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地理学发展简史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科学，是作为当代六大基础科学之一的地学的组成部分。我国历史悠久，很早之时，中华民族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生产劳动，和地理环境打交道，地理学思想很早就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光辉灿烂的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地理知识的萌芽

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首先要依赖于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是云南的“元谋人”，生活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73万年，元谋人创造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他们居住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中，选择依山傍水的地方，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集体狩猎和采集的优良地理条件。此时，他们已能打制粗糙的石质工具。

周口店猿人洞穴遗迹

此后，中更新世的“蓝田人”与晚更新世的“北京人”，他们经常活动的地域都比“元谋人”活动的区域广阔。尤其是“北京人”，选择居住的地方更是十分科学。他们居住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原是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这里有丰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北面的山间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众多，又正好处在森林与草原、水产与陆地动植物的交汇之处，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保存至今的历史遗物可以推测出，他们选择这样的居住环境，说明他们已具备一定的地理知识。他们择山洞而居，夏可防洪水、暑热，冬可避风寒。整个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约占据了自人类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

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时期，历史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使用较精制的磨制石器、骨针以及穿孔的海蚶壳等。这种海蚶壳只有在海岸边才有，证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达海边。

到了距今6000～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文字符号开始萌芽，定居的原始渔牧农业已经出现。人们已能选择有利地形用以进行种植业生产，他们经营种植业、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野生果实。村落也出现了，内部还有一定的布局。西安半坡村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就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遗址中，仅居住区面积就达3万多平方米。半坡人已能确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如墓坑与墓葬的方向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区以北。他们一定已有了确定方向的方法，利用日出东、日落西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临潼姜塞遗址约5.5万平方米，居住区中心为大广场，周围地势稍高，分布着多组建筑群，每组建筑群又以一大型房屋为主，所有房屋门朝广场。居住区周围挖有深、宽各2米的壕沟，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为黄河中游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及甘青交界地区、河套一带、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也是当时地理视野的基础。

到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地理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已经出现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它是层层加土，夯筑而成。周长约2千米，平均厚度约9米，高约6米，城内略呈矩形。安阳后岗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围墙遗迹，都是中国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这时农业发达，对地理知识的认识明显有了进步。发明凿井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使人们可以居住到远离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利用水源、发展生产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域更广，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辽东半岛等地，都有分布。这个范围与夏朝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存在了600多年。这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的积累，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批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出现，又促使文字形成、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发展。地理知识也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与过去漫长的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远在夏代，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青铜器得到使用，精神意识上占卜之风盛行。传说中夏代曾发生特大洪水，部落联盟举鲧治水，但失败了。由儿子禹继父业，成功了。《史记·夏本纪》载：“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们“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撵，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可以看出因为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扩大了地理视野，并促进了测量和制图学的发展。“准”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和“矩”都是绘图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用它测量人们不便直接到达的地方。夏代人们活动区域，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芒“东狩于大海，获大鱼”，从今山西一直到达东海，都有夏人的足迹。经常的活动，形成地理观念，表现在当时先进的冶铸工艺上。《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据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升庵）研究：“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皆一一书焉。”铸在九鼎上的图表示了丰富的自然地理内容。

大禹塑像

由于农业的进步，需要掌握一年之中的季节变化、日照强弱、气温高低、雨量变化等情况，于是物候和历法的知识就高度发展起来。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需要创立的长时间的计时系统。它利用与生产密切有关的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作为天然计时的尺度。它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系统的认识水平的集中体现。相传在帝尧时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已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东、南、西、北不同地理位置的星象、气候、动物状况等。《尚书·尧典》很可能成书于周代，其中记述的内容资料有很多是反映夏商的情况。

根据当时认为极远的东、南、西、北所观察到的鸟、火、虚、昴四星的位置来确定四季，认识到南方热、北方冷、冬日短而夏日长以及鸟兽一年四季中交配、生长、发育的状况。以月相盈亏计月，以12月阴历加上闰月调整季节，一年366天。这就是中国首创的夏历，一直用到周代末期，使用了1000多年。

商代，人们的天文知识进一步发展，已认识到鸟星、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与秋分四季划分的知识，学会用干支纪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用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掌握了用闰月调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的方法，形成了商代的历法。商代历法规定：平年为十二个月，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采用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合形成六十年一周期。殷历平年十二个月，闰月有十三、十四乃至十五个月。每年以十二月为岁首。

《夏小正》一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系统的一部物候书。它有不少的历法、物候知识，反映了夏代或夏商之间的实际情况与认识水平，但其最后成书晚于商代。全书不到400字，内容却极为丰富。物候是根据气候引起生物活动规律的一种自然历法，是用植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定关系来确定气候状况，并依此状况安排农业生产。此书反映了我国远在夏代就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物候现象以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等农事活动。《夏小正》中所观察记录的都是一年十二个月中，各月鲜明的、指示性的生物现象，并由此联系到相关的天象、气候、农业生产和政事等。如：“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则为鸠……初昏参中，半柄悬在下，柳梯，梅杏禟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正月（相当于今阳历二月），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求偶，鱼游出薄冰，韭菜发芽，田鼠出穴活动，水獭出来捕鱼，鹰怯鸠来，柳生絮，梅杏山桃开花，缟草生出花序，鸡又开始下蛋。农人也开始整理田地。在晨昏时刻，参星中立，斗柄下悬。当时黄河流域的物候和今长江流域差不多，反映气候比现在暖湿。总之，从物候和历法上反映当时的地理知识，已获得相当的发展。

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人口、经济、文化的集中点，城市聚集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城市的出现是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有了固定的城址，就有利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与文化及其信息的流通。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它也会反过来促进地理科学知识飞速发展。

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一处迄今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王城岗碳14测定，距今4000±65年，城墙是用附近捡来的大小不一的卵石夯打筑成的。平粮台碳14测定距今4355±175年。已采用小板筑墙法，夯窝规整而坚实，城内铺设陶制排水管道。城内仅有当时的高级建筑遗址，没有发现手工业与商业区，反映了它仅具城堡性质。古代文献中记录“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吻合的。

安阳妇好塑像

经考古发掘和文献印证，至今找到的最早的国都是郑州商城。在今郑州市区二七广场以东，发现商代的一段夯土墙和大片遗址。城墙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反映了当时测量方向的能力。约在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居住遗址，有许多作坊，有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有11个缺口，城近似正方形。它比近代郑州城范围大1/3左右。城内宫殿遗址区达6万多平方米。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以及街道都有一定布局。城墙高10米，顶宽5米，夯土量约87万平方米，以当时的工具和能力，每天1万人夯筑，也得4～5年才能完成。夯土墙内碳14测定为3570±135年。经考证，这里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仲丁迁瞰”的首都。这座规模宏大的首都遗址及其布局，是当时地理知识应用的结果，是当时人们精神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内发现原产于热带的象牙，原产于祖国西北的绿松石，冶炼青铜的锡出产于华南或西南，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也都来自祖国各地。这些都标志着商代的人们直接、间接的地理活动范围和地理认识能力所达到的水平。

另一引人注目的商代城市群在河南安阳。史载盘庚迁殷（发生在公元前1401年）把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了殷（河南安阳附近），在此建都273年。对此处曾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现沿洹河南岸10余千米的宽度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宫室、庙宇、住宅、坟墓、窖穴、地牢等。据《史记·殷本纪》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距邯郸及沙丘，皆离宫别馆。”此范围长达100多千米。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古老而又完整的象形文字。从1899年王懿荣在殷墟发现以来，已出土带文字的甲骨片16万多块。有人将这些甲骨文分类为876种，其中地理类约占24种，历象类约占52种。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地名、民族居住区地名等。还有战争行军路线及旅程等。用象形的文字图形来表示一定区域的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就会使地理知识的积累出现飞跃进步。甲骨卜辞中有十分丰富的气象、气候记录，如晴、昙、阴、霾、雾、毛毛雨、小雨、大雨、雷、电、霜、雪、晕、虹等都有记录，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气候、气象知识的丰富程度。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70余次，代表30多种动物。从字形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和动物生活地理的知识。有少数表示动物大类的概括性概念，如畜、兽、鸟、鱼、贝等。也记录了许多野生动物，如像、兕（犀牛）、鹿、狐、彘（猪）、雉（鸡）、鼠、燕、雀、麝、獐、狸、豕、马、犬、龟、蛇、蚕、吴、蝉、兔、猿、蛙、蜘蛛、蝎子等。

夏、商时代的地理思想是与祭祀、祈祷等巫术活动相联系的。当时盛行自然崇拜，由于自然崇拜而去祭祀名山大川，把自然环境中山、川、风、云、雷、电、水、火等现象看成是受神灵主宰的东西。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间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已经按部族、氏族的分部来分区统治人民了。卜辞中有“土方（部落名）征我东鄙，鬼方（部落名）牧我西鄙”的记载。“鄙”即边境的意思。守卫边境又有“西大史”、“北御史”等武官的职称。可见，当时政治领土的地理观念已经出现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都强烈地影响着殷人的地理观念。

知识链接

充满道教色彩的古村落

1998年，北京清华大学三位教授在浙江进行古建筑考察时，惊奇地发现浙江省武义县俞源村不仅保留了全国最多的明清古建筑，还发现该村的布局是按中国古代的天体星象图“天罡引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环绕”来排列的。与1974年在河北宣化辽墓中出土的星象图排列完全一致。村中还有按北斗星状排列的7口水塘，当地称“七星塘”。该村最大的古建筑俞氏大宗祠，就建在北斗之斗内。

“二十八宿”是古代中国人在天空划分的28个星区，每“宿”由若干颗恒星组成。古人认为，日月在“二十八宿”中位置的变化能够预示吉凶福祸。

俞源村坐落在武义县西南部，距县城20多千米，四面环山，一条溪流呈“S”型从村中穿过，令人惊奇的是，这条“S”型的溪流与四周的环山在村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形。“S”型的溪流正好是一条阴阳鱼界限，过；溪北“阳鱼”稻谷金黄，鱼眼处种着旱地作物。经仪器测量，太极图直径320米，面积8公顷。

据村中老人说，俞源村的布局是精通天文地理的明代开国谋士刘伯温规划设计并坐镇督造的。在这布局形成之前，俞源村旱涝灾害不断，瘟疫流行，火灾频发。自从这种布局形成之后，600多年来，俞源村再也没发生过旱涝灾害，村民安居乐业，富甲一方，而且人才辈出，成为一处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据传，当年刘伯温来到俞源村，发现村子四周有11道山岗环绕，有祥瑞之气，但村中的溪流太直太硬，把瑞气都带走了，于是将溪流改成“S”型曲流，与11道山岗形成黄道十二宫，并组成了太极图。太极图地形，既挡住了北方的寒冷空气，又保住了村中的祥瑞之气。现在看来，奇迹的出现并不神秘，是一种朴素的生态环境意识的体现。

第二节　春秋中叶、战国时期地理学的发展

春秋中叶到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是由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变的时期。春秋时期生产工具还是铜木并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应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奴隶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自周平王向东迁都洛邑（公元前770年）之后，开始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进入战国时期，进一步展开了“七雄”剧烈兼并的局面，最后由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战争分裂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方面，空前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理学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地理”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地理知识虽然开始了积累，但是“地理”这一概念，在甲骨卜辞中，在《诗经》、《尚书》及《山经》等最早的古籍中，都还未曾出现。

高山地形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括卦、卦辞和爻辞三部分。后人研究，认为是成于周代初期。《易传》（或称“十翼”）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说卦、序卦及杂卦等部分。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成于战国到西汉中期，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成于东周时代。《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文章。“地理”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又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所说的“地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时期成书的《淮南子》（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中解释道：“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泰族训》）东汉（25-220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约97年）解释道：“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到了唐代，经学家孔颖达（574-648年）又进一步明确解释道：“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系辞“在地成形”一语，韩康伯解释：“形况山川草木也……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

可知，“地理”这一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加上后人解释，开始就含有观察、了解地表的地势（高下）、地形（陵陆、山谷、原隰）、水文（水、泽、川）、植被（草、木）等自然地理现象的分布规律（“各有条理”）及其相互影响（“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等多方面的含义。比起古希腊“地理学之父”埃拉托瑟尼（约公元前273—公元前192年）首先创用的“地理学”这一名词，仅含“描述大地”的意义，要正确而深刻。

到了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32-92年）撰《汉书》，其中的《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它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地理（各地区的山川水泽等），还包括人文地理（户口、水利、聚落、关塞、名胜、古迹、特产、工矿等）。

“人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这一概念，也是最早见于《易传·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又说：“现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国（魏）玄学家王弼（226-249年）对前一句的注释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对后一句的注释是“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班固《地理志》的内容，显示“地理”这一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已较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思想认识的发展

我们的祖先“开天辟地”，他们在由对大自然的纯依赖阶段，进入到对大自然逐步地加强驾驭的历史进程中，在人地关系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我国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处理人地关系时，是求实主义的。《尚书·皋陶谟》记载舜治水“随山刊木，决九川，距四海，浚吠浍距川”。《尚书·禹贡》记载禹治水也是“随山刊木”、“随山浚川”，说明都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用疏浚的方法，治理水害。《诗经·大雅》中的《公刘》、《緜》等篇，记述周民族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迁豳及公刘的十代孙古公亶父迁岐的事，也都是因地制宜（《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湿原，徼田为粮。”《緜》：“爰始爰谋。”）进行区域开发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在处理人地关系问题时，采取把天人格化了的自然决定人类命运，决定人们行事吉凶的观点。殷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及《尚书》中都有记载。例如甲骨卜辞：“上帝降堇。”《尚书·洛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鏶水西，惟洛食。”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在人地关系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等问题的认识及处理上，有形而上学的论点，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论点；有违反自然法则的论点，也有遵循自然法则的论点。

1.人地关系论

（1）天命论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大力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论”。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又说：“君予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也有“天命论”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在“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之下，在处理人地关系问题时，就被动而无所作为了。《国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鲁襄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550年）谷水西南流合于洛水；冲毁王城，将及王宫。周灵王想壅土防止。太子晋认为是“逆天地之性”（韦昭注）加以反对。他说：“古之长民者，不坠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古之圣王，唯此之慎。”

（2）“天人合一”观

墨子（约公元前463—公元前376年）说：“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又说：“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而得赏”。墨子承认人应按自然规律行事，为了能够“我为天之所欲”，所以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竭力从事”，“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但是，由于墨子把“天”（自然）人格化了（“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所以一味求“顺天意”。因此，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只是处于从属地位。

孔子像

（3）“天人之分”论

荀况（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反对“天命论”。他在《天论》篇中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远也，辍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他反对消极地受制于天，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定胜天。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他特别强调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要全力以赴。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

（4）人地关系“协调论”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鲁宣公在泗水上张网捕鱼，里革把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对鲁宣公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讲眔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水虞于是禁罝罗，衚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告诉鲁宣公渔猎要及时。接着又说：“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麇，鸟翼卵，虫舍苐蹵，庶物也，古之训也。”（《国语·鲁语》上）动植物自然资源得到繁衍，才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地双方应处于一个协调的关系之中。

2.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思想

人地关系的看法，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指导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地关系论，如上所述，有消极方面的，也有积极方面的。毕竟积极的观点总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在起着积极作用的人地关系论点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合理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张和措施。

（1）楚裝掩的“庀赋”思想

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裝掩任鲁国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他提出整顿财政（称做“庀赋”）的措施，实际就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张和措施。《左传》中做了记载：

“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

自然风光

先用“书”、“度”、“辨”、“表”、“数”、“规”等调查方法，对国内的地形（山、陵、薮泽、原、偃潴、衍沃）进行调查，了解国情。然后，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如有计划采伐森林，以供国用；保护“薮泽”，以备田猎之用。如此，生态平衡便不会受到破坏，自然资源便不会枯竭。又如水草丛生的低湿之地，用作牧场（“牧隰皋”）。肥美的平原，辟为农田（“井衍沃”）。易致泛滥的河道，筑起堤防（“疆潦”）。还对贫瘠地区（“潦卤”），减少赋税，以保证人民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

（2）《商君书》中的“为国任地”思想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人著作的合编。商鞅于秦孝公时任相达21年（公元前359—公元前338）之久，实行变法“为国任地”（《商君书·算地》），奖励耕战，终于使秦国富强，列身于“七雄”之列，奠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基业。

商鞅的“为国任地”具体措施，可由《商君书》中了解梗慨。

①进行全国人口普查

商鞅深深认识到“为国任地”必须了解全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及人口动态。他在秦国“四境之内”，进行人口普查，“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境内》）。

②“制土分民”

商鞅推行农战政策，主张人口与耕地比例要保持平衡。认为“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算地》）。要做到“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盽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算地》）。

③规划土地

秦国自周平王东迁后，继承周歧山以西地方。至秦孝公时，秦国范围“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史记·货殖列传》）。商鞅“决裂阡陌”（《战国策·秦策》），“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汉书·食货志》），对全国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地方百里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一，良田居什一”。

孝公时秦据有今天的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一带，有山地（湃雍山地）、高原（黄土高原）和平原（渭河平原）。上述土地利用规划，显然是一种模式，但却含有因地制宜、综合利用以发展生产的意义。

④建立法度

《商君书》中的《垦令》、《错法》、《修权》及《刑赏》诸篇，对于实行农战，都制订法度，有奖有惩。刑上大夫，奖及士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举国遵行，终致“富强之功”（《算地》）。

（3）《吕氏春秋》中的“任地”思想

《吕氏春秋》一书中的《十二纪》、《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篇，也都含有合理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的思想内容。

①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十二纪·孟春纪》中说：“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善于根据不同地形，进行农业布局。

②因时制宜，进行耕作

《任地》篇中说：“天下时，地生财”，耕作要“无失天时”。《辨土》篇中还详细论述了如耕作不及时“其早者失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便“稼乃多灾”、“营而无获”。

第三节　汉代地理学的发展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到两汉时代（前206～220年），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学亦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地理认识、地理著作等方面。

世界观念的进步

先秦时人关于地球、世界的观念主要有“盖天说”、“大小九州说”等。秦汉时期，这些观念仍在一定时期流行，但也出现了新的世界认识论（宇宙观），这就是“浑天说”的盛行。

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浑天说”的，根本无从断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说法在汉代已经广为流传。例如，西汉时落下闳、耿寿昌，东汉张衡都曾制造过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的天体模型——浑天仪。“浑天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晋书·天文志》中曾这样记述：天如同是一个鸡蛋，而地如同鸡蛋中的蛋黄而居于天内，也就是天大地小。而天的内外都是有水的。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气中，载水而运行。一周天为365.25°，一分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因此二十八宿一半可见一半不可见。而整个天就如同是车轮一样，在不停运转。

浑天仪

这足以说明，“浑天说”比“盖天说”等更接近科学。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体观念及与天的大小关系；其次，又正确指出了天地皆为“悬浮”之物；再次，划分了天体的度；最后，正确解释了二十八宿隐现的原因。当然，这样的见解也不能是毫无瑕疵的，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是地转而不是“天转”；天表里并无水，仅大气层中云层成雨；地球非为天的中心……

张骞“凿空”与对西域地理的认识

秦末汉初，居于我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乘机发展，势力很快达于我国西北及北方广大地区，而且时常威胁汉朝，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压力。

汉初国势较弱，对匈奴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暂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国力已极为强盛，为了解决外患，他决心反击匈奴。恰在这时，汉人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屡受匈奴迫害而由祁连山下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报仇之愿。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准备派遣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担任皇帝侍从的张骞应募而出。汉武帝派遣他前去完成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于是，张骞率领100多名随从，前往西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最早的大规模地理探险旅行活动。

在汉武帝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匈奴人甘英作为张骞一行人的向导，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县南），进入河西走廊，但是没有想到很快就被匈奴人发现并被俘获。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被拘禁了十多年。直到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张骞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们从天山南麓前行，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到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迁到了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因为那里地理环境比较优越，而且物产资源特别丰富。此后，张骞在这里交涉了近一年，但始终没能促使大月氏去攻击匈奴，只好决定回汉朝复命。在此期间，他曾渡过妫水，去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纳巴德）进行访问。

在武帝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张骞一行离开大月氏，踏上回汉朝的路。他们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东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进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真是世事难料，他们再次被匈奴俘获，又被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内乱，趁此机会，张骞再次逃脱，回到长安。

这次探险西行，历时13年，当时出去的一共有100多人，但是在回来的时候只有张骞与甘英两人。此次远行在政治上并没有达到远交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然而，这次远行却使张骞带回了大量的西域新知识，历史上就将这次空前的西域探险称为张骞“凿空”西域。在此之后，张骞还建议并参与过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险，但是因为困难比较大，所以没有多少进展。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联系乌孙（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带），张骞又率众人开始了第二次西域探险。这次他顺利到达乌孙，并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国。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拜为大行。“丝绸之路”开通，次年（前114年）在长安逝世，被葬在其故乡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在此之后，他所派出的副使也渐渐都回到汉朝。

在张骞所进行的为期二十多年的探险活动中，其对西域各方面进行考察，为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地理、扩大地理视野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先秦时代，人们对西北地区的认识还只是局限于甘肃河湟地区以东，因为在秦末汉初的时候，匈奴不断威逼中原，所以人们开始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有了较为模糊的认识，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才使得人们对该地区的认识更加全面。因此，史称他的活动为“凿空”西域并不是无稽之谈。

在汉代时期，在我国新疆地区及其葱岭以西广大中亚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乌孙就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等国，经历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等，而且还听闻传闻了解到了中亚地区的乌孙、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条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对各国的地理位置、生活方式等状况进行了了解。如以大宛为中心，“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另外，《史记·大宛列传》有所记载，张骞还了解到了条支的气候是“暑湿”，即温暖湿润；“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张骞此次西行所带来的新的地理知识和由此而得到的荣誉，对后来的探险活动和汉王朝开拓西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汉代对西域地理的认识。有历史资料记载，在张骞出使西域后，皇帝经常询问西域的情况，而且还鼓励更多的人去西域探险，《汉书·西域传》记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张骞传》记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张骞之后，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完全被打开。到东汉时，不仅在西域派驻有“西域长史”，而且甘英还曾为联系大秦（罗马），由中亚抵达地中海东岸。如此种种都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手持令节的张骞像

总而言之，由张骞开创的西域地理认识是中国现存文献第一次对西域中亚，以至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较为正确的地理记述。它打破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地理知识认识的局限性，瞬间从河湟沙漠地带推进到地中海东岸的广大中亚地区。

第四节　三国至唐代地理学的发展

东汉后期，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由统一又走向分裂。这一阶段，开始是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便是十六国的大分裂。东晋灭亡之后，又是南北朝的对立。直到隋王朝的建立，才结束了这一长达360多年的分裂局面。长期的分裂征伐，固然造成社会动乱，但鼎峙对立，却也使各个政治集团的管辖区内，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

据《宋书》记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又据《晋书·裴輎传》称：晋惠帝时（290-306年），“天下暂宁，輎欲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宋书·孔季恭·羊玄保·沈云庆传》中谈到南朝政治形势说：“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战乱引起人口的大迁移，特别是东晋时期，黄河流域的文人学士和劳动人民大量南迁，一方面把先进的文化带入了长江、闽江以至珠江流域，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次第开发；同时，也大开了眼界，增长了地理知识，导致了地理学研究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所载的有关地理方面的书籍，就比《汉书·艺文志》所载多出好多倍，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大致在三国时代，有人写成《水经》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范围内的水系专著。据《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称：此书所记水道“百三十七”，每条水道，各成一篇，并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共六十条。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每条水道的发源地及流经地区；后世“因水证地”的方法，即为是书所确立。东晋文学家郭璞（276-324年）曾作注（《隋书·经籍志》）。北魏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年）亦曾作注。自唐以后，郭璞注本失传。《水经》一书遂附郦道元注本而流传。今本只存123篇。

《水经注》是我国公元六世纪以前古代地理知识的全面性总结，保存了大量的地理学领域各部门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所以清末学者王先谦评《郦注》说：“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不过郦注对于黄河“潜源重发”说采取了继承的态度，对于长江以南的水道，记注简略，这是由于他未能亲到这些地区“搜渎访渠”的缘故。

三国时代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农业是经济基础。由于进行农业生产和水打交道，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有关流水作用和流水地形方面的知识。

自三国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长江流域、闽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次第得到开发，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这些地区在地形方面，复杂多样，尤其是岩溶地形（喀斯特地形），吸引了众多的旅行探险家和文人学士的注意，他们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不少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这一时期我国地形学发展的宝贵资料。

我国地理知识形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在隋、唐时期，地理学在实地观察和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就，说明它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隋唐，也是科学技术（包括地理学）高度发展的时期。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应用，为人类历史的前进和地理知识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昌盛，许多科学技术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地理学总的来说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唐初，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能注意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上升，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商业也非常兴盛，为唐代的封建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现在虽然还不清楚，但它已出现在唐初，是毫无疑义的。雕版印刷为地理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不少宝贵的科学知识，同时观测的方法和手段也有很大进步，构成这一时期地理学发展的特色。

在我国古代取得的地理学成就中，有不少生动事例足以说明野外考察的重要性。特别是唐代的颜真卿（709-785年）、玄奘（596-664年），宋代的沈括（1031-1095年）、范成大（1126-1193年）和元代的都实等人，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地理知识。

关于“沧海桑田”这一海陆变迁的认识，虽然在唐代以前已经出现。如晋葛洪著《神仙传》载有女神麻姑对王方平说：“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等语，但不见有科学的论证。到了唐代，颜真卿任杭州刺史的时候（770年左右），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桑变化的遗迹。于是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其中引了葛洪《神仙传·麻姑传》所记关于沧桑变化的故事之后，随即指出在南城县麻姑山“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并“刻金石而志之”。可见，他对自己的发现相当重视。他重视这项成果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为“沧海桑田”的变化提供了科学的证据。我国唐宋时候已把海陆变迁的认识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通过野外观察取得的。公元八世纪颜真卿根据化石作出的判断比十一世纪阿拉伯人伊本森纳的同样推断早200多年，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1452-1519年）的有关论述早700多年。

唐代的名僧玄奘，继法显等人之后，再一次去印度研究佛经。公元627年他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地。17年后又经西域返回长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对于当时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风土习俗、文化政治等特点都有记述，书中的地理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关于波谜罗川（今帕米尔）的记载，指出这里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也”。这是我国古籍中首次提到的关于帕米尔这一名称的地理概念。这部著作是研究中亚、印度一带历史地理的宝贵文献。

在隋唐大统一的局势下，为了掌握全国和各地的风俗、物产、山川、城邑等情况，便有了编纂全国和地方区域地理著作的需要。这时编修的地理著作多称“图经”，“图”是地图，“经”或“志”是配合地图的文字说明。在图经或图志中的各卷卷首一般都有图，如隋代虞茂著的《区宇图志》，叙山川时，“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也是图文并茂，“图在篇首”。唐政府还令各州县按规定时间造送图经。“图经”或“图志”的出现，在地理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形式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有利于加强地理著作的科学性。

第五节　宋元时代地理学的发展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宋王朝，在发展生产方面，他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手工业和商业也都繁荣发展。公元1127年以后，南北再度分裂。1279年，元统一了中国。元朝建立以前，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兵力已远达欧亚二洲的广大地区。这为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这三大发明。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元时代的地理学，在方志、地图及域外地理知识等方面，都有了突出的发展。

方志编撰的发展

宋元时代，地志的编纂，不管在内容上、体例上、种类上及数量上，都超越过去。宋代方志更是空前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1.全国总地志的编纂

（1）《太平寰宇记》

宋王朝建立后，担任官职的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年）有鉴于过去志书编修太简，加以“从梁至周，郡县割据，更名易地，暮四朝三”，（《太平寰宇记·表》，下同）“图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便“沿波探源，穷本知末”，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这部宋朝全国总地理志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①主导思想方面。乐史在宋太祖统一全国前，曾供职南唐。晋时所割让给辽的幽、妫十六州，迄宋仍未入版图。乐史既以国家复归统一而欢欣，又以金瓯犹缺而焦虑。宋太宗赵光义亦“冀复燕云”，乐史在编纂《太平寰宇记》时，以当时十三道为标准，把幽妫等十六州仍然列入，充分表达了当时人们收复失地的志愿。

太平寰宇记

②体例方面。乐史依照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门类，而又有所增益，于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等外，增加人物、姓氏、风俗、土产、艺文诸门，“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太平寰宇记》的体例，成为后世“州县志之滥觞”，如《明一统志》、《清一统志》即是。

③内容方面。《太平寰宇记》的内容，始于河南道，终于四夷，既包括中国，还及外域。采摭《山海经》及《汉书·地理志》，考正讹谬。还补充“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太平寰宇记·表》）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在《重校刊太平寰宇记序》中，称道《太平寰宇记》的内容说：“至若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可是，这一增加，就使地志内容更为繁杂了，文史资料远远超过地理资料。《太平寰宇记》只有志而无图亦是不足之处。

（2）《元丰九域志》

王存（1068-1085年）、曾肇、李德刍等编撰。始于四京，终于“化外州”。分路（二十三路）记载府、州、军、监、县的“壤地之离合，户版之登耗，名号之升降，镇戍城壁之名，山泽虞衡之利”，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元丰九域志》较《太平寰宇记》为简略，也是有志无图。

（3）《舆地广记》

欧阳斋编著，也是“考摭史传及《山经》、《地志》等古籍”，以元丰时的四京二十三路政区为纲，结合历史故实，分述州县建置沿革，至于一般地志所共有的重要的地理内容如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则省略，史多于地。

（4）《舆地纪胜》

南宋时期王象之编撰，以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以前政区（十六路、一百六十六府、州、军监）为纲，分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碑记、官吏、仙释、人物、诗等目。这部地志，也是史多于地。

（5）《方舆胜览》

南宋理宗时祝穆编撰。这时中原隔绝已久，以南渡后所辖疆域，记当时十七路以下的府、州、军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特详于名胜古迹、诗赋序记。《四库全书提要·地理类》称该书“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

（6）《大元大一统志》

元朝孛兰紋、徐弦等曾修《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以每路、每府所辖的州和行省直辖的州为纲，下分建置沿革、坊廓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内容丰富。后来《大明一统志》的编纂，即以是书为蓝本。《元史·地理志》亦多取材于是书。原书早失，今有残篇和近人辑本。

2.地方志的编纂

宋太祖统一全国后，为了解全国各地区的形势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于开宝四年（971年）开始重修天下图经。真宗景德、祥符时（1004-1016年）又大加修辑。自此以后，各级政区府、州、县、军、监、镇皆有志；南宋以后，甚至乡、里、村也有志。有的有志无图，有的有志有图，图且多在卷首。图经的编制，也是在宋代始大盛。在体例上，承继了《太平寰宇记》的规范，包括位置（星野）、境域（道里）、沿荜、自然地理（山川、江湖）、人口地理（户口）、经济地理（物产、税租、土贡、水利）、聚落地理（城郭、廨舍、园亭祠宇、寺观场镇）、军事地理（兵防）以及秩官、人物、科举、古迹、诗赋等，几乎是千篇一律。在内容上较唐朝方志为广。

宋代较著名的地方志有《吴地记》（唐·陆广徵撰，北宋人增补唐以后至北宋大中、祥符前资料），《吴郡图经续记》（北宋·朱长文撰），《吴郡志》（北宋·范成大撰），《临安三志》（周淙《乾道临安志》；施谔《淳佑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乾道四明图经》（北宋·张津等撰），《嘉泰会稽志》（南宋·施宿等撰），《宝庆四明志》（南宋·方万里等撰），《开庆四明续志》（南宋·梅应发等撰），《淳熙三山志》（南宋·梁克家撰）等。

元代较著名的地方志有《齐乘》（于钦撰），《延佑四明志》（袁桷等撰），《至元四明续志》（黄元恭撰）等。

沿革地理的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述每一政区，几乎都要推本溯源，追寻建置来历，开创了编写沿革地理的先例。唐代杜佑（735-812年）在他撰的《通典·地理门·州郡篇》中，以《禹贡》“九州”为基本分区，追述各地区的建置沿革，这是对《汉书·地理志》的继承。到了宋代，不管在全国总地志中，或各地方志中，也都有政区建置沿革的资料。此外，还出现了沿革地理专篇。

1.《通志·地理略》

南宋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亦精于地理，撰《通志》一书，其中之《地理略》（全书共有二十略）“历代封畛”一节，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由古及近，叙述政区建置沿革。此外，还有《都邑略》综述历代建都地点，此乃旧史所无，为一首创。《四夷传》综述历代边境形势，《开元十道》则是考证唐朝的疆域情况。

2.《通鉴地理通释》

南宋地理学家王应麟（1223-1296年）撰。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所撰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险要、要塞所在，各为条例。首述历代州域，依次为历代都邑，十道山川，各国形势，终以唐河湟十一州，后晋幽云十六州。征引浩博，考核精确。王应麟写作是书，时值南宋末年，书成之日，已宋亡三年。他在自序中说：“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爱国思想，溢于纸上。

诗考与诗地理考

3.《诗地理考》

王应麟撰。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诗谱》分篇，考证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疆域变迁，“因诗以求地之所在”。（自序）此外，是书还载有自然现象及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资料。

沿革地理方面，除了上述专著书籍外，北宋税安礼还撰有《地理指掌图》一部，自帝喾至宋，共绘图44幅，可说是历史地图的开创之作。

地图学的发展

宋王朝建立后，疆域较唐为缩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图谋收复失地，采取了多种措施。由于由地图中可以“周知地理、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发兵屯戍，移徙租赋”，因此，对地图的绘制，很是重视。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87年），即开始诏令天下贡地图。雍熙（984-987年）中，“奉图来献者，州郡凡四百”。此后规定五年或十年一上。数量多，种类也多。到了元代，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1.宋代地图学的成就

宋代地图的制作，既有用帛绘成的图幅，也有用木或胶泥制成的模型，还有石刻的。至于地图种类，更是繁多。兹分别举例如下：

（1）全国总图

①《天下图》

太宗淳化四年（993年）“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

②《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沈括奉命绘制，哲宗元佑二年（1807年）完成。计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全国十八路，各绘一轴，共二十轴。在比例尺方面，以二寸折一百里（1:900000），较以往一寸折一百里（1:1800000）放大一倍，面积放大四倍。在方位方面，改以往八个为二十四个，用天干（戊、己除外）地支及四卦（乾、坤、艮、巽）标明。继承裴秀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隅、迂直六法）。沈括是地圆论者，采用坐标网绘制地图，正是现代以球形地面为基础的等距方位极地投影。

③《禹迹图》

这是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石刻全国总图，伪齐阜昌七年（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上石。石高宽各3.42尺，用方格法，每方百里。境域北抵河套，南尽琼崖。今天细加校核，所绘海岸线和河流流向，还相当精确。只是长江、黄河上源误差较大。碑的另一面刻的是《华夷图》，除了中国外，还有域外部分。

④《地理图》

这是保存在苏州旧文庙内的石刻全国图。淳熙十四年（1189年）黄裳绘图，淳佑七年（1247年）上石。石高6尺余，宽3尺余，不用方格法，山脉上还注有森林符号。地名加上方框，以资醒目。又据《玉海》记载：“黄裳作舆地图，以木为之。”（卷十四）

此外，朱子还曾用胶泥制图，“以两三路为一图，而旁设牝牡，使犬牙相入，明刻表识，以相离合。”（《朱文公集·答李季章书》）

（2）其他地图

诸州图雍熙中，“奉图来献者，州郡凡四百”。景德四年（1007年），诏绘诸路形势图。

①边防图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诏绘边防郡县山川图。其后沈括曾“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自是，宋王朝“乃诏边卅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外域图如保存于西安碑林的石刻《华夷图》。不画方格，山湖等俱用符号表示，河流用线条表示，干流粗，支流细；上游细，下游粗，一如今日地图。有山名、河名及各府州等名称。当时中国本部的四周，注明域外国家名称。今日校核，所绘山川及平面地形轮廓，近似近代地图。江河源头及东部南部海岸轮廓，则皆不准确。

古四川地图

沿革图有《禹贡山川地理图》（程大昌撰）及《地理指掌图》（税安礼撰）。前者亡佚，后者有明代翻刻本流传。

②其他地图

除上述各类地图外，凡山川、水利、都会、交通、宫阙等，亦莫不有图。

2.元代地图学的成就

元代，在地图学上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人是朱思本。

朱思本（1273-1337年）字本初，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是道教徒。自幼对地理便产生兴趣，自称“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来奉诏代祀名山大川，得偿“周游天下”宿愿。他“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足迹遍布西北（山西）、华北（河北、山东）、中原（河南）、江淮（安徽、江苏）、东南沿海（浙江）及华中（湖北、江西）等广大地区。他周游天下，进行地理调查“往往讯遗黎录故迹，考郡邑之因革，覈河山之名实”，以其通过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谬”，便决心绘制一幅正确的《奥地图》。

朱思本制图，态度极其严谨。他并不满足于周游天下所获得的丰富知识，他“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今秘府《大一统志》”，“参考古今，量校远近”，极其仔细认真，“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还托付使于四方的“中朝大夫”，“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对于那些“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则“姑用缺如”。他占有大量的、经过核实后的第一手资料后，才着手制图。

朱思本继承裴秀、贾耽的制图方法，计里画方，把小幅分图合为一幅大图（“随地为图，乃合为一”）。这幅《舆地图》长广七尺，绘成后，曾有摹本及刻石流传，历两个世纪之久，此后便告散佚。明代罗洪先曾据朱图作《广舆图》，今得以间接推知梗概。

《舆地图》上的地形（山川、湖泊）、地物（城镇）的注记多，在内容上及精确度上超过前代地图。迄于清初，地图制作，皆以朱图为范例，影响深远。

元代尚有《经世大典地图》，亦已失传。

第六节　明代地理学的发展

大地测量与地理认识

明末清初，很多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为了能够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这些传教士不断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例如，明万历初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就曾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如《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等）来介绍西方地理知识和成就。因为他的地图绘制所采用的西方科学的地球球体观念、经纬度和科学投影法，而且又将地理大发现的新知识纳入其中，所以，利玛窦的绘图使中国人了解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冲击了中国人传统的地理观念和认识。例如，在他的绘图过程中，中国人了解了有关地球说和寒、温、热带的划分；了解了整个世界的地理概貌：当时已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即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亚细亚（亚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澳洲），而且他还详细说明了五大洲的位置及四邻界址；各洲之上还标出了汉语国名，河、湖、海、岛名称……到目前为止，利玛窦绘图中的一些名称还在继续沿用，如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极、北极、地球、经纬线、赤道、北极圈……除此之外，他还以科学方法测定了中国许多地方的经纬度，同时告诉中国人在绘图过程中，经纬度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教给中国人如何表示经纬度。

除了利玛窦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传教士，如蒋有仁、艾儒略、南怀仁……他们也向中国人介绍了很多新的地理知识，不仅使得清朝初期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而且还提高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在地图制作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正是这种新知识的刺激，清初康熙、乾隆两朝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测量全国各地的经纬度并编制地图。

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朝的测绘人员在北京附近试测并绘制地图，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聘请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了历时10年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共测绘了全国641个（未计西藏）经纬度基点，其中直隶48处，江南37处，山西28处，山东28处，浙江30处，河南29处，江西30处，陕西28处，湖广54处，四川28处，广东37处，海南岛7处，贵州25处，福建30处，云南30处，蒙古93处，辽东8处，广西28处，台湾7处，吉林、黑龙江36处。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前往西藏进行测量。由于当时西北地区新疆准噶尔贵族发生叛乱，因此，当时新疆的测量只是在哈密地区。到乾隆时期，随着新疆等地叛乱的平定，第二次对全国经纬度的测量正式开始。此次测量的主要工作是在内地调整测绘了一些经纬基点；在1756年和1759年补测了新疆地区的经纬点，从而得到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约90个点的经纬度数据。

通过这两次测量，清朝初期采用经纬度和投影法先后编绘了两种全国地图，即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17-1718年）制作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时期的《乾隆内府舆图》。《皇舆全览图》的子午线是经过北京的经线，图幅范围由子午线向西40多度；向东至东海；北到北纬55°。包括内地各省以及东北各省、内外蒙古、台湾及哈密以东地区。全图共由28幅分图组成，比例尺为1:40万～1:50万。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又把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绘制的西藏图囊括到总图中。《乾隆内府舆图》是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吸收新疆等地的新测量成果，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绘制完成。此幅地图也是采用经纬度和投影法。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约大于《皇舆全览图》一倍，图上的地理范围：以中国为中心，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北至俄罗斯北海；南至琼岛（海南岛）；东至海（指东海）。可以说，它是一幅真正的亚洲地图。

这些地图的产生不仅标志着中国制图技术的进步，而且也说明了中国人对当时中国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这些地图要深入、仔细得多。例如，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是在康熙时代测量时首次被明确载入地图的。它比印度测量局的英国测量员额非尔士在1852年对珠峰的测量早135年。

乾隆内府舆图

除此之外，随着清初对大地的测量，有两种重要的地理观念逐渐形成：一是在总结实测经纬度数据的基础上，为了更加方便地制图，规定以当时的工部营造尺（1尺=0.317米）为标准，1800尺（即180丈）为一里，也就是每尺刚好合经线0.01＇。这种观念是把长度单位与地球经线每度弧长联系起来，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也是以球形体来确定尺度的最早尝试。这种尝试比18世纪末法国人以赤道长度来规定米制要早约80年。二是在康熙时的测量中，通过对穿过中央子午线的霸州（39°N）至交河（38°N）间弧长，与东北齐齐哈尔以南，41°N-47°N同一经线上弧长的比较，发现东北地区1°的弧长比交霸间1°的弧长要长，而且越向北经线1°的距离越长。事实上，这种经线不等距的发现后来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实证材料。

新的地理思想

通过长期地理知识的积累，加上受到西方科学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的熏陶，清朝初期逐渐出现了几位具有先进地理思想的著名地理学家——刘献廷、顾祖禹和孙兰。在很多方面，他们又有了新的见解，如学科发展、人地关系、自然地理理论……

刘献廷（1648-1695年），字继庄，又字君贤，自号广阳子，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经世致用、学以致用和经济天下。在他看来，不是只学习一些书本知识就算获得了学问，而是应当对各个方面都有所研究。他的研究面非常广，但主要还是地理。针对中国历代地理著作重沿革、人文，且偏重描述的特点，他提出地理学必须科学化，而且必须注意自然地理规律的探讨。他在《广阳杂记》卷三中说道：“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他所说的“天地之故”就是指地球表面的自然规律。针对我国古代地理学“人事”传统的治学、著作体系，他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认为那些内容不足以说明地理方面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必须要对自然地理规律进行研究和记述。在改革地理学，使地理学有更加科学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他提出在区域地理著作的“疆域”记述之前，需要有地理著作的开头，首先要根据北极星高度与地平线角度，计算出该地的经纬度表，然后再根据经纬度的差别来推断气候方面的差异。

自然风光

刘献廷的思想，足以说明了其改革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决心，其思想促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趋向近代化和科学化。虽然其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是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人的重视，甚至在其死后不久的乾嘉时代，一个更趋向沿革古迹“人事”化的沿革地理学热兴起了，使得以沿革地理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

顾祖禹（1631-1692年），字复初，号景范，因为其居住地靠近宛溪，所以又被称为宛溪先生，他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将毕生所学写成了《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共计280万字）一书，书中对很多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如各地山川险要，形势利害，考订古今郡县沿革变迁……可以说，它是一部集大成的历史地理著作。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他就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人地相关”的见解。在他看来，纵然自然条件对人类各方面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千万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因为人为条件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例如，他在《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中，列举历史上人地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后，概括总结说：“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当然，他的这种地理思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事件研究的基础上。这种思想是在17世纪初提出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地理知识的先进水平。

孙兰，明末清初地理学家，字滋九，一名御寇，自号柳庭。其著作有《柳庭舆地隅说》、《大地山河图说》、《古今外国地名考》，他在自然地理规律与学科发展方面都提出了颇为重要的见解。

在革新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方面，孙兰也提出了要探讨地理规律。在《柳庭舆地隅说》自叙中，他首先指出了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志、记与“说”的区别，指出：“志也者志其迹，记也者记其事。说则不然，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则所谓舆地之说也。”

“说”的内容包括：

“何以为山，何以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人何以生，国何以建，山何以分支别派，川何以输泻传流，古今何以递变为沿革，人物何以治乱成古今。”“说”的内容足以说明了孙兰非常强调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重视和研究，其与刘献廷革新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的思想一样，都代表了当时进步的地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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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念

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观念主要有三种，即“盖天说”、“大小九州说”和“四海说”。

1.盖天说

在春秋时期，盖天说是非常盛行的，其核心观点是天如同一顶斗笠，而地则像一个反扣的盘子。根据《周髀算经》，我们可以得知，盖天说不仅认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而且指出：“天地各中高而外下”，天与地之间相差有8万里，而天的中央是北斗，中央比周围要高出6万里，北斗作为天的中央，正对的是地的中央，其比人们居住的地区也要高出6万里。

2.大小九州说

“大小九州说”是战国人邹衍创立的。他以《禹贡》九州概念为基础，然后将世界地貌推衍出来。他认为中国有九州，九州之内各有名山大川物产等，称为“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赤县神州”的九个州，即“九州”，“而九州”之外又有这样的九个“九州”，所谓“大九州”，也就是八十一州。“九州”之间都被海水所隔，而大九州之外被大海环绕，是天地的边缘。所以，中国仅占天下的1/81。

3.四海说

“四海说”认为中国四面被海水环绕，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海洋。这种观念产生的时间比较早，而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如《尚书·大禹谟》中已提到“文命敷于四海”，《五藏山经》中也明确讲到东西南北四海。当然，荀子的讲解是最为系统的。他在《荀子·王制》中认为：“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这足以说明了，在先秦时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还是非常片面的，只是局限在自己活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对外部世界地理的认识多是猜测。

第七节　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和著作

阴阳变易，生生不息

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

阴阳互补，互不分离，先秦时代的《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考阴阳原义，“阴”为云覆日，“阳”为日出；引申为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里和表等一切在一个统一体内对立或相反的现象。故在自然界中，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社会中，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依此类推。

阳代表那些与天空、男性、父亲、正面、强壮、坚硬、明亮、建设有关的事物；阴则代表与大地、女性、母亲、反面、虚弱、柔软、黑暗、破坏有关的事物，这阴阳两种彼此对立的力量互相作用而生成五气，五气再转化合成一个统一的物体，即太极。《素问·金匮真言论》举一昼夜的时间为例进行划分，则更加具体了。“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阴中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说明天地万物的阴阳，并不是绝对割裂的，而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阴阳与八卦

在古人眼里，阴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所谓阴阳互含，就是说阴和阳是相互的。作为事物的对立面，阴和阳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阴极阳生，阳尽阴至，它们在相互对立中达到平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阳有积极、进取、刚强之意，同时也代表了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而阴有消极、退守、柔弱之意，同时也代表了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通常情况下，凡是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的、亢进的等，统属于阳的范畴；凡是沉静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冷的、衰减的等，统属于阴的范畴。《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世间万物的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就是阴阳互补的宇宙规律。

由于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渗透，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互为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从而构成客观世界的动态平衡。

阴阳相交，生生不息。《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万物由阴阳结合而生成。阴阳是生命的本源，是“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神明”不是鬼神而是精神。《黄帝内经》的《素问》进一步解释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阴阳，有生气和活力，所以空中的大气才会呼呼流动以成风，草木才能欣欣向荣而生长。天地间有风、寒、热、湿、燥这些无形的元气，有金、木、水、火、土这些有形的物质。“气”和“形”相交，就生成色彩缤纷、丰富多彩的万事万物了。总之，“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万物并至”。从那一望无际的太空，到运转不息的日月、星辰；从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季节变化到生生不息的动物、植物，其生命的源泉都是阴阳的“幽显既位”。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而谓与。”

阴阳相推、刚柔相摩、动静相继即宇宙生生不息的变易。这种观念，孔子、老庄已倡其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它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变所适，形成日新月异的变化。即“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最能体现《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即“生动”和“生气”两个观念也是地理学的思想。“生动”是地理环境景观的外部形象。“生气”也即气韵，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生动”一词又可分开来解释，“生”即生长，“动”即运动，生长不能脱离运动，有运动才有生长，它必须具有如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的运动感，纵横挥洒或流动飘逸的毫无滞碍的流动感，或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或如“流电激空，惊飙戾天”。

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它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阴阳结合则为太极，它是生命的种子。《易经》里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补依存，具有均衡、和谐、对称、协调的机制。“《易》以天地为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其意思是：《易》客观而严密地反映了天地构成和运动变化的道理。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且借它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探知其中或幽或明的奥秘，追溯事物的起始，跟踪其发展的轨迹，直至终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思想，就是以此为源发展起来的。因此，阴阳变异、生生不息是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萌发的时代已久远，从考古发掘的证据“天人合一”，已经有6400多年了。其构思独特，内容博大。“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地合谐”等是其核心理论。

中国古代天才的地理思想是偏长于对大地整体作一有机的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法天象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这种体察的领悟与思考。地理思维的交点，在于天、地、人三者，即“三才”间共同一贯的联系与道理。这种宇宙人生的心性探密可称之为“天人合一”说，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1.人的心性与天地感应相通

地理风光

天、地、人是“三才”，为一有机整体。《吕氏春秋·情欲》说“人与天地同”。人能参天地、效法天地。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气动于上而人的心性行止应之。因此，有天理则有地理，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人一理”。《史记·乐书》也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又说：“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博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旋象风雨。”“夫歌者，直已而陈德，动已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这是天人相通，如影之随形。这表现出“天人一理”，“循天理诚为地理之根。”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理一体。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地方是相类相通的。人的秉性，来自天赋。

2.上应天星

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如果天上的星星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地下人类生活环境和心理的相应变化。天上的星座与地下的州域相对应。例如，《青囊经》说：“天上有五星，地下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地行于地，形丽于天。天有象，地有形。”这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思维、心性和结构，都是从自然中得来的。《周易》说：“易以天地为准。”这一思想在地理观念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进而认为地表的山川、州域与天上不同区位的星体相对应。例如，天上东有苍龙在九天，谓之苍天；其下有东岳；天上北有玄武为玄天，其下有北岳；天上南有朱雀为炎天，地下有南岳；天上西有白虎为昊天，其下有西岳；天上中有北极为均天，地下即为中岳。在天上有天河天汉，而地下有长江、黄河。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下即有垣局以造王城，有分土以域九州。在古代，天空星座被分为五个部分，即东、西、南、北、中，被称为五宫。中央是中宫，包括三垣：上垣太微垣，即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中垣紫微垣，即北极周围，包括我国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常见不没的天区。下垣天市垣，即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宿等以北的天区。在这三垣中，每垣都以若干颗星作为框架，其作用如同围墙，将三个天区的范围界定出来，故称垣。在这三垣中，紫微垣是天空的中心，即天帝居住的地方。所以，人间天子所居住的宫殿也被称为紫微宫、紫禁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堪舆家在选择国都的时候，其国都所在地形必须要符合地三垣。这种做法不仅说明了受有机论自然观的影响，而且还是对皇权天授或皇权神授的思想的服从。《人子须知》说：“帝都乃至尊之地，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例如北京，后面是燕山，如同天上的华盖，而前面被黄河所环绕，如同天上的御沟，太行诸山在其右，海中诸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左护卫，而中间则是中原大地，南面有秦岭、大别山与之相对应，形成垣局，这足以证明了北京是一块非常理想的风水宝地。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中，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被称为“三才”，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而这个机体的主要体现就是都城和国家。因此在建造城市进行选址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规划布局与天文和气象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就是组成一个有机的景观生态系统。《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将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秦都设计中充分展现出来。

代信宫而起象征天极的阿房宫，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朝宫，帝王朝会、庆典、决事都在这里举行。“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西三桥镇南，夯土迤逦不绝，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可以想象当年宫殿的宏伟。不仅宫苑如此，陵墓亦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象天汉银河；下百物阜就，以象地上万物”。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缩影。

秦都这与天同构的宏图，充分显示了秦帝国与日月同辉的政治气魄和博大胸怀，是王权集中的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具体反映。当年刘邦入咸阳看到秦都的壮丽情景时，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明堂是古都不可缺少的建筑。与此一脉相承，汉代《白虎通》也记载：“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洲，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认为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城与明堂是个小宇宙的观念。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当时都城中的明堂：“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形成东方文化的城都特征。

今人建成的阿房宫

世传文献中将“斗为帝车”的思想应用到古都建设当首推《三辅黄图》。其中记录了秦始皇筑咸阳城时的经过，说：“二十七年（220年）作信宫，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当时信宫的形制是象征北极星的。“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

“紫宫”之称，帝王所居，秦汉及唐代皆有之。汉唐并有“紫耀门”的皇宫门名。诗人王维曾有“芙蓉阙下令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的诗句。

从天空的紫微垣到都城的紫禁城都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杰作。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里，天上的星空主宰着世间人类的命运，天空也形成等级森严的王国。北极星、北斗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

《水经》与《水经注》

北魏时期，出现了一部宏大的地理著作，它的出现给中国后来的地理学和史学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被清代地理学家刘献廷誉为“宇宙未有之奇书”。这部书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郦道元（467-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人。在他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读书和外出游览，其中最喜欢的书籍就是地理方面的。在其成年之后，在很多地方做过官，足迹遍及长城以南、淮河以北广大地区：他到过平城；观看过白道城附近的阴山脚下的流泉；在比阳考察过水系；在鲁阳考察过汝水上源。除此之外，他还去过安徽寿县八公山、山东半岛等地。每到一处，他都会向当地居民细细了解该地的历史地理情况。

通过阅读大量史料和进行实地考察，郦道元写成了《水经注》这部巨著。北魏延兴二年，也就是公元527年，郦道元被任命为关右大使，在其赴任的路上，被叛将雍州刺史萧宝寅派兵杀害在阴盘驿亭，也就是现在的今陕西临潼县东。

1.《水经注》的内容

相传在三国时期有一部简略的水道著作《水经》，其中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因为其内容比较简单，所以，郦道元决定对其进行注解，以进一步扩大其内容。于是征引400多种文献资料，然后将自己实地考察所得加入其中，而撰写成了《水经注》一书，共计40卷，30多万字（其中在宋代的时候已经佚失五卷，我们现在所见到的40卷本为后人分析其他各卷而成）。就这样，《水经注》一书在名义上是为《水经》作注，而在形式上采取了以《水经》内容为纲，分列单句注释的方式，也就是《水经》之语成为书中的“经文”，在每句“经文”下面都有注释考证等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注文”。当然，这些注文在叙述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凡水道流经之地，“经文”用“过”，只举大都会之名；而“注文”则用“迳”，而且采录大小城乡郡邑繁多之名；“经文”的郡县之名只为当时地名，而“注文”则兼及沿革变迁。虽然，书中“经”、“注”在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别，但从整个体系上看，“经”、“注”却是浑然一体：“经文”犹如大纲提携，“注文”正如众目附系，成为一部独立完整的地理著作。在具体记述内容上，《水经注》主要是以水（河流）为纲，记述河流的发源、流经、汇入，并兼及河流的水文、变迁等情况，以及大量地貌、植被、土壤、物产、人口、交通、风俗、政区沿革、历史掌故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总之，《水经注》不仅是水道记述，而且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及地理知识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地理等内容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2.《水经注》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1）《水经注》虽然是中国6世纪时的一部地理著作，但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地理内容，却是古代地理著作中空前绝后的。

就《水经注》的记述范围来说，它记述了北自安州（今河北隆化），南至日南郡（今越南中部），东至海，西达印度这一广大地区的河流及人文地理情况。主要包括了中国的滦河、海河、黄河、山东半岛诸河、淮河、长江、珠江、塔里木河、元江（红河），以及印度河、恒河等流域的1252条河流。据统计，现存的《水经注》残本记载的湖泊至少有560个、瀑布60多处、温泉20多处，总记湖泊、陂泽、河渠水道等水体2596个。估计原书记载至少在3000个以上。这样宏大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例如，清初黄宗羲的《今水经》，所记河流仅304条。清中叶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虽然记载的河流达8600多条，但它是包括了清代比北魏更广大地域的水系。而就《水经注》与《水道提纲》都记述的渭河水系来看，《水经注》记述直接入渭的一级支流就有105条，而《水道提纲》只有38条。因此，就水文地理资料而言，《水经注》的记述确实在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是无可比拟的。况且它在水系之外，还包括了丰富的其他自然地理（地形、气候、土壤等）、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内容，这也是古代地理著作中十分罕见的。

自然地理学水经注

（2）由于《水经注》引用了众多的古代典籍史料，加之其内容丰富，所以它一出现就引起了史地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对后代的舆地学和历史地理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唐代李吉甫撰写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到后来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等，都不断引用《水经注》的内容以编订地理志书。明清学者著地志，更是引用不疲，视之为圣经贤传。就是近代历史地理学者复原考论古代地理情况，也仍然以《水经注》为重要依据。特别是后人还仿《水经注》体例撰写地理著作，形成我国古代地理著作著述中一种独特的写作体裁。

（3）形成了专门从事《水经注》研究的“郦学”学派。在《水经注》出现不久，史学界就对它本身的刊印、文字校理给予极大关注。从宋代至明清竟在学术界形成一个以校注整理《水经注》文字为主的“郦学”学派，如戴震、赵一清、杨守敬等。至今专注《水经注》的仍然代不乏人，而且兴起从地理学角度去研究、分析《水经注》各项地理内容的新趋势，进一步丰富了“郦学”的研究内容。

《诗经》中的地理知识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约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后人研究《国风》部分，大都是民间诗歌。《小雅》为西周王朝宴享时用的诗歌。《大雅》为西周王朝祭祀时用的诗歌。《周颂》为西周王朝祭祀和宴会的乐歌。《商颂》、《鲁颂》也多是祭祀和宴会的诗歌及乐章。《诗经》产生的地区，在今天的陕、晋、豫、鲁、鄂诸省，亦即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游地区。

诗经堪称百科全书

《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及《周颂》诸篇，可以看做为西周奴隶社会晚期的信史，大体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概况。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大致了解到这一时期的地理知识的发展情况。

相传周始祖后稷居邰（今陕西武功县）。周初的政治中心，在黄土高原西南部泾水流域（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所谓“周原”是王季以后，政治中心移到渭水流域，以镐京（今长安县）为中心的王畿，方圆约千里。武王灭殷以后，势力又向东扩到黄河下游。王畿以外，封国达一百四十余。

西周时代（公元前1122—公元前771年），农业较商殷时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军事及政治上的需要，积累了较商殷时代更为丰富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土地整治等方面的知识。在《大雅》、《小雅》及《周颂》诸篇中，都有所记载。

1.自然地理知识

（1）水文知识

《诗经》中除了记载有甲骨卜辞中的川、河、泉等水体外，还记载有下列更多的水体类型：

①“涧”《召南·采蘩》：“于涧之中。”《说文解字》释：“涧”，“山夹水也”，是山间溪流。

②“沼”。《召南·采蘩》：“于沼于沚。”“沼”就是小水池。

③“泽”。《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泽”就是聚水的洼地，也就是沼泽。

④“江”。《召南·江有汜》：“江有汜。”《说文解字》释：“江”，“从水工声”，系指长江而言。正如甲骨卜辞中的“河”有时专指黄河一样。

⑤“汜”。《召南·江有汜》：“江有汜”的“汜”，汉初成书的《尔雅·释水》解释：“决复入为汜。”《说文解字》解释：“汜”，“水别复入水也”。这是指由主流分出的支流而言，在河曲发育的地带是牛轭湖。在河流注入湖、海处则是辫状水系中的支流。

⑥“沱”。《召南》：“江有沱。”《说文解字》释：“沱”，“江别流也”。小水入于大水，支流汇入千流叫“沱”。如长江的支流沱江。

对于河水的深浅部位，也分别定名。河川深水部位名“渊”，如《小雅·鹤鸣》：“鱼潜在渊。”《易经·乾卦》：“或跃在渊。”渊就是深潭。对于河川的浅水部位名“渚”，《召南》：“江有渚。”王先谦解释：“水中小洲曰渚。洲旁之小水亦称渚。”

对于流水的一些水文现象，也分别予以区分定名。风成大波叫做“澜”，（《诗经》：“河水清且澜漪。”）风成小波叫做“沦”。（《诗经》：“河水清且沦漪。”）

2.地形知识

周人活动于泾水流域、渭河流域及黄河下游，与河水为伴，对流水的动力作用及流水地貌，都有较深刻的认识。

《唐风·扬之水》中说：“扬之水，白石凿凿。”（侵蚀）

《小雅·四月》中说：“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搬运）

《邶风·谷风》中说：“泾以渭浊，浞浞其沚。”（沉积）

这是我国古籍中有关流水作用（侵蚀、搬运与沉积）的最早记载。流水的侵蚀、搬运与堆积等外动力作用，形成流水地貌。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受流水切割，形成塬、梁、峁等地形及沟、谷等负地形。塬是黄土高原上四周被沟谷切割的黄土高原面部分，地势高，面积广，地面平。梁是两侧为沟谷切割的长条形的黄土丘陵。峁是四周为沟谷切割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黄土丘陵。都是黄土塬被流水切割的残留部分。《诗经》中对黄土高原地形的记载，有下列几种类型：

①原。周人所说的“原”包括黄土塬和河流冲积阶地，后者是流水堆积地貌。《大雅·公刘》“于胥斯原”的“原”，就是指今天陕西省旬邑一带的黄土塬而言，是公刘迁都的所在。当时称做“豳”。《大雅·绵》中“周原膴膴的”“周原”，是指今天陕西省岐山县一带黄土塬及渭河北岸的冲积阶地而言，是古公亶父避昆夷的侵略而迁都岐下的所在。当时称做“岐”，是在土壤肥沃、水泉最浅的三道塬上。大的黄土丘陵叫做“阿”（《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丘的一坡称做“丘阿”（《小雅·绵蛮》：“止于丘阿。”），丘的一角称做“丘隅”（《小雅·绵蛮》：“止于丘隅。”），丘的一旁称做“丘侧”（《小雅·绵蛮》：“止于丘侧。”）。

②山。《大雅·皇矣》：“帝省其山。”《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对山地组成物质及形态描述为：“节彼南山，维石砶砶。”（《小雅·节南山》）

③阜。是大的土山。《小雅·伐木》：“如山如阜。”《小雅·吉日》：“升彼大阜。”

④陵。是大的阜。《小雅·伐木》：“如冈如陵。”《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山顶称做“騋”。（《大雅·公刘》：“陟则在騋。”）

⑤冈。《小雅·正月》：“谓山盖卑，为冈为陵。”

《诗经》中除了有关陆地地形类型的记载外，还有河床地貌记载：

①河岸。河流的北岸就是河谷的向阳坡。《诗经》中最早称做“阳”。《小雅·六月》中载：“至于泾阳”，即泾水北面。

②渚。水中小洲。这是流水堆积作用形成的河床微地貌。《小雅·鹤鸣》：“鱼潜在渊，或在于渚。”（洲旁小水）

③浒。这是水岸。《大雅·江汉》：“江汉之浒。”《大雅·绵》：“率西水浒。”

④诶。这是水边。《大雅·大明》：“在渭之縵。”

周人已能认识到地形是自然形成的。《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小雅·十月》记载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一次雷雨后，导致大规模滑坡（或诱发地震）而引起的地形变化：“百川沸腾，山冢奉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山受到外力作用（风化，剥蚀，侵蚀）也可以逐渐变为低冈丘陵。《小雅·正月》：“谓山盖卑，为冈为陵。”地势高低，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3.土地利用知识

周人已经很重视因地制宜利用土地。《大雅·生民》一篇，就是歌颂周始祖后稷发展农业生产的功绩。西汉初期的陆贾说：“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粆，以蔽形体。”《大雅·公刘》是歌颂公元前1801年至公元前1707年间后稷子孙公刘率领人民由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迁居豳（今陕西省栒邑县一带）定居和进行农田水利规划以发展农业生产的功绩。

公刘率众迁居豳地（《公刘》：“予胥斯原。”）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登上高地下到平原（《公刘》：“陟则在谳，复降在原。”），考察地形（《公刘》：“瞻彼溥原。”）和水源（《公刘》：“逝彼百泉。”）。然后根据山原的南北寒暖差异及水流所经，规划耕地，排灌系统和居民点。（《公刘》：“既景酒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公元前1331年至公元前1327年间，古公亶父迁岐，也是首先考察地形，规划耕地和疆界。（《大雅·绵》：“周原膴膴……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在原的坡地，就开辟成“阪田”。（《诗经·小雅·十月》：“瞻彼阪田。”）“阪田”可能是梯田的雏形。这是我国古籍中最早记载对坡地的利用，是因地制宜保持水土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改造自然的措施。

周人也很重视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大雅·绵》中的“迺亶迺亩，自西徂东。”夏纬瑛（1981年）认为就是顺着渭水自西而东的流向对农田建立排灌的畦畴与小沟。《小雅》中记载：“誘池北流，浸彼稻田。”汉人郑玄考证，当时西周建都丰镐（今西安市西南），誘池是渭水支流的上源，在咸阳县南，由北而南注入渭河，利用誘池水灌溉稻田。

原始的小型沟洫灌排系统水利工程的建立，使大河流附近地区成为当时的主要农业经济区。

4.地图的出现

地图是地理的语言，是系统的地理知识的实录。我国古代早就有了地图的制作。《左传》记载：“（禹）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汉书》也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三代（夏商周）时奉九鼎为传国之宝，战国时失传，就是传说中的《九鼎图》。《诗经·周颂》记载：“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坠山乔岳，允犹翕河。”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犹”即图，就是按照所绘的山川，依次祭祀。此外，《尚书·洛诰》是记述周公卜建洛阳城的故事，其中亦有关于利用地图的记载：“怦来以图及献卜。”《周礼》记载周代官制中有“职方氏”，职责是佐国安邦，掌天下之图。地图且有多种，有《土地之图》、《兆域之图》、《九州之图》、《金锡玉石之图》。

西周金文《散氏盘铭》中，也有关于地图的记载。内容是有关土地转让、勘定地界，绘成地图。散氏在豆这个地方的新宫东廷，由矢王那里收受了这种地图。

不过迄今为止，还未曾发现先秦时期制作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