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城市布局及其构成

我国传统城市的规划布局，以方直平整的街道方格网系统最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当然在南方水乡也不乏弯曲幽隐的街巷；西南山区也有不少因山就势道路迂回逶迤的山城。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以方格网街道布局，使行政区、居住区、商业区等相对独立所组成的城市数量最多。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这种传统体系，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第一节　城墙、城门与城市交通

城墙的起源

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城墙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以前，代表城址是湖南沣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此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的河南郑州西山城址也筑有城墙，时间距今约5500年；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西康留遗址也出现了城墙，时间距今约5000年。到了龙山时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很多城址都出现了城墙，如龙山文化的后冈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内蒙古地区老虎山文化的老虎山城址；四川地区宝墩文化的宝墩城址、芒城城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石家河城址、阴湘城址；此外浙江良渚文化的莫角山遗址也发现了类似城垣的夯土土垣，可以说修筑城垣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的共同现象。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已经发现的城址或者聚落遗址中，修筑城墙并不是普遍现象，比如在发现的大量龙山文化遗址中，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大的遗址筑有城墙。这一方面说明筑有城墙的遗址是周围众多遗址的中心城址，是该国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修筑城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湖南沣县城头山大溪文化遗址

当前对早期城市的研究，多关注城市起源等问题，其中也涉及城墙的起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墙起源于环壕聚落，是当时战争防御的产物，其中最具代表的观点是：“新石器时代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的城邑之间也有一条较为明晰的演进轨迹。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开始之后，以集团间的纷争为契机，装备有防御设施的聚落应运而生，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环壕聚落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屈家岭文化的一系列城址以壕为主，墙壕并重，可以看做是从环壕聚落向真正的城邑转变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稍后的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城址仍大致属于这一发现阶段，但版筑技术已经出现，总体水平更接近于建筑技术已较为成熟的夏商时期的城邑。”

城墙的发展和分类

城墙的发展与分类，可分别从纵横两个方面归总。

纵向归总，可以把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原始社会的简单阶段；二、奴隶社会的成长阶段；三、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

简单阶段，起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夏，历时1000年左右。这个阶段还没有“城”的概念，修建在居住区外的土墙石壁只能称为“墙”。

成长阶段，从夏代起到周代止，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化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的宝座下，是用宗法等级制建设的，由各级奴隶主支撑的覆斗式的统治大厦。原始公社时期那种平等互爱的温情时代，像东流江水一样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阶级间明显悬殊的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和不可调合的精神上的仇恨。

奴隶主在阡陌纵横的井字形领地上，一方面为自己高贵的身份和拥有大量的私有财富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又在寂静的田野里感到了奴隶们那深沉的仇恨，于是，奴隶主便按自己的身份、等级营造保护自己家族安全的城邑，因而，这一阶段是奴隶主城邑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城墙营建规模是宗法制度的体现，有鲜明的等级差别，带着浓厚的私家营垒意味。

这个时期城墙的建造形式，从《考工记·匠人》中营建王城的法式中可窥见一斑。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墙厚三尺，崇三之。城隅之制九雉，困峁仓城，逆墙六分。”以这法式来看，王城长宽各为九里，每边墙开3座城门，全城共有12座城门。城墙厚三尺，高九尺。城墙四个城角各高三丈，上建角楼。陡立的城角，成为城防的屏障，增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逆墙就是女墙，“逆”是建筑术语，表示斜度收分，逆墙的高低尺寸是城墙高度的1/6。

以上营建王城的法式仅是书中记载，实际营城的情况，夏朝仅有传说，无据可考。商朝，从1983年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掘出的商汤早期都城——西毫城垣遗址看，当时墙体用夯土板筑而成，厚18米，可城门洞却仅宽2米左右，按这种不成比例的式样推断，城门上还没有建城楼。

商朝城墙外部一般都挖有环城护壕。如：1974年考察商代的盘龙城遗址时，就发现城垣外有宽约10米的壕沟。

周朝，是这阶段的鼎盛时期，特别是瓦和砖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茅次土阶”的建筑状况，城上也建起了高大的城楼，这已从金鼎文的“城”字上清楚地反映出来了。

成熟阶段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清朝，历时2600多年，属封建集权制营城阶段。特点是：军事、政治、经济三要素同时成为营建城池的考虑条件，城墙本体随着武器的发展，型体构造逐渐改进、完善、定型。

这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春秋战国开始，到元朝止，是城墙结构成熟前的过渡时期。

在社会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此时城墙建设中的飞跃是冲破了宗法制的营城典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臣强君弱的政治变化，原来等级森严的宗法营城制，被强臣视若罔闻，诸侯们根据自己的力量和需要违制修筑城墙，兴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潮，这是当时“礼崩乐坏”的新政治局面的产物。此时，齐国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提出了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集中体现了第二次建城高潮的政治趋向。书中首先彻底推翻了体现奴隶主宗法等级制的城邑建设体制。旧制中王城及诸侯的城池称“国”，卿大夫采邑称“都”。而《管子》书中却是以城市大小、居民的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即所谓“万室之国，千室之都”，赋予城级以新的内容。其次，在具体的城建规划上，《管子》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为指导思想，强调按职业划定居住区，废弃旧制中按阶级划地聚居的规定。这既标志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也反映了封建城市经济的需要。再次，在选择建首都城池城址上，与旧制中以井田制为基础的“择中论”相悖，主张“因天材，就地利”，“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总结了选择“国都”地址的经验教训，反映出新兴地主阶级重实际、轻形式的思想观念。

齐国的国都临淄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临淄城原属第三等级的卿大夫采邑，旧制规定只准“方五里”，到战国时期，齐国势力日益强大，问鼎之心渐盛，原“方五里”的小城远不能满足做国都的需要了。于是，齐国便根据自己的需要，大胆地扩建了城池，与周天子分庭抗礼。齐相晏婴在出使楚国时，曾向楚王描述过临淄城的景象：“城中车毂相撞，行人摩背，挥汗成雨，呵气成云。”一派盛世丰年的情景。除临淄城外，燕国的下都，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城都是当时的大城市。

新兴阶级的崛起，掀起了扩城的高潮，但诸侯的强大、争雄又挑起了频繁的战争。由于这时冶炼技术比较发达，制造的武器种类繁多，威力大，因而，城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有变化。考古证实，洛阳涧滨东周城垣，旧城厚度只有5米左右，到战国时加厚到10米以上，重要部位甚至加厚到15米。

西汉初年，北方边境居住着强悍的游牧部落——匈奴。他们乘汉政权初建兵力不足的机会，常在边境侵犯、骚扰，是汉朝的主要外患。为加强边境的军事防卫，阻止匈奴入侵，文帝在位时，晁错曾对边防建设献策，说：“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之内，城间百五十步。”晁错主张建的边城，实际上是“回”形城。一城之内筑曲折廻环的城墙数道，每道城墙都有壕沟相间，城门交错，门内还设机关暗道，不熟悉情况的人，猝然入城，必定迷失方向，最终为守军俘虏。“回”形城的防御功能比普通城强，因而，晁错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文帝的赞赏，马上就在边防建造推行。此后，汉代边防的重要关口就都筑成“回”形城。1961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塔布秃村就发掘出了一座这样的汉代“回”形城遗址。

洛阳涧滨东周城垣遗址

汉代边防的防御网一般是“三里一燧，十里一屯，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易守难攻的“回”形城，通常建在重要的隘口关道，同其他防御点组成完整严密的边境防线。“回”形城在边境上沿用很久，直到辽金时代还在广泛使用。1959年在牡丹江林口县发掘的金代通城遗址，就是“回”形城，只是城门的修建比汉朝又有发展。每座城门分里外两道隘口，隘口之间用曲折的甬道相连，甬道两垣的高度不低于内垣。当地人把这种城门叫做“转角门”、“三环套月门”，其防守能力较汉代更为严密。

到曹魏时，城墙建设有了里程碑式的飞跃。魏都洛阳城的西北角，建了一座堡垒式的金墉城。虽然它仍是夯土板筑而成，但在城墙外侧，创造性地修建了突出墙体的墩台，城隅修建了角楼，城顶外沿建了女儿墙。墩台、角楼、女儿墙这些城墙上军事设施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城墙的战斗作用和防卫能力，也反映了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

唐朝的边防城墙，出现了保护城门，延长城门防线的瓮城。瓮城的出现，缓解了城门遭火攻的威胁。

城门普遍建造瓮城是从宋朝开始的。宋人用火药制造火器，并大量用于战争，城门首当其冲成为整个城防的薄弱环节。因此，宋朝不仅边防城墙修瓮城，内地的城池一般也都筑瓮城，重要的城池还加筑三四道瓮城。

元朝是“过梁式”城门向“券拱式”城门转变的过渡时期。1969年，在拆除北京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包裹在其中的元大都和义门及其瓮城遗址，处处可见过渡痕迹；门砧石上留有铁“鹅台”（承门轴的半圆形铁球），砖券只用四层券而不用伏（券是竖砖，伏是丁砖），四层券中仅一个半券的券脚落在砖墩台上，说明砖券技术未完全成熟。

后期，从明朝到清朝，历时592年，为城墙建设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全国大小城市普遍修有城墙，马面、女儿墙、角楼、垛墙、敌楼、箭楼、城楼、闸楼、吊桥、瓮城等城墙上的附属军事设施已成为城墙构造的定式。

明朝对城墙的最大改进，一是用砖砌墙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二是改变使用了2000多年的木构过梁式城门为砖砌券洞式，城楼也变为直接砌筑在砖面的城顶海墁上。以砖代木，有效地防止了火攻城门的威胁，大大提高了城墙的防御能力。

这个改进，标志着我国的城墙建筑已完全成熟了。

从横向归总，城墙的建造可分军事城堡和普通城池两大类。

军事城堡，以守边、保卫疆土为目的，因而，防御严密为其突出的特点，一般都筑有附属军事设施。

普通城池，特别是都城的城墙，以显示国威为重要内容，雄伟、威严是它的特征，一般不建军事附属设施，但城内筑重城，城墙厚大敦实，尤其城门建造得特别壮观。汉长安城的城门全是三道观，唐长安城的正南门则筑有五道观。雄伟宏大的外形，从精神上造成一种威势，使人肃然起敬。

知识链接

淮阳平粮台城址

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侧。1979年发现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多次进行考古发掘。据碳14测定，城址距今4100～4300年左右。对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门

古代城市的城门是严格管理的城市出入口，因而也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起点，城市主要干道与市际道路是合一的，而城门则成为城市内外交通的联结点，这里往往形成了交流的集市，有车马店、栈房等。宋以后在出城干道的附近往往形成关厢地区，有的关厢地区形成商业中心，后来又加筑了关城，另开了城门。

城市道路系统的形式及道路的分级与城市的性质规模有关，也直接与城门的数目有关，都城每边开三个门（北面通常只开2个门），如唐长安、元大都、明北京等。各有三条东西向及南北向的主要干道。州府城市一般每边开两个门，干道系统形成井字形，如宣化、安阳等。一般的县城，每边只开一个城门，道路系统成十字形（或丁字形）。都城及州府的道路可分为干道、街、巷三级，县城的道路则分为街和巷二级。

古代平原地区城市道路大部为方格形，有的完全方正规则，垂直相交，类似棋盘格式的道路网。也有的城市的道路网基本为方格，但有部分道路并不规则。在地形较复杂的山丘地区，道路走向就只能随地形起伏而弯曲。

古代城门

周王城的主要道路有九轨宽，为三条并列的道路。汉长安城宣平门、霸城门内大街均为三条道路并列，中间的路较宽为皇帝专用的御路。唐长安城中也有帝王专用的由大明宫经兴庆宫通到曲江池的用夹城保护的专用道路。宋开封城规定城内四条主要道路为御路，在路中间用红漆杈子将御道与其他行人隔开。明清北京城从宫殿至天坛的主要中轴线的干道上，也有高出两边道路的御路，皇帝出行时要铺黄砂，这些都反映了要突出帝王的权威和安全保护的作用。

城市道路的两旁种植树木，唐长安、宋东京都有沿街植树、以及如何管理等的记载。城市道路两边有排水沟，有的是明沟，也有的是暗沟。路面多为土路，唐长安城有关于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发生交通阻塞的记载，南方城市中路面有的用石板铺筑，也有用砖或石块、瓦片等砌成的路面。

水乡城镇的道路系统与河道系统形成一个互相密切配合的系统，苏州的道路系统最为典型，许多地段形成前街后河的格局，在河道交叉口与道路交叉的桥头小广场往往形成交道及商业中心，形成了水乡城镇的特有风貌。

城市道路的宽度由小到大，到唐长安城时达到了顶峰，不过这样大的宽度除了偶尔举行的皇帝出巡、郊祭等人数庞大的仪仗队通行的需要外，平时很空旷，超出了正常的交通需要，所以在后期经常发生侵街筑屋及在街上挖地种菜的情况。比长安城稍晚的洛阳城，也是规划长安的宇文恺所建，布局与规划思想也与长安类似，但是道路宽度普遍缩减，这是总结了长安城经验教训的结果。宋东京城产生了商业街，道路的宽度也明显缩小了，商业街两边的店铺建筑互有吸引力，行人穿越道路的次数大大增加，过宽的路显然对行人不利。城市道路逐渐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中心，因此路窄些可以增加市民交往的亲切感，以及产生紧凑、热闹、繁华的气氛。这种从大到小的演变规律，和今天在城市规划中要求道路按功能进行分类分级及步行街的规划理论是完全符合的。

轨与市

道路因交通的需要而产生。在我国古代的城市中，对各种城市的道路宽度即有规定。如周代的城市道路是以“轨”作为表示道路的等级和宽度的基本单位。《考工记》中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量的大小而不同，市内主要干道最宽，环城道路较窄，城郊道路更窄。还有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以轨为单位说明城市道路宽度大小的决定因素是车辆的数量，道路上主要是考虑车行的方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用道路将城市划分为许多坊里，通向城门的道路为干道，商业则集中在靠近干道的“市”内。

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道路系统规划更明显的突出了道路系统的功能，道路两边是封闭的坊里，有坊墙坊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府第可以直接面向城市道路开门，路非常宽，在古代城市中达到了顶峰，中轴线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度达150多米，后开辟的大明宫前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80米，其他的干道也达100米、120米，最窄的也有60米，道路主要是供行驶车马，商市则集中在规模很大的东市和西市。洛阳城的道路系统与长安城类似，宽度则要小些。

宋东京（开封）城的道路性质，与唐长安有很大的不同，道路除了交通功能外，两旁还分布着各种店铺，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并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道路的宽度也大为缩小，一般只有30～50米。这种趋势到宋以后的城市愈加明显，有的城市的道路宽度只有10米左右或更窄。

唐长安城的道路有全市性的主要交通干道，和一般划分坊里的城市街道，在坊内另有道路。这两种道路系统的性质与宽度有明显的不同，坊内道路只有10余米宽，还有一些车辆不能通行的小路叫“曲”。

宋东京城（开封）的道路有主要交通干道，多为通向城门的道路，有的虽不是主要交通干道，却是繁华的商业街，也有的在主要交通干道的某一段形成了商业街。街是商业店铺集中所在，巷是联结各住户院落的入口。

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的道路也有明显的分工，有的通向城门的主要干道，宽度较大，这些道路的交叉口（如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或其他段落也集中着一些店铺。另有一些商业较集中的街，如王府井大街、大栅栏宽度较小，有一些巷和胡同，是住宅区的内部道路。一般小城市的道路可分为街与巷，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也是商业街，巷是居住区内部道路。

知识链接

古代道路的分级

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公元前11世纪至前5世纪，道路的规模和水平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较为系统的路政管理，人们已将道路分为市区和郊区：城市道路分“经、纬、环、野”四种，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城中有九经九纬呈棋盘状，围城为环，出城为野；郊外道路分为路、道、涂、畛、径五个等级。

第二节　城市的居住与里坊

闾里与里坊

中国古代城市中居住区称“闾里”，如西周王城东面的成周城（均在今河南洛阳）中有闾里，集中居住着一些殷代的旧民。自战国时期到三国时期，直至两晋，城市都采用以闾里为居住单位的组织方式。里是一个封闭的居住单位，闾是里的门。古25家为一闾或一里，后以“闾里”泛指居住里巷。

汉长安城中，据记载有160个闾里，里内是一些排列得很整齐的住宅院落，分布在城内各宫之间，有名可查的就有宣明、建阳、尚寇、南平、大昌等。闾里内“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内沿巷的一些居住院落并行排列，有围墙和门。

曹魏的邺城，改进了汉代长安宫城与闾里相参、布局松散的状况，形成了一个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的城市。东西干道将城市一分为二：北半部为宫殿、铜雀园，西北部为戚里，是供贵族居住的里坊；城市南半部则为一般的居住里坊。

北魏洛阳是拓跋氏将都城由平城南迁，并按汉制建设的城市。据记载，城中共有320个里坊，每坊边长300步，坊有坊门和坊墙，建造这种封闭式里坊的目的在于：“虽有暂劳，奸盗永止”，是为了加强城市统冶者对城市的治安管理。

隋唐长安城是里坊制发展的高峰，全城共有108个坊，在中央干道——朱雀大街的东西各54个坊，分别属万年、长安两县管辖。

坊的大小不同，共五种：第一类18个坊，约26.7公顷；第二类18个坊，约34公顷；第三类47个坊，约合49.2公顷；第四类14个坊，约合52.2公顷；第五类10个坊，约合76公顷。坊的面积如此大，在古代城市中也绝无仅有。50公顷的面积在现在的居住小区规划中，也少有这样大的面积。

汉长安城遗址

坊为封闭形，四周有坊墙，就像一座封闭的小城市。唐长安城的坊墙墙基厚度为2.5～3米，高约2米，有坊门，有的开东西二门，中为一字形道路，有的四方均开门，有十字形道路，坊门按晨钟暮鼓定期启闭，不许一般住户在坊墙上开门，只有贵族、寺庙及二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在坊墙上开门。

坊内也有许多寺庙，有的寺如靖善坊的兴善寺、保宁坊的吴天观，甚至可以占半个坊或一个坊的面积。

贵族的府邸占地很大，有的占1/4坊的面积。这种严格管制的居住里坊仅符合统治者治安的目的，显然不能适应城市居民生活的要求。到了唐代中后期，这种严格的管制也松弛了下来，破坊墙沿街开门的事情也常发生，甚至有在坊墙外的街上筑屋的事情，即所谓“侵街筑屋”。坊内本来也不许开店，后来也逐渐废弛，开设了一些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店铺。

严格管理的封闭的里坊制，完全是按封建统治者为便于管制居民的要求而建造的，与城市居民生活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因而唐长安城的后期，里坊的严格管理制逐渐松弛，而后来即逐渐完全突破了里坊制。

街巷与街坊

宋代的城市，如汴梁、临安，城市中也有坊的名称，但已不是唐长安城那种严格管制的封闭的坊，而只是城市中一定地段的管理单位，如汴梁城分为八厢，厢下设若干个坊，在街巷的入口处有牌坊且上书坊名。

平江府（苏州）城中也有许多坊。《平江城坊考》中详细地记载了坊名。在宋《平江图》上也还可以看出一些牌坊上的坊名。

从唐代的坊到宋代的坊，不是突变的或某时下令拆倒坊墙，其间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种变化的动力是城市生活及居民的要求。此外，唐长安及东都洛阳确有这种严格管制的坊，在其他一般城市是否都如此，还有待研究。

元大都城中也有60个坊，但只是一些地段的名称，其组成方式是以街巷（胡同）连接许多并列的院落。

1963年，我们调查过山西省新绛县城（绛州），从现状与历史记载对照，参照隋代《绛守居园》的描述，该城市布局可以追溯到唐代，城中也分为四个里坊，均有坊名，但已无坊墙等的痕迹可寻。

知识链接

里坊制的发展

汉代的棋盘式的街道将城市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这是里坊制的最初形态。开始是坊市分离，规格不一。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到唐代后期，在如扬州等商业城市中传统的里坊制遭到破坏。坊市结合，不再设坊墙，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演变，此外夜市也逐渐兴盛。里坊制的极盛时期，相当于三国至唐。三国时的曹魏都城——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成“里”（“里”在北魏以后称为“坊”）。

第三节　古代城市的商肆与绿化带

商肆

剩余产品的交换需要固定的市场，是城市产生的重要的原因。起初商品交换的品种不多，数量不大，在城内某一地点进行定期的交换已可满足要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及社会的分工，商品的种数逐渐繁多，数量增大，由直接交换的方式逐渐转变为通过中间商人及货币进行买卖，就形成固定的商市，以商为主。商业发展，封建政府为便于进行征税和管理，在城内设立若干处市，设有管理机构及官员，管平价、征税、治安、度量衡等，汉长安城中有9市，汉魏洛阳城也有几处集中的市，隋唐长安城设有2个很大的严格管理的东市、西市。隋唐洛阳也只有3个市，这种情况说明商业发展后，政府需要加以管理，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城市经济水平并不太高，一般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以致这样大的城市，只有两三个市，这种过分集中的市也是不方便的，唐长安后期严格管理的市也逐渐松弛，在坊里中也出现了一些店铺。

北京汴京店铺很多，仅《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一百多家。交易最为频繁的是米、肉、果子、帛、胭脂、药材等商品。商市的分布突破了严格控制的集中的方式，商店分布在各条街道上，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要求提高的必然趋势，城市中也有多处商市，多是街道的某一段，也有某一地点或大型建筑内进行的定期的集市。开封的相国寺就有定期的集市，也有在近城门处，或城门外有定期的集市，是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为城乡物资交流，农民出售农村副产品及行商小贩服务。

集中的市内又按不同的行业分为若干肆，这是商业手工业发达后，分工较细的结果，隋唐长安的市中就有3000肆的记载。宋东京城中，虽然各行业并没有分街道集中，但各条街也因其通往的地区及在城市中的位置、行业的分布也有所侧重。一些定期的市集及庙会中也有按不同商品划分地段的情况，明清一些城市中的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按街道集中的情况很普遍，这从留下来的街道名称中也可看出，如花街、打金街、缸瓦市、猪羊市等。这种情况与封建行会的组织有关，对市民购物方面也有一定的方便。

市起初多是商业交换的场所，隋唐长安的西市中已有商业与手工业作坊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前店后作坊。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商业街中也很普遍，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流动的商旅的增加，商业中心的市或商业街，也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所在，除了商业手工业外，还集中着一些为商旅服务的旅店、饭馆、酒楼、茶馆，还有一些游艺、杂耍、剧场等。宋代的游艺场所瓦子一般也是靠近商业中心的，明清时代的一些大的商市或大的庙宇的商市，也属这种综合性的城市生活中心的性质，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及北局。

宋朝的商肆

宋以后城市中的市有多种形式，有“道会”“社会”或“庙会”等定期市，如明、清时代北京的灯市、广州的花市等；也有一月中隔一定日期的集市，名称各地不同。北方称集，西南地区称场，广东称墟，小城镇的集市，定期轮流举行，附近的几个城镇、集市日期错开。有些较大的城镇还有按货物种类分开的定期的市集，如羊马市、柴炭市、果集市等，这些商品多来自农村，是城乡物资交流的所在，地点靠近城门或在城外，如是水网地区则在靠近河道交叉处或桥梁渡口处。农村中集市的分布较均匀，一般约20～25千米一处，农民去赶集，早出晚归，午间是集市最盛时，这些是古代“日中为市”的传统习惯。

商业街形成后，靠近道路交叉口的地段，由于交通方便，人流集中，有利于营业，商业店铺及其他服务设施如饭店、茶楼、酒馆也最为集中，形成城市的商业中心，小城市多形成十字街，就在十字路口形成中心，大城市也是在主要道路交叉口处形成闹市，如清代的北京就在东单、西单、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前门外、珠市口等处形成商业中心。

河道较多的水网地区城镇，商市的分布与河道关系很大，有的商业街沿河道分布，河道交叉处及桥头往往形成闹市。

明、清时代一些城市还在城外发展形成的关厢地区加筑了城墙，这一带也往往是城乡交流的商业繁盛的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中，宗教在城市生活中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占统治地位，因而也不像欧洲中世纪城市以教堂及其附近的广场形成城市中心。由于中国建筑是院落式的，如果有庙会商市，也是在建筑群内部的庭院中进行。

商业街道也往往与交通性的道路分开，如北京的主要商业街王府井大街与东西长安街垂直、前门外的主要商业街廊坊头条与前门大街垂直等。当时城市的交通主要是行人、轿子、马车，所以沿街布置密集的商店与交通的矛盾也并不突出。

集市与庙会

以农民为主，进行物物交换形成的集市一直在农村中存在并成为农村商业的主要形式，名称各地不同，大多称市，也有称集、墟、场等，逢每月的二、五、八日或三、六、九日在相邻的几个集镇轮流举行，称赶集、赶场、逢集，多数为一般农民，也有一部分商贩流动其间。在一些地方，在指定的集镇定期举行牛、马等的集市。

城市中的一些大型庙宇定期地举行庙会，由于人流集中，也往往形成商市。有的是临时性的集市，也有的形成了常年的商市，如北宋东京的相国寺，实际上成为市民的一个商业中心。明清北京城的地坛、白云观在春节期间的庙会；隆福寺则形成商贩云集的小商品市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改扩建为隆福寺商场。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豫园）、苏州的玄庙观（包括观前街）因位于城市中心，也成为商市、茶楼、酒馆、小吃及娱乐的中心。

上海的城隍庙

商帮、会馆、票号、牙行

明清时期，国内大市场的发展形成一些商帮，较大的有晋商、徽商、粤商（包括潮州帮），他们遍及全国，在国内一些水陆交通中心及商贸发达的城市建立会馆，类似一些行会的形式，也为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比较多的有晋商的山西会馆，粤商为主的两广会馆、潮州会馆等，会馆也为到该城市谋生、求学的同乡服务。

在一些城市中，也有的同业行会形成会馆、商会、公所等，如药业、盐业、钱业等，这也是封建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清代国内最大的商帮为晋商，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远至国外，为便于资金交流及支付，创立了以银两汇兑业务为主的商号，其发源地及中心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太谷、祁县一带，票号后也发展为进行信贷业务的钱庄，也是中国模式的银行业的雏形。

商业的繁荣还出现了一种中间经纪人——“牙行”，代客买卖收取佣金，有的牙行“富甲一邑”，多兼营旅栈邸店，或与他们有联系，还联络脚行、船行等行业。有的牙行是零星收购而又集中起来大量批发。邸店从唐宋时期即集旅馆、货栈、仓库于一身，这种机构大大方便了客商，当然这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欺行霸市的商霸，如鱼霸、粮霸等恶势力。

绿化与苑圃

古代都城一向重视城市的绿化，历代帝都道路的两侧都遍植树木。一般说来，北方以榆树、槐树为主，南方则槐、柳并用。唐长安城街道两侧槐树成行，绿树成荫，当时人称之为“槐街”。白居易的诗句“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描写了这一景观。皇城和宫城内遍植梧桐和柳树。都城的中轴线中心大街的绿化，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隋东都洛阳中央御道两旁还尽植石榴和鲜花，长达4.5千米，微风一过，花浪起伏，十分壮观。

供帝王将相游玩田猎的苑圃也是都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统治者田猎游玩的需要，历代都城都在城内城外开辟了大量的沟渠池塘和禁林御苑。

早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在都城建苑圃的风气已相当兴盛，楚庄王所筑的层台，吴王夫差所修的姑苏台、海灵宫，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在渭河之南开辟巨大的上林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苑中造有许多离宫别馆。秦始皇迷信，不仅派方士到处访求仙人，还在苑中“作长池，引渭水”，用石块泥土堆砌蓬莱、瀛州等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开创了人工堆山的先河。

唐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是著名的风景区，玄宗时又在兴庆坊修建了富丽优美的园林兴庆宫。长安周围风景名胜甚多，骊山脚下的华清官、华清池更是闻名于世，唐玄宗每年冬天都带着杨贵妃去那里避寒。白居易《长恨歌》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就是对此事的写照。北京、开封和南京、杭州的城内城外，都有巨大的林苑。杭州西湖系在天然胜景基础上精雕细琢，开封的风光则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清代用了百余年时间，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经营西郊风景区。其中圆明园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登峰造极的杰作，可惜后来被西方侵略者烧为废墟。

除了众多的皇家苑圃，都城中的富豪和贵族也造了不少富于自然风景的园林。例如，西汉长安茂陵的巨富袁广汉，建了一座花园宅第，东西、南北各达一二千米，园中构山为石，引水为池，池中又积沙为洲，奇树异草，无不具备。自南北朝以后，在住宅后部或宅旁建造山池园林形成风气。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园，占地17亩，除房屋占2/3，其余便是水面、竹林、涧亭和假山。私家园林和皇家苑圃交相辉映，构成都城风景区的主要部分。

知识链接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现今徽商概念多泛化指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第四节　宫殿、坛庙与广场

宫殿、坛庙

宫殿和坛庙是古代都城的重要建筑物，构成都城布局的一个方面。

宫殿是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场所，也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历代帝王都造了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但至今仍能见到的宫殿，只有明清时代的建筑，最主要是北京和沈阳两地的故宫。就二者而言，无论规模之大、建筑技术之精和使用时间之长，北京故宫都在沈阳故宫之上。

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历经明清两代的24个皇帝，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整体上看，它位于皇城的当中，居于北京城的正中，全城的中轴线从宫殿中穿过。宫内的全部建筑也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主要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

外朝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大殿，是宫城中最庞大的建筑物。自天安门进入，越过端门，穿过故宫的正门午门，跨过内金水河，经过太和门，即进入三大殿。第一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明清两朝举行大典的地方。每逢新皇帝登基，颁发重要的诏书，元旦、冬至、皇帝生日、发放新进士皇榜，都要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第二座殿中和殿是一座方形的殿堂，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或演习礼仪的地方。第三座殿保和殿是年终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清雍正以后进士考试的殿试也在这里进行。

内廷在保和殿后面，是皇帝和他的家属居住的地方，主要有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和皇后的寝宫坤宁宫，加上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三座宫殿的两边是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妃嫔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历来所说的“三宫六院”。

天坛

古代社会的人们，普遍相信在宇宙间存在着超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和重要的山河都各有其神，支配着庄稼的收成和人间的祸福。同时，他们又崇信祖先，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为了祈求上天和祖宗的庇佑，历代皇帝在都城均建立了很多祭祀自然和祖先的坛庙。不过，坛和庙并不完全相同。坛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湖、风雨雷电等各种神祗，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即属于这一类。庙主要用于祭祀祖宗先贤等，如太庙、孔庙、关帝庙等。先农坛比较特殊，它由先农坛、太岁坛、山川坛三个坛组成。它既祭祀农神后稷，又祭祀农时和山川，兼具两者性质。

广场

自原始社会后期华夏大地出现广场的雏形，到19世纪末西方广场开始引入我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特色的广场一直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持着鲜明的特色与历史的连续性，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广场体系。在悠悠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灿烂多彩的中国广场文化，尤其是唐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广场生活更加丰富，为民族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基。

考古发掘的成果给今人认识原始广场提供了一扇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陕西临潼县姜寨村附近的一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历时8年的科学发掘，取得显著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仰韶文化初期比较完整、清晰的母系氏族村落基址，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居住区中心是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房屋建于广场四周，房屋的门向都朝着广场。东、西、南、北四面有五座面积各达80～120平方米的方形大房屋，为氏族集会、议事、宗教活动、老人和小孩居住的公共场所。每座大房屋附近分布着10～20多座方形或圆形的中小型房屋，这是氏族成员日常生活、居住、贮物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以大房屋为中心的五个建筑群。像姜寨村落基址保存得这样完善，布局这样清楚，为国内以至世界同期遗址所少见，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宝贵发现。它对研究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以及生产、生活、文化、意识形态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认识中国原始的广场形制提供了难得的实证。

姜寨遗址的发掘，展现了相当完整的围绕中心广场的布局实例。大致同期的西安半坡遗址也是环绕广场进行环形布局的，先民利用小型住宅沿圆圈密集排列而形成一个中央空间，在通向东部窑区处留有较宽的通道，大房子设在广场中央偏西处，门东向中央空地。这种位于人类原始聚落中的形式简单的中央空地，是广场的雏形，也是当时建筑群落的中心。“公共性‘大房子’位于广场边缘或中心，这绝非偶然，而是共产制原则的社会生活所促成的。”这种露天的公共空间，应是先民出于对生活和生存的需要而有意识地用建筑围合而成的，一方面，这种居住形态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表明生产方式从游猎生产向农业生产的转换，居住方式从流动和利用天然洞穴向定居和人造空间的转换；另一方面，这种以较小的房屋围绕中间空地及大房屋作环形布置的广场形式也呈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明了广场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先民们在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用血缘纽带集合在一起，过着平等、民主、互助、团结的集体生活。这个集体活动场所实用性要求促成了环形布置的广场布局与居住格局，从而满足了部落内部成员防卫、生产和集会的需求。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期，人类对大自然威力的感受是极为深切的，自然现象尤其是天气变化使农业的丰歉不仅仅取决于人的劳动，更取决于自然的恩赐。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这些现象自然而然地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先民希图以载歌载舞来表达对上苍的敬意并唤起上苍的慈悯之心，这当是祈祷、祭祀之类的原始宗教活动产生的基础。为在室外举行祭祀神祗、部族集会等公共活动，就需要在聚落布局中留下一定的室外空间。这种是最初的、具有一定功能的、面向全体居民的形式简单的公共外部场所，就是原始的广场。显然，这些活动既具有明确的超越性，又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与适应性。《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日水火财物。”不仅反映了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及人对自然的崇拜，也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的适应与利用，而原始的广场活动就留下了类似痕迹。

中华先民的原始广场活动，对于激发先民的劳动热情，促进民族的文化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记·杂记下》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认为，宗教活动中的醉饱欢乐不仅使稼穑者能得到一定休息，达到劳逸结合的目的，更是“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而导以礼让的手段，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人的社会性得到充分的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广场及其文化活动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和象征。先民的宗教礼仪活动，尤其是民众化的祭祀活动，也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培养基，为后世贤哲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从而打开了后世开阔自由、轻歌曼舞、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品貌和风格。

知识链接

天坛

天坛在故宫东南方，占地273公顷。比故宫大4倍，是明、清朝两代帝王冬至日时祭皇天上帝和正月上辛日行祈谷礼的地方。天坛建筑布局呈墙总长3292米。最南的围墙呈方形，象征地；最北的围墙呈半圆形，象征天。北高南低，这既表示天高地低，又表示“天圆地方”。天坛的主要建筑物集中在内坛中轴线的南北两端，其间由一条宽阔的丹陛桥相连结，由南至北分别为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和皇乾殿等，另有神厨、宰牲亭和斋宫等建筑和古迹。设计巧妙，色彩调和，建筑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