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印记——青铜器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成为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文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青铜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瑰宝。

第一节　认识青铜器

青铜

青铜是一种铜合金，即以铜为基础，加入其他金属或非金属元素而构成的一种金属材料。传统上将铜合金分为黄铜、白铜、青铜三大类，黄铜是铜与锌的合金；白铜是铜与镍的合金；除黄铜、白铜以外的所有铜合金都称为青铜，也因其呈青色，故名青铜。黄铜和白铜出现的时间较晚，应用也不如青铜多，而且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没有青铜大。

秦铜量

红铜，又称纯铜。自然界就存在这种铜，称作自然铜或自来铜。它的含铜量可高达95%以上，呈红色。由于铜矿石大多与其他金属伴生，所以红铜中也常常含有少量其他金属。一般把锡含量少于2%、铅含量少于3%的铜，均称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3℃（《辞海》），虽然也可以制成各种器具，但因硬度较差、铸造过程中流动性能不好、易吸收气体、冷却时收缩性比较大等易导致缺陷和疏松。因此，它多被用于制作礼仪性的礼器或形体较小的工具及装饰物品。

与红铜相比，青铜具有许多优点。青铜熔点较低，硬度却较高，而且具备较好的铸造性能与机械性能。例如：铜合金中若含10%的铅，它的熔点可以降低43℃；若含10%的锡，其熔点可以降低73℃；若含20%的铅，熔点可降低83℃；若含20%的锡，熔点可降低193℃。就硬度而言，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7%的锡，其硬度可以增高到50～65；如果加入9%～10%的锡，它的硬度可增高至70～100。在红铜中加入铅和锡以后，还能改善铸液的流动性能，从而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及其细部都能达到清晰而理想的效果。

按其主要成分，青铜被分为不同的种类，每种青铜在其前面冠以主要合金元素的名字，如锡青铜、铅青铜、铍青铜、锡铅青铜等。锡含量超过3%、不含铅或铅含量不足2%的铜合金为锡青铜，锡青铜不仅具有色泽光亮的外观，而且具有硬度大、韧性好、熔点低、流动性能好、气孔疏松等优点，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锡青铜器具出土不少，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的含铜量为91%，含锡8%，其他杂质为1%；河南洛阳出土的有“丰伯”铭文的青铜戈和剑，分别含铜84.31%和85.22%，含锡为11.65%和11.76%。这几件铜器都不含铅，但多数铜器中还是含有少量的铅。

不含或只含少量锡（含锡量低于2%）的铜合金为铅青铜。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镞，有的含铜83.46%、铅9.8%、铁1.4%，不含锡。铅青铜的硬度较低。由于铅和铜在液态下互不溶解，凝固后铅成了细小的颗粒，所以对铜基体没有固溶强化的作用。铅青铜的抗腐蚀性能也较差，当它遇到含碳酸的水时，铅首先被腐蚀。

锡铅青铜是以锡、铅为主要合金元素的三元合金，一般含锡量高于2%、含铅量高于3%的铜合金为锡铅青铜。在铜锡合金中加入铅，可以降低熔点，并可增加铜液的流动性，这种三元合金也能铸成质地坚硬、表面光泽的青铜器。与锡相比，铅易得，成本也较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锡铅青铜，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就已经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的工艺。这比西方国家要早好几个世纪。

中国青铜器

中国考古学对青铜器的定义是：中国青铜器特指商代和两周时期的青铜器物，这些器物以铜质为主，加入少量锡和铅浇铸而成，器物颜色呈青灰而得名。其种类主要有工具、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器等，形制多样，纹饰精美，铭文不仅为书法艺术瑰宝且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物，形制端庄厚重、精细华丽；纹饰多为饕餮纹、夔龙纹、动物纹及几何形纹；铭文苍劲古朴，一般字数较少。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于简朴，形制随意，纹饰也多为粗线条的几何图案，但长篇铭文却比以前增多，这或许是文字发展的缘故所致。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物，形制轻薄精巧，纹饰除动物纹、几何形纹外，还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的图案。

中国青铜器

青铜器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是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特征，我国商、西周、春秋三个历史时期就属于青铜时代。而中国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这一问题目前尚难定论。一般认为，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物。有一则传说故事叫“蚩尤作兵”，蚩尤统率本部人马进攻黄帝部族，双方“战于涿鹿之野”，交战之初，蚩尤军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拥有戈、殳、戟、酋矛、夷矛等5种兵器，估计这些兵器就是用铜制成的。后来，黄帝制作了指南车用于战争，才扭转了战局并制服了蚩尤。据《子华子》记载：为庆贺胜利，黄帝还派人去首山采铜矿，然后将铜矿石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作为战争胜利的纪念。

这些传说故事似乎说明：早在炎黄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但无论“蚩尤作兵”还是“黄帝铸鼎”都毕竟是传说，不足为据。若以我国出土的最古老的青铜器——马家窑青铜刀而论，中国青铜器制品最早出现的时间决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以前，即夏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铸铜。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东乡，其出土的青铜刀是采用单范铸造的，它可以说是我国现在公认的最古老的青铜制品。而这一文化遗址据考订，系4000年前的遗迹。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郾城郝家台龙山古城进行发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铸造器物时留下的青铜渣。而上述遗迹据考订，当在4000多年以前。综上考古发现足以说明：中国青铜器最早产生的时间当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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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器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

世界各国及地区使用青铜器的时间不一样，其中以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使用青铜器最早，距今约有5000多年历史，这些地方曾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其次是欧洲及印度，距今也有4000多年历史。非洲稍晚，比中国晚1000多年。美洲的青铜历史始于何时还不清楚，大约是公元以后。

在印度河流域，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有斧、镰、锯、刀、剑、镞、矛等；还有手镯、脚镯之类的装饰品。越南的青铜器制品与中国相仿，东南亚各国的青铜器受到中国南部青铜器的深刻影响。与中国北方邻近的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如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等，显然与中国北方出土的某些器物相似。日本的青铜剑、戈、矛等是由中国传去的。欧洲在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是其代表；在此之前的米诺斯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巴尔干和东南欧也曾以青铜文化发达而著名，其中铜斧、三棱短剑、四棱锥子很有特点。而在南欧一带，青铜也多铸成武器，如刀、斧、剑、戟、弓箭。总而言之，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制品主要是武器与工具，生活器皿为辅。而在中国则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为主，武器与工具所占比例较小。

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较高。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而埃及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脚踏风箱这样的冶炼设备。

世界其他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印度河流域地区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而中国大批有铭文的青铜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从世界范围来看待中国青铜器，则中国青铜器的特点十分鲜明。

中国青铜器的特色

1.数量大种类多

中国究竟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现在，出土的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多彩多姿，数量巨大、品种繁多。

2.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

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艺术风格各异。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铸造者根据不同青铜器物的硬度要求，准确把握铜锡比例，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不能比肩的。

3.丰富的器物铭文

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青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铭文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

4.容器居多

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是鼎，堪称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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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古老的青铜神话

我国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文化成就就是青铜的广泛应用。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文化形式，就是青铜器艺术的辉煌灿烂，因此这个时期出土的宫廷玩具大部分是青铜材料的；而民间玩具大都是陶制、石制和泥制的。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曾出土了一个青铜制的小盒盖，长6厘米，宽4厘米，在表面刻有“王作女屯弄”四字铭文。据推测，“女屯”可能是小女孩的名字，“弄”可能是玩弄的意思。所以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某个大王制作这个让“女屯”玩耍。这只是一个青铜制的盒盖，至于盒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器物至今仍不清楚。但是据目前的推断，很有可能是小孩玩的玩具。另外，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眀辱之。”这一段文献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对商代历史所作的记述，虽主要记述政治之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商代民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以泥偶为主要道具的风俗。这种泥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玩具。除了记载之外，殷墟还出土了许多石牛、石熊、石蝉等多种动物形象玩偶和玉雕的人物形象玩偶。

第二节　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除了城市的建立、文字的发明，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金属冶炼的发明。金属冶炼的发明和使用，以铜的冶炼和铸造为最早，这是世界金属冶铸史上的普遍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众多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资料表明，中国的青铜冶铸历史是相当早的。

下面举例分析各地出土的原始社会铜器的主要特征。

1.仰韶文化铜制品：1956年在陕西西安半坡和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内，各发现一个薄铜片。半坡出土的为长条状，姜寨出土的为圆形。有关方面对这两件铜片进行了成分测定，前者为含镍20%的白铜，后者为含锌25%的黄铜。对这两件铜片，学者们持不同看法，一种意见对出土铜片的地层和时代持有疑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仰韶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半坡和姜寨遗址依据碳-14测定，分别距今6000多年和5000多年。

2.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的青铜制品：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和1975年在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遗址，各出土了一件铜刀，前者完整，后者仅存刀体前半部。两刀均凸背凹刃，林家刀把与刀体无明显分界。

青铜刀

经过对铜刀合金成分的测定，两者都是锡青铜。马家窑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马厂文化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这两件青铜小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

3.齐家文化铜制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以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红铜和青铜制品。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它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末期向青铜文化过渡时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晚于甘肃仰韶文化。主要地点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等地。工具有细长棒形的铜锥、扁平刃的凿、凸背凹刃的长条形刀等，装饰品则有由扁条铜片卷合而成的圆形指环和弓形小纽圆形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铜镜为素面，直径6厘米；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一面铜镜，直径为9厘米，镜背面有两个同心圆，同心圆面饰有凸起的人字形弦纹和直线纹。需要指出的是，两面铜镜都是锡青铜所制，尕马台铜镜。锡的成分占10%，它们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镜。

4.龙山文化铜制品：1955年，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了两件大小相似的梯形铜片，据科研单位对两件铜片进行化学分析显示，含铜量分别为99.33%和97.97%。有的学者提出，这两件红铜片是“切割用的刀类”。1975年，河南临汝煤山类型二期文化遗址灰坑内，有用红烧土制成的炼铜坩埚残片，其中一块壁厚1.4厘米。重要的是，坩埚残片内壁粘有六层铜液痕迹，对铜液进行分析显示，成分为红铜。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灰坑H15内，发现一块铜炼渣，呈铜绿色。郑州牛寨和董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坩埚残片和铜片，后者为铅青铜。

古代青铜器底部

1983年，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陶寺遗址3296号墓内出土一件铜铃，器物表面有丝麻织物痕迹，表明随葬时外面包裹有丝麻织品。器体横断面呈菱形，口部较大，顶部略小，铃高2.65厘米。顶端有一圆孔，系铸成后再钻出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析，该铃铅含量达97.86%，铜达1.54%，锌达0.16%，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乐器，反映了龙山文化晚期生产力发展的程度。1980年，河南登丰王城岗龙山文化第617号灰坑出土的铜器残片，宽约6.5厘米，残高5.7厘米，壁厚0.2厘米。其成分为含铜、锡、铅的青铜。依据残片形状，学者推测很可能是铜鬶腹底部残片。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年代略早于或相当于夏代开国年代，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龙山文化末期的先民已会制作青铜容器了。

先秦青铜器

1.夏代青铜器

商代以前，也就是夏代二里头文化期，这一时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出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虽不多，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其中发现了青铜礼器爵，发现的数量虽还不足10件，但这在铸造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特征。二里头遗址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遗址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4个文化期，考古界却认识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文化。第二种意见认为，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岗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属于商文化；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文化有继承关系，属于夏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媒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30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也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在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河南的新郑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其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扃，下承三足。体形分长体束腰式，长体方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軼做成镂空状，这也是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有的斝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头文化期斝上纹饰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期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2.商代青铜器

商代早期，相当于商二里岗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岗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岗遗存的青铜器分上、下两层，两层的差别不在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有重要发现的在二里岗、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士路等地。而这里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岗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簋、爵、管流爵、觚、斝、罍、瓿、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涵盖了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整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岗上层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岗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岗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相当厚重。

古代其他盘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爵等柱状足或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继承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觚、尊、瓿、鲁等圈足器皆有O形大孔，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器，蕾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物。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盂，后侧有一大鉴可执。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岗上层尊晷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物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主，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形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犷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晷上的黾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3.西周青铜器

（1）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西周前期的青铜器大体继承了商代后期的风格，两个时期紧紧衔接，虽然是继承的一个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周灭商后，对从商和附属于商的方国俘虏来的手工业奴隶非常重视，比如《尚书·酒诰》说：“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缅于酒，毋庸杀之，姑惟教之。”这是中国最早的禁酒令。这表明了周人主要利用商手工业奴隶来为自己生产，自然在青铜手工业上也不会例外，这样就改变了周人原来青铜手工业基础薄弱的状态，促使青铜制造业蓬勃发展。当时的青铜手工业仍由奴隶主贵族垄断，作坊内设有工官，管理和监督奴隶工匠劳动。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虽然继承了商代特点，变化不大，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

从总的特点看，与商后期一样，西周前期的器物仍有着厚重庄严的作风。在铜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商代。器物的种类，食器主要有鼎、毁、甗，鬲与豆少见，尤其是后者更稀少，酒器有爵、角、斝，觚、觯、尊、鸟兽尊、卣、壶、方彝、兕觥、勺等，爵、觚、方彝、兕觥等数量较商代大为减少，这可能与商末酗酒、周初禁酒有关；水器主要有盘；杂器有柉禁；钟代替了铙，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长安张家坡出土有3个一组的编钟，均为甬钟，钲间无铭；兵器有周特有的武器勾戟，非常盛行，剑开始出现；车马器新出现了辖、銮铃、伏兔等；工具有铲。

在组合上，商代的爵、觚的组合，逐渐被爵、觯和鼎的组合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3个以上大小相次的列鼎组合形式，鼎制的改变，意味着礼制的加强。

在形制上，三足器鼎、甗口沿有二直耳，柱足与兽形足并存；腹稍变浅，最典型的莫过于成王时代的师旅鼎了。成康时代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腹下垂，最大腹径在下部，如康王时代的大盂鼎。鼎下腹的这种特点，在同时期的卣、尊等物的腹上也有表现。有的圆形鼎，例如宝鸡茹家庄出土的，在圜底下面置盘，作为加热燃炭用。还有口呈三角形的鼎，也有带有腹耳的方鼎。二耳或四耳带方座卣，兽耳常常耸出器口，二耳的如利簋，四耳的如大丰卣。还有腹耳平盖鼎、腹外鼓方彝、高领鬲、四足甗、四足盉、方形圆口尊、有錾尊以及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两件筒形卣、细高形腹微鼓的贯耳壶、盖两侧有长角上翘的卣、有双耳的盘等等，大多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器形。戈援逐渐加宽加长，常有一穿至三穿，白草坡还出土过四穿戈。

曾候乙青铜兵鉴青铜缶

在花纹上，仍以兽面纹和夔龙纹为主要题材。但兽面纹多富于变化，并逐渐图案化，一般仅保留颜面部分。夔龙纹多作张口、短身、躯体蜷曲形式，形成了这一时期富有特征的一种重要纹饰。鸟纹仍较盛行，变成长尾高冠的所谓凤鸟纹和分尾的长鸟纹。新出现的纹饰主要有怪鸟纹（又可称变形夔纹和变形象纹）。双身龙纹增多，在洛阳出土的一件铜觯的颈上还出现了兔纹。

在铭文上，在商代后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后期多短铭文，最长的铭文也不过四五十字，而西周前期许多铭文都发展到上百字。例如：成王时期的何尊122字，康王时期的大盂鼎291字、小盂鼎近400字。铭文内容主要有祭祀、征伐、赏赐、策命等。铭文书体沿袭商后期的中间用肥笔，首尾出锋，典雅秀美的波磔体。

综上所述，西周前期铜器特征基本与商后期相同，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铜器的主要特点是，器制厚重，造型与花纹庄严厚重，铭文严谨工整。

国博青铜器　大盂鼎

（2）西周后期的青铜器。这一时期为周共王至西周末幽王年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

青铜器种类上，酒器爵、角，斝、觚、觯、方彝比较少见了，但也有个别的遗留。如春秋时代的徐王义楚鍴（鍴即觯），形状变长，似觚及湖北随县出土的西周后期至春秋初的方彝。酒器中保留有壶、罍、盉、瓿、尊、鸟兽尊等。食器中新出现盛食器簠与盨，豆仍很少见。水器中出现了注水用的匜，考古发现中匜常与盘共出，为一套盥漱器。甬钟从最早的穆王时期的3件为一肆发展到后期大小8件为一肆的，例如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

在组合上，当时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很盛行，所谓列鼎就是在一列鼎内，每件鼎的器形、花纹相同，只是大小有别，按大小有序排列。据历史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在器形上，三足器鼎、甗多作蹄形足，最典型的堪称厉宣时代的毛公鼎，而柱形足逐渐绝迹。鼎腹基本上分两种形式：一种为浅腹，圆形；另一种如“卫鼎”，则呈扁圆形。体、弇口有兽首衔环耳和弇口带盖、鼓腹、圈足下附三足的卣，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卣的形式。鬲多作束颈折沿弧裆，与足对应的腹壁上各有一道扉梭。随后，带有火灶的一种特殊形制的方形鬲出现了，如故宫陈列的刖俑人铜方鬲，壶肩上多有套环耳。鸟兽尊也很发达，如：陕西郿县出土的驹尊，形象逼真，具有写实的风格。盘多有腹耳，还有带流的盘。

花纹上，具有神秘威严感的传统饕餮纹、夔纹逐渐被淘汰，饕餮纹常作为器足上端的装饰，不再作为主题纹饰，无腹足的身尾卷曲的变形夔纹盛行，凤鸟纹和分尾长鸟纹仍继续流行。这一时期出现了具有新艺术风格的多种纹饰，主要有窃曲纹、瓦纹、环带纹、重环纹、鳞纹，一般都没有云雷纹衬底，纹饰简单朴素，给人一种粗犷潦草之感。因西周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多注重记事，故铜器常常不注意外表的装饰，所以素面和仅饰几道弦纹的铜器占有很大的比例。

在铭文上，上百字的长铭较多，不少是关于划分田界、交换田地的、起到法律契约作用的书约。如格伯卣、卫鼎、卫盂、矢人盘的铭文均属这一类，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变化的珍贵资料。

本期早些时候铜器铭文的书体，还带有传统的波磔体风格的特点，不过那种特别典型的波磔字体不易见到了。厉宣时代的铭文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精到，达到了书法与铸造术空前成熟的水平。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为“玉柱体”。有的还采用方格，在内填字，如大克鼎即是。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常有错字、漏字现象。同时，还出现了像格伯卣、屡敖卣铭文行款不直、潦草的字体。

综上所述，西周后期青铜器器形与花纹制作简单朴素，长铭多，铭文书体趋于娴熟，优美奔放，它进入到成熟期。

4.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时代早期青铜器，在器物种类上，与西周后期没有太大区别。食器、乐器数量很多，郭宝钧称之为“钟鸣鼎食的组合”。食器中的鼎、簋、鬲、甗、簋、豆都很发达，但西周中后期以来普遍出现的盔此时已非常少见，新出现了盛食器敦，这种器形尤以齐、楚、燕国制作最多。酒器中，除仍保存大量的壶外，方彝偶有发现。如1983年，河南光山宝相寺出土的黄君孟；1970年，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鳞纹方彝等。商周以来的鸟兽尊，这时仍继续发展，如1956年河南省三门峡出土的异形兽尊和1988年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等。此时新出现了酒器缶，典型者如安徽寿县和湖北宜城出土的铜缶。水器中的盥洗器匜和盘这时有增多趋势，常见匜与盘成套出土。新出现的水器主要有盆、鉴。曾孟鉐盆、哀成叔、蔡太史、吴王光鉴等都是这几种器形的代表。

乐器除沿袭西周时代的甬钟外，就出现了可以正悬的纽钟。《国语·吴语》记载：“王乃秉袍，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丁宁，自名“钲铖”，亦即钲，这时在徐、楚等南方各国开始发展。钲的器形似钟而狭长，有实长柄，使用时口朝上。形如筒状的军中乐器于和用于“以享以孝”、形体细长、两铣尖锐的句，也盛行起来。前者多出于四川、安徽和湖北等地区，后者主要出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青铜豆

蔡侯申鼎

由于战争频繁，青铜兵器的发展自然相对较快，主要为戈、矛、戟、剑。应注意的是，这时青铜钺在北方已很少见，主要盛行于西南地区，形制大多呈靴状。

春秋时代，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货币应运而生。从文献记载看，《国语·周语》曾记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事。而最早的铜质货币应是春秋时代，似镈形的空首布（布从镈得音）。在山西侯马和河南洛阳、孟津等地都有布币发现，其主要形式有平肩布、斜肩布等。这时的空首布主要流行于周、晋地区。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73～1974年，在陕西凤翔姚家岗先秦宫殿遗址发现有铜质建筑构件，主要形状有曲尺形、单齿形和双齿形。一般认为，这些构件主要施于梁枋和门窗上，对建筑物起着加固和装饰作用。

这一时期器物造型的主要特征是，春秋前期大体上沿袭西周晚期的风格与特征，中期逐渐有了变化。青铜鼎除保持无盖、口沿有二直耳的以外，一种深腹、腹耳有盖的鼎很流行，盖中心部位常有圆形捉手。不少鼎盖上铸三小兽或三环纽。鼎的马蹄形足多呈外侈的瘦长形，如蔡侯墓出土的鼎即有这一特点。簋、壶、铺的盖上带有莲瓣装饰，个别簋上也有这种装饰。常有最典型的莲瓣装饰的器物应属山东临淄、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莲瓣簋。折足鬲有的在一侧有錾。甗有圆形和方形的，且多为鬲、甑分体。圆形甗有的鬲小甑大，上下悬殊，山西长治分水岭属春秋中叶的269号墓出土的一件器物即属这种造型。敦的形制有的似鼎，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的则呈球形或长圆形，有环耳，盖可取下，一器可分成二器使用，盖与器上各有同样的三环足、三蹄足或三夔形足。商、西周时已少见的铜豆，这时却增多了，豆腹加深，器两侧有环耳，常有盖，盖上有捉手，“校”一般较粗短。一种方形有盖自名，“盍”的铜豆也出现了。有的豆盘极浅，通常被称为笾。注水器匜，有的已变成了平底，一般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多大口、深腹，有二耳或四耳，有的耳上还有套环。作为盛酒或盛水用的缶，圆腹，有盖，器肩上有环耳。铘呈椭圆形，器侧双耳或单耳，有的有盖，盖上一环纽。铘体也有呈双腹形的，此为特例。戈穿增多，常在三穿以上，同时援部也开始向上翘起，矛向细长发展。戟常是戈、矛分铸。

春秋时代青铜器的装饰，早期多沿袭西周后期简单的几何形纹饰，中期以后则以网状宽幅、雕镂细密工整的单层蟠虺纹和蟠螭纹为主，纹饰较为单调，朴实无华。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铜禁，禁的四个侧面和禁面边缘透雕装饰和攀附在禁四周及作足的立雕小兽，以及其首尾的镂空装饰都用失蜡法铸成。这时在铜器上的线刻画像工艺，不仅是花纹制作的一项新技术，也打破了商周以来的传统纹饰种类，出现了新颖的内容。如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残铜片上，刻有人物、动物和树木形象，线条简单，显示了初始阶段的古朴风格。线刻画像和嵌纯铜图案了构成这一时期又一种图案的新风格。

青铜栾书缶

这时期铜器上的铭文主要仍是铸文。铭文内容不像西周时代那样丰富，上百字的长篇较少见到，大多是祭祀内容，也有的是为自己或他人作器。由于礼制的衰落，用铜做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

这一时期铜器铭文的字体书法异彩纷呈。由于诸侯国在政治上各自独立，各国铜器铭文的字体，有作瘦体的，有作肥体的，还有的刻意仿商周时的波磔体。江淮一带出土的剑、戈、矛等武器上，常饰有曲折回旋的鸟虫书，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在剑身靠近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八字鸟篆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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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青铜器

1923年8月末，由于连日的干旱，河南新郑乡绅李锐决定在自家宅院旁打一口水井。打进过程中，挖出了10余件青铜器。他遂将大鼎1件、中鼎2件以800块大洋卖给了许昌的张庆麟。不久，李锐挖宝的消息就传了出去。新郑知事姚延锦获悉后，立刻出面干涉，禁止李锐继续挖宝。很快，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讯至此，指出：“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垂诸后世。”迫于军威，李锐不敢继续偷掘，并交出了大鼎6件，小鼎3件，簋4件，鬲6件，簠2件，甗1件，罍1件。靳云鹗又命人从许昌追回流失的3件，后又在开封查得鼎4件和甬钟1件。

为了避免乡人继续盗挖，靳云鹗遂组织劳力扩大发掘范围。同年9月5日得镈钟4件，甬钟17件，鼎6件，鉴1件，簠、簋、方壶各4件，圆壶、罍、卮各2件，方炉、盘、匜各1件，碎铜片500余块。7日复又得鬲3件。9日得小鼎、兽尊、盘、兽身人面像、圆壶盖各1件，卮、匜、立鹤饰各2件，碎铜片40余块。加上追缴回来的，共得铜器94件，碎片数百块。所获铜器尽数运往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从墓中出土的方炉铭文可知，作器者乃“王子婴次”。王国维认为王子婴次是春秋中期楚庄王之弟令尹子重，郭沫若认为是春秋时期郑公子婴次。

与民国时期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相比，李家楼铜器群是最为幸运的。虽然它们现在分藏于海峡两岸，然大体未出国门，这与当时阻止盗掘、及时追缴、抢救清理和集中保管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秦汉青铜器

1.秦代青铜器

秦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加强统一的措施，在青铜器上也有着较为充分的反映。由于秦代仅存15年，因此除留下较多的有铭文可判断的青铜制度量衡器、货币等外，一般来说可确定为秦代的青铜容器是较少见到的。

由于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秦代青铜礼乐器比战国时期更衰落。与此同时，日用生活器皿继续得到发展。1950年，在河南洛阳西宫发现了一座秦代墓，从墓内出土了4件青铜容器：鼎1件、簋1件、壶2件，鼎与簋的腹部仅中心有一道凸弦纹。簋盖饰变形的简化蟠螭纹，壶腹有用细线条勾出简单轮廓的阴线鸟纹。鼎的造型为双腹耳，马蹄短足。壶腹作长圆形，肩腹无明显分界，颈较长，有较高的圈足。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大坟头两地发现秦汉墓葬23座，从第11号墓出土的竹简文可知，墓主是秦狱吏喜，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在随葬的70余件质地不同的器物中，有青铜器10件，器种有鼎、钫、匝、鍪、勺、镜、剑和削刀。铜鼎、铜钫等器物表层均镀一层银白色的锡、银之类的物质，以使器物得以保存完好。从中可以看出，秦代对青铜器铸造业的重视和铸铜技术发展的水平。

秦朝铜车马

秦代青铜器器型的主要特点是：鼎作圆扁腹，三短蹄足，有高于盖面的二腹耳，盖上铸三环纽；钫的盖作盝顶状，腹上二铺首；匜作深腹、平底；鍪作扁圆腹，圜底，腹上有对称的大、小环耳各一个。这些青铜器大多为素面，或在鼎的器腹上仅饰一道弦纹。战国时代拥有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的金属细工的精美器物，这时已很难见到了。云梦睡虎地出土的青铜器造型与花纹简朴的特点，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器物上也反映出来。

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勘察与发掘出的器物是近年考古工作中的重大收获，所得各类文物多达上万件。尤其是3个兵马俑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武士俑、陶马俑、木质战车、青铜制与铁制武器等。武器中大部分为青铜质，箭镞有铁质的或铁铤铜镞的。青铜质实用器物主要有刀、剑、戈、矛、镞、铍、弩机。“铍”的被认识，是近年青铜武器考古收获中的重要一项。

铍形似短剑，以往称之为短剑是错误的。铍有茎而无首，窄薄身，有6个面，没有中脊，格呈菱形，柄作长方形。用时在器身后部缚一长木柄，是一种长兵器。俑坑中出土的铜铍有的全长达35.2厘米，最宽处3.16厘米，厚仅0.91厘米。铜铍实物的发现，与文献和云梦秦简中的有关记载得到了相互印证。文献中谈到“铍”这种武器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中“夹之以铍”；《秦律杂抄》中“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殴，论比剑”。铍的发现与认识，为检验传世和出土的“铜剑”，是剑还是铍，提供了可资对照比较的实物资料，并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兵器的种类。这里还需说明的是，有的铍上刻有“寺工”铭，此名应该是秦汉时中央所设管理百工的官所或官名。

秦铜铍虽已埋于地下2100多年，但出土时仍明亮如新，十分锐利。秦俑坑内出土的铜镞，经有关部门化验，镞的刃部与铤部所含铜、锡的成分比例不同。刃部含锡量高，加强了镞的硬度，能增强杀伤力。

秦朝度量衡——青铜秤砣

1980年冬，秦始皇陵1号与2号铜车马的发现极为重要。两辆铜车马和车上的驭官俑的大小大致是真车马、真人的一半，车、马与佣人皆由青铜铸造，每辆车马都是两服、两骖。车、马、俑人均着彩绘。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惠、辖等均为金银所制作。中国过去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商周等时代的车马坑的车，大多为木质的，因而不易保存至今。秦陵1号与2号铜车马出土时虽已破碎，但在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现均已复原，复原后的铜车马驷马雄立，驭手安坐或作站立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的集权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以及统一货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直接刻或铸在官定的量器或衡器上；有的先刻在一块铜版上，此铜版称为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量器或衡器上。传世或出土的秦代量器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例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商鞅方升的底部，便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的诏文，量器的形状呈长方体，有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秦权上也刻有二十六年诏文，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昭文为小篆字体。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进行封建割据，齐、楚、燕、韩、赵、魏、秦几个大国都各自铸货币，货币的形式、使用货币的单位等都不尽相同。由于各国均有铸币，因而在铜制币上，尤其是铲式币上常常铸上地名。据相关学者统计，铲币上的地名多达100多个，从中可看出铸币的地域性。战国时代的秦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现已流传下来的秦国货币，主要形式是圆形铜货币，币制单位为两、锱、铢，1两等于4锱等于24铢。在圆形铜质币中，有一种直径约3厘米，中心部分为方孔，方孔两侧有小篆“半两”二字的铜币，《史记·平准书》说此种币“重如其文”。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这种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推广开来，作为全国的币制统一形式。这种定型化的圆形钱币，因使用方便，从此被固定下来，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甚至影响到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秦朝货币的统一，可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次货币立法，对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和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朝的货币

秦始皇为了政令的推行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进行了“书同文”的统一措施。秦朝统一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统一于小篆的，小篆自此作为汉字规范化的标准文字。青铜器上，例如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的“轨”铭铜器，“轨”字的书法秀丽，笔画匀称，端正有力。秦代隶书的字体，从秦权、量器等上的文字看，书体较草率，字体拐角处多为方折，字的结构与大小也不尽相同。

秦朝对度量衡、货币与文字的统一，对促进当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以后漫长封建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两汉青铜器

大量发现的两汉时期青铜器，尤其是皇室贵族使用的铜器，使我们了解到这时冶金铸造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私营手工业在两汉尤其是东汉时期曾大量存在，东汉时期私营手工业的发达是与豪强地主势力强大、不断排挤官府手工业紧密相关的。从这时的一些镜铭常常可以看出私营青铜铸造业的一些情况。

两汉青铜铸造除继承先前的一些工艺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1）错金银与镶嵌工艺。西汉初期继承了先秦时代已有的错金银与镶嵌技术的传统，也作了一些创新。如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错金银蟠龙纹壶、错金银镶嵌乳丁纹壶，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全身布满用金丝错出的流畅的云气纹，纹细如发丝。炉座以透雕的3条蛟龙相扭结，龙头托住炉盘，炉盖铸成山峦起伏状，猎人与虎豹鸟兽居其间，狩猎场面极为生动。窦绾墓出土的错银博山炉，炉身上错出云气纹，炉盖透雕成山峦起伏状，在遍体流畅富丽的纹饰映衬下，雕出各种奇禽异兽和人物活动的场面，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2）镏金与镶嵌技术。青铜器上的镏金工艺早在战国中期已出现，至两汉时代发展到高峰。镏金技术在古代又称“金涂”，就是用金粉和汞合涂在铜器表面，经烘烤，汞蒸发后，金就留在器表上了。经过镏金处理的铜器不易氧化，因而镏金对铜器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窦绾墓出土的“长乐饮官”钟，通体镏金，还镶嵌有蓝绿色的菱形玻璃块，格外绚丽优美。陕西茂陵1号从葬坑出土的铜镏金银竹节薰炉，通体镏以金银。炉身中部铸镏银带一圈，上部浮雕回首的四条金龙，下部在三角形内雕出10组蟠龙，均以镏金为饰。龙周围以镏银铺地，形成黄白相间的色彩，精美绝伦。炉盖用金银装点，使起伏的山峦更加富丽堂皇。柄上端3条蟠龙，龙身镏金，龙爪镏银。盘形座上的龙，全身镏金，眼、须、爪则镏银。这种镏金、镏银兼顾的方式，对工艺要求很高。

乳丁纹方鼎

西汉前期铜器上的金银错、镶嵌和镏金工艺技术，以镏金最盛。及至中后期，金银错与镶嵌的铜器少了，而镏金仍盛行不衰，甚至有的小件器物也有镏金，如镏金带钩、镏金四神规矩纹铜镜及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镏金铜鍪等。镏金铜器中还出现了少量的上乘作品，1962年，山西右玉出土的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镏金铜酒樽，樽下有三熊足，上面有提环盖，腹部有铺首衔环。器外表饰满多种鸟兽纹，除神话传说中的龙、凤外，还有虎、鹿、熊、猴、牛、羊、兔、雁、鹅、鸭等。这些动物形象生动，姿态逼真，活灵活现，极富意趣。

（3）细线刻纹的发展。青铜器上的细线刻花纹早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到了战国，这种线刻图案得到发展，多饰在铜匜、铜鉴和铜铘等器物上。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南方和西南地区更为发达。线刻图案的产生与发展，应与刻刀的锋锐程度有密切关系。淬火技术在西汉时代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坚硬锋利的雕刻刀的出现，为青铜器上细线镂刻提供了操作条件。长沙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酒樽，全器镂刻着精美、流畅、细腻的云气纹。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后期墓出土的铜凤灯、链壶、长颈壶、魁、盘和博山炉上，饰有羽毛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和回纹，都是用细线刻镂的。这些图案纤巧细腻，均匀优美，可见精雕细刻之功力。此外，广西梧州旺步东汉章帝章和三年（公元86年）墓出土的长方形铜案，案面上雕刻有精细华丽的龙、凤、鱼纹以及菱形纹、锯齿纹等几何图案，图案丰富多变而又有条不紊。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出土的一件铜直颈壶，全器刻有多层次的细线几何纹，堪称杰作。

（4）分铸套接技术。1981年，河北徐水防陵村2号汉墓出土的一对青铜圆雕铜马，头、耳、身、腿分铸，然后再套接成整体。各部位套接严丝合缝，可见制作者构思设计之精巧。

两汉青铜器的品类，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以日常生活的多种类的实用器物为主，主要有食器鼎、釜、甑、鍪、頵斗，酒器锺、钫、耳杯、樽、卮、盉，水器盘、洗等。新出现的和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器种主要有灯、博山炉、熨斗、炉、漏壶、案等。青铜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器广泛出现，遍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货币、符节、带钩、铜镜、玺印、度量衡器以及边远地区的铜贮贝器、铜鼓等。西汉铜鼎的造型为圆形，多敛口，腹耳，三短蹄形足。刘胜墓出土的铜鼎是三熊足，较特殊。有盖，盖上多有环纽或伏兽纽。这时已难见到大型的鼎，到东汉时代，铜鼎就更少见到了。

汉代铜镜

食器中的頵斗，又称“刁斗”，是温食器。圆腹，三蹄足，在腹的一侧有一长柄，柄首常常呈张口的龙头形。

圆形铜壶两汉时称锺，锺多圆鼓腹，短颈，腹上铸一对衔环铺首。东汉时的壶，有的增加链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件壶，形似橄榄状，上有链子，器身和器盖各有4个相对应的小环纽，以铜链子穿缀，便于手提。方形壶虽早在战国已流行，但往往仍命名为壶，直到汉代方壶才专名为钫。满城汉墓铜钫上铭刻有“中山内府铜钫”。《说文解字》解释“钫，方锺也”。到东汉时代，铜钫就基本绝迹了。1956年，江西省博物馆征集的一件铜扁壶，铭文为：“于兰家铜钾一，容四斗三升，重廿斤八两。”方知扁壶名“钾”。

铜酒樽为盛酒或温酒的器皿。这类器物前人一般称作奁，有的学者已将其正名为樽。盛酒的器皿多鼓腹，三短蹄足，平底或圆底，腹壁有两个或三个衔环铺首；温酒的器皿一般为圆形直壁，深腹，有兽衔环耳，下有三短蹄足或兽足。出土或传世的樽，常置盖。铜酒樽中有一些是镏金和镶嵌松石的，工艺精巧。

饮酒器铜耳杯少于漆制耳杯。耳杯又称“酒觞”，其形制多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半月形耳。也有的杯虽为椭圆形，但两侧无耳，而仅在窄侧的腹上铸一环耳。盛酒器罍在西汉时已很稀少，形状呈圆鼓腹、平底。肩有二环耳的晷到东汉时已很难见到了。

铜灯的数量很多，铭文内容自命名为“锭”。灯的形制异彩纷呈，重要的有豆形灯，底座似雁足的雁足灯，人形灯，呈动物状的牛形灯、羊形灯、凤形灯，山西平朔出土的铜雁鱼灯，呈树形的多盏灯，辘轳形灯。

薰炉是一种焚香的用具，不少薰炉在制作上非常考究，外表镏金或错金银，显得异常高雅瑰丽。博山炉形制一般是圆形腹，尖状盖。盖呈山峦起伏状，山上有镂孔及圆雕的人物、鸟兽，下面常有盘。有的博山炉底座为力士骑龙，力士一手作托举博山炉状，整体生动有趣。

汉代铜灯

三国两晋青铜器

三国两晋时期青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主要有釜、頵斗、勺、酒樽、耳杯、洗、博山炉、灯、炭炉、熨斗、唾壶、铜镜等；武器主要有弩机、刀；车马器主要有镳、辖。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是陶瓷器，青铜器很少，一般仅1件，或三五件不等。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朱然墓，除大量随葬漆木器外，还有很多青铜器，计有炭炉、熨斗、鐎盉、水注各1件及2件铜镜。南京象山发现的东晋咸康七年（341年）王兴之墓随葬的铜制品多为服饰器具。

这一时期随葬的铜器，很难找出其组合的规律。而且这时期一些主要铜器的特征，很难与东汉时代相区别，但有些也有细微差异。

铜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西晋太康三年（282年）铜釜，圆形、大腹、直口、半圆形肩、腹下收、平底。腹中心处有一宽平沿，便于提拿。口沿下铭文：“太康三年八月六日右上方造一斗铜釜，重九斤七两，第一”。由铭文可知，该釜是由西晋国家右尚方机构所铸造。

酒樽：两汉时代的酒樽，多作圆形，直壁或圆形鼓腹，下均有三短足，有的在腹壁有两铺首。两晋时期的酒樽，有的则做成长筒形、平底、下有三短足。

西汉物件配饰

铜洗：江苏宜兴晋周处墓和其他地区的晋墓都有发现，其特点基本上沿袭汉代风格。如山东诸城晋太康六年（285年）墓出土的洗，圆唇、折沿、弧形壁。在其底部有对称的两个短扁形足，内底饰双鱼纹，双鱼间有“长宜子孙”铭。

综上所述，三国两晋时期的青铜生活用器已进一步被陶瓷器、铁器所代替。青铜器以素面为主，外表较粗糙，仅少部分铜器具有简单的弦纹，如铜洗中饰有鱼纹。但这时期也有少数制品有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鎏金蟠龙镇，龙身饰有错金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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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青铜器鉴定要点

概括地讲，以河南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新发现的青铜制品，以工具和兵器为主，青铜容器的种类和数量还较少。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大多较粗糙，器小体薄，且多模仿陶、石、骨、蚌等质料的同类器形。出现了简单的乳钉纹、几何纹，但仍以素面为多，不铸铭文。因此，它还处于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

南北朝时期青铜器

南北朝对峙时期，民众得到短时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民族间的融合得到加强。这时的青铜冶铸业虽已衰落，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某些民族的特色。

南朝宋、齐、梁、陈几朝，铜器的主要种类有頵斗、勺、熨斗、碗、杯、盘、唾壶、虎符等。湖北当阳长坂坡一座南北朝墓里，出土的铜制品种类较多，有铜瓶、铜盆、铜唾盂、铜高足杯、铜熏各1件。随葬铜制品如此丰富，在南北朝墓葬中是少见的。

这时期頵斗造型多微侈口，盆形平底，直腹或斜腹，口上一侧常有一流，三高蹄形足，直柄或折柄。

熨斗：江苏镇江出土的梁太清二年（548年）具铭的熨斗，特征是直腹、平沿、直柄。共出土4件。据记载，最大的一件熨斗上有朱书文字：“一千太清二年三月十六日张”。

铜碗：扁圆腹、矮圈足。广东韶关出土的1件铜碗，在器身与口沿外还饰有四道弦纹。

唾盂：又称唾壶，盘形口，扁圆或扁鼓腹，圈足。

铜杯：圆深腹或长圆腹，圈足或喇叭形高足。当阳出土的高足铜杯，附有盖。

铜瓶：圆形腹、长颈、外侈圈形足。

铜盘：深腹、侈口、平底。

北朝是由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其不断吸收、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尤其是魏孝文帝采取改革措施后，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出土的北朝早期的多种文物，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

考古工作者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先后发掘了两座北魏墓葬。在出土的青铜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镂孔高足直耳铜誼，这种器物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1号墓北燕时代的冯素弗墓内也有发现。铜誼的造型特征是长圆形，深腹，口沿上有两个半圆形立耳，高圈足上有三个大镂孔。美岱村还出土了有鸟兽纹的铜饰牌以及占卜用的仿羊关节骨的铜制羊矩骨等，这些器物均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

北朝的墓葬品常见有金或铜质戒指，金戒指上常以动物纹作装饰，这明显具有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风格。包头固阳墓葬出土的铜戒指为扁环形，直径2.8厘米。山东济南马家庄北齐墓出土的铜戒指，直径为2厘米。

青铜頵斗

总之，北朝时期青铜冶铸业很不发达，这时期的青铜质生活用品较少见，质地也差，器物表面一般没有什么装饰。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曾大量开凿石窟造像，同时也用大量的铜铸造佛像，铸造佛像是青铜冶铸业一项极重要的内容，也可能正因如此，铜制日常生活用器大为减少。今流传下来的铜制或铜鎏金佛造像，是研究北魏佛教文化和雕塑艺术的重要资料。

隋唐时期瓷器制造业已比较发达，在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青瓷继续发展，还有了白瓷和三彩瓷器，但青铜质生活用器种类仍很多，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以及宗庙与军事用器，主要有：頵斗、碗、钵、盂、壶、勺、盆、洗、匝、杯、罐、盒、灯、净瓶、手炉、刀、锁、镊、勾、笔架、钟、符以及高度发展的青铜镜等等。

下面以近年出土的较典型的器物为例，说明几种主要铜器的特征。

頵斗：圆形，直壁或微曲壁，多平底，三虎首形足或三兽蹄形足，有高翘起的龙首柄或凫首柄。福建浦城出土的龙首铜頵斗，在尾部有一呈长方形的板尾，尾上铸一半圆形纽，口的一侧有一个三角形流。这时无流頵斗与有流頵斗并行于世。

碗：有的学者又称其为钵。浙江衢州出土的一件碗，呈半圆形，浅腹，底略平，器颈等处饰细弦纹。出土此铜碗的墓葬中有“武德八年（625年）”的铭文砖，由此可知，该碗制作时代约在唐初高祖李渊时期。

盂：该种器物近年发现的不多，1983年在湖北省黄石市新下陆发现一件，器作圆形鼓腹、敛口、圆底。

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制，一种为直腹、平底、大折沿，如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盆，大口平沿，平底，器身饰六周弦纹；另一种微侈口，腹呈弧形，平底；第三种为侈口，腹向下斜收，圆底。

洗：长沙北郊丝茅冲唐墓出土的洗，直口、深腹、平底。

匜：唐代铜制匜较罕见。1984年，在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唐代会昌五年（845年）墓内发现一件，器体呈圆形，底有较高的圈足，口一侧有一流。

杯：基本上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方形、侈口、高足，另一种是圆形、腹较深、高足。

盒：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盆为圆形、深腹、圈足、有盖。另外，也有扁体形状的盒。

净瓶：长圆体、细长颈、上腹微鼓、下腹下收，平底或矮圈足，瓶顶竖一直管状流，圆形器肩一侧铸一管。

灯：唐灯发现的不多，河南偃师杏园村宋祯墓出土的两件形制、大小完全相同的灯。其形制特征是灯座由一空心圆柱和下部呈喇叭形的座插接而成，在空心圆柱的上下各有一圆盘，上盘小，下盘大。

钟：大型铜钟的铸造反映了唐代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水平。闻名于世的景云钟铸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该钟形制宏大，铸造技艺精湛，重6000千克，高2.47米、口径1.65米，钟口为外侈的六角弧形。据有的学者研究，该钟铸造工艺极为高超，铸模共分5段、26个模。钟身布满精致的纹饰，有凤、鹤、狮、龙、朵云、蔓草纹等，还有睿宗李旦御笔铭文18行、292字。主要是记载景云钟的制作及其特点。此钟虽历经千年，其音色仍清脆洪亮，每年除夕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声钟响，即为该钟音响的录音。

与景云钟相似的唐代铜钟，较重要的还有在甘肃武威大云寺和张掖鼓楼出土的铜钟。

近年考古发现也有一些唐代铜钟，如1977年12月在浙江诸暨出土的一件铜钟，通高45厘米、口径25厘米，上小下大，双龙纽，钟身上下饰对称的空白方框，从钟上刻铭得知，该钟造于广德元年（763年）。四川黔江县文化馆收藏的一口唐钟为双龙纽，平口，钟身饰线纹图案，高143厘米、口径78厘米。

符：隋以前兵符多作虎形，至唐代形式有所改变。据文献记载，唐初使用鱼形符（只武后行龟形符）。近年在唐长安城清思殿遗址发现一件有“同均府左领军卫”的铜鱼形符，是进出宫门使用的。1980年，在新疆焉耆汉唐古城出土一件唐代龟符，头部一圆穿，用于串绳系挂，龟腹部有一阴刻“同”字。

汉长乐万斛铜量

唐代铜制小件生活用品较多，锁、镊、刀、勾、勺、手炉、笔架等。

总体上看，唐代的青铜制品种类较多，器物轻薄实用，少见装饰，以素面器为主。但也有一些制品显得华丽庄重，并以鎏金为饰，如手炉、勺、镊等生活用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铜质圆雕动物以鎏金作装饰。1974年，西安南郊发现一件铜羊，羊跪卧在一铜质长形台座上，神态温驯可爱，羊与座均鎏金，增强了器物的优美感。由于台座上有宝相花花纹，此鎏金羊时代可定在盛唐时期。1975年，在西安南郊发现了一对鎏金铁心铜龙，通长28厘米，高34厘米，两前腿站立状，体向上弯曲，龙首昂起，龙口张开，双目炯炯有神，龙角后伸，后腿与尾腾空而起，似欲腾云驾雾而去。该器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宋代到明代的青铜器

两宋时期的铜制品，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大晟编钟是徽宗时所铸，其造型是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金灭南宋后，掠走了部分“大晟乐器”，因“晟”字犯太宗讳，故将“大晟”二字刮去，而改刻“大和”，“大和”取天地同和之义。今留存的大晟钟，如大晟林钟，扁圆体、平口、双兽纽、螺旋状权，隧部、舞部、篆部均饰浪花纹。“大晟”编钟对了解宋、金乐制，提高仿古青铜乐钟的铸造水平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宣和三年尊，圆形、侈口。器身分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饰蕉叶纹和蚕纹，器内底部铸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26字，释文为：“佳（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鵫于方泽，其万年永宝用。”“宣和”是宋徽宗年号，说明该尊作于宋徽宗赵佶宣和三年（1121年），是置放在方泽坛祭祀神袛用的。

后来所发现的各地宋墓或窖藏陆续出土了不少铜制品，种类多而杂，以日常生活用器居多。主要有：鼎、锅、勺、筷、壶、觚、执壶、盘、罐、瓶、净瓶、匜、唾盂、灯、炉、蜡台、香熏、笔架、钹、镇、权、铜则等等。下面仅将其中几种重要器种进行简略说明。

青铜香熏

1975年，在山西襄汾出土的铜锅，作圆形，平底，前有一流，有一提梁，素面与同时期的银质锅造型风格相一致。在四川成都与阆中宋代窖藏出土的铜觚，作侈口，颈长直，觚腰平直不外鼓，圈足。成都觚颈部有三道弦纹，阆中觚腹部有六道弦纹。执壶是宋时的一种重要器物，标准器形的重要特征是圆腹作下收式，平底、长颈，颈与腹间有扁平的軼；有盖，盖与軼常相连在一起，腹前端一微曲流。有的执壶在器身上还装饰有简单的弦纹。瓷器和金银器中也有执壶这类器物，其中以景德镇窑的青白釉执壶为最佳，细长流，宽柄式。瓷器中的执壶称为“注子”，明代李白华《紫桃轩又缀》记载为“吴俗呼酒壶为注子”。1982年，江西吉水采墓出土的一件铜盘，圆形，口外侈，三短蹄足，盘内底有一圈凸弦纹。四川宋墓或窖藏出土的铜瓶，有的埋藏数量还很多。1981年，阆中市一处窖藏就发现铜瓶16件，可见这种器物在当时使用的普遍性。铜瓶的高度大致都在15厘米左右，形制较多，总的特点是圆腹、长颈、高圈足、侈口或直口，在颈部常饰几道弦纹或有腹部饰云雷纹和花朵纹。铜匜在宋代是很难见到的，阆中市出土的一件，作圆腹、折沿、平底，流前窄后宽。

日常生活用器中的灯与炉是难见到的，炉主要是侈口、鼓腹、折足的鬲式炉和无耳、柱足、素面，或饰有几何纹和动物纹的鼎式炉。江西吉水宋墓出土的一件香熏，整体造型是一站立的引颈昂首、张口鸣叫的鸭，颈、背、尾部均有小圆孔，使用时从中散发香味。鸭的背部刻有羽纹。很明显，这种鸭形熏炉的造型是模仿汉代同类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湖南湘潭发现的一件衡器铜则，扁体、圆顶、平底，上端一圆孔。由于该器自命名铜则，使我们得以确定它的名称，对研究宋代乃至西汉中国古代度量衡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香炉

元代铜器种类主要有鼎、簠、爵、盘、罐、碗、盆、鼓、铃、权、盒、笔架等。但所见最多的是铜权，不但其出土地点星罗棋布，而且还表现出了特殊的时代风格。权多作六面体，亦有作圆形的，有呈阶梯式的圆形底座，顶上有穿孔方形纽。由于大多数元代铜权上都有年号，所以许多都可明确其绝对年代，如“至元九年”、“大德十一年”、“延祜元年”等。权上还有“某路造”字样，如“温州路”、“杭州路”、“益都路”、“京兆路”、“柳州路”、“上都路”等。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两件铜爵，一件造型从图像上看似以西周时代的爵为模式，长圆腹、三高刀形足，流与尾上翘，二菌状高柱，腹以云纹为饰；另一件作下收的长圆腹，较低的三外侈足，流尾部很宽，二柱的高度特别突出，軼作弯曲的半圆形，腹饰乳钉纹和云雷纹。从爵的整体造型观察，与商周爵迥然有别，应是在仿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两件铜爵在出土时都置放在铜盘内，前者的盘呈八角形、直口、下有四短足；后者的盘呈圆形，下有三足。这时期有的铜盘口沿呈菱花形，装饰有麟纹、鹤纹。传世的一件“至大元年”款铜盆，有二兽耳，颈饰窃曲纹，腹饰瓦纹。罐作筒形也是这时期的一个特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鱼莲纹筒形罐。传世品中还见有铜巡牌，上有年号等铭文。这时所铸小件器物，如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出土的造型新颖别致的鱼形笔架，鱼的头、尾作翘起状。元代铜器一般铸造都较粗糙，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时代特征。

明代的铜制品种类也较多，有鼎、盔、锅、盆、盆架、壶、炉、钟、砝码、墨盒、镊、钩、腰牌等和宗教造像。讲究的还常呈现出鎏金、嵌镶等金属细工的特点。宣德年间，宫廷铸造的宣德炉是明代铜制品中的重要一类。这种炉在当时就很受世人重视，一直影响到清代以至民国，仿制品很多。存世宣德炉虽然不少，但确认为真品的实属罕见。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宣德炉，特征是圆腹、侈口，口沿二立耳，三乳形足，暗紫色器身上饰有大小不等的金片，外底中心部位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该炉造型优雅，质地极精，有学者提出该炉可作为鉴定明代宣德炉的重要参考器。首都博物馆藏的另一件铭有回历855年（明景泰元年）的铜鬲炉，造型是受宣德炉影响的一件精品。在黑褐色的器表上有错金花纹和用波斯文字写成的短诗。这件制作精美的错金铜鬲炉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这时有的鼎形制很别致，圆形鼎的鼎足有的呈四扁足形。

鸟兽龙纹壶

明代铜钟还需提到的是，1981年在福建南丰发现的郑和铜钟，钟顶作球冠状，上铸龙纽，钟口呈葵瓣状，钟肩饰云头纹，身饰雷纹、环带纹和八卦图形，钟体下部铸有楷书铭：“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由铭文可推测出，该钟是郑和在1431年所铸。据史载，1431年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该钟铭文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史料，其造型与花纹也为鉴定明代铜钟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代的铜制艺术品，后来陆续也有被发现。甘肃夭水出土的重75千克、长1.20米的铜牦牛，是明代铜制品中的代表作之一。铜牛整体比例和谐匀称，给人以雄健有力之感。

总体看来，明代铜器种类还是较多的。除罕见的大型作品外，也生产小件的日常生活用具。如墨盒、镊子、钩、手炉、盆与盆架等，还发现了铜盔。在制作工艺上，有洒金、嵌金、银丝、錾花等多种技法。这时还出现了一批制作金属器的名匠，如胡文明、张鸣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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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浑源李峪战国青铜器

浑源县位于山西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底，恒山山脉三面环绕，浑河穿境而过，李峪村就坐落在县城西南方约7.5公里的恒山北麓坡地之上。1923年正月的一天，李峪村民高凤章在田间劳作之际，锄头突然触碰到一些坚硬的物件，他连忙刨开上面的浮土，一件绿锈斑驳的青铜器赫然映入眼帘。他知道挖到宝贝了。这一挖不要紧，竟然挖出了整整3背篓的宝物，据说有60余件。除了绿锈斑斑的铜器外，还有金光闪闪的鎏金器。几天后，高凤章挖宝的消息不胫而走，三乡五里的村民都扛着锄头铁锹蜂拥而至，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二亩多地翻了个底朝天。

村民们不知青铜器的珍贵，一味搜寻“黄货”，很多铜器甚至被砸碎卖掉。在村民们疯狂盗挖之时，古董商们也闻讯而来。这其中就有法国的古董商王涅克，他收购了约20余件青铜器。不久，这些造型精美、纹饰华丽的青铜器珍品就在法国展出，震惊了欧洲。

时为浑源知事的谢承恩得知后立即派遣警力奔赴李峪村，清查没收了30余件铜器。然而他并非为保护文物而来，而是为牟取私利。他打着“以古兴教，以古兴农”的旗号，成立了所谓“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拍卖活动随之展开。就这样，剩余的浑源彝器精品又继续遭遇颠沛流离，辗转于古玩商之间，最终沦为欧、美、日等国的一些公私收藏。国内浑源青铜器保存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

清代青铜器

有关清代铜器制造业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北京故宫内保存下来的一些材料作为说明，窥见当时铜器铸造业的发展情况。

北京故宫内保留了不少宫内陈设或具有实用价值的铜制品，这些器物大多造型生动，可谓铜制品的精品。如：故宫目前保存着六对铜狮，这些铜狮除太和门前的一对没有鎏金的大铜狮和乾清门外的一对鎏金铜狮属明代铸造外，其余4对均为清代所制。即养心门前一对，长春宫前一对，宁寿门前一对，养性门前一对。其中有的铜狮胸前或铜座上还刻有“大清乾隆年造”字样。铜狮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它们都蹲踞在铜座或石座上，作张口露齿状，颈上有髦，颈下系铃和缨络。雌狮作戏逗小狮状，雄狮则作玩耍绣球状。

故宫的铜狮子

在故宫太和殿和乾清宫的丹墀右侧，石质的歇山九脊式亭屋内，各陈设着一件鎏金铜嘉量，前者为方形，后者为圆形。这两件嘉量，是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仿照王莽新始建国元年（9年）的标准量器新莽嘉量而制作的。嘉量包括斛、斗、升、合龠5种单位。乾隆时将嘉量“列于大庭”，除有陈设意义之外，主要是以此象征国家政权的统一。至于陈设在交泰殿的乾隆十年制造的铜壶滴漏（又称漏壶），是研究古代计时方法的一件难得的资料。

清代铜器中铜薰炉一类的实用器较多，样式也丰富多彩，制作精美，器物外表常鎏金，有的还镶嵌宝石和水晶。薰炉有的呈圆形，三高足，有一对狮首唧环耳，镂孔盖上的钮作卧兽状、炉身镶嵌蓝、绿、红宝石和水晶。在一件圆形垂腹二耳圈足的铜炉上，有“朗吟阁”款。这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的铜器，制作也很精致，外表常有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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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剑的故事

楚国的能工巧匠干将和妻子莫邪给楚王铸造宝剑，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制成。楚王因时间久了而发怒，想要杀死铸剑人。宝剑铸了两把并分有雌与雄。干将的妻子当时怀孕就要生孩子了，丈夫便对妻子说：“我替楚王铸造宝剑，好多年才获得成功，楚王为此发怒，我要前去送剑给他的话，他必杀死我。你如果生下的孩子是男孩的话，等他长大成人，告诉他走出家门看到南山，有一棵松树生长在一块巨石上，我留下的另一把剑就藏在巨石的背后面。”随后就拿着一把雌剑前去进见楚王。楚王非常愤怒，命令人来察看宝剑，发现剑原有两把，一把雄的，一把雌的，雌剑被送呈上来，而雄剑却没有送来。楚王暴怒，立即把干将杀死了。

干将的儿子名叫尺，等到他后来长大成人了，就向自己的母亲询问道：“我的父亲究竟在哪里呀？”母亲说：“你的父亲给楚王制作宝剑，用了好几年才铸成，可是楚王却杀死了他。他离开时让我告诉你，长大后出家门看到南山，一棵松树生长在一块巨石上，宝剑就在石头的背后面。”于是，儿子走出家门向南望去，不曾看见有什么山，只是看到屋堂前面松木柱子下边的石块，就用斧子击破它的背后面，终于得到了雄剑。从此以后，儿子便日思夜想地要向楚王报仇。

古代宝剑名或作“镆邪”、“镆铘”、“莫铘”。唐·陆广微《吴地记·院门》记载：吴王阖闾使干将铸剑，铁汁不流。干将妻莫邪问该如何办，干将说：从前先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子配炉神，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