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圣贤师友同沾溉——书院藏书

书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藏书、供祭和讲学，是历代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寺观藏书、私家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第一节　读书万卷圣贤心——书院藏书概述

书院藏书的起源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其实就是古代的图书馆。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藏书处所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

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需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以满足各地士子的需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化育人才。当时的一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刻书和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朝廷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于是这时期的书院藏书十分丰富。到了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从而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北宋书院一度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匮乏，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再次，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盛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场所，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

应天书院

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目的，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一方面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元朝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的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因此，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缓慢。

时至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风气，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统治阶级重视科举制度，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明代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主，重清谈，轻读书，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受讲学风气的影响，各地纷纷建立书院，自由讲学的风气弥漫开来，一些著名书院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生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也一度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所以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统治者便改变了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所以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迅速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和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也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则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综观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书院藏书的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不懈地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寻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如下几种：

1.捐赠

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都为丰富书院藏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1）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纂、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

（2）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之名，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

（3）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来获赠。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不同，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各异，因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2.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的图书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这就叫“以院养院”。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1）书院购置的书籍。书院藏书大都直接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工技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那样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和经济条件，围绕书院教学内容有选择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可见，书院藏书也注重藏书的复本量，及时地补充缺本。

（2）书院刊印的书籍。隋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充分利用了这项技术。同时，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加之以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上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书院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了本院藏书，而且有的畅销全国。

（3）书院抄写的书籍。宋初的书院设有手抄经文的日课，但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做法，所成有限。

书院藏书的特点

我国古代书院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外，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的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藏书的内容上以经史等学术著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1.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教育最主要的内容。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灭，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之书”，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了这些儒家基本典籍外，书院藏书也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不同书院的藏书，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正因为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所以书院一般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以外的书籍，术数、工技等实用性的书籍大都不在收藏之列。

2.书院藏书以通行版本为特点。书院藏书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鉴赏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藏书的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藏书的版本，使其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的价值。

总的来看，书院藏书无论从规模、品种，还是版本，都无法与其他类型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那样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所说：“书院藏书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南宋明道书院

（5）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都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其中许多还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宋代大儒朱熹在书院的教学中大力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院长，也是考据学家。历代文人学者正是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为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书院藏书在我国古代藏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书院藏书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特征。

第二节　传注六经光往圣——历代著名书院藏书

唐代义门书院藏书

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是唐代陈衮为振兴家族而兴建的义学。他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建起书院，共有房屋数十间，并捐出数千卷书籍和田地20顷作为书院的经费。族中子弟年满20岁的都可以就读。《陈氏家法》中专门制定了书院的有关管理制度，其中对藏书管理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书院成为中国书院藏书制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

义门书院是由义门陈氏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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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在河南商丘，亦称睢阳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一般书院往往设在山林僻静之地，而此书院却在繁华闹市。它的建立也有一个绵延几代、勤于办学的故事。五代后晋时，杨悫建私学“南都学舍”，后来其弟子戚同文继承其业，再建的学舍即称“睢阳学舍”。宋真宗即位初，平民曹诚出资扩建旧址，建起书舍150多间，聚书1500卷。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诚捐献出学舍给朝廷，并建议由戚同文之孙主持学舍。真宗不但同意，而且赐予“应天府书院”的匾额，从而取得了官学的地位，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地方官学，“州郡置学始于此”。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在此学习6年。当时，书院延请了很多名师，又严格整饬院风，因此，“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成为著名的书院。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升级为南京国子监，与洛阳国子监齐名。

宋代丽泽书院藏书

丽泽书院

丽泽书院在浙江金华。原本是南宋吕祖谦兄弟授徒讲学之所。吕氏制定了严格的教学制度，先后有《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和《乾道五年规约》，而且经常与当时的大学者往来切磋学问，并自行编著教材《丽泽讲义》，供生徒学习。所以，远近的士人纷纷到此，书院名声大振。藏书楼名为遗书阁，藏书丰富。以后又有重修，并开始刊刻图书，尤以司马光《切韵指掌图》最为著名，是宋版书院本的珍品。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御赐给书院匾额，书院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丽泽书院建有遗书阁，专门收藏书院创始人、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的手稿，实开现代图书馆设立名人专藏的先声。

明代白鹿洞书院藏书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九江庐山，又称白鹿洞书堂、白鹿书院、朱晦翁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原为唐代李渤读书之地。南唐在此建有庐山国学，亦称庐山国子监、白鹿国庠。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在国学旧址上改建为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九经赐予白鹿师生，并派车船专程送到洞中。经过多次兴废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大学者朱熹来到这里担任洞主，开始重建房舍、聚集图书，并亲自讲学。他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等规章，设立了“四书”、“五经”等课程，自刻教材（《论孟要义》等），采取了多种教学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这些形式逐渐在各书院得到推广，并成为后代书院的传统。朱熹为书院的藏书做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向官府和朝廷求援，并亲自将朋友送自己的一套《汉书》捐给了书院。

书院藏书楼名为云章阁。“云章”出自《诗经·大雅》，含义是“笔迹”，此阁是为了纪念宋孝宗赏赐给书院的高宗皇帝的御书石经拓本而命名的。宋孝宗所赐御书石经拓本包括：《易》、《诗》、《书》、《左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中的《学记》、《经解》、《儒行》、《中庸》、《大学》五篇。书阁原来“总高深之数，为丈者率不满二，其广特加一焉”，后来得以重建，“所增或以丈计，或以尺数，蔑有不慢之虑，书院伟矣，阁崇且广矣”。

入明以后，白鹿洞书院在正统间修复，后又经多次大修、增建，规模较前代有所拓展。成化三年（1467）年，督学李岭扩建书院，置学田、祀器、书籍。正德十五年（1520年），巡按唐龙在兵燹之后，寻访书籍，清理田亩。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分守南九道参议冯谦重修书院，清洞田，置书籍。据记载，正德间，白鹿洞书院藏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11部，史部31部，子部25部，集部11部，内多残佚；嘉靖后期，白鹿洞书院藏书有经部49部，史部29部，子部65部，集部34部，共177部；万历中期，藏书有圣制7部，经部35部，史部40部，子集112部，共194部；天启初，藏书共191部，未分经史子集。由此可见，白鹿洞书院在兴复之初，藏书不及百部，到嘉靖年间，由于讲学风气日盛，书院进入鼎盛时期，藏书量成倍增加。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白鹿洞书院停办，藏书多有散佚。万历中期以后之图书多为新置图书，数量较前稍增。白鹿洞书院藏书，多由田租购置，部分由地方官吏、洞主捐赠。如理学家王阳明，提学胡汝霖、郑廷鸿、王宗沐，巡按徐绅，知府张纯，洞主吴国伦、陈汝简、李资元等，都为白鹿洞书院购赠或捐赠过图书。值得注意的是，白鹿洞书院还有曝书和整修图书的制度，十分注重图书保护。“修整书籍，每五年一大修，三年一小修。南康府呈委主洞教官，慎选博识谨笃洞生四名，查理损坏书籍若干本，动支洞租，招募书匠逐一修整”。

清代鳌峰书院藏书

鳌峰书院在福建福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改建尼庵而成，是清代福建四大书院之一。书院在本省招收优秀学子入学，提供食宿。每月初或月半讲学，由山长主持，多讨论理学。后来讲学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主。山长为当时有名的学者，如林枝春、孟超然等，学生中有林则徐、蔡世远等。书院规模较大，有书舍120间，后来规模又有所扩大。院中的鉴亭上有康熙的御笔题字“澜清学海”。书院有大量的官银和学田，每年收取租谷和现银以供使用。院中有藏书楼，藏有御赐的各种法帖，如《淳化阁帖》、《渊鉴斋法帖》等，以及御撰《古文渊鉴》、御批《资治通鉴》、钦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等，还有数量可观的经史子集书籍。据记载，书院在康熙年间接受巡抚张伯行置古今经籍460余种，凡数万卷。嘉庆年间，院藏图书863部，计22879卷，其中经部274部，4175卷；史部62部，6942卷；子部182部，4153卷；集部219部，5666卷。道光年间，续增藏书106种，6850卷。

鳌峰书院遗址

清代龙门书院藏书

龙门书院，同治四年（1865）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创办。书院建立之初，藏书166种，皆传统典籍。院长孙锵鸣在任时，受国外留学12年的姚文栋的鼓动，开始购置科学、哲学、教育、政治等新书。至光绪年间，书院藏书337种，其中110种为“新学”、“西学”之书。

大量收藏日文图书（即所谓“东文书籍”）是龙门书院藏书的特色。这些书籍包括《实地测量》（正、续、补三编）《最新植物学教科书》《初等几何平面教科书》《初等几何立体教科书》《微分积分学》《女子理科矿物及化学》《手工教授指针》《中等图学解说》《中等图学图说》《动物新论》《近世物理学教科书》《中学博物示教》《地学概论》《土木入门》《世界读史地图附略说》《单式复式教授法》《教育制度》《小学校管理法及教育法令》《官令新报》《现行法典全书》等25种，较全面地反映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之政策法规、各学科教科书、教学法等，对当时中国书院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无疑起了积极的影响。

龙门书院

清代箴言书院藏书

箴言书院位于湖南益阳城南40里的瑶华山，创始人胡林翼，“以公考官詹公（胡达源）有书训士者曰《弟子箴言》，因取‘箴言’二字名之”。书院于咸丰十年（1860）奠基，同治二年（1863）落成，至光绪末年停办，前后兴学凡40余年，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希庵等曾为书院捐资或撰写记铭。

箴言书院十分重视藏书建设。在先圣祠旁设有书楼存古今图书。《箴言书院志》中有“典籍”一项，专载藏书目录。据统计，书院藏有经部书409部，6339卷，又有重本35部，709卷，另外还有《汉魏遗书抄》73种，不计卷数；史部书219部，12120卷，又有重本书10部，4200卷，另还有《濂访治谱》3种，不计卷数；子部书177部，5931卷，又有重本13部，115卷，另有《船山遗书》5种，不计卷数；集部书197部，6729卷，另有重本1部1卷；四部之外，还有秦汉以来的碑刻拓本193种，另有唐《国子学石刻十二经》110卷，及后世补刻《孟子》7卷。总计藏有图籍1335部（种），凡36151卷，其中还有247种图书不计卷数。箴言书院藏书之富，冠甲湖南，即使在全国书院中也是罕见的。据记载，声名远播、号称“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藏书的最高记录是14130卷（同治年间）；湖南省的另一著名书院——城南书院，其最高藏书记录是403部，3714本，总计10555卷（道光初年）。如果两者合并，总藏书量也只有箴言书院的2/3稍多。

胡林翼《箴言书院记》

箴言书院的藏书，从内容上看，兼收并蓄，种类齐全，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而且照顾到各个学派，汉学、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此胡林翼概括的天下四学，其经典著作，书院均作为重点收藏；从版本角度看，有大量的宋元图籍的翻刻本，有明版书34部，清代初刻本更多，其中不少可称善本，有较高的价值；从文献类型看，集图、表、拓本、印籍于一楼，为历代书院所少有。特别是碑刻拓本，藏量惊人，有近200种之多，乃箴言藏书的一大特色。这批拓本上起秦李斯的《峄山刻石》，下迄清人孔继涑的《玉虹楼帖》，篆、隶、魏、楷、行、草齐全，串起了一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当然，拓本内容也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佐证。另外，书院还很重视地方文献的收藏，开风气之先，这在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箴言书院的藏书管理也值得称道，书院专设“掌管”一职，负责图书采购；设“司书”一职，负责图书管理；设“监院”一职，负责全面管理藏书楼，此三职类似于当今图书馆的采购员、管理员和馆长，人事组织比较合理。书院采购图书重视质量，注意辨别“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图书管理制度严格，整理编目、借阅流通、曝书补书，工作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手续齐全，必要时还对外开放。总之，箴言书院的藏书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现代图书馆的萌芽了。

清代广雅书院藏书

广雅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建于广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书院改为高等学堂。

广雅书院藏书楼之所以称为“冠冕楼”，乃张之洞据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诗句“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得名。楼有张之洞所题大匾一方，下有长联，为吴大澄手篆。四角有铜钟，声响传邻里。冠冕楼建筑十分坚固，楼有合抱柱16根，俱为昆甸质，地下土隅大青砖，四周墙界内藏二尺四寸横石数十重，可称得上是“巍而峻，恢而宏”，藏书可达十万卷。

广雅书院旧照

书院藏书分三部分：书院自置、广雅书局发存、总督府拨存原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书，合计5万余册。自置书分经、史、子、集、杂著、丛书六类，其中经，475部，6070册；史，650部，10631册；子，251部，2683册；集，941部，8877册；杂著，116部，1251册；丛书，231部，14043册。自置书总计2664部，43555册。广雅书局发存2000余册。万木草堂藏书5000余册。此外，书院还藏有一部分日文书籍，如日本国原刻本《佚存丛书》1部、日本天游园刊本《贞观政要》10卷、日本白莲社刊本《一切经音义》100卷、日本翻刻本《钦定西清古鉴》40卷等，体现了书院藏书的开放性。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制《广雅书院学规》，设掌书生二人经营“冠冕楼”书籍，并规定了一些借阅细则。光绪二十七年（1901），书院编制并刊行了《广雅书院藏书目录》。此目录为书院前后两任院长朱一新、廖廷相合力而作。书分7卷，仿《四库全书总目》而有变通，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御制、敕撰诸书”；“一人所撰而兼涉各部者，别出杂著；合众人所撰而成一部者，别出丛书”。书名之下，录有卷数、作者、出版者及院藏数量。著录2706部，共45045册。其部类清楚，检索方便。书首附拨存于书院的万木草堂藏书目录，内有西学及时务书籍。书后附广雅书局发存目录。

宣统年间，省吏就广雅书局之址开设图书馆，分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之半，以实该馆，是为广雅藏书变动之始。到1914年，“冠冕楼”楼角震裂，又被白蚁蚀去偏东一角。后墙有倾颓之势，于是拆楼改为校园，移书于“濂溪先生祠”。至1936年“冠冕楼”重建，其结构已变。

清代格致书院藏书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徐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发起，禀准南北洋大臣，邀集中西绅商、官员在上海捐建以“令中国人明晓西洋各种学问与工艺”为宗旨，1914年停办。上海格致书院是近代第一所研究和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的新型书院。

书院早在创办之初，就非常注意藏书建设。徐寿拟《格致书院章程六条》中专设一条描述书院的藏书：“院中陈列旧译泰西格致书，各种史志，上海制造局新译诸书，各处旧有及续印新报，西国文字，各种格致机器新旧之书，格致机器新报，机器新式图形，以及天球地球各种机器小样，天文仪器，化学各器，格致入门各器，五金矿石各样。又备中国经史子集，以期考古证今，开心益智，广见博闻。”由此可见，书院虽备中国古代典籍，但更重视科技书刊的收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傅兰雅与美国人潘慎文建书院藏书楼。藏书楼上下两层，楼上藏书，楼下藏报刊。其《藏书楼观书约》第八条规定，“凡各报章，择有益于学界者，无论日报、月报、教报，概照观书约例，在楼下阅看，楼上不备”，此为书报分藏，开辟报刊阅览室之始。楼上藏书收中外各种新旧图书（但不收传教书籍），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东西学书目六类。其中，东西学书目类有书籍报刊400余种，大多为江南制造局译出的科技书籍，数量多于其他五类，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藏书楼编有《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刊印，可惜现已失考。据《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载，书目共6卷，书目前列有《藏书楼观书约》，凡10条，多为借阅细则，涉及阅览手续、阅览室纪律，阅览时间等。

民国四年（1915年），书藏迁址。后不慎失火，仅余残书4340册，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归入上海市立图书馆。

傅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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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百城”

典出《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李）谧字永和，少好学，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瑶，数年后，瑶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公府二辟，并不就，唯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拥书万卷指藏书众多，南面指地位的崇高，百城指土地的广大。意为，我已拥有了众多的藏书，即使用尊荣富有的王位和我交换，我也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