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医学溯源

医，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技术，究竟起始于何时，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一般认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辞海》中亦说神农氏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用木制作耒耜，教民农业生产，又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也有认为神农氏即是炎帝，他是少典娶有娇氏而生的，原住在姜水流域，是姜姓部族的首领。也就是说，中国的医学从它萌发之日起，就与上古先民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第一节　追本溯源——古代医学

古代医学来源传说

如果对古代医学追根溯源的话，传说中其最早的发明者应推伏羲氏。他是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人类就是由他和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在天地初开的人类始生之时，伏羲氏便开始了伟大的创造。

轩辕氏亦是神话中远古时期又一个中国医学的创始人。轩辕即黄帝，与炎帝是兄弟，同为少典与有娇氏所婚生。据司马贞索隐皇甫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西北）“（他）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

除了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外，传说中牵涉到中国医学发明的古圣人还有不少，我们不妨从这些传说的人物中，对中国史前的医学文化状况作一番有益于启迪心智的领悟。

据《路史》记载，上古炎帝神农氏时期“神农命僦贷季理色脉，对察和齐摩踵訰告以利天下而得以缮其生。”

相传，僦贷季也是黄帝之臣岐伯的祖师爷。因此《路史》记载，岐伯曾对黄帝说：“我与僦贷季理色脉，已二世矣。”

什么叫“色脉”呢？《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阴阳、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所谓“理色脉”，就是以日、月相移之道，四时变化之理，来观察人身的肌体，并协调人体的腠理，使之应日、月，通四时，进而达到“远死而近生”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就存在于远古的中医神话传说之中了。

歧伯与雷公二人，也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学家。他们曾和黄帝讨论医学，并以问答形式写成一部医书，这就是后人托名成书的《黄帝内经》。据《路史》记载：“黄帝极咨于岐、雷而作《内经》，谨候其时，着之玉版，以藏灵兰之室。演仓谷，推贼曹，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谨候其时，则可万全。”

什么叫“演仓谷”呢？《道基经》中说：“仓谷者，名之谷仙，行之不休可长久。王莽篡位，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云此黄帝谷仙之术。”它，可以使人得到长寿久安。

古圣人神农氏塑像

关于岐伯，各种史书多有传说。如《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又如《帝王世纪》中说：“岐伯，黄帝臣也，帝使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如此等等，不一一例举。

传说中的桐君老人，亦是中医药的发明者。《古今医统》说：“少师桐君，为黄帝臣，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以为君臣佐使，撰《药性》四卷，及《采药录》，纪其花叶形色，论其相须相反，及立方处治寒热之宜，至今传之不泯。”

上古的传说中，还有一些操巫术的巫医士，如苗父、巫妨、巫咸等等。《说苑》中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管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又据《古今医统》说：“苗父上古神医，古祝由科，此其由也。”所谓“祝由”，就是用祝祷、符咒等治病的巫医术。

还有一个巫妨，据《千金方》记载：“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相传授，始有小儿方焉。”

《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虽然这难以说明人类之初的疾病状况，但我们可以因此而进行某种推想：原始初民即使不患肠胃等疾病，那么，由于树居容易坠地，得各种外伤疾病则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又要与自然界的各种灾害侵袭作抗争，外伤加内患，以及生物特有的物竞天择的淘汰选择，原始先民确实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存危机。由树巢向洞穴的居住方式的改进，以及火的发明就是一种积极的疾病防御措施，尽管这种防御手段对原始人来说不会如今人认识得这样清晰。

“药”与“本草”的来源

中国古代药物学以“本草”为名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古代的药物著作绝大部分都称之为本草。为什么不直接称为“药”学，而要采用两个字的“本草”呢？“本草”的原始含义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诸多古今药学家也是众说纷纭。若论“药”字见诸文字记载，其实比“本草”还要早得多。

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中，已经多见“药”字。例如：

《诗经·大雅》：“不可救药。”

《书经》：“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是服药之后如果不到令人昏沉晕眩的程度，那病就不会好。

《易经》：“无妄之灾，勿药有喜。”意思是意外的灾疾，不吃药还更好。

《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句“三世”有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认为该句的意思是：不是数代相传的医生，不要服用他开的药。

《周礼·天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秓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这里的“毒药”实际上就是药物的泛称。

以上所引的“药”，作用似乎都很强烈，令人心存恐惧。这是因为中医用药的特点，就是利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差。例如人患寒性病，就要用热性的药物去治疗。而热性药就是此类药所具有的偏性。药物的偏性有强有弱，偏性过强，就会出现所谓“毒”的反应。因此古代药物“毒”的概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并非现在所说毒性非常强烈的“毒药”。民间流传的“是药三分毒”的俗语，说的正是药物各具偏性。

对古代“药”字的形、声来源，后人有多种理解。但无论哪种理解，都无法忽视“药”字与植物的关系。“药”字属于象形，早期的篆字很像一株结有果实的植物。规范后的“药”字上为草头，下为木底，还是显示它与植物的关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药”字的解释是：“药，治病草，从艸，乐音。”可见“药”字与其最大来源的植物密切相关。

中药材

“药”字虽然见于先秦多种典籍，但它所指均局限于具体药物。西汉时表示整体药物知识时，开始使用“本草”一词。分析“本草”一词出现的相关背景，可以知道“本草”一词的出现，表明中国药物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在西汉时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本草”一词首见于班固（32—92年）《汉书》，且出现了三次。一次是用于组合官名，另外两次是作为书籍或学科名。汉代已有“本草待诏”一官，唐颜师古注解说：“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汉代征士，凡特别优异的待诏于金马门。既有“本草待诏”，说明这是授予本草专家的官职，由此也说明“本草”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当时已经得到朝廷的重视。

既然“本草”产生于2000年前，那就应该依据那个时代的用字取名习惯，考察当时对某些学科命名的方式。古人取名，质朴无华。以中医学科名称为例，在先秦两汉之时，就经常使用某学科最常见的代表物来命名。例如用“汤液”（汤、液分别是两种剂型）称呼方剂学内容，用“按摩”、“推拿”（按、摩、推、拿分别是不同的手法外治名）作为手法外治总称等。“本”的原始意义是根，“草”则既可泛指植物，也可以指草本植物，甚至是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因此，如果从原始意义来推究，“本草”可以理解为根根草草。用药物最常见的根根草草作为整体代称，亦可作为解释“本草”命名之一说。

此外，先秦出现的中医经典著作《灵枢经》中，有“本神”、“本输”、“本藏”等篇名。其中的“本”字用作动词，有推本、查究的意思。如果按此命名法，“本草”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类知识：“推本研究以草（植物）为主的药物。”

有关“本草”命名的原始含义，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说法，但这个词使用起来却比较单一，或作为古代传统药学的特称，或用以名书。古代称为“本草”的书籍，都与药物相关，但不是所有的药书都必须嵌入“本草”二字，也有直接用“药”字名书的，如《药录》、《药诀》之类。

从汉代楼护能诵医经、本草数十万言的记载来看，最晚在西汉末，已经形成了本草专著，而且内容相当丰富。长此以往，本草著作层出不穷、绵延不绝，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神灵世界的联姻

巫术是一种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它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后世天文、历算、宗教的起源，在我们称作神灵世界的远古时期，巫术便与医学结合，成了巫医术。它是用符咒、驱神、祈祷等方法，结合药物、手术等为人治病的一种原始的医疗方法。世界各地几乎都流行过，曾经是古代人类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医字写作“璧”，它反映了中国上古时代医巫一体的事实与状况。这种情况到了汉代就更加盛行。在考古发掘的汉代“武威简牍”中，就有“禁朔晦日甲午皆不可始灸刺”的记载。当时正是阴阳、五行、谶纬神学颇为红火之时，巫术便与医术一起繁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久盛不衰的文化现象。

一般认为，人类早期的医术源自生存或救护的本能，那么怎么会与巫术合流同行，甚至混为一体呢？

原来，当原始人类一旦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成为有意识的智慧生物时，他们在对自身的理性省悟中，不但有一种幸运之神降临的原始快感，同时也为一种恶魔相伴所带来的痛苦所纠缠。面对风雨、雷电、洪水、火山等自然现象难以理解，尤其对自身的疾病现象更一筹莫展，而意识又强烈地催促他们企图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欲罢不能的现状，使得他们自然地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感召，于是就形成了“神”这个原始的宗教观念，产生了祈祷等基本的宗教仪式。这些原始的人类，企图以心灵的宣泄来弥补和控制因痛苦的意识而造成的心理失衡，从而深陷于一种以无限希冀为内容的循环生活流之中。

于是求神祈灵、驱鬼逐邪之类的巫技应运而生，而人的救死扶伤、祛病除疾的原始本能也被染上了神灵光晕，巫与医便在神的感召下结成了联姻。而巫觋们就是这个联姻的“媒婆”和操作者。

巫觋们除了通过祈祷、符咒等医术为人治病，还往往以药物加以辅佐。《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山海经》中所指的这些人，都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巫术师，是否确有其人，一时还难以考证，他们手中所操的“不死之药”显然也是为今人所不可信的胡言乱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实掌握了一些民间的药物与治疗经验。如《路史》中说：“黄帝命巫彭桐君处方，紅饵湔浣刺治，而人得以尽年。”这里的“紅”字，古时指铫子。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中说：“今苏俗煎茶器曰吊子，即此紅字。”是指煎茶煮药用的器皿。“饵”字意为食或饲，“紅饵”二字，就是用吊子煮药食之；“湔”字的意思是“洗”，“浣”通“洗”，也是洗的意思，而“湔浣”就是医学上的一种治疗方法。

史书记载中还有许多关于上古医师的传说。如《韩诗外传》中说：“俞跗，治病不以洒药，搦术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苏。”俞跗这种医术与巫术并无两样。纵观早期社会，凡是为医者，基本上均为巫师，而流传于文献中的医家传说也多与鬼神、巫蛊、方技仙丹有关。这种状况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虽是从盛至衰，但总是“子孙相传”，绵延不断。

《吕氏春秋·仲冬纪》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文挚是春秋战国时宋国的名医，有着高明的“异术”，即巫术。一次齐闵王得病，太子强求他治疗。文挚说，治好了大王的病，我也就没命了。文挚便用激怒法治好了齐闵王的病。但由于激怒了齐闵王，他也遭到了杀身之祸。文挚被连烹三昼夜不死，后来齐闵王听了文挚本人之言，将其翻转身烹，才最后断了他的阳气，逐渐死去。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此事决不可能，其中的巫术色彩可见一斑了。

唐宋以后，特别是宋代大兴象数之学，使医学界的巫技色彩有增无减。如发轫于东汉后期的《蛤蟆针经》的“人神避忌”等带有巫技的针法，加上后唐运气说肇兴，导致了宋以后子午流注等充满巫技针法的泛滥，就是实例。

除此以外，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巫医现象更为普遍。试举几例：如我国的独龙族巫师治病时，除供酒外，重要一环便是在病人屋内点燃青松枝，烟熏各个角落，然后用燃烧着的松枝绕在患者周身，并口中念念有词，取其祛邪消污除病之意。湘西苗族巫师治病，须焚化纸符，烧香纸，然后配合念咒画符，吐唾沫于病患处。彝族巫师治病，在病人旁扎草人，继而焚烧，念咒。萨满在施术治病时，时常也动用火，如病人躺在炭炉旁，萨满本人赤脚踏过烧红的炭木后，立即用脚踩上患处；或向患处喷火酒；或用香火熏；或在患者身旁焚烧用草或纸做的人偶；或燃一堆大火，架住病人在火堆上跳过来跳过去……通常，与此同时还须念咒语祝词，或辅以巫舞、巫步等巫术。

推百病、知寿夭的相医术

相医术是我国古代相术之一种，相术的起源是与中国远古时期的巫术分不开的，古时就有“巫、相同源”的说法，又因为巫、医又是同源的，因此无论是巫术、相术、还是医术，都有一个同源合流的渊源关系。

《帝王世纪》中说：“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舆地之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以极天柱焉。”

从这一段文字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原本就是一个集医术与相术一身的缔造者。

《黄帝内经》

种种神话传说以及宗教、迷信的介入，使医术和相术在其后世的“遗传”中，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影相随。如唐朝时演化出的一种通过诊脉能断人吉凶、贵贱的“太素脉”，就是巫、相、医结合的例证。关于“太素脉”来源的说法颇多。一种认为是唐代一名叫张太素的医生由隐者董威等的密传而得，并经他之手而流传后世的；另有说是唐代的一个樵夫在崆峒山得到此书；还有一说是宋代隋州僧人智缘怀有此技，在嘉祜年间被召至京师，才传此术。

但医、相毕竟是有差异的，差异在于偏重的不同。医之诊术借司外，重在揣内，在气血脏腑之常异；相之诊术借司外，也谈康寿病夭，但更多地谈富贵贫贱。医之诊术偏重于现事和近期之事；相术则谈今后之事，预测成分更明显。我们知道，人体的内在变化，特别是生理上的波动，会一定程度地反映在外表上，心理气质特点和精神上的波动也有某些外在的征象可寻。相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推波助澜，贯穿于古代中国整个历史长河。而医术又借助于相术之势发展自身，如中医诊法中的首务望诊，就不乏相术的渊底，又兼有巫术的色彩。

如《黄帝内经·灵枢·五色》归纳出的五色五脏相应：“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为望色以诊五脏之异常的核心，沿用至今。其实，此等观念的哲学基础是巫、医、相的互渗和同类相感，而其具体配法为东汉谶纬家配合改制所附会的今文经学之“新说”，虽其间不乏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整个理论构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话来说，此法之外，再行相配亦未尝不可，未必与理不通。例如，照古文经学法相配，赤主肺，肺实肺虚或见面红赤，或见颧嫩红；黄主心，心（血）虚易见面色萎黄……西汉的仓公就遵此而行诊治。

我们知道，大凡中国传统文化都离不开阴阳五行这个门道，作为与巫技、相术复合在一起的相医术也如此，而以人的肤色为主，结合体形体态、秉性气质等划分的5大基型和20个亚型的阴阳25种人，则更显示出巫、相、医三结合的韵味。

江湖郎中的奇技异术

所谓江湖郎中，专指云游四方，以给人治病疗疾为生的操医者。

中国古代的许多名医，如扁鹊、华佗、孙思邈等，都曾做过云游四方，替人治病疗疾的江湖郎中。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江湖郎中成了贬义词，指那些来去无踪、以欺诈之术为人看病的“卖狗皮膏药者。”当然，客观地讲，江湖郎中有些也确实是有一定医技、医术的医家，只不过整体鱼龙混杂，使上当受骗者不在少数，因此江湖郎中的名声日趋见坏，难以正名。

江湖郎中之所以难以使人相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操的医技、医术多与传统的巫术有关，且来去无踪，难有回复。因此考察一下流传于民间与治病疗疾有关的奇技异术，对我们认识江湖郎中大有益处。

第一，祛鬼招魂。这类医技、医术基本以巫术的形式表现，多与鬼神、灵魂相关。

古时人们认为，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大病未愈、鬼祟作怪、敌人施术、梦游不醒等，也会失魂，特别是小孩，由于血肉未固，失魂的可能就更大。每当失魂，便要进行招魂。如当小孩有了疾病或晚上吵闹时，人们常常认为是失魂了，于是便要进行喊魂。

假如孩子的疾病比较厉害，且又从算命先生那里得来了不祥的消息，那便不是母亲的叫魂所可为的，非请巫师（端公、神婆等）来作法，祛除恶鬼，招回灵魂。

用符箓治病，也是与鬼神有关的一种巫医术，由来已久。三国时代的张鲁就以符水为百姓治病；唐朝太医属下设有咒禁师，专用画符念咒的方法治病驱邪。

同其他巫医术一样，符咒无疑存在某种欺骗性，过去一些巫医治疗小儿急性腮腺炎时，常用毛笔蘸墨画符于患处，并念动咒语，说来也怪，病竟会慢慢好起来。经过现代中医的分析研究，发现其墨汁是用草药“青黛”调制的，而“青黛”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因此这种画符治病其实只是外涂药物而已，但患者与患者家属不知究竟，便以为是符神验了。

第二，算命测字。这类医技、医术其巫术迷信色彩甚浓。

先看“八字推命”。它是通过推论某个人的生辰八字所代表的禀受之气的不同特点，算出他的疾病情况。此术认为，一个人的四柱五行之气和谐畅达便身体健康、安然无恙；若四柱五行之气战克不和，偏枯偏旺，都会形成相应的疾病。

八字中的五行即是该人身五脏的反映，疾病同命中的六神关系密切，其观察法则是“疾病即忌神”。凡克我、生我、泄我过度或破坏中和、加剧偏胜的忌神，都提示“我”会生的疾病。

所谓测字治病术，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借用了中国文字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含义，加以引申或者说是肢解、扩大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其目的还是为了把所测的字与所判断的疾病联系起来。

知识链接

运用引申法的测字故事

一天，有人指着天上飞过的鸟问测字者家中的吉凶，这位测字者说：“尊夫人病了。”其人大为惊吓，问：“我妻原有病，不知近日如何？”测字者回答说：“马上回家，你妻病重，危在旦夕，恐性命难保，不日即有信至。”其人问他原委，测字者说：“鸟属禽，禽由内、人、囟三字组成，故知你妻病危，鸟字无口，病难好，飞过之鸟，音必速。”在这里，测字者采用了引申法，通过“鸟属禽”的转义，将鸟引申到禽上，再将禽字拆解成“内、人、囟（“凶”字的俗字）”，以此来推测求测人妻的病情。

唐朝初期的袁天纲是有名的术数家，算命测字行家，绝到能断自己的生死。据说袁天纲去世前数月，曾对别人说起自己气数将于该年4月终结。届时，袁氏果然于4月无疾而终，成为中国古代术数家中惟一能精确推断自己死期的人物。

第三，签占择日。这类医技、医术，多与天文、历法相关，其中亦包蕴着不少的巫术迷信成分。

签占术究竟产生于何时，史无明文。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据顾仲恭《竹签传》认为：“神前设签，起于唐世也。”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最晚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已经有神庙灵签的设置。南宋以后，签占术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由于签占是在寺庙中进行的，所以各种类型的寺庙都有自己的签占。

第四，禳解镇邪。这类医技、医术除了大有巫术成分外，还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

禳解本是用巫术手段消除灾难的方法，同时也可以用来消除人的疾病。镇邪就是用“镇物”即“招祥纳福”的吉利物或“去殃除凶”的避邪物，来招致福祥，祛除凶险、灾病，在防病疗疾方面从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一些民俗中可见一斑。

第二节　古代医家群体

医家主要类型

在病人面前，医家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但作为一个职业，医家实际上服务于病家，病家才是医家的衣食来源。人群有不同的等级，医家也就因服务对象不同而分成不同的群体。从医家获取报酬的形式来看，古代医家有三大类型：应招，应请，招徕。

清朝御医医书

所谓“应招”，就是接受使唤。这类医家受雇于官家（皇家是最大的雇主），也就是“御医”、“太医”、“官医”之类。被雇佣的医家享受官家的俸禄，官家就有权让他们招之即来。“应请”就是接受邀请。病家付钱，或登门求治，或相邀到家，总归是虔诚相请。这类医家古代最多，一般在市镇坐地行医（或称之为“市医”），有固定诊所，甚至兼开药铺。“招徕”则大不相同，要医家自己去找病人，并且要设法说服病人掏钱看病。这类医家自然辛苦多多，游动于穷乡僻壤、市井低层，是为“走方医”、“流医”。

以上三类医家的服务对象和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不同的阶层。除此以外，民间还有一些处于医学边缘的人物，如专门从事接生的稳婆，自称能治病的巫觋等等。

明代萧京《轩岐救正论》评述了13种医家：明医、儒医、隐医、德医、世医、流医、僧医、名医、庸医、奸医、淫医、女医、疡医。其实这些医家的命名角度不同，无法平行排列。从医生的医技和道德水平来看，好的医家称为“大医”、“上医”、“明医”、“德医”、“良医”；差的医家叫“凡医”、“庸医”、“时医”、“淫医”、“奸医”。从医家出身来看，有“巫医”、“僧医”、“道医”、“儒医”之分；从医学分科来看，有“疾医”、“疡医”、“食医”、“带下医”“针医”、“艾师”、“牙医”、“眼科医”……世代相传叫“世医”，有才不仕曰“隐医”。坐在药店应诊叫“坐堂医”，乡间用草药土法治病者叫“草医”、“土医”。惟有“名医”，古今含义似乎差别较大。

当今的“名医”是褒义，“名老中医”更是受人尊敬。但在古代，似乎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明代萧京说：“所谓名医者，非明良之士，乃庸手粗工，藐无实学，巧窃虚誉以炫人者也。”清代徐大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名医不可为论”，其中大谈“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的道理，也谈到“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但这些名称的细致含义，这里不去深究。

御用医家

御用医家是古代很重要的一个医家群体。一般称能入宫医疗的为御医、太医、侍医。在政府医疗机构任职的称医官，外府州县负责医学教育的也属医官。总的来说，凡是接受朝廷俸禄的都可以叫官医。御医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他们地位显要，责任重大。

御医产生于何时？大约从有帝王那一天起，可能就有侍奉左右的医家。春秋战国有记载的王家侍医就有医衍、医缓、医和等，《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且有医师一职，他们主要服务于皇家。秦始皇时，夏无且便是因意外事故出名的侍医。从荆柯刺秦王的故事，人们才知皇帝坐朝时，侍医也要提着药囊站在旁边。当刺客荆柯图穷匕首现，追得秦始皇绕着柱子转，连拔剑的功夫也没有时，夏无且用手中药囊奋力投向刺客。秦始皇论功行赏，厚赐夏无且。直到清代，走方医还将自己手里的药囊美称为“无且囊”。

1.宠辱难料

沾上皇家气的御医，自然风光得意。宋代一名落第书生，在街上见着一个很气派的朝士骑马耀武扬威，就问这是什么大人物？人说这是朝中的官医。书生大为失落，立志要攻读医学。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还记载了一件太医院摆谱的事：每年的端阳节，太医院按例要差官到南海子捕捉癞蛤蟆，挤蟾酥以供制作紫金锭。到那一天，鼓乐齐鸣，旗幡招展，车马喧阗，直奔南海子。有人作诗调侃此事：

抖擞威风出凤城，喧喧鼓吹拥霓旌。穿林披莽如羉虎，捉得蛤蟆剜眼睛。

不仅专职御医风光得很，就是被临时征集到宫内为皇上看病的医生，也是莫大荣誉。例如清末孟河费伯雄于道光间两次应诏入宫治病，第一次治道光皇太后肺痈有效，获赐匾额“是活国手”；第二次治道光皇帝失音获愈，获赐联一幅：“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孟河费氏于是医名大振。

应皇帝征招却不去为官的人，被尊称为“征士”或“征君”。金代名医张从正就是一名“征士”。乾隆间名医徐大椿被诏入京，原拟让他留京就职，但他坚辞，隐居吴山。其家刻之书有《征士洄溪府君自序》，犹以“征士”为荣。但是翻翻史书所载，才知道御医的生活有荣、有辱，也不是什么好干的差事。

御医的日子好不好过，取决于他的技术和运气。选拔为御医，资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医疗技术。宋代的光宪皇后没有选进宫以前，民间医生孙用和就经常给她看病。皇后进宫后有疾，国医治不好，还得请孙用和开药获效。孙氏于是从布衣直接升为尚药奉御，名闻天下。明代太医吴杰，曾经治好了明武宗的喉疾。后来武宗被虎惊吓，又经吴杰治愈。他每治好一病，就官升一级，最后官至太医院院使。御医只要治好了皇帝的大病，总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就是一般人能献方治好皇帝的病，也会获得意外的奖赏。张宝藏献方用牛奶煮荜拨治好了唐太宗的慢性痢疾，竟然官封三品。

宋仁宗赵祯

但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大凡皇族因病死了人，那悲愤之气就首先撒在御医身上。公元870年，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病故，韩宗昭、康守商等20余名医官被杀，他们的亲族300余人全都下狱，牢房为之满。宰相刘瞻上书说情，也给罢了官。金代海陵王的3岁儿子夭折，太医谢友正、安宗义及皇子的乳母都被处死。这是历史上比较惨烈的诛杀医官事件。

御医遇到皇帝或皇族病死，能否侥幸逃脱死罪，取决于帝王是否贤明。宋仁宗病重，太医孙兆、单骧负责治疗。开始还有点效，得了不少赏赐，最后仁宗还是病故，两位名医按罪当诛。赖皇太后的仁慈，二医免于一死，但数年不准行医。皇帝的命金贵，龙子龙孙也怠慢不得。金代太医侯济、张子英，就因为没有治好皇孙的病，被判死刑。好在金宣宗是个明白人，下令凡属皇孙、皇侄及皇侄孙因病夭折，可免医生死刑。死罪虽免，活罪难逃，侯、张二人还是被打70棍，赶出太医院。皇帝驾崩，太医拟罪的情况，在明代逐渐好转，除非确系用药错误，否则不加极刑。

2.绝技难施

给贵人看病，医家心理会因恐惧而扭曲。汉代的太医令丞郭玉，治贵人可能无效。但若让贵人穿普通衣服，挪个地方，郭玉可以一针见效。皇帝问其缘故，郭玉说：贵人居高临下，我心怀恐惧去应承他。针刺难免有危险，我的恐惧之心更重，不免犹豫谨慎，临场难以发挥水平，所以有时治不好贵人的病。给皇帝看病，程序极为繁琐严格。最晚从汉代开始，给皇帝开的药都要煎成一式两份，让尝药监的太监们尝过才能进呈。明代太医院为皇帝诊病，一次要用御医4～6名。不论冬夏，殿门内要设炭火一盆，其中焚烧苍术杂香，御医人人要从盆上过，大概是消毒吧。然后御医给皇上叩头，轮流膝行跪着诊脉。诊脉时左手一御医，右手一御医，过一段时间再互相换手。每个御医都把皇上的病情当面禀奏，再出去集体拟一个方，送到御药房用金罐煎药。药罐口还要有封条“御药谨封”。在这样的环境下看病，御医自然是战战兢兢。为了显示自己确实尽了最大努力认真诊断，御医必须做出一副小心谨慎且专心致志的样子，长时间诊脉，时间长得会连皇帝都厌烦。御医们开的药方，绝无毒性，平和偏补，无懈可击。这样的处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当时民间有谚语讽刺“京师三不称”，就是京城有三件名不符实的事：“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

假如御医要放出绝技真功，那就要准备拿命冒险。唐高宗患眩晕，眼睛无法看东西。侍医秦鸣鹤建议针刺头顶放血。武则天大怒，说皇帝头上怎能出血？要杀了他。还是高宗耐不住病痛，同意放血。结果一针下去，头脑清醒。宋仁宗得了重病，太医许希说要针刺心下包络，大家都反对，最后在太监身上试验，确证无害，才准予治疗。

另一位明太医院总管许坤的经历更可怕，他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人之变”。嘉靖皇帝朱厚熄荒淫无道，百般蹂躏宫中女性。公元1541年，不堪凌辱的宫女杨金英等用布带子把朱厚熄勒得停止了呼吸。许坤为之救治，使用了桃仁、红花、大黄等下瘀血药。他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用药无效就自尽。万幸的是皇帝服药后出紫血数升，活过来了。数月后，许坤一病不起。他自知是在给皇上用药时，大受惊扰，神魂不宁，故百药无效。不久，他就死了。

3.御医参政

御医经常与皇帝接触，关系非常密切，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商代伊尹原是成汤皇后的陪嫁御厨，传说汤药就是他发明的，后来他被成汤委任为大臣。元朝的许国桢既是元世祖的心腹御医，又是他的谋士。他随着元世祖南征北战，深得信任。许氏是汉族人，对汉族同胞有同情之心。公元1259年，元军在鄂州捕获汉人数千，准备活埋。许氏极力劝阻，才救下这数千人。元军接受许氏提出的怀柔政策，后来招降了数十万宋朝军民。元朝统一中国后，许氏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治国举措，功勋卓著。因此，他说的话能够被皇帝听得进去。有一次伯撒王妃患眼病，医生用针刺出了事故，将要被杀。许氏进谏说：事故的原因是医生内心恐惧，所以手法失常。要是杀了他，谁还敢为你们治病呢？忽必烈竟听从了他的意见。许国桢是幸运儿，他参政而未得祸。但和他类似经历的医官祁宰却不走运。祁宰原是宋朝的医官，后被金兵俘虏，效力金廷，官至中奉大夫，掌管太医院。他也是借职务之便，劝说皇帝不要攻打南宋，结果却被判死罪，当街处死，天下为之哀痛。

品行不好的御医，也会借机参与政治，玩弄权势。南宋医官王继先，医术比较高明，故能得到皇太后的恩宠。但他恃宠弄权，和奸佞秦桧勾结，利用治病之便，进谗言，盗情报，里应外合。后来皇太后死了，王继先才被罢黜到福州。

4.官医选拔与职责

历代宫廷医生的选拔，并没有固定的程式。一般说来，开国之时的御医多数是从民间中选拔有声誉的医家进宫。但随着国家医疗机构的成立，官办医学校培养的人才可以入选御医。此外也有子承父职，或将医官的子弟集中培养。御医的质量由于选拔的来源不同，其水平也就参差不齐。其中既有医家的精英，也有滥竽充数的庸医。

御用医家领取国家的俸禄，除担负为宫廷看病的职责之外，还要负责医学教育和卫生行政管理，并非只为皇帝一人服务。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恩德，也会派宫廷医家去为臣下或民众看病或者参与救治活动。春秋时吴、越相争，越王勾践为了笼络民心，就派医生去看护即将分娩的民间妇女。清太医刘裕铎就为当时的大学士张廷玉看过病。

历史上御用医家最显赫的功绩是医学教育和医书的整理编撰。有许多著名医书出自医官之手。例如隋太医博士巢元方编撰了著名的《诸病源候论》。宋代的校正医书局虽说是以儒臣为主，但也有医官参加。那些打着“御纂”旗号的书，如《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医宗金鉴》等，实际上都是医官主持编写。如《太平圣惠方》的真正主编就是御医王怀隐。历史上由官医撰写或者整理的医书有数百部。由于医官们可以有国家藏书的便利，因此一般来说，官医编写的书大多资料丰富，影响比较大。

医官的学术水平和临床能力一般被认为是一流的，多称“国医”。医官有时还作为国家的友好使者，出使外国完成医疗或教育等任务，或接待外国医学使团，讨论学术。中国和朝鲜的医官就多次进行学术交流。宋代多次向朝鲜派遣医官团，去为朝鲜国王治病，或者从事医学教育，随行还带去许多药品和书籍。

久处宫廷的御医，由于皇家病种的稀少单调，用药又多受限制，就会导致应变能力降低。若御医遇病束手无策，朝廷就会下诏向全国征召能人。有时连皇族的痢疾、咳嗽都需要请民间医生治疗。宋《夷坚志》记载韩太尉得急病，皇家派御医王继先去诊治，王诊完说这病无法医治了，就回去复命。这时有草泽医路过门口，韩氏的儿子就请他进来看看，结果韩氏被草泽医用针灸等法治好了。由此也就落下了“御医不如草泽医”的说法。清代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御医也成了历史的陈迹。

坐地行医

这是一类有固定诊所或行医地点的医家，包括市医、坐堂医、草医、土医等。“市医”即在市镇开业的医家，古代医家以他们的人数最多。本节之所以不用“市医”为题，是因为这个词在儒医兴起以后，带有市井俗医的贬义。坐地行医的医家服务对象是市民，他们不像走方医那样萍踪浪迹，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信誉，才能立住脚跟。

《荀子》记载“良医之门多病人”，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坐地行医者了，但没出名家。其时名医如扁鹊，乃游动行医，并无固定处所。到汉代，坐地行医就比较普遍了。王莽时期坐地行医者和其他市场服务行业的人一样，市场坐肆的收入要交纳一定的税金。

早期服务于平民的医家，有一类是能医能药的卖药人。汉代潜山崔文子，“卖药都市”，后来疫病流行，他就施一种“黄散”，活人以万计。另一个著名的卖药人是隐士韩康，他采药于名山，卖于长安，历30余年。汉代还有一个卖药老翁叫壶翁，悬壶卖药于市。当后世医、药逐渐分家之后，这样的卖药兼治病的医家退到主流医学之外，但依然存在于乡间，被称为草医、草药医或土医。他们土生土长，用一方草药治一方人，不同于游走不定的走方医。他们用药多凭经验，药味简单，好用鲜药，药性一般比较强烈。草药医虽然在医家中地位低下，但他们的用药经验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主流医学中去。历史上有很多草药医凭单方、验方治好疑难杂病的记载。

药店“坐堂医”最早起于宋代。宋代商业打破了唐代的坊市制，药店林立，竞争激烈。此时出现了“当铺郎中”的情况，“当铺”就是在药铺当班的意思，“当铺郎中”就是坐在药铺看病的医生，也就是后来的坐堂医。一直到现代，许多稍有规模的药店还聘有坐堂医。好的坐堂医，方便病家，又帮了药家。但品行不端的坐堂医实际上是现在所谓的“托儿”，不过是在帮助药店推销药品而已。

医家内部也存在市场竞争，这种竞争能改变医学的整体医疗方式，同时也促进了许多专科、专病医疗的发展。综观近2000多年来的医学发展，有一个大体的趋势，即趋于非伤害性医疗。如火烙法等伤害性医疗方式逐渐减少，医家内科用药趋于平和清淡，外科的手术日渐衰落、内托法盛行，灸法从直接烧灼皮肉疤痕灸过渡到艾卷灸法等等。在竞争中，医家必须技高一筹，才能赢得声誉。因此，医家若擅长某专科、专病医疗，有利于招徕病家。宋代《清明上河图》就有“专门接骨”的市招，南宋还有专门种假牙出名的陈安上。历史上以一技之长出名的医家非常多，如浙江木扇陈家的妇科、安徽歙县郑氏的喉科等。

市医中既有家传医学、师徒授受，也有自学成医者。宋代以后，大批儒生投身医业，多为自学医书。医家来源不同，业医的动机不同，都会影响到医家的医疗行为。市医的生活来源依靠病家，在如何争取病家方面，情况最为复杂。许多道德高尚、医术精良的医家，依靠的是真才实学，为病家服务。历代史书、地方志、笔记小说中，记载了数以万计的医德高尚、技艺精良的名医，他们是古代医家的脊梁。明代萧京盛赞“德医”风范：诊病不分贫富，就是佣工乞儿，也一视同仁。遇到奇病，自己不明，就请病家再请高明。病家遇急来请，不避风雨。地方志经常记载疫病流行之时，许多医家不顾个人安危，全力赴救，被一方百姓铭记。中医历史上也不乏庸劣之医，但他们从来就是遭贬斥的反面角色，决非医家主流。

坐地行医的各类医家多为单门独户开业，“各承家技”，较少医家内部的交流。但到了明清之时，这种情况略有好转，局部地区的医家交流频繁。明隆庆二年（1568年），名医徐春甫发起，组成了“一体堂宅仁医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医药学术团体。参会者是各地在京行医的46名医家，其中有汪宦、巴应奎、支秉中等素养很高的医家。该会有22项会章条款，其宗旨就是努力钻研《内经》与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震亨等四大家的医学思想，并有一系列的行医道德规范条例，如“深戒徇私谋利之弊”、“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戒贪鄙”、“恤贫”等等。

清初浙江医家张志聪在杭州胥山开办侣山堂，聚众讲学，师生互相质难，借以提高医学水平，培养了一批素质很高的医生。以至于当地医风大振，有“武林医薮”的美称。民国初期，西医传入并日渐强大，迫使全国中医联合起来抗争，中医有了自己的各种学术团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体制改变，使得医家私人开业者较少，绝大多数进入了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的医院，而后者也成为中医队伍的主力。

摇铃走方

走方医得名于“负笈行医，周游四方”。这一群体属于古代江湖社会的“皮门”，所以又叫“江湖郎中”，也因此带有江湖人的神秘色彩。春秋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游走各国行医，故走方医将他奉为本行业的始祖。东汉华佗是走方医供奉的另一位行业尊神，华佗神奇的医疗技术和传奇的孤傲性格，被走方医用来点缀其历史渊源。宋代走方医活动非常活跃，明清时期走方医数量和种类急剧增多，笔记小说所载他们行医的故事，或褒或贬，非常诡异。

走方医有一个标记性的行头“串铃”。他们走乡串户，振摇手中的串铃，以清脆响亮的铃声招徕顾客。宋代李唐的“民间医师手术图”记载，一名走方医正在村边户外治疗患者的背痈，随行的小徒弟脚边就摆着一个串铃。故走方医又名铃医。

走方医的串铃又称为“虎撑”或“虎刺”。“虎撑”一名的来历神话色彩很浓。相传宋代有个叫李次口的人在山间遇一病虎求治，此虎被一根骨头卡住了喉咙，痛苦异常。李次口本想伸手去拔除虎喉之骨，又怕老虎痛时咬住自己的手。于是他用一个铁环上下撑住虎口，手从环中伸进虎喉，取出骨头。这个铁环因此得名“虎撑”。宋代这个故事的主角后来又被换成唐代名医孙思邈，故事中被治愈的病虎也成为孙思邈的坐骑，随时跟随着他。

“虎撑”显示了民间医家的智慧，这是一个中空的铁环，里面有可滚动的金属球，只要一振摇，就会发出哗啷啷的响声。考究的“虎撑”，外面铸有各种符号或图案。今存的宋代“虎撑”，一面铸有八卦，一面铸有七星、三星、金乌（日）、玉兔（月）。

刘完素

走方医游食江湖，“摇铃求售”，必须有一套迅速取得病人信任的办法。他们内部使用着特殊的“市语”，有着一整套笼络病家的方法，也掌握了一些普通市医很少采用的医疗技术，甚至有自己的专书和秘不示人的授徒教本。现存最早的走方医专书是明代江湖散人王武烈编的《秘传神仙巧术各色奇方》（1593年），而最有影响的走方医著作是清代赵学敏整理编撰的《串雅》（1759年）。

现存的走方医专著中披露了他们的许多治疗秘法。他们主要靠“四验”，即取牙、点痣、去翳、捉虫，迅速取信于民。其中含有像去翳、捉虫这样蒙人眼目的骗术。如去翳，走方医将“光明子”（罗勒的细小种子），放进病人眼睑，片刻后取出该药，种子周围即有一层白色的翳膜，很像一只蒙有翳膜的小鱼眼睛。走方医将这层翳膜说成是他们能即时去翳的证据。实际上这是因为“光明子”表面有一层黏液质，被眼泪水湿润后膨胀而成的白色翳膜状物。至于“取牙”“点痣”，倒是要些真功夫。“取牙”采用加工过的砒霜点牙根，危险性很大。“点痣”则用腐蚀性很强的石灰、巴豆、碱水去点灭疣痣。这样的方法倒是可以立竿见影，但尤其需要精熟的技巧。操作不当，完全可能造成伤害性的后果。一旦引起事故，走方医会一走了之，令人无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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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方医治疗的三字诀

走方医治疗有三字诀：贱、验、便。“贱”指药品价廉易得，“验”指即时见效，“便”指治疗方便。他们的药方特点有四：顶、串、截、禁。“顶”是催吐药，“串”是泻下药，“截”是治疗疟疾的药，“禁”是一些符箓禁咒之类的方法。走方医的原始手抄本记载了以大黄为主的“串药方”，通过催吐或泻下，有时可以把一些体内的积滞迅速排出去，从而治愈疾病。一般市医为求安全保险不太敢用的吐、泻方法，成了走方医的治疗法宝，使用毒药治疗疮疡肿毒等外科疾病也是走方医的常用手法。明清以后，走方医急速发展，形成了许多分工不同、形式不一的走方医群体。

最常见的一类走方医形像是一手拿着“市招”，即一种广告式的幌子，胳膊肘上挽着药囊，另一只手顶着串铃，走街串巷；还有一类则以卖膏药为主，他们或以武术来吸引观众，然后宣传其膏药；或撂地为摊，当场治疗，也有的假扮成游方的僧尼、道士，四处行医。他们奉行的行规是：“志欲傲，礼欲恭，语欲大，心欲小。”意思是给人形象是志高气傲，但礼数恭敬；敢说大话，处事却很小心。

除了古代走方医的医术中包含了许多有效的简验便廉的治疗方法外，也有一些真才实学、能为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地区服务的好医生，当然，这类行医者中，也不令利用欺骗手法蒙哄病人，从中渔利的。走方医产生在古代，当今也仍然存在，多称为“游医”。他们还是保留游动的特征，但是欺诈蒙骗的方式已经与古代大不相同。

道、僧之医

中国历史上不少道人和僧人兼带行医。那么，他们所用医术与中医相比较，是否有所不同呢？

1.道教与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医是一种职业，道教是一门宗教，这就决定了两家的活动并不相同。古代，无论是方士还是道人，他们追求的都是神仙与不死。道教所用吐纳导引，房中采补，辟谷食气，炼丹服饵，都是为了神仙与不死，其中必然要涉及养生和用药。因此，有些道人也深懂医药之道。南北朝时的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就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陶弘景认为，道经、仙方中的药物，也要遵从本草（即中药学）用药道理，但用药、制药方法却略有不同。医家用药为人治病，方士用药为己长生。所以同样一味药，使用目的却完全不同。如黄连，“世方多治下痢及渴，道家服食长生”。道家多用矿物类药，如丹砂、云母、金屑等，而医家多用的人参、当归、黄芪等却不是道家所需。尽管如此，他们所用的药物也有交叉重复，用药之理又基本相同。陶弘景整理了《本草经集注》一书，为此后的本草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毕竟是一位道教人物，经他的手整理的本草书，自然也就保持了医、道合流的风貌。早期的“本草”书大多囊括了医、道两家的用药内容。

汉代以后，道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主要在养生和药物方面。道士中有的为人治病，或为传教布道，或出于喜欢医术，乃属个人行为。道士行医，方法不一，或采用源于巫术的符水符咒，或采用中医的方法，并没有完全独立于中医之外的另一种医学。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所著的医书《肘后方》，为医家所推崇和使用。

《道藏》中的《备急千金要方》、《图经衍义本草》等许多医药书，实际上本是中医用书。唐代孙思邈、王冰，宋代王怀隐，都是医、道兼通的佼佼者。北宋政府整理《开宝本草》时，专请道士马志参加，就是因为那时的道士往往掌握了较多的药物知识。但是随着道教烧丹炼药之风渐熄，医家用药飞速发展，本草中的道教影响越来越小，临床药书基本上是医家用药知识。宋代以后，医、道的联系越来越少。山林道观中的道士虽不乏知医懂药者，但他们不以治病为业，更少著书立说。

《道藏》书影

由于医学名家中有一些道教人物，因此在一般民众眼中，似乎道教对医术别有一套。利用民众这般心理，明清时有的云游道士借看病为名，行诈骗之事。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以道士身份为掩护的江湖骗子。明清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这类人，如《醒世恒言》中就提到，他们“都是走方光棍，一昧说骗钱财，何曾有真实学问”。这些败类毁坏了道教的名声，他们的作为实在与道教无关。

2.僧人与医

佛门的僧医情况与道教有所不同。佛教来自印度，而印度的古代医学是非常发达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印度医学也随之步入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活跃的僧医。

著名的僧人于法开是中国首位擅长妇科的僧医。他认为医术可以自利、利人，故借医术以助传教。据记载，他曾在旅途中用羊肉羹拯救了产难。在他之后的释昙鸾，也曾用母鸡补产妇之力而拯救产难。僧医救死扶伤，突破了沙门的身手不触近妇人之戒。唐代长安寺庙有赐子的“竹林神”，为妇女所崇信。宋末，南京凤井寺僧慧明把他的妇产科知识传给浙江萧山竹林寺僧静昙。明清以后，竹林寺治疗妇科疾病名声鹊起，留下了很多著作。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出了很多著名僧医。其中支法存、仰道人善治脚气病。齐梁间的释深师，撰有《深师方》，其佚文至今留存在《医心方》等书中。释慧义善治因服寒食散引起的疾病，撰《寒食解散杂论》。胡道洽（或因避讳称为“胡洽”）精于医学，撰《治卒病方》。释昙鸾还曾经和陶弘景切磋过医学。唐代最为著名的僧医是鉴真和尚。鉴真（688—764年），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高僧，深谙医药知识。唐开元间，应邀东渡传经，11年间经历六渡，始抵日本岛，带去了大量的中医书籍、药材与成药方。

佛教医学的眼科对中医眼科影响很大。佛家认为“龙树”大士能治眼疾，所以眼科书多用《龙树菩萨眼论》之类的名称。其时外来僧医的拿手好戏是金针拨内障最拿手，即用针将眼白内障拨去，这一技术至今沿用。唐代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诗说：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噱？

佛教医学虽然无法动摇中国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却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敦煌壁画中有许多医药相关的图画，其中有以杨枝揩牙净齿图。杨枝揩牙也被收进了《外台秘要》。佛教传入也带来了“福田”、“悲田”院之类的救贫医院。佛家的慈悲为怀，使这类的救济院为救治贫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有人说“沙门为一大养济院”。

唐代以后，中国的佛教已逐渐本土化，印度的新医学知识不再续来。因此宋以后僧医所用，还是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金元刘河间学说的传入就有荆山浮屠，他虽然是和尚，但接受的却是河间医学的衣钵。清代非常有名的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其所用治疗方法也找不到外来医学的影子。一些信奉佛教的居士，偶或把佛经里面的一些主张拉进医药学中来。例如明末的卢复、卢之颐都笃信佛教，他们的书中常以佛理阐发中医医理。历代佛门弟子施医舍药、救济贫病，但他们在社会医疗群体中并不是主力。

和游方道士中的不良分子一样，明清之时游方的和尚中也有一些道德败坏的奸僧。这些人“作道妆、僧服”以为掩护，行骗取钱财之实。以至于明、清乃至民国间的文学作品中，游方僧、道的名声甚差，这其实与佛门、道教没有任何关系。

祖传世医

《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最通行的解释是医学难精，必须数代积累经验，才能有所作为。父子相传，是古代中医教育的重要形式，故历史上屡见世代相传的医学世家。

历史上较早而且名声很大的医学世家是南北朝的东海徐氏。这一家族名医辈出，其中徐秋夫擅长针灸。相传徐秋夫曾以稻草扎成人形，按穴施针，治愈鬼病，故有“秋夫针鬼”的神话。秋夫之子徐叔响，史书记载他撰写的医书就有近10种。秋夫另一子徐道度，长于儿科。因腿有疾，特许乘轿进宫给皇子看病。道度之子徐文伯、孙徐雄，都是一代名医。徐雄之子徐之才，所撰《药对》有佚文存世。徐之才受封为西阳郡王，故人称“徐王”。徐之才总结祖传八代的经验，撰成《徐王八代家传效验方》等书。其后裔到明代还有行医者，可见这一医学世家绵延了数十代。

大凡医术久传的家族，多有名声显赫的开山先祖。南宋世医陈沂（素庵），其先祖是五代后唐名医、《食性本草》的作者陈仕良。陈素庵因治愈宋高宗赵构妃子危疾，皇帝赏他“御前罗扇”。凡宫中人有疾，招陈沂入宫，只要陈沂持扇，侍卫不得阻挡。陈沂后来官至翰林金紫良医。他的子孙散居浙江，世代以妇科扬名。为了显示家学渊源，陈氏子孙刻木为扇，将仿制的宫扇竖立在诊所前作为招牌，故人称“木扇陈”。陈氏家族的名医很多，陈素庵的裔孙陈谏撰医书《荩斋医要》（1528年），也不忘在书前绘上其先祖持扇的肖像。直到清道光时，陈氏子孙在浙江嘉兴角里街诊所前仍然竖有木扇，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

和“木扇陈”相似的医学世家还有“金钟李”。其始祖是宋代的小儿名医。据说因治愈皇子胫骨溃疡，得到皇帝赏赐的金钟。从此以后，其后世习医者，就在门前悬挂金钟的复制品，以为市招，人称“金钟李氏”。到15世纪，开封著名儿科医生李信，就是“金钟李”的传人。

延续到当代的最著名的医学世家是青浦（今属上海）何氏，据说从南宋至今，已经传了近800年，历28代。其始祖何侃，绍定（1228—1233年）中当了个小官，后归隐于医。何侃没有得到木扇陈、金钟李那样值得炫耀御赐之物作为招牌，但其后裔却出了数十个名医。仅第16、17两代，就有67人行医。担任太医院使、御医及医官者亦不少。何氏历代名医留下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何镇有《本草纲目类纂必读》、《何氏家传集效方》、《何氏济生论》等书；何其伟有《医学妙谛》、《瘟疫编诀》、《世济堂医案》等书。何氏家族精于临床，故今有传世的《重古三何医案》（何元长、何其伟、何鸿舫）。何鸿舫（1821—1889年）精医工书，他留下的医案不仅为医家所重，也是书法的珍品。何氏传人何时希，虽已不从事临床，但他编纂的《历代中医人物传录》对医学也作出了贡献。

医学世代传家，有利于医学经验的积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约1518—1593年）就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其父李言闻撰有药学著作《蕲艾传》、《人参传》。李时珍攀登药学高峰，撰成《本草纲目》，其中也包含了他父亲积累的药学知识。清代，安徽歙县出了一个以治疗喉科疾患著称的郑氏医学世家。在前代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郑梅涧（约1727—1787年）撰成喉科名著《重楼玉钥》，成为当时治疗白喉的重要参考书。

医学世家在古代乃至近代屡见不鲜，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医业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自然也面临医疗市场的竞争。医家为了保持市场竞争的优势，宣扬家学渊源，保守祖传医疗秘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某些医学世家甚至有传子传媳不传女的祖训。“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古训，又助长了社会上对医学世家的崇拜和敬畏。因此，在个体行医盛行的时代，强调祖传医学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中医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祖传世医已经不如古代那样有市场了。

第三节　古代医学发展趣味故事

最早的医学分科

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及氏族社会后期的祖先崇拜，发展到殷朝（公元前18—公元前12世纪）奴隶制时，便成为一种具有神教本质的巫教。巫教崇拜“天帝”和祖先，并以祈祷和占卜的姿态出现，因而殷代的医学，基本还是脱不了巫医的形式。例如传说著第一部《汤液经》的伊尹，他便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教主。尽管当时的医学带着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对疾病的认识方面是有很大成就的。

殷朝的文字主要是用刀刻在铜器（青铜）、龟甲和兽骨上面的。据考古学家目前已经获得的甲骨文字材料，便有头病、眼病、鼻病、耳病、口病、牙病、舌病、喉病、心病、胃病、手病、臂病、关节病、足病、趾病、骨病、瘤病、跌伤病、产妇病、小儿病、流行病等21种疾病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殷朝时候对疾病的认识，已经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按照生理的部位来定名了。

到了周朝（公元前1122—770年）对疾病的认识分析得更加细致，其中最主要的是把一年四个季节中多发性的流行病提出来了。如古书《周礼》记载：一年四季都有流行性的疾病发生，春季里流行感冒头痛病，夏季里流行疥癣一类的皮肤病，秋季里流行疟疾，冬季里流行咳嗽气喘的病。这和现在疾病流行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周代对疾病发生的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甲骨文

由于殷周时期具有认识疾病的丰富知识，治疗方法亦有较大的进步。在另一部古书《吕氏春秋》里看到伊尹提出治疗疾病的原则说，如果能使人体不断地吸收新鲜的东西，排泄陈腐的东西，肌肤血脉就通畅无阻了，精神正气自然会逐渐增加，把病邪完全驱除掉，这样就可以使患者获得高龄。这种论据是完全科学的。

据目前可以查考的文献记载，周朝使用的药物最少有100多种，如现在最常用的车前草、贝母、益母草、青蒿、黄芩、白芍、茅根、花椒、葛根、甘草、艾等等在周朝便已经有了。这些有疗效的药物，通通由医师专门负责管理起来。

那么，古代医学为什么会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有了较好的医学分科和医事制度。

周朝把医学主要分作四科：（1）食医。（2）疾医。（3）疡医。（4）兽医。食医是专管饮食卫生的，研究一年四季中不同口味的饮食烹调；疾医就是现在的内科医生，所有内科范围内的疾病，都归他治疗；疡医治疗肿疡、溃疡、跌打损伤等，包括现在的外科、骨伤科；兽医专门治疗兽类的疾病，和现代是一致的。

周朝的医药卫生人员编制也是较完善的。医师的职位最高，由他领导四科的医生。医师下面设2个“上士”，就是一等一级医生；四个“下士”，就是一等三级医生；还有两个保管人员，当时叫做“府”；两个办理文书的，当时叫做“史”；还有“徒”20个，也就是办事员，这些都是卫生行政人员。四科的编制是：二级食医两个，二级内科医生8个，三级外科医生8个，三级兽医4个。

他们对医药卫生人员的要求也相当高，每年的年底考核他们的治疗效果以确定来年的薪俸。治愈率达到百分之百的为上等，治愈率百分之九十的为二等，治愈率百分之八十的为第三等，治愈率百分之七十的为第四等，治愈率百分之六十的为下等。每年的年底考核他们的治疗的效果以确定来年。

同时，人死了不仅要登记，还要由主治医生把治疗经过写出来报给医师备查。不仅对内外科医生要求这样严格，就是兽医的治疗效果，也得照样上报，作为年终检查成绩的主要材料。

以上说明祖国医学在公元前1000多年这样早的时期，便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对繁荣民族文化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相反，我们知道当时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医学，还处在普遍求神赶鬼、画符念咒的时代，医生医死了奴隶主，要被处以断手罪，医死了奴隶，也要赔偿一个奴隶。

科学行医的开始

社会发展到东周以后，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2），由于宗族制度的破坏，土地私有制度已经形成，对农业生产起着推动作用。仿制工具已开始应用，工商业也跟着发展起来。因此在文化上的创造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人类的知识得以提高。

扁鹊庙

在医学方面，鬼神致病的观念发生了动摇，人们已逐渐懂得生病要请医生吃药，而且还要请富有经验的医生。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如果医没有行到三辈人的，不要随便吃他的药。”外科医生要医好过折断三次手膀的，才算有经验。扁鹊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就是当时最有经验的名医。

扁鹊生长在河北省任邱县，姓秦，他真名叫越人。本来他家是经营旅馆业的，曾经旅馆里住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是很有学问的医生。聪明的扁鹊认识到长桑君不是一个平凡的医生，便很尊敬他，处处给他方便。长桑君亦看中了扁鹊的聪明，非常喜爱。一天，长桑君把扁鹊叫到寝室里去，低声地对扁鹊说：“我年老了，有很多灵验的方药，想传授给你，你愿意吗？”扁鹊非常高兴地同意了，把长桑君的灵验方药都一一记录下来。随后扁鹊依照长桑君传授的方法给别人治病，效果很好，在不断的实验和研究中，扁鹊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名医。

史书上记载着扁鹊医好危险重病的故事：有次他到山西，当地一位权威很大的官，叫赵简子，怀着野心，想要夺取山西晋王的位子。想了很久没有实现，卒然害病就昏迷了5天，人事不省，扁鹊摸到他的脉搏还在不断地跳动，又了解到他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便断定赵简子是由于过度用脑，一时昏晕，并没有死，果然不出3天就清醒过来了。

又有一次，他到了陕西（虢国），这里的王太子害了重病，四肢冰冷，知觉丧失，一般人都以为太子已经死了，于是忙于办丧事。但是很奇怪，太子死了半天多还不收尸（不僵硬），扁鹊先从旁打听清楚了病情，再进行诊断，发现太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两股内侧并没有完全冷却，便断定是假死。当时他就在太子头顶的正中“百会穴”刺一针急救，太子一会就苏醒了。同时在两肋下用温热药包来敷，太子很快便能坐起了，后来吃20多天的药，竟完全恢复健康，扁鹊的名声从此愈来愈大了。

过了一些时间，他到了山东，山东齐王的太子桓公午听说扁鹊到了，便殷勤地招待他。扁鹊观察出桓公午有病，便告诉桓公午说：“你身上已经有了病象，不过还浅在皮肤里，如不及时治疗，可能演变成严重疾病。”

桓公午不相信，总以为医生都是贪名好利的人，企图医治没有病的人来宣传自己的医术，因此不听扁鹊的劝告，不肯医。

又隔了10天，再看到桓公午时，扁鹊郑重地说：“你的病已经蔓延到肠胃，再拖延下去，恐怕今后就来不及医治了。”这回桓公午更不高兴了，仍然不理睬扁鹊。

又过去了10天，扁鹊看见桓公午，望望他的脸色，便急忙溜了，桓公午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要跑？扁鹊说：“病在皮肤，并不深入的时候，用点汤药或者熨药，便可医治好；等病影响到了血脉时，也可以用扎金针的方法治疗；病既伤了肠胃，都还可以想点方法来配药酒吃；可是现在桓公午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了，我是没法医治了。”

不久，桓公午就全身发烧、疼痛，急急派人请扁鹊时，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桓公午终于因无法医治而死去。

扁鹊既有这样高的本领，因此群众都把他看作活神仙，到处传说扁鹊连死人都医得活，扁鹊却很谦虚地说：“我哪里会医活死人呢？只是病人没有真正死的时候，我能仔细地诊断出来，设法医治就是了。”

这时一部分人还相信害病是由于鬼神在作怪。如孔夫子害病，他的学生就主张求神。晋国的国王害病，也说是有两个小鬼害了他，所以巫医还在当时继续存在并危害人民。扁鹊是坚决反对鬼神迷信的，他告诫群众不要被巫医欺骗，他说：“害病相信巫神，不相信医生，他的病就不能治疗好。”这样教育群众，有很大的益处。

扁鹊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和钻研学术的毅力都很大。他路过邯郸，邯郸的妇女很多害带病，扁鹊就住下来给她们医治。他不断地研究医治带病的方法，结果许多带病都医好了。妇人们非常感激他，群众说他是妇科专家。

后来他又从洛阳过，洛阳城里高年的人，多患五官病，尤其是眼花耳鸣这类的病很多，扁鹊耐心地给这些人医治，多数都恢复了健康。群众又称扁鹊为五官科专家。

有一次扁鹊到了咸阳，咸阳一带小儿的疾病很多，当地最著名的医生如李谧等，都医治不了，经扁鹊竭力救治，终于把威胁这些小孩子的疾病治好了。咸阳人都称赞扁鹊是小儿科专家，可是这件事却引起李谧的嫉妒，有一天，李谧派了一个杀手，把这位最为人民爱戴的医生刺死了。

由于扁鹊在医学活动中给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群众到处为他建庙立碑，现在他的庙还散见于全国各地，他的家乡仍被称为药王庄，并累世相传地纪念着。

古代的卫生防疫设施

古代的劳动人民为了战胜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很注重卫生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成为我国灿烂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代便有一部专讲卫生知识的书，叫《卫生经》。现在这部书虽失传，但是在其他各种文献里的卫生知识，还是非常丰富的。

1.水的清洁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凿井，认为凡凿井的地方总是水源好、又清洁的地方，所以“井”字的意义基本作清洁的“清”字讲。据周代《易经》记载，有泥的井水不能吃，这是由于地势太低洼的关系；已经破旧的井里的水，不仅人不能吃，就雀鸟也不能去吃。

为了保持井水的清洁，除选择优良水源外，在周代就知道烧砖来垒井，当时叫做“井厩”。井修好了，还要经常淘洗，保持清洁。

相传在原始公社时代，虞舜皇帝曾经亲自淘过井。春秋时代每年在冬末春初的时期，或在暮春三月，都要彻底把井清洗一次，重新换上干净的水。汉朝规定每年的夏至节日淘井换水，这淘井工作，当时叫“改水”和“易水”。他们在动员群众做这次工作时，便宣传说：“井淘得好，水里没有毒气，吃了不会害温病。”

2.修建下水道

群众居住的地方，废水排除得不好，会影响健康，古书《秘奥造宅经》记载暗沟里的秽水排除得好，就没有臭气，房屋既干净，人也不会害温疫病。因而古人很注重下水道的建设，最近在河北易县发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2年）用陶制的下水道管。此外，在文献里看到古代用石砌、铜铸、砖结的下水道，古书“三辅黄图”记载，汉代的萧何给皇帝修未央宫，宫里修一座石渠阁，这阁下面就用石头修成了较大的下水道，又叫御沟。

《啸亭杂录》里记载明代皇宫里的下水道说：“其中管粗数尺，皆生铜所铸。”在15世纪中国就有了金属铸造的沟管，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砖砌的下水道在中国城市中更普遍了，古书《通雅》记载用砖砌成的地下沟，叫阴沟；地上的叫阳沟。1951年10月，苏联专家调查北京的下水道，发现都是用砖砌成的，是明代的建筑物。明代到现在已五六百年了，经苏联专家仔细勘察，研究沟砖的侵蚀程度，证明再使用几十年也没有问题。这说明古代下水道的建筑是极坚固的。

同时，古人对下水道保护得也很好。在春秋时代，人民每逢雨季之前，就要清涤下水道，使它畅流无阻。宋代每逢新春，大街小巷的下水道都要检修，把所有污泥全部清扫出来，用船只运到乡村的荒郊去。这些处理方法，都是适当的。

3.清除粪便

粪便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之一，因而古代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很早以来就有公共厕所，在周代叫“井堰”，在汉代叫“都厕”，而且是有人管理的。在宋朝的都市里已有清除粪便的行业，据《梦梁录》记载，杭州城里，人口稠密，街巷小户人家，多半没有坑厕，只用马桶，每天自有出粪的人来收去，这行人一般叫做“倾脚头”，各有主顾，不能争夺。

这和今天各大都市处理粪便的情形很相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明令规定“不得在无耻处润泉”，也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的意思。

4.灰尘的防止和垃圾的扫除

许多传染病多从尘埃中得来，如结核病、沙眼等都是。所以如何防御灰尘和清除垃圾，古人早已留心。汉代有个叫毕岚的人，曾铸造多具“天禄蛤蟆”，也就是人工喷泉，以减少地面的灰尘。后来他又制造了两种较大的洒水工具，一种叫“翻车”，一种叫“渴乌”。

翻车就是利用机车引水，使水喷到较远的地方去。渴乌是用曲形的筒子打气，能够把水冲激到较远的地方。这些洒水工具，经常设置在“南北郊路”，路上的灰尘便减轻了许多。

清除垃圾，一向是中国人的良好习惯，所以远在奴隶社会的甲骨文字里，就有了扫帚的“帚”字。南朝时候（420—589），梁遂安县（浙江金华）的县官刘澄是个有名的医生，做事认真负责，非常廉洁，他很重视环境卫生工作。在他做县长期间，把城内外的街道打扫得非常清洁，路上经常发现不到一根乱草，全城没有一个秽水坑，蚊虫苍蝇很少。在今天看来，刘澄实为一个注重环境卫生的好县官，值得向他学习。

史书记载南宋（1127—1279）时的临安（杭州）街上，每天都有扫垃圾的人，维持街道清洁，到了一定时期，他可以向各家各户收取费用。

至于三天至五天洗一次澡，早晚漱口刷牙，以及饮食衣服起居的注意等个人卫生，在各个时代的文献中，都有丰富的资料记载，就不一一叙述了。

古代人为什么这样注重卫生呢？可以说这正是“思患而预防之”的预防医学思想在指挥着他们。所以《淮南子》（汉朝刘安著的书）说：预防可以少生病，要想不生病，就要做好预防工作。宋朝邵雍还写了一首宣传预防疾病的诗歌：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反为殃。与其病后能加药，敦若事先便自防！”

中药材大黄

他们是如何具体做好预防工作的呢？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用药物预防。据《山海经》记载，防虫（相当于现在的血吸虫病）药有8种，防疫药有4种，防五官病的药有8种，防皮肤外科等病的药有8种、防体内脏器病的药有4种，防兽病的药有1种。这些药都是在周秦间遗留下来的。

唐代名医孙思邈著的《千金方》书里载有“避温杀鬼丸”“雄黄丸”等药，这种丸药既可以燃烧避秽，又可以佩带在身边，还可以内服，其中的主要药料为雄黄、雌黄、丹砂、白芷、鬼箭等，都是杀虫灭菌的消毒药。古医书里所称的“鬼邪”，多半都是指肉眼看不见、而足以使人害病的病原体而言。

（2）利用节令，进行防疫工作。《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老少大小依次拜贺以后，每人都得吃点屠苏酒。屠苏酒是由大黄、白术、桂心、桔梗、蜀椒、菝葜、乌头等7味药用白酒浸泡而成的，吃了可以辟疫，不致传染温病和伤寒。

《月令广义》又说：五月五日，用朱砂酒避邪解毒，还可以涂在额、胸、手足心各处，能避免蛇咬，洒在墙壁门窗上，能避免毒虫。元旦端午这些节日是人民大众最不易忘记的，利用节日进行防疫不但在古代能起很大的作用，即便在今日仍有利用的必要。

（3）清灭传染疾病的动物和昆虫。古代人民在扑灭传染疾病的有毒动物上，也是尽了相当大努力的。在周代，政府便设有专门扑灭害虫的人员，属于“秋官”部门。负责驱除屋子里墙穴鼠洞中的一切害虫。驱除的方法，有的用热炭火，有的用毒酒。

由于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疾病的痛苦和对生产的妨碍，因而产生“防患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并积极行动起来，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古老的医书《内经》说：在疾病没有发作前，就制止住了，才算是上等医生。这里可以看到祖国医学对于预防工作的重视。

腹腔穿刺与药物灌肠

最早做腹腔穿刺的记录，是由《黄帝内经·灵枢·四时气篇第七十九》所记载的：“徒瘃，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篙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瘃，必坚。”瘃，在古代指的就是水肿，这里指的是腹腔中单纯性水肿。原文的意思是说，这种病可以在腹壁上用一种大的针穿刺，然后套进一个筒针，放入腹腔，把其中的水都放出来，这样腹部就比较结实坚硬，病情可得到缓解了。

比《黄帝内经》记载略晚一些的放腹水手术，是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提到的。该书“治卒大腹水病方第二十五”一章中写道：“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需腹减乃止。”

较上述两例晚一些的是，古印度医学中婆罗门时期的妙闻氏（5世纪）以及拜占庭医学中爱金那的保罗氏（625—690年）的著作中都曾提到用穿刺放腹水来治疗腹水，但其具体内容均欠详。

世界上最早的药物灌肠术，是东汉时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蜜煎导法”：“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鞭，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这一段记载，是说从肛门里塞进用蜂蜜熬成的栓剂，这种栓剂一头钝尖，一头圆，从肛门塞进直肠，不久便可把大便导出；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土瓜根和猪的胆汁，灌到直肠内去，得到通便的效果。

东晋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用灌肠器进行药物灌肠的世界最早记录。书中写道：“治大便不通，土瓜根捣汁。筒吹入肛门中，取通。”

这段记载从药物灌肠的记录来看，是次于《伤寒论》的。但是，《伤寒论》关于胆汁和土瓜根汁的记载，只说到药物，未提到器械。究竟怎样把药物弄到直肠中去呢？特别是像猪胆汁这类液态药灌进去，不借助器械，根本不可能，只有想法弄成栓剂。所以说，从器械药物灌肠看，葛洪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

古印度医学中也有药物灌肠，他们用的是油类，但记载的时间还不确切，尤其是关于器械灌肠，应以《肘后备急方》为最早。

催生丹与秋石

宋唐慎微编纂的《经史证类急本草》又称《证类本草》。本书全面总结了北宋以前药物学的成就，对于本草学的基本理论、药物名称、药性、主治、产地、采收、炮制等记述详细。《证类本草》中记载的用兔脑做催生丹用于妇人催产，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催产素。

《证类本草》卷十七兽部中品一节，在“兔”条下，有这样一段内容：

经验方云：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乳香二两，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来日是腊（日），今日先研……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贮，透风悬。每服一丸，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

这一段记载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它用的是整个兔脑。由于当时技术上的限制，要摘取兔子的脑垂体还有一定的困难，因而用全兔脑，其中就包括脑垂体在内，而且脑子里仅此一个内分泌腺，能保证其作用的发挥。其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催产丹”的制法。它并不按一般中药那样煎煮后服用，而是把兔脑放在纸上，用风吹干，然后用乳香末加入兔脑中，研成末。这样，脑垂体中的有效成分就不至于在加工中被高温所破坏，失去效力。

催产素是具有使子宫收缩的特效制剂，几乎可以说百发百中，所以书中说：“此神仙方，绝验。”

西医用脑垂体激素制剂催产，则是近代的事情，不过此时已经知道这是一种激素的作用。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他曾采录各种方剂编成《良方》一书。后佚。后人在传本中加入苏轼的医药杂论，改称《苏沈良方》。《苏沈良方》中提到的从尿中提炼“秋石”的方法，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和提取的性激素。

提炼“秋石”的方法包括“阴炼法”和“阳炼法”两种。其中的“阴炼法”比较科学，其具体步骤是这样的：取人尿三至五担，尿液新陈均可用，发臭味的尿液也可以用。先把尿液放入大盆中，加入一倍清水，用棒棍不停地搅拌达数百次，然后静置使其澄清后，倒去上层清水。取沉渣，再兑入大量清水搅，静置后取沉渣。这样重复数遍，直到沉渣不现任何臭味为止，这些沉渣便是秋石了。待其干燥后，便成为洁白的粉末。然后，用人奶汁和成膏，曝干。干后再加奶汁研膏，如此重复九遍，最后做成丸药备用。

还有一种方法（即阳炼法），是在尿液中兑入皂角汁，再用竹篦子来回搅匀，静置后取下层浊液，加清水再搅，最后取得少量下层浊液，把它熬干后取结晶，加上热水使其溶化，然后用筲箕过滤，直至熬得洁白如霜的结晶。然后，把结晶放在砂盆中加热，使温度增高至结晶升华为气，集气冷凝后复结晶再炼，如此几遍。最后所得结晶，便可做药。

根据沈括的记载，他用这种秋石做成的丸药，治疗了好几个病人，其中有的还是他的亲戚，甚至他父亲和他本人。古代秋石治病的适应证有“虚劳冷疾”（《本草纲目》），也就是虚弱症，而且要属于虚寒型的。人们认为它有滋补作用，即“强骨髓、补精血”等等。秋石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具有性兴奋作用，即“服者多是淫欲之人，借此放肆”（《本草纲目》引自《琐碎录》）。

最早的临床医学

东汉末年还有一位与华陀一样出色的伟大医学家叫张仲景，名机。大约生于公元150年，死于公元219年左右，活了70多岁。他是今河南南阳人，青年时候很有学问，曾经被荐举为孝廉，在50岁时曾做过湖南长沙的太守。

张仲景在10多岁的时候，已经读了不少的书。这时他的族人中有个叫张伯祖的，是极有声望的医生，他看到张仲景天资高，极聪明，肯钻研，便把他毕生所学都传授给张仲景。张仲景把老师的学问全部继承后，通过他自己若干年的经历，把张伯祖的医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一般人都说：张仲景在临床上辨认疾病的细致，比老师还高明许多。

张仲景行医在洛阳修武一带的时间最多。洛阳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城，张仲景在洛阳的群众中威望很高，有“经方大师”的称号，什么叫做“经方”呢？就是前辈人遗留下来的经验方药。

这些方药是很难掌握的，但一经掌握应用，效验特别好。同时经方的组织较严密，药味极简单，价格便宜，很适合群众的需要。张仲景最善于运用这种经验方药，所以群众称他做“经方大师”，亦最欢迎他。

有一个时期，张仲景在修武县行医，他认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王仲宣，他观察到王仲宣的神色不好，便告诉王仲宣说：“你身体里面已经有病根子了，马上吃五石汤治疗，或许可把这病根子拔掉。如果不及时医治，就会逐渐演变严重。到了40岁，眉毛便要脱落，眉毛脱落半年后，就会有生命危险。”

王仲宣这时不过才20岁，听到仲景这番话，心里很不高兴，以为仲景是在夸大自己的本领，便不听他的话，更不会吃药。隔了三天，仲景又遇见王仲宣，问他吃药没有？王仲宣便欺骗他说：“已经吃了。”仲景看看王仲宣的神色说：“你没有吃药，是欺骗我的，你的神色一点也没有好转，你为什么把你自己的性命看得这样轻呢？”王仲宣始终不信仲景的话，20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掉下了，眉毛脱落后的第187天，王仲宣竟然死了。

张仲景在长沙做太守的时候，适逢这年疫病大流行，仲景想出很多治疗方法来和疫病作斗争，终于战胜了疫病，医好了不少人。现在长沙北城还有张公祠，就是当时群众修建起来纪念他的祠堂。

“医圣”张仲景

大概在公元195—204年前后，疫病流行得很厉害，其中尤以伤寒病的死亡率最大。这段时期张仲景的族人害伤寒病死的约占7/10。张仲景眼见到这种情况极为悲痛，除尽量想办法抢救外，还不断钻研经典着作《内经》、《本草》等，写出治疗伤寒病的原则和方法的《伤寒论》，使一般医生照着这个书治疗伤寒病，就能不犯错误，提高了疗效。这个书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人根据他的著作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

有部研究琴的古书，叫《古琴疏》，里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张仲景有一天到桐柏山去采药，有一老人来求他看病，张仲景诊察了这位老人的脉搏后，很惊奇地说：“为什么你这手腕现的是兽脉呢？”老人便告诉张仲景说：“我并不是人，是这泽山里地老猿猴。”仲景便在腰包里取出两颗丸药给它，老猿猴拿去一吃就好了。

第二天，这老猿仍然变成老人，抱了很大一根木料来送给张仲景，他说：“这是一万年以上的古桐树，人间最难得的。”张仲景便请匠人来把古桐制成两张琴，一张叫做古猿，一张叫做万年。尽管这是神话，但从故事中可以了解到群众对张仲景的爱戴。

张仲景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河东人卫汛，一个是曹魏人杜度，都继承了仲景的学问，写了不少医书，可惜都失传了。

张仲景不仅是临床治疗经验丰富的名医，而且学问渊博，著述很多，据史书记载，他著有《黄素药方》25卷、《辨伤寒》10卷、《疗伤寒身验方》1卷、《评病要方》1卷、《治妇人方》2卷、《五藏论》1卷、《口齿论》1卷、《脉经》1卷、《五藏营卫论》1卷、《疗黄经》1卷。他是汉代以前有这样丰富著作的第一个医生，可惜除《伤寒杂病论》还存在外，其余的都失传了，这是祖国医学很大的损失。

张仲景距离现在1700多年了，群众还是尊称他做“医中之圣”。他仅存的一部《伤寒杂病论》仍然脍炙人口，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

妇幼保健的源起

古代医学发展到唐朝（618—907年），各方面都在进行总结，其中总结得较全面的首推孙思邈。在他进行全面总结古代医学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妇幼保健问题，这是前人少有做过的工作，也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孙思邈是陕西耀县人，唐代著名医家。大约在公元581年时生于耀县东北15里的孙家塬，7岁开始读书，每天能背诵1000多字。满20岁时，孙思邈便精通诸子百家的学说，隋文帝曾请他去做官，他不肯去。后来唐朝统一了中国，唐太宗、唐高宗都曾经请他做官，他还是一概谢绝，一心钻研医学。

孙思邈为什么把医学看得头等重要呢？他认为人类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的价值是千金也不能换得的。他采集唐以前的许多医药文献，结合个人从医经验，编写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尤其重视妇科和儿科。他认为继续人类生命的首先是妇人和小孩，因此在他的总结中，便把妇儿科放在头等地位。

《千金方翼》开首的三卷就是妇人方，他认为妇女既有特殊的生理，也就有特殊的疾病，妇女疾病该另有系统。他写成了妇人方三卷，还在首页上强调地提出，凡是懂得养生道理的，都得教育子女们学习好这三卷书，通晓其中的道理。没有疾病时，可以保养身体，万一有了疾病，也不会仓皇失措。尤其是已经做了母亲的，更要好好地学习，每个做母亲的都能够抄写一本放在身边更好。

妇人方从求子到调经，包括整个妇人的特殊疾病，确是一部很好的妇女卫生手册。如关于孕期卫生，他说：妇人怀孕时，住的地方要简洁安静，尤其是调养性情，节制嗜欲，不使受惊恐。临产时不必忙乱恐慌，旁边的人也要安稳谨慎，不要说生得快了、慢了，更不要露出不安的样子，免得使产妇心里紧张，引起难产。小儿初生下时，先用指头裹棉花，擦去小儿口里和舌头上的淤血，如果不及时擦抹，小儿一哭，咽下肚里，会引起许多疾病。假如小儿落地后不出声，可用暖水洗浴，或向小儿呵气，或用葱白当做鞭子，轻轻地打小儿的身体，使小儿哭出声来。

孙思邈

孙思邈对下一代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他说：“延续人类的生命，应该以培育幼苗为切要，如果没有小的生命，也就不会有大的生命。由小及大，这是常情，不能颠仆的。所以我研究医学，总是以妇人小儿为首要，依次才研究大人、老年人，也就是生不忘本的意思。”故此，孙思邈对一般忽视小儿保健问题的人非常反对。他说：“有的医生讨厌婴儿的乳臭气味，不肯亲近它，这是莫大的错误。”

孙思邈在小儿卫生和护理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小儿幼弱，肌肤还不太健康，衣服不要穿得过多，过多了反而还损害他的皮肤血脉，不能抵抗疾病。在晴天，最好让小儿多见阳光，乳母和小儿都应该在晴暖无风的阳光下多玩一会，使其气血流通，肌肉肥健，能够抵抗风寒，不害疾病。假如少有见阳光，肌肤就脆软，容易生疾病，好比阴湿地方的草木，很少见到阳光，那是不容易生长起来的。”

孙思邈还认为给小儿喂奶的次数和奶量，都应当有一定的限制，既不能饥，也不要过饱；选择乳母，应要求性格和蔼，身体健康，没有疾病的；并要求乳母在喂奶前先把乳房里的宿奶挤去，然后喂饲；也不要让奶汁直射小儿口中。如乳母在睡觉时，最好不要让小儿继续吃奶，免得小儿不知节制，吃得过饱了。

此外，他还提出要多给小儿洗澡和换衣服，洗澡的水温度要适中，时间不要太久。洗澡后在小儿腋窝或阴部涂上细粉，以防湿疹。这些主张都有它的实际意义。

从上面他对妇人小儿那些主张看出，《千金方翼》这部书流传到现在仍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确不是偶然的事，它在中国妇幼保健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孙思邈的书不仅在中国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邻国朝鲜和日本的汉医。

前面已经说到孙思邈的《千金方翼》，是他对祖国医学的全面性总结。全书分232门，包括妇人小儿、脏腑症结、针灸方药、内外诸病、养性炼气等，上面列举的只是它书里较突出的一部分。

由于孙思邀对医药卫生事业有伟大的贡献，他在公元682年死去以后，人民一直纪念着他。特别是他的故里——陕西耀县孙家塬，对他更是尊敬。孙家塬里至今还保留有孙思邈的祠堂，祠堂中有孙思邈的塑像和他父母亲的塑像，在祠堂前面还有他先人的茔地。

耀县城东约三里，有一座山，原名五台山，因为孙思邈曾在那里隐居过，后来便改名药王山。药王山的风景很幽美，山上现在仍旧保留了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庙里有拜真台，相传是唐朝的皇帝见到孙思邈在医药上贡献很大，又不肯做官，故封他做“真人”。庙里还有太玄洞，是孙思邈隐居的石洞，现在洞内还有孙思邈的塑像。

洞旁一座亭子中，竖立着8座石碑，叫做“千金宝要碑”，是公元1124年（宋朝时候）刻的，上面有《千金方》的部分药方。庙里还有洗药池，据记载是孙思邈当年洗药的地方。此外，药王山的南山上还有一座公元1081年刻立的石碑，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孙思邈的平生事迹。

医院的建立——病坊

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汉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经有了。那年黄河一带发生旱灾，瘟疫流行，皇帝刘衍选了一座较大的屋子，设置许多医生和药物，免费给老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的临时时疫医院。

又到了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被提升为中朗将，率领大队人马在甘肃陇坻一带作战。适逢军队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达30%～40%。皇甫规便租赁大批民房，设置医药，把病员都集中起来一起治疗。他还每天去看士兵们的病，当时军队中的这种医疗组织叫做“庵庐”，就好像是现在的野战医院。

南齐永明九年（491年），吴兴一带大水，疫病流行，竟陵的王萧把自己住宅拿出来，设医置药，收养贫病，这可能是中国私立慈善医院的最早形式。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元宏）曾在洛阳设立“别坊”，派遣了4个医生，购备许多药物，凡是贫穷害病无力医疗的，都可以在这里就医。在永平三年（510年），南安王（拓跋余）命令他的太常官选择宽敞房屋，遣派医生，备办药品，凡是有疾病的都住在里面治疗，这可能是公立慈善医院的最初形式。

唐朝的医院都叫做“病坊”，大约在开元二十年（733年）就开始有病坊的名称了，这时的病坊大多都是设在庙宇里的。不仅是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有，就是其他各州亦有设立。

因为病坊设在庙宇，主持人多属僧尼，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泸）曾一度毁销庙宇，影响了病坊的工作。后来由李德裕等的倡议，选举乡里中有声望的人来做病坊的主持人，病坊的制度终于得以保持不变，到了五代时，个别病坊曾有改名为“养病院”的，可见唐朝后不仅医院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名称亦很接近现代了。

到了宋朝，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在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曾以宝胜、寿圣两座庙宇为基础，各添修50栋房屋，也成立两个医院，每个医院病人名额各规定为300人，这样的大规模医院就是现在也还是不多的。

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他捐献50两私帑，和公家的经费合起来办一所病坊，名叫安乐坊，3年医好了1000名以上的病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私合办医院。以后各州县都各设有医院，叫做“安济坊”。

这时医院里的设置更为完备，由官方派人领导，员工方面有乳母、女使，衣被器用一律由医院供给，政府要求院里医生要收十全的效果，可见当时院里的医生都是有相当高的本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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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医院的“处方手册”

宋朝医院不仅规模空前庞大，数量很多，设备完善，并且还开设了门诊部，初叫卖药所，后来改名和剂局，有医有药，便利一般群众治病，甚至外州县的病人也可以通函治疗。现在流传着一部方书，名叫“和剂局方”，也就是这类门诊部出版的“处方手册”。这类门诊部形式的治疗机构，群众感到非常方便，在元朝、明朝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明朝几乎各县都设立有一所，全部叫惠民药局，都是官办的。

牛痘接种的先声：人痘术

在英国人琴纳没有发明牛痘接种以前，中国人就早已发明人痘接种法了。

传说在宋仁宗（1023—1063年）时候，王旦丞相的小孩子都患了天花。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孩子，非常聪明，王丞相甚是喜爱，但也担忧这个孩子会出天花。适逢有个四川人去见他，告诉他峨眉山上有神医种痘，种了痘便不会患天花。王丞相听了非常高兴，派专人到峨眉山把这位神医请去，果然种痘后7天这娃娃发烧了，痘子出得很好，12天痘子便结疤了。王丞相非常感谢这位神医，酬谢他很多礼物。

清朝初年，有位医生叫胡美中，就学习了峨眉神医那套种痘方法，一直到清朝雍正初年还有人见到这胡美中医生在南京行医种痘。

牛痘病毒

人痘的接种方法最初分四种：（1）痘浆法：是用棉花蘸染痘疮的浆，塞进鼻孔；（2）旱苗法：是把痘痂研细，用银质的小管吹入鼻孔；（3）痘衣法：就是把害痘疮小孩的内衣，交给另一小孩穿，这个小儿便会发生痘疮；（4）水苗法：把痘痂调湿，再蘸棉花，塞进鼻孔。

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由“时苗”改为“熟苗”，这便安全得多了。所谓时苗，就是天花出得很好，没有杂症的痘痂，这种痘痂还是不太安全的。熟苗是采用出得好的痘痂，连种七次以上，如都出得很好，再选择其中最好的痘痂来普遍接种。这种痘苗，由于接种的次数多，毒性小，接种后出的痘疮就轻松。

牛痘发明人琴纳用牛痘接种在人身上，除了苗原和接种的方法不同外，它的原理与熟苗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中国在免疫学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事。

由于人痘接种法的不断改进，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欧亚各国的重视。先后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以及远达欧、非各国。

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后，帝俄政府就派学生来北京学习汉满文字，八旗子弟亦学习俄文。当时天花流行，俄国又派学生来中国专学种痘、检痘等方法，准备归国后做防治天花的工作。

俄国人学好后，不仅带回国去，还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在道光（1821—1850）时候，还有胜过中国种痘名医的俄罗斯医生来中国行医。

日本的人痘接种法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由杭州人李仁山传到长崎去的。日本人首先向李氏学习的是折隆元、掘江元道两位医家。到了乾隆十七年（1752年），《医宗金鉴》这部书传到了日本，中国的种痘法便在日本全国盛行了。

种痘法传到朝鲜略较日本迟些，大概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后才传过去的，而且也是通过《医宗金鉴》这部书的流传而传去的。

至于传到欧洲去，是经过俄罗斯人的转手，传入土耳其，再由土耳其传至整个欧洲，时间大约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那时有位英国大使驻在土耳其，这位大使的夫人经过俄罗斯医生种痘后，学得这个方法，后来回国后便把这人痘接种的方法传遍了欧洲。

当然他们这时的接种方法已经不是用鼻苗了，而是先把接种人的虎口刺破，再涂上痘浆，包扎严密，也有时种在臂膊上。在中国的种痘书上，也有刺破儿臂，去掉污血的方法。因此，中国种痘法传到外国去，对琴纳发明牛痘的启发是很大的。

尸体解剖医学的推动者

王清任是位富有革命性的医学家，他是河北省玉田县人，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死在北京。在北京行医几十年，他把毕生都献给了医学的革新事业。

王清任开始学医便提出，做医生不懂得人体脏腑的构造，就好比瞎子在夜里走路。

在嘉庆二年（1797年），王清任刚满30岁，在河北省滦州稻地镇行医。那里正流行麻疹，十个孩子里往往死掉八九个，有些穷苦人家小孩死了还埋不起，只能用点草席把小孩尸体裹着就掩埋了，但又埋得不深，有的竟露出地面来。他便趁着这个机会，趁每天清早没有病人的时候，便走到义冢上去观察露在地面上的小尸体。许多小尸体都被野狗咬坏了，有的剩下肠胃，有的剩下肝脏或心脏，大半都残破不全。他一连看了十天，看了30多个全尸，发现有的医书上所画的脏腑图形与尸体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嘉庆四年（1799年），他又在奉天府行医，适逢着辽阳州有个26岁的妇人患神经病，打死了丈夫和公公，官府判了这个妇人的剐刑。王清任跑到西门外刑场去看，当刽子手把妇人的心脏肝脏提到人前走过时，他仔细观察，和他在赞州义冢上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嘉庆25年（1820年）王清任开始在北京行医，还开设一家药铺，招牌叫知一堂。有一次一个儿子打死了母亲，在崇文门外处死刑。他因为以前看尸体时没有把横膈膜的位置弄清楚，这回想专门来观察横膈膜，可是这具尸体的横隔膜还是被弄坏了，他感到非常晦气。

道光9年（1829年），安定门有户姓恒的请他看病。王清任在与主人闲谈时，谈到了横膈膜的问题。他说：“我对横膈膜已经留心了40年，还没有得到仔细观察的机会。”适逢有位叫恒敬的官员在座，他说：“我镇守喀什噶尔时，杀死的人很多，人体上的横膈膜亦有完整清楚的。”王清任听了非常高兴，便向他请教，恒敬就把他所见到的告诉了王清任。

王清任这样仔细地观察人体，并虚心地向人请教，连续花费了12年的工夫，才于公元1830年写成《医林改错》一书，还绘制了24幅脏腑图，把前人画错的和自己所改正的都并列起来，作为比较。他书里指出眼睛的视力与脑神经有关；胰管的发现等都是他对祖国医学的一大贡献。同时他还批判了古人肺脏有24孔行气的妄说。

王清任在医学科学上的这些成就，并不是一帆风顺就获得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他着重尸体解剖这一点是很不人道的举动，一些顽固、保守的医师更痛骂他是疯子。可是王清任很坚决、很勇敢，毫不因为那些人的反对而动摇钻研科学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