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巧夺天工的刺绣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从产生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古代，凭借着先民的智慧与技艺，刺绣不断向前发展着，并逐渐走向了世界。

第一节　刺绣史话

孕育滥觞：先秦刺绣

刺绣工艺最原始的功能是对服装的装饰。在没有服装之前，人类曾经运用黥面、文身、彩绘等方法装饰身体，以标识自己的身份、地位，表明部落、阵营、性别的归属。身体上的色彩与纹样在祭祀、求偶、生产、战争等诸多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服装诞生以后，具有装饰性的服装最终取代了直接装饰身体的手段。原来出现在身体上的纹样，通过织花、彩绘、刺绣等工艺手段转移到服装上，于是，装饰的作用更加鲜明，更加重要。

刺绣的起源，目前工艺美术界一般认为略迟于纺织，是随着缝纫的产生而逐步发展的。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刺绣活动就与服装紧密关联，这就是《尚书·虞书》中所说的，舜命禹制作章服的故事。舜对禹说：“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缔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的天子衮服十二章即源于此。十二章以“衣绘而裳绣”为原则，绘绣并用。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说：“画缋之事，五彩备谓之绣。”十二章是天子的服饰纹样，通过缋绣表现于服装，强调天子的地位、权力与责任，服饰的作用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有关服饰上刺绣，产生的年代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远远要早。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刺绣实物，证实为西时期所产。这就是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刺绣印痕。泥土中印痕清晰明艳，完全采用了辫子股绣，先用黄色的丝线在染过颜色的丝绸上绣出纹样，再用颜料涂绘纹样，有红、黄、褐、棕四种颜料。其中红、黄两色系天然朱砂（硫化汞）和黄石（三硫化二砷与硫化砷）加粘着剂涂染。这一发现表明了早期刺绣是和绘染有密切关系的一门工艺。正与《考工记》所说的“绘缋之事”不言而合。但是，这么成熟、精美的刺绣，实在让人很难相信这是最原始的状态。在此之前，必定还有更为初级的绣作。所以，这些印痕，应是刺绣发展到一定时期后趋向成熟的产物，不是刺绣的诞生。还有一种可能，更原始的刺绣只是因为不易保存而不为人们所知，剩余的残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刺绣虽然以服饰为主，但价值昂贵，并代表着高贵的身份地位，仅贵族或首领才得行用。《诗经》中多处提到刺绣服装，如《唐风·扬之水》中说“白石凿凿，素衣朱，从子于沃。……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秦风·终南》中说“黼衣绣裳”，《豳风·九袴》中说“衮衣绣裳”，都是描写贵族盛装的写照。这一时期，局势动荡，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交往频繁，曾以锦绣作为相互馈赠的礼物。《史记·苏秦列传》说赵王“乃饰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此时贵族服饰的华美精致，在已经发现的战国遗物中多有证明。早期的实物见于1958年湖南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椁楚墓和河南信阳光山春秋黄国墓的出土文物中。长沙所出刺绣为绢地，粘贴在棺椁的挡板上，大部污损，从尚为完好的两块残留上能看到表现的内容有龙凤、鹤鹿和蔓草，全部采用辫子股针绣成。纹样流畅优美，与江陵马山砖场所出的对龙对凤纹样极为相似。河南信阳光山春秋早期黄国墓的刺绣残片也是辫子股针绣成，纹样造型类蚕，空心钩边，被命名为“窃曲纹”。前苏联西伯利亚巴泽雷克也出土了一块春秋战国的刺绣鞍褥，纹样为凤鸟串花，对称布局，刻画生动，采用了彩色丝线辫子股针。

古人刺绣图

战国中晚期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刺绣，于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砖场一号楚墓发现。这一批刺绣实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纹样之精美、色泽之灿烂都令世人惊叹。共21件。有面衾、绣衣、绣袍、绣裤和夹袱。绣地以绢为主，只有一件罗地。表现题材以龙、凤、虎、花卉居多。

刺绣的针法全部采用了辫子股针（锁绣），以单行绣纹形成线条，或用密排的线条构成宽线条，花纹的主体部分是多行密排的线条构成的块面，将绣地完全覆盖。在许多绣地上还保留着原来描绘的笔迹（勾绷）。图稿的笔迹用淡墨或朱红绘出，是刺绣的依据。当时，在这些绣品中可以发现，刺绣时，绣工往往会对一些图稿做出局部的修正，使纹样更加完美。从用针的风格差异上可以知道，那些较大的纹样不止一人绣成，是多人合作的结果。绣品都是在成幅的绣地上绣好，然后再裁剪使用，靠近幅边的花纹一般绣得比较简省。刺绣纹样的大小根据实际需要而定，衣袍上的纹样约50厘米，衾面上的纹样都比较大，最长的达到181厘米。绣线的颜色丰富，计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朱红、橘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12种之多。

刺绣纹样的主题都是龙和凤鸟，几乎无一例外，但形态各异：有高冠展翅飞翔的凤；有昂首、卷尾并相向舞动的鸟；有相搏的凤鸟或龙凤；又有作S形盘旋的大龙；还有共身相蟠的龙凤和活跃于花草间的龙凤虎。考古工作者根据形象对这些纹样进行了重新命名，共得以下几种：蟠龙飞凤纹，对凤对龙纹，一凤一龙相蟠纹，一凤二龙相蟠纹，一凤三龙相蟠纹，舞凤逐龙纹，舞凤飞龙纹，龙凤相搏纹两种，飞凤纹，凤鸟纹，凤鸟花卉纹，凤鸟践蛇纹，以及龙凤虎纹等。

“龙凤虎纹绣”发现于刺绣蝉衣上，形象均穿插于舒卷流动的花草中间。总体上以正菱形为骨架，在每个菱形单元内经营工整对称的内容。这种格局是为安置复杂多变形象的专意设计，有了这骨架，具体的形象就可以在框架内获得更为丰富的变幻自由。浅黄绢地面衾上绣有“对龙对凤纹”。用正方形套叠三角形为骨架完成布局，龙与凤均成双成对，遵循着严格的对称规则，形成疏朗而均匀的特征。“龙凤合体相蟠纹”明显地吸收了织锦的布局方式，用单元菱形纹为骨架，采取1/2相接，铺陈为四方连续图案，交叉点上又安排圆点图案，增强节奏感。“蟠龙飞凤纹”则注重块面地塑造，纹样在流动中相互顾盼；龙的腾挪、凤的婉转相互映衬，同时又严格地保持着对称的格局。

马山砖场一号楚墓的墓主人所处社会地位仅比“士”略高，不算显赫。但墓中的随葬品却如此豪华瑰丽、精美成熟，这说明刺绣在当时的应用范围已不仅限于贵族，可能比今人想象的要宽泛。这批刺绣的总体特点体现在先进的设计思想和精湛的刺绣技法中。对称、均衡的布局和几何形体的图案骨架都显示了设计者在图案构建上的丰富经验和审美理想。变幻莫测、复杂流动的题材内容居然能够有条不紊、灵活机动地构建出一幅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没有坚实的设计基础是无法实现的。工艺技术上，全部采用辫子股针，不加画绩填彩，一律用色线表现颜色，证明绣绩相依的局面已经宣告结束，战国时期的刺绣艺术以更为鲜明独立的特征占据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应有的地位。

崭露头角：汉魏刺绣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220年），在农业生产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手工业亦得到了相应的恢复与发展。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丝织品的大量使用，直接刺激、促进了刺绣工艺的提高。当时华美的丝绸和多彩的刺绣犹如春兰秋菊，成为标志着汉代手工业鲜艳灿烂的两朵奇葩。正如描绘汉代盛况的卢照邻诗《长安古意》中所写的：“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这是描写华贵马车的车盖、车幔上面绣着凤凰，垂饰是用五彩羽毛或丝绸做成的流苏，好像是凤凰吐出了流苏，带来了晚霞一般的光彩。这在当年又是何等高超的手工技艺啊！

汉代刺绣种类繁多，绣技精巧，分布地区广，在文献记载痕迹颇多。从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的《西都赋》中关于“昭阳特盛，隆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囊以藻绣，络以纶绣”的记载可以看出，刺绣不仅用来装饰华美的服饰，同样用来装饰皇宫里的墙壁。他还曾为西汉大臣霍光逝世时，汉宣帝赠绣被一百领之事作诗曰：“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当时，不仅皇宫如此，大地主、大商人的宅第同样布满华丽的刺绣品。贾谊《陈政事疏》中就有提到：“白谷之表，薄纫之里，徒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占客者以被墙。”表明汉代对于刺绣品的欣赏与使用已成为达官显贵趋之若鹜的“玩好”，以致皇帝只好采取限制的措施。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贾人“毋得衣锦绣”。《后汉书·皇后本纪》夸耀邓皇后的节俭说：“御府、尚方、织室，锦绣……之物，皆绝不作。”汉代时期，刺绣与锦更是被当作是珍贵的赠品，赠与匈奴等民族的贵族阶层。《史记·匈奴传》记载了汉代诸部族君长“喜衣锦绣。”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朝觐见，汉宣帝赐帛、绮、绣共计80匹，为了满足西北部族首领的需要，宫廷每年要织成千上万匹锦绣，作为团结部族的礼品运往西北各地。

刺绣在汉代已开始专业生产。东汉时的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表明绣工与织工已有明确分工。在官营手工业中专门开设纺织、刺绣作坊生产。京城长安便有“东织室”“西织室”，隶属于“御府令”的“织室令”主管，专门为皇室贵族使用的各种服饰用品织绣。汉代统治者还在一些织绣工艺高度发达的地区，如陈留（今河南睢县）、齐、鲁一带设立管理机构。民间刺绣在齐、鲁等地区较为发达，王充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汉代主要以衣服装饰和日常杂物作为刺绣的品种，作为观赏的“画绣”并没有出现，这一点我们从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汉代的图案花纹早期以云气纹与鸟兽纹为主，变化多样。有时云气纹是主体图案，有时与各种鸟兽纹（龙、凤、孔雀、鹿）穿插分布在一起，表现出缭绕飞卷的形态，使整个画面变得灵活生动起来。其间也寄托了封建统治者祈望长生不老、分享神仙欢乐等种种愿望，也是儒家“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和燕齐方士道学观念的反映。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了战国以来装饰图案的传统风格。一直发展到东汉，以云气纹穿插变形鸟兽为主的纹样，逐步向比较写实的植物纹、鸟兽形过渡，这一变化不仅表现了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娴熟的技巧，也暗示了隋唐以后刺绣图案向清新、自然的写生花鸟纹发展的趋势。

刺绣菊花

刺绣工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220—589年），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在这300余年中，一方面战祸频繁，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两汉的织绣中心——齐郡与襄邑日益衰落，和北方相比，南方相对稳定，丝织刺绣业逐步抬头。另一方面，因为民族迁移等种种原因，南北文化混合交融，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这些无疑给刺绣工艺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特别是佛教的兴起，刺绣的用途得到了很大拓展，往往作为殿堂寺庙的装饰，绣制佛像或佛教用品，从造型到纹饰皆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刺绣的记载有《三国志·吴志·蒋钦传》记：“妻妾衣服，悉皆刺绣。”另据王嘉《拾遗记》记载：“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象。赵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山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对于这幅刺绣，有人认为它是欣赏品，《考槃余事》云：“夫人当为绣画之祖。”其实这幅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军事性地图式制作，而非纯粹的欣赏品。

另见《周书·武帝纪》：南朝的梁武帝不仅提倡佛教，而且还是位刺绣艺术的倡导者。天监六年（507年），他的宫廷有罗绮、刺绣匠师等500多人，绣制五色绣裙，并且饰以珍珠。这段记载可与唐陆龟蒙《锦裙记》中说的“侍御史赵郡李君家藏有古锦裙一幅，齐梁绣锦裙，长四尺，下阔六寸，上减四寸半，在这样不大的幅面上，左绣仙鹤二十，势若飞起，率曲折一胫，口中衔花；右绣鹦鹉二十，耸肩舒尾，并满布以花卉纹饰和极细的花边点缀金钿之类”互为佐证。用针线来表现如此繁复生动而又真实的物象，说明当时刺绣的图案设计与技法较汉代都有了较大提高。

魏晋南北朝出土的刺绣实物大都与佛教有关。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125—126窟前崖壁裂中发现北魏广阳王元嘉献于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彩绣佛像、供养人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彩绣佛像，也是现存最早的装饰绘画满地绣，可以说是“画绣”之始。说法图残存部分居中者为佛，穿红色袈裟，趺坐于莲座上；右侧为胁侍菩萨，跣足而立。下方正中是发愿文，左右绣供养人。发愿文中残存“十一年四月八日直鉞广阳王慧安造”的文字。发愿文右侧供养人残存二身：第一身为身穿袈裟的供养比丘，第二身残存头部与足部，头戴黑色圆顶高帽，足穿乌靴。左侧女供养人一列五身：第一身，穿袒右红色袈裟，着乌靴，右手贴胸，左手持莲，榜书题名“师法智”，第二身至第五身，服饰相同，俱戴紫褐色高冠，脑后垂帘，上身着对襟长衫，饰朱红桃形忍冬纹和卷草忍冬纹，长裙覆脚后曳。榜书题名依次是“广阳王母”、“妻普贤”、“息女僧物”、“息女灯明”。

该绣的底料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上面以红、黄、绿、紫、蓝等彩色丝线用锁绣针法满绣。锁绣是从西周以来常用的针法，但满地绣人物却是一个新的发展。线条流畅，随笔势运转。人像的空隙处刺绣丝理按轮廓盘曲，与画面协调一致，是一件相当细致的刺绣作品。与佛像同时发现的还有一条边饰，图案是用龟背纹与圆圈纹交叉重叠，构成富有变化的几何纹，上面填饰忍冬纹，用深蓝与浅蓝、浅紫、白与浅棕互配成退晕。用粗线条锁绣针法绣，特别是在龟背纹的外轮廓用白色粗丝线加绣一圈切针，增强了装饰效果。北魏时期刺绣佛像、供养人以及边饰的发现，为了解汉代至唐代刺绣工艺的发展、变化填补了空白，也为研究刺绣欣赏品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177号墓出土的一块葡萄禽鸟纹刺绣残片，底料为浅黄色平纹绢，用蓝、棕、红、原白和紫色等丝线绣出葡萄、藤蔓、茱萸、祥禽等纹样，针法以锁绣为主，间以少量接针（主要绣藤蔓），纹样繁复，禽鸟具有动态。197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的红底神鸟纹残片，在红色绢地上，用蓝、绿、黄、黑、红褐等丝线，以锁绣法绣出一只异首共体的共命鸟，两边环绕飞翔的四只小鸟，布局对称，造型生动。共命鸟的图案取材于《佛本行集经》的故事，内容是说共命鸟一体两首，一名“迦喽荼”，一名“忧波迦喽荼”，两者相依为命，生死与共，后来，“忧波迦喽荼”因自私与妒忌，故食毒花而同归于尽。通过这一故事启示人们要同舟共济，但也要善恶分明，不要“与痴同辅”。这也是佛教中运用得很广泛的题材。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亦有类似的壁画。

唐代的刺绣技术十分发达

魏晋南北朝的刺绣在民族文化大融合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制作工艺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在绣制佛像中采用的锁绣法，针线细密，并满地施绣。尤其是三晕的配色法，使形象的质感得到大大增强，效果接近绘画，为刺绣工艺增添了新的意趣。在刺绣品的纹样上出现的葡萄纹、忍冬纹以及花鸟纹等新的装饰风格，普遍认为南北朝时期为其重要的转折点，由横排格式的云气和奔腾的神兽纹，逐渐向自由清新的花鸟纹过渡。

枝繁叶茂：唐宋刺绣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繁荣的朝代，刺绣技艺也非常发达。杜甫诗云：“刺绣五彩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唐时官方已设专门机构组织绣工。太宗时，内职官中有“绣帅”作为管理人员，与“织帅”并列。唐代关于刺绣织染的故事也很多。陆龟蒙在《锦裙记》中记载了唐以前南北朝时代的刺绣情况：待御史赵郡李君家藏有古锦裙一幅，长四尺，下阔六寸，上减四寸半，在这样不大的幅面上，左边绣仙鹤20只，势若飞凌，率曲折一胫，口中衔花；右边绣鹦鹉20只，耸肩舒尾，满布以花卉纹饰和极细的花边点缀金钿之类，不啻是一幅翠鸟衔花的图案美锦。

《隋书·音乐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大业二年（606年），杨广为了在外国使臣面前夸耀富裕，将东都（洛阳）长达8里的御道，满布锦帐作为戏场，乐人舞伎均衣锦绣缯练。又于冬季花木凋零时节，剪裁各色绫绮作为花朵树叶，缀于宫廷树木之上，色败另换。他巡游江南时，制造数以百计的精致龙舟、彩锦作帆樯，连绵十余里。因此，唐诗描述说：“春风举国裁官锦，半作幛泥半作帆。”丝织品产量之大，制作之精，确实令人吃惊。崔令钦的《教坊记》中，还介绍了一群舞女内穿绣衣，外笼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突然集体从领头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翩翩而舞。观众忽见众舞女都是文绣炳焕，无不惊讶异常。文学艺术或许是极言其美，难免有所夸张。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同昌公主出嫁时，有神绣被；上绣鸳鸯三千，并间以奇花异草，缀如粟粒大小的灵粟之珠，五色辉焕。玄宗时宫廷中，仅为杨贵妃一人织造奇锦、刺绣衣裙的工人就多达700余人，因而白居易“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襦”的感叹，就应该是有感而发了。

唐时佛教盛行，影响到刺绣工艺领域。《杜阳杂编》说：“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工巧无比，能千一尺绢上，绣法华经7卷，字之大小，不愈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可以想见，在1尺绢上用笔抄写像米粒大小的7卷经书，都不容易，而眉娘以针代笔，绣出7卷经书，真是技精艺巧，难怪顺宗称其为“神功”。清康熙时人姚际恒《好占堂家藏书画记》中说，他藏有唐绣大士像“妙相天然，其布色施采，用线凡三四层叠起”。敦煌石窑千佛洞曾藏唐绣观世音像一大幅，长约盈丈，宽五六尺，用极粗之丝线绣于粗沙布上，“色未尽退，全幅完好如故”。

日本人关卫在他所著《西方美术东渐史》中记载：持统帝六年，陈于药师寺讲堂有阿弥陀净士大绣帐，高二丈，广二丈一尺八寸，绣阿弥陀佛及肋俦仙女等百余尊，他认为日本当时不可能制作这样大幅的绣帐，是由模仿中国而来，可见唐佛像绣的影响。这些都表明，刺绣工艺发展到唐代，已由一般服饰用品上刺绣花鸟虫鱼之类，开始推进到接近纯欣赏的绣字绣像了。

梁人张率曾写《绣赋》，叙述了刺绣艺术的悠久历史及其优秀传统和技艺。其开篇写道：“寻造物之巧妙，固饰化于百工，嗟莫先于黼绣。”它在记述当时刺绣的制作过程时说：“若夫观其缔缀，与其依放，龟龙为文，神仙成象。总五色而极思，借罗纨而发想。”这是用文学形式专门赞美刺绣的第一篇作品。张率以他那感情充沛、色彩纷披的语言，极力赞美绣艺的高超和所表现出的现实内容：“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形，既锦华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明，若春隰之扬花，杂青松与芳树。”尤其可贵的是，他还讽刺了那些服用这些丝绣的“邯郸之女，宛洛少年”，“顾影自媚，窥镜自怜，极车马之光饰，尽衣裳之妩妍”，来对比绣艺的精美，把同情和礼赞，献给从事刺绣的民间艺人们。

《绣赋》从一个侧面，艺术地记录了当时刺绣的高度成就和影响。

到宋代，宫廷设置了刺绣工艺的专门机构——“丝绣作”。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朝廷设有“文绣院”，内有绣工300多人，专为皇宫绣制御服和装饰品，汴绣因而显赫一时。

《东京梦华录》称汴绣为“金碧相射，锦绣交辉”。

五彩锦绣龙袍

宋绣比唐绣工艺进一步完备，它受宋画影响很大，除一般服饰品以外，纯图案布局，完全追求绘画书法效果的欣赏品发展很快。供欣赏的摹仿书画绣品，从唐代绣佛像始，到两宋逐渐形成独立的艺术欣赏门类。刺绣书画品成为时尚，一时刺绣艺人们以摹仿书画名家作品为能事，把当时滕昌佑、黄筌、赵昌、崔白、徽宗等人的绘画，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诸家的书法，都在绢细上用针线反映，维妙维肖，胜过原作。明代山水画家董其昌，在其所著《筠清轩秘录》一书中评价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啁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尽于此。”高廉《燕间清赏笺》也评价说：“宋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设色开染，较画更佳，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昧悉矣。”

故宫博物院今藏有一幅宋绣《绣线瑶台跨鹤图》，粉本出自南宋画院高手，楼阁、山水、人物，气象万千。图中一仙人跨鹤飞来，楼台上两童子持幢相迎。绣工缜密，人物只有一寸高，眉目却绣得楚楚可见。屋瓦以捻金线为垅，以细线钉于画面，一丝不苟。针法以平针齐绣为主，但松针、杉叶又用单线绣，砖纹、斗拱、勾阑华扳、卷帘皆以单线盘轮廓压绣面，细妙入神。建筑物的饯眷，普柏枋与阑额，剪金箔为地，也用单线压轮廓，手法奇特而不落俗套。整幅绣品富丽繁缛，浑如一幅工笔重彩的描金界画，却又确是刺绣而成，诚如董其昌所说，是“佳者较画更胜”，绣艺之精湛，“十指春风盖尽于此”了。刺绣工艺，本来以实用装饰为主，与锦绮争艳，但经过唐、宋刺绣艺人的努力，已发展到夺丹青之妙、分翰墨之长，与绘画齐驱并驾的地步，双双称雄于世了。

汉唐刺绣针法技艺的创新

中国刺绣在《尚书·益稷》中记载，虞舜时期用五彩锦绣制作礼服，人们用丝线把花纹刺绣在衣服上，渐渐施绣，用绣来美化服饰。所谓“黼黻文绣之美”。先秦贵族的服饰无不以刺绣为尊贵。所以根据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普遍认为：刺绣起源于服饰，最早使衣服更加牢固，而后为了美化服饰。从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西周时期的刺绣针法锁绣印痕来看，锁绣针法已相当成熟，大小一致排列整齐，花纹轮廓清晰，先填色再绣或先绣再填色。这说明刺绣或者锁绣已经发展了一个时期。

从现存资料和出土的刺绣残片来看，春秋战国、汉代发现的锁绣让我们惊讶。锁绣针法在装饰图案上的娴熟运用使人不可思议。无论是绣优美的线条，还是流动的平面，锁绣针法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异常精美，可以说发挥到极致。由于当时厚葬之风盛行，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实物考证，单靠文献资料，我们很难想象用一种刺绣针法所表现的五彩斑斓的梦幻彩色世界。如湖北江陵马山墓出土的运用在服装、服饰及实用品上的锁绣针法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楚墓的发掘更让我们充分领略了锁绣辉煌壮丽的艺术效果。楚墓出土的纹样基本上都是变体的龙纹、凤纹和穿梭于图案中的蔓草纹、虎纹等。一号楚墓出土的锁绣衾被、袍服等品种极为丰富，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锦绣等各主要门类，锁绣针法的刺绣工艺，不论用针的技巧和色彩图案布局均已相当完美。线条挺拔、流畅、平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图案构架与古代帝王服饰的十二章黼黻纹相似，也许这正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绣面颜色布局的深与浅、线与面、面与点，抽象中见具体，大胆中蕴含细腻。典雅梦幻的色彩如跃动的生命力，设计构思创作都充满了抒情，反映了当时楚文化艺术特征，成为设计艺术的经典，并影响了其他工艺门类。

西汉时期的实用品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刺绣残片来看，已由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对称规矩的图案，发展成流动活泼的不对称图案。工艺更加复杂，刺绣的精致所达到的工艺水平同样是难以想象的。锁绣精美绝伦，光彩四溢。由于丝织提花在图案、颜色受到当时技术上的限制，工艺的表现远不及刺绣艺术。刺绣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比当时的织锦高出许多，还出现了在织好图案的罗绮上刺绣。以抽象变体的云纹和卷枝花草纹饰为刺绣图案的称长寿绣、信期绣；以茱萸草为纹饰的称茱萸绣；以抽象的鸟纹云纹称为乘云绣。这些图案的特点是：看似复杂繁琐，其实简洁明了，以一组纹饰反复不对称穿插出现，繁而不乱，使画面丰富、活泼、流动。另外还有图案形式反映的内容是宣扬当时的神仙思想，使人长生不死的纹饰，图案有：仙人玉女、白鹿白雁、奇花异果，反映汉代统治者现实生活中的游猎等。这两种形式都表现在当时的工艺美术上。但在刺绣、金银错髹漆上因不受工艺限制，制作处理的图案比其他工艺完美。纹饰用锁绣工艺表现异常精湛，独领风骚。几千年的经久不衰足已说明此针法的独特魅力。

后来随着织锦技术的改进，过去仅刺绣所能表达到的艺术效果新的织锦同样能达到。从出土的锦类材料来看图案华美壮丽，色彩丰富，复杂多变。而刺绣从西周战国到两汉之后就很少变化。到南北朝时虽然出现了少数的直针辅助针法，但主要还是以锁绣为主，艺术效果远不及前人锁绣。

这时期的刺绣绣地以纱、绢、绫为主，也有以罗绮为地。绣线为真蚕丝，一般用双股捻合而成比较粗。颜色有棕色、红色、黄色、钴蓝色线。棕色有红棕、深棕；红色有深红、朱红；黄色有浅黄、土黄。图案花纹主要是变体的龙纹、蛇纹、凤鸟、虎和花卉缠枝纹等，用墨色勾线。从出土的衣衿成衣上看，是以整幅丝绸加工刺绣成匹布，再在绣地上绣好图案，然后再根据需要裁剪。

唐代各种手工业非常发达，图案多样化。除刺绣外还有染撷、蜡染、堆绫、贴绢、织锦等。丰富的出土实物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唐丝绸之路的辉煌灿烂。唐代的刺绣艺术虽不如汉代刺绣完美，但唐代刺绣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出现了多种刺绣针法。特别是平绣、抢针、平金等刺绣针法的陆续出现，逐渐替代了传世千余年的锁绣，使刺绣的艺术得到了新的高度，奠定了宋、明、清时期的刺绣基础。唐代宗教的兴起，更多的出现了佛像、人物刺绣，是唐刺绣形式新的发展。但从目前出土的刺绣实物以及各博物馆藏品和研究者的资料来看，不如其他丝织品藏品丰富。唐代佛像在以往的资料中出现不多，后来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增多，一些刺绣研究专家发现国外保存了部分珍贵的唐刺绣佛像和唐代刺绣残片，特别是日本的正苍院、大英博物馆等，为我们研究唐代刺绣的发展、针法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从现存的刺绣残片看，初唐至中期时出土的刺绣实用品大多还是以锁绣为主，艺术效果不如汉代刺绣艺术。而后锁绣针法逐渐退到了次要地位。

稳定发展：元明清刺绣

元代观赏性刺绣继承了宋代写实的刺绣风格。元代在大都设立了文绣局，全国各地也广泛设立绣局。宋绣崇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元世祖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刺绣除了作服饰点缀外，更多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刺绣主要用于绣制佛像、经卷、幡幢、僧帽等。西藏布达拉宫保存了不少元代刺绣佛像，具有很强的装饰风格。元代绣品保存下来的极少，台湾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从这一作品看，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精工。

龙凤刺绣

刺绣在元代受到我国北方女真族的影响，在服饰上用金成为一时风尚，故此期金线绣得以发展。故宫博物院曾展出流传下来的元代刺绣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绣成的《妙法莲华经卷》，正卷一共10752字，经卷首尾绣有佛头和护法，使用的针法很多，并大量使用盘金、泥金和钉金箔等，用色达到14种之多，是珍贵的元代绣品。

明代刺绣承袭宋绣的传统，但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刺绣用途广泛，品种丰富，明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刺绣流行风气最盛的时期。

明代是刺绣向全国各地普遍发展的时代。由于对外贸易与国内商业发展、手工业兴盛，绣品中的商品绣增加了。明代中期以后，在江南的丝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更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绣的发展。明代后期，连一直作为闺阁绣的“画绣”也成为商品，盛行于世。明代的刺绣空前繁多，风格各异，北京、山东、松江（上海）、苏州、广东等地的刺绣在原料、针法、题材、色彩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明代是中国刺绣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各地刺绣逐步形成北壮南秀的风格。以宫廷绣为代表的北绣（包括鲁绣）图案端庄严谨，色彩浓郁稳重；以顾绣为代表的南绣，精细雅洁，特别是其中“画绣”的成就，对后世陈设性刺绣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清代刺绣属于传统刺绣中最为鼎盛的时期。早期主要延袭明代传统，所绣物像变化较大，多用几何图案和大型缠枝花卉，具有极高的写实性和装饰效果，用色和谐，风格古朴、典雅大方。绣品大多采用金针及垫绣技法，绣品题材广泛，所绣之物形象生动。清代中期花纹图案趋向精细小巧，受到西方画作的影响，使用西洋花卉图案，用色极为大胆艳丽。

清代织绣工艺以最精良的技术生产帝王官员用品。都市中出现经营刺绣工艺品的行庄，刺绣画稿的设计工作，更是吸引了很多著名的画家参与其中，刺绣品种类繁多，主要为日用品。全国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刺绣有苏绣、蜀绣、粤绣、湘绣等，这些刺绣各具千秋，形成百花齐放的状态。技艺精湛的刺绣大家开始崭露头角，如丁佩、沈寿等。清末“沈绣”又借鉴了西洋画原理，讲究光线明暗、色调深浅，注重肖神仿真，绣面极富立体感，把刺绣向绘画方面推进了一大步，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江苏杨守玉发明的“乱针绣”，为传统刺绣注入了新的生机。

宋明刺绣的革新

宋之前的刺绣除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以外，挂本以实用品为主。唐代多种刺绣针法的出现和在图案上的运用，为宋代欣赏品刺绣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刺绣的表现内容。刺绣在经历了几千年以图案、纹样为表现内容的实用品刺绣后有了新的革新与发展，出现了以表现书画艺术的欣赏品刺绣。宋代书画历来受中国文人所推崇，其艺术造诣无可替代。宋代工整严谨的绘画风格非常适合刺绣的制作。运用当时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为绣稿，几乎成为所有刺绣形式的表现。黄筌父子、赵昌、崔白等虽然画风各有特点，所表现的题材各有不同，但都设色工丽，形象逼真，注重写生，作品常用于绣稿。由于宋徽宗皇帝重视喜爱绘画艺术，他本身就是非常出色的工笔画家，独创书法“瘦金体”。绘画成为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其他工艺也力求达到绘画的标准，刺绣也不例外。书画艺术直接影响了刺绣的绣稿和制作，成为纯艺术欣赏品。宋徽宗在皇家画院设立绣工科，将刺绣分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进一步提高了刺绣的艺术性。为能达到绘画的效果，还将绣料根据画稿先染色，再施绣称为画绣。作品造型准确，色彩也相对丰富。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筠清轩秘录》，称其“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及绰约喋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至此乎”。给予很高的评价。宋画绣要求高，只有当时名门望族条件优越的闺秀才能具体地表现，故又称“闺阁绣”。

宋画绣为能达到书画艺术效果，针法不断创新，刺绣的表现力增强。宋绣的风格直接影响了后世刺绣，特别是著名顾绣、苏绣，一直是以追求书画笔墨意蕴，以达到书画艺术效果为精品。宋代书画艺术不仅影响了刺绣，也影响了宋代其他的丝绸工艺，特别是缂丝，将名人书画用缂丝的技法来表现，成为纯艺术欣赏品。

刺绣香包

宋画绣艺术的提高发展带动了实用品刺绣，增强了实用品刺绣的艺术性。图案基本以写实的折枝花、动植物纹等。造型准确明了，与宋代书画强调写生相关联。画绣创新的针法也运用在实用品中。在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衣物中就有许多工艺严谨的实用品刺绣，如：佩绶、香囊、荷包、农裳、对襟等。

宋绣地以绫、纱、绢罗为主，绣线以真丝线为主。铺以金银线。绣法从欣赏品看讲究物象的丝理（生长规律）追求物体的质感，用针灵活。用空出水路区分每片花瓣树叶、层次等。苏州出现双面绣经袄。宋代的针法除唐代出现的针法外还有刻鳞针、滚针、打子绣、斜缠针等。

辽、金、元出土的实物和藏品沿袭了宋画绣的风格，以平绣为主，另外钉金银线绣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元时期的刺绣以表现佛教人物增多，出现了罗汉、天王等，加强了刺绣人物的表现力。管道升的平绣《十八尊者册页》，是现今保存完好的元代刺绣品，共有人物26人，神态各异，嘻笑愁怒，定寂悟觉，瞻盼凝睇间显出佛家济世渡人，天王护法镇界的精神与性格。此绣的作者管道升（1262—1319年），字仲姬，浙江吴兴人，元代书画家赵孟瞓妻，精通翰墨词章，善画竹梅兰，亦工山水、佛像，尤善刺绣，其《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载于史籍。

《十八尊者册页》可以说反映了元代刺绣的最高水平，此刺绣能流化至今，对研究元代刺绣艺术针法，特别是人物刺绣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明代刺绣的辉煌以顾绣为主导，一直延续了300多年。顾绣沿袭了宋画绣的风格，画绣结合，也是顾绣刺绣艺术的特点。顾绣画绣结合，相当于刺绣中常说的打底色，用色不能饱和，淡淡的渲染后再用丝线平铺，绣出各种针法，作品既有绘画的艺术效果，又独具刺绣的艺术美感，同时制作时又便于理解。有时也会在绣好的刺绣上加画，起到补绣的效果。

从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馆藏品来看，其特点工整细致。针法技巧上继承了宋画绣传统，与宋画绣很相似。但用线比宋绣细，针脚短。针法也在不断改进。各种针法的运用已趋成熟。颜色过渡逐渐用平套针，色线过度不那么突然。颜色、画面丝理的掌握更加准确，可以看出绣面更加强调物像的丝理，也就是自然物生长的方向，这是刺绣中很难表现的一种工艺技法，需要一定的写生绘画基础。一幅优秀的刺绣艺术品不但要求用针准确，且丝珲要清晰明了，才能使作品自然清新，富有艺术美感。在《顾绣考》顾绣之技能一章中对顾绣的针、线、配色有特别的描述：“其辟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说明了顾绣艺术的考究。

顾绣起源于顾名世家，他是嘉庆三十八年的进士，晚年在上海建露香园。所以顾绣也称“露香园绣”。其孙寿潜，字旅仙，别号绣佛主人，为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的学生，其妻韩希孟，工花卉绘善绣，是顾绣的代表人物。《顾绣考》评价韩希孟“顾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摩绣古今名人书画，别有会心，故世备称顾绣之巧，谓为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名之曰画绣，而许为女中神针也”。将韩希孟称为“神针”。

韩希孟刺绣也称韩媛绣，作品一般都有印记或题有名款“韩氏女红”、“希孟手制”、“武陵韩氏”、“韩氏希孟”、“绣史”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希孟所绣“顾绣宋元名迹方册”由董其昌题字，因而非常出名。韩希孟的其他作品在《顾绣考》中有记载。顾名世家还有长子之妾缪氏，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等，都是刺绣能手。顾兰玉年轻夫亡，守节扶孤，所绣刺绣以“露香园顾绣”之名出售，并传授其他女子，顾绣也从闺阁中走出。绣品也逐渐在江南一带出名，顾绣成为当时刺绣的总称。后由继承其风格的苏绣替代了顾绣。《顾绣考》记载的顾绣作品，题材以人物、佛像、花鸟、动物为主要内容，现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

明代的实用品刺绣丰富，用在服饰及配件和宗教题材上，特别是明代统治者为炫耀权威帝王大臣的特种“莽服”，官吏按照品级穿的补服，还有贵富人家的云肩霞帔，多织绣加工而成，颜色华丽，紫金夺目。以龙凤、云水、花石及各种鸟兽为主调，构图设计十分复杂。另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代文饰的踪影，如表现古代自然现象的雷纹、云纹、几何纹、唐代的团窠纹基础上变化的团花纹、宋代的写生折枝花纹等。还新增加了各种文化内涵、文化寓意的图案，如灯笼纹、八吉纹、百子图等，在刺绣和织锦中成为主流。绣地绫、缎、绢为主，还有真丝方目纱。除真丝线外，金银线、孔雀羽线、包梗线常用于刺绣。针法与宋代差不多，但用针比宋代灵活。

知识链接

刺绣的水路

水路是指刺绣日用品纹样交接或重叠处空留的地方，其作用是分清前后层次。水路要求空得齐、匀，边要绣得平、齐、均匀，这才能保证花样轮廓正确、齐整。

第二节　刺绣的外传

史无前例的凿空

美丽华贵的丝绸是从哪里来的？在很长的岁月里，这是一个只属于中国人的秘密。虽然早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时候，古代的游牧民族驼队已经穿过亚欧内陆的沙漠、戈壁和荒原，将华美的中国丝绸销售到西方，但是对西方人来说，产丝之国“赛里斯”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度。随着各条丝绸之路的相继开通，中西文化间的交往不断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丝绸的种种猜测这才得到了解答。

在很早的年代里，虽然希腊人很早就已开始使用丝绸，但由于相隔遥远、路途不便，外国人无法了解中国丝绸的原委，只能凭借仅有的一点蚕丝知识展开奇异的想象。他们将吐丝的蚕称为“蚕儿”或“赛儿”，而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人”。

在西方人的眼里，赛儿是一种神奇的生物，赛里斯则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而赛里斯人则“身体高大近二十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二百岁”。于是，他们添加了中亚民族关于丝绸的离奇神话，凭借他们的想象，对遥远的“赛里斯国”和丝绸的来源做出了各种各样十分荒诞的猜测，从而也产生了对蚕丝的各种误解。

西方对于丝绸来历的第一个看法是树上生羊毛的故事，即使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人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已经穿上丝绸服装，人们还是认为它们是一种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的非常纤细的羊毛类纤维。当时罗马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他的文章里生动地描述了他想象中的赛里斯人和他们的织物，他说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中所产的羊毛而名闻天下，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子来完成纺织工作，这样罗马的贵妇人才能穿着透明的衣衫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大约在2世纪的时候，希腊一位名叫包撒尼雅斯的学者在《希腊志》中有更加离奇的推测，他说在赛里斯人的国内生活着一种希腊人叫做“赛儿”的小动物，它的体型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和蜘蛛一样有八条腿。赛里斯人制造了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种动物，在第四年前，黍是它们的饲料，到了第五年，赛里斯人开始喂它们最爱吃的绿芦苇，赛儿们贪婪地吃着，直到胀破了肚子，这时大部分的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了。

可以说，长久以来，关于中国养蚕的传说一直是西方人讨论的话题，这种情况可能要到公元5-6世纪随着丝绸之路上各种活动的日趋繁忙，蚕种正式传入拜占庭后才有所改观。传说当时有个波斯僧人把中国的蚕种藏于自己的手杖中，从中国西部走私到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此后欧洲有了蚕丝业。这时他们才搞清楚“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从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虫以桑叶养之”。慢慢的，到了6世纪之后，“赛里斯”这一称呼也逐渐消失了。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位于汲县（今河南省境内）的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被人盗掘，人们在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都是古代的典籍文书，通称为“汲冢竹书”，其中有一本叫《穆天子传》的文献，它以编年体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西周时期周穆王西巡的传奇故事。根据古书记载，周穆王从中原出发，向西长途跋涉，经过新疆、葱岭，一直到达了现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他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很多礼品馈赠给了沿途国家的主人。如果按照记载，将周穆王当时走过的路上线绘成线路图，差不多就是相隔800年后张骞出使西域所遵循的古道。

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是西汉汉武帝时候的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当时的大汉帝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饱受北方匈奴的滋扰和掠夺，汉武帝即位后便决心彻底消灭匈奴。当他得知，原来在敦煌附近（今甘肃西部）居住的大月氏受匈奴的强力攻击，被迫西迁而欲报仇雪恨时，就想联合他们共同夹击匈奴，于是张骞自告奋勇地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访问西域诸国，历尽坎坷，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行程没有一定的路线可言，并且也没有随带丝绸制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以中郎将的身份，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才真正地把大量丝绸带到了西方。当时，匈奴已被汉帝国击败，中途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张骞从长安出发，到达了乌孙，又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基本上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交通，形成一条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人们称颂他的行为是“凿空”。这条道路大致上说来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由敦煌分南北两路到达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国。这条商道在汉魏隋唐时期达到全盛期，千余年间，无数的商人驼队在这条路上来回穿梭，将中国生产的大量精美的丝绸贩运到世界各地，同时也把中国先进的养蚕织绸技术传播出去。

由于这条道上交易的大宗贸易产品都是丝绸，到了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这条公元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为频繁的交通要道取了个名字，叫做“丝绸之路”。而由于沿途由各绿洲逐站相连，又被叫做“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其实在这条丝绸之路开通前，古代的游牧民族就已经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开通了一条进行丝绸贸易的道路，被人叫做“草原丝绸之路。”这条通道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东起蒙古高原，翻越天堑阿尔泰山，再经准噶尔盆地到哈萨克丘陵，或直接由巴拉巴草原到黑海低地，横贯东西。沿途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也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丝绸就已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到欧洲。

除了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绿洲丝绸之路”、长城以北充满着血腥和暴力的“北力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广袤的海域上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又因为转运的大宗商品除了丝绸外还有大量香料，因此又叫做“海上丝香之路”。

其实中国丝绸之路的海陆之分早在公元前已经形成，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朝鲜、日本，称为东海丝绸之路。据说这条丝路开始于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当时中原的统治者周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援田蚕织作技术，于是箕子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陆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海路最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到了秦始皇兵吞六国，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另外一条海上航线通往东南亚各国，称为南海丝绸之路，它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朝廷的黄门译长曾经率领大批海员带着黄金、丝绸等商品，由徐闻（今广东境内）、合浦（今广西境内）等地出发，经都元国（今越南岘港）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境内），再由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这件事被记载在《汉书·地理志》中，这也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次丝绸海洋贸易记录。

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逐渐具备了远航的条件，而东南亚诸国也纷纷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外交关系，罗马与中国更是实现了直接通航，南海丝路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唐代时由于“安史之乱”，及吐蕃占领河西等军事战争的破坏，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规模逐渐缩小，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期，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据《诸蕃志》记载，宋代政府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中国在出海贸易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大宗。南海丝绸之路在元明两代达到了极盛，当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经过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部。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触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40至50种。这种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主要形式的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沿海地区丝绸业的发展，大量精美的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个角落。

“传丝公主”

从很早以前开始，中国的中原地区就不断地向西北各族输出丝织品，和远在地中海的罗马人一样，西域人开始也对蚕的来源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误解。后来他们知道要想得到贵如黄金的丝绸，只要会栽桑、养蚕就可以了，但是中原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谁泄露了养蚕的秘密，谁就得被判刑，所以一般在关防上要进行严密的搜检。

瞿萨旦那国（即唐代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附近）年轻的国王为了求得蚕种与桑籽，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派了使节来到中原求婚，中原皇帝答应了，国王挑选了几名能干的使者和迎亲侍女，嘱咐他们密求公主带些蚕种和桑籽过去。于是使者偷偷对公主说，瞿萨旦那国十分富有，公主出嫁后一切可依照中原的生活方式生活，但是国内没有丝绸生产，恐怕公主没有华丽的丝绸衣服可穿，恳请公主设法带出蚕种和桑籽，达成瞿萨旦那国国王的心愿。于是聪明的公主在离开故土之前，偷偷地将蚕种和桑籽藏在了凤冠里。

刺绣鞋垫

迎亲的日子到了，公主出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边关，边防军士奉旨行事，他们遍搜行囊，却不敢检查公主头戴的那顶凤冠。就这样，中国的蚕种和桑籽就这样被安全地运到了瞿萨旦那国，从此，整个西域地区的蚕丝业迅速发展起来。

唐代高僧玄奘在徒步去印度求佛取经的路途中，曾经路过瞿萨旦那国的故地麻射，他听了这个故事后，便将其写入了《大唐西域记》中，并补充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有趣的是，上世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还在新疆和田一带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了一块“传丝公主”画版。在这块画版上有一位头戴王冠的公主，旁边有一侍女手指公主的帽子，似乎在暗示帽中藏着蚕种的秘密。可能是这位中国公主对当地人民有功，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她画在了木版上作为永久纪念。这个美丽的传说，其实是对中国的丝绸技术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的一种阐述。从出土的实物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的养蚕技术及织造技术传播的重要阶段，中国的丝绸技术首先通过丝绸之路向新疆及中亚一带，当时新疆地区已有养蚕和丝织生产，到了唐代，中亚地区也有了丝绸生产，特别是由粟特人生产的粟特织锦极为著名。另外据考证，缫丝车、纺车、脚踏织机、提花机等中国的纺织工具及其生产技术传入欧洲的最主要时期是在宋元之间，欧洲人吸取了这些技术的优点，他们本身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导致了许多机械的革新。而这种丝绸技术传播和纺织文化交流并不是单方面的，西方的纺织技术和题材也开始影响中国，大概在北朝的时候，西亚的山羊、波斯的狮子、南亚的大象等大量来自西方的动物纹样，此外还有一些西方的神癨，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丝织品上、其实，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繁荣的丝绸贸易之路，它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国，这些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中外各国的商人们也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西亚的乐器、金银器制作、天文学、数学、棉花、烟草、蕃薯等输入中国，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

刺绣的“丝绸之路”

刺绣作为祖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她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闻名于世，也是中国文化最早走向世界的媒体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流传到国外，在前苏联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第五号古墓中，曾出土中国制造的刺绣鞍褥面。底料为平纹绢，上用锁绣针法绣出花草、凤鸟、雉翟纹。凤鸟或立于花枝作鸣叫，或回顾状，或飞跃于花草之间，其艺术特点与战国中、晚期出土的刺绣几乎完全一致。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刺绣随之源源不断西传。后来，随着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以及近现代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刺绣不断传入世界各地，受到欧亚宫廷、贵族与平民百姓的欢迎，并对当地刺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影响、吸收也是相互的。当中国刺绣向外传播时，外部文化也随其物产传入中国。纵观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刺绣艺术，在古代、中世纪主要是中国刺绣对外的输出；而从19世纪以来，外国刺绣中的绒绣、抽纱对中国也有积极影响。但双方在吸收对方技艺的同时，也渗入了本民族的特点，有变化，有创新，从而在材料、制作、题材选择、欣赏心理习惯，都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

丝绸之路约于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的，从汉到唐都是运销丝绸的主要通道。在漫长的1000多年的岁月里，随着骆驼队的铃声，由中国和阿拉伯组成的商队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分成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即鄯善，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主要在今阿富汗领域内）、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行达条支（今叙利亚）、大秦（即罗马帝国，今地中海东部一带）等国。北路，从敦煌经车师（即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前苏联弗尔干纳）、康居（即康国，前苏联撒马尔罕），再往西南经安息而到达大秦。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亦是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之路。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曾用“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东罗马帝国的国王（约552—554年），派几位僧侣专门来中国了解养蚕的情况，他们在交流佛法的同时，采集了蚕种，并机智地把它藏在竹杖里，“走私”出境回到了康斯坦丁堡，献给了查士丁尼大帝，那里的人们逐渐学会了养蚕、织锦。同时罗马城多斯克斯区还有专卖中国丝绸、刺绣的市场，然后又从罗马辗转到欧洲。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丝绸、刺绣，柔软光滑，色泽鲜丽。一位罗马作者埃利埃提斯说：“中国人制造的珍贵的彩色丝绸，它的美丽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它的纤细可与蜘丝网比美。”受到了罗马帝国贵族们的欢迎。《后汉书》记载有大秦国“衣文绣”，《新唐书》中也说其教皇的“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由此可见，贵族与教皇们都穿的是丝绸、织锦为面料的刺绣服装。

从今天丝绸之路出土的刺绣文物来看，以衣饰与佛教用品居多，针法有锁绣、戗针、齐针、切针并流行平金、平银针法，不仅色泽华丽，花纹也活泼、秀美。特别是几幅佛像绣品，可以看到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如用粗线条锁绣，讲究多色晕染效果，有的学者认为是吸收印度传入的富有立体感和凹凸形的烘染法。汉唐时期，刺绣不但作为商品传到西域，而且还是汉王朝赠与周边少数民族珍贵的礼品。汉皇廷常遗匈奴以锦绣，仅汉文帝前六年的一次赠送就是“绣十匹，锦二十四匹，缯布各四十匹”（《后汉书·南匈奴传》）。亦记载：赠与匈奴“黄金锦绣，缯布万匹”，同时也通过匈奴外传到各地。据考古发掘，蒙古的诺音乌拉曾出土绣有花纹图案的绢地汉绣。从制作工艺上看由于绣比锦更繁复，艺术性也高，所以绣比锦更值钱。贾谊《新书》说：“匈奴之来者，家长以上，固必文绣，家少者必衣锦。”似乎也表示刺绣比锦更为珍贵。据史料记载，当年罗马贵族由于争购丝绸、刺绣而使财政困难，为此，元老院曾发布限制丝绸、刺绣进口的通令。可是这一禁令激怒了时髦的贵妇们，她们成群结队围住元老院，要求废除通令。最后，她们联合起来说服了元老院中地位显赫的安东尼而取消了通令。因为安东尼夫人本人也是位中国丝绸、刺绣的狂热爱好者。可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罗马帝国的丝绸、刺绣迷人的魅力。

唐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逐渐减退，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交易在陆路逐渐减少。但从广州、泉州通往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却在逐渐增加，其中也有中国刺绣由阿拉伯、埃及经商舶辗转运到欧洲、非洲。

传入日本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在广泛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刺绣艺术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刺绣，据鸠山薰先生（共和女子大学校长）在《日本染织艺术丛书》刺绣册序中说：“日本刺绣起源于飞鸟、白凤时代（592—710年），最初的技术是外来的，起源于印度，但只是一两种，影响不大，中国刺绣传入后，日本刺绣才逐步得到发展。”

日本刺绣专家秋山光男在《日本刺绣图案集》中也提到：“日本刺绣有1300年历史，据我了解是由中国传入的。”两者在日本刺绣由中国刺绣传入后才发展起来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肯定的。

中国刺绣最早如何传入日本，由于史料匮乏，一时还难详述。日本刺绣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书记》推古十三年（605年）四月，开始绣制佛像。还记有绣冠、绣衣、绣袈裟、绣额、绣幡等。刺绣技术是出于归化人及其后代之手。而早在晋光熙元年（306年），日本曾“遣吴（今江苏一带）求缝绣女工”。《日本书记》中还记述在此前后，日本使臣曾带回大量吴地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史实。而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伊势衣缝之先也，似乎可理解为是在那时通过手艺人赴日已将缝纫、刺绣传到了日本。

从传世实物来看，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实物是藏于中宫寺的《天寿国曼荼罗绣帐》残片。这件绣帐是圣德太子在武德五年（622年）逝世后，其妃桔大女郎为了追念他，为他祈求冥福而召集宫廷工匠刺绣的。绣帐约4.88平方米，采用紫罗、紫绫、白平绢作地，上面绣着圣德太子的世俗生活与西方极乐世界形象。图案有莲台、佛像，围绕佛有坐的、拱手站立的、作行走状的僧俗人物，四周布有月兔、凤凰、飞云、唐草、钟楼、宫殿、宝珠等。四只龟背上分别有“皇前日启”、“部闻人公”、“于时多至”、“仫是真玩”等铭文。针法有钉线绣、切针、平绣。据《上宫圣法王帝说》记载，绣帐设计者为东汉末贤、汉奴加己利、高丽加西溢。前两人均系汉人（亦有一说，东汉末贤是西晋时期两次出使中国阿知使主的后裔）。从绣品的图案、针法、材料以及所反映的祈愿内容来看无不受当时中国的盛行佛画的影响，特别是像月兔、凤凰、飞云、宝珠等都是中国传统图案，绣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刺绣的影响。

日本刺绣作品

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释迦牟尼说法图绣帐》（奈良博物馆藏）构图宏伟，人物众多，与《天寿国曼荼罗绣帐》同列为日本国宝。这件作品由于部分图案和京都法隆寺壁画相似，故有人认为出于日本匠人之手。台湾佘诚先生认为，“从其严谨技巧与成熟思想与盛唐刺绣发展来看，应是传入日本的唐代刺绣”（《中国文物》第5册，《织绣》，光复书局）。我同意佘诚先生的观点，其一，从底料来看，是绢与麻双层地，这与中国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灵鹫峰释迦牟尼说法图》所采用底料是一致的，而这种双层底料是唐代绣佛像的特色。其二，这幅绣品与上述唐绣一样，以粗丝线锁绣针法满地施绣，运针成熟自然，纹理极见技巧，针足排列纤缜精美，形成一种纹纲韵律的美感。其三，刺绣丝理安排亦与唐绣基本相同，面部按肌肤纹理旋转，在面颊处有一螺旋形，颈部用不同肌肤色彩的深色线绣颈痕等。在唐代，日本有九次遣僧入唐，到我国五台山等佛教圣地互相交流佛法，我国高僧道睿、鉴真等东渡，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日本，这幅唐代宗教用品《释迦牟尼说法图绣帐》流入日本，受到寺院（绣帐原藏劝修寺）的珍藏与爱护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早期日本刺绣除了用于佛教用品外，主要用于贵族服饰，据《隋书》记载：日本古代的服饰比较简单，“时衣横缝，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缕化为饰。妇女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襦。”这与《日本书记》上载“绣冠（冠位）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年）始”是吻合的。天武天皇二年（682年）又有了绣（衣服）的记载。到了奈良时代，中国唐代服饰传入日本，首先在皇宫、贵族中流行，当时日本天皇的衮服（君王的礼服），又称衮龙御衣，是在红色的绫缎上绣着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等十二章图纹。到后来，日本的武士在佩剑时，往往在腰间扎上通腰佩带，佩带前垂以刺绣装饰的长方形丝巾，称为“平绪。”“平绪”以紫、青、白、红等丝绸制成，上成绣着凤凰、梧桐、竹、孔雀、牡丹、松、梅、菊、寿带鸟等中国流传过去的传统刺绣图案。这一时期的日本刺绣与其他文化一样几乎是全部接受唐文化而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运用的针法为一针挂绣、锁绣、相良绣、继针绣、绣切、割绣，也就是中国刺绣中的钉绣、锁绣、打籽绣、接针、切针、齐针针法，名称不一样，但线条组织与表现效果是同样的。

镰仓（1192—1393年）至室町（1393—1575年）时期，日本绘画勃起，对刺绣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内，绣佛像比较盛行，同时也用于贵族与上等武士的服饰，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刺绣艺术的艺人。佛像构图与绣法是中国式的，绣面上还绣有汉字题词，并出现了中国佛教徒用人发刺绣的发绣。桃山（1576—1603年）至江户（1603—1867年）时期，日本刺绣分日用、欣赏两大门类。主要用于服饰，图案有花卉、飞禽、孔雀、鲤鱼以及山水、人物等。针法已从原来的几种，发展到二三十种，金银线、金银箔运用得比较普遍。据日本专家分析，刺绣针法发展与表现力增强是与明清时期中日贸易扩大，中国的锦绣、印金织物大量流入有关。今天，我们在日本西阵织陈列室与民间服饰中，不仅能看到清代中国的商品绣《老寿星》等寓意吉祥的绣品，而且中国传统八宝图案（由宝珠、古钱、方胜、菱镜、犀牛角、玉磬、书籍、艾叶八种法物组成），龙凤、寿星以及福、禄、寿等汉字在日本刺绣中也屡见不鲜。

千百年来，中国刺绣以物质文化的形态渗入到日本人民生活中并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日本著名女演员山口百惠在隆重而豪华的结婚仪式上，专门选用中国手工刺绣的和服，也反映了中国刺绣艺术在日本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刺绣曾多次在日本举办展览会，1986年由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在日本大阪、东京、神户、德岛、横滨、千叶等城市举办苏绣艺术巡回展，历时约半年，展品有明代孝靖皇后百子衣、清代服饰以及近现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杨守玉的代表作《罗汉》和《少女》，还有当代刺绣艺术家任觕盻等的新作，肖像绣《齐白石》、双面绣《大白猫》和《金鱼》、双面三异绣《鹦鹉仕女》等40余幅。所到之处，观众如潮，仅大阪一地就达9万余人，观众把展览会称为“一个艺术的宫殿”、“中国人用神秘的技术创造出来的艺术品”，认为“中国文化艺术遗产永放光彩”。展览体现了文化交流、艺术欣赏、促进中日友谊的主导思想。

走进欧美

中国丝绸刺绣早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的终端——大秦，转运到欧洲，但影响不大。大约在17世纪，中国丝绸、刺绣才成为英国商人来到远东进行贸易的商品。16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商舶“多罗塞”号抵达福建厦门，而且指定要装中国的丝绸、织锦、刺绣。而后中国刺绣服饰与家纺用品，在英国作为一种时尚而流行起来。在哈特弗尔，保存有一件红底色中国丝绸的刺绣床罩，中间用彩色丝线，金线绣的奔驰的骏马，四围绣着麒麟、花卉等图案，边缘是花卉、鸟禽图案。18世纪，查多斯公爵的妻子穿着蓝天鹅绒服装，中央绣着查多斯家族的纹章，四周均匀地排列着花卉、花盆等图案，看来似乎有些不伦不类，而夫人认为衣服上有中国刺绣而格外珍贵。

刺绣马夹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伦敦出版的《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中，作者朱尔丹尼指出：“18世纪，英国贵妇们使用着中国刺绣艺人绣的双面绣刺绣围巾。还有一些时髦的贵妇与小姐将设计、剪裁好的服装、名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运送到中国，请中国刺绣匠师刺绣。”当时的贵妇小姐们披上精致的中国刺绣披肩、围巾，身穿中国刺绣服装，揣着中国刺绣的名片出入社交场合，用来彰显自己财富和高贵身份。如今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博物馆中还珍藏着一件18世纪后期的中国刺绣披肩。这件绣品中央绣着茂盛的牡丹，四周绣着划船的渔翁、打伞的仕女、对弈的高士、洗衣服的村妇、放羊的牧童，在人物中间还绣有亭台、楼阁、花、草、鸟、树等景物，还有翩翩起舞的蝴蝶、飞奔的小鹿等，题材涉及颇广，构图更为复杂多样，不过布置得疏密得当，繁而不乱。四边饰有两方连续的花卉图案，边缘饰有流苏，异常精致。当时，在伦敦，绣着被英国人叫作“东方怪物”的麒麟、龙、凤等图案的中国刺绣服装，被认为是最新潮的服装。

18世纪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大使马嘎尔尼一行奉国王乔治三世之命，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庞大的商舶“汉多斯坦”号前来我国。他在《旅行日记》以及回国后撰写的《观察报告》中指出，生丝、丝织品（包括刺绣）是中国出口英国的主要产品。当时，广州是唯一和欧洲进行贸易的商港。当年，马嘎尔尼在报告中还详述了中国人室内陈设，认为是“最美丽的艺术展览，充分显示了富丽堂皇与优雅的装饰风格”，“在桌、椅、床上，随意地铺设着织锦和刺绣品”。“他们（指中国人）的服装上，从来没有重复的图案，在不同色彩的丝绸上绣着美丽的图案，而皇帝的服装则用金线绣着龙”，他的报告中对中国丝绸、刺绣美妙的赞誉在民众中更激起了一股购买中国刺绣的热潮。19世纪初，英国艺术家波西尔在他所著《中国美术》一书中也写道：“中国人长于刺绣，而广东人此技尤为特长……广东刺绣多输入欧洲。”

金鱼刺绣图案

18世纪，中国的刺绣绷圈传到了英国，促进了英国刺绣工艺的发展。为促使小件日用刺绣品的发展，1768年，在皇后夏洛蒂的赞助下，刺绣艺人派茜小姐创建了刺绣学校，培养刺绣匠师。19世纪上半叶，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倡导，当时英国妇女热衷于刺绣内衣、靠垫、服饰以及烟盒等小件，认为是妇女的贤淑美德。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许多用中国刺绣绷圈绣成的小件绣品（有棉线绣，也有金银线绣），这些大都是英国妇女自己刺绣的台布、服装、窗帘等，英国皇家学会艾伯特王子还莅临展览会参观。那时，对于中国明清时期以中国绘画为蓝本的“画绣”他们还是很少见的。所以1956年9月，苏绣艺人顾文霞在伦敦“国际手工艺品及家庭爱好品展览”上表演双面《杨柳·小猫》时，宏伟庄严的奥林匹亚大厅为之喧腾，素尚持重的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之倾倒。报纸评论说：“仙女般的中国姑娘，用她神奇的手攫住了英国人民的心”；电台报道中说：“中国刺绣艺术如此的优美，令人想起了莎士比亚，想起了肖邦。”一位评论家在报刊上撰文说：“这是东方艺术的精华，是中国的骄傲。”198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华时，国家前主席李先念将苏绣《伊丽莎白二世陛下肖像》作为国礼赠送给女皇，得到她的赞赏，现珍藏于白金汉宫。

法国是欧洲的艺术中心之一。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妇女运用天鹅绒、麻布、锦缎作底料绣制床罩、帐幔、桌布、靠垫等绣件，作为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基本文化修养，她们用的针法一般是简单的斜针、十字针。16世纪，由荷兰、葡萄牙商舶从中国运回欧洲的中国丝绸、刺绣，很快流传到法国的宫廷。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为加强航海、贸易，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1604批准法国在印度成立商业公司，积极开展远东的贸易。从中国购买大量的刺绣、织锦、刺绣服装等，为了适应宫廷生活的需要，还从中国进口生丝，后来在里昂创办了皇家丝织工场，宫廷内刺绣品与刺绣服装也盛行一时，当时宫廷刺绣匠师瓦尔利特和园艺家罗宾还创建了刺绣协会。

1643年，法王路易十四即位，他不仅是一位专制主义的国王，而且生活奢侈，可同时他也是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的君主。1670年，他倡导建造了豪华的凡尔赛宫，宫廷中的许多床罩、帐幔、椅垫、屏风都用大量刺绣装饰，还经常在宫内举行中国艺术情调的化装舞会。参加舞会的男女嘉宾，受到中国丝绸、刺绣的影响，普遍饰以刺绣图案的衣服、蝴蝶结等，甚至连贵妇们高跟鞋的鞋面都饰以刺绣图案。17世纪末，中国刺绣绷圈流传到法国，使法国刺绣工艺大为普及。连路易十四的公主也热衷刺绣，父王亲自为她挑选图案。路易十四还设计了一种绣有金银花纹的蓝色上衣，作为主要朝臣的礼服。由于国王的提倡，专业刺绣队伍日益扩大。

西方艺术史学者还认为中国的盘金绣和中国漆器的金漆彩绘，瓷器上的斗彩、粉彩等“中国趣味”不仅对法国绘画、手工艺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是欧洲17世纪末18世纪初，形成“洛可可”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世纪，美洲民间盛行刺绣，集中在秘鲁、巴拉加斯半岛和墨西哥。当地民间将鲜艳的羽毛夹在线中绣到外套与斗篷上，图案有各种动物和天使形象。有一件著名的行列幡旗，产于墨西哥的阿兹台克，图案是一匹直立的美洲狼。北美印第安人也擅长刺绣，他们将豪猪的刺、贝壳、彩色玻璃珠缀在鹿皮制的服装上，图案有几何形、人字形与动物等。那时候，他们对中国丝绸、刺绣是茫然不知的，直到1620年，英国殖民者向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詹姆斯城送去蚕茧后，才缓慢地发展养蚕缫丝，邻近詹姆斯城的卡罗来纳、佐治亚州才开始有了丝织工厂，但由于工人们对缫丝、织造知识贫乏，质量低劣，他们渴望从中国进口丝绸、织锦、刺绣。但在17世纪，由亚洲到美洲海上贸易是被西班牙垄断的，直到18世纪末，约1784年夏季，年轻的美国才派了第一艘商舶“中国皇后号”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

“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起航，经过半年的航行，在8月28日顺利抵达广州的黄埔港。在广州停泊了四个多月后返航，于1785年5月15日平安地抵达纽约港。第二天纽约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中国皇后号的航程为三万二千四百五十八海里，经过15个月的漫长时光，终于平安地归来。它给纽约市民们带来馨香的茶叶，精致的手工艺品，其中除了瓷器外，还有刺绣、刺绣服装等。”根据该船船员摩里纽克兹在《中国广州的（航海）日志》记载：1784年11月8日，他们在广州买了六百幅妇女丝绸刺绣手套等商品，可见对中国丝绸、刺绣挚爱的程度。

1786年“中国皇后号”再度远航中国，返航中又运载了蓝缎刺绣服装等货物。这些中国的刺绣服装远比从欧洲转运到美洲的价廉物美，因此备受美国人士的欢迎。随着中国刺绣传入美洲，美国上层社会的妇女开始在当时的“贵夫人学校”（为已受过普通教育的女子，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学校）和寄宿学校开设的刺绣科中学习刺绣，并视为有才艺女子的必修课。1900年，美国还举办了第一个刺绣品展览。但在美洲反响最大的还是在20世纪初，清代的中国服装在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城市中相继展出，使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界、服装设计师、市民们领略了中国刺绣服装图案之华美、绣工之精巧、色彩之艳丽，并为之倾倒。

知识链接

刺绣的压瓣

压瓣是指刺绣欣赏品花样交接或重叠处不留水路层层相压的一种绣法。其作用是使纹样交界处无空隙且层次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