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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世代相传——古代玉器发展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其萌生、发展的历史不下万年，这已逐渐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得到证实。从考古学及其他科研成果看，中国、中南美及新西兰为古代三大玉器产地，若以起源之早、延续之久、用途之广、工艺之精、艺术之美等特点来衡量，则只有中国堪称世界玉器产地之巨擘。绚丽多彩、精美绝伦的中国古代玉器，不仅为本国人民所珍爱，而且倍受世界各国人民所青睐。
第一节 古玉初现——原始玉器
夏商周时期玉器概述
中国玉器有8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个时代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社会历史文化面貌以及人们观念等等的差异，各个时期玉器发展的面貌是不同的，但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有高潮也有低谷。
玉器脱胎于石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发明了钻孔、磋磨的技术，并有了使用玉材的最初经验。距今2.8万年前的今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由一面穿孔而成的石器装饰品，显示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及至距今1.8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成为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用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制作特别精巧的是7颗小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大小相当，不甚规则，最大直径7毫米，单面穿孔，可能是头饰。另有一双由双面对钻成孔的小石坠，系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石制成，两面扁平，其中一面有人工磨过的痕迹，比起峙峪出土的小石刀，其制作技术，尤其是钻孔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在距今1.2万年左右的海城仙人洞出土有用绿色蛇纹石（岫玉）制作的石器，显示当时对石质的辨认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以上资料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因为对美或对某些能代表一定含义饰品的追求，创造出石器加工的新技术——钻孔和磋磨，发现了具有美丽色泽和质感的玉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制作玉器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钺
根据考古学材料，中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这两个文化墓葬中都出土了玉匕形器、玉斧、玉块等工具和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使用相当普遍，除少数文化外，大多数文化的遗址、墓葬中都有玉器出土，此时玉器器类又发展出一类专门用作祭祀和代表身份地位的礼玉。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东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江淮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遗址以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都在广泛使用玉器，形成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一南一北两个制玉中心。距今约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具有唯玉为葬的习俗，玉器大多为装饰品，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主，线条简练，造型生动传神，多为素面。以兽形块和勾云形器最具代表性，红山玉器具有浓厚的巫玉特征。时代与之大致相近的良渚文化玉器，则代表了另外一个玉器系统。良渚玉器多见于祭坛遗址和大中型墓葬，墓中出土数量有的一墓能达到近百件。器类繁多，以各种装饰玉和礼玉为主，造型深沉严谨、威武雄壮，典型器物是琮和璧等。良渚玉器表面常常装饰有细密的阴线刻和精湛的浅浮雕，兽面纹是其典型纹饰，庄严诡秘，令人望而生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
兴隆洼文化玉器
因发掘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20世纪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址还有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锡本宝楞、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以及天津宝坻县牛道口等遗址等，正式发掘出土玉器的总数已达100余件。经C-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200年～7400年，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之先河。
兴隆洼文化玉玦
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出土的主要玉器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依其功用可分为用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用具有斧、锛、凿；装饰品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
（1）玉玦：出土数量最多，选材和加工均比较讲究，是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类之一。一类呈圆环状，侧面有一道窄缺口，体中部略起脊，横截面呈多角形或近似椭圆形，内外侧边缘较薄。常成对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周围，应为耳饰。
（2）匕形器：出土数量仅次于玉玦，亦为兴隆洼文化的典型玉器。器体均呈长条状，一面略内凹，另一面外弧，靠近一端中部钻一小孔，多出自墓主人的颈部、胸部或腹部，应是墓主人佩戴的项饰或衣服上的缀饰。弯条形器和玉管数量较少，均为佩戴在墓主人颈部的装饰品。
（3）玉斧、锛、凿：其形制与石质同类器相仿，特征鲜明，形体较小，多数磨制精良，有的通体磨光，刃部锋利，有的侧面和顶部留有切割痕迹或疤痕。没有使用痕迹，其具体功能尚待探讨，但不排除作为祭祀用“神器”的可能性。
红山文化玉器
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其年代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大体在距今约6500～5000年之间。因于1935年在内蒙赤峰红山遗址的发掘而得名，1954年正式定名。目前发现的玉器，类型很多，反映了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巫灵崇拜的联系，具有很高的科学历史价值，是我国东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
红山文化除以神庙、女神像的发现轰动考古界之外，另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玉器的出土。红山文化的玉器除少数采集品不明出处之外，其余的出土于中小型墓葬中，每墓三至九件不等。以玉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5000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时期各地文化遗址的一个共同的时代特点。玉器出土地点除集中于老哈河、大凌河流域外，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巴林右旗、阿鲁科沁旗等地区也很多见，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三官甸子、建平县牛河梁、喀左县东山嘴的遗址和墓葬中，也曾先后发掘和采集了大批玉器。由此可见，玉器在红山文化居民的社会体系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材多为岫岩玉，硬度在4～6，有黄绿色或淡黄色，另有少量的墨玉、青玉、玉髓、玛瑙和煤玉。材质主要以透闪石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的蛇纹石、绿松石、滑石、天河石等。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用于佩戴或装饰，按照形体又可归纳为两大类：一为几何形体，主要是箍形器、方形器、钩形器、云形器等；另一类即为动物形。按照功能可分为用具类、装饰品类、人物类、动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未发现琮一类的礼器。用具类有钺、斧、凿、纺瓜形器、勾形器、棒形器、锥形器等。装饰品类有环、镯、臂饰、珠、管、佩饰、菱形饰、绿松石串饰、玉睛等。人物类有玉人、人面饰等。动物类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写实题材的动物玉饰，有玉龟、玉鱼、玉鸟、玉鹰、玉鸮、玉燕、玉蝉、玉龙首璜、长鬃龙、猪龙形玉饰等；另一类是虚构出来的猪龙、龙、凤、双龙兽形象。红山文化的玉龙有的为双首，有的为兽首曲身，很显然不是某一个具体动物的摹拟，而经过选择、取舍、抽象概括，根据想象中神化了的崇拜幻影创造出来的实体。
玉猪龙
（1）玉龙：龙体内卷呈“C”形，龙首前伸，双目凸起，鼻口正面呈平面，形如猪嘴，亦有阴刻的两个鼻孔；上唇前翘，阴刻龙口紧闭，额头及颚下均有细密的阴刻网状纹。颈背有向上外卷的鬃鬣；体如蛇身，光素无足，背有一小孔用以系挂。材质多为青绿色的岫岩玉，或有黄玉，琢磨极为精细，光洁圆润。目前仅见赤峰地区出土。1971年春，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红山文化时期玉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2）箍形器：呈扁椭圆的简形玉器，其长短不一，或有大小，通体较薄，一端较粗，呈斜坡状，另一端两侧或有小孔，因斜坡形似马蹄，亦称为“马蹄形器”。用途不明，因多出土于墓葬中的人头骨下，有专家认为用以束发，或称束发器。
（3）长方（方圆）形玉璧：多为片状，内外薄厚不均，似钝刃。或长方形，边略弧，角微圆，或近似长方；中心有一大圆形孔；其中一长边中间多有一或二孔，以穿绳。
（4）双（多）联玉璧：多为两个或多个单孔玉璧相连而成。排列有纵有横，纵向排列的下部一璧较大。整体较薄，角微圆，边弧，呈钝刃状，相连部位有凹槽。
（5）三孔器：体多为三孔相连，左右两端各饰一兽头。器体略厚，下部平整，上部亦呈连弧状，间有凹槽；孔洞较大，孔璧较直。
（6）玉猪龙：整体首尾弯曲呈“C”字形，是一种兽首虫身蜷曲成环状的抽象动物，头部正面似猪，故名。吻部前突，口微张，嘴眼之间刻有许多横向皱褶；双耳竖立，两眼圆睁，相连成对。首尾间有缺口，或完全断离，或少有连接，颈部有一悬绳的小孔。通常中间孔洞较大，系对钻而成，琢磨非常光滑。出土较多，为佩饰，兼有礼器功用，更主要的作用是祈求吉祥和护身之用，有祥瑞、压邪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是古代中国龙崇拜的最初形式。
（7）玉鸟：一般形体较小，小头，尖嘴，阔翅，多做展翅飞翔状。腹部刻画较背部细致，雕琢线条简明，背部雕琢简单。
（8）勾云形玉饰：主要见于辽宁阜新胡头沟、凌源三官甸子、建千牛河梁等地红山文化墓葬中，是红山文化玉器特有的装饰品，大体呈长方形轮廓。器型较小，是一种不规则的片状玉器，中间多有镂雕的条孔作勾云状回旋，四边开有形状各异的各种岔口，佩面琢磨出与中心纹饰走向相一致的浅槽，上缘均穿孔，形状奇特，用途尚待考证。
（9）丫形器：片状玉器，上端似一兽头，双耳分开直立，大而薄，形似“丫”字。兽面纹双眼较大，沿下部的嘴宽薄；下端较长，有横向节纹，最下端有一小孔。或为原始图腾，其功用不明。
（10）玉蚕：形似蚕蛹，头部平圆身微弯曲，尾端收束呈钝尖状，头部一侧有双眼，背部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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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篡位与“金镶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王莽应该算是篡窃神器的典型人物。他原本是以外戚身份入朝为官匡扶汉室，曾经官至大司马、封安汉公，国家大事都交给王莽作主，其地位极为显赫。其时是汉平帝在位期间，汉平帝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还属于王莽子侄之辈，竟然无法得到王莽的一点怜悯之心。公元5年，一次王莽用椒酒给汉平帝祝寿，次日平帝便患重疾致死。王莽马上从刘姓宗室中再选一名两岁的子侄登基，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孺子刘婴”。王莽称自己为摄皇帝，其实，这不过是操纵朝政的一大手段罢了。三年之后，王莽便推翻刘婴，自立称帝，改国号为“新”。唐白居易有一句诗说：“周公恐惧留言后，王莽卑谦未篡时。”真是入木三分。
王莽篡位之际，心中最放心不下的是那枚标志为天命神授的传国玉玺。这枚玉玺原本一直在王莽的姑妈太皇太后王政君手中保管，王莽去向王老太后索要玉玺，王老太后气愤不已，坚决不愿意相让。王莽接着派大臣王舜追逼，遭到王老太后的严词痛斥。
王老太后怒不可遏地说：“你王莽父子借着是宗室的外戚身份，仰仗我汉家的国威，才能够获得累世富贵，以至于你们在人臣之中获得显赫地位，真是没想到现在竟乘我皇室孤单，趁火打劫，抢夺我刘姓天下，半点都不顾念我对你们往日的恩义。像你这样的人，简直猪狗不如。放眼天下有像你这样的亲属兄弟吗？而且你现在都自封了皇帝，自然应该重定一套金匮符节，更换你们新的朝服纲领，更应当重新制作属于你的玉玺，让它万世流传，才能算是你的真本领。为何一定逼迫我交出这颗不吉祥的亡国之玺呢？我本为汉室老寡妇，肯定会不久死去，想和这枚玉玺一同安葬都无法办到，你王莽真是残毒至极的人呀。”
在王老太后的言语中，极为尊贵的天命神玺被说成了亡国不祥之玺。不过痛斥归痛斥，想不上缴是不行的，最后，王老太后迫不得已把此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王莽得玺之后非常开心，还大摆酒席庆贺。有传说言此玺竟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只好利用黄金镶补了起来，民间从此之后才有“金镶玉”一说。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较广，大致是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及沿海一带。该文化圈出土玉器的遗址很多，而且数量大、质地优良。
众多遗址中皆有相类似的璧琮类和装饰类玉器的大量出土，故断定它们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玉器。经科学测定，早期的良渚文化遗存大致距今已有5500～5000年的历史。目前在良渚遗址的周围，大约30千米的范围内，至少发现有60多处良渚文化遗存，它们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实物资料。
良渚文化玉器不仅出土数量较大，而且品类众多，其中神灵玉、祭祀玉、装饰玉等基本齐备。其主要品类有璧、琮、钺等。
1.玉璧
造型为扁平圆形，正中有一孔，一般光素无纹，边沿或平直或钝刃，个别的磨出一周凹槽。璧面光滑，但薄厚不匀，并留有明显的切割或加工痕迹。璧孔对钻而成，相接处有因错位而出现的台阶痕。
另外，极少数璧面上还有用极为浅细的阴线刻画出的鸟纹或其他的图纹符号。
2.玉琮
玉琮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创造，按其形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圆镯形或近似圆镯形，一般琮体较矮，孔较大，外壁磨出四组长方形或中心出脊的凸面，在每块凸面上各施一兽面纹；另一类则为近方柱形，其大小高低不一，多在琮面上按照相等的距离，减地成槽为节。方柱形玉琮分节的数目不等，目前发现最多可达15节，高30多厘米。同时，琮体每节凸面上，均饰神人兽面纹，图纹较规范，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特别是高大多节的方体玉琮，每节纹饰更加简化，仅用几道凸棱和单线圆圈目纹表示一下而已。中心圆孔为对穿，在孔心对接处，留有错位的台阶痕。
3.玉钺
玉钺造型源于石斧，呈风字形，肩窄刃宽，两侧略向内收，近肩部有一圆穿，对钻而成，刃部弧圆。大部分光素无纹，目前仅见一件在正反面刃部上角浅浮雕一神人兽面纹、刃部下角浅雕一神鸟图案的玉钺。良渚文化玉钺的完整组合形式分别是由钺冠饰、钺、柄和钺端饰等器物组成。
玉钺
4.玉梳背
一般为上窄下宽的扁平倒梯形，长5～10厘米，宽3～5厘米，厚0.3～0.4厘米。上端中部通常有两个下凹的长条缺口，用以显示出顶部的凸起。不过也有的梳背饰，则在中心部位直接琢出向上凸起的尖顶，而顶部的下方还常有一扁方或长圆的孔洞。器面除光素者外，均以阴线或减地隐起、镂空等技法琢饰出神人形象和兽面纹。其下端为一薄而窄的扁榫，榫上有等距离的穿孔，数目2～5个不等，似作嵌缚之用。
良渚文化冠状玉梳背，一般出土于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并位于墓主人头部左右。由于在其下方附近往往有成片的朱红痕迹，以及镶嵌用的小玉粒，还有明显的非常人所能佩戴的尺寸极小的穿挂饰品等，因此，最初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玉器应是镶嵌于有机质神像头顶的一种玉质神冠，故始名冠状饰。同时，在墓葬中，冠状饰（玉梳背）的随葬具有普遍性和单一性。一般的大墓中往往每墓一件。中等级墓地中，有少数随葬品较丰富的、规格较高的墓葬，也常有这种冠状饰（玉梳背）随葬。发掘简报曾指出：“冠状饰应是作为神灵的象征物和降神巫术必需的一种法器，应当是每个具有巫师身份的人的必备之物。”
直至1999年海盐周家浜遗址出土了一件倒梯形冠状器与象牙梳齿组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器物，人们才得以了解这种冠状饰玉器在良渚文化时期的实际用途（或为用途之一）。原来它们是一种梳背饰，是镶嵌于木、骨或象牙等有机质地的梳子顶端的玉质部件。周家浜遗址出土的这件复合器，通高10.8厘米，顶端的“冠状饰”素面无纹，长6.4厘米，底边与象牙梳镶嵌而成，象牙梳上半部分阴线细刻席纹和云雷纹的组合纹样，下半部有梳齿六枚。根据这则资料，目前多数学者已将其更名为玉梳背了。
5.三叉形器
整体为半圆形，上端分出三叉。一般中间一叉较短，并有上下贯通的穿孔，不过也有三叉平齐者。器面上装饰有神人像或兽面纹等，出土时位于死者头骨上方，似为冠帽上的饰物。
另外，还有一种半圆形冠饰，造型呈半圆状，底边平直。器体正面微微弧凸，边缘略薄，有的光素，有的琢出兽面纹。背面相应向内微凹，并斜向对穿1～3对隧孔。出土时均在头骨上方，并以大致相等的间距围成一圈。一般每套4件，同时玉料、形状基本相同，可能是穿缀在冠帽上的饰物，或为额饰。
三叉形器
6.锥形器
该器物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常见的一种造型，基本形制为细长条状，大多一端为钝头，另一端扁圆且有一小短榫，榫上横穿一孔。其长短粗细不同，一般在10厘米左右，最长可达30多厘米。器体剖面为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器多光素，方形器多饰有兽面纹。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骨上方，尖端朝上，并与三叉形冠饰邻近或叠压。
对于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功能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认识：其一为实用器，如可能是当时人们插在头上簪子的组成部分，或是中国最早用于针灸的砭针。其二为礼器，如墓主人冠饰的组成部分，或是从崧泽文化骨镞发展而来的礼器。不过就目前锥形器出土的数量和位置来看，或许它是与三叉形器共同组成良渚上层人物头戴的一种冠饰，或是插嵌在其他器物上的宗教用器，至于一些小型短粗状的锥形器，很可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坠饰。
7.玉璜
器体作半圆片状弧形，近似璧之一半，两端有对称的穿孔，可以系佩。璜面或光素，或以阴线、浅浮雕及镂空技法琢饰出当时流行的兽面纹。造型规整，琢磨精细。
8.龙首纹圆牌饰
造型为圆饼形，中心钻一孔，有的在外缘一侧还钻有一小孔，大小一般在5厘米左右。较为奇特的是，在圆牌的外缘一般还常琢饰2～3个龙首纹图案，这种图纹一般先以浮雕的手法，使造型轮廓突出表面，然后再以阴线刻画细部，尤其是在凸吻的下方，往往刻一排整齐的牙齿。眼睛的上方，浮雕出两只竖立的耳朵，有的在面额部还刻有菱形纹饰。这一形象有别于当时流行的兽面纹，故专家研究认为，该图纹应为龙纹。
除了刻有龙首纹的圆牌饰外，类似的素面玉牌，在反山与瑶山也多有发现。直径一般在5厘米左右，呈圆璧形，边缘有一个可以系挂的小孔。它与龙首纹玉牌饰一样，出土时一般依次顺向排列于墓主人胸腹部。值得注意的是，凡有成组玉牌随葬者，均为墓地的北列墓葬，可见这种圆牌形玉饰，应是一种受祭祀功能约束的具有特殊身份标志的佩戴品，它的象征意义应非同一般。
9.玉带钩
造型为长方扁平体，一端钻有圆孔，可穿绳连接，另一端挖磨成弯钩状，可能供勾挂之用。器面均光素无纹，穿孔外大内小，略有错缝，同时钩的内壁也留有明显的弧线切割痕迹，出土时位于死者腰部，当为系带之物。
龙山文化玉器
龙山文化玉器分布较广，大致包括有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城子崖，其后又有多处遗址发掘，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距今4000～4600年左右。其中心区域主要在山东境内，西至聊城、菏泽、商丘和周口东部，南至淮海以北的苏北和皖北一带，东至黄海，而北界大抵扩至辽东半岛南部。
龙山文化玉器依其功用可分为用具类、饰品类和礼仪类三类。
用具类有斧、锛、矛等；饰品类有锥形器、镯、方形镯、璜、环、鸟形饰、半月形饰、牙璧、头冠饰、笄、珠等；礼仪类有钺、多孔刀、兽面纹锛、牙璋、琮、璧等。另外还有钻芯。
玉铲
（1）玉锛：器型呈平板状长方体，平顶凸刃，均厚，上下几乎等宽，有刃一端略宽少许，有斜浅钝刃。打磨光滑、平整，靠近背部顶端处两侧均有阴刻兽面纹。构图对称、纤细精巧。
（2）玉斧：长方形扁平体，两面斜削成刃，背部有孔，中部多为平行的弦纹和抽象兽面纹组合纹饰，质地细腻，打磨光滑。
（3）玉铲：扁平梯形，平顶弧形刃，四边有刃，形体较大。
（4）玉琮：外方内圆，大孔，体形较矮，外侧以折边为对称轴饰以弦纹和管钻成型的单圈双目，纹饰简洁。
（5）玉笄：扁平体，一端钝尖，一端有榫，榫上有洞穿小孔。
（6）玉钺：宽梯形，平顶斜刃，顶下有二管钻孔，中部以上两侧各有锯齿状凸起。
齐家文化玉器
齐家文化玉器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齐家坪而得名。中心区域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宁夏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距今约3500～4000年。玉器种类以生产工具、礼器和饰物为主。工具类主要有玉斧、玉锛、玉凿和玉铲等；礼器类主要有琮、璧、环、璜、钺、刀、多璜联璧等；饰物类有玉佩饰、坠饰、发箍等。其风格特点为玉质硬度较高，个别器型制作不甚规整，但整体均经过磨研，边棱整齐。玉器材质有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
仰韶文化玉器
仰韶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其年代距今约4300～6700年。仰韶文化分布虽广，但出土的玉器却很少，主要器型有玉斧、玉璜、玉环、半月形玉饰、龟头形玉饰、玉耳坠、玉笄等。所用玉料均为河南本地的独山玉，数量少，制作上也很简朴。这说明仰韶文化的玉器在当时不是很发达，至少与年代相近的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其玉器文化并不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节 远古神韵——夏商周玉器
夏商周玉器概述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夏朝时期，玉器的种类已经相当丰富了，商朝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当然这一时期的玉器只属于贵族，象征着财富与地位。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其玉器也颇具特色。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夏代玉器以玉钺、玉斧、玉刀等象征性兵器为特色，而其工艺、造型很多方面都继承了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成就，同时，这些玉质兵器等典型器物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又与商代早期玉器极为相似，所以夏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商代前期玉器，在郑州铭功路、湖北黄阪盘龙城等地有所出土，以琮、戈、刀等器形为主；商代中期玉器则主要见于郑州商城等处；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仅该墓就出土玉器755件。品种按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日常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类，造型规整，线条流畅，纹饰精美，装饰技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出脊齿、双阴线彻法等，常将线刻、浅浮雕和圆雕有机地结合起来。礼器、用具端庄典雅，装饰品雍容华丽，人物、动物雕像惟妙惟肖，还出现了中国玉器历史上最早的俏色玉器。商代玉器不少器形和纹饰直接借鉴自当时的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由于商代青铜器的繁荣，青铜工具势必用到玉器的碾制上来，这些玉器在开料、琢磨、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金代双鹿纹玉佩
西周用分封和礼制维系统治，礼制中的各阶层在器用上的等级制度也体现在玉器上，出现了体现等级和礼制的组玉佩等礼玉。但严格的宗法制度、礼制观念和等级制度，使玉器失去了商代晚期生动活泼的气息，略显呆板。葬玉在西周有了大发展，除玉琀、玉握外，出现了玉覆面，这也是礼制在葬玉上的反映。在制作技术上，西周玉器承袭商代的双线勾勒并进一步发展，开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技法，制作出以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为代表的典型西周玉器。
春秋战国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铁器的大量使用，使中国古代玉器进入第一个繁荣阶段。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时的玉器已与礼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谦谦君子无不以玉为典范，“君子比德于玉”，玉佩饰成为最重要的器形，其中，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是各种龙、凤、虎形玉佩，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富于活力和艺术性，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的自由性和创造性。传统礼器玉璧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最能与文献中的六瑞相印证的器物。在碾制技术上，镂空、浅浮雕普遍应用，技术高超，同时，还大量使用镶嵌工艺，常将玉、绿松石、玛瑙、宝石等不同色泽、不同质地的玉料与使用金银错、鎏金的金属器物镶嵌起来，具有富丽堂皇、精美绝伦的艺术效果。春秋战国玉器，以其使用的普遍性、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富创造力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和极高的工艺成就创造了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夏代玉器欣赏
1.玉圭
玉圭
二里头出土的玉圭与龙山文化玉圭的形制近似，呈长条形，上端多平首，底端有一孔或两孔，圭面或光素，或环有数道凸弦纹，个别精细者在弦纹间还夹饰有几何形状饰纹。其形体不大，一般长20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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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沉河
古人认为河神是极为显贵的神，它可以决定降雨，决定谷物能否丰收，甚至还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汝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楚国名将子玉在带兵与晋国作战之前，梦见河神向他索要嵌玉的冠以及缨，子玉醒来后，他不舍得把美玉送给河神，他的儿子大心与子西请荣黄规劝他，荣黄讲：“我们为国家的利益决定一死，难道还在乎美玉吗？美玉就像粪土一样，要是有利于战胜敌人，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子玉依然不听，荣黄对他的儿子讲，不是神使子玉失败，而是他这是自己走向失败。后来，楚国果然战败。
2.玉戈
多直内，长援，刃部规矩，器面平整，无使用痕迹。内中部均有穿孔或饰有简单的线纹，周缘开刃处，有明显而挺拔利落的凸棱。有的器体硕大，琢磨光洁细腻，可见当时开料及碾磨工艺已具相当高的水平。
3.玉牙璋
器体较长，首端呈叉状形凹弧刃，两尖斜出自然而不对称，柄部常琢饰出对称的扉棱。较之龙山文化时期，造型更加规整，琢磨也更加精细，扉棱的装饰更加复杂繁华。夏代之后，这种自龙山文化出现的大型牙璋，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不再使用。
4.多孔刀
继承了龙山文化玉刀的形制，呈长条梯形，平背，双面刃，两侧多饰对称的扉棱，近背部穿孔3～7个不等。器面或光素，或琢饰阴线纹、斜格纹等。这种玉刀，形体宽大，有的长达65厘米，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象征。首端宽，呈斜削，内弧有刃，柄端窄，两侧有对称齿，有扉棱阑。
玉刀
5.其他玉器
（1）玉钺：发现不多，其中一件呈平面梯形，刃线微弧，有钝刃，中上部钻两圆孔，乳白色，通体磨光，具有较原始的特征。
（2）玉戚：两侧均有锯齿状扉棱。可分为两种：一种略呈长方形，刃部微弧，上端有一小穿孔；另一种背部稍圆，两侧近直，刃分4段，两面直刃，中部钻一大圆孔，又称璧戚，与商代戚形制近似。
（3）玉刀：二里头出土有3孔和7孔的玉刀，均呈梯形，较长，上窄下宽，较厚，两侧有对称的锯齿状扉棱，7孔玉刀两端近扉棱处均有细密阴刻斜线相互交织成的斜方格纹，孔璧较直。这种形制的石刀在辞家岗遗址曾大量出土，是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器形。
（4）玉铲：发现多件，有些已具备后世圭的雏形。二里头玉铲大体呈长条形，系白玉制成，部分表皮带紫红色，双面磨成的钝刃略弧。顶端有一圆穿。
（5）玉柄形器：有方柱形和片状之分，出土较多，其中二里头所出外形似鞭，由粗细不同的6节组成，粗节上用单线或双线勾撤法琢出以夸张的口部和目纹为主体的兽面形象，中节（包括柄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起二三圈凸棱，末端以线刻和浅浮雕的手法琢成兽头形，柄的顶端及正背面两侧各有一孔，孔相互连通，末端侧面也有一个对穿的圆孔。其余的柄形饰形制均不甚规整，多素面无纹，个别简单刻画抽象的兽面形象，制作亦略显粗糙。其用途尚不明确，渊源也无从考证，有待进一步印证。
（6）玉尖状饰：现仅发现一件，长7.8厘米，中部直径1.15厘米，翠青色，通体磨光，器呈两端尖状的圆柱体，中部钻两小孔，穿孔处磨成一平面，用途不明。
还有一些板形玉、璜形玉、方形玉、瓶塞形玉等，多已残破，具体用途也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戈、钺、刀、镯形器、铲形器的表面常发现有朱砂打磨痕迹，其意义值得研究。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一件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的圆形铜片，其四边镶嵌61块长方形绿松石，中间用绿松石嵌出两圈十字形的图案，每圈均为13块，这是我国早期“铜嵌玉（石）”工艺的突出代表。
总之，夏代玉器虽然发现不多，但却上承周边地区石器时代玉器的造型、风格，下启商代玉器之先声，实质上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向商代玉器的过渡阶段，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商代玉器欣赏
1.玉龙
玉龙在商代墓中有较多发现，大部分龙的造型呈蜷曲状，首尾相接，有的背脊出现扉棱，头部较大，张口露齿，并在头顶处琢饰有粗短的双角，臣字形眼，云纹鼻，躯体分别饰菱格、三角或变形云纹，有的在腮部还刻有重环纹。其中最精致的一件，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龙，长8.1厘米，高5.6厘米，新疆和田青玉琢制而成，头略大，微昂，张口露齿，臣字大眼，两角粗短，龙尾蜷曲贴于右侧，前肢两短足微向前屈，龙体浑圆，背有扉棱，浑身满饰菱形纹、三角形纹，腮部刻有重环纹。很明显，商代的玉龙造型基本延续了红山文化晚期蜷曲龙的模样，但其头部和身躯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前肢和几何纹装饰图案，在琢磨技法上则大多采用了双勾线，即利用两条阴线琢制碾磨出一条阳纹，从而使图案显得丰满突出而且流畅清晰。
商代玉龙
2.玉虎
造型多作伺机而起的伏卧状，头部较大，张口露齿，双眼为臣字形或方框形，尾端多向上卷曲，身上饰云纹及变形几何斑纹，腮、背常见重环纹。一般圆雕虎身体呈柱状，扁平片体之虎两面纹饰相同。
3.玉熊
造型多圆雕成蹲坐之状，头微昂，双耳竖起，臣字眼，嘴略长而且前凸，前肢抱膝，身饰双线云纹，一副逗人喜爱的憨厚神态。一般在颈部或其他部位钻孔，似为一种佩饰，同时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神灵之物。
4.玉牛
商代玉牛，多跪卧或伏卧，双目平视，神情庄重，身饰云纹和简化重环纹，额中常有一菱形装饰。此外，还有一种扁平体的牛面饰，“臣”字眼，云纹鼻、额间阴刻的菱格纹常被一圆孔替代，其传统命名为兽面饰。
5.玉象
造型浑圆，四肢短粗，其大耳小眼以及卷曲的长鼻，均刻画得极为生动，不过身上依然装饰有非大象本体所实有的几何形云纹，可见商代装饰手法的特殊性。
6.玉琮
器体外方内圆，多光素或仅刻几道线纹和凸棱，还有一种与良渚文化的圆镯形琮相似，较矮略圆，四周凸面分饰蝉纹、弦纹等。此时的玉琮不见了良渚玉琮那种非同寻常的神人兽面纹，而是吸收了一些中原龙文化玉琮的形制和纹样。可见，商代的玉琮是在继承了良渚文化及北方诸原始文化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载体。同时，从商代开始，玉琮表面上的图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玉琮
7.玉磬
古代的一种乐器，悬挂于架上，击之而鸣，有单一的特磬和由数件大小依次组成的编磬。商代磬略呈长条形，一般上宽下窄，近顶端有一圆穿，可悬挂。表面磨光，或刻文字，或琢饰龙、凤等图案。春秋战国以后，近似人字的矩形磬，成为历代磬之特定的形制。可以说，磬是中国礼乐典章制度中重要的器物。
凤鸟纹玉磬
8.玉璜
多呈扇面形或半环形，光素，两端有孔，边角不甚规整。精致者，璜面琢有几何形纹。此外，还出现了龙形璜和鱼形璜等。龙形璜，体弯曲呈弧形，背部雕出脊棱，身上饰变形云纹；还有的以两端为龙首，躯体刻重环纹、菱格纹等。动物形璜之造型，多变化不定，随形而琢。璜之两端均有穿孔，应是商人的佩戴之物，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9.玉刀
刀身窄长多凹背弧刃，尖略上翘，柄短且薄，有的刀背饰齿状扉棱或在刀面近背处雕琢出龙纹或几何形图纹。如妇好墓出土的龙纹刀，长达33.5厘米，刀身呈窄弧形，其上半部正反两面均雕琢龙纹，刀背处的扉棱规则有序，造型精巧别致，似非实用，当为一种仪仗用器。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玉刀，通长25.2厘米，翘首长柄，背部镂空出扉棱，刃较锋利，刀身两侧装饰有并行排列的小鸟纹，极为精美。
10.玉斧
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实用的玉石斧较为少见，但作为礼仪用的玉斧仍时有发现，而且图纹装饰更加复杂。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兽面纹玉斧，通体作长扁圆形，上厚下薄，斧面以单阴线和双勾线相互配合的碾磨方法，装饰一宽眉阔目，神态威严的兽面纹，实为商代玉斧之精品。
11.玉调色盘
调色盘是以背向对作站立状的两只钩喙大眼、短翅长尾的凤鸟为造型，长11.8厘米，宽6.5厘米。盘为方形，一端平，另外三侧有高起的边框，盘的后面雕饰的两只凤鸟，挺胸昂首生机勃勃，既实用又富有艺术性。出土时盘底满染朱砂，故推测此盘当做调色之用。
12.玉梳、笄
商代人用于束发或装饰的玉梳与笄也很有特色。梳身为纵向长方形，齿较粗但尖端薄且排列整齐，梳背较宽大，或饰兽面纹，或雕出凤鸟形象，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笄则近似圆锥形，顶端多平顶无帽或呈椭圆。精细者在笄头还雕饰有凤鸟、龙纹或人形图纹，器体磨制得较为光洁。
商代玉梳
西周玉器欣赏
1.璧
西周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少有出土。早期多光素，边缘不甚规整，质料较差，工艺不精；晚期出现以宽阴线等手法表现的卷体龙纹、凤鸟纹和云纹等，线条流畅，工艺趋精。
2.琮
琮出土极少。形制简单，分为大、中、小三类，多呈高矮不等的方柱体，形状都比较规范，均为外方内圆，制作不够精致，多数光素无纹，通体抛光，或四面雕琢有双层阴线鸟纹等，线条流畅。
3.圭
圭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源于商代玉器，长方形、一端似有刃的片状玉圭；另一种近似于戈。西周玉器中的一些玉戈，两侧的对称性更强，逐渐演化为东周时的带有尖状圭角的圭。
4.戈
戈在西周墓葬多有出土，所出比例较大，为西周重要仪仗用品之一。形制多沿袭前制，锋部呈三角形，援身或宽或窄、或直或弧，形式多样。无胡，援中有较明显的脊线，长方形短内，内中有穿，制作精致。另有形体特小、制作精巧的小戈，多用于串饰和佩饰中。
5.戚
戚数量较少，其形制与商代后期的同类器物几无二致。大体分两类：其一形制基本呈竖长方形，刃部微弧，两侧中部起锯齿状扉棱；其二弧刃较宽，两侧起扉棱，戚身中部有一大穿孔。
6.璜
璜是西周重要的礼器和装饰品，虽《周礼》中有“以玄璜礼北方”的记载，但从考古发现来看主要还是作为装饰品。其在西周各地墓中较为常见，多置于死者的胸、腹部，璜体一般均为圆周的2/3，个别有1/2的，大多为两端各有一穿孔，佩戴时呈下弧状，而上弧中及两端各有一穿孔的三孔璜，悬佩时呈上弧状的则非常少见。除光素无纹者之外，多以浅阴线刻划出龙纹和凤鸟纹。
西周玉璜
7.鹿
鹿在西周动物形玉雕中是最具特色的器物，绝大部分为浮雕，也有少量圆雕作品，或昂首前视，或回首顾盼，或奔跑，或站立。鹿角变化多端，或双枝呈花树，或单枝分叉，或独角横伸，自然生动。
8.玉夔龙
西周晚期龙体变长，龙角雕琢不甚明显，多为叶形耳，短角，菱形眼眶，唇外卷，足分二或三爪，身饰鳞纹、重环纹、云纹等。
9.柄形饰
柄形饰的数量较多，形制差别较大，长短、粗细各不相同，多数在柄上饰有平行的凸棱和阴线刻纹，少数雕有精致的凤鸟纹图案，并有镶嵌件使其组成一完整器物，镶嵌部分主要由带扉棱或浅槽的小型长条饰、长方形饰、圆形饰、兽头饰和各种形状的绿松石薄片相互粘合组装在一起。
10.玉串饰
玉串饰在西周普遍流行，其主要部件是各种玉石质的管、珠，间或配置璜、戈、玉人及其他动物形玉雕，多作颈饰用，个别用作腕饰。从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情况证明，其已成为奴隶主贵族不可或缺的饰物，并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佩戴。
11.组佩
组佩是将多件形状、名称不同的佩饰组合成一套佩带，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多以玉璜为主体，间配以其他各种小件玉饰。玉璜又可称为玉珩，是因为它能够在悬佩中起到平衡作用。地位越高者所佩组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越长。大型组佩结构较为复杂。
12.玉人
玉人的数量很多，多数都是佩坠类，可以分为写实风格的玉人、着华丽服饰的玉人、人兽组合型玉人。人脸较平，似为瓦面脸，宽鼻。人的五指相并，指端平齐，以几条阴线表示指间的分界。
玉人
13.玉鱼
玉鱼是西周最为常见的饰品之一，广泛出土于各地的西周墓葬。多承袭前制作写实性浮雕，形象较为生动。
14.玉蚕
玉蚕在西周较常见，主要用于玉串饰和玉组佩之中，绝大多数是圆雕作品，首尾分节，从五节至十节不等，以六节者最为常见。蚕体多作钩或弧形，雕琢精细。
15.玉蝗
玉蝗与玉蚕一样多用于串饰和组佩之中，圆雕较多，除大小略有差别外，形制多相似，一般体均呈三角形，头背挺直似趴伏在地，圆目突起，多在口部穿孔，常以简炼、概括的阴线刻划出两翼轮廓。
玉雕鱼
16.玉覆面
玉覆面也叫“瞑目”，又名“缀玉面幕”，按人的五官分别制作的片状玉件，代表人的五官而缝在布上，覆在人面之上。西周的玉覆面不仅以覆面为主，兼具人的五官形态特点，并在覆面以外添加一些装饰性玉片饰。
春秋玉器欣赏
1.玉璜
造型多为扇面形，璜体表面饰有阴线刻或浅浮雕的龙首纹。碾磨精细，图纹繁密，龙首上下变化相互纠结，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此时玉璜最大的特点和变化是一改西周玉璜两端穿孔、佩戴时弧缘向下的组合形式，而变为穿孔设置于弧缘正中，佩戴时两端向下，弧缘向上。
2.管、觿
玉制的管与觿，依然是春秋佩饰玉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管形制多样，有方形、圆形、扁方形。器物表面同样饰有繁密的龙首纹，有的方形管，为了突出和强化龙首的多变效果，还有意地在棱角的边缘随形而琢，使之更富有一种立体感。
3.玉剑首
玉剑的柄端所嵌玉饰即为剑首。最早的实物，发现于江苏六合县程桥镇的春秋晚期墓葬中。该器物较小的一端有一孔，可供剑柄插入。正视呈梯形，两边及顶端用浅凹槽分割成方形凸块，整体满饰以云纹谷纹组成的变形龙首纹。此后发现的玉剑首，一般以圆饼形居多。
4.剑格
剑格是处在剑首之下，剑口之上，即剑把和剑身之间的玉质饰物。它同剑首一样，最早同出土于江苏程桥镇的春秋晚期墓中。造型两端呈椭圆形，中心有一菱形孔，孔的周围饰有勾连云纹，正面四周用六道浅槽，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凸面，每凸面均饰有不同的几何形纹饰，风格与同出剑首相似。此器发现时，菱形孔内仍嵌有青铜剑柄。
5.玉璏
玉璏是一种有孔道可供穿挂的饰物，它与皮革和剑鞘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出现于剑鞘侧略近鞘口和人体尸骨腰侧的部位，可见它是使剑穿挂于革带上的唯一饰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其造型大同小异，一般面上部平整，呈长方形，有时略呈弧形，或光素，或琢饰有谷纹、云纹、兽面纹等，器面的两端向下并向内弯曲微收，侧视下部略近一端有一长方形穿孔，供穿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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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声”与“玉韵”
玉不仅被认为质色、德性、音声都是美的，就是在中国古代音乐以及文学等艺术文化的审美取向中，玉同样是至善至美的境界象征。
玉声清脆动听，古代把玉制作成磬，玉磬是供天子专用的。在殷墟出土的虎纹磬，就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大理石质色都很完美，或许古代也把大理石当作玉，至少也是“石之玉者”一类。古人身佩玉石，用玉声使自己的步幅行速减慢，也是因为爱听佩玉相击的玲珑之声。因为玉声被认为是最为美妙的声音，因而只要是美妙之声都可以被称为“玉声”。声音清越的乐器也大多数以“玉”美称呼之，像是玉笙（瑶笙）、玉箫、玉琴（瑶琴）、玉笛等。管乐器还能够全部称为“玉吹”。清汪熷《长生殿序》里的“繁丝哀玉，适是写其绸缪”，更是只以一个“玉”字指代管乐的声音。
“玉声”不仅只是指代美的音乐之声，同样也常用来称赞美诗文。因为古代诗文尤其注重字句声律的和谐动听，也就是指语言的音乐之美。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两次运用玉声形容文学声律之美：“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文选·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圭。”唐令狐楚《奉和仆射相公酬忠武李相公见寄之作》：“初瞻绮色连霞色，又听金声继玉声。”白居易《将发洛中枉令狐公手札兼辱二篇宠行》：“玉韵乍听堪醒酒，银钩细读当披颜。”“玉声”“玉韵”都是对别人诗作的称赞。
6.玉珌
玉珌是装饰在剑鞘末端的玉制品。目前最早的玉实物资料出土于太原金胜村赵氏墓中。一件呈扁长方体，长4厘米，高3.7厘米，厚0.9厘米。上端两角处各钻一穿孔，孔内有三道金丝与剑鞘下端相连，中部有两个凹坑，可纳鞘之底端，玉珌表面满饰颗粒饱满的勾连云纹。另一件为动物造型，似鸟非鸟，似鱼非鱼，十分怪异。
玉珌
7.玉璧
玉璧的出土很多，较明显的特点是谷纹璧开始流行和出廓璧、镂雕璧的出现，素璧比例逐渐减少。谷纹璧是双面雕琢细小的谷纹，内、外一周边缘各有一道等宽的素边。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蒲纹、小勾云纹、双身龙纹与谷纹相结合等。出廓璧是在玉璧的外廓雕琢有龙、凤或其他动物形象。镂雕璧是在玉璧的内孔和外轮廓以透雕的方法，将龙纹、龙凤纹或其他纹饰同玉璧一起雕琢成形，有全镂雕和局部镂雕之分。较为常见的是内孔雕有兽身龙，昂首翘臀，尾亦上翘外卷，大嘴，生有犄角。璧廓外所饰鸟纹多见于两侧。带有镂雕的鸟纹，鸟身朝外，头小尾低，颈及背部与璧相接。饰有云纹和勾连纹的璧仍流行，素璧日趋见少。
第三节 皇室气象——秦汉玉器
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使得天下得到了统一，并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真正的王朝——秦朝。国家的统一使得经济迅速繁荣起来，而这一时期的玉器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皇室用玉更是成风。后来，汉高祖建立了汉朝以后更是把皇室用玉的风气推向了新的高潮。玉器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起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概述
秦朝统治时期短暂，玉器资料较少，秦玉面貌尚不是很清楚。汉代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汉玉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以来的琢玉传统，但有很大突破，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各类佩饰继续发展的同时，以璧为代表的传统礼玉也大量生产，同时大量的日用生活类器皿成为汉玉的特点之一，由于黄老之学的兴盛和人们对玉的迷信，汉代还将葬玉发展到历史的巅峰，制作出金缕玉衣和九窍塞等一套完整的葬玉礼制。在装饰和造型上，汉玉大量采用高浮雕和圆雕，普遍使用镂空花纹和表面细刻线纹的手法。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张骞开通向西的商路，大量优质和田玉进入中原地区，玉质优良也是汉玉的一个明显特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祸不断，经济凋敝，玉器制作跌入低谷。此阶段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数量少、质量低，从造型、工艺等方面都没有超出汉玉成就。这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一个黑暗期。
秦代玉器欣赏
1.玉人
器形为长条扁平体，有男女之分，头顶扁，右有一发髻，与临潼秦俑的发型相似。面部五官用阴线刻划出眉、眼、鼻、口和胡须，身体为长条形，仅具象征意义，中间饰菱格纹腰带。女性，头部浑圆，面部也用阴线勾划五官，腰间以一条阴线表示腰带。玉料青绿，琢制简朴，应是一种明器或具有某种巫术及原始宗教意义的祭祀用器。
2.玉虎
造型呈扁平片状体，长11.5厘米，宽4厘米，玉色青绿，间有白斑。虎作伏卧状，周缘琢制出轮廓后，便用细阴线分别刻划出头部、五官、四肢及长尾。同出土的一件虎头璜，玉料工艺极为相似。这种形制的玉器，均属于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祭祀用玉，一般材料较差，青绿色居多，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粗糙。
3.玉剑饰
剑首呈圆饼形，正面中心微鼓凸，以阴线刻饰卷云纹，外沿一周琢饰去地隐起、分布较为疏朗的谷纹，背面正中有一圆形沟槽，以供嵌缚使用。
玉剑饰
4.玉
玉璏呈长方形，器体表面通饰均匀规整的浅浮雕谷纹，谷纹之间皆用阴线相互连接。器体两端向下卷曲，使边缘呈弧圆状。其下为一长方形穿孔。造型虽然简单，但做工精细，边角方圆适度，甚是规矩。
汉朝玉器欣赏
1.璧
璧在汉代玉器中最为常见，它是在战国晚期玉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以其形制规整、做工精细、纹饰精美而代表中国古代玉璧的最高成就。根据其形制、纹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1）素璧：出土较少，制作略显粗糙，主要出土于河北满城二号汉墓，均镶嵌于漆棺外表。
（2）几何纹璧：是较为普遍的形制，在各地墓葬中多有发现。其以密集的蒲纹、谷纹等几何纹饰以璧的两面，并辅以网纹、云纹等。通常在外廓和内孔的边缘都各饰一周弦纹，形成较厚的内、外廓。
（3）龙凤纹璧：即在璧的肉上浮雕或透雕出兽面、凤鸟等动物形象，纹饰满布璧面，边廓较厚。
（4）蒲（谷）纹龙凤纹璧：亦为常见器型，即在饰有谷纹的璧肉之外加饰一周等宽的透雕的兽鸟纹饰，以龙凤、螭虎为多，相互缠绕，造型工整。
（5）出廓璧：即在饰有谷纹或蒲纹的璧肉外缘，饰以一组或几组凸出的透雕龙凤螭虎等纹饰。其中西汉以龙凤纹为多，东汉则以螭虎纹为主。纹饰常对称成组出现。
2.葬玉
葬玉是汉代玉器中极富特色的玉器之一，严格来讲仅包括玉衣、玉塞、玉琀和玉握四种，人体各部位配备较为完善，注重实用。而镶玉漆棺和玉枕或为特例，是由战国时期的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发展而来，可能出现于文景时期，武帝时开始盛行。汉人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贵玉”的思想，贵族们认为生前佩玉，死后也应随葬大量的玉器，同时还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汉代贵族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了玉衣。西汉中期玉衣多有发现，现发现两汉时期的玉衣共有20多套（件）。其形制大致为人形，分头部、上衣、袖子、手套、裤筒、鞋子六部分，均由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和多边形的玉片拼接以金、银、铜丝编缀而成。头部分脸盖和头罩，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嘴模样。上衣分前、后片，前片按人体形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后片下端编做成人臀部的形状。
金缕玉衣的头部
西汉时期，各诸侯王普遍使用金缕玉衣殓葬，直至东汉方基本确立玉衣殓葬制度。皇帝大丧专用金缕玉衣，诸侯王、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玉衣殓葬习俗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葬玉有以下五种：
（1）九窍塞：填塞或遮盖死者体表9个窍孔的玉器，分别为耳塞、鼻塞、口塞、肛门塞、眼盖和生殖器盖（塞）共6种9件，目的是保护尸体，防止精气外泄，尸体早腐。
（2）握：是握在死者手中的玉器，握玉的目的大概是希冀以玉石质坚色美的特性来保护尸体不化；西汉时多为璜形，东汉以后多为豚形。
（3）琀：是一种专门用来殓葬的玉器，放在死者口中，体无穿孔，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形制逐渐定型，较常见的为蝉形。通常蝉体扁宽，头部双目外凸，尾和双翼呈三角形，正反两面均以阴线刻饰。取其蝉形概因其以饮露为生、清洁而高雅或假借蝉脱壳再生之意，寄望于死者早日转生，象征变形和复活。口塞（另一种殓葬器物）与其功用大致相同，但口塞仅限于高级贵族阶层，而琀则较为普及。
（4）镶玉漆棺：是除上述3种葬玉外的一种特殊类型，为河北满城二号汉墓所出土。棺内壁的盖，左右侧壁，前、后墙和棺底的6大面共由192块青玉板镶嵌，外壁共有26件玉璧和8件圭形玉饰镶嵌而成。
（5）玉枕：多出土于汉代诸侯墓葬，数量较多，有生活用器和丧葬用玉两种功能，有以阴线刻饰几何纹者，也有镶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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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玉器市场
在明、清两朝时，北京玉器以御作为主导，玉业盛况空前，全国玉雕良师聚集北京，素有“中国贩玉者，东入中华，卸萃燕京”之说。沿袭传统，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北京玉器作坊林立，洋庄商号玉器进出口业务兴旺，北京玉器曾出现一段时间的繁荣。1949年后，北京玉器业认真学习、挖掘传统技艺，努力培养人才，积极创新开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玉器厂的专业职工已达三千多人。北京玉器业技术力量雄厚，至1996年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2名，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18名，高级工艺美术师10名。五十多年来，北京玉器大师们创作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品。从1981年起，连续八届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连续八届有作品被评为中国玉器国家级珍品。20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两代艺师之精英，前后历时七年，为国家制作完成了四件翡翠珍宝——《岱岳奇观》、《含香聚瑞》、《四海腾欢》、《群芳揽胜》。这项工程完成后，北京市玉器厂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嘉奖，此等殊荣，实属空前。北京现代玉器的品种主要有器皿、人物、花卉、鸟兽、盆景、首饰等，其中以人物和俏色作品最为突出。北京玉器的特色重在表现玉料的润泽，重造型的气势意境及外形完美，强调突出体积感和空间结构感，用料绝妙，作品工巧爽利、厚重沉稳。
3.玉兽
玉兽一般作为镇坐席的玉镇使用，因此一般为屈腿，重心较低，不易碰倒。汉代镇的使用更为普及，多做成异兽形。常见的异兽造型有玉天马、玉螭虎、玉辟邪等。
（1）奔马玉人：玉马呈奔腾状，屈腿、挺胸、双耳竖立、张口露齿作嘶鸣状。背上骑士身着飘逸短衣，头系方巾，手执马鬣，构思新颖，雕琢精美，动态十足。
（2）天马：为卧马，马头稍长，面部似有尖状突起。
（3）螭虎：为侧身俯卧状，凸胸、曲颈、方嘴、阔唇、圆眼、独角，两足侧卧，两足腾起，粗尾分叉，两排双冀，前排四羽，后排三羽。
（4）辟邪：西汉时始出现，是传说能够驱邪辟魔并带来祥瑞的神兽。基本造型为头似马、细长颈、薄唇，张口露齿，面目狰狞，凸胸，身躯稳健，体生双翼，作卧伏或匍行状。
（5）玉鹰：出于咸阳渭陵附近。圆目勾喙，两翼平伸，尾羽散张作俯冲状，线条流利。
（6）玉熊：尖首圆眼、双耳后抿，颈部刻划数道短弧阴线以示鬣鬃，后肢微曲作逍遥漫游状，体态肥硕，笨拙可爱。
（7）玉牛：卧伏状，以简炼娴熟的手法表现出牛圆鼓的眼、短粗的角及耳、鼻、嘴等，形态逼真，写实性极强。
（8）玉猪：汉墓中常有发现，随时期的不同，其形态也略有变化。但大多呈卧姿，雕琢简练。
4.玉座屏
玉座屏是1969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北陵头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由两侧的支架和中间上下两层4件透雕玉片组成，中间两件玉片的榫部分别插入两侧支架的卯孔。
玉座屏
5.玉人
汉代的玉人一般呈坐姿，正襟危坐，神态安详自然，凭几而坐，比例协调，是高水平的写实作品。
6.玉玺、玉印
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以后，只有皇帝的印章独称玺，专以玉制成。玉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玉玺，玺钮雕如龙鱼凤鸟之状。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称为“传国玺”。从此“传国玺”开始了它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相传秦始皇巡游至洞庭湖，风浪大作，乘舟将覆，急投玉玺于湖中，于是湖面风平浪静。8年后，秦始皇出行至华阴，有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不足为凭。
第四节 繁荣昌盛——隋唐五代玉器
经过秦汉的不断发展，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逐渐繁荣昌盛，以至于唐代的时候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当时的玉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隋唐五代玉器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活力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隋唐五代时期玉器概述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强大繁荣的时期，社会开放，社会文化面貌自信乐观，这也都体现在玉器上。唐代玉器彻底走出了汉玉的影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造型上，实用的杯、盏等器皿和花鸟形佩饰大量生产，很多还直接借鉴其他文化器物的造型纹饰，装饰手法上常采用入刀较宽的斜阴线刻划达到浅浮雕的艺术效果。纹样则常见以写实的花鸟为基础，再加以图案化的抽象，使玉器富有活力，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佛教的流行也对唐代玉器的造型、纹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中期的八瓣花形玉杯和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器的代表。唐代玉器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活力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隋唐玉器
1.玉组佩
隋代的玉组佩，是当时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物，形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一致，主要由云头形玉佩、璧形佩、玉璜及一些管、珠类装饰物组成。最典型的是云头形佩。
云头形佩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至隋代，其形制略有不同。有的造型与南北朝之佩相似，呈扁平长方体，底边略弧，左右两侧为斜边，上端正中为三个连弧状云头，中间有一穿孔，通体光素无纹，长14.5厘米，高5.2厘米，厚0.5厘米；有的则舍去云头装饰，琢成扁平的梯形，或将云头加大，沿弧线分别碾磨出浑圆的大朵云头；还有的不加任何修饰，仅切割琢制成扁平的半圆形，底边平直，钻有三孔，正中上端一孔。这种玉佩在隋代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品，而且均应属于玉组佩的构件，是与礼制即等级尊卑相联系的玉器。
璧形佩
2.璧形佩
隋朝的礼仪用璧。1988年王士良墓出土的一件璧形佩，直径6.9厘米，孔径2.8厘米，厚0.5厘米。玉色青黄，质地温润，加工规整，素面无纹。其形制与商周玉璧相似，只是在璧面上钻有4个对称的小孔，说明这件器物的用途，应该属于玉组佩上的构件，或许它正是《隋书·礼仪制》所说的“小绶间施二玉环”的玉环之器。
3.玉璜
隋朝的玉璜已经风光不再，没有了以往的卓姿风韵，大多光素无纹，两端各钻一孔。形制虽与商周玉璜基本相同，但在玉组佩中的位置却大不一样。如王士良墓出土的两件玉璜，即是他本人所佩玉组佩之玉珩下方系挂之物。这种礼仪组佩形制，一直沿用至唐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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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玉器市场
上海是中国现代玉器的重要产地，是南玉的代表之一。早在19世纪初叶，上海成为中国对外的重要通商口岸，苏州、扬州一带的玉器制品逐渐通过上海口岸向外输出，因此玉器业在上海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玉器市场的繁荣使得苏、扬两地的制玉艺人大量流入上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玉器作坊、店铺达二百多家，有两千多从业人员，产品有佛像、仕女、炉、瓶等，流入上海的艺人分为“苏”、“扬”两派，各自因袭了本地区的传统技艺。上海玉器业中，主要是为洋人需求服务的，被称为“洋装派”，扬州迁入的艺人多属“洋装派”；苏州艺人专做首饰、花饰，被称为“本装派”；另一支以仿青铜器皿造型及秦汉以来的古玉为主的谓之“古董派”。自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玉器摆件作品甚多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翡翠《珍珠塔》曾获巴拿马博览会奖，翡翠《大宝塔》等作品曾在国内外展览中引起轰动。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琢玉装备的改进，上海玉器业发展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玉雕业从业人员近千人，上海玉器大师们创作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品，珊瑚《释迦牟尼降生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墨玉《调色器》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银杯奖，碧玉《周仲驹彝》、青玉《兽面执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上海现代玉器的品种主要有器皿、人物、鸟兽、花卉、首饰等，尤以器皿和鸟兽作品最佳，器皿造型多仿青铜器，或借鉴青铜器造型进行再创造，尤以独角兽、瑞炉、天鹅瓶等作品最具特色。上海玉器造型挺秀，形成了玲珑剔透、俊俏飘逸的“海派”艺术风格。
4.玉钗
玉钗是隋唐以后妇女头上常见的饰物。形制为双股扁圆柱体，上端近方形略宽厚，下连二叉，底端出尖。玉质细润洁白，琢磨精致，一般大小、长短不定，是隋代新出现的玉器装饰品。
5.嵌宝石项链、手镯
李静训墓出土的嵌宝石项链和手镯，项链周径43厘米，重量91.25克。整体由28个镶嵌有珍珠的金球组成，同时胸前部分另有青金石、猫眼石以及金器作装饰。颈后系扣处，也镶嵌有阴刻鹿纹的青金石。结构复杂，工艺精湛，是隋代发现的最华美珍贵的装饰物。
手镯呈椭圆形，共分四节。每节两端较宽，上嵌珍珠、宝石。开口处设一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并嵌松石小珠，另一端则为一钩。在钩与环的另一端均为活轴，可自由开合，设计十分巧妙。
6.指环、玉兽佩
指环出土时为圆形，直径2.2厘米，厚0.4厘米，玉色洁白，质地细润，外缘弧形，内壁平直，剖面近似半圆形，光素无纹，出土时正好戴在墓主人李静训的手指上。而玉兽佩饰出土时则位于死者胸骨下，原可能是用丝绶穿之，系佩于颈部的装饰品。玉兽尖嘴、大耳，短尾，四肢伏卧，似虎之形。兽的腹部有一横穿，以供佩戴。
7.玉步摇
玉步摇是一种玉片头饰，极薄，上有镂雕精细的花鸟纹饰。装饰品中较为多见。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的诗句。
8.玉带
玉带部分构件
一条完整的玉带应由带扣、带、铊尾和扣眼四部分组成。带是带上的玉饰片，又称带板，为唐代玉器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带的多少在唐代是一种等级高低的象征。《新唐书·车服志》载：“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钢铁带七。”
带平面多呈正方形和长方形，或为近圆形，形体较厚，少有素面，多浅浮雕出人物、花鸟、动物形象，其中人物形象颇为特殊，多为胡人奏乐形象。动物形象各种不同，或立或卧，极为丰富。其雕琢均采用压地隐起的方法，先在图案边缘饰以细密的短阴线纹，然后向内缓缓凹下，人物或动物形象在中部隐起而不见有加工的痕迹，然后再运用较粗的阴线勾勒出细部特征。
9.玉佩
隋唐时期，原始意义上的玉佩已消失，此时多为小型装饰玉件，种类和数量较多，一般形体较小，多为片状，或有圆雕小件；纹饰多为动植物、神兽、几何纹等，雕琢精美。
10.玉坠
玉坠多用体积较小的籽玉圆雕而成，体积较小，形式简练，雕琢精美，是唐代流行的佩戴玉饰，多以人物、动物、瓜果等为题材。
11.玉人
隋唐时期的玉人男女均有，大小不一，有仕女、武士、胡人等形象，一般为伎乐人，多持乐器；胡人大多头大而方，高鼻，裤、袖皆细瘦，其上有阴刻的弧线表示衣褶。琢制工艺有粗有精，多白玉质。
12.玉杯
玉杯品种较多，一般体形较矮，碗口外侈，多呈圆形、葵瓣形、圆角长方形和多边形等，器壁较薄，下承圈足，简洁素雅。杯壁多刻画花鸟、人物等纹饰。亦有金镶玉工艺。
玉簪
13.玉簪
玉簪又名笄，纹饰主要在簪花部位，形式以片状镂雕图案为主，品种比较多，有由整块玉雕琢的独立玉簪，也有由金银杆镶嵌玉簪头的形式，以片状镂雕花卉图案最多，图案精美，刻纹极细，题材有荷花、菊花、十字花科等植物，鸟类以孔雀、凤凰图案为最多。
14.白玉梳
白玉梳的制作极为精美，传世品较多。唐代妇女有把梳子插在头上以作装饰的习惯，所以玉梳兼有装饰和实用功能。梳背可嵌于银梳或木梳之上使用。所用玉片极薄，形状大体一致，脊为弧形，梳背两侧镂雕以图案，所饰纹饰常见为卷草纹、云纹等。
五代十国玉器欣赏
1.玉带
五代时期的玉带及玉带，以四川前蜀王建墓出土为代表。玉带上所嵌饰的玉共计8块，玉质洁白，其中铊尾最大，长19.6厘米，宽8.2厘米，厚1.1厘米。器面以浅浮雕的手法饰盘龙纹，龙首高昂，张口露齿，二目圆睁，炯炯有神；身上饰有菱形的鳞片纹，同时根据玉版的材料作挺胸升腾状；四肢及龙爪刚劲有力，一条长尾颇有力量地缠绕在后腿，发毛飞翼随势向后飘拂，整个画面极具生机、活泼、流动之感。
2.玉簪花
一般来说，器体均呈片状，极薄。花形饰的正面多为一朵盛开的鲜花，工艺精细，线条干净利落。有的器体背面光素，似为嵌缀物。有的簪花两面纹饰相同，其中鸳鸯禽鸟及花叶布满画面，自然恬静，极富生活气息。装饰线条较短且细密，刀工犀利，基本反映了五代时期南方玉的工艺风貌。
玉簪花
3.玉花饰
五代时期的小型的花饰也时有发现，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花形等，每件均钻有对称的小孔，器面阴刻蝴蝶、花枝等图案。吴越国马王后墓出土的玉花饰，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其中白玉牡丹花饰片，长7.2厘米，宽4.5厘米，厚1.5厘米，整体设计了一朵呈剖面状的牡丹花，花蕊饱满，花瓣肥大，同时每瓣花叶之表面，皆刻划着纤细、密集、流畅的阴刻线，给人一种南方文化特有的温柔、细腻之感。而蝴蝶纹玉花饰，应是这一时期的新品种。从人们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蝴蝶也是古人对男女爱情的一种隐喻。自唐以后，蝴蝶造型的玉器作品日渐增多，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马王后墓出土的蝴蝶饰片，器体扁平，造型为蝴蝶展翅飞舞状，长6.6厘米，宽4厘米，厚1.5厘米，仔细观察那粗壮的长须，花叶般的翅羽，均是作者在写实的基础上，采用了夸张、美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的，从而使得这只蝴蝶更加漂亮、美丽。
4.玉童子
这种造型仅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一件，通高8.6厘米，最宽处4.1厘米。玉童子采用新疆青白玉雕成，器形作扁平片状体，其头上斜插鎏金银钗，外套对襟半臂衣衫，腰部系带，以“米”字、网纹及斜线作衣纹，两手腕均刻画多圈状臂钏装饰，双手托于腰际，衣衫随风飘逸。身体左侧及脚下为如意状祥云，云头粗大向上卷，云尾与童子头顶平齐，细而长，外凸的朵状团云以带状云相连，中间弯折，透雕的祥云表面阴刻较长的直线及如意纹。童子站立于漂浮的云彩之上，作翩然起舞状，一副怡然自得、天真自信之态，造型栩栩如生。底座为玉板状须弥座，呈扁长方体，玉质比童子的用料稍差，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7厘米，重33.4克，中间有长1.5厘米、宽0.5厘米之长条状穿孔，须弥座的表面用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海水波涛和须弥山，平面部分雕刻的海涛纹略微鼓突，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感，四个侧立面雕刻层峦叠嶂，以象征佛教所称的“九山八海”，与雷峰塔塔基须弥座上雕刻的图案相同。
5.玉观音
玉观音与玉童子同出土于雷峰塔地宫中，这两件玉质造像均被放置在铁质舍利函与地宫西南砖墙之间的空隙处，由于地宫早年遭水浸泡，位于玉造像下方的贴金木座已散架并漂浮他处，推测玉童子和玉观音像原来均放置在贴金木质须弥座之上。玉钱和玉龟则摆放于铁函的底板下面，与数以千计的各式铜钱以及玛瑙坠、玛瑙珠、玛瑙云纹饰件、琉璃串饰、银臂钏、银钗等装饰品混杂一处，应是象征“七宝”的供养品。
玉观音较玉童子质地优良，为羊脂白玉，透明、温润无瑕疵，但形体较小。其面部、服饰、莲花座等细部均以阴刻线条刻划装饰。头上饰簪花，上身穿对襟衣衫，衣袖宽大，腰间系带，肩着披巾。左手托举一物，因形体太小难以分辨，右手置于胸前，结跏趺坐于仰置的莲花座上。由于莲花座的下端亦有一榫头，估计观音像的下面也应该有须弥座，可能是有机质的，已经朽烂不存。
玉观音
6.玉钱
2001年3月，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一枚玉质“开元通宝”钱，圆廓方穿，直径2.5厘米，厚0.2厘米，正面阴刻“开元通宝”四字，字体为楷书，是仿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制作的玉钱。但它并非用于流通，而是专门用来供奉的财宝。此外，雷峰塔地宫还发现了10余枚鎏金、鎏银的“开元通宝”铜钱，唐代法门寺地宫也发现有“开元通宝”玳瑁钱，而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质“开元通宝”，目前仅此一枚，属国内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总之，五代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乱不已，争权夺位，农业生产及手工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玉器制作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由于五代历史短暂，政治思想上基本没有建树，文化艺术领域基本没有创新，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时代风格，玉器造型及花纹装饰等方面，基本与唐代晚期相似。有些作品，或许就是唐代的遗物。
第五节 异彩纷呈——宋元玉器
宋元时期，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文化交流都比隋唐五代繁荣昌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器艺术也得以繁荣，更为突出的是民间用玉较前朝为盛。皇家、官僚及民间均收藏古玉，仿造古玉成风，出现了古玉、时作玉、伪古玉和仿古玉等，把我国古代玉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宋、辽、夏、金、元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玉器日益走向世俗化。玉器以各种装饰玉和实用器物为主，受儒学等思想影响，器物纹样风格朴素、内敛。由于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物质、文化交流，玉器中有不少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器形，如春水玉、秋山玉等。北宋兴起的金石学也使好古、仿古之风盛行，玉器中有不少仿三代彝器和古玉造型的器形。一些人为牟取暴利，还对这类玉器实施染色、致残等作伪手段，开中国玉器发展史上伪古玉制作之先河。这一时期的制玉技术已相当高超，在吸收前代线刻、浮雕、圆雕技术的基础上，广泛运用镂雕手法，并充分结合管钻技术，对后代影响深远。
宋辽金元时期玉器概述
宋、辽、金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也得以共同繁荣。宋代金石学兴起，工笔绘画大为发展，城市经济繁荣，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以实用装饰玉器占重要地位，玉器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宋代玉器构图复杂，多层次，形神兼备，有浓厚的绘画趣味，完成了由唐代工艺性、雕塑性向宋代玉器绘画性的转变。皇家用玉有玉束带、玉佩、玉辂、玉磬、玉圭、玉册。
玉册
民间用玉较前朝为盛，皇家、官僚及民间均收藏古玉，仿造古玉成风，出现了古玉、时作玉、伪古玉和仿古玉等。
宋代传世古玉较多，如“白玉云雁带环”，长7.7厘米，宽4.9厘米，重48克，长方形，下有一环。通体镂雕鸿雁云纹，长喙圆目，长颈展翅，在云中飞翔。身上羽毛用阴刻线浅雕，姿态优美流畅，背面六对鼻形穿孔，环上饰有云纹。造型新颖，极为精美。
宋代出土古玉很多，滋长了仿制古玉之风。仿制古玉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唐代也有仿制同时代其他质地器形的玉器，但基本上是仿摹同代器形。大量仿制远古时代的玉器，始于宋代，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仿古玉应从宋代开始。
绘画性玉器始于宋代，到清代达到辉煌的顶峰，这是绘画艺术与雕塑完美的组合。在中国玉雕史上，花卉形玉器以宋代最为精美。如“玉环托花叶带饰”，直径6.5厘米，白玉制作，表面有褐色斑。圆形，多层次，下层为一圆环，上层镂雕花卉，中部两朵花交错，周围饰叶、花，叶上用深、浅两种阴线表现出花叶的筋、脉，图案简练紧凑。左侧近环处露一孔，以备穿带。这是典型的宋代花卉图案，主要特点为花叶简练紧密，花及叶数量不多，用大花、大叶填满空间，图案表面少起伏，叶脉以细长的阴线表现，在透雕的表现方法上注重图案的深浅变化而无明显的层次区分。
宋代实用玉器不仅比唐代品种多，数量也多。文房玉具已不再仅仅是文人把玩的玉件，而是供文人书写的实用玉具。
宋代玉器欣赏
1.玉带
宋朝统治者虽然崇尚金带，但玉带仍然流行，同样也是佩戴者身份地位的标志，而且随着写实图案的增多，吉祥纹饰的大量使用，玉带的画面也日渐丰富。1956年，江西上饶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出土人物纹玉带9枚、计方筠7枚、桃形及铊尾各1枚，其中除桃形为素面外，余者饰人物纹。此时，器面上的人物纹已由唐代盛行的胡人形象变成了身穿宽袖长袍的汉人模样了，同时在衣纹细部的处理上，已不再使用唐代那种深具装饰性的短阴线，而是顺其自然，转折合理，刚劲与柔和兼而有之，明暗折叠，随之可见。
据出土墓志可知，赵仲湮系宋高宗叔祖，故该墓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计有玉带、银碗、铜器、水晶环、水晶串饰、水晶狮、水晶饰品、石狮、玉鱼、玉石璧等。特别是墓中出土的玉带表明，宋代玉带与唐代相比，形制与图纹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由于赵仲湮系明州观察使，因而这套玉带应是宋代高级官吏用玉制度的典型代表。
值得关注的是，同时期大量的传世带中，还有不少的植物花草、飞禽动物等图纹。如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塔基地宫发现的青玉云鸟纹铊尾，应是当地佛家弟子供养佛陀敬献的珍品宝物。此外，安徽南宋朱唏颜夫妇墓出土的8件带中，除一件饰有简单的几何纹外，其余皆光素无纹，体现了一种简朴尚古之风。
宋代王侯龙纹玉带
除了朝廷官员在正式场合要穿公服、腰系玉带外，当时还流行一种类似蹀躞带的玉带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曰：“中国衣冠，自北齐……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带弓剑、帉悦、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筠也。”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白玉龙纹带饰，器体为长方形，长9.1厘米，宽5.2厘米，厚1.8厘米。通体透雕海水云龙戏珠纹，周边琢有浑圆饱满的连珠装饰，龙体健壮，上唇较厚，发毛飘拂，浑身满饰密集的斜格纹，以示龙鳞，整个画面充满生机，工艺也颇为精细。其下端碾磨一半圆形环，背面则为长方形边框，两侧对穿长方形孔，供缀附于腰带之用。至于下端的环，一般可系日用物品。这种带饰，应是受辽金文化影响，在中原汉族地区开始流行的新品种。画面装饰主要有传统的云龙纹、花卉纹、蟠螭纹等。不过宋代的云龙和蟠螭纹，已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它们或升腾于云海之间，或穿插于仙花异草之中，身体扭动翻转，虽具神灵之气，但似乎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显示出一种以往少有的人情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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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玉器市场
扬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玉器的主要产区，历史上，扬州三度经济繁荣，百业兴盛。经当地考古发掘，在多处汉墓中出土了玉镯、玉耳环、玉瑗、玉璧、玉蝶等器物，其造型简练，纹饰生动，琢磨技术娴熟。隋代开凿运河，扬州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商埠，为唐代扬州手工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的扬州国内外贸易及文化交流活跃，扬州玉器是唐王室的主要贡品，也是贵族豪门、大贾富商的陈设品、玩赏品。宋代，扬州玉器取得了新的发展，造型、纹饰讲究韵律、情调，作品风格秀丽、儒雅，显露文人气质，品种除陈设、佩饰外，仿古器物、文房用具及佛像、宝塔成为新颖门类。至明清，扬州玉师云集，大量承接宫廷玉器制作的扬州已成为全国琢玉中心之一，此时扬州的治玉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清代，宫廷难以完成的几件大型皇宫御用玉器作品，都由扬州担当制作。我国玉器史上的巨型山子——青玉《大禹治水图》、青玉《秋山行旅图》，就是扬州琢玉艺人的杰作。清道光以后，扬州琢玉业日渐衰落，玉工开始流入上海、香港。20世纪初期，扬州郊区12镇尚有琢玉艺人四百余人，扬州城内有玉作坊10户，大都制作佩饰、鼻烟壶、玉图章，且以仿古为主，扬州玉器已失去了昔日风采。20世纪50年代，扬州琢玉业开始复兴，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失传近200年的山子雕技艺（山子雕是扬州别具特色的传统玉器品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扬州玉雕艺人创作的大型碧玉山子《聚珍图》和白玉山子《大千佛国图》均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的金杯奖，并被评为国家级珍品，白玉《宝塔炉》、《五行塔》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由于地方政府重视对传统玉器产业的保护并推出了多项政策加以扶植，使扬州玉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其中重达吨余的青玉山子《汉柏图》是90年代扬州玉器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扬州玉器保留了传统玉器圆润浑朴的风格，并以典雅、灵秀见长，无愧为中国现代玉器的优秀代表。
2.璧、环
宋代璧、环类玉器数量较少，仅见的一些玉璧，有的光素无纹，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尚古之风及收藏古物的需求，特意琢制的仿古玉器。如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青玉双螭纹玉璧，直径7.1厘米，璧面去地、浅浮雕两只相互逗逐戏耍的螭纹。粗略观看，造型与汉螭较为相似，但仔细辨识，它们的形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脸部渐小，五官集中在下方，双耳直立如元宝状，身躯光润，背部一条阴刻脊线贯穿于尾端；其次，头后面的长角已被一缕飘拂的毛发替代，四肢短粗，作爬伏状。
四川省蓬安县西拱桥村宋墓出土的螭纹玉璧，直径为10.4厘米，一面琢饰三只环绕爬行的螭纹，一面为无秩序的勾连云纹，尽管璧之内外边缘较窄，近似战国玉作，但构图布局以及工艺技法，已无法与战国或汉代玉璧相比。特别是宋代玉璧螭纹的动态、力量、气势、神韵，较之汉螭相差甚远。可以说，宋代之螭，已失去了早期那种凶勇无敌的神气，此时它既不是神灵崇拜物，也不是威武将士的象征，更谈不上人们对它有什么敬畏和崇仰，而是完全变成了人们发怀古之幽情的一种吉祥物了。这种仿古图纹的玉璧，也成了人们追寻古风的一种文化载体。此外，还有汉代谷纹、蒲纹和勾连云纹的玉璧，其意义基本上也属于尚古和仿古。
3.玉佩饰
自唐以后，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的人间生活，注意观察身边熟悉的自然环境。因而，山林景物、花鸟鱼虫逐渐进入了工艺绘画领域，同时，由于宋朝绘画业的繁荣和兴盛，玉器作品也更加呈现出一种追求意兴和情趣的艺术境地。
宋代花鸟形佩饰，造型常见凤鸟衔花或双鸟对舞、追逐状，并多与镂空的云朵、花草相互缠连。工艺手法追求形似、逼真的艺术效果。一般禽鸟多为圆点眼，少数作品也有圆圈和三角形眼等，腹部轮廓边缘常排列一周短小细阴线，刀工刚直锋利，而伸展的双翅，除了饰有竖直的阴线外，还用一条横线分出羽毛的层次，整体造型简练生动，极富有生活情趣。如浙江杭州市宋墓出土的一对凤鸟玉佩，长6.7厘米，宽4.1厘米。造型优美舒展，凤鸟作展翅飞舞状，圆雕尖嘴，一条长尾呈“S”形卷曲，线条具有很强的动感，虽然通体少有装饰，但凤鸟回首口衔蜻蜓之态，令人有亲切自然感。它犹如一幅真实的自然画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体现了宋代玉工对生活、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钟爱大自然的审美情趣。
花鸟玉佩
4.玉坠饰
玉坠是人们在服饰上垂挂的圆雕形饰物。一般体积较小，雕琢灵巧，题材内容十分广泛，可谓包罗万象，人物、动物、瓜果、瑞兽都被设计琢磨成器，供人们系挂、把玩、欣赏。有的还以形喻意，表示美好吉祥。由唐人元稹诗句“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来看，玉坠之名唐代已有，只是宋代玉坠品种丰富，数量渐多。
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玉镂空竹枝盘龙坠，通高7厘米，整体透雕一龙穿行于竹丛之间。龙上唇较长，圆眼长眉，龙背部作底端，头与尾均向上挺起，上端分别有灵芝和竹枝相互缠绕，造型十分别致新颖。尽管宋代龙纹常与云海、花卉牡丹相伴，但与竹子的组合却极为罕见，至于一些瓜果形坠、蝉形坠和鱼形坠，更是自然生动。其中宋代玉鱼坠，存世资料较多，造型多呈仰首翘尾的屈体跳跃状。一般以圆点、圆圈为眼，鱼身光素，或饰斜格纹，有的还常与花草相互缠绕，呈现出一种顽皮活跃的气氛，分水鳍内大多饰有三四道挺拔有力的阴线，尾及背鳍的线条亦排列有序，一丝不乱，整体造型及神态十分生动。不过，也有的鱼形体态较为肥胖宽大，平直而无动感，但琢磨工艺却很精细。总之，宋代鱼形坠，不但真实自如，雕琢精细，而且还以“鱼”喻“余”，赋予了吉祥文化意义，成了人们十分喜爱并大量制作使用的佩饰物，此风一直影响至明清。
5.玉童子
在大量出土和传世的宋代乃至以后的玉器中，有数量较多的作品是儿童与莲花合雕在一起的纹饰造型。作品通常描绘的皆是男童，尽管他们的发式、服装、姿态各不相同，如有的光头、身穿短衣，有的头扎双髻、只系肚兜，但他们与莲花紧密组合的形式却是一致的，而且大多造型为童子手持莲茎，将花扛于肩上，或卧、或立、或行，生动活泼，惹人喜爱。
众所周知，艺术作品是反映人们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形式，宋代玉器中童子与莲花组合在一起的造型，目前我们一般均把它视作古人借用谐音而构成的吉祥图案，意即“连（莲）生贵子”。从我国目前所知的文物资料来看，儿童与莲花合雕在一起的造型是从南北朝以后才开始的。这就是说，这一题材的流行似与东汉以后传入我国的佛教有关。
宋代和田玉童子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出世后不用人扶，并有神龙为其洗浴，同时向东南西北各走七步，且每走一步，脚下便生出一朵大莲花。因此，佛教便与莲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被奉为圣洁之花。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北齐石造像，其背光后面就雕刻有莲花与童子的图纹。到宋代，莲花与童子的组合更是深具吉祥的寓意，并广为流行。
宋代时期玉雕童子持莲饰，造型生动活泼，基本上与宋代绘画、泥塑中的儿童形象一样。其头部较大，后脑勺隆起，五官小巧集中，以阴线刻划的双眉纤细下斜，略呈八字形，而且眉宇间的距离较远，眼鼻口的轮廓似一阴线勾连，形成一种直鼻小口、天真稚气的神情，琢磨虽然简练，神态却尤为可爱。小儿手中所持荷茎弯曲盘绕着从双手肩背自然穿绕而过，顶端的荷花大多设在小儿头的上方或一侧，造型丰满，形象生动。如河北省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童子持莲玉饰，整体为一男童作轻盈的分脚行走状，头部略大，五官用阴线简单勾勒出轮廓，双手持莲，莲茎弯曲而上，莲花饰身体一侧，身着窄袖衣，短腿肥裤交脚而行，极富生活情趣。四川广汉南宋墓出土的双童子持莲玉饰，通高4厘米，那相互嬉戏玩耍的情态，更加真实地描绘了孩子们那种天真可爱的生活景象。
元代玉器欣赏
1.玉带
元代玉带饰出土不多，仅在安徽安庆棋盘山元大德五年墓、江苏吴县元墓、苏州元末张士诚父母合葬墓等地发现了一些玉带饰。其中，张士诚父母合葬墓出土的一条玉带，位于男墓主人左侧臂部，保存较好。带上玉有桃形、长方形等，皆光素无纹，从整体来看，似无法穿束，当非实用之物，而是一种专用的礼仪用器。传世品中元代带饰却常有发现。
中原形制即汉文化的玉带筠，或方形，或长方形，均比较规矩，器面平整，边框较宽，或光素或在框内深挖出一道凹槽，边框内的图纹装饰多以去地浅浮雕加饰阴线的技法进行雕琢，图纹装饰除传统的龙、螭及花鸟、动物等，还发现有琢饰蒙古族人物形象及历史故事题材的图纹。如江苏吴县元墓曾出土一件饰有文王访贤故事的金镑。传世品中，也常见身穿蒙古族服装的人物纹玉，图案中的人物有的逗狮子、有的牵骆驼，形象逼真，生活情趣颇浓。
九环蹀躞玉带
北方民族区域惯用的蹀躞带，在元代依然十分盛行。这种带饰多在器物的底端设有一半圆形的提环，俗称提携，以便系挂随身常用之物。图面大多数为春水秋山之景致，还有的带饰造型多以一圆或椭圆环为底边，器面透雕有海东青捕攫天鹅、龙螭穿绕于花草云间、禽鸟飞翔游戏于荷花丛中等图纹。画面高凸、起伏较大，特别是各种动物气势生动，矫健凶勇。而花瓣花叶则斜磨深挖，常呈现出一种微风吹拂、翻卷摆动的形态。线条粗放，刀工刚劲有力，很有特色。
2.玉押印
押是古代文书契约上签字或代替签字的符号。蒙古人主中原后，效仿汉族典章制度，其中具有权力地位官级象征的印玺当然也在仿制之列，但蒙古贵族多不识字，故以押记符号替代汉字，正如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以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能用。”可见，这是元代独有的玉器品种。
玉押印
元押印多呈扁方体，印钮常见有圆雕的龙、虎、狮等。其中龙钮多镂空成躬背爬伏状，龙头呈长方形，发毛向后飘拂，前肢处常见一缕带状火焰纹装饰；狮钮为蹲坐状，昂头挺胸，很有生气；虎钮较写实，圆头，小耳深挖，身上饰长条斑纹，印面多见阳文押记符号。1956年，安徽安庆市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虎钮玉押，边长3.5厘米，通高2.7厘米，玉呈青色，顶面圆雕一只伏卧状的虎钮，虎腹中部有一穿孔，以供系缚，底面为押记符号，押文为长短不一的阳文三勒（即横书）。该器应为文献所记的“特赐”之物。它的出土为研究元代押印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表明了元代的汉人官员同蒙古、色目人官员一样亦使用玉押。另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钮玉押，造型呈长方形，长5.8厘米，宽5厘米，通高4厘米，顶面镂雕一龙形钮，龙四肢伏卧，躬身，长发披向脑后，龙体各关节轮廓均以穿孔镂空手法雕琢，器表光润，孔内未加修整，底面遗有朱文图记，体现了元代玉器工艺的特殊风格。
3.玉帽顶
元代玉器中，常见一种圆形的镂空器物，高低不等，大小不一，有人叫它炉顶（炉盖之钮），有人叫它帽顶（蒙古人帽子顶部的装饰）。一般底部平齐，有二三对隧孔，通体用一块玉料从外向内作纵向透雕，画面或龙螭盘绕云间，或禽鸟游戏于花草丛中，动物植物掩映穿插，缠绕交错，似一幅优美的自然景物的立体画面。制作工艺善用重刀，边线锋利挺拔，孔洞处多不加修整碾磨，具有一种不拘小节的粗犷风格。
后来，有专家根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荻编》：“近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盖上嵌饰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乃故元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致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中华，此物斥不用。无奈为估客所昂，一时竞珍之，且不知典故，故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的记载，认为此说语词具体确切，毋庸解释堪称信史，完全可靠，由此始知元人尚有玉帽顶之设。同时从元代壁画和元成宗、仁宗的肖像画中也可找出相似的资料。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这种造型的玉器还是应该名之炉顶，用途就是香炉盖顶的把手。因此，这件器物的名称，还有待考证。
4.璧、环玉佩
璧环类玉器，是中国传统的玉器造型之一，虽然历代造型变化不大，但图面纹饰却各有特色。元代的璧环类玉佩，器面上的几何纹装饰较稀疏，去地隐起的谷纹，颗粒较大而饱满，龙螭纹多作浮雕状，常常是两螭均匀对称地分布于器面，体态扭曲，肩臀部位略高，其额头较宽，五官集中于头部下方，背脊饰一条阴线，有的还在阴线两侧饰数对（组）短小细线，而在小腿处也带有密集的小阴线以示腿毛，碾磨细致，光泽柔润。此外，也有一些镂空花鸟等图纹的玉璧，工艺也很精美。
5.龙凤佩
元代的龙、凤鸟、花草纹佩饰，多随形而制，并以镂空见长，其风格粗犷豪放，不求细节。龙纹的体态，大多呈小头、细颈，四肢三爪矫健有力，吻较前长且卷曲，犹如象鼻，发毛也变得长而稀疏，随势向后飘拂。在感觉上它是野而不驯，具有无比的神力。如常见的元代玉璧及玉佩饰上，龙的造型升腾翻飞，粗放而洒脱，尽管身躯不像唐宋龙那样粗壮，然而其神、其形，仍蕴藏着一种力量和威严。
凤鸟纹则是以花草为陪衬，它们精神飞扬，展翅翘尾，轮廓线条飘拂流畅，整体姿态扭动旋转，器物画面充满了一种欢呼雀跃、昂扬向上的心态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似有大唐帝国之遗风。
龙凤佩
6.玉坠饰
元代的玉坠饰多以玉人童子、象生动物和瑞兽为主。玉人多蒙古族人物和儿童造型，一般面部先勾画出五官的轮廓，然后再具体刻画。眼多呈梭形，鼻头较宽，身上衣纹线条较粗且深，很有力度。器物表面琢磨光润，镂空处欠缺修整，故显得有些粗糙。如西安北郊出土的双童子游戏坠，钱裕墓出土的玛瑙童子，上海西林塔出土的持莲童子等，造型生动，碾磨却不够精细；安徽安庆范文虎墓出土的心形玉坠，虽然光素无纹，但碾磨抛光效果极佳。
象生动物多仿唐代之造型，躯体丰满圆润，往往给人一种肥壮的感觉。特别是一些常见的家畜，如羊、狗、马等，写实性较强，往往整体碾磨细润，但抛光不足。有些作品玉料较差，常出现一些杂色。其中鱼的造型，较宋变化较大，多体态肥胖，略呈扁圆形，大头厚唇，眼睛微凸，腮部常见一条曲线装饰，鱼身则刻划有刚劲有力而细密的斜格纹，尾部宽大，多作圆弧形，并饰有阴线或长条锯齿纹。整体造型似有一种力量和勇悍感。
瑞兽多以辟邪、狮子为形。辟邪一般为独角兽，其肩生双翅，前肢合抱于胸前，后腿曲卧，头部微昂平视，粗眉大眼，同时眉骨较高，有压眼之感，显得凶猛有力。此外，也有管钻眼和棱形眼等，口紧闭或微张，牙齿常以钻孔来表示。胸部隆起，身体浑圆，似模仿唐代动物之肥壮形式。双翼多呈宽带飘拂状，还有的双翼跃出背脊向上作弧圆形卷曲，四肢小腿用斜刀区分，显示出一种足爪较大，关节处较细瘦的现象。一般四足多拳握，精细者，刻出锋利而弯曲的爪趾，造型洗练，风格粗犷。元代的玉雕狮子同当时的石狮子相似。造型多作蹲坐状，其昂首挺胸，前肢直立，后肢曲坐。躯体少有装饰，仅头部刻画较为细致，常常是宽眉大眼，张口露齿，虽为坐姿，但精神抖擞、勇气十足。头后的发卷松散而随意，显得十分自然而且可爱。
7.玉杯
玉杯的形制不尽相同，有花瓣形、圆形、桃形、多棱形等。耳柄多为圆环或龙首，而常见的花形杯、桃形杯，则多以弯曲缠绕的枝叶为柄。杯体表面装饰也很丰富，不仅有云龙、花鸟，而且还有人物纹，造型、线条准确流畅，具有元代粗放的工艺风格。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龙首杯、青玉火焰宝珠杯等，均为元代玉杯的代表作品。
8.带钩、带环
元代的带钩，钩首多为龙头，扁平而且较长，阔眉压目，闭口平唇，双角凸起，弯于头后，同时还在颈背部阴刻一缕发毛；钩面腹部鼓凸，光素或浮雕一只紧贴于器表的小螭。蟠螭头部微昂，发毛较长，颈部下凹，有一种缩颈耸肩的感觉；背部用阴线或两侧附加短阴线的装饰表示脊骨，整个造型有一种奋力向上的动感。钩钮有圆形、方形、桥形、转花形等，一般形体较大，显得比较厚重。另外，有的带钩还与精美的带（绦）环相扣合，更显华贵精美。
带环又称绦环，是与带钩相互配套使用的附属器物。一般来说，早期带钩注重实用，钩头多与革带另一端的孔洞相扣合，也有的是用丝带与钩首套系而成。随后人们为了美化或是更加讲究，于是不但在腰带一端系缚有别致的带钩，而且在另一端也配上了精美的带环。从而使带环和带钩互为一体，既增加了实用功能，又增强了装饰效果。从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来看，带环最晚在战国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的带环多为光素的或琢有简单纹饰的圆环，甚至有的是作为佩饰与带钩进行系挂用的。
元代龙首玉带钩
汉代之后，这种带钩与玉环相扣衔的形式，依然流行。如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中死者腰间就系有丝带一条，并由铜带钩、玉环、丝带三部分组成，出土时位于死者腰部。另外元人画虞集肖像图上的腰带式样，也是由带钩、带环扣系而成。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龙纹双耳活环樽，工艺较为繁复。器高22.9厘米，两侧琢饰兽首衔环耳，颈饰“工”字纹饰，去地隐起云龙纹，腹部饰弦纹、十字纹、云雷纹等，古意盎然，应是继宋之后汉族文人推崇的仿古玉器作品。该器中的云龙纹，其形式与雕琢手法与元大都出土的汉白玉栏板龙纹相似，时代特征极为鲜明，堪称元代陈设玉器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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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玉器市场
镇平处于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生产基地，玉雕加工业历史久远。根据出土文物考证，镇平玉器的生产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距离今天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宋代开始逐渐具有一定的规模，明、清已经成为本县的一大产业，而且有出口业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镇平县政府非常支持鼓励玉雕产业的发展，更是制订了许多激励玉雕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前后举办了很多届“中国镇平国际玉雕节”。
1995年镇平被国家称赞为“中国玉雕之乡”。镇平的玉雕工艺大师精心设计制作的翠玉《九龙花薰》更是被当作国宝，如今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独山玉《鹿鹤共春》被中国美术馆细心收藏。
聊起镇平玉器，就一定要提到石佛寺。石佛寺是镇平玉雕业的集中之所，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玉雕镇，全镇共有22个自然村，玉雕专业村竟然高达14个，从事产供销的人员有1.8万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就有8000多人，年产销玉雕各类工艺品高达1300多万件。石佛寺玉雕产品从传统的人物、炉薰、花卉、鸟兽四大类型百余件，发展到首饰、保健、山水、茶具、酒具等10大类将近上千种，其中摆件类占领全国销售量的70%以上的市场，挂件类占据全国产销量的40%以上的市场。这些产品不仅拥有中低档的大路货，还有巧夺天工价值无数的艺术精品，国家级的稀有玉器独山玉雕《万里长城》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翡翠雕《牧童》在建国50周年北京精品艺术展出现过，还有160多种精雕细琢的作品被评为省部级名优产品，荣获原轻工部美术百花奖。
第六节 富丽豪华——明清玉器
明清时期各个阶层的赏玉之风盛行，玉器生产发展很快，琢玉工艺也日趋完善，并把中国古代玉器推向新的高峰。此时的制玉技术继承了数千年来传统的工艺和风格，集历代之精华，创造出的玉器作品精益求精，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型之丰，设计之妙，玉器种类更是空前丰富。
明朝时期玉器概述
由于明代经济的高度繁荣，政治上对各种工匠艺人施行统一管理，加上皇室的重视及民间赏玉之风盛行，玉器生产发展很快，琢玉工艺也日趋完善，其种类、造型丰富多彩，雕琢精益求精，表现手法复杂多样，许多玉器集鉴赏、装饰、实用为一体，从而使明代玉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中国古代玉器推向新的高峰。
玉器工匠地位的相对改善是明代玉器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商周工匠的“百工”制度到元代的“匠户”制度，所有工匠始终单独编立户籍，由官府统一管理常年劳作，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且子孙世代从袭，不得擅离。社会地位低下，严重束缚和制约工匠艺人的创造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各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极大阻碍。直至明代，手工业工匠的身份和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分为“轮班”、“住坐”和“存留”三类服役制度。“轮班”免除其他差役，3年内服役3个月；“住坐”为每月服役10天；“存留”则由地方官府统一管理，不必赴京就在某些地区服役。服役期以外时间，匠人可以自主经营，明代中期，朝廷又施行了以银代役“轮班”制。相对宽松的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匠的待遇和地位，并使他们在役期之外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成为此期玉器发展的新动力，成就了前代所未有的元代玉器生产规模。
加工工艺的革新促使元代玉器总体产量不断上升，品种逐渐增多，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逐步走向平民，走向百姓。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砂，足踏圆盘使转，添砂剖玉，遂忽划断……得镔铁刀者，则为利器也……”即由传统的席地而坐改端坐于凳，以双手操纵控制旋转的砣具，用双足踩动踏板带动皮带，再由皮带带动砣具来回旋转，从而琢玉成器。
明代麒麟纹饰玉器
呈规模加工集市的形成促进了玉器生产的繁荣。在明代，北京和苏州是玉器生产的重要产地，其中尤以苏州的专诸巷最为著名。专诸巷名工荟萃、技艺超群，玉器风格典雅纤细，纹饰精镂细琢，造型新颖，刀法纤细娴熟，变化莫测。北京也是当时重要的玉器生产基地，玉器以古朴雅致而享有盛誉，但其名工巧匠多来自苏州专诸巷，正如《天工开物》所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绚丽多彩的苏州玉雕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玉器的发展，为我国玉器走向鼎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明代玉器无论从考古发掘的出土器件还是传世品，在数量上都极为可观。在明代早期的墓葬有江苏南京汪兴祖墓、山东邹县鲁荒王朱檀墓、江西新建朱权墓等，中期的有江苏南京徐俌夫妇墓、上海浦东陆琛墓，晚期的有北京定陵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墓、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矧墓、江苏南京沐睿墓、上海宝山朱察卿墓，以及在益王朱祐槟墓、安徽凤阳汤和墓、北京市郊李伟墓、吴桢墓以及兰州上西园、南京中华门等地的明代墓葬出土物中，所出土玉器种类庞杂，主要有宫廷用玉，如带板、圭、璧、珮等；文房用品，如砚、印、笔架、镇纸等；日用器皿，如碗、杯、壶等；佩饰如带钩、簪、戒指等；还有仿古器如玉觚、玉爵、玉卣等和陈设玉寿星、观音罗汉、鹿、马、辟邪等。
明代玉器大多承袭前制，琢制风格紧随宋元，一般胎体较为厚重，多以日常人物、动植物、器物为题材，造型粗犷浑厚，但其镂雕技术非常成熟，而且运用极为广泛，其工艺能在片状玉料上雕出上下两层不同图案，被后代鉴赏家们誉为“花上压花”，并在立体器物的造型上将镂雕的工艺完美地表现出来。
明代玉器的纹饰题材多为有吉祥寓意的花卉、动物、吉祥图案和文人画，尤以龙、凤、鹿、麒麟等瑞兽和莲花、牡丹、灵芝、松、竹、梅最为多见。其琢制特点为主体部位琢磨讲究，力求平滑莹润，富有玻璃光泽，而次要部位却不甚讲究，处理潦草，俗称“麻地”。
明代玉器欣赏
1.玉带
玉带作为明代舆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皇室、贵族及上层官僚的极大关注。嘉靖皇帝曾诏示：“冕服祀天地，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因此，从皇帝到文武官员，每逢朝奏庆典等重大活动，必穿袍佩玉带，从而使玉带的使用达到了顶峰，此时的玉带一周均镶有玉，是使用玉数量最多的时代。据载，皇帝的玉带除双铊尾外，有22枚。臣僚的玉带用18枚，连同铊尾共20枚。新中国成立后，在明代诸位亲王墓中出土的玉带也多符合此制。同时由于明朝贵族重视古制，并把玉带视为大官僚们显赫的装束和华贵的佩饰品，所以此时玉的数量式样及图纹装饰远胜以往。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金镶玉高浮雕龙纹玉，皆用羊脂白玉琢成；江西南城县明益庄王朱烨墓出土的龙纹玉，正面除饰海水云龙外，有的还加饰一展翅飞翔的小鸟；特别是明代中期之后，龙纹之身躯开始向细长发展，渐渐形成了明代龙纹的特殊风格；江西南城朱翊矧墓出土的透雕喜字和花卉的白玉，则更具有了幸福吉祥的美好寓意。
考古发掘中，明代玉带出土数量较多，其玉多作方形、圆形、长方形、长条形及桃形等，用料较薄，边框较窄。除光素者外，面多用浮雕或双层透雕之技法，装饰有纤细繁密而富于变化的云龙、麒麟、飞禽、走兽、花草人物及当时盛行的吉祥图案等。不过此时的龙纹，较之唐宋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在气势上大为逊色，龙首相对夸大，不合逻辑的眼睛呆滞而无生气，一般两眼作圆圈形的垂直、斜向、横平状，如意云纹的大鼻向上翻卷着，而且在鼻的两侧出现了两条龙须，随势向上伸展。毛发大多向上或向前冲去，过分纤细，犹如带条状的身躯刻划着菱纹、斜方格纹，显得僵化不活跃，尾端开始出现了一些云纹装饰。龙爪呈球形，也有人称之为风车爪、火轮爪等，并琢成四爪或五爪。爪尖成勾状，虽刚劲，但总觉力度较为缺乏。其次，带上的龙纹还常以镂雕细密的花卉、云纹为底衬，显得有些缠绵之气。人物纹则多以神仙故事和婴戏纹为主，整个器面极富装饰效果。
明代玉带
根据明张自烈《正字通》“銙”字条，“明制：革带前合口处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铊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的说法，明代的玉带形制共由三台、圆桃、排方、铊尾和辅弼五部分组成。
三台是位于玉带前方正中的三件玉器，规范的形制是由一块长方形排方和左右两块长条形辅弼组成，但明早期时不尽统一。如汪兴祖墓的三台不甚明确，朱檀墓的三台是由一块亚字形与两块半月形的组成。至中期以后，才逐渐成为定制。
圆桃是位于三台两侧的桃形玉，一边3块，共计6块。这是明中期以后，完整的玉带必备的数量和造型。
排方是指玉带后半部分嵌缀的7块长方形或方形或扁长方形的玉。一般每条玉带的排方之造型、尺寸、花纹基本相同。
明代完整的玉带有两块铊尾，分置于腰带的左右两侧，均呈长方形，一端平直，一端略弧。
位于铊尾与桃形玉中间的两块长条形玉器称辅弼，它同三台中的两件长条玉器相同，是玉带中器体最小的玉筠。
由此可见，明代的玉带，在唐宋形式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其数量之多，超过历代，成为明代大官僚的标志和等级财富的象征。迄今所见使用玉带身份最高者为万历皇帝，仅定陵出土玉带就有12条，可谓明代玉带的代表。此外分封各地的藩王、建功受封的公侯以及嫔妃、诰命夫人等墓葬，也均有玉带出土。有的墓主人随葬玉带甚至不止一条，或系于腰部，或置放于棺的一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明代玉带除了大量装饰有花纹的玉带外，还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素面玉带。正如《明史·舆服志》所载“一品玉，或花或素”，这或许说明了，明代玉带主要是以质地作为区别官员身份的标志，而不是以玉带的花纹来辨别高低。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者追寻古风中“首德次符”的玉器文化观念及其思想理念。
2.玉圭
明代统治者大力恢复汉族礼制，一度消沉的玉圭又重新登上了明代的政治舞台。此时的玉圭，仍沿旧制，上端作尖状，底端及两侧平直；器体薄厚均匀，边角规整，琢磨光滑，光泽度较强；圭面或光素，或琢有排列有序的乳钉纹，也有的刻画出北斗星座、四山纹或弦纹等。如江西南城明益端王墓，在彭氏头部左侧出土一件玉圭，长15.2厘米，两面琢刻五行圆鼓钉状的谷纹。益宣王朱翊矧墓，在二妃的棺中也各出土谷纹圭1件；山东鲁荒王朱檀墓也出土玉圭2件；出土最多的当属明定陵万历帝的墓中，共出土玉圭8件，有2件是装入织锦袋，置于描金皮箱内，放在万历帝的头顶上的。其中一件圭长27.3厘米，宽6厘米，厚1厘米，上面刻四山纹（四山即四镇名山，以取安定四方的意思），这可能是明人根据文献记载，刻意仿制古代礼仪器而制作的镇圭。另一件长26.6厘米，圭面上雕琢有双植纹。另外6件玉圭，除一件放在万历帝的梓宫内，剩余全放在箱子里，圭面饰谷纹，尺寸也比较短。
明代用圭制度，目的在于对古礼的复归，也就是说，明代统治者是根据古文献中所载的某些礼仪玉器，进行制作并为己所用。因此，用以代表皇家身份地位的玉圭得以流行，出土数量明显增加。
明代玉圭
3.玉组佩
明代的玉组佩不见了早期那种以璧、璜为主的组合形式，而是多以扁平三角形或椭圆云头形饰和花瓣、柳叶、蝉、鸳鸯、鱼及玉珠连缀而成。器体薄巧，表面纹饰简练，多以阴线刻划或描金的手法饰花卉、卷云、龙凤纹等。这种玉组佩在明代又名玉禁步。
目前见于考古出土的玉组佩，主要有明定陵的描金龙纹佩、白玉宝石花佩，江西明益宣王墓出土的旧玉蒲纹佩，山东朱檀墓出土的青玉金龙纹佩等。观其玉组佩形制，大多仿古之制。顶部有钩，其下分别为珩、璜、冲牙、玉佩，并以玉珠相穿连。朱檀墓出土的两件组佩，分别系挂于死者腰部的两侧带上。益宣王墓出土的组佩，根据玉片的图纹分析，很可能是由汉璧改制而成。江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玉组佩，通长84.2厘米，以青绿色玉料为主，间以黄白等色玉珠。从上至下分别由各种形式的玉佩、璜、坠等组成，其表面饰有阴刻描金朵云纹或凤鸟纹。定陵出土的白玉宝石花佩，应为万历皇后礼服的玉禁步。每逢庆典，穿上盛装，将其系在腰部革带的两侧，使之时刻保持步履稳重，以示皇后的威严。由此可见，当时的上层人士对古玉古礼制的推崇和厚爱。
清朝时期玉器概述
清代玉器制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此时的制玉技术继承了数千年来传统的工艺和风格，集历代之精华，创造出的玉器作品精益求精，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型之丰，设计之妙，作品之多，使用之广前所未有。清朝皇室爱玉成风，乾隆皇帝爱玉成癖，大力提携制玉业，千方百计收藏玉器皿，并从中汲取传统玉器之精髓，不断探索玉器新作品，使精美玉器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得到提升。清代玉器达到中国玉器史上的巅峰。
玉器青白玉镂空鱼穿荷花饰
清代玉器成就的最伟大之处，从巨雕中可以看出。一些巨型玉雕精品体现出的宏伟气势与当时雄霸东方的大清帝国国势相谐。
清代的大型玉雕仙子，是以艺术形式将自然景物和动物真实地反映出来的立体雕塑品。一改传统玉雕单一的人物、动植物造型，将山川、瀑布、星海流云、落花流水、苍松碧竹、亭台楼阁、人物动物等有机结合，精心设计，反映出大自然风光的秀美，情趣幽雅。清代玉器题材广泛，还有很多表现老百姓生活的作品，另外还有反映神话传说中的场面的作品等，存世量很多。清代某些作品雕琢工程十分浩大，需要组织众多工匠设计制作，耗费几年甚至十余年时间才能完成。
仿古玉是清代非常著名的玉器品种。乾隆晚年，热衷于对古玉的收藏玩赏和鉴定，积极提倡研琢古玉，使清代的仿古玉继明代又有较大发展，宫廷内出现大量仿古玉器。在此风影响下，民间作坊也时时效仿。
清代仿古玉器有商周时期的礼器、兵器、工具等，也有战国及汉代的璧、璜、环、带钩、剑饰等。宫廷仿古玉器一般在质地上比较讲究，多选用优良玉质材料，都按照实物之形磨制，精雕细刻，一丝不苟，模仿的玉器真假难辨。为区别真假又不影响整个器物的完美风雅，偶尔在底部稍作处理，而器物上并无作假之处，也无人为伤残。还有的仿古玉在造型和图纹上稍加变通，既有古代浑厚稳重的庄严气氛，又不失变化后古玉器的艺术情趣，并且在仿古玉底部刻上大清乾隆仿古等字样。除此之外，仿古玉器的其他种类数量也很多，而且仿古效果极佳。
清代民间仿古玉的制作，目的并不是欣赏和爱好，而是为牟取暴利，以假充真。民间工匠和古玩商们千方百计苦思冥想，发明各种作伪方法，有的简直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清代玉器做工严谨，各种玉器制作都要求方圆规矩，精细制作，一丝不苟。其造型优美，线条圆润，形体图纹没有急剧转折，更没有锐利的线角，将各种传统的和外来的玉雕、琢磨、抛光技术结合运用，每一件玉器都是精美之作。精指玉器材质、雕琢、抛光工艺之精，美指玉器质色、纹饰造型的艺术之美，代表了清代玉器制作的风格和时代的审美标准。
华夏文明推动着我国玉器业不断发展，8000多年来，经过历代拥有精湛技艺的能工巧匠的制作，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纷纷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它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礼俗之中，并占据重要位置，充当着特殊角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
总之，玉器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经过数千年的不断发展，从史前的古朴稚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剔透、博大精深，各个时期其文化内涵不同，构成8000多年璀璨夺目的中华玉文化。
清代玉器欣赏
1.朝珠
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声称沿袭明朝旧制，但其服饰却以满族为本，不仅废除了乌纱、汉族朝服和玉带，而且对朝廷用玉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当时，君臣官员们佩戴的朝珠即是帝后上朝、庆典和重大节日时穿朝服所必有的礼仪用器。朝珠每串皆由108粒圆珠穿系而成，上端有背云一个、佛头四个、佛头嘴一个，其间缀三颗节珠和三串计念（30粒），此外还有一些珠宝饰件作坠角。朝珠的质地主要有玉、翡翠、珊瑚、青金石、松石等，可谓是稀有宝物的集合体。据载，在清代西太后慈禧的墓葬中就有朝珠三挂，其中两挂是珍珠朝珠，另一挂则为红宝石朝珠。
2.翎管
翎管是清代官员冠帽上插戴羽翎之用器。在清代，皇帝对官员给予奖励时，常以花翎为赏赐，一般花翎分为两种，即花翎和蓝翎。花翎为孔雀翎，蓝翎为鹖翎。在花翎之中又有单眼、双眼和三眼之分，一般六品以下官员赏给蓝翎，五品以上赏单眼花翎，而双眼花翎则是大官僚们才能得到的赏赐，三眼花翎为最高等级，是赏给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等皇族以及立有特殊功勋大臣的。各种花翎都得装插在翎管中，佩带于帽上。翎管则多用珍贵的翡翠或白玉制作而成，造型为圆管形，顶端琢一榫头，并有一小圆穿，多光素无纹，但材质较好。
清代翎管
知识链接
新疆玉器市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玉原料，主要产在且末县、若羌县、于田县、和田县及叶城县等地。和田玉原料以且末玉石矿开采最多，年产达100吨左右。这些玉石大部分以原料销往内地，主要是河南南阳地区镇平县，那里的大大小小的玉石加工厂或小作坊，所用的玉料基本上都是和田玉。本地加工的，不及年产量的10%，且多为白玉山料或仔料。今天的新疆，最红火的玉石市场是和田玉交易市场，在和田地区有一百多家玉器店，还有数千星罗棋布的玉器小摊点，在玉龙喀什河的总闸口建有一个较大的玉石集散市场，和田市内也有一个玉石大巴扎（集市），每逢双休日，人山人海，玉石生意非常火爆。
3.顶子
顶子是清代官员帽子上面的一种珠宝装饰物，也是区别尊卑的重要标志物。在清代，按官员的地位级别的不同，各种服饰的佩带也不尽相同，无论是顶戴、蟒袍、补服，还是腰带、坐褥等方面都有区别。官员的帽子按不同情况而分别有朝冠、服冠、凉帽、暖帽等。在帽子上按官员的级别不同又配以不同的宝石装饰，这种宝石装饰物都称为顶子。在服冠规定中，亲王、郡王、贝子、贝勒均用红宝石顶子，一品官员用珊瑚，二品官员用镂花珊瑚，三品官员用蓝宝石，四品官员用青金石，五品官员用水晶，六品官员用砗磲，七品官员用素金顶，八品、九品则用镂花金顶。
4.玉磬
自夏以来，磬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宫廷礼乐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从早期那种简朴粗糙的形制，逐步发展演变成为造型规整、琢磨精细、装饰华丽，音律更加完整齐全，组合也更加宏伟的大型礼器。时至今日，它的气势和壮美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清代玉磬，一组为12个，组成12律，分别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仲、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造型严谨规矩，器面上的云龙纹构图紧密，线条纤细。每逢朝会、祭祀、宴享、大典等活动，按礼制规定进行使用。另外，还有一种主要用于陈设的悬磬，器体较薄，已失去了打击发音的作用，磬面常刻有夔龙、禽鸟、云纹、瑞兽等图纹。
5.玉璧
碧玉兽面纹璧
清代玉璧数量较丰，有作礼仪之用，也有作陈设之器者。因为满人虽然听从汉臣之议，遵循汉人礼乐，在京都设天坛、地坛，但他们内心中依然重视满族古礼，所以与汉族祭祀用玉那种精神情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一种纯粹的仪式。此时玉璧的制作有仿汉谷纹璧、蒲纹璧、螭纹璧、兽面纹璧等，最大的一件是养心殿门外所立的青玉素璧，直径在50厘米以上。至于宫内陈设的玉璧，质材极好，多新疆和田白玉或青玉等。一般璧体较厚，内外缘常琢有一条棱线，璧之一面饰谷纹、席纹等几何形图纹，另一面常浮雕出龙螭纹等。特别是龙螭的口中，往往衔有灵芝仙草，呈现出一种祥瑞之气，其体态圆润，碾磨细腻，比例合度，工艺精湛，反映了清代玉工高超的制玉技术。
6.玉圭
清朝时期，玉圭作为皇家的祭祀礼器，仍在制作和使用，乾隆年间尤盛。其形体大小不一，造型基本与明代玉圭相同，不过有的玉圭中部微微凸起一条纵向脊线，有的圭面则琢饰有海水、日月星辰等图纹。较大型玉圭由于玉料的缘故，往往是用两块拼合而成，如乾隆皇帝赐予岱庙的一件大玉圭，即用两块玉石雕成，圭面琢刻有山水和星辰，似乎寄托着天子在企求天地之神的保佑和祝福。
7.玉牌
清代玉牌饰，是继明代小型玉牌或子刚牌而发展流行起来的一种佩饰玉器。造型多呈长方形或椭圆形，比透雕的花形佩稍厚，一般边框较窄，上端浮雕方折角的夔龙或云纹，中央钻一小圆穿。佩面去地很浅，隐起的动物、人物及花卉图案，布局疏朗雅致，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器表光洁平滑，多呈现一种温润细腻而又柔和的油脂光泽。应当注意的是，清代玉牌上的图纹装饰极其丰富多彩，不仅有传统的云龙、花鸟，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诗文书画、吉祥图案等。大多正面为图，背面为文，给人一种赏心悦目、宁静高雅的感觉。
8.玉笔杆
毛笔是我国特有的书画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至今我们还没有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毛笔，但从大量的彩陶器物上所绘的几何纹、动植物图案中，仍可找到古人使用毛笔的痕迹。出土的战国、两汉竹简、漆器上的绘画图案明显都是用毛笔来完成的。尤其是人们不仅对笔头的制作要求极高，而且对笔杆的材料也日益讲究了起来。
据载，玉笔杆似出现于宋代。宋人李玄彦《砚谱》记，“许汉阳笔以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玻璨（一种玉盒）为匣”。但目前所见玉笔杆，多为明清之物。一般由笔杆和笔帽两部分组成，有的光素，有的雕云龙、蟠螭、花卉等。器物虽小，但材料昂贵，工艺精良，是文房毛笔中的佼佼者，它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令人赏心悦目。
9.玉笔架
笔架是架笔的器具，随毛笔而产生，又名笔枕、笔床、笔格等。目前所见最早的笔架是浙江衢州宋代墓出土的山峰状水晶笔架，至清代山形笔架仍在流行，但更多的则是器形复杂、装饰华丽的造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桥形笔架，长22厘米，高7.3厘米，整体为拱桥形，桥下有木桩，桥上有骑牛者、骑马者及挑担的行人。桥洞中有渔舟穿行，桥畔有树丛、灌木，构思巧妙，玲珑剔透。至于那些常见的婴戏笔架、花卉笔架等，都不失为清代玉文房的佳作。
10.玉笔筒
清代山峰形笔架
笔筒是存放毛笔的器具，有方、圆、多棱等形，器面多浮雕人物、山水、花草、树木等。乾隆时期作品，画面清晰醒目，浮雕图纹，无论高低凸凹，均碾磨得圆润细致。还有一种是仿竹刻意法，山水层次较多，画面起伏较大，具有一种景物深远的感觉。清代晚期，工艺图纹均较粗劣。
11.笔洗
笔洗是文房中的贮水、洗笔之器，虽然以玉为之，则又兼有了把玩、欣赏之意，更显高贵。一般清代笔洗造型新颖别致，式样繁多，有葫芦洗、荷叶洗、羊首洗、花耳洗、瓜形洗、桃形洗等，碾磨细润，工艺精湛，是清代中晚期数量较多的一种玉质文房器物。不过，有的可能用于洗涮毛笔，有的似纯属陈设玩赏品。此时笔洗内容，大多取材于田园野景、花卉动物等，或许这种将大自然的野趣纳入文人书房，正与文人追求闲逸的心愿相吻合的缘故，所以，清代笔洗佳作的数量相当可观。
12.玉宝玺
清代宫廷帝后之印玺称为宝，一般形体较大，玉质较好。《清史·舆服三》曰：“清初设御宝于交泰殿，立尚宝司。”高宗御制《国朝传宝记》曰：“国朝受天命，采古制为玺……其质有玉，有金，有梅檀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钮有交龙，有盘龙，有蹲龙。”，乾隆十一年，考定宝谱，藏之交泰殿者二十有五，排序第一件“大清受命之宝”，为白玉制成。由此看来，玉玺比金、木更受重视。今日所见清代玉玺，形式各异，大小不等。印钮多采用高浮雕或圆雕的手法，琢出龙、螭、兽等，躯体圆润，线条柔和，有的印玺之侧面，还装饰有仿古的几何形图案。更为巧妙者，玉工采用玉料的不同色泽，将印体与印钮分别雕成黑白或赭白等两种颜色，可谓巧作。需要提及的是，清代官方玉玺之印文多为满汉两种文字或满汉蒙三种文字，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维护多民族统一的政治用心。
清代雍正玉玺
13.透雕玉佩
清代透雕玉佩形式多样，玲珑秀美。器体多呈扁平薄片状，一般为圆或长方形，器表光洁，琢磨细致，常以镂空加饰阴线的手法，琢出花鸟、动物、双喜、福字及借物寓意的吉祥图案，如福在眼前、五福捧寿、喜上眉梢等，有的则以龙凤为型，透雕而成，龙体卷曲成环状或椭圆状，多光素或饰有阴线。凤鸟佩多两两相对，或卧或立，造型不一，颈部羽毛多分缕成条形，双翅刻画细致，多用鳞纹、树叶纹、阴线表示。长尾分作三缕向上翻卷，体态极为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