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城市

自明朝建国至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472年属于封建社会的后期。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明末，有的城市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清朝，因为推行“强本抑末”和“闭关自守”的政策，扼制了资本主义的生长，直至中叶，这种政策才有所改变，资本主义因素又有出现，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总的趋势仍是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明朝的城市发展

明代初期的高筑墙

明朝（1368～1644年）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他于1368年正月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称洪武皇帝。当年七月，明军进据通州，元惠宗妥飀帖睦尔（顺帝）北奔上都。八月，徐达率军攻入大都，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大都遂改称为北平，应天则称为南京。

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非常重视修筑城池。还在洪武前二年（1366年），就动工修筑南京城，前后用了20年的工夫才竣工。城周长3.714万米，高14～17米，墙基宽14.5米，顶部宽4～10米，筑城的砖由28个府108个县烧制，统一规格，并刻印着烧制的府县名和制砖人姓名，筑城时砖与砖之间灌以石灰拌合的糯米汁和桐油，坚固无比。城有13个门，各有为数不等的瓮城，其中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有3道瓮城，由4道拱门贯通，各门有上下启动的千斤闸和双肩木门，第一道上边筑有敌楼，城墙上的垛口有射洞，瓮城内外有27个藏兵洞，可以潜藏兵士和储备器物。从防守出发，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建外城，周围60千米，土筑城墙，共开16门，雨花台、钟山、幕府山等山丘，都包围在内，连绵环绕，形势宏伟。

皇城也称紫禁城，位于城内东南部，坐北朝南，呈正方形（约在今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与逸仙桥的范围内），绕以护城河。宫城的正门有5道，由内往外为：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洪武门。洪武门往北，御道街两旁是明王朝的政府机构。承天门东有太庙，西有社稷坛。午门之内为大内（即宫城），奉天门内之奉天殿为皇极正殿，是外朝所在，奉天殿北之华盖殿为治朝，华盖殿北之谨身殿为内朝，此为三朝之制。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为内三朝。

紫禁城

朱元璋为巩固明朝的统治，把自己的儿子除朱标立为太子外，凡是活下来的都封为王，并使他们就藩（王国）筑城，守护一方。其二子朱樉封秦王，就藩西安府。西安的名称由来，是徐达攻克元朝奉元路改称的。现在的西安城就是明初修筑的，现存城墙始筑于洪武七至十一年。因为西安是西北的军事重镇，所以城墙高大坚固（墙砖是后来巡抚张祉包砌的），秦王府位于城的东北部。西安市区的钟楼、鼓楼也是明代修建的，是西安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物。鼓楼以南的南院门一带，街道的两侧布满商铺，是城市的生活中心。

明末重要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后期的政治虽然腐败，但工商业的进步却很突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朱元璋建国以后注意恢复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减轻租役，他令州县开垦荒地，归垦荒者所有，鼓动农民尽力垦荒。官给耕牛种子，减轻徭役赋税等措施，扶植了一大批小自耕农。军队也设卫屯田。加之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社会呈现了繁荣景象。二是推翻元朝以后，使奴隶恢复了百姓的身份，对匠户的限制逐步放松，工匠有了自由，促进和恢复手工业发展。三是后期出现了科学研究。如科学家徐光启译著《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法异》、《勾股义》，著作《农政全书》；李之藻译著《环容较义》、《新法算书》；方以智著《物理小识》；王微著《诸器图说》等，都是倡导学习和推广科学。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更是总结了工农业的生产技术，包括谷物种植、收割加工、植桑、养蚕、棉麻、染料生产、纺织、染色、制盐、榨糖、榨油、酿酒、造纸、开采煤炭、制造砖瓦、陶瓷、铜铁器具、舟车、兵器、烧制石灰、矾石、硫黄、采琢珍珠、宝玉等，都很适用，使工业、农业、矿业、军火业开始采用新法，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万历年间，民间工业除了家庭手工业和手艺工匠外，全国较普遍地有了手工业作坊。按照课税的名目，计有：油坊、糖坊、磨坊、面坊、粉坊、酒坊、机坊、染坊、纸坊、铜作坊、铁作坊、砖瓦窑、木植场等，雇工多少不一，商品经济很繁荣，人口也逐渐向城市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已初露资本主义萌芽。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文化城市。由于以前征匠官营的手工作坊逐渐被雇工生产代替，私营作坊开始发展起来。原来只供皇家贵族享用的手工艺品，如雕漆、宣德炉、景泰蓝等，也开始在私营作坊中生产。因此，商业空前地繁华起来。除了一些综合性的商业区外，出现了不少专一商品的交易地点，如米市、菜市、果子市、猪市、羊市、骡马市等。南京有丝市、绸市、米市、油市、木材市等124处。此外，由于西洋教士来华，在北京传播介绍多种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中国有识之士像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宋应星、王微等人，与之交往、学习，都有多种科学译著，使北京这座历史古城，开始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这对全国也很有影响。

北京之外，全国大的工商业都市在南方，有：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徐州、常州、扬州、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等。北方较大的工商业都市是：开封、济南、济宁、临清、德州、天津、太原、平阳、蒲州等。

对外最大的贸易港为广州，其次是泉州和宁波。朱棣即位后，废除了闭关的政策，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沟通了与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及东非等30多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允许葡萄牙租用澳门为商场（每年租银2万两）。万历四年（1576年），又允许西班牙以海澄港（今厦门）为通商口岸。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织物、布匹、瓷器，与中国进行瓷器交易的达20多个国家。输入多是香料、药物、珠宝等。港口商税收入，也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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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主要有两座：一座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东北隅，是一组四合院，大门一间设在东南角，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及倒座各为二间，按传统习惯根据木构架分间，应是三间，可能是由于木构架开间过小，不利于布置室内火炕，所以分作二间使用。正屋、两厢和倒座之间并无廊子联结。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规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单色勾绘的密锦纹团科纹饰，似稍有逾制之嫌。另一座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东侧。由两进院落组成，现仅存大门及里进院，外院倒座及两厢均已不存，两院之间的垂花门也已毁去。从现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进，其余基本相同。

第二节　清代城市的变革

清代城市发展与变革概论

清朝（1644-1911年）的创立者满族人崛起于东北地区，是女真人的后裔，在明末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去汗号称皇帝。清以水为偏旁，而明字含火意，以清代明，犹如以水灭火，符合汉族五行相克的传统说法，更符合农、牧业民族的文化观念。

杭州古城

皇太极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事业。1644年（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清世祖率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随之迁都北京，即皇帝位，确立清朝在全国的统治。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到1912年清廷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从此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清朝从1644年入关至灭亡，传十帝，历268年。

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宣统皇帝退位，总计296年。从1644年明王朝灭亡到清朝灭亡，总计268年。以1840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顺治到道光，清朝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势达到极盛。从乾隆晚期开始，由盛转衰，至道光年间的1840年，就发生了大的变化。清后期为1840-1911年，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清代城市在清代前期与后期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与变迁。在1840年以前，因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精耕细作，水利灌溉，以及施肥的因地制宜，江南已大面积种植水稻，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成为主要产粮区；经济作物种植也得到普遍推广。浙江的杭、嘉、湖三府成为著名蚕桑之乡；江苏的苏州、松江、江宁（今南京）一带，广东的广州、顺德等地大面积植桑养蚕。商品化经济作物的发展，促使农贸市场出现，如上海地区棉花市场的繁荣，导致市场上出现专人评估棉花质地，专人司秤，讨价还价，热闹非凡的景象。清代手工业生产工具不断得到改进，如南京织缎的纺机构造之复杂，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手工业生产工具进步的一个新标志。到乾隆年间，中国矿产开采的规模不断扩大，拥有数万人的铜矿在云南出现。景德镇的瓷器工匠有几十万人，分别在两三百座瓷窑上做工。广东佛山等地的铁炉生产规模也很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场的活跃，促进了商业、金融业的发展，票号、当铺在全国许多城镇都很兴旺，于是在这些繁华的大城市，如北京、杭州、苏州、扬州、广州、江宁（今南京）、佛山等城市，行商坐贾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活跃起来，百货繁盛。在手工工场和采矿业中，业主雇工经营，“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以及作为家庭副业小商品生产的包买商等在全国各城市、矿业和农村集市上普遍出现，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明代大大地普遍起来。

清代广州的发展

广州在明代商品生产已开始发达，到清代商品生产更加活跃。其表现：一是蚕桑生产有新发展，海南更为突出，池塘居土地9/10，民间多在岸上种桑，池中养鱼。二是麻的生产也相当普遍。三是甘蔗种植在广州番禺、东莞、增城等地发展迅速，蔗田面积几乎与稻田相等。四是广州的果品生产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大量种植荔枝、龙眼、柑、橘等。

广州生产的粤纱、粤缎，天下闻名。棉纺织品也占一定比例。麻纺织品生产虽然不如丝棉规模大，但也比前代有很大发展。如渤阳各乡妇女勤织麻布，其细者价格倍于纱罗。同时鹤山、新会的麻布，雷州、情罗、渤阳的葛布，高要、长乐的蕉布都闻名全国。麻布生产与棉、丝纺织品生产共同构成广州商品生产的整体网络。另外，广州制糖业也相当发达。

清代广州成为一座发达的城市，工商人口日益增多，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市人口已达百万。广州以织造粤纱、粤缎著名，但广州的丝织生产必须用吴蚕之丝而不能用土丝织造，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原料的南北交易。佛山铁的销路大增，供应全国。

在海运方面，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分三路，所在均有出海门户。广州港口更是帆樯鳞集，海运事业兴旺。在陆路方面，广东有连通江西、安徽、山东、河北的路线；连通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路线和连通广西的路线等。水路交通成为广州商品流通的重要条件。

广州不仅丝织业发达，而且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统称“广货”，供应全国各地。广州城市发展繁荣，主要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以及海上交通便利和海外贸易发达。

明末，广州是抗清据点，清军攻城时，破坏严重。清代城垣依明制修建一新，并于顺治三年（1646年）增建东、西翼城，俗称“鸡翼城”。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人资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广州的商行成为清代中国商人社会势力的典型代表之一。清道光年间，广州有97行。诚然，广州商行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自明代广州已有13行商行，到清愈更加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置了中国最早的海关，即“粤海关”。在珠江岸边设“十三行”及招待外商的“夷馆”，作为统一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和设置。到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更成为巨额资本的控制者。广州商行之所以垄断了清代的对外贸易，是因为清朝政府的特许所造成。清朝统治者为控制对外贸易，实行公行制度，并指定广州少数牙行商人作为对外贸易中外商与国内贸易商人的中介商。清代广州是国内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惟一口岸，行商实际上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广州行商总称“十三行”。十三行所拥有的对外贸易特殊权力，使它有可能积累巨额资本。至鸦片战争时仅一个叫伍启之的行商所积累的财产即达2600万元。商人势力增强和商人组织大批涌现，推动了商人反封建斗争。但封建特权商人是与封建统治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因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同时广东行商也受封建政府盘剥。广东行商每年要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采办进贡的洋货，赔垫货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行商每年向朝廷交纳“常贡”，初为每年5.5万两，后来增加到15万两。鸦片战争时，广州十三行绝大多数商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只有极少数人屈膝投降。

广州的商行还在外地城市组织同籍人会馆，有多种行业。如北京仙城会馆是广州籍商人的组织，他们经营绫、罗、绸、缎、葛、麻、珠宝、玉器、香料、干鲜果品等。

广州的商行

广州人在国内各城市组织的同籍商人行帮，是广州商业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流通，在鸦片战争后这类商人势力仍在继续发展。而广州城市里的十三行则逐渐演变，主要作用仍然是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十三行的巨大财力，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巨大，十三行街是广州最繁盛的市场之一。咸丰年间，广州十三行和“夷馆”等尽毁。清朝末年，京广铁路通车后，广州与中国中部、北部广大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中国的“南大门”。

清代上海的发展

清中期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又是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港口贸易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诏弛海禁，在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设置海关，始由上海县派员管理海船税务。上海商贸发展很快，往来海舶都进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云集。雍正二年（1724年），在上海南部增设南汇县。雍正八年（1730年），从苏州移苏松道驻上海。此举主要是为强化上海海关税务管理。从此上海由县治跃升为统辖苏松两府的道台衙门所在地。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又将太仓并入，称苏松太兵备道。因为管理两府一州，加之税务关系国家利益，因此，历任上海道台多由具有巡抚、总督、布政使官衔的人担任，级别很高。嘉庆十年（1805年），又划浦东高昌一带设川沙县。上海地域的扩展和任道台者级别之高，反映上海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嘉庆年间，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性贸易港口城市，称之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乾隆年间，上海港口的船舶已达3000多只，其中沙船最多。沙船为大型航海木帆船，适宜于北洋航线。沙船坚固，行驶平稳，载货安全。沙船的发展，促进了上海的繁荣。如今上海市市标上仍画有一只三桅平底沙船，它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时期的上海街巷

康熙时开海禁之后百余年间，上海港口每年由关东运来的豆麦达千余万石，南方的布、茶等由上海用沙船运往山东、直隶、关东等地。在国际贸易方面，当时中国开往日本的百余艘海船，大部分由上海港出发。上海海船每只载货15～30万千克不等，运往日本的货物包括丝、纱绫、棉布、茶叶、药材、瓷器、文具、纸张、书籍等，而运回的货物主要是银、铜、漆器、海产、珍珠等；往东南亚运出绸、棉布、陶瓷等，运回砂糖、苏木、槟榔、樟脑、檀香等物品。

上海手工业中首先发达的是纺织业。开始，棉纺织业是上海农民的商品性副业。上海所产青蓝布远近闻名，是江南织造采办的主要对象。清代前期，上海丝织手工业的发展还无法与苏杭相比较。有一种说法，当时全国最大的丝绸纺织中心是苏州，甚至还包括南京。而上海则是全国的棉织业中心。上海每日售出的为5～10万匹，全年约为2000万匹之多。上海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远销日本等国。上海作为产地市场的商品还有棉花。上海的花行中，有专门为广东、福建出口商人收购花衣的“洋行”。在上海小东门外，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棉花市场，来自福建、广东的船只，每年在春季2、3月份运来当地土特产品，诸如糖、红木等商品在上海出售，到秋天收购棉花等商品运回。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1840年以前，随着上海海运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从苏北、宁波以及全国各地聚集到上海的人，已在上海建立了同乡会馆、同业团体。如1757年泉州、漳州商人在上海建立了泉漳会馆，1759年粤籍商人建立了潮州会馆，1830年前后，山西行栈商人建立了山西会馆等。同业团体又称行帮、商帮。如1771年，北京在上海从事帽业的商人组织了京货帽业公所等。

上海县城在清代前期有50多条街巷，县衙周边几条官道为砖石路面，其余多为泥土路，宽2米左右。因为社会相对稳定，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兴盛，海内外贸易崛起，港口兴旺，清前期上海城乡人口聚集量迅速增长，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已达52万多人。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上海县城乡人口总数增加到52.8万多人，若加上港口往来流动人口，总数超过60万人。

清代北京的发展

北京城整体轮廓、基础框架、基本设施，在明代已经建成。清代建都北京，对明朝宫殿、城池、街衢、坊巷，几乎没做大的改动，清代最突出的建设是西郊的两座离宫，一是当时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二是颐和园。清政府曾把城内汉族百姓迁到外城，内城由八旗人居住，大都是王公贵族。皇亲贵族府第又多分布于西城，时人称“西城贵”。

清代北京的手工业多半是奢侈品生产，如玉器、珐琅、雕刻、漆器、珠宝、料器等。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则主要来自外地，棉布来自松江，土布来自山东和河北，纸张用品来自安徽、福建、江西，烟叶来自关东和河北。不论是皇族、贵族，还是老百姓婚丧嫁娶所用丝绸之类产品，则来自江宁、苏州、杭州等地。至于香料、钟表以及各类奢侈品、高级观赏用品等，则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

颐和园

北京城市商业繁华，固定市场相对集中，是清代北京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正阳门外大栅栏是北京的商业中心，西单、东四商业在清代也逐渐发达。此外，还有花市、菜市、琉璃厂书肆等。清代北京商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庙市特别兴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京师之市肆，有常集者，东大市、西大市是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旧京琐记·市肆》）城内以隆福寺和护国寺为东城、西城两大庙市。其他如都城隍庙市、都灶庙市、太平宫庙市，以及和平门外厂甸地区的正月初五、元宵灯节的“庙场”，都是北京著名庙市。清代北京平时定期庙市增多，商业发达，因此使一年一度的城隍庙市规模及热闹程度不如明代。这是清代北京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反映。

清代商业发展还反映在全国各地商人到北京做生意者增多，生意扩大，建立同籍商人会馆的行业增加。广州籍商人，在北京经营绫、罗、绸、缎、葛、麻、珠宝、玉器、香料、干鲜果品等行业，他们组织了北京仙城会馆。经营杂货、纸张、颜料、干果、烟叶等生意的山西临汾商人组织了临汾会馆。这类会馆的增加，是清代北京城市商业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商人势力增强，特别是商业行帮势力增强，商人组织联络密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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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式民居

组群式民居是庭院式民居的集合式住宅，以它自己特有的构图模式去组合全族众多的住屋，构成雄浑庞大的民居外貌，多应用在闽西、粤东、赣南的客家人居住地区及福建漳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客家人喜欢建造圆形或方形的大土楼。例如：福建永定古竹乡的承启楼直径达70米，住房呈环状布置，为四层夯土木构架的楼房，外观封闭，无窗或很少开窗，内院有套建的圆形附属房屋，中心为全族人共同的祠堂。内部有水井、粮仓。楼门关闭以后，全族人不依靠外援可坚持抵抗侵袭很长时间。

第三节　明清时期城市建筑与民居

明清时期城市建筑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在南京建国，同年攻占大都，元代灭亡。明太祖将大都宫殿拆除并将材料运到南京来营建新的都城。但出于对以往建都于金陵的朝代都享国不长的忌讳，朱元璋不惜填平了燕雀湖，把新城的建设移到了旧城之东。新城打破了方整对称的都城形式，因为保留了旧城，所以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格局。全城分为三个区域：中部市区、西北部军营区和东部宫殿区。城墙就是这三个区域外缘的围合。城墙的砌筑以条石做基础，两面由石或砖贴壁，有的城墙则干脆全部用砖砌成。全城共设城门13座，重要的城门还设瓮城以加强防卫。在这圈城墙的外面还有土筑的外郭城墙围绕，外郭城设郭门18座。

宫城区以旧城东部的阳山为大内镇山，填湖所得之地主要用于皇城、宫城和中央官署的建设。宫城的前方左右两侧设太庙和社稷坛，前朝有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后寝有乾清、坤宁和东西六宫，宫城充分按照“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祖制建设。由于填湖造宫的地基不实的原因，声势浩大又建制齐备的南京紫禁城，因地势的塌陷而很快倾斜了。

明成祖朱棣南下攻破南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在南京修建大报恩寺；另一方面开始筹划移都北京的事宜。而南京的紫禁城，这座凝结了元大都的精华材料、明初匠人的苦心设计的皇宫却没能逃脱当时战火的吞噬和清初的劫难，终于在乾隆年间沦为一片废墟。

明成祖朱棣在北平元大都大内的宫殿遗址上依照南京紫禁城的建制重建新的皇宫和都城，并改名北平为北京，这就是北京城名的由来。明成祖对北京城的贡献在于，废弃了北部的大部分荒凉城区，在北城墙内又筑新城墙，又向南迁移了南部的城墙，延长了皇城的中轴线，这使得整个都城南移，就形成了以后宫城居中的布局，此后还加建了外城南面的城墙。这时北京的凸字形城市总平面，宫城、皇城、内城层层相套，外城在南面，中轴线自南向北贯穿都城的布局就基本上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还为以后的清代朝廷所沿用。

神武门

北京外城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区，还有规模巨大的天坛和先农坛。南面三门，东西各一门，北面则分为三座通向内城的城门和两角上设的通向城外的两座城门。内城南面三门，其他三面各两门。这些城门都建有瓮城、城楼和箭楼。并且在外城的东南和西南还建有角楼。内城中以主干道为骨干，之间穿插有南北向或东西向的街巷和胡同，居民区就散落在其中，此时的街道两侧已经有了砖砌的暗沟，以供排水。

皇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主要分布着宫苑以及庙社、衙署等配套建筑。城四面各设一门，南门就是著名的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天安门前还有一座城门，明时称大明门，清朝改为大清门。皇城内的宫城就是政治的核心区，它是供明清两朝皇帝处理政事和起居的宫室。

皇城内所有主要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这条长达7.5公里的中轴线是全城的主干，它起始于外城永定门，经笔直宽阔的大街到达内城的正阳门，而后经大明门又到皇城的天安门。在大明门和天安门之间，建有千步廊，各种衙署分设在廊道的左右。进入宫城后主要的宫殿都依次建在中轴线上，各主殿的附属建筑则对称地分列于中轴线两侧。沿中轴线向北，过了宫城的制高点景山后，出皇城的北门地安门，这条南北贯穿的中轴线才以高大的钟楼和鼓楼结束。

宫城内的建筑是严格按照体现封建礼制和皇帝威严的要求建造的。“三朝五门”的门殿制度是封建社会宫殿建制的典型方式，而“前朝后寝”是宫殿自身的布局方式。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在解释《礼记》时说，“天子及诸侯皆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在《礼记·明堂位》的注释中又提到过：“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这就是古代宫城建设的“三朝五门”之制。但是西汉的戴德和戴圣在编定《礼记》这本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时，只有文字描述，并没有附图说明，因此西周时的三朝是如何设置的，是采用“凹”字形的平面还是前后排列的“一”字形，后人并不知晓，这也给后人许多发挥创造的空间。

外朝为一座殿，是商议国事、处理狱讼、公布法令、举行大典的场所，位于宫城南门外，易于国人进出的地方是内朝，分治朝和燕朝，治朝用于君王日常朝会治事、处理诸臣奏章、接受万民上书；燕朝是君王接晤臣下、与群臣议事及举行册命、宴饮活动之处。

但实际上，从战国以后，历代都城宫室建设中，并没有几个朝代按这种制度营建宫室。隋代时，恢复“三朝五门”制度，唐长安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基本布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唐长安有五门和三朝。元代没有这种建制，明初南京宫殿又用此制，其五门为：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三朝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北京的建设基本按照南京的布局。

北京紫禁城正门也就是午门（建成于1420年）。在午门前侧左边（东边）是太庙（始建于1420年），右边（西边）是社稷坛（始建于1420年），这是按照“左祖右庙”的形式而设置的。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清代名称）前三殿为主，符合“三朝”的古制，宫城的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五座门，符合“五门”的制度。外朝后为内廷，内廷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后三殿为主，这是根据“前朝后寝”的形式而来。

在空间秩序安排上，在中轴线上从大清门到坤宁宫共有八进院落，其中以太和殿（1420年建成）前的庭院面积最大。它是前三殿的前奏，同时也衬托出太和殿的主体地位。在太和殿广场前部，午门之后，还设有一道金水河和小金水桥，这个设置一方面缓解了高大的午门对太和殿的压迫之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大殿的重要性。从午门到太和殿这一空间，由宽阔的院落和门殿、廊庑组成，空间豁朗，视野开阔，形成整个宫城的序曲。前三殿不仅建筑本身体量高大，建筑形制尊贵，8米高的工字形台基把大殿平地托起，高高地矗立在白色的石基上，气势磅礴，是宫城的高潮部分。过了乾清门，建筑体量逐渐缩小，建筑密度却相对较高，这里是帝后及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后三殿的北面是御花园，再向北到神武门（明代称玄武门）即宫城的北大门，也是整个宫城的终点。

从建筑形制上看，紫禁城内的建筑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建筑的最高形制。以太和殿为例，太和殿是举行朝会和大典的场所，是整个宫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大殿坐落在三层高的汉白玉须弥座台基之上，是现存中国古建筑中最高等级的建筑，也是体量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之一。

中国人自古就有讲究数理的传统。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总共五十五间。五十五这个数字，是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五”就是一、三、五、七、九这五个数。“地数五”就是二、四、六、八、十这五个数。五位相得，是一与二相得，三与四相得，五与六相得，七与八相得，九与十相得。“各有合”是五个天数合到一起等于二十五，五个地数合到一起等于三十，二十五与三十相加等于五十五。这就是“凡天地之数五十又五”。太和殿的五十五就象征着天地之和谐、人间之和谐。

宁寿宫

太和殿在明初建成时称奉天殿，自从建成后历经多次毁坏和重建。现在的太和殿是清康熙年间重建、乾隆年间又重修的建筑。由于太和殿仅是供皇帝一人之用，所以建筑坐落在宽大的台基之上。殿前的月台也很宽阔，以供文武百官就列。在月台上还设有铜龟、铜鹤、日晷和嘉量，使月台显得不至于太过空旷，也代表了江山永存的美好愿望。

大殿采用重檐庑殿顶，上覆黄色琉璃瓦，上檐每角突破常规，各设十个走兽。在明清已经逐渐退化的斗棋在这里作为装饰而被大加利用，采用了最高等级的出五跳形式密布于檐下。殿内没有过多的摆设，而装饰却是金碧辉煌。殿中部设六根蟠龙金柱，柱中间设同样金色的龙饰屏风和宝座。殿顶遍绘金龙和玺彩画，地面全部铺设特殊定制的黑色金砖。强烈的色彩和精美华丽的装饰充分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从布局上看，重要建筑安排在中轴线上，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为主，两侧有文华、武英两组宫殿；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两侧是居住用的东西六宫和宁寿宫、慈宁宫等，御花园位于宫城的最后。宫城内还有禁军的值班房以及宫女、太监们居住的房屋，在午门至太和门之间的御路两侧建有朝房。

清乾隆年间（1735-1795年），在内廷的中部还建了一座城中之城——宁寿宫，当时建筑的目的是作为乾隆皇帝退位以后的养老之所。宁寿宫由单独的城墙围合而成，建筑布局也采用前朝内廷的模式。著名的故宫九龙壁就坐落于此，它成为皇极门和宁寿门前的铺垫。前朝建皇极殿和宁寿宫。后廷中间依次是养性殿和乐寿堂等起居殿，在左右两侧还建有戏楼和花园等。

紫禁城西面是皇帝的禁苑，它是利用金、元时期的太液池和琼华岛扩建而成，因为南移城墙还添增了南海水面，以供皇室成员消闲娱乐。而到了清代，又在此基础上大兴土木，不仅扩大了园林的面积，而且添建了大批的宫苑建筑。而对于西郊的园林区和在各地建的离宫别苑来说，皇宫内的禁苑只是一个序幕而已。可以说清代把园林的建设推向了最后的辉煌。紫禁城从落成后就一直处于不断修整和建设之中，到了清代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原有基础上又加以增建。可以说这是一座穷尽天下之力而创造的神话般的建筑。

清朝（1636市～1912年）在都城和宫殿上全盘接受了明代（1368～1644年）的辉煌成果，虽然也进行过比较大的建设，但那只是为了满足需要对紫禁城进行的修缮和补建。而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来说，皇家不可能在建筑上如此轻易地善罢甘休。果然，清代皇家把对于建筑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了对园林的开发和建设上，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清朝的历代统治者对园林的建设是如此执著，以至于到了光绪时，朝廷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慈禧（1835～1908年）挪用军费也还要大建御苑。以上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只要一提到北京城就必然会想到它的宫殿和园林。

清代除了继续扩建西苑外，还在北京的西北郊修建了众多的皇家园林。并在河北承德修建了京城外最大的行宫——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西苑是清廷大内的御苑，包括北海、中海、南海三部分。过去这里曾经是一个较大区域的水洼地带，但早在清初期水面的范围就已经缩小了，这以后主要是在以前金朝和明朝已有简朴园林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添建。到了康乾盛世时，由于中央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皇帝们深感御苑的拘束，遂开始在城西郊兴建三山五园。这就是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还有圆明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其中成组的建筑就达100多处，而数不尽的景致更是交相辉映。由此可见当时园林恢宏的规模。这些园林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园林类型，还有不少富有外国风情的建筑坐落在皇苑之中。而清朝的统治者们也是多半居住在园中处理政事，一年之中在紫禁城中住的时间反而很少。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景苑，精美的建筑，耗费了人们无数财富和心血的园林，最后都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毁于一炬。现在的颐和园是在原清漪园的旧址上经两毁两建而成的，虽规模和繁盛程度已大不如前，但当我们置身其中时，至少还可以从它的景象中想像一下当初那些创造过辉煌的园林的样子，虽然那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得到的。

明清北京城居住形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愈是中国古代后期王朝的都城，愈是趋向与《周礼·考工记》的城市规划思想相一致，这大概与以《周礼》为主要经典的儒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明清时期都城建设的礼制，整体上严格从属于《周礼·考工记》。《周礼》原是先秦的古籍。秦代焚书后散佚，到汉代河间献王得《周礼》这部书，惟阙冬官乃以《考工记》补入其中，所以两本书合而为一，《考工记》就成了《周礼·考工记》，专门论述“百工之事”。该书里面有关的都城城池的空间布局与建设制度，从后来中国各代故都的考古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另外，《周礼·考工记》强调礼制观念及封建社会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明清时代的都城规划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虽然《周礼》强调了“王城居中”的传统理念，但是实际上也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西周开始的“西城东郭”的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东西南“三面郭区”绕北部中央小城，然后从曹魏邺城开始实行“去南宫”、“留北宫”，都有一个不断的调整性过程，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庄严的“重城式”复合都城结构。这种复合都城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城中有城，整座北京城以皇宫所在的宫城为中心，即将皇帝及其嫔妃居住的宫城与中央政府机关所在的皇城与一般居民居住的城区分开来，宫城外面是皇城，皇城之外为内城，内城外还有外郭城。这样一城套一城，即宫城外套皇城，皇城外套大城，大城又套外郭城的“四重城”结构。而整个都城、皇城以及宫城的中心，就是“太极殿”。其建在“中央土”上，高高在上，再配以周边高大雄伟的宫殿群，使皇帝显得高高地凌驾于将相群臣及庶民百姓之上，增加了封建皇权的神秘感与威严。这是一种借重皇宫地势的高耸与建筑的雄壮来增加皇帝威权的建筑方式。

明清北京城建筑布局除了上述的严格依照《周礼·考工记》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及其派生出来的“重城式”都城空间整体结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存在着严格的几何关系。比如，景山是北京全城的最高点，该点刚好位于内城两条对角线的交点上，是内城的中心；午门处于内外城四角的对角线交点上；天安门处于西直门与外城东南角、东直门与外城西南角的对角线交点上，也是阜成门与广渠门、朝阳门与广安门的对角线交点上；正阳门则处于阜成门与外城东南角、朝阳门与外城西南角的对角线交点上；而皇帝朝见众臣的地方——太和殿则处于紫禁城两对角线的交点上，成为中心的“中心”。这么一层层水平与垂直的关系，将皇权层层推向顶级，而这种几何关系的情况在以前的各个朝代是较为少见的。

“重城式”结构的明清北京城，是以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为中心，皇城、内城、外城一层层紧紧将其拱卫在其中。但是“重城式”的特征又紧密地与另一个重要特征相联系，这就是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空间结构上十分有名的“中轴线”。“中轴线”由几个独立的部分组成，宫城的轴线由皇城外的正阳门经过宫城直接贯通至皇城北面的钟楼、鼓楼。清朝在加筑外城时又将南面的永定门也坐落在轴线之上，如此构成了一条由南而北，贯穿全城的“中轴线”，从最南的外城永定门开始，贯穿外城，经内城南面的正阳门直抵皇城正门天安门，进入皇城穿过宫城，越过景山，出皇城北门地安门直抵城北的鼓楼与钟楼。其间，宫城里的重要殿堂都被放在轴线之上，两旁对称地配列着寝宫厅馆，祖庙和社稷坛也分居在轴线左右。这条“中轴线”是全北京城市布局的依据，也是“重城式”复合空间的“脊梁”。不仅紫禁城里的主要建筑物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皇城和内外城的主要建筑也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即使是东西向的胡同也是以这条“中轴线”为对称与排列的。

可以这样说，除了城市的起源期之外，“中轴线”贯穿着整个古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布局的发展史，但是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最早的只包括单个房屋与宫殿的“中轴线”，到宫城内部的“中轴线”，再到“前朝后寝”的皇城中轴线，最终扩展到包括外郭城平民居住区空间结构在内的整个都城布局的“中轴线”——明清时期的“重城式”复合居住区空间结构。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忠实体现了《考工记》“匠人营国”理论，居中对称、左祖右社、干道胡同等基本框架清晰明朗，强调帝王权威、遵循礼法的城市建设指导思想跃然可见。

明清时代的“中轴线”与当时的“以南北交通为主”、南北街较宽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封建礼制强调城市的往南朝向，即城市与宫殿都是“坐北朝南”，以南门为“主门”。从街道的走向、宽度与重要性等方面来分析，明清北京的居住区空间布局结构也都是以南北向为主，这种南北纵轴线构架，是与其他各主要宫殿走向东西延伸、坐北朝南的礼仪相应相称的。所以，这条“中轴线”不仅从平面，而且在空间上起着统率明清时代全城交通网络的作用。“中轴线”以建筑群为主，以建筑包围空间，整个建筑群结构方正，气势雄伟，是全城平面及竖向空间的控制轴。

在明朝时，不但宫城、皇城、内城的居住区空间结构都遵循“中轴线”的原理，而且外城同样遵循着这条规划原则，显现出左右对称的设计手法，这是以前朝代所少见的。但外城与内城在使用性质上有所不同，宫城是大内所在地，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与贵族居住地，所以建筑物高大，王府众多，街道也很齐整，宫城与皇城构成了北京的内城。外城的性质是拱卫内城，故城垣、街道与房屋建筑都比内城规格低，相对也较杂乱，以普通百姓为主。到清代，由于特殊的民族关系，满族则多居于内城，汉族则多居于外城。

明清时代这种南北延伸的“中轴线”与宏大宫殿布局方式，对城市的交通存在着严重的影响。因为紫禁城是皇帝发号施令和皇室居住的地方，皇城内是皇亲国戚的府第，这两类建筑群本身都是一个个由高墙环绕的庞大建筑物。由于紫禁城和皇城的扩建，使其面积几乎占了北京内城的一半，又占据了内城正中间的位置，加上北部水面的隔断作用。这种对城市的分割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区之间的交通不便；另外，加上天安门前的“封闭式”千步廊，巨大的南北向延伸的皇城，竟然使得整个内城东西两城无法直通，也就是说明清时代的北京都城，虽然有了“中轴线”这条纵贯南北的经线，但却没有一条东西直通的纬线。长安街中间的一段在明清时代被红墙围在了皇城里面。如果从西城到东城，必须往南绕行江米巷，走大明门前的棋盘街，或往北绕行地安门外，这么走一趟起码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但从南到北却还有两条与中轴线平行的主干道，这就是当年北京城最长的两条路。所以，这种“威武”且“封闭”的封建皇城，对普通市民的生活空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胡同与四合院

1.明清时代的“胡同”

从元朝开始中国北方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逐渐发育出两种典型的形式：一是“胡同”；二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四合院”。胡同是明清时代中国北方地区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北京的胡同最为典范。

胡同形成于元朝，是宅第、院落、房屋连接而成的，是一排排宅第的间隔带，既可采光通风，又使得出入方便，成了连接住所与交织的主干道间的脉络。从词源上来看，“胡同”是元朝时开始出现在中国北方城市居住区建筑布局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作用大致等于中国南方的街巷、里弄一样的通道，其功能是既连着民居院落，又是区域内部的交通道路，当然它还有社会治安以及文化诸方面的作用。从史籍中看，“胡同”这个词的北方方言就有很多种，从元朝到清朝这个词的写法有：胡同、街通、火弄、火疃、火巷、胡洞等，其中以胡同最为普遍。就地域上来看，“胡同”只普遍使用于北京和北方一些城市。在中国的蒙古语、鄂温克语、女真语、突厥语、维吾尔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胡同”相似的发音，后来被汉语所吸收，到明清时代大量使用，而且从原来的本意（水井之处）转化为街巷。另外，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也叫胡同。无论是“水井”、“部落”，实际上都反映“胡同”作为人类生活居住空间，与四合院一样，都是中国北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封建晚期都城空间重要组成成分的“胡同”，不但是生活居住空间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都城交通网络的基础层次，它是明清时代北京都城最基础的民间交通道路，是“街制”的最低层次。根据《析津志》，当时都城街巷的走向，尤其是街，走向应该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直角与东西相交。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北京城特别体现出的特点。在元大都的时候，其大街以南北走向的为主干，表现为南北街的宽度特别宽。而东西方向的街大多属于“小街”，小巷呈东西走向的占绝对优势，这些小街就是胡同。元大都的街道如此布局，一直延续到晚清时代。

关于明清时代街道与胡同的数量，清朝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稿》一书所列的街巷胡同名，可数的大约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之多。据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到1944年北京共有3200条胡同，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1316条。

街制除了上述街道的走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街道的宽度。中国古代城市居住空间的规模是以“步”来衡量的，比如在元朝，一“步”为五尺，当时的一“尺”合0.3米，一“步”就是1.5米。《析津志》在记载元大都都城制度时，其街制规定：

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胡同宽六步丈。全城三百八十四巷，二十九街通。

北京胡同

“三百八十四巷”，就是当时的胡同。《京师坊巷志稿》云：“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巷，胡同即火巷之转。”当然在明朝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外城的扩建成为街巷胡同增加的重要原因。到清朝时由于满汉分隔的居住制度，大量的汉人被强迫迁往外城，也使得胡同的数量大为增加。

根据元朝街制规定，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而胡同宽6步。这就是说在元朝被称为“胡同”的街巷宽度分别达到这些规定，才称之为小街、大街。但这一规定，随着朝代的更替，到明清时期就越来越不严格了。明朝废弃了元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物群后，其原址上就出现了一些在走向与宽度等方面都不规则的小胡同。同样清朝期间也废弃明朝的一些衙署、府第、仓场，这些地方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比如在明朝时，天安门西侧设有中军都督府、左右军都督府、前后军都督府以及旗房、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九大官府衙署建筑群，到了清朝这些官府衙署被废除后，就形成了曲里拐弯的几条不规则胡同：前府胡同、中府胡同、旗手卫胡同等。

在原来大型建筑物地址上形成的胡同宽度相差很大。有的胡同就宽于原来规定的6步，有的胡同则不足6步，还有的胡同两头窄中间宽等，最窄的只能容纳一个人只身进出。比如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东口宽80厘米，胡同中间最窄处却只有40厘米，是胡同两侧居民住宅院前的台阶伸出占了地方，在这个地方两人相遇，得有一人退进居民院的门洞里，另一个人才能过去，要不然谁也无法通过。

与胡同“街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街道的走向对房屋居住空间的影响作用。由于明清时代的街制属于“大街小巷”的格局形式，而且大街小巷以东西走向的占绝对优势。而大街小巷的南北两侧就是普通百姓的住房，所以北京都城的基本居住建筑物“四合院”，基本上都采取了正南正北，北房为主，东西厢房的布局。这样既符合与宫城、皇城一样的“坐北朝南”礼仪，同时也便于自然空间的“采光取暖”的要求，是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态深得人心、符合自然要求的城市建筑设计。这种设计，取法于古都长安、洛阳的经验，又加改进。这样方方正正，整齐划一的平面图案，给人以端庄严肃的气象，这是中国的传统风格，体现出壮丽宏伟的气魄。

明清时代的胡同，除了街制的走向、宽度等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其社会治安的功能。明清时代北京的“胡同”有个突出特点，就是胡同口都安有木头或铁栅栏。其作用类似当今流行的“防盗门”一样，主要是为了防盗与治安。每一处栅栏都有出入门，起更（入夜）后即行关闭，除“有奉旨差遣及紧要军务，应及时启门”，“自王以下官民人等，概禁行走，步军校等分定街道，轮班值宿，步军协尉仍行巡逻”，全城实行宵禁。

胡同栏栅的起源，在明朝弘治元年，有个叫王敏的百户之官，给皇帝递了个奏折，说道：因为“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巡捕官军止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小街曲巷辄被藏匿。合无除宽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系小街巷口相应设门去处各置立门栅，遇夜关闭。如遇追逐盗贼，不得委曲隐藏”。于是北京城的胡同里都安装上栅栏。到了清朝时栅栏更是有增无减，到了乾隆时期北京城已有1700多道栅栏。现今这些栅栏虽没有了，可却留下了不少叫栅栏的胡同名称，最有名的就要数前门外的“大栅栏”，此外还有“双栅栏”、“三道栅栏”等。

当然在明清时代，胡同栅栏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治安防盗，不能把它看做北宋以前具有坊墙与“市墙”严格分离的“封闭式”都城空间结构与制度。

明清时代的胡同除了“东西走向”、“6步宽度”以及“栅栏把口”这三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明清时代的胡同与“中轴线”的空间关系。当时北京的胡同在外观与结构上都很具特色，从外观上，北京所有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在结构上中国城市的胡同空间布局又取决于“中轴线”的走向。因为，胡同是东西排列在两条南北主干道两侧的，而这两条主干道又是与“中轴线”相平行的，所以说“胡同”当时基本上都是东西向地排列在中轴线两旁的。整个北京城的胡同就像这条中轴线穿过的棋盘一样，以中轴线为中心，方正平直地纵横垂直相交成一个大棋盘，如果说御街所在的“中轴线”是南北向的“脊梁骨”的话，那么明清北京城里的胡同就如同两边对称排列的东西向的肋巴骨，脊梁骨加肋巴骨就构成了整个北京城的骨架（整体空间结构）。正是这一条条的胡同与小街的填塞才组成了坊，一片片的坊就成了大都城里、皇城以外的广大居民区。

胡同是元、明、清三代北京的主要居住与交通空间结构，但是由于三个朝代市政建设思想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建筑模式。在元朝，胡同是按大都城的总体规划建筑在坊里的，而当时大都的“坊”又是由大都城里的主干道交织划分出来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填塞按规划建筑的大都城，就把城里坊中的土地按八亩一份分封给奉诏而来的居民，让他们按规定建筑房屋，这些房屋建起后，中间的通道就是胡同。因为是按照一定的规模在坊里建设的，所以元朝时的“胡同”是最为规整的，元朝时的“里坊”与“胡同”可以说是以一种“国家”统一规划、市民自己建设的方法而形成的。

明朝统治者比元朝的“分封土地”更进了一步，明初正是“人口充实京师”的时期。比如元末时，朱元璋从全国调集匠户、富民充实京师（今南京）。洪武四年闰三月，城中约3万户，其中民2.1567万户，军1896户，公侯族属1197户，官吏2497户。到了二十四年，已迁进6.6万户左右，人口近48万。同年又迁富民5300户至京，估计近5万人口。洪武二十八年又徙直隶、浙江等地民2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以每户5口计，又得10万，加上原有人口和20万军队，共有80余万人，连同在京服役的轮班工匠，其最高峰当在100余万。

当时为了召集、安置外来居民来城内居住，国家统一建设房屋再分发给市民。统一盖筑的里坊与胡同，自然都很规范。所以当时是一种由“国家统一规划”与“国家统一建房”的都市建设方法。当然这种“国家统一盖房子”的形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比如《汉书·平帝纪》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徒贫民，县次给食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魿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两百区，以居贫民。”其中的“宅两百区，以居贫民”正是反映当时国家统一建房的举措。

到了清朝，都城居住的发展方向正好相反。政府不仅未建房屋，也未统一分配宅基。由于满汉分隔的制度，反而把汉人都统统赶出内城，内城只住旗人，被赶的汉人只好在外城另筑新房，匆忙中就没有什么规范而言，所以清朝新建的胡同就远远不如明朝、元朝规范整齐。

2.明清时代的“四合院”

胡同的实质内涵涉及北京居住空间结构的另一大特色，即鳞次栉比的北京四合院，两者在都城的居住空间结构中是紧密相连的。“四合院”，顾名思义，必得东、西、南、北四面都要建有房屋，并合围出一个敞亮的院落，是四方之屋围绕合成的院落，使其建筑结构形成一个“口”字形的整体房屋建筑结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北方有许多四面有房屋，中间自成院落的住宅，从广义上讲，这些都可以称为“四合院”。

北京的“四合院”，是随着元代北京城的兴建而逐步形成的，它属于北方四合院大类中的一个小类。但是北京的四合院以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营建方式，装饰精细以及房屋的具体使用，附属设施的布局，形成了四合院的特有文化，成为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的一种典范。

明清时代的中国北方，存在着二合院、三合院以及四合院三类。结构多为砖木结构，屋顶以硬山式居多，由简、板瓦重叠交扣而成，美观坚固，又有良好的保温、防漏性能，房屋和院落按南北轴线对称布置。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中，基本上由以下三大建筑部分所组成，即四合院的“前院”、中院（分为东西两部分）、后院。而这三个小院具体又分成了正房、东西厢房、倒座房、耳房、垂花门、过道、走廊、后罩房等建筑。这些部分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为：一般以正房为主，两边配有耳房及小跨院，东西两面各建配房。在这些建筑中，存在着许多特色装饰和特色建筑。如上下马石、拴马桩、宅地镇石、门簪、门环、门墩、门神、影壁、垂花门等。这些装饰与建筑体现的是浓浓的京韵与京味。

在房屋走向上，标准的四合院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大门开口朝南，这样采光充足，而且上述各个部分的名称都是与“走向”有关的，其中院内“坐北朝南”的为正房，东西两边相对的叫厢房，坐南向北的叫倒座等。

明清时代中国北方的“四合院”民俗里，门有门神，灶有灶君，一进院门奉土地、主房上方供天地等。有的还专门开辟一间或几间房屋供奉财神、大仙、观音以及天、地等各路神灵，大部分人家还要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可以说整个四合院中是无处不有神灵。人们把自己的住所同时看成自己所信奉的神灵的住所。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先生对中国传统民居的这一现象曾高度概括为“是兼有两种相反（其实也是相成）”性质的，那就是它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

虽然明清时期北京的四合院大多都是“灰墙灰瓦”，但是大门却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房宅主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四合院一般是在“坐南朝北”的倒座房中的正中央开辟一间房屋作为大门，这间房屋的屋顶高于其耳房等其他房间，大门装在屋脊正下方，大门两侧的墙壁向外凸出作为装饰，大门为两扇，门扇下为可抽出的门槛，走车时可拔下。门的形制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如金柱大门、广亮大门、如意门等，其中以广亮大门最具代表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影壁是标准四合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北京的四合院一般不对外开窗，“门闩而全院封闭”。富豪人家还分内院、外院，俗称“一进两串院”，也有个别“一进三串院”或更多者。

明清时代的“封闭式”居住空间类型从四合院的规模来说，也可以分成以下几类：如果只有一个院落，有北房、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卧砖到顶、起脊的瓦房、清水脊的门楼，这种称小四合院；如果有内外两进院落，有正房五间，并带耳房的，就可称为“中四合院”。对于那些“大四合院”就是现存的那些王府，正房要前出廊后出厦，后边有罩房、垂花门（宫殿式门顶，有用木头雕刻的莲花瓣儿，倒悬在门额的两旁，所以叫垂花门），整个四合院规模宏大，有两进、三进，甚至四进以上，而且还通过游廊将房屋相连。

明清时代四合院中一般均有绿化种植，每座院子往往在绿荫笼罩下。虽然居住建筑密度很大，很少有专门的大片公共绿地，但是每家每户因地制宜，都有绿化，所以总的绿化覆盖面积相当大，绿化条件也较好，富家贵族的大型庭院中往往有与住宅相连的私家园林，远处遥望，全城一片葱绿。

四合院

中国传统的建筑模式首先是一个封闭的建筑模式。大至国家、城市，小到庭园院落，都是封闭式的。城市是由城墙维护的，普通民居也是闭合式的，四合院的布局是以房屋来围合，中间是院落。虽然北宋以后“封闭式”的都城制度瓦解，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消灭，仍然存在着封闭式的建筑物空间。四合院是中国“封闭式”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同时也是中国以宗族与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表现。中国古代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因此在建筑上也反映出家庭观念。每个人都固守其家，家庭为了安全把自家的房子用高墙包围起来。所以它不仅是中国古建筑形式中的一种典型，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族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表现物。它的规模、样式以及装饰都必须按照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来建筑，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差别，这是一种以长为尊的伦理概念和准则。家庭的伦理道德和宗法观念在四合院中有充分的体现，住宅建筑的功能就与礼制融为一体。北京的四合院，包括较大规模的由多个四合院组套而成的王府，甚至故宫，都是礼制的反映，是礼制最充分的体现。

清朝的满汉分隔制度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阶段，清代北京在建筑用地类型、结构与规模等方面，虽然都是承袭于明代，而且都市的居住空间结构都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是居住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却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反映在“满汉分离”的清代京城居住空间结构上。具体来说，清朝的住宅虽然还是依主人官品等级或与其相应的经济状况而定，在内城或恩封行赏的府邸，或自购的第宅，主要是皇族、官僚以及旗民。至于身无旗籍的平民百姓只能居于外城的三合、四合及大杂院中，即使是汉族高官，居住于内城也须得到朝廷的恩赐。清朝“满汉分离”的社会等级制度反映到城市居住环境中来，就形成了等级居住结构。最高的一层是皇室，其次是满族贵族及其旗民，再次才是汉族官僚。在清朝，满族官僚贵族的住宅多接近宫城，汉族官僚多接近前门，而皇帝大部分时间在西郊诸园中，王府及高官的住宅向西城集中。

清初定都北京后，清政府为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户口，于顺治五年（1648年）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汉族官僚平民及商人，除投充者及在衙署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南城，即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满汉分城居住制度。这就是“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置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于京城内，镶黄正黄旗居北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蓝镶蓝旗居南方。左翼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同时又法定，八旗官兵不得在京城外居住。而汉人重新移居内城，发生在清代后期，尤其是光绪变法，满汉畛域日渐化除之后。因此，在北京城市满汉严格分居持续了200多年的时间。

清初的满汉分离政策导致了清代北京城市居民分区聚居的突出特点，即内城为京师八旗户口的集中聚居区，而外城则为汉人及其他民族百姓的集中聚居区。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同时也是行政制度、居住空间的组织制度等。当时北京的内城以皇城为中心，八旗分立于“四隅八方”，而且以“北”为上，这样一来，北京内城就布满了八旗兵营和满族贵族的府第。实际上就废除了内城原有的街坊制，转变成了实属八旗管辖、“坊”、“旗”混合的居住区管理模式。当然，随着人口增加与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到清中期，清廷逐步放松了原来对京师旗下官兵严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清初严格规定，旗人不允许在京城之外居住。到乾隆初，由于内城旗人人口增长很快，就出台了“除为官披甲当差之人在京居住者，其余闲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种者，俱各听其自便”的法令，从而减少了内城旗人人满为患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京师满族人“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问题。从此，京师八旗人口迁居外城及郊区者日众。此后，政府还有计划地迁移京师八旗官兵户口并鼓励旗下兵丁及闲散户口自发迁居四郊和外城。

清代汉人被迫到外城开辟新的住宅空间，新建房屋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了一条条新的胡同，因此北京外城的胡同一下增加到263条，街巷增加到337条，共合600条。一方面，由于当时搬迁的时间紧，缺少统一的规划，所以新形成的街坊明显比内城区显得曲折与杂乱。当然这也使外城原本荒凉空旷的地方变得热闹起来，成为新的、富有活力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外城由于不像内城那样受到巨大皇城在中间的阻隔，所以外城既有从内城正阳门延伸到外城正南永定门的南北纵向“中轴线”，同时也有不受阻碍横穿外城东西方向的长纬线，所以与内城的居住区空间结构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清代北京居住区空间结构特征，除了上述的不同社会等级差异、满汉分离，以及八旗内城居住的特点之外，还有就是居住空间密度大小、四合院规模的大小、胡同的大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内城皇亲贵族的居住区与外城普通汉人居住区的对比上。虽然两者都有“四合院”与“内院”，但是两者还是呈现极不相同的城市景观。

北京外城的胡同

所以，清代京师内城居住分布的商业指向特点受到限制，等级空间的特点得到了强化。因此，越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住宅或街巷的分布越是相对稀疏，而且宽大；而越靠城墙边缘则越密集，而且也越为狭小。这正好像皇城中的人口密度最小，房子最大，街道与胡同也最宽；而贫民的大杂院中的分布密度最大，房子最小，街道与胡同也最狭小。官僚住着占地数亩甚至数十亩的王府宅院，而穷苦贫民们在一亩地的空间要居住许多户人家。所以王府和富商们的深宅大院连成的胡同就宽，而贫民住的陋室小院连成的胡同就窄得多了。

清代北京城的旗民与汉人的居住差异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内城的社会等级水平远远高于外城，这也是中国历代的格局。明末《旧京遗事》记载：“勋戚邸第在东安门外，中官在西安门外，其余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冠盖传呼为盛也”，显然居所距离权力中心越近，社会地位越高。根据《京师坊巷志稿》的回顾，西安门一线的确有大量内官衙门，宣武门内也有许多官员居住。另外，城市缙绅的宅第常结集在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官署附近。书院、书肆、文具店、旧书摊，喜欢设在学宫、贡院的邻近，城里缙绅核心区则常位于衙门一侧，居民区仍多按职业分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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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孙有世袭的爵位，自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衍圣公府习称“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中国现在惟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现有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孔府占地总面积约4.6公顷，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传统园林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