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服饰

中国古代服装是指中国古代的各种衣裳、冠帽、鞋袜等服装，在世界上自成一系，其结构与款式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变化。通过对古代服装的研究，可以认识历代人物的风貌。在鉴定有关文物时，服装也是断代的重要尺度。古代服装存世不多，在研究中除依据实物外，古代雕塑、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先秦时代的中国服装，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而发展。远古时代纺织技术的发明，奠定了日后服装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一节　原始社会中国的纺织与服饰

远古时代的纺织技术

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已经能够制作原始服装。本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掘出一枚距今约1.8万年的骨针。这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最粗处直径仅3.3毫米，针身圆滑而略弯，针尖圆而锐利，针的尾端直径3.1毫米处有微小的针眼。出土时，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制作这样的骨针，必须经过切割兽骨、精细地刮削、磨制以及挖穿针眼等多道工序，需要较高的制作工艺才能完成。这枚骨针，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缝纫工具。

此外，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都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出土的骨针

同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木制织机的构件。根据专家的研究，这种构件组装成的织机为水平式踞织机，和现代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原始织机非常相似。

考古发现不仅发现了缝纫工具，也发现了原始织物的证据。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等处都发现了陶纺轮，证明在距今9000至7000年时，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而且在裴李岗发现的陶器上面，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装饰作用的绳纹印痕。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会防线，并把线搓合为绳。在距今5000至3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陶轮，还发现了一批骨梭，而且在一些陶器的底部还发现了布纹印痕。大约同一时期的半坡文化遗址中，陶器上的布纹印痕明显分为两种，有粗细之别。这些证据都表明，到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学会了织布。而且，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苎麻。考古学家认为，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用的纺织原料，据此可以推断当时织出的布为麻布。

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蚕蛹。其中有半个明显是经过人工切割过的。这表明，早在55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就已经驯化了蚕。据此推断，当时一定已经产生了原始的丝织品。1958年，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用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说明长江流域养蚕织绸与黄河流域基本同步。

另外，在距今5400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块葛布，其中一块上面发现了彩绘的痕迹。

远古时代的服饰

一般而言，颜色的出现及其在服装领域的应用，标志着服装的功能已经完备。但到目前为止，远古时期的衣服和鞋的实物尚未发现。不过，考古发掘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材料。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人的发型是不一样的。如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中发现了剪短的披发；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了后垂的编发；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了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的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也是用笄束发的反映。总之，远古时期笄的发现，自西向东，至黄河流域逐渐增多。因此可以推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华夏族服装的重要特征。

古代女子服饰

与此相对，甘肃地区出现的剪发形象可能反映的是古羌族的特征。

由头饰与发型的不同，可以推断当时各地区、各民族的人，衣着和鞋靴的款式也可能各不相同。比如，甘肃辛店出土的放牧纹彩陶盆，上面清楚地表现出当时当地人们的衣服为上下装相连的样式。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少女塑像左足上有短豄的靴子。这些形象都反映了与中原地区风格迥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形象。

至于华夏文化区域内，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天人合一”观念开始萌芽的重要时期。随着阶级社会的确立，“天人合一”观念的形成，中国传统服装，特别是华夏贵族服装逐渐向着愈加严格的制度化方向演进。

第二节　夏商和西周时代的纺织与服饰

殷商时代纺织技术

从夏代开始，中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分工也逐渐复杂起来，丝织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这对于服装的发展至关重要。

殷墟中出土了铜针、铜钻以及陶制的纺坠。此外商代的蚕桑业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部门。在甲骨卜辞中不仅已经出现了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出现了“蚕示三牢”的记载，也就是用三头牛来祭祀蚕神。这样的祭礼颇为隆重，足见当时社会对于蚕桑事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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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将其都城从“奄”，即现在的山东曲阜，搬迁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的“殷”地，即现在的安阳小屯村一带。直至商朝灭亡，“殷”作为商的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被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故被人们称为“殷墟”。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而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确实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

在一些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表面，考古学家经常能发现黏附的丝绸残片或渗透有布纹的痕迹。经过显微镜放大，可以看出这些织物的纹路种类繁多。不仅有简单的平纹织物，还出现了比较高级的菱形暗花。这种暗花只有掌握了提花技术才能织出来。这说明，殷商时代人们已经大幅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

除了丝织以外，商代还出现了麻织品、毛织品和较原始的棉织品。麻织品发现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毛织品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相当于商代晚期，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织法，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用毛做成的细密织物），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棉织品以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出土的青灰色棉布为代表。经鉴定棉种属联核木棉。年代亦属商代晚期。

殷商时代服饰

夏商时代，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冠服”制度开始初步建立起来。从天子以下，至百姓乃至奴隶，冠服各有等差。这一时期的衣着也无存世实物，只能根据考古发现来判断。

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众多遗址中均曾发现过骨笄，说明这一时期华夏人束发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装饰。而这一时期墓葬的贫富分化极为明显。一般小型墓葬中除骨笄外几乎无任何装饰品随葬；而贵族的大、中型墓葬通常随葬大量精美配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从这一点可以推想，夏代贵族和平民乃至奴隶的服装一定有着较大的差别。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

而商代服装，从出土的各种玉、石人像判断，可分如下几类：一为奴隶；二为小奴隶主或亲信奴隶。三为贵族。

据安阳殷墟出土的高巾帽右衽交领窄袖衣玉人像，可知商代小奴隶主或亲信奴隶的装束。头戴高巾帽；上身穿交领衣，右衽；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足穿鞋似为尖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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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构成

交领：即上衣穿好以后左右领相交。

右衽：即衣襟向右掩，也就是右襟在内，左襟居外并压住右襟一直偏斜至右腋下。

绅：较宽大的衣带结住以后剩余下垂的部分。

蔽膝：即遮盖大腿至膝部的服饰，似围裙而窄，下端呈斧头形，拴在大带之上而长度过膝。蔽膝的主要功能是起装饰作用，除布帛以外还可以是皮制的。

西周时代的纺织技术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在那时的大小奴隶主贵族墓中时有发现。特别是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出土的铜剑柄上黏附的多层丝织品遗痕。

毛纺织品以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为代表。

古代文献上关于西周时代纺织业的发展也有很多记载。从中可以知道，周代的栽桑、育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束丝（绕成大绞的丝）成了规格化的流通物品。如《尚书·禹贡》，记载兖州地方“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鳿丝”。这些贡品都是各地方的特殊物产或著名物产，以丝织品上贡，标志着丝织品的产量之大或织作之精。兗、青二州在西周皆属齐地，而齐地正是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齐国的丝织业在西周初年己开始发展起来，当姜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能“冠带衣履天下”。

古代月舞佣

在纺织品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方面，周代已有了官办的手工纺织作坊，而且内部分工已日趋细密。从周代起已规定布的标准幅宽为2.2尺，合今0.5米；匹长4丈，合今9米。每匹可裁制一件上衣与下裳相连而成的“深衣”。并且规定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不得出售。这可以看做是是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品技术标准。

西周贵族服饰

进入西周以后，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以严密的阶级制度来巩固政权。作为个人的阶级标志，冠服制度被纳入礼乐制度范围之中，成为礼制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更是西周政权立政的基础之一。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其内容详尽而周密，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很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来看，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服制而略有变化。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衣、裳、带、巿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是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不使用纽扣，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衣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的款式，裙或裤的长度短的及膝，长的及地。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的巿。

除一些偏远方国外，西周男子大部分都已将辫盘到头顶，束发已成为全国统一推行的标准，这奠定了汉族男子日后的发式，直到明代。西周各种冠、帽、巾等均已发展完善，后世冠的基本形制在当时都可以看到。

西周服装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服饰的专用界限和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

从用途上区别，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专有丧服。

礼服制度，也叫冠服制度，是西周对于后世服装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西周铜器铭文里有许多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礼服的记载，如著名的《毛公鼎》铭文里就提到周王赏赐的“朱巿、鶧黄”等。由于礼服都是周王运用命令按照所任命的官爵来规定的，因此又称为“命服”。

西周时期的礼服是上衣下裳款式，只不过头要戴冠，衣裳皆有等级，要有章纹、敝膝、组玉等相关配件。这样完善的礼服系统一直延续到明。当时礼服的主要等级，有冕服和弁服之分，其区别取决于相关配套的冠的款式，比如戴冕就是冕服，戴弁就是弁服。二者的衣服仍旧是上衣下裳，只不过是冠与章纹、敝膝、配件等级的不同而已。冕服和弁服作为高级别礼服，一直延续到明。只不过在西周时代，天子、诸侯王、公卿、大夫都可以穿冕服，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只有天子、诸侯王才能穿了。西周贵族女子的礼服制度也已经完善，王后已经开始穿翟衣，当时王后有六种翟衣类礼服。

下面，我们从头到脚逐一介绍西周时期的冠服。

1.冠冕

从西周开始，贵族男子到了20岁必行冠礼，标志着成人。从这时起，冠就成为他必戴之物。冠也就因此成为了当时贵族区别于百姓，及成年人区别于未成年人的标志。可以说，上古时代不带冠的有五种人：妇女、小孩、罪犯、外族人和平民。

古时的冠并不等于现在的帽子。它的主要结构是一个直径不大但有一些高度的圆环形冠圈，上面有一根较窄的冠梁，仅能盖住头顶一小部分。带冠前，先把头发束起盘成发髻，用鋡（整幅的黑色帛）把发髻包住，然后加冠。再用笄横插过冠与发髻，使其固定住。自从冠出现以后，笄就分化为两种：单独固定头发的发笄和专门固定冠冕的衡笄。但即使有了笄，冠还是有可能掉下去，因此又在冠圈两侧加上丝绳，可在下巴下面打结，帮助固定冠冕。这两根丝绳称为“缨”。缨打结以后剩余下垂的部分称为謊。

冕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最尊贵的礼冠，其主要结构是长方形板状的冕板，称为“延”，覆于冕顶部，前圆后方，前比后低一寸，有前倾之势。后代有的冕板还包以丝帛。冕的前后有旒。“旒”是冕冠中最能体现身份等级差别的部分，《礼记·礼器》中记载：“天子之冕……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天子每一旒通常又是由五彩丝绳串起的十二颗玉石做成，以藻穿玉，所以又叫玉藻。冕下的冠圈两侧要各旋系下一颗玉珠，垂在两耳的位置。这两个颗玉珠叫“纩”，又叫“充耳”，用以提醒戴冠冕者勿轻信谗言。

弁是皮制的头衣，由几块薄而柔软的兽皮拼接而成，在痞块连接处还缀以许多五彩玉石。缝制以后的形状类似清代以后的“瓜皮帽”。弁一般使用白鹿皮制作的，因此一般的弁均为白色。另有一种“爵弁”颜色红中带黑，与鸟雀头的颜色相近，因此称为“爵（爵、雀二字古代通用）弁”。

2.礼服

天子的礼服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上衣采用青黑色，象征天；下裳黄赤色，象征地。衣裳上面绘十二章纹。礼服还要与腰带和赤舄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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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隋炀帝

《隋志》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隋炀帝还是太子时，曾经因为自己戴的冕旒所用白珠长度与天子相近，专门上疏奏请天子允许将太子的冕旒改为青珠，旒数也改为九旒，悬挂玉串的长度也比天子的长度缩短二寸。这一奏请是太子为了向父皇表明自己尊重礼仪不敢僭越的心意，自然十分合乎封建社会的礼教道德。仅看这一段史料记载，似乎觉得隋炀帝尚属恭谨之人，其实这恰好是隋炀帝杨广的虚伪性，他当太子时，处处表现出对父皇的恭敬，也的确博得了父亲隋文帝的欢心和信任，认为他为人仁孝，但这位孝子却在文帝病重时，进宫逼父亲的爱妃淫乱，事情被文帝发现后，竟索性勾结大臣暗害了文帝，自己登上皇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残暴之君。

在整个命服制度中最能体现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是“蔽膝”和“珩”。“蔽膝”在此时尚称为“韨（即韨）”，又叫“鱢”。这两件等级标志也有可能是西周中期以后的规定，因为康王时期的“麦方鼎”记载康王册封邢侯时，并未提及韨的色彩。

“韨”沿用到西周，成为贵族作为身份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贵族男子成年行“冠礼”时除了要“加冠”，还要戴上韨。行礼、上朝和祭祀时所穿的朝服和祭服也要加韨。珩是在一连串佩玉上端，一块横而较宽的“似磬而小”的玉石，下面就是其他成组的玉石。

西周的命服主要按照韨和珩的颜色来区分等级。

韨以亮红色最贵，珩以青色（即鶧色）最贵，即所谓“朱韨鶧珩”。除天子以外，王子、三公、执政大臣一级均“朱韨鶧珩”。其次是“赤（深红色）韨朱珩”，是诸侯和卿一级的佩戴。古代文献中记载诸侯朝见周天子时均着“赤韨”；而且周天子赏赐臣属的也多属此类服饰。第三等是“赤黼（带有绣纹的）韨”，大夫一级的佩戴。第四等是（“缁zī，黑色）韨冋（白色）珩”，是中级官吏的配饰。第五等是“素韨金珩”，是小官吏的佩戴。各级官吏朝见天子，或执行王命，都必须穿戴各级命服。

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周代天子礼服与鞋样式

西周时代平民的服饰及其他用途的服饰

1.头衣

平民不戴冠，但也要留发。束发以后上罩头巾，称为“帻”。当然也有的记载指出直到汉元帝以后才有了帻。

20岁以前的儿童不带冠，头发自然垂下，称为“垂髫”。如果长得过长，就紧靠着发根扎成左右两束，这样的发型就像兽的两只角，因此叫“总角”。

唐代以前，妇女也不戴冠。15岁的女子算作成年，要盘起头发，用笄固定，表示成年，可以嫁人了。出于对美的追求，古代妇女对于头部装饰尤其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头发本身的质量。如果自身头发质量不好，宁愿花高价购买别人的好发来装扮自己。二是笄，贵族妇女用的笄质料本身都很贵重，而且还有很多镶嵌装饰；穷人家的女子就只能用骨、竹甚至荆条做笄。

只有罪犯是不束发的，而且多剃去全部或头顶部分头发。这种刑罚叫做“髡”。既不束发，自然也就用不着头衣。

2.深衣

贵族的礼服由衣和裳组成，这种形制的衣服称为“深衣”。平民和奴仆日常另有“短衣”，称为“襦”，类似后来的短卦。对于平民而言，“深衣”就算是礼服了。对于奴仆而言，连穿“深衣”的资格也没有。不论是“襦”还是“深衣”，都有单夹之分。

外衣里面，贴身穿的上衣叫“亵衣”。如果是冬季，还要加上寒衣。

贵族的寒衣多为裘皮质地。而各种裘皮中，狐裘和豹裘较贵重，只有高级贵族才能穿；一般贵族只能穿鹿、羊等的裘皮。狐裘当中，又以狐狸腋下的软毛又轻又暖，因此是最为珍贵的。以色而论，又以白裘为上。穿羊裘，一般说明人的身份较低，或较贫困。但若是羔裘，又属高级裘皮，另当别论。穿裘皮时，还要同时加上一件罩衣。这种罩衣叫“裼”。因为如果裘衣的皮毛外露，会使穿着的人看起来像是动物一样，是一件很失礼的事。

古代深衣

袍和茧是普通人御寒之服。这两种衣服都与今天的棉袄大体相似，为两层单衣中间夹絮的形制。二者的区别在于所絮入的东西不同。袍较低级，絮入的是乱麻或旧的丝绵；而茧絮入的则是新的丝绵，显然是较高级的御寒衣物。

3.足衣

西周时代的足衣称“屦”。如果在屦的底部再加上一层木板，就是“舄”。

4.军服与丧服

《周礼·春官·司服》详细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的各种冕服，其中的韦弁服是“兵事之服”。西周军队中还没有武官，天子及诸侯就是军队的统帅，他们出征所穿韦弁服，就是专用戎服。帅与兵的戎服区别只在于兵的裳要比帅的短些（以便于奔跑）、衣裳简陋些，衣料粗些。

古代军服

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初级的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周代制革业已有相当规模，并设有专门负责鞣革制甲的“函人官”。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当时的制甲业已经取得一定经验，分犀甲、兕甲和合甲三种。其质地的坚硬程度，犀甲可以使用一百年，兕甲可以使用二百年。而更厚的合甲，由于坚硬，甚至可以使用三百年。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还出现了“练甲”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

西周时代已经出现了丧服，但尚未形成制度。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纺织与服饰

春秋战国时代纺织技术的进步

春秋时代纺织业的主要部门是丝织业。这一时期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各国均普遍种桑养蚕。这一时期丝织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使得各级贵族的衣服都以丝绸为主，而且贵族间交往互赠的礼物和祭祀用的祭品中都大量使用丝绸。丝织品的各种类别，如绢（生丝织品）、纱（轻薄的丝织品）、缟（细而白的丝织品）、纨（白色的细绢）、绨（粗厚的丝织品）、罗（轻而软的丝织品）、绮（有素地花纹的丝织品）、鄃（薄而轻的细帛）、锦（有图案、花纹的丝织品）等均已出现。其中以绢的用途最为广泛。

湖南衡山霞流出土的春秋楚国蚕桑纹尊。侈口，鼓腹。口沿上饰翘首蚕纹，缘以点状纹。颈有以点状纹界画的三角纹，填充斜角云纹。腹饰桑叶形纹，以浮雕的蚕纹为地，上下夹以点状纹及云纹带。尊的纹饰以蚕桑为主题，极为珍异。尤其口沿上各蚕，首皆昂起，虽为铸造，竟如雕刻，技艺超绝。同时也显示了楚国地区在这一时期桑蚕业的高度发达。

桑蚕纹尊

到了战国时期，人们更是进一步掌握了蚕的生长发育规律和治病机理，也懂得了用加草木灰的温水来练丝。这样不仅能漂白，也能去除蚕丝纤维表面的丝胶，使思维变得更加柔软、光泽，同时也更利于织绸。

再结合出土织品推断，这一时期，缫车、纺车、脚踏斜织机等手工机器，腰机挑花以及多综提花等织花方法均已出现。根据《列女传》对鲁国织机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织机已经有了机架、定幅筘、卷经轴、卷布辊、引综棍等装置，还有专门清除纱支疵点、引纬线的配套工具。

染色也已经成为一门专门技术。矿物、植物染料染色等已有文字记载。染色方法有涂染、揉染、浸染、媒染等。为了染出各种颜色，还有一染、再染乃至七染这样的复杂工序。人们已掌握了使用不同媒染剂，用同一染料染出不同色彩的技术。色谱齐全，还用五色雉的羽毛作为染色的色泽标样。

战国时代，刺绣工艺也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锁绣”针法，所用颜色复杂多样。

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服饰

1.日常衣物的变化

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服装变化并不大。男女衣着通用上衣和下衣裳相连的“深衣”式。大麻、苎麻和葛织物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宗衣着用料。统治者和贵族大量使用丝织物。部分地区也用毛、羽和木棉纤维纺织织物。此外，文献中还明确记载了雨天外出劳动所穿的“笠”和“蓑”。

由于“冠”“贯”同音，因此到了这一时期，对于贵族来说，戴冠就有了“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意思。他们把冠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左传》记述了孔子的学生子路“结缨而死”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前480年冬天，卫国发生内乱，子路与叛军作战，被人砍断了系冠的缨，他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停下战斗来“结缨”，结果被对方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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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买臣的官印

《汉书·朱买臣传》中载有这样一则轶事：

朱买臣等待皇帝诏封时，常到会稽官吏在京都的住所吃饭。官拜太守后，他衣帽不变，身怀官印，去原住所吃饭。进门时，官吏们正狂呼乱饮，并不瞧朱买臣一眼。朱买臣也不说话，只进门上桌与大家一块吃饭。有人见其佩一系官印的绶带，感到奇怪，上前拖出官印，见是会稽太守，大吃一惊，遂告众官，大家一时吓得面面相觑，随后赶紧在中庭拜谒。因为当时新官任命时即赐新印，到任后再收回前任的印，缴回京都或者就地销毁。可见，官印就是权力和身份的标志，比官服重要得多。

战国·魏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

这一时期服装种类上新的变化是出现了“衫”。不同于后代的长衫，战国时代的衫仅指一种较宽大、穿着轻松而又方便的衣服，而且没有袖头，而是类似后代戏台上的水袖。

另外女子服装，出现了“续衽”的式样，所谓“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更长的甚至再度回绕至左胸，再用腰带系扎。

这一时期贵族和平民各等级之间对于色彩的要求很自由。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因此齐国百姓都效仿他穿紫衣，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对于色彩并没有严格限制。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颜色搭配的观念。比如《论语》中就记载，孔子认为罩衣的颜色一定要与裘皮的颜色相配。黑色的羔羊皮袍要配黑色罩衣；白色的鹿皮袍配白色罩衣；黄色的狐皮袍配黄色罩衣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域差别明显。这是由于西周以后长期实行诸侯分封造成的。比如《晏子春秋》中记载，齐国人好穿黑衣。又记载由于齐灵公喜欢宫中女子穿男装，国都的妇女纷纷效仿。灵公派人禁止却无法禁住。最后晏婴劝说灵公率先禁止宫中女性穿男装，国都内的妇女果然也不再穿了。《左传》当中则记载楚国人喜戴“南冠”，受其影响，临近楚国的陈国也很流行“南冠”，甚至国君也戴。

这一时期，深衣仍然用带扎束，但由于发明了带钩，导致带的形制有了较大变化。带钩多为青铜铸造，也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屡有发现。由于用带钩结挂衣带比系扎更便利，逐渐被普遍使用。至战国以后，王公贵族、社会名流都以带钩为装饰，形成一种风气，带钩的制作也日趋精巧。它的作用，除装在革带的顶端用以束腰外，还可以装在腰侧用以佩刀、佩剑、佩削、佩镜、佩印或佩其他装饰物品。

2.军服与丧服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战国皮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甲片编缀时，横向均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另外还出现了铁甲，可数量稀少，但皮甲仍是重要的装备。《荀子·议兵》中就有“楚人鲛革，犀皮以为甲”的说法，表明战国末期楚军仍以皮甲为主。

胄是一种在战场上保护头部的用具，在此前并不见记载，也未见出土实物。但春秋战国时代一定已经有了，最初也是用18片甲片编缀起来的。古人戴胄时并不摘冠，而是连冠一并扣在胄下；但是见到尊者必须摘下，露出冠来，这种礼节称为“免胄”。就算是在战场上，如果己方是由臣下领兵，而对方是由国君领兵，也要向对方国君“免胄”致敬。

春秋时期，形成了比较严格、完善的丧服制度。按照文献的记载，这一时期的丧服分为五等，称为“五服”。五服轻重有差。地位尊崇者服重，地位低位者服轻；与死者关系亲者、近者服重，疏者、远者服轻。五服以内的为有服亲，五服以外的为袒免亲即无服亲。五服的观念在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日，民间仍以是否“出了五服”来界定亲属关系的远近。

五服各等级及穿戴的规定如下：

第一等：斩衰。丧服以粗麻布制作，分布时既不用剪裁，也不用撕扯，而是用刀一点点斩断，故称“斩衰”；且不缝下边。这些都是为了表示悲痛之情深重，不暇修饰。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与在室（所谓“在室”指未出嫁）女为父、嫡孙为祖父丧、妻为妾夫丧均服斩衰三年。

第二等：齐衰。丧服以稍粗的麻布制作。衣裳分制，缘边部分缝缉整齐，故名。齐衰又分四个等次：

（1）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在父卒以后为母/继母丧，母为长子服齐衰三年。

（2）子、未嫁之女、已嫁复归之女父在时为母、夫为妻，服齐衰杖（手中执杖，俗谓哭丧棒）期（一年）。

（3）男子为伯叔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长子以外的众子以及兄弟之子，已嫁女子为父母，嫡孙以外的孙子孙女为祖父母，祖父母为嫡孙，出嗣之子为其本生父母，随母改嫁之子为同居继父，儿媳妇为公婆、为夫之兄弟之子，妾为正妻服齐衰一年。

（4）曾孙、在室曾孙女为曾祖父母，玄孙、在室玄孙女为高祖父母，一般宗族成员为宗子服齐衰三月。也有认为曾孙、在室曾孙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

第三等：大功。丧服以粗熟布制作。妻为夫之祖父母丧，父母为众子妇丧，服大功九月。此外，男子为堂兄弟，为未婚的堂姊妹，为已婚的姑、姊妹、侄女及众孙妇、侄妇等之丧；已婚女为伯父、叔父、兄弟、侄、为未婚姑、姊妹、侄女也服大功。

第四等：小功。丧服以稍粗的熟布制作。男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丧，妻为夫之伯叔父母丧，服小功五月。此外，同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均服小功。

第五等：缌麻。丧服以稍细的熟布制作。男子为族伯叔父母丧、族兄弟，为妻之父母，以及为外孙、外甥、婿、妻之父母、表兄、姨兄弟等服缌麻三月。

五服在历代的具体穿着规定有时会有变化。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说明。

春秋战国时代周边民族服饰一瞥

中原以外，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也被记载下来。比如《左传》记载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俗”；《论语》中提到北方的戎、狄“被发、左衽”。

到战国时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短衣，衣长仅齐膝；衣袖偏窄；长裤穿靴或裹腿。这样的服装便于骑射活动。

胡服骑射使赵国在军事上很快强大起来。随之，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军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出土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即以简约的形式，勾画出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具体形象。

古代官服

中山国是战国中期中原以北地区一个由白狄族建立的少数民族诸侯国。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玉人则展现了该民族的服饰风貌。这个玉人的衣着为左衽、矩形交领、窄袖上衣，大方格纹面料中长裙，裙长及踝。头上插戴高高的牛角形梳冠，形成卷型发饰，颇与今苗族姑娘的角形银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