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名相

深陷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泥潭的两宋王朝，长期被北方的辽、金、元压制着，不得不实行岁币政策来变相维持边境的和平。但是两宋的宰相却有寇准、范仲淹、文天祥这样的“鹰派”代表，是他们支撑着几度要坍塌的宋朝大厦。无奈蔡京、秦桧、贾似道这样的人为宋帝宠幸，位备宰执，致使发生靖康之变、连累北伐无成，南宋也终为蒙元吞灭。而成吉思汗任用耶律楚材这样的“异族”为相，却为其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北宋的宰相

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

赵普生于梁末帝龙德二年，当时国家动乱，群雄蜂起，各自割据为政。当时，石敬瑭为讨得契丹的欢心，将幽云十六州献于了“父皇”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赵普的父亲赵迥不愿意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就率领家族迁往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这一年赵普15岁。

在常山，赵普一家居住了6年多的时间。正是在这里，沉默寡言的赵普娶了镇阳豪族魏氏的女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常山后来被赵普的后代看作是“祖乡”，并立庙于此。6年后，驻常山的节度使安重荣起兵反晋，战乱再起，21岁的赵普和妻子只好跟随父亲又举家迁到河南洛阳。

五代是一个重武轻文的时代，文人最多也只是投奔武人的帐下做一名幕僚，赵普走的也是这条路。大约从移居洛阳开始，赵普开始了他的从军入幕生涯，从此“托迹诸侯十五年”，这段时间中，赵普曾一度客居长安。唐代帝陵在五代战乱时期被军阀挖掘了，赵普在长安访求到唐太宗的遗骨，重新安葬到昭陵下。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七月，周世宗柴荣手下的亲信将领刘词被任命为永兴军节度使，驻守长安，赵普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任为从事，进入刘词的幕府。

次年十二月，刘词去世，遗表将赵普、王仁赡推荐给周世宗。结果到了洛阳之后，王仁赡投奔了年轻的禁军将领赵匡胤，而赵普未有归处，就暂时失业了。

显德三年（956年）春，周世宗亲征南唐。滁州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周世宗特命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强攻，占领滁州。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任命赵普为新得滁州的军事判官，在这里他初次见到了赵匡胤。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病重，赵普朝夕侍奉，非常尽心，赵弘殷非常感谢。当时捕获了盗匪百余人，在斩首盗匪时，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之人，经细心考察确如其所料，遂救了不少无辜性命。因此，赵普的才智受到了赵匡胤的赏识。

北宋荷花杯

赵匡胤因为滁州的战功擢升为匡国军节度使，后又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成为后周最年轻有为的将领。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和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可见，周世宗柴荣对赵匡胤的信任。后来赵匡胤领同州节度使，赵普被任为推官，开始进入了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六年（959年）七月，赵匡胤移镇宋州，赵普做了掌书记。掌书记通常是武将幕府中最重要的幕僚，此前后梁的敬翔、后晋的桑维翰都是从掌书记做到了宰相。做了掌书记，赵普实际上等于已经成了赵匡胤幕府中的核心人物。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事实，这种情势无疑给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当朝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便决定派已升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率军出征。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安营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跪拜臣服。

就这样，赵匡胤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赵普也理所应当地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国号为宋，即宋太祖，改元隆勋。赵普因拥立有功，迁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太祖在平定南汉之后，一日来赵普家闲坐，却正赶上吴赵王钱俶送书信给赵普，同时送来的还有十几瓶海产，就放在廊屋之下。忽然听说皇上驾到，赵普仓猝出迎，还来不及将海产收藏起来。太祖进来看见，问是何物？赵普不敢欺君，只有据实奏对。太祖很高兴地说：“海产一定不错，不妨一尝！”赵普战战兢兢地打开，这下可吓了一跳，里面哪里是什么海产，分明是黄灿灿的瓜子金。赵普顿时紧张得气都不敢出一口，他解释说：“臣还没有打开书信，实不知情。”

太祖由此事又联想起李煜送银之事，心中很不高兴。他明白自己当上皇帝赵普功不可没，但是对玩弄自己的臣子，他特别的讨厌，尤其要防着那些打算暗中夺权的人。一方面他感激赵普，同时深忌赵普。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臣子比自己还聪明，他只需要他们的绝对效忠。宋太祖多次微服出行，巡访臣子之家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亲密的表示，事实上是为了监视臣下。对赵普也不例外。结果赵丞相这次碰上这么一个说不清的事情，算是触了霉运。

太祖听了他的解释，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随便感叹道：“你不妨就收了它。看他的来意，大概以为国家大事，全都由你们书生做主了，所以格外厚赠呢。”说完便走了。赵普匆匆送出，懊悔了好几天。后来看到太祖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才放下心来。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普准备修建住宅，派亲吏到秦陇一带采购大号木料。亲吏将这些木料联成大型排筏，放流至汴京。为了牟取暴利，亲吏趁此机会便多购了一些，以图在城中销售。了解情况的百姓，凑在一起议论纷纷。有司得知此事，一查方知秦陇一带的大号木料，已有诏书明令禁止私人贩运。赵普以权谋私，已是违旨，贩卖牟利，更是不法，当即将详情奏知太祖。

有了上次的瓜子金事件，太祖已对赵普有所防范，如今又见他违旨贩木，明明是玩弄自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禁怒从中来，但仍然忍着没发作，口中只说道：“他还贪得无厌么？”接着就命翰林学士拟定草诏，打算即日罢免赵普。多亏了前丞相王溥竭力规劝，才留诏未发。谁知道时隔不久，太祖又发现赵普的儿子丞宗娶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背了朝廷为防止臣子权势过大而威胁皇帝，不准宰辅大臣间通婚的禁令。同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又揭发赵普受贿，包庇抗拒皇命不去赴任的外籍官员，这更是欺君罔上。接着，嫉贤妒能的卢多逊在太祖召问时，又谈及赵普学问不足、排挤窦仪之事。

多方的指责与控告，以及自身的诸多过错加杂在一起，使得太祖完全失去了对赵普的信任，但是他冷静一想，赵普毕竟不同于别人，他不仅推举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更帮助自己逐步巩固帝位，可谓功不可没，朝中无人能及，因此便没有下诏罢免，而是故意疏远他，使他自省，以免伤了和气。然而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赵普只得请求罢免自己。开宝六年（973年）八月，太祖下了诏书，调赵普外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卢多逊被擢升为参知政事。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去世后，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普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由于宰相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仍怀有猜疑之心，使得赵普一直没能入相。后来赵普冲破卢多逊的障碍，积极支持宋太宗对秦王廷美（太宗弟）的斗争，才使得宋太宗赵光义对赵普有所信任。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后又出任宰相。然而这次没过多长时间，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赵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节度使。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疏太宗，推荐赵普再次入相。端拱元年（988年）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年）正月，赵普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充西京留守、任河南令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为许国公。

淳化二年（991年），赵普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于是让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到京，请求辞去官职。太宗闻讯，立即派中使前来抚问，授赵普太师之衔，封魏国公，并给以宰相的俸禄，同时嘱咐赵普好好养病，等病好之后还要委以重任。

赵普一听，皇上如此厚爱，顿时感动不已，辞官的事情也不再提，又投身到繁重的公务里去。但是，死亡并没有放过这位年迈体弱的老臣。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赵普因病去世，享年71岁。宋仁宗闻此噩耗，下令辍朝五日，追赠其为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忠献。

胆识超群：寇准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絡（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他的父亲寇相学问很好，文章写得也不错，在五代后晋时中了进士，应召担任魏王府的记室参军，可不久就因病辞世了。这时候寇准出生才几个月，抚养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寇准小时候家境非常清苦，父亲虽做过几年小官，但根本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的家产。据说，有一次母亲想给小寇准做一套衣服，却连买一匹绢的钱都凑不齐。

寇准的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本是一个能诗会画的大家闺秀，丈夫的早逝让她备尝生活的艰辛，可是，她对小寇准的教育从来没有放松过。在母亲的教诲下，寇准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很高的悟性和非凡的才华。十几岁时，他就能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深奥难懂的史书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能细致透彻地分析每部书的异同，令一些饱学的儒士惊叹不已。

母亲见儿子敏而好学，非常高兴。为了激励儿子有更远大的志向，她精心绘制了一幅《寒窗课子图》，送给寇准。在寇准将要进京赶考时，她又作诗相送。

“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对于母亲十几年来的辛勤教诲，寇准时刻铭记在心中，并以此作为自己努力进取的动力。公元989年，寇准赴京考试，一举中了进士，这一年他才19岁。寇准少年得志，不但在当时，而且在我国整个的封建社会里，也不多见。中进士的第二年，寇准被派到归州巴东（今四川奉节县东）做知县。

后来，寇准又在其他地方做了几任地方官，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由于政绩显著，不几年，寇准就被提拔到中央任职。他先后担任过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同知枢密院事是一个相当于副宰相的军职，担任此职时，寇准年仅31岁。

寇准廉洁正直、不畏权势，很得皇帝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一帮人的嫉妒。同知枢密院事张逊多次在朝中与寇准争论政事，二人关系非常紧张，张逊一直想寻个时机惩治一下寇准，以泄私愤。一次，寇准出行时，一个疯子迎着他的坐骑直呼万岁，张逊听说后，立刻以谋反罪弹劾寇准。寇准气愤至极，在朝中极力为自己辩护，二人唇枪舌剑，后来居然互相指责对方的缺点，进行人身攻击。太宗大怒，怒斥了心胸狭小的张逊，寇准也被罢为青州知州。

太宗非常熟悉寇准的性格，寇准的仗义直言是其他一些巧言令色的大臣永远做不到的。所以，寇准离京赴任后，太宗非常想念他，经常向人打听他的情况，第二年，他又把寇准调到自己的身边，拜为参知政事。1004年6月，真宗任命寇准为宰相。

不久，辽军包围了瀛州，直逼贝州、魏州，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逃跑，他暗劝真宗放弃汴梁，迁都金陵；又有人劝真宗逃往成都。真宗犹豫不决，便召寇准商议。寇准力主抗辽，对主张逃跑之人恨之入骨，他心知是王钦若等人的主张，却佯装不知说：“谁为陛下出的这种计策，罪该处死。如今陛下神明英武，将帅团结一致，如果御驾亲征，敌军自然会逃走，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远逃楚、蜀之地呢？如果那样，大宋必然人心崩溃，军心涣散，敌军会乘势进攻，长驱直入，大宋的江山还能保住吗？”一席话说得那些主张逃跑的人羞愧难当，真宗受到震动，决定御驾亲征。

真宗和文武大臣率军从京师出发，向北进发。当大军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听说辽军已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北城，真宗惊恐万分，信心全无，又打算南逃。寇准坚定地说：“目前敌人已经临近，人心恐惧，陛下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北城的守军日夜盼望着陛下的车驾，一旦后退，万众皆溃。”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率众臣勉强到达了澶州南城。

此时，隔河相望的北城战事正酣，真宗和众臣不敢亲临前线，不愿渡河，寇准坚决请求真宗过河，他说：“陛下如果不渡过黄河，那么人心就会更加危急；敌军的士气没有受到震慑，他们会更加嚣张。只有陛下亲临北城，才是退敌的唯一办法。更何况我军救援部队已经对澶州形成了包围之势，陛下的安全已经有了保障，还有什么顾忌不敢过河呢？”他见仍说服不了真宗，就把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叫到跟前，要他力劝真宗。高琼对战事相当了解，他对真宗说：“寇大人方才所言极是，将士们都愿拼死一战，只要陛下过河亲临阵前，士气必然大振，定能击退敌军。”真宗无奈，只得答应过河。

到了北城，真宗登上城楼观战。正在城下浴血奋战的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之上的黄龙御盖，欢呼震天，声闻数十里，军威大振。他们呐喊着冲向敌阵，辽军被宋军士气所慑，锐气顿消，溃不成军。

此战胜利后，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城楼之上继续指挥作战。寇准治军有方，命令果断，纪律严明，很受士兵拥护。在他的指挥下，辽军几次攻城都被杀得大败而还，主帅萧挞览也被射死。真宗在行宫之中对前线战事不太放心，多次派人前来打探战况，探子每次都见到寇准和副帅杨亿在一起饮酒说笑，就回去禀报真宗。真宗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当时，辽军虽号称二十万，却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随时有被切断归路的危险。萧挞览一死，辽军人心惶惶，更无斗志，于是便派人送来书信，请求讲和。条件是，只要宋朝每年给辽国大量绢银，辽军就退兵，并且永不再犯中原。寇准想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所以坚决不答应议和。真宗对战争早就厌倦，在求和派的劝诱下对两国结盟议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无奈主帅寇准的反对使议和出现了很大的阻力，于是一帮贪生怕死的官员就在背后放出谣言，说寇准利用打仗以自重，野心很大。迫于谣言的压力，寇准只得同意两国议和，缔结盟约。

真宗派大臣曹利用作为使节到辽军帐营中签订结盟条约，并商讨“岁币”之事。临行之前，真宗对他说：“只要辽兵速退，‘岁币’数目在百万之内都可以答应。”寇准却又把曹利用召到帐内，对他说：“虽然有皇帝的敕令，但你在与辽使签约时，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提头回来见我。”

这年十二月，宋辽双方终于在澶州达成协议：辽军撤出宋境，辽皇帝向宋皇帝称兄，两国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宋每年拨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河北战事平息，北疆人民安居乐业，寇准功劳很大，声望更高了。

人们对寇准的赞誉之声，参知政事王钦若听起来尤感刺耳。由于积怨和嫉妒，他一直想方设法诋毁、挤垮寇准。有一天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他离去，王钦若趁机进奏道：“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冷笑道：“澶州之战，陛下不以为耻辱，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想不到陛下会这样想。”真宗十分吃惊，忙问原因。王钦若进一步说道：“敌军兵临城下而被迫订立盟约，《春秋》认为这是耻辱，澶渊之举，就是城下之盟啊！以陛下至高无上的尊贵而签订城下之盟，还有什么耻辱能与之相比呢？”真宗脸色大变，很不高兴。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于是把自己的所有财物都拿出来，称为孤注。陛下成了寇准赌博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

不光王钦若，朝廷中的一些庸碌之辈也对寇准多方诋毁。寇准为相，用人不论资历，而以才干大小为标准。有一次选授官职，同僚让堂吏持着官位条例而进，寇准说：“宰相的职责在于选用贤能之人，罢黜不肖之徒，假如按照官位次序的条例，只不过是堂吏的职能罢了。”他喜欢选用那些出身贫寒而敢于讲真话的人。那些想靠资历来升官的同僚们对寇准的做法深为不满，他们多次在真宗面前搬弄是非，说寇准目无国法，刚愎自用。多方的谗言终于让真宗对寇准的礼遇越来越少。第二年，真宗罢寇准为刑部尚书、陕州知州，任命王旦为宰相。

寇准被罢相以后，经常被召回京师跟随皇帝左右，渐渐又被升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枢密使、同平章事等职。有一次，他又因阻挠三司使林特向河北地区征收绢帛而激怒了真宗，真宗很不高兴地对王旦说：“寇准刚强愤激的性格一点都没改变。”王旦附和道：“寇准喜欢别人记住他的好处，又想让别人害怕他，这些都是大臣应当回避的，而寇准却专门这样做，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不久，寇准又被降职为武胜军节度使，接着又移任永兴军节度使。

天禧三年（1019年），寇准升任为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在被罢相十几年后，第二次担任宰相之职。这时，宋真宗因疾病在身，很少过问政事，朝中专权弄事的是参知政事丁谓。丁谓原是得到寇准的举荐才逐渐当上副相的。他资浅望低，专持权柄后，朝中大臣非常不满，弄得朝政紊乱。于是，他主动向真宗进言，仍启用寇准为相，自己甘为副职。丁谓这样做，是想借寇准的声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寇准入相后，他极力巴结，处处讨好。

据说，有一次寇准与丁谓在政事堂共同进餐，菜汤玷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马上起身，慢慢为寇准拂拭干净。寇准对这种阿谀讨好的行为非常反感，他讥讽道：“参知政事是国家重臣，怎么能替长官拂起胡子来了呢！”丁谓羞愧难当，从此怀恨在心，预谋陷害寇准。

真宗患病期间，刘太后在宫内参预大政。寇准对此十分忧虑，他秘密奏请皇上道：“皇太子是人心所向，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把皇位传给太子，选择正派的大臣辅佐他。丁谓等人都是巧言谄媚之徒，不能让他们辅佐太子。”真宗认为很对。于是寇准暗中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请求皇太子监国，并且想和杨亿共同辅政。没想到这件事被刘太后和丁谓等人知晓，丁谓上报朝廷，诬告寇准是当时震动京师的宦官周怀政谋反案的同伙。寇准再次被罢去宰相之位，贬为相州知州，后移任安州知州，不久，再次被贬为道州司马。这一切，病榻之上的真宗全然不知，有一次他询问左右大臣：“我好久没有看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大臣都不敢如实回答，胡乱编个谎言搪塞过去。可怜的真宗直到弥留之际仍然在惦念着他的爱臣寇准，他对后继者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大事，他们对大宋江山丹心可见，其他人都是巧言昏碌之辈，切不可轻信。”只可惜此时的真宗对寇准的命运已经无能为力了。

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年逾花甲、两鬓染霜的寇准，再次被贬到远离中原故土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担任小小的司户参军。四十多年起起落落的官宦生涯，到头来落得个这样的结局。

到雷州的第二年，寇准疾病缠身，自觉离去不远，于是命人到洛阳家中取来了通天犀腰带。这条腰带是当年太宗赐给他的，世间只有两条，太宗本人留下一条。寇准一直把这条通天犀腰带视若生命，珍藏在家中。几天之后，寇准沐浴全身，穿上官服，系好腰带，向北方跪拜两次，喊左右仆人搬好床具，躺在床上安然而逝。这一年，寇准年仅63岁。

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父亲范墉当过小官，去世很早，母亲改嫁朱姓男子。范仲淹两岁，随继父姓，取名说（说，读作税）。直到他步入仕途后，才恢复本姓，叫范仲淹。

范仲淹少时家贫，但志向远大。成人后独自外出求学，生活极其艰苦，读书异常勤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渊博的知识，得中进士，被授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转集庆军节度判官。天禧五年（1021年），出任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

乾兴元年（1022年），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其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决事。范仲淹出任大理寺丞，再经晏殊推荐，出任谏官秘阁校理。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已过亲政的年龄。可是，刘太后仍抓住权力不放，并在冬至时，要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向她行朝拜大礼。范仲淹认为这有损祖制和君体，上书表示反对，接着又上书，要求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惹恼了刘太后，范仲淹因此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宋仁宗得以亲政。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

宋仁宗荒淫好色，宠幸尚、杨美人，无端地废黜了郭皇后。范仲淹上书劝谏，反对这样做。他的劝谏又使自己遭到贬斥，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又转知苏州。在苏州任上，他克服一系列困难，组织民工开通五条河流，解除了当地的水涝之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因政绩突出，出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文章阁待制，判国子监；继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当朝宰相为吕夷简，这是一个玩弄权术、擅权用事的人。范仲淹不改初衷，遇事必谏，揭露吕夷简的种种劣迹，曾绘制一幅《百官图》，标明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情况。吕夷简立即实施报复，把这个政敌赶出朝廷，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润州（今江苏镇江），再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许多大臣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而范仲淹坦然到地方任职，因为只有在州县，他才能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元昊好战，时时入侵宋境，宋朝西北边境吃紧。宋仁宗赶忙调整军事部署，紧急任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统帅夏竦，共御西夏。范仲淹作为文官，由此开始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

范仲淹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以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主持延州一线防御，着力整顿军制，训练士卒，修城筑寨，安抚边民。宋朝原先的军制规定，部置官带兵一万人，钤辖带兵五千人，都监带兵三千人，打仗时按将官职位高低为序，官小者居前。范仲淹改变了这种制度，设置六将，各带兵三千人，根据敌情，灵活机动作战，以利进退。他在训练士卒的基础上，提拔有战功有能力的人担任将校，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范仲淹观察地形，决定深入西夏境内筑一座大顺城，以作攻可进退可守的前沿阵地。他料定元昊必来争锋，故预先作了精心准备。临筑城时，发兵而随，十日城成。元昊发觉后，派出骑兵三万，前来攻城。久攻不下，佯装败走。范仲淹下令但令其去，不得追击。后来知道，元昊果有伏兵，范仲淹知己知彼，没有上当。

范仲淹青铜坐像

范仲淹以其特有的军事才干，构筑了一道坚强防线。夏军屡犯不能得逞，遂自相告诫说：“我们别再打延州的主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甲兵数万，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老子”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指其前任范雍。范雍在知延州时，只会祈求佛祖保佑安全。

范仲淹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执行了安抚边境羌民的正确政策。原先，边境羌民迫于宋军的骚扰，大多背井离乡，投奔西夏。范仲淹到任后，明令将士不得扰民，而且修建城寨，招抚流亡，帮助羌民解决土地、耕牛、种子、口粮等问题。因此，大批羌民相继归业，重返家园。范仲淹还很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士，诚挚礼遇六百多位酋长，引以为助。酋长们亲切地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以示敬重。为长久计，范仲淹还在边境实行屯田，保证军粮供应。韩琦仿效范仲淹的做法，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因而，边民编出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任枢密副使。时任涑官的欧阳修等推重范仲淹，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宋仁宗于是决定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拒而不受，要求和韩琦一起，效命边疆。但是未能如愿，这才勉强接受了任命。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

当时的朝廷政治腐败，尤其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弊端丛生。范仲淹既在其任，便谋其政，果断地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为了“更张以救”，他提出十条革新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赋税。这些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年十月，范仲淹的“条陈”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执行，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周围，聚集起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支持者，坚定地推行新政，使死气沉沉的朝廷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新政触动了守旧官僚的根本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污蔑范仲淹等结成“朋党”，甚至伪造事实，攻击富弼，企图另立皇帝。宋仁宗立刻动摇和退缩了，新政难以维持。范仲淹自请巡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他被罢去参知政事职务，出任邡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十一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县）。韩琦、富弼、欧阳修均遭贬黜，历时一年多的新政不了了之。

“庆礼新政”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北宋腐朽政治和达官权贵构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其意义和作用值得肯定。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曾经南游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这篇散文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岳阳楼一带壮美奇幻的景色，通过写景阐发议论，赞扬古代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实际上是表达了作者自己进退皆忧，不甘沉沦，决意奋发有为的抱负。

晚年的范仲淹仍然遭到奸佞的迫害，再被迁徙荆南（今湖北南）、杭州和青州（今山东德州）。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自请迁徙颍州（今安徽阜阳），病死于途中，死年64岁。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赐谥“文正”。

变法失败，悔恨终生：王安石

王安石（1020—1086年），神宗朝宰相，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父亲王益，做过几任地方官，王安石便自小跟随父亲奔波于南北各地，到过江宁、扬州、韶州、开封等，生活虽然不很安定，但也增长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亲到江宁。从此，便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但是，在江宁不到两年，王安石的父亲就去世了，那年他十九岁。由于父亲的去世，家境逐渐困难起来，他和母亲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庆历二年（1042年）春，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给扬州地方长官韩琦当幕僚。任职三年后，按宋制可以有资格献文求试，以取得馆阁的职位。然而自幼就体察到民生疾苦的王安石，却非常想为百姓做点事，他愿继续在地方做官，因而在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鄞县知县。

希望能有一番作为的王安石来到任地，他看到鄞县地区跨江负海，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遇到不雨之年即出现严重旱情，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事。因此王安石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永久地解除患祸，他号召百姓利用冬闲之时挖渠修河疏通水道，并且还亲自到各地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无不效力。在两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做出不少成绩。

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皇祐三年（1051年）又转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等职。这时的王安石已展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每任一方就造福一方；同时，他又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依然没有接受，仍要求外任，于嘉祐二年（1057年）被派到常州任知州。

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嘉祐三年（1058年）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价钱昂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取消榷茶法，要求将茶叶市场放开，交由商人经销、官府只要从中抽税就可以了，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经实施，成绩不错，不仅国家通过行政税收增加了国库收入，而且老百姓还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好茶，真可谓利国利民。

同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去上任。经过十几年地方官生活，王安石对民间疾苦、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嘉祐四年（1059年）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陈述了自己力图改变北宋王朝自开国以来便形成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局面的愿望。

王安石的万言上书，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因此也就没能得到采纳。但这次上书无疑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这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

英宗即位后，无所作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他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年轻的宋神宗，不同于仁宗和英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他渴望能像唐太宗那样，征服四海，天下一统，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建功立业。因而他对改革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借此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开始了。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之为新法。为了将新法切实地推行下去，王安石特地选了四十多名提举官，来向大家推广、宣传新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的改革方案陆续出台，内容包括理财、整顿治安和军备、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诸多方面。其中，理财是其核心内容。王安石主张“以天下动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均输法：宗旨是“徙贵就贱”，也就是京城所需物资的采购要以价格低廉、路途较近为原则。此法可有效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存在弊端，如信息滞后、无法及时调整，富商大贾得以操纵市场从中渔利，以及农业、手工业和矿业产品无法自由流通等。

青苗法：即政府在青黄不接之时贷“青苗钱”给百姓，夏秋收获时还粮或还钱。此法的推行有利于抑制高利贷商人对农民的盘剥。然而其弊端也依然存在，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也有敲诈勒索、折价计钱的不良行为，借贷的农户仍是受尽盘剥，陷入还债的深渊之中。

农田水利法：主要内容是发展农田水利，开辟大量的荒田，制定整治河道的规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此法实施之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耕地面积得以大大增加，黄河得到治理，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

免役法：代替了以往实行的差役法。主要内容是承担徭役义务的人不再服徭役，而是出钱募役，并把此下到单丁、户，这使得原本不必服役的家庭也得出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得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自然多。同时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抑制了豪强，实施的效果确实达到了目的。但它仍是一项弊端极大、争议最多的措施，地方官员收钱后募人充役可以任意出入，农民将劳动成果换成货币时又会遭受到商人的一层剥削。同时因为免役法每年都在实施，而差役数年才轮流一次，实际上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市易法：即以国家所藏库帛“置市易务于京师”，不久就在各路推行。此法有利于保护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但从经济的角度讲，政府干预商业活动不利于商业自身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干预亦使得官员与豪商勾结起来，控制价格，反而坑害了平民百姓。

方田均税法：该法包括方田法和均税法两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北宋并不反对土地兼并，因此富豪地主大量兼并、侵吞土地，并千方百计隐瞒土地的数量以逃避税收，这便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土地税收，方田法旨在解决隐瞒土地的问题，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一整套既定措施根本得不到实行，成为一纸空文。

保甲法：旨在解决“寇道充斥、劫掠公行”的现象，控制人民，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此法不利于农民安心生产，不利于人员的流动。

除上述各项措施之外，王安石也在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方面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为了通过考试选拔更多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他废除明经科和科举诗赋，以《诗》、《书》、《易经》、《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要求考生联系实际回答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能够经国治世的人才。王安石还注重学校制度的改革，“立太学生三合法”，分生员为三等，上舍生成绩优异的，可“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甚至是损伤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由于对某些特权阶级的抑制，使得新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及围攻。随着变法高潮的到来，双方斗争的形势也愈加激烈和复杂。反对派们虽被逐出朝廷，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抓住变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对改革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

1072年，就连华山崩裂也成了他们反对变法的理由，枢密使文彦博乘机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山山崩！”偏偏旱灾又接踵而至，反对派们以所谓天怒人怨为依据，反对新法。他们的反对之辞使得神宗有些动摇，神宗还真以为是触犯了天神。王安石对这些目光短浅、荒诞可笑的议论视之为流俗，认为不足顾惜。他反复开导神宗，说天崩地裂、河水泛滥等都是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与人事毫不相干，虽然有时碰到一起，也只是偶然，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然而，神宗疑惧难消，而反对派的攻势却愈益猛烈。

除了文彦博之外，参知政事冯京又上言，对新法予以全面否定。更严重的是皇宫后院也加入了反对派的队伍，因为市易法实行“免役钱”直接触犯了皇族、后族和宦官们的利益。原来宫廷用品是由市易司供给，在购置用品的过程中，宦官们经常借着皇帝近侍的特殊身份对商人进行勒索、诈取。实行免役钱后，各行户按收利多少向宫廷交钱，不再交物，宫廷所需物品要按市易司规定的市场价格出钱购买。这样，皇帝的亲属近侍便无利可图，他们便将一切的罪责都推到王安石的身上，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泪流满面地向神宗诉说“王安石变法乱天下”，要神宗把王安石赶出朝廷。

在这关键时刻，支持改革的神宗变卦了。从1073年起，各地发生灾荒，河北的灾民四处流亡，纷纷流入京城，有人借此绘了一幅《流民图》，上书神宗，说这些灾荒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最后说：“去安石，天乃雨！”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下的王安石，很难继续执政，便在1074年4月上书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不知所措的神宗竟然下诏，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古时又称金陵），安心休息。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绛，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都是中坚的变法力量。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两人意见经常不一致，往往使许多法令不能及时地实施。且吕惠卿为人又颇跋扈，韩绛为了牵制他，便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作为神宗本人，他也不想变法中途失败，所以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他又派使臣到江宁召回王安石。王安石见诏后十分激动，便立即上路，昼夜兼程，仅用七天时间就回到京城开封，再度为相。

王安石复相后，虽然还想继续推行变法，但变法派内部却出现了分裂，且分裂越闹越大。而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却是变法派内部的核心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是个出类拔萃的才子，对几项重要新法的制定和推行是有功劳的。但他个人野心太大，权势欲极强。对于王安石的再度为相，他深感不安与不满，处处给王安石出难题。吕惠卿又公行不法。熙宁八年十月，终于因罪被解除副相职务。变法派的另一主将章悖，因与吕惠卿“协力为奸”，也被罢免。变法派的分裂，大大削弱了变法派的战斗力，也使王安石的改革锐气受到极大挫伤。而新老反对派的攻击依然火力不减，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摇摆不定的神宗更加动摇了，根本不像以前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了。

正值王安石日益消沉的时候，王安石的儿子又因病去世。丧子之痛，又给他病弱的身心沉重的一击。内忧外困，使已届古稀的王安石再难拥有当初的雄心壮志，一连四五次上疏，坚决请求解除宰相之职。1076年10月，神宗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判江宁府”的官衔，王安石于是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陵。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保守势力控制了政权。不久，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罢免役法”。此事对王安石打击很大，并因此一病不起。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六十六岁。

撰成《通鉴》的保守派宰相：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为朝廷四品官。

传说司马光6岁时，偶得一颗青胡桃，婢女帮他剥去坚硬的外壳，司马光取桃仁吃，味道鲜美，乐不可支。其兄问他谁为他剥去胡桃壳，司马光随口称自己所为。不料，早已看到此事全过程的父亲出来训导司马光说，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人就要取信他人。司马光顿时羞愧难当，深责自己的行为。父亲言传身教，对司马光的影响很大。少时司马光聪明好学，曾用一根圆木作为枕头，一旦被滚落的枕头惊醒，便继续读书，如此持之以恒。他20岁时中进士甲科，被授以奉礼郎，不久改任苏州判官。

27岁时，他被调京城担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官职，后又任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这些官职虽不重要，但对于司马光熟悉朝廷内部斗争十分有利。宰相庞籍被免职，因司马光为他所荐，便弃官追随庞籍到了郓州（今山东东平），做了郓州典学和通判（考察官吏政绩的官员）。又随庞籍入并州，任并州通判。

司马光墓

三年后，司马光调入京城，担任开封府推官，后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任谏官五年，积极向朝廷提出各种建议，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锐意改革，十分看重司马光的才学，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并有意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但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改革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认为王安石新法对百姓不利。王安石在变法之前，曾提出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之后，却把生产放在次要地位，急于解决财政困难，从而加重了税收。北宋中期，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国库仍然空虚，入不敷出。司马光反对加重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负担，主张节省朝廷上下开支。由于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执己见，矛盾尖锐，司马光被罢翰林学士等职，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不久，司马光又辞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在任15年。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此前，司马光在钻研历史著作中发现缺乏一部比较完整的通史。经过多年的思考，他用了两年时间，用编年体，即按年代顺序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共8卷，取名《通志》。他把《通志》呈给当时的宋英宗御览。英宗看后非常满意，令司马光设置机构，继续编写这部书。

赵顼即位后，称赞此书有助于了解历代治乱兴衰，像一面镜子用以借鉴。因此，宋神宗将《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统治的意思；“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初稿堆满了两间屋子，整整花了19个年头才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按着年代编成294卷，具有内容丰富、取材广博、叙事清晰、文笔生动简练等特点，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部书往往从政治得失入手，从统治者的利益着眼，揭露并谴责了历史上封建帝王的生活奢侈，刑罚过重，赋税众多，以致激起民众反抗等事实。

宋神宗病死后，皇太后让司马光为相。早在洛阳时，百姓都称司马光为司马相公。他被召入京时，围观百姓之多几致道路阻塞。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对于已进入暮年的司马光来说有些力不从心。但司马光不负众望，在他主持朝政期间，鉴于言路不畅、君臣隔阂的弊端，提出广开言路的主张。他废除了王安石新法中仅存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这是司马光一生中的一大缺欠。

司马光为官近40年，在洛阳时仅有薄田3顷，其妻死时，只能用卖田所得购置棺椁，这就是人们千古传颂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凭借他的显贵，本来可以富甲天下，但除所得俸禄外，他不谋取外财，始终两袖清风。他还用自己的俸禄周济他人。庞籍死后，曾遗一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司马光就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赡养，待之如父母兄弟。宋仁宗曾赐司马光金银珠宝，他上书称，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百姓贫困，故不接受赏赐。后来，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就用作谏院的办公费用和救济一些贫困的亲戚朋友。他年老后，其友想用50万钱买一个婢女供其使唤，他即复信回绝说：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怎敢奢侈呢？司马光在洛阳时，冬天，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室内无炭火，以致客人冻得瑟瑟发抖，司马光见此就向客人致歉，让人熬碗姜汤给客人驱寒。此情此景令客人感慨万千，赞叹其为一代廉士。

司马光作为一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他死后，百姓纷纷为其送葬，并竞相购买他的画像，以示悼念。

第二节　南宋的奸相与名相

遗臭万年的奸相：秦桧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及第，任密州教授，改太学学正。

早期的秦桧，并不像后来那样阴险奸诈。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进攻汴京，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作为许和的条件之一。宋钦宗畏敌如虎，满口答应。秦桧上书，陈述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只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言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其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城）门及引上殿。”这说明秦桧对于金人的贪婪和狡诈是有认识的，提醒皇帝务要警惕和有原则，不能一味退让。

秦桧作为割地使之一，参加了与金人的谈判。金人提出，必须先得三镇，然后撤军。为此，宋钦宗专门召开会议予以讨论。范仲尹等70人附和皇帝，主张“予之”；而秦桧等36人反对，“持不可”。这表明，秦桧还是有爱国心的，故而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这年底，金军再度南侵，包围汴京。宋钦宗屈节投降，北宋灭亡。秦桧是被金军俘掠北去的宋朝大臣之一，他的妻子王氏随行。北去途中，秦桧夫妇和宋徽宗、宋钦宗一样，饱受艰辛和屈辱。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侯，宋钦宗为重昏侯。二帝辗转迁徙至韩州（今辽宁昌图北）。宋徽宗听说南宋建立，写信给金太宗，提出和议问题。信经秦桧润色，情文格外凄婉。金太宗破例召见秦桧，并把他交给弟弟完颜挞懒。挞懒发现秦桧极有心机，用为军府参谋。接着，挞懒又发现秦桧妻子王氏饶有姿色，遂与通奸。从这时起，秦桧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心目中只有金国而没有故国了。

金国攻灭北宋后，继续对南宋发动进攻。宋高宗一路南逃，中原军民则高举义旗，反击入侵者。金太宗实行以战为主、以和辅战的双重策略，命挞懒把秦桧放回临安，主持和议，以便从内部分化和瓦解南宋，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挞懒向秦桧交底，秦桧甘心投降，当了卖国贼，带着妻子王氏于建炎四年（1130年）从海上回到临安，诡称是“杀了监守，夺船而归”。但是这个理由太荒唐，唯宋高宗坚信不疑，因为秦桧带回了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健在的准确消息，而且秦桧力主和议，正中宋高宗下怀。宋高宗高兴地对人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佳士，岂非一大幸事？”因此当即用为礼部尚书，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再用为参知政事。

但是秦桧不满足于副相职位，放话说：“我有二策，可以安抚天下。”别人询问其策。秦桧故意说：“今无宰相，不可行也！”八月，宋高宗以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为宰相，同时兼知枢密院事，使之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宋高宗对秦桧的所谓“二策”也感兴趣。秦桧亮出计谋，说：“如欲天下无事，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话说白了，就是南北分治。若此，南宋军民就无须开展什么抗金斗争，更无须收复什么失地和重整什么河山了。

事实上，当时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太行山有“八字军”，中条山有“红巾军”，还有韩世忠、张浚、吴玢等，同时在各个地方给予入侵的金军以沉重的打击。最出名最坚强的是岳飞领导的“岳家军”，活动于中原一带，抗击金军，神出鬼没，战果辉煌。岳飞听说宋高宗和秦桧正积极与金军议和，愤然上书说：“金人不足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讥后世。”把矛头直接指向秦桧，引起了秦桧的无限忌恨。

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统帅完颜兀术（zhú）率领大军再度南侵，遭到各路宋军的顽强抗击。其中，岳飞一军最为勇猛，尤其是七月在郾城（今河南郾城）之战中，大败金军主力，大破兀术的“拐子马”，乘胜追击，直至朱仙镇，距离汴京只有40余里。岳飞的胜利，震撼了中原大地，父老乡亲携牛带酒，头顶香盆，欢迎和慰劳岳家军。岳飞兴高采烈，上书朝廷，请求各路宋军发起总攻，歼灭金军。他高兴地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耳！”

秦桧铁跪像

兀术龟缩在汴京城，一面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一面决定舍弃汴京，率兵北撤。这天，他已上马准备起程，忽有一个书生向前拉住马缰，说：“大帅且留勿走，岳飞很快就会退兵！”兀术诧异，说：“郾城一战，我骑兵主力尽丧于岳家军麻扎刀下。朱仙镇一仗，岳飞又以五百精骑破我十万大军。城中百姓，日夜盼望岳家军，汴京焉能守住？”那个书生不慌不忙地说：“自古以来，哪有权臣在内而将帅能立功于外的呢？岳飞自身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期望成功呢？”

兀术听书生说得有理，遂留下不走，并派密使去见秦桧。宋高宗心中只有一个“和”字，秦桧又百般忌恨岳飞，他们奉妥协投降为国策，绝不容许岳飞得罪金人。因此，他们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岳飞接到金牌，痛心疾首，悲愤泪下，叹息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班师，继被召至临安。宋高宗和秦桧给岳飞安了个枢密副使的职衔，削夺了他的兵权。兀术的密使携带密信，责备秦桧说：“汝朝夕请和，奈何令岳飞掌兵，欲图河北？汝必杀（岳）飞，然后可和。”秦桧忠于金人主子，精心设计，谋害岳飞。

岳飞一生光明磊落，无懈可击。秦桧谋害岳飞，只能靠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他伙同亲信万俟卨、张俊，共同诬陷岳飞，声称岳飞企图“谋反”，而且涉及岳飞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把他们一起关进监狱，严刑逼供。

秦桧在审讯岳飞的同时，根据宋高宗的旨意，一手主和，命令各路宋军停止作战。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签订“和议”：宋向金奉表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宋每年向金贡献白银25万两，绢帛25万匹；宋、金疆域，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史称“绍兴和议”，记录了宋高宗和秦桧等投降派无耻的卖国行径。

“和议”达成，秦桧派人继续审讯岳飞。老将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说：“所谓岳飞谋反，证据何在？”秦桧没有证据，却狡猾地说：“其事莫须有。”意思是说“当须有”。韩世忠十分愤怒，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得知有人汇集士民，准备为岳飞请命。他颇费踌躇，犹豫不决。他的妻子王氏出主意说：“这有何难？干脆杀了他，缚虎容易纵虎难！”这句话提醒了秦桧。秦桧奏请宋高宗，就凭“莫须有”的罪名，硬将岳云和张宪腰斩于市，将岳飞秘密处死于狱中。岳飞临刑前，索笔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秦桧害死岳飞，宋高宗认为他是忠臣和功臣，加官晋爵，使之成为太师、魏国公，其母封国夫人，其子秦熺（实是王氏外甥）授秘书少监，领修国史。秦桧为相，继续呼风唤雨，名将韩世忠、张浚等，皆因受他排斥而愤愤离开朝廷。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秦熺居然升为翰林学士，兼官侍读。宋高宗礼待秦氏父子，赏赐豪华府第和无数金帛；御书“一德格天”四字，让秦桧制匾悬挂府中；再许秦桧立家庙于京城，御赐祭器。真是“恩遇优渥，荣华无比”，就连宋徽宗时的蔡京，恐怕也远远不及！

权势和野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晚年的秦桧野心勃勃，意欲将平生的反对派一网打尽，使其子子孙孙不得翻身，然后便可为所欲为，即便夺取南宋江山，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宋高宗对于秦桧，经历了奇之、恶之、爱之、畏之四个阶段。他担心秦桧会成为王莽、董卓之类的人物，所以平时在靴中总藏着一把利刃，以作防身之用。

绍兴二十年（1150年）发生一件大事，壮士施全刺杀秦桧未遂，反而被秦桧杀死。此后，秦桧加强警戒，每外出，侍卫前呼后拥，生怕遭人暗算。秦桧害人心虚，常做噩梦，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又兴起一个包括53人的大冤案，随后病倒。宋高宗立命秦桧和秦熺致仕，但表面上仍封秦桧为建康郡王，授秦熺为少师。丙申日，秦桧呜呼哀哉，终年66岁，追赠申王，谥曰“忠献”。不久，王氏亦死。宋宁宗时，秦桧被削去王号，改谥“缪丑”。

秦桧两次为相，共19年。他人在宋朝心在金，除一心一意主和外，完全按照金人的意图，基本上把宋朝的忠臣良将诛斥殆尽。他为相期间，参政变换了28人，贿赂公行，富可敌国，党羽曾向他献“王气诗”，请他坐金根车，他俨然就是未来的皇帝。秦桧死后，宋高宗松了口气，对人说：“朕今日始免靴中藏刃矣！”

秦桧死后8年，也就是岳飞死后22年，宋高宗在内忧外患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禅位给太子赵眘，自己当了太上皇。赵眘登基，就是宋孝宗。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岳飞官职，悬赏购得岳飞遗骨，以礼迁葬于西湖栖霞岭，建成“精忠园”（一称岳墓或岳坟）。后来又在附近建成岳庙。岳墓和岳庙，是民族正气的象征，世代受人景仰。淳熙六年（1179年），岳飞被追谥“武穆”。嘉定四年（1211年），岳飞被追封为鄂王。秦桧夫妇、万俟卨、张俊，生前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死后被人铸像，长跪在岳墓前。墓阙楹联书刻：“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历史的裁判，大概就是“天日昭昭”吧。

葬送南宋江山的权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曾任淮东制置使的官职，其秉性狡猾，善阴谋诡计。一次，贾涉路过钱塘（今浙江杭州）风口里，见一妇人正在洗衣，且颇有姿色，便跟至其家，买下了她作妾。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八日，此妇胡氏为贾涉在万安县（今属江西）生下贾似道。后来贾涉离开万安县丞任时，只携贾似道相随，胡氏流落在外，嫁给了一个石匠为妻。及至贾似道年长，任两淮制置大使时，才访得其母，竟用计将石匠沉于江中，其手段实在毒辣，以后胡氏跟随贾似道得以享尽荣华富贵。

贾似道少年时，因父亲的去世而一度破落，浪游放荡，不务正业。后以父荫当了一名管理仓库的小官。直到后来，他的一个同父异母姐姐被选进宫中，由于容貌出众，很快便受到理宗赵昀的宠爱。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贾氏被进封为贵妃，贾似道成了“国舅”。

嘉熙二年（1238年），25岁的贾似道居然一举中第，很快便由正九品的籍田令升为正六品的太常丞、军器监。原本是个浪荡公子的贾似道，凭着理宗对贾贵妃的恩宠，更是放浪形骸，有恃无恐，每日纵情于烟花柳巷，晚间更是通宵流连于西湖之上，泛舟燕游。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远眺，只见西湖中灯火通明，便对左右说：“此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言中。

虽然品行不端，生活放荡，不学无术，但贾似道依然官运亨通。刚满32岁时，他就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移镇两淮。宝祐二年（1254年），被召回朝廷，加同知枢密院事，封临海郡开国公。宝祐四年，贾似道当上了参知政事。一年后，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又过一年，改任两淮宣抚大使。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灭金后，挥兵直指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蒙哥汗决定以四万之众兵分三路全面侵宋，旨在消灭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汗所率主力围攻合州（今属四川），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蒙军久攻不下，迫使其主力转攻重庆。七月，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山被宋将王坚的炮石击中，重伤而死。四川的蒙军只得退去。九月，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所部东路蒙军抵达长江沿岸。按理说，元首死去，部下应该垂头丧气退回才是，但是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却恰恰相反。此时，他更是信心百倍地准备攻城，希望凭借显赫的战功来夺得蒙古大汗的宝座。于是从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渡江，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长江重镇鄂州被围的消息传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宋理宗大惊，命令贾似道驻扎在汉阳的兵力赶快增援鄂州，任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仍兼京湖、四川宣抚大使，以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在鄂州城防备加强之后，鉴于鄂州以东比较空虚，丞相吴潜命贾似道移防鄂州下游要地黄州（今湖北黄冈）。

贾似道本来就不是什么治国良相，更谈不上运筹帷幄统帅千军万马，在强大的蒙古军队面前，他只是个贪生怕死的无能之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时，战事特别激烈。蒙军多次击破鄂州的城门，但在守城将士的拼死抵抗下，鄂州并没有惨遭沦陷。鄂州久攻不下，忽必烈又准备进军临安。这下可吓坏了身为统帅的贾似道，他私自派人向忽必烈求和，表示愿意割江为界，对蒙称臣，每年交纳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不予答应。开庆元年（1259年）十一月，蒙古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为汗。急于北归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就势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条件。

开庆二年正月，蒙军主力北撤之后，贾似道却上演了一场抗蒙获胜的闹剧，用水军袭杀了负责殿后的一百七十名蒙古兵。

援鄂之战后，贾似道隐瞒了私自求和的真相，向朝廷献上所俘杀的蒙古士兵，声称蒙古军队全被消灭。

被蒙在鼓里的理宗哪里知道还有割地、称臣、赔款的和约，真以为贾似道为宋朝社稷立下了天大的再造之功。于是在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理宗以少傅、右丞相召贾似道回朝廷，并命满朝文武百官到京郊迎接贾似道“凯旋”。四月，晋升贾似道为少师，封卫国公。

这下，贾似道成了理宗身边的股肱之臣。加之手握重权，贾似道便露出了专横霸道、穷凶极恶的丑陋嘴脸，开始诬陷打击那些曾与他有矛盾的朝臣们。当时，蒙古军队曾攻到潭州，江西大震，丞相吴潜将贾似道调往要冲重镇黄州（湖北黄冈）防守。贾似道在途中遇上一股蒙古兵，简直害怕得要死，然而这些都是些老弱病残，很快就被宋军歼灭，即便如此，他也一直认为这是吴潜在害他，从此便怀恨在心。

还朝以后，贾似道听说宋理宗已经对吴潜相当不满，便乘机指使爪牙沈炎弹劾吴潜，将他贬到循州（广东龙川），并将所有追随吴潜的大臣都扣上“党人”的帽子，贬出朝廷。在鄂州时，将领曹世雄、向士壁曾经对贾似道的行径表示过轻视，贾似道就给他们加上“盗取官钱”的罪名，贬谪到边远穷困的地方去，最后迫害致死。为了大权独揽，专享殊荣，贾似道还设法将宋理宗向来宠信的宦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及其党羽贬黜出朝，禁止他们干预朝政。最后，贾似道甚至肆意更改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景定五年（1624年），宋理宗病逝，贾似道拥立宋度宗即位。这时贾似道的权势已是如日中天，就连度宗对贾似道也是感激涕零，两人相见竟不行君臣之礼。可他还要施展特有的手腕，故弄玄虚。当贾似道料理完理宗的丧事后，竟弃官返回自己在绍兴（今属浙江）的私宅，暗中又指使人谎报元军将要来袭的消息。朝中顿时人心惶惶，无能的度宗和谢太后立即下诏请贾似道复职，并特拜他为太师，封魏国公。可知贾似道完全是将皇帝如同戏偶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

咸淳三年（1267年）二月，贾似道再次故伎重演，向度宗提出要返乡休养，度宗又慌了，一天四五趟地派大臣、侍从去传旨挽留，还施以各种赏赐物品，直到授以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派左、右丞相轮流替他掌印，许他三日一朝，才将其挽留下来。原本贾似道在西湖已有理宗赐予的集芳园，这原是高宗用过的旧所，有楼阁堂观数十处，尤以半间堂、养乐园最为出名，这次度宗又在西湖葛岭赐给他私宅一所，令他在此休养。从此贾似道不到都堂议事，而由胥吏抱着文书送到葛岭私第请示，大小朝政皆由廖莹中和翁应龙办理，宰执形同虚设，仅在公文纸尾署名而已。

咸淳九年（1273年）初，被元军围攻达五年之久的南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终于失陷，南宋朝野大为震动。当初襄阳被围时，贾似道曾装模作样地要亲往救援，暗地又指使党羽上书阻留。等到襄阳失守后，贾似道将其失守的原因推至先皇理宗的头上，说是理宗当初阻止他去救援。襄阳失守后，国家存亡受到严重威胁，许多大臣纷纷献策，然而，贾似道却置南宋王朝存亡于不顾，不仅不加布置边防问题，反而把上书者罢免流放，继续文过饰非，过着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成淳十年七月，宋度宗去世，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熙为帝。不久鄂州守将程鹏飞投降，元丞相伯颜率军东下。由于沿途宋军早已疲惫至极，无力应付，所以元军一路长驱直入，临安城局势危急。在太学生的强烈要求之下，贾似道只得率军出征，来到芜湖。谁知他又用了当年对付忽必烈的那招，先派人馈送荔枝、黄柑等水果美食给伯颜，又派宋京到元军中请求称臣纳币，但遭到伯颜的拒绝。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宋军主力损失殆尽，贾似道只身逃回扬州。

如此误国误民的奸臣贾似道，在众多官员的激愤要求下，被朝廷罢了官。然而，众愤难平，朝廷的从轻发落遭到天下人的一致反对，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强烈要求斩杀贾似道。贾似道看到众人的气愤之举非比寻常，不禁有些担心，上表乞求活命，并将鲁港兵败之责全部推给孙虎臣、夏贵。众怒之下，朝廷将他降三级官职，流放婺州（今浙江金华），但贾似道早已臭名昭著，婺州民众到处张贴通告，拒绝让他入境。朝廷又将他改放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但朝臣中有人认为，“建宁乃名儒朱熹的故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闻似道来呕恶，况见其人！”在朝臣不断的口诛笔伐之下，朝廷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今广东高州境内）团练副使，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并抄了他在临安和台州的家。

押送贾似道到循州的是会稽县尉郑虎臣。郑虎臣果然不负众望，一上路没多久，就立即赶走了贾似道所带的十几个侍妾，行至途中，郑虎臣又撤去贾似道轿子上的轿顶，让他暴晒于秋初的烈日中。轿夫也以杭州方言唱歌，嘲骂贾似道。

途中一日，他们在一所古寺歇了下来，墙上有因贾似道迫害而流放过此的吴潜的题字，郑虎臣怒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到此？”贾似道无言以对。乘船行至南剑州黯淡滩时，郑虎臣暗示贾似道，这里的水很清，可以自尽。然而贾似道仗着太皇太后的庇护，不肯寻死，企望能躲过风头，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

九月，走到距漳州（今福建漳州）城南五里处的木绵庵时，贾似道多次腹泻，郑虎臣不肯让他多活，遂就此将蹲在便桶上的贾似道处死，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贾似道死后不久，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破，四年后（1279年），南宋灭亡。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履善、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少时饱读诗书，胸怀大志，于宝祐四年（1256年）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任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判官厅公事。期间，蒙古军大举南侵。宋理宗受奸臣和宦官的控制，主张放弃临安，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文天祥坚决反对，据理力争，终于使宋理宗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景定四年（1263年），文天祥改任著作佐郎兼景献太子府教授，因耻于在宦官董宋臣手下做事，上书求去，知瑞州（今江西高安），转江西提刑。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文天祥知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次年被调回京城，任学士院权直，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

文天祥鄙夷宰相贾似道，曾通过诏书形式，斥责他的种种劣迹。贾似道大怒，罢免了文天祥官职。直到咸淳十年（1274年），文天祥才又复出，知赣州（今江西赣县）。这时，元世祖忽必烈以伯颜为统帅，率领铁骑南侵，攻占襄樊和鄂州，然后沿长江东下，直扑临安。宋度宗病死，宋恭帝即位，谢太后主事，下令各地勤王。文天祥招募起一支三万人的队伍，开往临安。贾似道临阵脱逃，新任宰相陈宜中和兵部尚书吕师孟均是投降派。文天祥提出建立方镇的主张，建议设长沙、隆兴（今江西南昌）、鄱阳（今江西波阳）、扬州四镇，各置都督，率领军民，抗击元军。

陈宜中、吕师孟拒不采纳，以文天祥为浙西、浙东制置使、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今江苏吴县），率兵增援常州。常州兵败，文天祥退守余杭（今浙江余杭）。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进抵临安城外，谢太后焦头烂额，通知元军统帅伯颜，决定投降。

伯颜让宋朝宰相赴元营商谈投降事宜，陈宜中怕死，逃之夭夭。无可奈何，谢太后只得给文天祥一个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职衔，命其前往元营谈判，同行的还有安抚使贾余庆等人。

文天祥临危受命，意在通过谈判拖住元军，保住临安，为军民抗元争取时间。谈判中，文天祥提出，元军必须撤退到平江一带，以显示谈判的诚意。伯颜大怒，将其扣留，改而威胁贾余庆。贾余庆一副软骨头，乖乖地俯伏在伯颜面前，接受了元军提出的所有条件。贾余庆被放回，反说了文天祥的许多不是，主张立即投降。谢太后计无可施，只好再任命贾余庆为右丞相，率监察御史杨应奎等，向伯颜献上降表。

文天祥蜡像

其实，这时的南宋事实上已经灭亡。伯颜把宋恭帝及其生母全太后以及文天祥等，押解大都（今北京）。在镇江，文天祥经义士相救，得以逃脱，辗转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海陵（今江苏泰州）、通州（今江苏南通）等地。

五月，宋臣张世杰、陆秀夫等，在福安（今福建福安）拥立宋恭帝之兄益王赵+（shì）为帝，是为宋端宗。文天祥火速赶到福安，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并至南剑（今福建南平），招募兵马，高举起抗元的大旗。文天祥在人民心目中还是丞相，所以响应者甚众。元军加紧向福建发动进攻，张世杰、陆秀夫等保护宋端宗，转移到广东。文天祥也以退为进，移军龙岩（今福建龙岩）。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指挥大军挺进江西，攻占会昌（今江西会昌）。元军则把主力摆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六月的一天，文天祥和将军赵时赏、邹讽、巩先等一起，联络赣州、吉水（今江西吉水）的宋军，围歼雩都元军，大获全胜。湖南、湖北、福建的宋军奋起攻杀元军，惩治汉奸，一时形成了抗元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文天祥驻军兴国（今江西兴国），号令直通江淮地区。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南宋降将张弘范、李恒，率兵十万围剿文天祥。文天祥寡不敌众，赵时赏为掩护文天祥，英勇战死。文天祥退守潮阳（今广东潮阳），并向海丰（今广东海丰）转移。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宋端宗病死。张世杰、陆秀夫再拥立其弟赵籨为帝，迁移至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海盗引导元军，追击文天祥。文天祥遭元军重重包围，自杀未果，终被俘。

祥兴二年（1279年）初，无耻的张弘范押着文天祥由海道去崖山，途经一个叫做零丁洋的地方。文天祥想到异族入侵，国家灭亡，自己无力回天，忧愤填胸，写下千古名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恒奉张弘范之命，劝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和陆秀夫，让二人归附元朝。

文天祥痛斥汉奸卖国贼，严词拒绝，命其将新写的《过零丁洋》诗交给张弘范。张弘范读诗，且羞且怒，无言以对。二月，崖山海面发生一场海战，宋军惨败，陆秀夫怀揣传国玉玺，背负皇帝，跳海殉国。张世杰突围而出，亦投海殉难。

文天祥悲痛欲绝，几次跳海，欲死不能。他被押往大都，沿途所见，都是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

文天祥到了大都，忽必烈考虑他有崇高的威望，一心想让他降元。为此，忽必烈先派宋恭帝赵前去劝降。哪知一幕“君劝臣”，反而变成了“臣讽君”，赵自讨了个没趣。忽必烈再派宰相阿合马、博罗，软硬兼施，以力相逼，以利相诱，务要文天祥降元。文天祥坚持民族气节，始终坚贞不屈。忽必烈无奈，只得把文天祥关进监狱，企图以时光消磨他的意志。文天祥在狱中饱受艰辛和屈辱，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歌，编成《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以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和忠贞操守。

文天祥被关在狱中整整三年。他成了抗元民众的一面旗帜，有人扬言要劫狱，救出文丞相。忽必烈大为恐慌，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亲自出面，劝告文天祥投降，许诺拜为中书宰相。文天祥拒不跪拜忽必烈，破口大骂，只求早死。次日，文天祥被押赴刑场，从容就义，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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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与油条

根据清末民初的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油条似乎起源于南宋，而且与高宗时期的奸相秦桧有很大关联。

书中记载油条本名“油炸桧”，意思就是“油炸秦桧”。人们把面做成两个长条，然后再捶薄，两条相互交叉合为一体，好像用绳子给它系上一样。然后再用油炸，出锅后的样子酷似人形，上面两个分叉代表人手，下面两个分叉代表人脚。正是因为秦桧祸国殃民，百姓非常痛恨他，所以就做出“油炸桧”来表示诛除这个奸佞小人。

第三节　元朝的名相

助元建立制度的异族宰相：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年），燕京（今北京）人，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曾在北京玉泉山居住，故又称玉泉居士。

他出生于金后期，其父耶律履在金世宗时任尚书右丞。耶律楚材虽然是契丹人，但他自幼就接受汉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成年后，他在治国方面便遵循儒家济世安民之道。耶律楚材天资过人，博览群书，能过目成诵。他17岁入仕，24岁为并州（今河南濮阳）同知（州的副长官），后迁左右司员外郎。

此时，北方蒙古族军队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一举吞灭了金王朝。成吉思汗听说耶律楚材才学过人，下诏要亲自召见他，耶律楚材仰慕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认为追随这样的君主，可以施展其远大的抱负，于是欣然应召。成吉思汗一见耶律楚材身材伟岸，声音洪亮，便心生爱意。耶律楚材以渊博的学识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让他跟随自己西征。成吉思汗运用军事手段扩大统治领域，无心改变蒙古族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不重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主张，只把他作为汉文书记官和占卜星相家使用。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十年中，耶律楚材很不得志，曾在诗中流露：“致军泽民本不难，言轻无用愧偷安；十年潦倒功何在，三径荒凉盟已寒。”

耶律楚材读书堂

成吉思汗病逝后，暂由其四子拖雷监国，耶律楚材受命回燕京，负责收集图书经籍。原来，蒙古军队攻下城池，只顾抢夺财物和人口，耶律楚材却搜集图书和药材。不久，军中疾病流行，耶律楚材用所收的药材救活了数万将士，此事引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拖雷派耶律楚材到燕京搜集图书，耶律楚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还协助拖雷整顿统治秩序。由于各州郡官吏任意杀戮，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因而耶律楚材受命与宗王塔察儿共同惩治“剧贼”。耶律楚材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剧贼”都是燕京权贵的亲属，便将“剧贼”全部逮捕入狱。权贵们大为震惊，纷纷向塔察儿行贿，以求免罪。在耶律楚材的劝诫下，塔察儿处死了“剧贼”首恶16人，安定了燕京。惩治“剧贼”，显示了耶律楚材的政治才干和清廉刚正的节操，因而获得蒙古统治集团的信任。

拖雷监国两年后，按照成吉思汗的遗诏，由窝阔台继承汗位。在举行登基大典时，耶律楚材为使会议开得庄严隆重，就说服亲王察合台率先遵守君臣之礼，实行跪拜，以尊君权。窝阔台即位后，为树立自己的威严，试图惩戒那些未按时来朝拜的王公大臣。耶律楚材劝窝阔台以宽厚待人，防止扩大矛盾，稳定政局。窝阔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前不拥护他的人都前来归附。耶律楚材为了帮助窝阔台建立各种制度，撰写了《便宜十八事》，它涉及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条例等方面。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才能大加赞赏，当即授命他为中书令，典颁百官，会决庶务，使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耶律楚材协助窝阔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需要。首先，逐步废除屠城杀掠的政策，稳定社会经济，避免被统治地区的反抗斗争，从而有利于蒙古国的统一与安定。其次，耶律楚材谏阻“裂土分民”，主张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窝阔台曾打算按照蒙古国的惯例，将新占领的中原地区分赐给亲王和功臣。耶律楚材当即指出，“裂土分民”只会扩大彼此间的矛盾，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不如由政府派遣官吏到各州县负责税收，收入作为俸禄发给诸王和功臣，不让他们擅自征税。这样地方征税的权力收归中央，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压制地方势力的滋长，避免分裂局面的发生。窝阔台接受了他的建议，令耶律楚材制订地方官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制度。耶律楚材还及时向窝阔台建议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在马上治理，道出以文治国的道理。窝阔台便让耶律楚材选拔一批文臣到政府部门任职。为推进“汉化”，还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请到燕京，充实到政府各级机构，从而改善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耶律楚材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治国之能，促使蒙古统治集团接受“汉法”，建立起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元代统一国家的规模。明朝的张溥认为他“相二帝辟草昧，开基元德”，可比周召二公之功。然而耶律楚材的结局十分悲惨，他所实行的改革措施遭到蒙古贵族们的反对，后来，窝阔台去世，耶律楚材受到各方面的排挤，最后悲愤而死。

平定南宋的宰相：伯颜

伯颜的曾祖名叫述律哥图，曾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时，任蒙古八邻部左千户之职。其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因平定忽禅有功，成吉思汗就把八邻部这块土地赏赐给他，由他管理。伯颜父亲晓古台，也世袭父职。由于随宗王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开拓西域，所以伯颜随父亲生活，在西域长大。

元世祖至元初（1264年），旭烈兀派晓古台进大都（今北京）入朝奏事，伯颜随行。当时伯颜30岁左右，世祖忽必烈见其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谈吐文雅、出口不凡，甚是欣赏，于是说：“伯颜非宗王之臣也，留在京城让他随朕办事。”于是伯颜留在京师，在世祖忽必烈手下当差。忽必烈曾与伯颜谈论国事，伯颜的所谈所识总比当时的朝臣要高出一筹，这令世祖更加礼待于他。忽必烈还下敕书，让安童的妹妹嫁给伯颜。

至元二年（1265年）七月，伯颜由于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由一名侍臣官被越级提拔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当时，朝中大臣遇有难办之事，伯颜总能从容地用一两句话解决、了断。这种高超的决策能力和果断的处事作风赢得群臣们一片赞赏，许多朝中大臣翘起拇指叹服地说：“真宰辅也。”至元四年，伯颜改任中书右丞，至元七年，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十年（1273年）春，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决定大举进攻南宋。是年秋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20万征讨南宋。九月，伯颜率领蒙古铁骑会师于襄阳，然后兵分三路向南挺进。十二月，元军采用声东击西之计，从汉口巧渡长江之后，袭取荆湖重镇鄂州（今湖北武汉）。伯颜命阿里海牙领兵4万镇戍鄂州，分兵攻取湖南、广西等地，自己与阿术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

元军飞渡长江，沿江东进，令宋廷沿江各州郡极度恐慌。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黄州、涟水、蕲州、安庆、池州等州郡的宋朝知官、将领纷纷献城请降。二月，伯颜大败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于丁家洲。是役之后，伯颜与取道淮西南下的合答、董文炳会合。溧阳、镇江等地宋军皆请降，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归降。

至元十二年三月，蒙古大军拿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忽必烈闻此捷报，十分高兴，遂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一月，伯颜派军在占据无锡州、太湖和平江后，派宋降臣游介实，奉世祖诏书副本出使宋朝，以诏书的形式劝谕宋朝的诸位大臣投降元朝。十二月，元大军驻无锡。宋朝柳岳等奉宋国主及太皇太后书及宋诸大臣给伯颜的书信来见伯颜，流着泪对伯颜说：“太皇太后年迈体衰，我们国君又太幼小，况且我们正处于国丧期间，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怜体谅宋主的情况，能退兵班师。此后宋朝岂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之所以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那个奸佞之臣贾似道背信弃义失言于贵国造成的呀。”伯颜回答说：“我主上即位之初，曾奉国节至宋，愿与宋修好，而汝国却执留我使者16年，因此今天才兴师问罪。去年，宋又无故杀害我廉奉使等，这是谁的过错？如要使我师不进，请效法当年钱王纳土与宋，李后主出降于宋。你们宋朝当日得天下于奸佞小人之手，今日失天下者，不也是失之于权奸小人之手吗？这一切都是天意啊，不用多说了。”柳岳只有顿首哭泣不已。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进军临平镇，军至皋亭山。宋主遣临安府守贾余庆同宗室尹甫、吉甫等人，奉传国玺及降表到军前，伯颜接纳。伯颜派遣忙古歹与贾余庆还临安，召宋宰相来谈议降事。当时宰相陈宜见大军压境弃城而逃，宋廷只好任命文天祥为代丞相去处理议降一事，但遭到了文天祥的拒绝。

至元十三年正月下旬，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等人来见伯颜。伯颜抚慰后，便让他们回返临安。但看到文天祥言谈举止与一般人不同，怀疑他有二心，便扣留军中。文天祥数次请归，伯颜均笑而不答。伯颜命令忙古歹、唆都将文天祥羁留。又令程鹏飞、洪双寿同宋臣贾余庆交换宋主削帝号、递降表。

至元十三年三月，伯颜入临安，令唐兀歹、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伯颜兵发临安，宋主求见伯颜，伯颜说：“没有归降进入朝廷，还谈什么相见的礼仪！”五月，伯颜与宋主到了上都，世祖忽必烈在大安阁接受朝拜，降授宋主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至此，平定了宋朝。

正当元廷上下沉浸在欢呼胜利的喜庆氛围时，突然北方传来宗王昔里吉、玉木忽儿、脱脱木儿、撒里蛮等自阿力麻里叛乱的消息。叛军进掠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弘吉剌部只儿瓦台等起兵响应，大漠南北为之震动。在这危急时刻，忽必烈命伯颜火速率军北上，平定叛乱。

伯颜亲率大军，大败昔里吉于斡鲁欢河（今蒙古鄂尔浑河）。不久，叛军内讧，昔里吉败走南方海岛，病死。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伯颜奉命从皇太子真金戍守漠北。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秋，长期驻守畏兀儿、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的宗王阿只吉，被察合台汗国之汗笃哇所击败，忽必烈一气之下，削除了他的军权，让伯颜取而代之，镇戍西北。当时，驻守西北的蒙古军队缺乏粮食，伯颜下令将士采掘蔑怯之叶和蓿敦之根贮藏，盛冬时节，士兵和战马皆以此为食充饥。又传令，凡捕食塔剌不欢的野兽军士，可收集它们的毛皮，经过动员，一下收集了几万张，伯颜既而遣使运至京师。忽必烈见状，笑着说：“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遂令廷臣，大量补充边关将士的衣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二月，有人密告乃颜欲反，忽必烈诏令伯颜前去打探虚实。乃颜是元宗王，铁木哥斡赤斤玄孙，塔察儿孙，承袭斡赤斤分地，据有哈剌温山（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和辽东大部。伯颜临行前让随从人员携带大量的衣裘，沿途均赠与驿人。抵达乃颜驻地后，乃颜设宴欢迎伯颜，暗中却派人做好埋伏，准备擒拿伯颜。极具洞察力的伯颜一眼就察觉出乃颜的阴谋，他借故与随从溜走，分三路奔往驿站。驿人因为得到过伯颜赠送的衣裘，纷纷前来敬献骏马。伯颜等人飞身上马，把乃颜的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乃颜的谋反之心路人皆知，于是，忽必烈决定铲除这个祸根。是年夏四月，乃颜联络诸王势都儿、哈丹等举兵反叛，进军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忽必烈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征讨逆贼，伯颜相从。伯颜奏请召大将李庭、董士选至上都，令其指挥诸卫汉军，运用汉军战术对付叛军。忽必烈接受了伯颜的建议，遂命李庭和董士选率汉军、玉昔帖木儿率蒙古军同时进发，又命伯颜自别失八里移军驻守哈剌和林，阻挡海都和乃颜两军会合。当时，乃颜的部将金家奴、塔不歹进逼乘舆，李庭、董士选指挥步兵迎战获胜。不久，乃颜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哈拉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之三角地带）兵败后被杀，势都儿投降，哈丹逃至朝鲜后自杀。

三年后，阿里不哥之子、宗王明里帖木儿在海都的支持下举兵反叛。伯颜奉诏征讨，军士抓获叛军一间谍，忻都挥刀就砍，伯颜急忙制止，并赏赐叛军间谍大量财物，并让他带一封书信给明里帖木儿。此书信晓以大义、明以祸福，规劝明里帖木儿回心转意，拥戴元廷。明里帖木儿看信后热泪盈眶，长泣不止，事后不久便率众归降了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冬十二月，伯颜被已身患重病的忽必烈召回京都。第二年正月，忽必烈去世，伯颜以朝廷重臣、顾命大臣身份总领百官。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忽必烈去世三个月后，铁穆耳在伯颜等人的拥戴下，于上都大安阁正式即帝位，是为元成宗，次年改元元贞。当时，许多诸侯王对铁穆耳继承帝位表示不服，有人甚至公然表示抗议。伯颜手握宝剑，站在殿堂之上，威严无比。他陈述祖宗宝训，宣示顾命，阐明所以拥立铁穆耳的理由，声色俱厉，怒目相向，诸王无不胆寒，纷纷下拜。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伯颜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依前知枢密院事，赐金银各有差。当时，江南三省多次恳请罢行枢密院，成宗问计于伯颜。伯颜正在病中，他睁开双眼说：“内而省、院各置为宜，外而军、民分隶不便。”成宗点头称是，三院遂罢。

是年冬十二月，伯颜因病不起，溘然长逝，时年59岁。大德八年（1304年），元成宗特赠他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并追封他为淮安王，谥忠武。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又给他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进封淮王。

器宏识远的末代宰相：脱脱

脱脱（1314—1355年），字大用，他出身于蒙古贵族，出生时容貌奇特，非同常人。年幼时，他天性活泼好动，不喜雅静沉郁。及年龄稍长些，少年脱脱长得粗壮结实，加之喜好武艺，臂力过人，勇猛无比，十几岁便能开一石重的弓。十五岁那年，他便被征为皇太子侍从。

天历元年（1328年），脱脱被按成制授袭提举司达鲁花赤。次年，他奉诏入朝觐见皇上，文宗见脱脱气质独特，极口盛赞，于是，升迁脱脱为内宰司丞，兼任前职。五月，又任命脱脱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亲自授予他虎符，同时升调他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统二年（1334年），又让他兼管宣政院事务。五月，朝廷迁他为中政使，六月，又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从他进京起，不到六年时间，脱脱由于深得宣帝的信任，一连官升数级，成为朝廷省、部级大员。

至元元年（1335年），唐其势阴谋起事，事发被杀。其党羽答里、剌剌等人见势，忙起兵发难。脱脱亲自挑选精兵强将讨伐答里、剌剌部队，最终将他们全部擒获，押解大都听候处置。因平叛有功，脱脱被拜为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不久又被提升为左阿速卫。至元四年，他被升迁为御史大夫，仍兼任前职。担任御史大夫后，脱脱如鱼得水，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

当时，元朝已是日薄西山，朝政趋于腐败，法度不行，贪腐横行。脱脱大胆改革、重振纲纪，朝廷内外一片肃然。至正元年（1341年），皇上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管全部军国大事。就任后，脱脱恢复科举取士，重新启用太庙四季祭祀的制度，脱脱还开马禁，恢复先前经筵讲学的制度，遴选儒生学士治经讲学，并且亲自掌领经筵讲学的具体事宜。脱脱颁行的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朝廷上下仕人及普通百姓的好评和称赞，人人都称他为贤相。

至正七年，别儿怯不花担任右丞相，因过去与脱脱的父亲马扎儿台有宿怨，便利用手中特权诬陷马扎儿台，并将他贬谪甘肃，脱脱生性孝道仁慈，不忍心让年迈父亲忍受痛苦，于是便向朝廷请求与父亲同行。马扎儿台在西域死后，左丞相太平和哈麻向朝廷请求，想让脱脱将父亲的棺木运回京师，但朝中许多人作难反对。在太平、哈麻的坚决请求和不断努力下，脱脱才得以返回京师，加上皇帝也念及脱脱的功劳，便同意他回京任职。

至正八年（1348年），朝廷擢升脱脱为太傅，随即提调宫傅，总理东宫之事。第二年，朵儿只、太平都被罢相，重新启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赏赐上尊、名马、裘衣、玉带无数。脱脱第二次入相后，又开始重新整顿朝政，先是开设端本堂，供皇太子专门学习，并亲自管理端本堂的事情。脱脱大胆提拔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等人为僚属，共同商议朝政。

元末，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尤其是汝、颖之间的红巾军声势和影响最大。不久，襄、樊、唐、邓各地的起义军也纷纷响应，势力范围涉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南方张士诚占据高邮。朝廷诏令脱脱统领各路军马征讨张士诚。大队人马行至高邮，脱脱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连续几次战争都取得胜利。随后又派小部军队平定了六合，农民军的情势十分紧迫，脱脱正准备对农民军采取最后行动，不料朝廷突然下诏以劳民伤财的罪名剥夺了他的兵权，削除一切官职，贬居淮安，听候处置。全部兵马由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为统领。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脱脱案件提至中央御史台。起初，台臣都仰慕脱脱的功勋，尽力轻判，但因哈麻一直追究，而且皇上也支持哈麻，所以最终还是列数脱脱兄弟所谓的罪状，将脱脱兄弟分别流放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和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次子三宝奴也分别谪居肃州和蓝州，家产簿录全部入官充公。在行至大理腾冲时，知府高惠想用女儿来侍奉脱脱，遭到脱脱断然拒绝：“我是朝廷罪人，怎么还敢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呢？”九月，朝廷又下诏将脱脱移贬到阿轻乞。高惠因为脱脱先前不肯接受他的女儿，对脱脱百般刁难。十二月，哈麻假借圣旨，派使者鸩杀脱脱。朝廷听到讣告后，派尚舍卿（官名）七十六（人名）赴阿轻乞，“易棺衣以殓”。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人上奏朝廷，替脱脱平冤昭雪。不久，皇帝下诏恢复脱脱官爵，并发还已被没收的全部家产。同时召脱脱的儿子哈剌章、三宝奴回京都，并授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官职，晋封申国公，三宝奴则担任枢密院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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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修史

至元四年（1338年），元朝廷开始着手编写宋、金、辽史，但因为当时学者为宋、金、辽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也就一直未能撰成。

直至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以都总裁右丞相的身份领衔主修三史，他断然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此为三史之义例。”于是三史才得以正式开始编撰。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开始编修，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全书共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500万字。该书的体例完备，融汇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的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但由于元朝史官史识低下，《宋史》存在一些缺点，如详略不一，删除了宋元战争史实及否定王安石变法等。

《辽史》具体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籨、陈绎曾4人分撰。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修，至第二年三月完成，前后仅用了11个月。全书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该书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国200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契丹和西辽的重要典籍。

《金史》于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始修，次年十月完成。全书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此书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脱脱主修三史虽因急于求成，无暇细心综合浩繁资料加以分析，加之修史诸人又并非什么“史才”，所以芜陋之处很多，但三史卷帙众多，对后人研究宋、金、辽的史籍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