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聚散两依依——古代藏书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国之一，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于世界之首。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节　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代书籍源流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的精神财富、知识宝库，也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历史进程的记录。它的创造、积累和传播，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长河的组成部分。

书籍凝聚了全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品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最具收藏价值的。

书者述也，即以文字记述。书的含义较多，现代人称书为书籍，以别于书法。

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材料及装订形式各不相同。从上古至清代，所有书籍以其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三个时期：由上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分述如下：

简牍时期

秦代以前用竹木载文。载于竹者称为简，载于木者称为牍，连编简牍则称为策。

竹简

古人将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最早是用刀刻，然后用漆写，周宣王时开始用墨书。夏代以前，社会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文明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书籍功用相同。

简牍是最早的书，使用时间也最长，到了周末，仍在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编就是简策。所以，孔子时代所说的书籍仍然是简牍。

由上古至周代，所有书籍非简即牍，所以称此时期为简牍时期。

缣帛时期

因简牍之书难写，而所载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稀事少之时，尚可以应用。秦灭六国后，政府与民间的事务越来越繁杂，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的书写方式已经不足以运用，也不适于应用。

首先对此感到棘手的人是狱吏。狱吏记录，时间紧迫，不能任意积压，于是书写的改革由狱吏首倡。因写篆书特别耗时，故改篆书为隶书。另外，在竹木上书写也十分困难，便代之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开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所以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上并不普遍。所以，流传下来的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抄录于缣素上的较少。

纸书时代

真正的书籍是从纸的发明开始的。纸是古代妇女在漂絮劳动中发明的。漂絮时，絮丝粘在有网格的帘席上，从而形成了纸状物。据史籍记载，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法，使用树皮、破布为原料，使能够书写文字的纸批量生产。纸比起笨重的竹木简和昂贵的缣帛来，具有轻便、价廉等优点，是书写的理想材料。到公元3世纪，纸作为书写材料已十分广泛，逐渐代替了竹简和缣帛。中国古代的纸的品种很多，开始是麻纸，随后又出现了皮纸和竹纸。优质的纸坚韧、洁白、平滑，千年不坏，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大约在魏晋之际，书籍开始废竹帛而用纸，因此写古书的历史也很长。直至两宋，纸写书的主流地位才被雕版印书所取代，隋唐五代的纸写书已被人视为难得的古书了。在历经宋元明清的千年变迁之后，古写本更是几近绝迹，只是由于近代敦煌莫高窟的惊世发现，才小有流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始于雕版，由此奠定了文化科学传播的基础，雕版印书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传承的先进载体。如今，雕版印刷这项工艺已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项，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和探索研究。

雕版印刷术最早出现于何时文献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孙毓修所撰《中国雕版源流考》有载：“世言书籍之有雕版，始自冯道，其实不然。监本始冯道耳。以今考之实，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雕版印刷的最早实物就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咸通九年（868年）王玢所刻印的《金刚经》，经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玢为二亲敬造普施”的确切时间记载。如果以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号的实物为准，咸通九年为公元886年，将雕版印刷的起始时间定为唐代当不为过。

五代时期的后唐明宗朝宰相冯道看到市井坊间出售的版刻书籍大多是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读物和佛教经文以及黄历，而没有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所需求的儒家读本，于是请奏皇帝：“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五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轶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朝廷准奏。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冯道主持雕版刊刻《九经》，历时20余年，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方才全部刊刻竣工，并将书板入库国子监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持、官方雕版所印刷的儒家典籍，世称《五代监本九经》。因而后世很多人都认为雕版印刷术是五代后唐时冯道所创。确切说，冯道是第一个倡导朝廷刊刻书籍的官员，其于保存文化典籍功不可没，但却非雕版印刷术的创制者。

雕版印刷

宋代刻书写华章

中国的雕版印刷经历了五代的发展，到了宋代已经非常昌盛，雕印技术也有了飞速的提高。各级政府机构、私家、坊间的刻书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自宋太宗以后，社会读书治学风气渐渐浓厚，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政府、书院、书铺、私人学者等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刻书印书的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机构互相影响，不但书写上版字体工整，刻印纸墨精良，而且校勘认真，并扩大了印书范围。这个时期所刻的书籍种类数量繁多，工艺质量精好，都是精益求精的佳品。除了刊刻儒家经典之外，还大量刊刻了史部、子部、医书、类书，以及唐宋文人诗歌、文选等内容的书籍。政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并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十多年间在四川刊刻了工程浩大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雕刻版片13万片，全部藏经共计480函，5000多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在中国印刷史和出版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只有十余卷存世，弥足珍贵。

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也是在这个雕版印刷事业空前繁荣的时期刊刻而成的。宋代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宫廷里原有的藏书也因编著这几部大型的类书而被全部用上，在当时的社会上不容易见到的书籍和内容也被收集进了这四部类书中。这四部类书内容之宏富，资料之细致，刊刻之精美，都是前所未有。

除了中央政府机构刻书，地方官府的刻书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官署的名称就可以分为转运司本、茶盐司本、提刑司本、安抚司本等。地方政府用公库钱款刻印的书，叫“公使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抚州公使库刊刻的《礼记释文》是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澄中的旧藏，刻工细致，印刷精良，算得上是宋代地方刻书中的精品。

由于各级官衙学府刻书盛行，地主、官僚、士大夫们的私人刻书也因受其影响而逐渐增多。私家刻书也称“家刻本”，除了翻刻经文和官书以外，则以唐宋文集诗集居多。其中廖莹中世彩堂的刻书非常精美，代表作就是刊刻韩愈的《昌黎先生集》40卷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40卷。建安的黄善夫刻有《史记索隐正义》130卷，序文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的牌记，版刻工整，讲究纸墨，印刷上乘。后世多采用黄善夫所刻的《史记》作为刻书底本，可见此书的精善程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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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架”

“邺架”是指唐代大藏书家李泌的藏书。典出韩愈诗《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李泌三代藏书，多达三万卷，是唐代最大的藏书家。他不仅藏书多，而且分类精细，用不同颜色的牙签标明。李泌官至宰相，被封为邺县侯。他一度隐居南岳衡山，筑端居室藏书，这也是中国早期以特别含义命名的藏书楼之一。“邺架”一词连用，始见宋末许裴所撰《王文书目序》：“吾见家韩椠而户邺架”。后世即以“邺架”代指藏书了。

明清刻书盛况空前

按刻版印刷机构性质的不同，我们把古代刻书大致分为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这三种大类。自宋代以后，历代都有官私刻书和坊间刻书。

明朝建立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恢复迅速。朱元璋政府重视教育，开设了各类学堂，大量收集图书，整理前朝文献，学术得到了复苏和繁荣。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发达，封建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产生，加快了图书印刷事业的发展。明代中央政府刻书主要是由内府皇室刻书。内府由司礼监主持掌管，司礼监的附属机构经厂负责刻版印刷。印刷出来的书籍主要提供皇室人员和太监等阅读，也有一部分用来赏赐臣子。司礼监刻本版式宏阔，字体舒朗，纸墨精良，印工极好，是当时一流的精美印刷品。其他地方刻书和私家坊间刻本都受其影响，不断进步，印刷水平自然节节提高。

明代国子监也是官方雕版印书的重要机构，南京国子监库存大量宋元时期的雕刻书版，还有不少元代各地儒学的书籍版片。国子监还积极对这些残缺不全、毁坏严重的版片进行补刻、补版，并重印一些重要的史书，这些版本被后人称为“三朝本”，即指宋、元、明三个朝代次递修补版片印刷而成的版本。从明嘉靖时期到崇祯末年，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较为出名，这些版片到了清朝初期的前几十年还在递修印刷。国子监是封建社会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明至清的国子监数百年递修诸史，版本之精善以及重视程度之非同一般。

明代的地方刻书有各地的布政司、按察司、儒学、书院等机构。各地藩王藩府刻书多选用宫廷赐赠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加之以藩王中有些人喜欢校勘、刻书，所以藩府刻书的版本、内容、印刷质量都是很高的。

明代中期以后的私人刻书盛行，正德、嘉靖、万历时期的私刻本非常多，刻书的主人多为著名的藏书家，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作刻书基础，资料依据很多，个人也是学问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因此刻版印书的质量都很优秀。翻宋版、仿宋版的刻本，就是由私家刻书推广到官刻和书坊刻本里的。著名的私家刻书机构有震泽王延喆、范钦的天一阁，徽州吴勉学的师古斋、虞山毛晋的汲古阁等，尤其是明末毛晋的汲古阁刻书，可谓刊书宏富，闻名天下。明末至清初，汲古阁先后刻印了《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大型丛书和历代名著，对中国的私家刻书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明代书坊的刻本以福建建阳、江苏金陵、浙江杭州、北京地区为主。建阳是中国刻版印刷的最繁荣发达地区，如著名的慎独斋、勤有堂、清江书堂等，刊刻过不少好书。嘉靖时期，慎独斋刻成的《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重校勘，精雕刻，非常出名。金陵的世德堂、万卷楼、富春堂等书坊也都刻了不少图书，最著名的要算世德堂刻的仿宋本《六壬全书》。杭州容与堂雕版刻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世称《容与堂本水浒》，是《水浒》最早的100回的雕版刻印本子。

清初，政府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采取了很多怀柔政策，崇儒尊孔，网罗人才，倡导理学。同时，清王朝对图书的收集和整理也加大了力度，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大型的类书，进一步促进了印刷事业的繁荣。中央政府主要由武英殿主持刻书，是清政府刻书的代表，刊刻了《康熙字典》和《武英殿丛书》等著名典籍。扬州诗局也承印清代内府的书籍，900卷的《全唐诗》就是扬州诗局刊刻的，世称扬州诗局本。清同治年间，各地陆续创办官书局，印书逐渐兴盛，以经部史部书籍为多，其所刻印之书通称“局本”。其中，金陵、浙江、湖北、江苏、淮南五个书局合刻了一部《二十四史》，世称“五局合刻本”。这在中国印刷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堪称清代地方官刻书的一大壮举。

清代的私家刻书达到了校勘精审、版刻精湛的程度，如毕沅刻《经训堂丛书》、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等。尤其是乾嘉时期私家刻书掀起了一股尊古刻、崇宋元的风气，其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刻书事业快速发展。清代书坊刻书更是灿若群星，如苏州的扫叶山房、文学山房，南京的聚锦堂、李光明庄，北京的宝文堂、老二酉堂等，都刊刻过不少优秀的图书。许多民间的大众读物——小说、戏曲、医书、类书、历书、唱本等，都是出自全国各地的书林坊肆。这些书的质量虽然不如官刻本、家刻本刊雕精美，但书坊刻本繁荣了市场，普及了社会文化，提高了基础教育，有着很大的文化贡献。这些书坊的刻本经营，也为清末民初的石印、铅印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印书局、书馆、民间出版机构等，大多是由这些早期的书坊衍生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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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祭书

古代人们崇拜信息，把图书神秘化了，一旦拥有了字画图书，必会秘而不宣，不让人知道，更不外借他人。很多藏书家把藏书楼建在水中央。楼上悬一牌：“楼不迎客，书不借人。”唐代杜暹聚书万卷，每书后题字：“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卖及借人为不孝。”更有甚者则是各种祭书活动的出现。

明代有一个藏书家，名李鄂忡（1557—1630年），字如一。他每见典籍，虽倾家荡产也得想法购回，每得书必焚香而拜。

黄丕烈（1763—1825年），江苏苏州人，喜好藏书，每购得好书，便约顾文圻、陶凫香等共作题签及跋语。黄丕烈乐于祭书。大年三十晚上，他将珍本书及稀有书供奉在香案上，香案上有蜡烛台和香炉。书陈列完毕，他先点燃蜡烛两支，再焚香于炉，并烧纸，然后揖拜三次，并作祭书图一幅。

叶昌炽有藏书记事诗描写黄丕烈祭书：“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狂又如痴。”顾广圻《士礼居祭书诗》：“归家倏忽岁将除，折简频邀共祭书。君作主人真不忝，我称同志幸非虚。仪文底用矜能创，故事还应永率初。更愿齐刊刊舍奠，每陪酹酒与肴蔬。”

中国有贾浪仙祭钱的故事，周栎园祭墨的故事，贾岛祭诗的故事，也有黄丕烈祭书的故事。黄丕烈祭书的目的在于他希望自己死后，假如他心爱的书散落四方，也会有个好藏主。黄丕烈的书是他费尽心血得来的，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校勘、题跋图书。他希望他日此书虽易主，可以得到妥善典藏。此外，祭书还表示了书是神圣的，是奇物，好书得来不易，表达了他对图书的敬重，表示了书是自己思想灵魂的归附。

第二节　云想衣裳花想容——古籍装帧和形式

书籍的装帧

书籍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有着紧密联系。秦汉时代的人把一片一片的竹简或木简用皮绳编绑成册（亦称“简策”），这是中国书籍初期的装订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书籍材料和制作方法的进步，书籍的装帧也变得多种多样。

综观历代典籍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版本，每种版本又有不同的版本装帧特征。

秦汉时期，是飘着竹木清香的竹简和润滑柔软的丝帛书。

隋唐时期，是携带方便的卷轴和书写美观的手写本。

宋元时期，是书品精良的多种多样版本——蝴蝶装、经折装、包背装和后世沿用的线装书。

明清时期，基本上是以丝线四眼装、六眼装为主的线装书。

卷轴装

卷轴装

汉朝帛书流行之后，人们为了阅读方便，也利于收藏，就采用了卷轴的形式制作书籍。用一根细木棍或竹竿作轴心，把帛书粘连到轴上，卷起后用丝带捆好，就成了卷轴装的书籍，“手不释卷”、“开卷有益”等成语就是从卷轴书中衍生出来的。纸张发明以后，人们也采用卷轴装来制书，纸张比锦帛短，往往要把若干张纸有序粘连成很长，然后再卷到轴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隋唐写本基本都是卷轴装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既有胸罗万卷、文如泉的意思，也有书卷被反复翻展阅读而磨破的意思。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赞叹邺侯李沁藏书极多时，有“邺侯家书多，插架三万轴”之句，可见当时卷轴装书的流行。

旋风装

旋风装，又称“旋风叶”、“旋风叶卷子”。其装订方法是用一张长方形的纸做底子，然后把手写或雕版印刷的许多书页由右向左鳞次栉比地裱贴在卷底的纸上，除第一页外，每张纸只能粘贴住右端的空白处。用这种装订形式装订起来的古书，收拢起来像一股旋风，所以叫“旋风装”；展开来时又像龙鳞一般，所以也叫“龙鳞装”。

旋风装的书卷起来同卷轴装的书差不多，但舒展开来却可以一页页地翻阅，这就与后来装订成册页的书接近了。由于它一身具备了两者的特点，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古书装订形式由卷轴向册页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装订形式在古书上曾有多处述及。如宋朝张邦基在其《墨庄漫录》中有“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的记载；清朝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中谈到旋风装的特点时，说它是“鳞次相积”。

旋风装

根据史料记载，旋风装古书大概产生于唐代中叶。相传，唐代太和末（9世纪30年代），吴彩鸾在抄写《唐韵》时首先发明了这种装订形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是国内现存旋风装古书的珍贵实物。宋、明两代的人都认为这部书就是吴彩鸾抄写的《唐韵》，但据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唐兰考证，此书当成于天宝八年（749年），并非吴彩鸾抄写的《唐韵》。这就是说，旋风装的产生应早于吴彩鸾抄写的《唐韵》。

经折装

唐代，佛教盛行，各地寺庙林立，僧尼遍布宇内，抄写、诵读佛经成为一时风尚。卷轴装的佛经不仅翻检费事，而且通读也不方便。因此，佛教徒们对卷轴装佛经进行了改革。他们把卷成长卷的佛经，按照一定的长阔度折叠起来，后面托以素纸，使其成为前后连接的折子。然后，再在头尾加上比较厚硬的封面、封底，考究的还用布、锦、绢、绫等裱成册页。它翻开来成为折叠状的本子，合起来成为一本长方形的册页。这就成为“经折装”书籍。因为它是反复折叠起来的，所以也叫“折本”。

经折装书籍与旋风装比较也有很大不同，除了经折装一面书写，旋风装两面书写以外，主要是旋风装仍保留卷轴形式，而经折装则基本上抛弃了卷轴装的装制方法，而把书页折叠成册页，不再把它卷束在轴上了。这是中国古书装订从卷轴制式正式进入册页制式的标志。

经折装

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宋代流行的书籍主要是雕版印本。印本书与写本书不同，它有版面要求，不能像写本书那样随意连续书写。由一块块雕刻的版面印刷的书页，不适宜使用卷轴装或旋风装的形式装帧。经折装形式虽较卷轴装和旋风装有所进步，但经多次翻阅，折痕处容易断裂，断裂的书页一旦错乱、丢失，就很难恢复原状。为适应雕版印刷的技术要求，并克服以往装订的缺点，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装订形式，这就是蝴蝶装。

它的装订方法与卷轴装、经折装不同。经折装是把书页粘贴成一个长条，然后折叠起来。蝴蝶装不粘贴书页，而是把各个版面印成的书页分别反折，即版心（书口）向内，单口向外，然后把版心和版心相连，把版心（书口）作为书背，用糨糊粘贴书背。最后用硬纸作封面和封底，并用纸、布或绫、锦裱。从外表看上去，蝴蝶装书就像现在的精装书，但因为书口向里，书背向外，翻阅起来，就像蝴蝶展翅飞翔，所以有“蝴蝶装”之称。

由于蝴蝶装适应雕版印刷一版一页的特点，而且版心朝里，有利于保护版内的文字，再加上书形美观，所以一直为宋、元两代出版界所采用。传世的蝴蝶装古书很多。年代最久的有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代原装本《册府元龟》、《欧阳文忠公集》、《玉海》等。

蝴蝶装

包背装

包背装起源于南宋。同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比较，蝴蝶装虽有很多优点，但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由于书页反折，翻阅时不断碰上没有字的背面，而且每一页书都要接连翻上两次，遇到柔软细薄的纸张，翻起来更要小心。还有，版心折缝处很容易脱离书背，或者破损掉页。为克服这些缺点，从南宋起又出现了包背装的书籍。它的折页是字面向外，背面向内。书页按版心中缝折叠之后，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穿订成册（但不穿孔订线），再用糨糊在后背裹上书皮，因而叫“包背装”或“裹背装”。

包背装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刻本《文苑英华》的书衣上注有“景定元年十月装背臣王润照管乾”的字样，这说明景定元年（1260年）已经有了包背装书籍。现在存世的包背装古书，以元、明版本最多，如元刻《汉书》、《文献通考》、《明太祖御制诗集》、《永乐大典》等书，都是用的包背装。沿至清代，包背装依然被采用。清初著名内府刻本《御制资政要览》也是用包背装，精美漂亮，近年来的古籍拍卖会上常有见到。

线装

为了解决书页的牢固问题，从明代中叶起，出版者就开始用线装代替包背装。线装书的出现是我国古书装订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由于这种装订形式适应了当时书籍出版的客观要求，很快得到了推广，成为书籍的主要装订形式。在以后的三四百年，基本上是线装书的天下。直到今天用宣纸、连史纸或毛边纸印制的书籍，或仿古影印本，仍然采取这种装订形式。

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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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林

清代朱彝尊曾经给秀水南泉寺惜字林作记。他说古代将100个以内的人名文字写在方上，将100个以上的人名文字写在册上。自从使用茧纸作书后，因其图书价格很高，所以人们很爱惜图书，虽杵头轴子，人们不忍舍弃。长兴用雕版刻印“九经”后，有了印刷技术。人们读书，可以不用抄书，人们读史记、两汉书及诸圣贤书容易了。诸子百家的书印刷不多，儒家的书则大量印刷发行。实行科举制度后，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不读诸子百家，专攻经书，或揣摸时文，书场应试书籍抛掷各地。考试结束，考生将书撕了盖钵子，糊蚕箔。京师流动人士特多，考生特多，废纸遍地皆是。虽然人们不愿意践踏有字的纸，然而计虑不及，只能找些消闲寂寞的人专管这事。于是在沙门找了几个和尚在街上捡拾遗纸，以免踏上字纸的人造罪。拾字纸，也是和尚的修行。康熙十七年夏天，朱彝尊买柴，柴车行在南泉寺，见有禅僧身着衲衣，手持篾筐，在路上拾字纸。每逢初一、十五，他们便将废字纸点火烧掉。三年以后，他们在文昌阁下面建了一个小屋，屋前悬一匾，上书“惜字林”。这里用来存放废字纸，有焚烧字纸的炉子。朱彝尊想到，汉晋以来，翻译的梵文佛教经书很多，虫鼠蛀咬没人过问，废纸更无人问事了。付之以火，可以净心。僧人拾字纸是尊孔子，也是为了佛禅的善心与信仰。佛禅钟鸣而起，敲动木鱼念经，经书是禅宗法宝之一。惜字，当惜佛经。拾字僧拾字纸，有心莫让经文遭抛弃。

有南泉寺惜字林，必有北泉寺惜字林、东泉寺惜字林、西泉寺惜字林……处处惜字林。只是文人苦于科举，未将这些惜字林一一写在书上罢了。

南泉寺惜字林，很有点儿庄重，此处有惜字纸库，焚纸炉，还请大文人朱彝尊给作记，这才给古人对文字的崇拜，对文化的崇拜，对信息的崇拜，留下了凭证。

第三节　室雅自闻翰墨香——古代藏书概论

所谓藏书史，是指不同时代的图书典籍依照确定的编排体系实施管理、保存与流通的历史。它涉及四个方面：（1）图书存在的形态，因为不同的书籍形态有着不同的保管和流通的方式，如竹简、纸书与磁带就有着不同的收藏与使用方法；（2）图书的编目，即组织图书的体系与方法，如古代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组织图书，而现代则是按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划分图书；（3）图书的典藏，即图书的保存与管理；（4）图书的流通，即图书的借阅与使用。

我国是世界上设置图书典藏机构与管理人员最早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藏书系统可分为三类：国家藏书，俗称官藏；私人藏书，亦称私藏；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即私办公助的藏书机构。而历史上所称的藏书家是指私人藏书者。

国家藏书

我国的国家藏书始于周代。据文献记载，周朝史官有执掌藏书之职，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做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主官——“守藏室之史”，专事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秦代藏书处叫石室。汉代初定天下就广征图书，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六处收藏。曹魏时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图书收藏皆归兰台（外台）和秘书（内阁）。以后南北朝大致如此。及至隋唐、两宋、明清，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各个朝代政府都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这些藏书无疑对典籍的保存与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官家藏书一则具有独占性，在皇权社会里它们仅为帝王权贵所享有，布衣知识分子无法使用；二则每当改朝换代，图书多遭兵燹之难。这也是我国官家藏书在保存版本和传播知识方面反不及私家藏书的原因。

历代官藏都是通过接收前代的官家藏书，收缴地方割据势力的藏书，以及征集民间的藏书，组织抄写、刻印加以补充的。如西汉萧何进咸阳后广收秦籍，明代徐达收各地秘阁所藏书籍尽解金陵，都是明证。官藏的形式到了清末民初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改变天下风气起到了很大作用。

私家藏书

私家藏书的起始要比官藏稍晚一些，它是与私学的出现相应而生的。《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史记·苏秦传》记苏秦“陈箧数十”，就是早期私家藏书的最好说明。秦汉之际，一些藏书家的收藏已有相当的规模，如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著名学者刘向父子、班斿、卜圭、富参、扬雄等人，都有较多的藏书。东汉时的蔡邕是我国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魏晋南北朝时的藏书家有西晋的张华、范蔚；东晋的殷允、郗俭之；南朝宋的王俭，齐的崔慰祖，梁的任昉、沈约、张缵，据说他们的藏书都超过万卷。北朝的藏书家首推北周的著名学者颜之推。隋代以许善心和柳玭藏书最著名，二人藏书都近万卷。

到了唐代，由于长期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唐代私人藏书在万卷以上者就不下20家。其中，藏书最多的当推李泌，多达三万卷。其次为韦述、苏弁、柳仲郢、杜暹等，他们各有藏书万卷以上。到了宋代私家藏书风气大为盛行。由于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雕版大兴，刻书成风，藏书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北宋江正、李昉、宋绶父子、王钦臣、田伟、荣王宗绰、叶梦得，及南宋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的收藏都超过万卷，数量最多的荣王宗绰有书达七万多卷。

明清两代私人藏书极盛，藏书达几万卷的藏书家多以千计，甚至有藏书多达几十万卷者。私家藏书楼在明代以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毛氏汲古阁、山阴祁氏澹生堂、江阴李氏得月楼和常熟赵氏脉望馆最负盛名；清代则以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bì）宋楼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至此私家藏书规模在我国已达顶峰。民国时期，在外国列强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解体，新型图书馆的出现的时代环境之下，私家藏书日渐萎缩，比较著名的有李盛铎的木犀轩、傅增湘的藏园、周叔弢（tāo）的寒在堂以及郑振铎的西谛藏书。

中国历代著名的藏书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学识渊博，其中不少是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对中国社会有过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曾把中国藏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鉴赏、掠贩五类，或融五功为一体。其中，即使掠贩，也具有“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真功夫。不少藏书家为搜采异本，补救遗亡，节衣缩食，倾力输财，甚至在战乱兵燹中冒生命危险竭力护书。正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我国古籍宏富甲于寰宇。

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比起官藏与私藏还要晚得多。唐开元六年（718年），玄宗李隆基设置丽正书院，始有书院之名。最早的书院藏书始自唐代江西德安陈氏办的东佳书院，东佳书院不但藏书，而且可以借阅，这是很难得的。宋代书院以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睢阳的睢阳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四大书院最为有名。书院是教学机构，离不开教书、读书，因此，藏书成了书院不可缺少的事情。唐末五代有书院46所，宋代全国有书院719所，元代全国有书院296所，明代全国有书院1701所，清初书院减少，后来增多，乾隆时有近3560所。尽管如此，书院藏书量仍赶不上官藏与私藏。

寺院藏书

寺院藏书主要是佛寺藏书。佛教创立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寺在汉魏六朝时期，由肇发而兴盛，佛教经典也广被于世。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册装书籍便是被英人斯坦因从我国盗走的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雕印的敦煌藏书中的佛经。佛经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魏略·西戎传》有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佛经的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开始的。魏晋时期信佛教者日众，至北魏末，共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200多万人。反映寺院藏书的如北魏李廓编撰的《魏世众经目录》，北齐释法上编的《齐世众经目录》，收录佛书都在2000卷以上。唐代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经在长安翻译，前后20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玄宗时，由智升负责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反映了盛唐各地佛寺藏经的情况。许多寺院藏书很多，如长安西明寺、庐山东林寺藏书均达万卷之多。北宋雕版印刷《大藏经》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年间（968—976年）始至太宗时才全部完成，计1076部4048卷，被称为《开宝藏》。元明清三代，尤其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极力提倡佛教，佛寺藏书大增。寺院藏书有四个特点：一是藏书分布广，读者多。有寺院就有藏书点，读者除僧尼外，还有善男信女，诵经读书异常虔诚。二是藏书来源多。有朝廷赐予，官府和私人捐赠，寺院购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资助洛阳香山寺购买佛经。三是流通量大。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流传于世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万倍”。可见阅读佛经之人很多。四是其书都经专人校订，设有专室，分藏陈列，按时出借与收回，这与官藏、私藏都不相同。

岳麓书院

藏书印

流传至今的古籍，卷首大多钤有累累藏书印，古雅别致，朱墨灿然，亦是开卷一乐。明清两代，一些较知名的藏书家几乎都有几方乃至上百方藏书印，每得好书，把玩珍赏之余，必钤印其上，其后是书流转递传，乃至朱痕累累。至于藏书印之起源以及鉴别藏书印之重要性，大藏书家潘景郑曾说：“玺印之制，肇于秦汉，官私往还，取以征信。衍至唐宋，流传益广，举凡法书名画，得藏家寓目审定者，加盖印记，留珍袭之证信于后世，印之为用益备矣。宋代雕版既行，藏书家垂绪源流，具有印鉴作证。延至明清两代，图书日富，藏家日繁，攸赖藏印溯其传绪，簿录灼然可睹，印之为用更不可废矣。自来藏家印记，多倩名人篆刻，朱痕检点，开卷一乐，寓藏珍于鉴赏，亦艺林之韵事焉。顾明清迄今数百年，稗贩者流，往往仿制名家印文，钤诸卷头书尾，混淆射利，鱼目几能充珠，每为藏家所惑，非睹真面，甄别为艰。此明清藏书家印鉴之亟待搜辑，以供研治目录版本学之一助。”

藏书用印，形制不一，风格各异，根据印文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姓名印

此印为最常见之藏书印，如“黄丕烈印”，瞿绍基及其子瞿镛、孙瞿秉渊瞿秉清、重孙瞿启甲等各自的姓名印。由此可知藏书之先后递传。

2.别名字号印

古人好用别名字号，此在藏书印中多有反映，如徐乾学号健庵，藏书常用“徐健庵”一印。当然，还经常有姓名、字号、藏书楼合用印，如清赵宽有一印曰：“虞山侨民赵宽字君闳，号止非，又号传侯，奕世嗜书，窃比清常道人，自颜藏书之所曰小脉望馆。”

3.斋室名印

大凡藏书之家，都有自己的藏书斋、室、堂、阁、楼名，并镌成印章，钤于书上。世家藏书者，又往往沿用同一室名印，如“天一阁”朱文长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均几代人相沿不易。还有很多藏书家在藏书印中交代了各斋室的分工，如阮元有一印曰：“扬州阮伯元藏书处曰琅环仙馆，藏金石处曰积古斋，藏砚处曰读砚斋，著书处曰拾经楼。”再如叶德辉有一印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楼，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砚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日观古堂。”

古代藏书印

4.生年行第印

以生年行第入印是藏书印中一大特色。如明代文徵明和清末袁克文均生于庚寅年，故都有一“惟庚寅吾以降”印。生年行第印对研究藏书家的生平家世极为有用。

5.仕途功名印

藏书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如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杨绍。有一印曰：“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简直就像学历证明书。

6.收藏鉴定印

这是藏书印中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具史料价值的一种。最有名的是明代毛晋的椭圆形“宋本”一印，叶德辉《书林清话》云：“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元本椭圆式印别之，又以甲字钤于首。”毛氏以后，模仿者甚多。如汪士钟、季振宜、吴骞等人都有椭圆形朱文“宋本”印。

7.校读印

一书经名家校读后，往往会身价百倍，故精校本亦被视作难得的善本，如“广圻审定”、“曾经艺风勘读”等。

8.闲章

闲章或表示藏书家的志趣癖好，或用于表示珍爱书籍的愿望等。徐乾学有一印“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毛氏汲古阁有一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陈鳣有“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

藏书印之用，在于征信，以示某书曾为某人所有，故历来很受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许多优秀的书目都把藏书印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著录，其价值有三：

（1）用以考查一书的流传源流。如宋本《金石录》十卷，从冯文昌历经江立、鲍廷博、阮元、韩泰华等，最后归入潘祖荫滂喜斋，几经辗转，均有印鉴可征。

（2）用以判断一书的版本。印章和版式、行款、字体、纸张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大多数藏书家对于宋元善本都有专门的收藏印，如前文所举的“宋本”椭圆印，以及杨氏的“宋存书室”及“四经四史之斋”、丁氏的“善本书室”，乃至乾隆的“天禄琳琅”等，大都可直接作为今人鉴定版本的依据。

（3）本身的艺术价值。自来藏书印记多自名手篆刻，故其艺术价值，不下书画家印记一筹。如，明代毛晋汲古阁用印，多出汪关之手；清代潘祖荫滂喜斋藏章，乃赵之谦手治；徐乾学“传是楼”一印，葛潜为之；缪荃孙常用之“荃孙”一印，黄牧甫手耕。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知不足斋藏书印

第四节　衣冠如见列仙图——古籍珍本鉴赏

图书欣赏，是文士们的一种嗜好。对于珍本，文士们更是爱不释手。文士们爱书，便要了解怎样鉴别图书，特别是古籍版本。

要了解一本古籍的价值，主要从以下各方面着手：（1）书名；（2）卷数页码；（3）著者与编者；（4）刻本年代及刊工姓名、刻书家；（5）行款字数；（6）栏线（单、双栏）；（7）黑口、白口、单双鱼尾；（8）序与；（9）藏书印章；（10）附图；（11）字体、刀法；（12）避讳字；（13）纸张；（14）用墨；（15）装潢。

知识链接

黑口

黑口，即指每版中缝线的上下两端，或者称为版口的地方，为宽粗墨印黑条子。书口是雕版印书的产物，是每版的中线，它的作用有二：一是镌刻书名、本版大小字数、卷次、页码、刻工姓名；二是作为书页的中摺线。宋代刻书多是白口，其中摺以鱼尾凹心为准。元代刻书之所以多是黑口，原因是刻书之人，或是贪图速成易售，或是对技术掉以轻心，苟且敷衍，或是经济拮据，无力精雕细镂，所以在镌刻刀法上、印纸敷墨上就显得毛糙。

珍本

珍本是比较珍贵的书籍或文学资料，如罕见的革命文献、极有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珍本贵在“难得”，如国内所存较早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本。

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其活字本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善本

古籍善本书影

所谓善本，原先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那些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所以在历代藏书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则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其收书范围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丁丙按照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藏书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按照这一划分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到了民国时期，明刻本已经逐步进入旧刻行列；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也全都归类为善本之列，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但实际上，真正的善本应主要看该书的内容，看该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而定。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善本具有“三性”，即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图书作为标志文明的重要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一起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的版本鉴定学者意见一直各不相同。宋效先先生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李致忠先生则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把“善本”标准提高到了“珍本”的层次了。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即使是有明显的文字讹脱，也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无物。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为一流了。

禁毁本

“雪夜闭门读禁书”乃封建时代一些士大夫所谓的“赏心乐事”之一。禁书有多种，主要有因“诲淫”之罪而遭禁的和因政治原因而遭禁的两种。

华夏典籍浩瀚广博，藏书文化亦渊远流长。尽数历代藏家，几无一人不好藏禁、无一人不奉禁书为奇瑰。历朝历代为王者，往往藏于内而禁于外；为臣者，往往求于民而藏于宅；为学者，往往搜于孤秘封于楼阁。如是焚钞禁刊，愈久弥珍。

禁书者，禁毁之书、禁绝之书、焚禁之书是也。纵观历代禁书，执政者皆以‘下朝纲’为绳，合之则刊，逾之则禁。故各朝自有其禁，历代各有其毁。据史记载，中国禁书首起战国，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然，儒士伏生仍于墙壁间藏有《尚书》。汉代有“挟书律”，但藏书家仍私借官书抄录，不异丢官罢爵。至南宋书坊，始以刻本之小者为巾箱本。巾箱或为士子怀挟之用，或为好之者雪夜玩赏。故嘉定间，遂有奏请禁毁巾箱者。此后，藏家皆视小板巾箱为贵。明代藏家以汲古阁主毛晋为最，其首访禁书，搜求秘籍，为后世藏家艳羡不已。清代乾隆朝，皇帝以编修《四库全书》为名向民间广求善本，所收之书均由其亲自过目，或定为全毁，或定为抽禁者，共计2855种。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奉行文化垄断政策，以维系道德、清净风化为由，冠以“诲淫诲盗”的罪名，对那些“难入大雅”的异编、邪论和淫词小说一律予以禁毁。然“食、色，性也”，正所谓“情难禁，欲难毁”每次焚书坑儒，都会有人冒灭顶之灾挟书犯禁。这些“人间奇品”随即转入地下，或手抄，或私刻，袖手暗递，秘相传阅。明、清之际，此风犹盛。这些私藏于民间的地下出版物是焚书炉上的“超脱之书”，是禁书库里的“漏网之书”。藏者冒杀头充军之险或壁藏，或窑藏，或梁藏，护惜如金。主人视为爱物，甚至视为生命，轻易绝不示予他人。世人多是只闻其名，难窥其庐山真貌。

三千年之封杀焚毁，三千年之风雨沧桑，禁书与二十五朝历史相伴，禁书与二十五朝文化同行。历代禁书如今或属皇宫秘档，或属馆所孤本，或属私家秘藏，皆有所依矣。

孤本

孤本是指在世上仅有一份流传的某书的某一刻本，也包括仅存一份的某书或某种碑刻的旧拓本或未刊刻的手稿等。

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我国唐代（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就是孤本。明末清初小说《后水浒传》，也因其极其稀有而身价百倍。

孤本书可分为三类：有的虽曾刻印过，但是已经绝版；有的写成后并未刻印，只手抄存世；有的则仅存手稿。

总的来说，那些年代较久远的书，尤其是明代以前为世所罕见而又具有相当的资料文物价值的书，其中有不少都是孤本。

由于孤本只此一家，所以为世人所推崇。正因为如此，有的人不惜假造“孤本”，如晋代文人张湛就曾搜集一些旧书的材料而伪造出了一本《列子》以冒充“孤本”。还有的人千方百计去骗取别人所藏的孤本，或据为已有，或出售谋利。如晚清学者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就载有这样一件可笑可鄙的事：

杨守敬住在武昌的时候，藏有宋刻大观年间的《本草》一部。因为这书是孤本，价值昂贵，邻居柯逢时眼红不已。一天，柯逢时谎称可以高价代售，但希望先借他看一昼夜。杨守敬同意了。柯逢时将书拿回家，动员所有人手，一夜之间把书全抄了下来。柯逢时第二天将书还给杨守敬时说：“这本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后，书市上果然有《本草》出售，杨守敬这时才知道上了当，从此，对柯逢时恨之入骨，为此还搬了家，一辈子都没有再见他。

孤本《后水浒传》书影

与此相反，近代藏书家丁福保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道。据郑逸梅老先生《艺坛百影》（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说：“丁爱藏书，凡他家藏的孤本、珍本，有耆宿借阅，他总是一一借出。解放后，他又将十余种孤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还请侯晔华绘‘捐书图’，他自己撰记。”这种高尚风格是古来少有的。

孤本一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焚禁、外强的掠夺、奸商的倒卖以及时间久远、战火天灾等原因，湮没了无数中华文化精华，使幸存的孤本无一例外地成为稀世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历来皇家内府藏书、名人藏书以及藏书家藏书最梦寐以求的，当数孤本藏书。纵观数千年中华藏书史，任何书籍一旦成为孤本，必然被束之高阁，也必然将绝大多数读者拒于千里之外。许多藏书楼亦有祖训，若以孤本示人，即被视为不肖子孙。但恰恰在这些深藏在图书馆、远藏在海外，秘藏在民间的孤本中，有许多秘不外宣的内蕴，从而使人们“求孤若渴”。

秘本

“秘本”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文化景观，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传播、传世方式。

中国历代都奉行思想禁锢政策。一部文字史，就是一部血腥史。禁书杀儒几乎是所有圣贤名主和无道昏君手上的游戏。据统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至清末，仅有文字记载的文字狱案就有20000多起。秘本之类的书就是在这样残酷可怕的情况下产生的，既然公开就会大祸临头，写作者也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写，偷偷摸摸地印，或藏于深宅，或隐于秘室，或传于闺阁，不让外人见阅，可谓“地下图书”。因其和现在“非法出版物”相类同，也可称之为中国古代“黑书”。

从内容上讲“秘本”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二是道德的。政治的，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极端“反动”的；对作者和秘藏者来说，是极“珍贵”的。道德的，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极“沦丧”的，对作者和秘藏者来说，是极“有用”的。所以说，秘本不是一般的书，是“非常之书”。它是书中的“精灵”，书中的“猛兽”，书中的“怪胎”，它是“书中之魔”、“书中之鬼”；它是高贵中的高贵，低劣中的低劣，另类中的另类；它是焚书中的“超脱”之书，是焚毁中的“漏网”之书。

我国古代的“舟子秘本”，是指古代航海人员（也就是在古书中被称为“舟子”或“舟师”的人，手中掌握的航海图书。这其实是一种导航手册，古代称为“更路簿”或“水路簿”）和“针经”。由于仅仅掌握在航海者手中，世代相传，一般不外传，故被称为“秘本”。

其中有一些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欢迎，但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金瓶梅》绣像

其他版本

1.宋版

宋版书最为著名，按地区分为杭州本、瞿州本、婺州本、吉州本、抚州本、台州本、泉州本、建阳（麻沙）本、江西本、蜀大字本、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平阳本。

2.补版

刻印的书版经年累月，就会出现断裂与损缺，经过补刻修整后再行印刷的书，就叫做补版书。宋刻、元补、明又补的版称作“三朝补版”。

3.监本

监本，即北京与南京的国子监所刻印的书。国子监，即政府最高学府。南京的称南监本，北京的称北监本。

4.经厂本

明代专刻各种经书的厂坊，由太监负责图书的出版工作，因校对不精，错误百出。这种书字大黑口，书的首页盖有“广区之宝”印记。该厂不时也出版其他图书。这些书因不属于该厂出版范围，所以粗制滥造，不受人们重视。

5.殿本

殿本，即清代武英殿刻印的书。殿本书品宽大，刻印纸墨很考究。

6.内府本

内府本，即明、清两代，经皇帝敕命编纂的书，在宫内刊印。内府本校勘严谨，纸张精致。

7.书帕本

明代，新官上任或奉使回国时，习惯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书帕本，系礼品，因刻书与收书人皆不经意，所以好书不多见。

8.袖珍本

袖珍本，为携带方便而刻印的一种小开本的图书，如乾隆下江南时随身携带的《通鉴纂要》。

9.百纳本

用不同书版各印刷图书的一部分而成的书，称为“百纳本”。

10.抄本

中国古代，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很多人家无钱买书。一般人家得到一册书不容易，为了阅读和保藏，只好抄写下来。古代社会，很多文人毕生借图书，抄写图书，手校眉批，因而出现了一批有名的抄本。这些抄本内容较好，手迹亦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