，更为医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使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均有显著发展，古老的欧洲医学在30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神奇的人体细胞

第三阶段是现代的医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由于基础医学的推动与技术的改进，临床医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医学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分子量子水平，分子形态学、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药理学、分子遗传学都有很大进展。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许多边缘学科的飞速发展，以及电子、激光、计算机等先进技术不断应用于医学领域，现代医学正在更迅速地发展。

外国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并不大。直到19世纪，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西方医学在我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由沿海到内地，由设诊所到建医院，由办学校到吸引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近百年间，在我国形成了中医、西医并存的局面。西方医学的传入，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利用医药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他们声称：“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因此，近百年以来，西方医学更加广泛地在我国传播开来，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文化缓慢发展状况下的我国医学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建立诊所和医院

清政府于公元1757年又一次实行了闭关政策，对传教士严加取缔，禁教令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据1810年统计，当时在华的欧籍传教士仅有31人，而且分散在16个省秘密活动。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807年到达广州。直到1820年才和李文斯敦在澳门开设一诊所。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郭雷枢1827年在澳门开设一诊所，次年扩大为医院，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教会医院。同时，他还积极建议英、美教会界应该大批派遣传教士医师作为来华传教的先遣队。此后，各教会团体均纷纷派遣传教士医师来我国。

第一个把医疗作为对中国传教手段的教会团体，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总部。1830年开始在中国活动，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士是伯驾，他于1834年10月受美国公理会派遣到达广州。次年11月在广州成立“眼科医局”（又称为“新豆栏医局”）。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1842到1848年短短的六七年间，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教会的诊所和医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在1858年、1860年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重新肯定和扩大了侵略者在中国开办医院和类似机构的特权。此后，教会医院进一步在我国内地各省、市建立起来。较著名的有1859年广州的博济医院，它一直存在到1949年，是在华历时最久的教会医院。1862年伦敦会在北京建立的“双旗杆医院”，1906年该院与其他几个医院合并为协和医院，成为北京最大的教会医院。

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迅速发展，传教士除对原有的医院扩大规模外，又在各地新设了不少医院和诊所。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学会世界统计》资料所载：到1937年止，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共300所，病床约2.1万张，小型诊所约600处，同时美国天主教也在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开设了医院。此外，还有一些英美合办的医院。这些医院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

开办医学校和吸引留学生

帝国主义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中国，更加重视占领教育阵地。伯驾在1837年的报告中提到：“早就感觉到在中国训练年轻医药人员的重要性了”以及“被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将逐渐在整个帝国播散开来……也将增加那些他们从之而学习这门技术的人们的威信……这种影响将是无形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办学的目的。为此，在办医院的同时，即开始创办医学校。1866年，医药传道会在广州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医学校即博济医学校。1883年，在美以美会支持下建立苏州医院医学校（1894年改为苏州医学院）。1896年，上海圣约翰学院建立医学系。不过1900年以前建立的教会医学校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毕业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教会医学教育迅速发展。1900年至1915年已建立23所教会医学院、校，36个护士学校以及药学校、助产学校等。其中较著名的有1902年在广州成立的夏葛女子医学校。1906年由伦敦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国外布道会、英国圣公会、伦敦教会医事协会等联合组成的北京协和医学校，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1910年，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4年在长沙建立的湘雅医学院，以及上海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山东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等也均在此时期建成。

吸引中国留学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又一手段。《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批学生到日本及欧洲各国留学。1907年，日本和清政府订立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办法，由各省公费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短期内赴日的留学生达万人以上，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注意。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在呈美国总统罗斯福“备忘录”中提出：“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中国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供给他们……这种道义上的影响和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收时，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军旗之后更为合乎情理。”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以后留美学生显著增加。

齐鲁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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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国外留学的著名医生

在国外留学的医生大多数是爱国的，归国后，为我国医疗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黄宽（1828—1878年）是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的医学生，广东香山县人。自幼家境贫寒，他起初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跟随他的老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高中毕业即赴苏格兰。1848年赴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习7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后，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并教学，成为我国第一代西医。

金韵梅（1864—1934年）是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医生。她2岁父母双亡，被美国长老会收养，1881年到美国纽约妇女学院学习。1885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88年回国，曾在厦门、成都、天津行医并开办护士学校。

翻译医书和出版医学刊物

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和医院、医学校的设立，传教士医师也开始翻译西医书籍，包括基础、临床、卫生学等各科内容。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西药书籍的是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1851年，他编译了《全体新论》一书，这是近代传教士较早向中国介绍的比较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他还先后编译了《西医略论》（1857）、《内科新书》、《妇婴新说》（1858）等书。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也编译了《内科全书》（1883）和《病症名目》、《西药名目》（1899）等共20余种医书。英国傅兰亚亦译有《化学卫生论》《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英国德贞还译有《全体通考》、《西医举隅》、《英国官药方》等。从19世纪50年代起至辛亥革命前，约有100余种外国人译著的西医书籍在我国流传。

传教士除翻译医书外，还编辑中外文医刊，如《广州新报》（1806）（1884年改名为《西医新报》）和《博医会报》（1888）等，这些译著和期刊杂志的出版，对传播西医学知识有一定作用。

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医疗事业进行文化侵略，在教会医院里庸医杀人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更有甚者，有的外国医生拿中国病人作实验，在中国工人身上注射痉挛药，培养蚤子试验斑疹伤寒传染过程。如孕妇崔淑萍因缺钙而患软骨病，本来只要服些钙片及维生素即可治愈，但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收集这种病症的标本，竟在将病人收住医院期间，不给病人服钙及含钙食物，而活活把病人折磨致死，以取得一份所谓“珍贵”的骨骼标本。至今这个标本作为帝国主义罪行的见证，仍保留在北京首都医院。正如列宁所说：“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惟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但是，也必须指出，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中国，为中国训练了一批医药技术人员，所有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外国医护人员，也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真正推行侵略政策的是少数人。有的传教士医生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如帕特里克·曼松医师，1896年曾在伦敦保护过被绑架的孙中山先生，而且还“对中国人必将逐渐的革新的智慧抱有充分的希望”。他在一次讲演中说：“聪明的人将再一次来自东方，那些带给我们印刷术的人，将以更多有用与和平的艺术给予我们……种痘术的发明人，将再一次对疾病的防治有所贡献，千百万人将加倍地在科学领域里增添内容，将以比他们得到的更多的东西还给欧洲人。”中国人并不憎恶这些友好的欧洲人，更不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点。

总之，近百年帝国主义利用西医学推行侵略政策，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对于西方的医学科学技术知识，中国人民从来都是乐于接受，并且努力发展使之成为我国人民战胜疾病、维护健康的有力武器。

第二节　古代医学的中西汇通

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发展

西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近百年来在我国各地广泛传播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它的传入客观上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西医医院的建立，西医药院校的开办，西医著作的出版，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西医学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基础医学的研究，由于专业队伍非常薄弱，医学研究工作不能独立开展。1932年虽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作为中央学术研究机构，但实际成就不大。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些有志于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的学者，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为我国基础医学的奠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我国基础医学队伍也逐渐成长起来。1938年全国生理学会已有会员120余人，1947年全国解剖学会会员80余人，虽然人数不多，研究工作没有统一的规划，技术设备也很落后，但是有些学科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人体骨架

在人体解剖学方面：关于人体解剖形态结构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体质人类学、实验胚胎学、组织细胞学等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在生理学方面：1912年起已有外籍医生与我国学者先后发表研究我国人尿、消化液、肺泡气成分与血型等项报告，为我国生理学研究之开端。192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个基础代谢研究论文专辑。1929年蔡翘教授所著《人类生理学》问世。此后，生理学实验研究逐渐开展，主要研究课题如皮肤电反射、视觉中枢对光反应、神经肌肉接头之生理、中枢神经化学性传递与迷走神经和脑垂体后叶反射等。在生物化学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关于蛋白质变性，抗原和抗体的化学成分，血液分析和营养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我国人营养生化与膳食成分的分析研究等。在药理学方面：20世纪20年代已零星地开展了一些中药的生药化学和药理研究，1932年陈克恢实验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促进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开展，当时已有对防己、贝母、抗疟中药常山等40多种中药的药理研究。这种用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充实现代药理学内容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药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其他基础学科如微生物学、病理学、医学寄生虫学、卫生学均处于创建阶段，虽有少数学者如伍连德、林宗扬、汤飞凡、侯宝璋、林振纲、钟惠澜、冯兰洲等作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组织计划，设备简陋，经费不足，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甚至有许多学科长期空白，与世界医学的发展相比，显然处于落后状态。

这一时期还编译出版了一些西医学著作，如《实用解剖学》、《实验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组织学》、《寄生虫学》、《药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等。

此时，各地还先后办起了一些医学杂志，如《医学报》（1905年）、《医学世界》（1908年）、《医学卫生报》（1908年）、《中西医学报》（1910年）、《医学杂志》、《医学新报》（1913年）、《医药杂志》（1920年）等均是较早由我国人民自己创办的医学期刊，有的着重介绍西医知识，有的着重探讨中西医异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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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团体的建立早在清代，就已经建立了一些西医药学术团体、学会，影响较大的有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到1947年全国各地已有30多个分会，会员3000余名，1915年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中国药学会，是1907年冬在日本东京留日学生发起组成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迁回北平。1912年改名《中华民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是1909年由8位外籍护士发起，在牯岭成立的“中国护士组织联合会”，到1949年已有分会10余个。1920年发行《护士季刊》。此外尚有“中国预防痨病协会”“中国预防花柳病协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华营养促进会”“万国鼠疫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和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医药学术的发展和交流。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20世纪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相比较，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必须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中医学如何发展？怎样对待两种医学的关系？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时在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对中国医药学同样也抱以蔑视的态度，认为医学没有中西医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与科学的医学的分别，主张全盘西化，把中国医药学当做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来反对。这些论点后来便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还有一些人受到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认为西医学不适合中国，甚至用中医理论批驳西医学是谬论妄说，成为国粹主义在中医界的代表。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样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阻力。与前两种人不同的是，在中医界还有一些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并且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早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在我国开始流行之际，中医界已有一些医家开始接受西医学说。王宏翰（约卒于1700年）是近代医学史上第一个接受西医学说的医家。王氏是天主教徒，经常与传教士一起研讨西学。他认为，西人所倡水、风（气）、火、土四元素说，与我国五行之说颇为相似，便与太极阴阳沟通，并采用西医学说，从胎生学的角度，来阐发中医的命门学说。他这种见解集中地反映在其所著《医学原始》（1688年）一书中。

王学权（1728—1810年），在他所著《重庆堂随笔》中，肯定了西医的解剖学，他认为《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著作，“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在当时对西医学持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实属难得。

此外，陈定泰的《医谈真传》（1844年），罗定昌的《脏腑图说证治合璧》（又名《中西医粹》，1882年）均采用西洋人所绘脏腑图，与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互相比较，进行研究。这些都是较早接受西方医学的医家，可谓开中西医汇通派之先河。

中西医汇通的主要医家

1.唐宗海

唐宗海（1862—1918年）是中西医汇通派较早期的代表。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因其父多病，1873年其父曾患吐血、下血症，聘请名医施治均无效，故他自幼即刻苦钻研医学，遍览方书，多方求师，于1884年著成《血证论》一书，后又陆续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合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当时曾经官方示谕刊印，广为流传。明确提出“中西汇通”之说始于他的著作。

唐氏提倡中西医汇通，是从保存和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的愿望出发，主要是用西医来印证中医，力图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他说：“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人体血管

他汇通中西医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如说：“西医谓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入，西医名管，中医名脉，二而一也。”又说：“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谓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他在汇通中西医的过程中，为了维护中医，驳斥当时人对中医的种种妄说，还表现了重中轻西的思想和对西医学说的某种蔑视。他说：“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又说西医不懂诊法，西医不信脉法，西医似精实粗等等。在他看来凡是可以用来印证说明中医古典医理的西医学说才是可取的，实际上他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诸新说，都没有超出《内经》的范围。

唐氏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还反映在他厚古薄今的历史观上，他认为中医学“乱于晋，失于唐，而沿讹于宋……古圣人大经大法久恐湮没不彰……”若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远非西医所及。他这种尊经崇古的思想和盲目地轻视西医，不能吸收西医之长，也不能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容川在临床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所著《血证论》一书，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有关血证的论述，对后世有一定启示。

2.朱沛文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世医之家，其父子兄弟均以医名。朱氏生当清末，又生长在岭南一带，正是西方医学在我国广为传播兴盛之地，故他自幼随父学医，除苦读《内经》《难经》以下多种医书外，还学习了当时传入的一些西医知识，并曾到西医院，亲眼观看人体解剖，这些对他形成中西医汇通的思想都有较大的影响。

朱沛文自叙称：“沛文少承庭训医学，迄今临证垂20年，旨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诸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他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又“信理太过，而故涉于虚”。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这种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在当时还是比较客观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便试图各取其是，加以汇通。

他于1892年编撰《华洋脏象约纂》一书（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汇集《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书中有关人体结构、脏腑图像与西方生理解剖知识及解剖图谱相互参照，加以论述。书共3卷，上卷为五脏六腑形态、部位、功能；中卷为眼、耳、鼻及骨骼结构、功能；下卷为十二经脉，气血营卫等生理作用及西医脏腑解剖图谱，内容较为系统、丰富，集中地反映了他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如“心脏体用说”：“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义甚确，惟洋但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但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他认为中医与西医之间，虽有可通之点，但也存在不同之处，主张通其可通，存其互异。这种科学态度很值得重视。

同时，他在反对封建礼教和评价前人的成就与过失方面，也持比较正确的态度。他对宋以后取得重大成就的医学家如刘完素、李时珍、吴有性等，都予以肯定，对陈念祖等人“率意嗜古”以及王清任《医林改错》在记载脏腑方面的一些错误，也都予以指出。因此，就其学术思想来看，比唐容川等人要进步得多，被后世称为中西医汇通派中一开明医家。

3.恽铁樵

恽铁樵（1878—1935年）名树珏，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孤苦，父母早亡，由叔父收养。苦读经书，才思敏慧，16岁即为人师。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4年，成绩优异，毕业后曾在长沙、上海任教，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小说月报》历20年之久。并翻译有西方小说《豆蔻葩》等，当时颇受欢迎。中年以后因3子均亡于伤寒，乃奋力钻研医学，受业于名医汪莲石。他日为人治病，夜握笔著书，十几年间著作达25种，即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保赤新书》等，统名《药庵医学丛书》。并开办中医函授学校，编写函授讲义数种，有学生400余人。一生发奋著书，废寝忘食。晚年瘫痪在床，仍口授其女慧庄录之成文，直到临终前还在改定《霍乱新论》一书，可谓为中医事业奋斗一生。

恽氏由于博采诸家，学识渊博，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在学术思想上较前人大大提高一步。

他对中医、西医的认识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他说：“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又说：“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复之理即属荒谬”。在当时条件下，他认识到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局部病灶的研究，而中医重“形能”，主“气化”，重视四时五行等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这些看法，指出了中西医的某些特征，对后人有所启示。

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研究医学不应以《内经》为止境，并强调西医学有先进之处。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这种要求不断发展中国医药学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恽氏在从事中西医汇通时，还针对余云蚰在《灵素商兑》中以西医解剖学，攻击《内经》的种种谬论，加以批驳，写了《灵素商兑之可商》一文，与之论战达两年之久。他说：“吾撰著此书，目的在使今之中医，先对于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新文明，固非反对西医而为此书，亦非欲使中医以《内经》为止境而著此书。”他在文中除了肯定《内经》的学术价值外，还论述了治医不应以《内经》为止境的四点理由，充分反映了他主张今人应该超过古人，古今治医皆需兼通其他学科，吸收西医之长，要首先弄清中医学理等学术思想。

他在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的同时，还强调要注重实际效果。他反对中央国医馆关于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他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还在自己的医疗实践和著作中，努力试图做到兼采中西各家之长。如《伤寒论辑义按》：“全书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全书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变化配合以临床经验为准。”其著作大多切合临床实用，如《保赤新书》运用中西医理分析儿科诸疾，处方用药不拘一格，为时人所称道。

对恽氏的医学活动，医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狂汉”“怪物”、“国医叛徒”；有人称恽氏医学为“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实地医学”三合而成，自成一家之言。我们认为恽氏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他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是近代医学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家。

当然恽氏的中西医汇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之处。

4.张锡纯

张锡纯（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他自幼年起即学习四书五经及医书，青年时已为人诊病，曾任军医，并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30岁开始接受西医学说，一生从事临床和中西医汇通的工作。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共30卷，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在辨证论治选药立方上，注重实践，讲求疗效，并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阐发医理，有不少独到见解。书成之后多次校勘重印，在医界流传较广，对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张氏中西医汇通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于是他便从医理、临床各科病症，以及治疗用药等方面，均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加以阐发。他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又说：“《内经》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绎《内经》之文，原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他的中西医汇通主要是试图印证中西医理相通，说明中医并不落后于西医。

在临床上，他主张中西药物并用也是其中西汇通的一个特点。他认为中药、西药不应互相抵牾，而应相济为用，不要存有疆域之见。他写有《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一篇，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因此，他在临床上经常应用西药加中医复方治疗疾病。他极力推崇阿司匹林治肺结核的降热作用。如说：“西药阿司匹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他对中药药理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所进行的中西医汇通，虽然存在片面性，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注重在临床上大胆并用中西药，并不断观察其疗效，对后人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医学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时期，当反动统治阶级崇洋卖国，妄图消灭祖国医学之际，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家，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展中国医药学。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符合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较之民族虚无主义和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显然是进步的。

当然，由于历史和他们本身条件的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