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皇帝概述

“皇帝”这一称号，在今人看来，似乎不是那么陌生，但在2000多年前，可是个崭新的头衔。

远古时代，虽有“三皇”，有“五帝”，但并不叫“皇帝”。《商纪》曰：“至夏，去帝号，与殷、周为三王。”到了夏、商、周三朝，连“帝”的称号都被废去。司马迁在《史记》中仍称夏、商两朝的君王为“帝”，可能是为方便起见，或者是延用旧有的称呼。说起皇帝这一新头衔，自有一番来历。

第一节　皇帝的由来

皇帝的鼻祖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是没有皇、帝、王之类的人物的。我们通过诸多史书得知，那时的世界，可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山林之中，虎啸猿啼，狼奔蛇走；平川之上，野草苈苈，树木苍苍；人类的老祖先们藏身于山洞巢穴之中，以树叶、树皮遮羞防寒，靠石头做成的武器抵御野兽的侵害，并猎取这些野兽以填饱肚皮。后来又发展到用石头制成的工具进行耕作，以维持生存。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吕氏春秋·恃君览》介绍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个人们知母不知父的时期，被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母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在一个氏族中，一切由女性当家做主。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既无穷富尊卑之分，也无什么“纲常”、“礼教”之说，大家见了面，谁也用不着向谁下跪磕头，或战战兢兢、恭听训教，故又被历史学家冠以一个十分美好的词汇，名曰：“大同社会”。

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之后，群居一地的人开始形成部落，人们开始有了私有财产，而由于私有财产的多寡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平等无尊卑之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所带来的好处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并开始进行无止境的追求。人的占有欲膨胀到一定程度，便不择手段，对别人的财产采取“拿来主义”，于是部落之间为掠夺财富和人口而引起的攻伐连绵不断，“大同社会”的平静被彻底打破。

人们不但要与大自然作斗争，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进行种种发明创造，还要抵御其他部落的侵略与掠夺。于是，每一个部落都需要一位有号召力、凝聚力的智勇兼备的人物来做首领，一些人开始被大家推举为部落的酋长。各部落内部均形成一个政治权力中心，而酋长，便是这个中心的领袖人物。

从此，帝王开始接二连三、热热闹闹地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见诸于史籍的最早的帝王是“三皇五帝”，所谓“三皇”，史家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一说是燧人、女娲、神农，而常见的说法则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三氏。

关于三皇的神话传说很多，总之是说他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其中比较可信的传说是：燧人氏发明了钻木与击石取火的方法，并用火种点燃柴草，将禽兽的肉烧熟了吃，改变了初民们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即所谓“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伏羲氏发明了可以远距离射杀野兽的弓箭，并以绳结网，用来捕兽打鱼，即所谓“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捕捉到活的禽兽，一时吃不完，便将其饲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神农氏发明了可以耕地的农具，使人们开始大面积种起庄稼，即所谓“斫木为耜，糅木为耒”，并亲尝百草，发现了许多可食的植物和可以用来治病的药材……

总之，这些连姓名都没留下的大人物是远古时代的发明家兼部落酋长。“皇”的伟大头衔，显然是后人加给的。至于他们是否享有“皇”的权力，虽然没有多少文字可寻，但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可以看出，神农氏时代已经形成部落联盟，而神农氏便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人。他领导的那些部落，则被司马迁先生称为“诸侯”。又有记载，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称“炎帝”，但正史中却并无这位“帝”的位置。

“五帝”则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关于他们的种种历史记载，也介于神人之间，这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记》开篇便对这五人作了介绍，而黄帝，是进入正史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以说是以后各代帝王的鼻祖。

伏羲女娲

轩辕黄帝雕塑

黄帝本姓公孙，因久居姬水，后改姓姬。又因居住于轩辕之丘而号“轩辕”，又号“有熊氏”。姬轩辕和他的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司马迁先生说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一番形容，是说姬轩辕一生下来就神奇得很，在别的孩子还不会说话的年龄，他就会说话，幼小时才智已很成熟完备，到了成年，更是聪明绝顶，诸事明辨。总之是说这位中国皇帝的老祖宗非同凡品。

《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也就是说，当时炎帝神农氏威信越来越低，失去了维持部落联盟安定团结的能力，各部落之间征战掠夺，致使百姓陷于苦难之中。于是，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轩辕通过战争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成为诸酋长中的领袖。

又有传说称，姬轩辕发明了车船弓箭，将衣服染成五颜六色，他的大老婆嫘祖发明了养蚕。姬轩辕还驯养熊、罴、貔、貅等野兽，在与其他部落作战时，把这些猛兽放出来攻击对手战，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姬轩辕起先不过是一个大部落的酋长，他率领部落几经征战，先后打败了九黎、蚩尤等部落，又与炎帝率领的姜姓部落在阪泉（今河北省涿鹿东南）一带展开三次血战，大获全胜，姜姓部落从此被姬轩辕所吞并，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皇帝的鼻祖自此隆重登场。

黄帝以后的几任君王：少皞、颛项、帝喾、挚，都是姬轩辕的子孙，这些人得以弄个“帝”的头衔，大概都是靠沾老祖宗的光，史籍对他们有何特殊才能，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史记·五帝本纪》对此二人也是一笔带过，看来这些人皆一辈子碌碌无为，没有多大成就。到了尧、舜时代，司马迁先生才开始大做文章。

皇权象征：专制制度

从秦代建立皇帝制度起，到清王朝被推翻的2000多年，中国一直处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之下。专制皇权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高度膨胀的皇权是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帝是最高统治权力的执掌者和象征。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围绕着皇权这根主轴来运动，一应军、政、财、刑、文等制度的建立和修订，总是依据在位皇帝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作为取舍的标准。其指导思想是尽可能维护和强化朝廷的统治地位，体现和扩大皇帝的权威。专制皇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灵魂与核心。

专制皇权高于一切，支配一切。从行政方面看，就职官的设置及其实际职、权、责的演变而言，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官制体系，呈现为辐射状向全国各级伸展而构成网络性的结构。历代皇帝总是要极力保持和加强对这张网的绝对控制，并为此目的而不时地进行调节。中国古代官制的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将国君或皇帝在宫内的身边侍从人员逐渐转化为朝廷的正式官吏，由职秩较低的事务性小官吏转化为官阶较高、拥有相当权力的政务官僚，其中的少数人曾执掌过很大的实权。当这些部门或官僚的权势足以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又以新的机构和新的亲信侍从人员取而代之的。同时，皇帝们也总是用这些内朝官来与外朝官相互牵制、相互制衡，以便于皇帝灵活控制。总之，是否继续拥有对官制的绝对控制和调整的权力，是否能继续行使对文武官吏绝对人事任免的权力，乃是皇帝能否保住皇权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法律方面而言，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主，主要职能是维护专制皇权，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任何敢于侵犯（哪怕是过失的）皇权的人。自隋唐至明清，在各代颁布的法典中，无不把触犯皇权的“十恶”之罪列于刑章之首，对犯了“十恶”之条的罪人以最残酷的刑罚予以惩治。在专制制度下，皇帝集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他的诏、令、敕、谕都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他对一切重大及疑难案件都拥有最高的裁决权。历代王朝都以法律的强制力来无微不至地捍卫着专制皇权。

就经济制度而言，在专制制度下，主要以赋税制度为主。赋税制度与国家的财政收支密切相关，历代变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小农经济是专制皇权的基础，所以历代都巩固它，商品经济不利于皇权统治，所以历代王朝，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历代皇帝都希望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甚至动用国家财力，组织人力物力、治理河道等，共的目的是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

就宗教方面而言，中国的宗教从没有获得过像西欧的基督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以及印度的佛教等那么高的权威，它一直处在专制皇权的笼罩与控制之下。特别是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学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却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在古代中国，专制皇帝不仅不受宗教的任何约束，而且他还可以把宗教变成维护共统治的工具。唐太宗李世民时是一道，二儒，三佛；武则天做皇帝时便是一佛，二儒，三道。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传入中国后，对儒学冲击很大，专制皇帝绝不能任其发展，于是便有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佛教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改变自身以适应皇权的需要，因为宗教的盛衰与帝王的好恶直接相关，专制皇权是决定宗教命运的绝对力量。历代皇帝对佛道等宗教的态度是既利用其为皇权服务，又不允许其过度的发展。任何外来宗教只有迎合皇权统治的需要，才得以立足。明末，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只是荡起一点点小小的涟漪，由于它不愿改变自己，不向皇权稽首，不跪拜皇帝，最后不得不悄然退出中国。

从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专制皇权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是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控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历朝历代的法律都严惩思想犯罪，屡兴文字之祸，以打击异端邪说。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威，同时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最高权威。

在皇权专制下的古代中国，不论是经济、文化，还是艺术、宗教，凡是有利于皇权的都能得到发展，反之将失去存在的条件。皇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涵盖一切、支配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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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前身：王权

专制皇权在秦以后之所以创立且日益发展完善并非偶然，它是由专制王权转化而来的。专制王权在秦以前行使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不论在专制理论方面，还是在典章制度方面，都为皇权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王权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后来的专制皇权，皇权是王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王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在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首领权力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夏朝初期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王而称“后”，原意为生育的意思，引申为祖先之意。这可以反映出夏王朝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脱胎而来，还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夏初的国家体制很不稳定，直到少康重建夏朝，最高统治者才开始称“王”。

第二节　皇位继承与皇嗣制度

武力夺取皇位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每一次朝代更替，几乎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在推翻前朝政权的战争中，不知多少人在通往龙椅的险途上浴血搏杀，或死于竞争者的刀剑之下，或踏着失败者如山的尸骨登上龙椅，当上了皇帝。靠武力夺取帝位的第一类人是诸侯蕃将、皇亲贵胄、功臣勋旧，总之是一些手握兵权、有武力可用的人。他们一旦觉得自己兵多将广，“取而代之”的野心就渐渐膨胀。终于在一个他们自以为适当的时机，找一个证明自己“师出有名”的借口，开始了夺取帝位的血腥搏杀。

神圣而又高贵的龙椅

靠武力夺取帝位的第二类人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民众。他们或是饱受暴官恶吏的欺压而啸聚山林，或是为繁重的税赋徭役所苦而聚众闹事，开始他们只是与官府对抗，后来响应者日重，势力越来越大，待到队伍壮大到一定程度之时，他们的矛头便直指朝廷，要以武力将皇帝拉下马。有的人则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加入某个举事的队伍，或拉起一帮人马，后来在征战中崛起，成为帝位的角逐者。如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均属此类。

列宁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反动的制度。”遗憾的是，中国在清朝灭亡以前，这种有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反动的制度的战争，就不曾有过，所谓“百代皆施秦政法”，一场战争推翻了一个旧王朝之后，新皇帝又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但其特别有害的制度却没有变。坐稳了龙椅的刘邦、朱元璋不会改变旧有的制度，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如果坐稳了龙椅，也不会改变旧有的制度。只要当上皇帝，江山便成了自己的家当，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还有什么制度比这种制度更能满足人的私欲！

黑格尔先生有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说法，未免有些过激，中国的历史，不是没有任何进步，而是其进步十分缓慢，其原因就是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然后再被新王朝取代的历史，是2000年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

禅让制

以和平方式接受前任帝王让出的帝位，名曰“禅代”。禅代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愿意把帝位让出来。

把帝位让给别人，叫“禅让”。禅让又分“外禅”与“内禅”。所谓“外禅”，即是把帝位让给外姓的人；所谓“内禅”，即是把帝位让给自己的儿孙或弟兄。

皇嗣的建置和管理

太子为一国之储君，亦是未来的君主。历代封建王朝对确立皇储都十分重视，皇储一旦确立，对他们的教育训导，自然也成为王朝内部一项重要的政务。这样，在朝廷内就有了各种名目的机构，各种品秩的经过皇帝精心挑选的官员，不折不扣地贯彻皇帝对太子的种种教育意图，千方百计地要把太子造就成为未来一代明君。汉代，在确立皇嗣继承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为嗣皇服务的东宫官系统。皇太子既为国家之储君，为了保证其将来能胜任治国之重任，汉代特设称为太傅、少傅的太子师傅之官，负责对太子的教育、培训。

殷周时期，已设有太傅，与太师、太保合称三公。秦朝亦设立，因秦未预立太子，实形同虚设。至汉代，这古已有之之制才恢复起来。

汉代，太子太傅、少傅的地位不断提高。至东汉时，对太傅、少傅的秩禄、职掌作了明确规定：“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司属”，“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辅导为职，悉主太子属官。”太子太傅、少傅还有为数不少的属官，主要有太子率更令、太子庶子、太子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仓令、太子食官令、太子仆、太子厩长、太子门大夫、太子中庶子、太子洗马、太子中盾、太子卫率等。

隋唐时期，东宫建置更为完备。隋唐两代，均模仿宫城，于宫城东边营建了规制略小于宫城的东宫。其内，各种用途的殿堂一应俱全。有皇太子举行加冕大礼，接受群臣朝贺的嘉德殿；有皇太子接见宾客的崇教殿；有皇太子日常处理政务的南正殿；有皇太子平时居住的光天殿和承恩殿。东宫前半部东边所设左春坊，西边所设右春坊，则掌管对皇太子的侍从和启奏。东宫的后庭事务，则由后半部的命妇院和内坊主管。如果说东宫是一个微型朝廷，那么东宫的官属就是朝廷官职的翻版。东宫官属主要有：太子三师、三少，职掌教育、培养太子；詹事府统领家令、率更、仆三寺和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等十率府；左春坊设左庶子、中允、司议郞、左谕德、左赞善大夫等职；右春坊设右庶子、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右谕德、右赞善大夫等职。太子的三师三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朝官兼任，其余官属由吏部选任。大批的东宫官属，在嗣皇为太子时，既授太子以传统的为君之道，同时又为太子出谋画策，打击竞争对手，保住太子地位，以确保皇位的顺利承继。太子一旦继位，这些人立即成为新朝新贵，成为新皇帝的重要亲信。

宋代东宫官属大致仿唐制，设太子太师、傅、保；少师、傅、保。还有太子宾客；太子詹事；太子左庶子、右庶子，左谕德、右谕德；太子侍读、侍讲；太子中舍人、舍人；资善堂；主管左右春坊事、同主管左右春坊事；率府等。宋代的东宫官不及唐代系统完整，大多随宜制官，“多以他官兼领”，大多没有实际的责任。宋代南渡以后，不再另建东宫。太子居住皇城之内，便于皇帝对皇太子的控制，其东宫官属也形同虚设。

自唐代开始，太子在被册立以后，一般都在皇帝指导下处理一些军政事务，称为“监国”。宋代亦仿唐代监国之制，遇有皇帝疾患等因，准太子监国。如宋真宗时，因真宗得风疾，宰相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监国必然要听政，地点在太子东宫之资善堂。宋孝宗时，则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决庶务。此后，一直沿袭下来。太子监国时处理的事务仅限于平常事务，重要的军国事务尚需皇帝颁发旨意。这种太子监国之制，一方面使皇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预先得到锻炼，以备将来一旦继承帝位不会因生疏而手足无措；另一方面太子监国，平时处理一般事务，遇到国家动乱的非常时期，皇太子可由监国直接继承皇位。

宋太宗还制定了皇太子兼任首都地方长官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使皇太子熟悉政务，另一方面又可以使皇太子处于臣僚地位，免除皇太子抢班夺权的危险。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初无立太子之制，直至元世祖入主中原后，始采汉法，预建太子。同时，以汉法立制，一度曾有师、傅、保之设。除了由师、傅、保对太子实施教导外，又仿唐宋东宫官之制，立詹事院以辅翼太子。詹事院设詹事三员，同知二员，副詹事二员，丞二员，中议二员，长史二员，照磨二员，管勾二员。

元代，皇太子在即位之前，通常皆兼判中书省及枢密院的首长，使太子对政务、军务获得实际经验，以利于将来对国家的治理。

明代辅佐太子机构庞大，其组织规模大体与唐代相类。计设有：太子太师、傅、保；太子少师、傅、保；太子宾客。詹事府设詹事、少詹事、府丞、主簿厅、主簿、录事、通事舍人。还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等。

明太祖朱元璋

以上东宫官属，皆以词臣及政府部臣或宪官兼领，不设专职。究其原因，乃出于明太祖的深谋远虑，试图以宫府一体化来避免宫府间的嫌隙。当时，负责掌握太子进德修业的人，皆为翰林及左右春坊大学士和司经局的臣僚。他们给太子上课的讲义，先要经内阁核阅，呈朱元璋亲自过目始能讲授。有时，皇帝还亲定文献，命学士给太子讲授。明太祖时，还在宫内“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同时征求国中四方名士教诲太子。除太子之外，诸王可以同时受教，还“选才俊之士充伴读”。由此可见，明代统治者对太子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明代亦实行太子监国之制。明太祖时，朱元璋曾规定：“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要求各大臣“事当奏闻”。但此时尚无定制。至成祖时始成定制，规定“凡常朝，皇太子于午门左视事。左右侍卫及各官启事如常仪。”太子监国有一定的权力范围。明太祖时规定，凡天子外出时，“凡内外军机及王府急务”可奏请太子处理，但“有边警，即调军剿捕”，仍需驰奏天子决定。太子监国权力范围的大小并没有一定的规制，一般由皇帝临时指定。

清代对皇子的教育培养亦十分重视。清亦沿用明制，有师、傅、保之设。但清代的师、傅、保既非专授，亦没有限额，仅是一种兼官、加官及赠官。同时清代并没有规定师、傅、保的职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师、傅、保都能成为太子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因为清代为教育皇子（因清代自雍正后不明立皇储，因而所有皇子都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设有上书房，只有值上书房者，才为真正的师傅，其余的师、傅、保仅备位而已。

清代亦建东宫，也有庞大的属官系统，詹事、坊、局一应俱全。清代雍正后不明建皇储，东宫官属之所以保留，仅作为词臣迁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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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分封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天下乃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称为家天下。

为了使皇家天下日益巩固并得以永世不断，皇帝们费尽了苦心。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对天下才能有效地控制，是利用官僚系统进行控制的郡县制，还是利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分封制，抑或是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历代帝王在政治运行中总是不断地实践着。

虽然分封制给封建帝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动荡，屡屡地冲击皇权，然而，当一个新朝代建立时，又一次次地进行分封，悲剧总是不断地重演。分封既是皇权的需要，又是皇权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