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城市生活趣话

衣、食、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部分。伴随人类漫长的繁衍、进化过程，这些衣着、食物、居住环境、交通工具等必备条件，也随之一起发展起来，形成各自不同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这些衣、食、住、行的演变，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生活发展的过程，充分显示了每一个历史时代不同的城市生活水平、社会风尚、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在本章内容中，将重点描绘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与休闲娱乐。

第一节　古代城市生活的特征

古代城市生活的发展

闲逸、安适和享乐，这是“城里人”追求的目标。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城市中，占主要成分和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是统治集团和贵族豪绅阶层。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其权威和尊严得以反映的场所。一座城市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完全是由这个城市主人的身份及地位决定的。附着在这位城主周围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来维护这位城主的权威和尊严，从而也就维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他们眼中，城市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他们权威和尊严的体现之处，即官衙机构；二是他们享受因权威和尊严而取得物质利益的处所，即内宫。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历代城市中的宫禁区。但他们也深知，如果城市仅仅只由宫禁区组成，这样的城市是运转不起来的，不但他们的权威和尊严无法得到体现，与之相应的物质利益也同样无法实现。要达到这一切，在城市中必须还要有为之服务的下层社会——城市平民，以及各式各样的手工业者。同时，为了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求，在城市的宫禁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供他们猎取“珍奇玩好”的场所——市场。因此，在封建堡垒的城市中，能容忍这样一个下层社会和市场的存在，其原因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在当时的城市生活中是得不到反映的，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当时城市生活的点缀。

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统治阶级追求深宫内院中的极端奢侈、纸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平民的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这两者的反差越是明显，就越能体现出他们的权威与尊严，否则将是“礼崩乐坏”，大逆不道了。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仍然认为：“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日知录·人聚》）这里说的“人”，当然是指劳动人民。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城里只能容纳统治集团，而对城里的平民百姓则必须加以控制，只有让其在农村种地，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清朝的内宫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城市中，商业贸易功能是它所应具备的重要功能。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每个高潮中，商业贸易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期、南北朝时期，都是中国封建城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当时战乱频仍、烽火连天，但商队的驼铃马蹄，市场的喧嚣嘈杂，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唐朝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特别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大量的农产品开始向商品转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各地经济普遍发展的结果，使长途贩运商业逐渐衰退，而手工业也由原来单纯制造奢侈品，转向制造日用品。由于官营手工业对重要行业、盈利显著的行业的垄断，迫使民间手工业只能向民间日用品方向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统治者看来，它们所垄断的手工业是能赚取高额利润的项目，如采矿、冶炼、贵金属加工等。而那些日用手工业品既费工，利润又少，因此就“让利”于民间。事实上，日用手工业品具有投资少、工艺要求低、市场大、原料充足等官营手工业无法比拟的优点。更主要的是它开发了面向社会下层——平民百姓的广阔市场，因此使它具备了蓬勃的生命力。从宋代起，民间手工业如同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正是这些一家一户的小型手工作坊，冲破了西周“营国制度”中规定的“集中市制”，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促使封建城市中单调的堡垒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中国城市由此开始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城市的这种变化，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特别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在城市所能具备的各项功能中，最为活跃的功能就是商业贸易功能。古今中外，描写城市繁荣景象，都不会忽略对其商业繁荣的描写。可见，商业发展在城市生活中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这样说，商业活动犹如城市生活的润滑剂，它能加速城市各种功能的运转，增添城市生活的乐趣和情调，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加上封建统治者竭力维护其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使其始终保持封建统治堡垒的单一功能。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它必然带动社会各行各业一起发展，而商业活动也必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北宋政权建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与之同步的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体制，又形成了对封建统治体制的冲击。它首先表现因商业活动的发展，继而发生的“城市革命”，使“集中市制”和“坊巷制度”瓦解；接踵而来的是城市功能多元化的兴起；城市生活逐渐体现了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平民阶层的生活情趣，由贵族化趋向平民化。自此，城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文人还是官宦，商贾还是杂役，芸芸众生，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整个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点缀着城市生活的色彩，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都市生活图卷。

城市生活服务的兴起

商业贸易功能，是城市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社会生产带动了商业生产、商业贸易的发展，从而带来市场的繁荣。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其社会生产不发达的初期，事情恰恰相反，不是生产促进商业，而是商业决定生产。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贩运商业盛行的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贩运商业的商品，大都为贩运两地互相视为异物的“珍奇玩好”，或是当地的土特产，经过加工而成的珍贵物品。这些商品均属于高档奢侈品，贩运到异地，立即身价百倍，这就刺激了该商品的产地，将其作为采集和加工的热门对象。所以，贩运地的生产，被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刺激了起来。

这种情形的产生，完全是由当时封建体制下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农经济强调的是自给自足，所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尽管这是封建社会从未实现过的梦想，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将其作为理想目标在追求。如南北朝时，人们仍然认为：“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颜氏家训·治家》）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作为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家庭，它的生活来源，不是依靠社会所得，而是依靠全家老少的齐心协力、男耕女织来维持。生活必需品（粮食、衣物）、日用品（简陋的家具、什物）、生活调剂品（逢年过节用的鸡鸭鱼肉酒等），都是靠自己生产所得而不是从市场通过交换来取得（除了铁器、食盐等之外）。这种经济体制决定了当时商业活动的对象，绝不会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贩运的货物也绝不会是普通的日用小商品。而只能是异地的“珍奇玩好”，并以此激起统治者和贵族豪绅的奢欲和追求，从而产生巨额的商品利润。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粜”（《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因。

清朝的商业街

这种情况的改变，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一统专制的削弱和瓦解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各个分裂时期，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但在这些分裂时期中，大都蕴涵着社会质变的因素。因为所谓的分裂，只是指大一统的政权瓦解。然而分裂后的政权，其维持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专制统治形式，即由一个大的专制政权变为几个小的专制政权。如春秋战国各大小诸侯国；三国时的魏、蜀、吴；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北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必然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因此，从表面来看，大一统政权的分裂，在开始时，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分散的、局部地区的迅速发展，而导致下一历史阶段进一步的飞速发展。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没有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就不会有秦汉时期的经济飞跃；正是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变革，才会有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辉煌。中国历史的大量质变因素，正是在所谓的分裂时期完成的。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十分注重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实行“劝农”、“广田”、“垦荒”的政策。曹操招募流民，实行屯田。为发展贸易，并为安全起见，他把城市中的“市场”从后宫移到了坊巷之中，客观上把市场推向了社会，推向了民间。虽然这时的市场仍在官府的管辖之中，但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市场与民间的接触，扩大了市场的包容量和商品构成的范围。从此，一场市场的变革渐渐兴起，市场由单一面向贵族，开始向平民开放；经营范围由单纯的奢侈品，扩大为与普通生活用品并存，进而形成面向平民百姓的大众服务行业。搞不好市场就对官吏治罪。如黄初二年（221年）就曾拘捕了兴市不利的南阳太守。

随着分裂时期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南方的社会经济迅速超过北方，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由此（指南北朝）迈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动力的南方新兴城市，迅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作为城市所应具备的各项功能，伴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逐步完备起来，打破了以往城市单一功能的格局。

在南朝的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小本经营的小商品经营者。这种商业活动的对象，显然已不单是面向达官贵人了，更多的是面向城市中大量的平民阶层。如“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贩纻为业……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宋书·戴法兴传》）。“会稽人陈氏有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南齐书·韩灵敏传》）“沈蠫（南梁振武将军，余姚县令）微时，尝自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梁书·沈蠫传》）

从这些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些贩葛、贩瓦器的活动，与司马迁说的那种“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粜”、“动辄巨万”的大宗长途贩运商业，已是大相径庭了。首先，在贩运路途上，这些小贩的贩运路途，已不是百里、千里之遥，而是城郊之间的短途贩运。从西湖边采集菱莼，“更日至市货卖”，充其量亦只几里、十几里的路程，否则怎能保持货物的新鲜？其次，这些小商贩的本金都是微乎其微，采集菱莼，无须本钱，只要力气；鬻瓦贩葛，都是小本经营，不然怎会“为富人所辱”？再次，这种小商贩的经营对象，不仅有富家豪绅，也有平民百姓。

南梁时，朝廷重臣吕僧珍回故乡任刺史，他那以“贩葱为业”的叔伯兄弟想攀附其势，讨个一官半职。哪知吕僧珍为官清廉，将其教训一顿，要他不可“妄求叨越，但当速返葱肆”（《梁书·吕僧珍传》）。从这里“葱肆”二字可知，当时小本经营的葱贩子，已不是单个设摊了，他们在市场上已有了相当的数量。“肆”，即出售同一种商品的摊铺，排列成行，称为肆。能够形成葱肆，那么同时也还会有其他各种菜肆、果肆、杂物肆。因此，从这条记载可以推断，起码到了南梁时，在官方控制的市场上，平民百姓的小商品、日用品已是相当普遍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日用品、小商品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小生产即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这种家庭手工业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中，是由来已久的。在市场完全为统治阶级、贵族豪绅服务的年代，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目的，除了应付纳税以外，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即使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仍然无法成为一个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为了维持生活，他和他的家人必须同时种粮种菜养家禽，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否则，仅仅依靠他的手工业者的身份，他是无法养活自己一家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城市中还会有农田的原因。

手工业作坊

随着大众日用品市场的开拓，引起了家庭手工业的巨大变化。虽然这种手工业的组织形式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家庭手工业为基础，但它的生产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自给自足为目的，转变为以出售产品为目的。而手工业者自身的生活来源也可通过市场来解决，从而城市手工业者也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了。正因为如此，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南方），成为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了唐朝，“除了一些规模大小不等的作坊工业外，绝大部分的手工业制造品是来自家庭手工业，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家庭副业不计外，家庭手工业在唐代商品生产中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繁荣了市场的贸易，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因此，“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科者”（《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随着小商品、日用商品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手工业生产者（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来源，也就更加紧密地依赖于市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更加价廉物美，才能赚取更多的货币，从而也就能从市场买回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满。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有许多著名的手工业者，如：阎立德，工匠之子，他继承父业，成为当时著名的工匠。李清，其家世代相传染色技艺，经他手染出的各色丝绸，是其他染匠所不能比拟的。邺城老母村世传织绫之法，凡老母村所织之绫，每匹值6筐米，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织绫了。此外还有宣州葛氏的毛笔、虢县的田婆针等，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优质小商品。

利益驱动，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繁荣和发展了市场。商品市场的繁荣，促使了商业向近代型转化，这是中国商业从隋唐开始的重要变化。商业由纯粹的贩运型商业，向商品生产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方向过渡。隋朝东都（洛阳）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而这些行、肆、店，已不是早期城市中那些临时性的摊铺，而是固定的店铺了。到了唐朝，市场内的商业活动又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从一些市场内的专用名词含义的变化，也可看出这个发展过程。唐朝的“肆”已完全不是早期封建城市中表示同一商品摊位的排列，而是“所以陈货鬻之物也”，而“店者，所以置货鬻之物也”（《中华古今注·卷上》）。这时的“肆”、“店”已类似今天用来零售或批发的商店了。如唐朝长安市内，已有帛肆、鞋肆、衣肆、酒肆、茶肆、书肆，以及类似今天拍卖行或寄卖店的“寄附肆”。除此以外，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唐代城市中又兴起了早期的金融机构——“柜坊”，它经营的业务犹如后来的钱庄，一方面吸收存款，一方面经营放贷。柜坊的出现，又把城市商业活动、金融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尽管唐朝的商业和手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它始终没能冲破围绕市场四周的高墙。

纵观唐朝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和变化，它只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前后交替的过渡阶段，当时的城市仍然保持着“堡垒功能”的主要特点。反映在商业上，仍然是“集中市制”。围绕在市场四周的高墙，虽然已经龟裂斑驳，但还如一圈沉重的枷锁，束缚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著名学者傅筑夫先生作了形象的比喻：它是“旧瓶中装进了一些新酒”。

这个“旧瓶”到了北宋才被彻底打碎。北周世宗柴荣因看到京城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京城原有的规模和建制与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不相适应，因此下诏扩大京城的规模和市场的建制。这充分说明“新酒”已在“旧瓶”中膨胀，陈旧的旧瓶已经开始裂缝。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政府终于顺应潮流，下令取消“集中市制”。沿续千年的坊巷、阛阓（古代对街市、店铺的称呼）、宫市制度终于崩溃，“旧瓶”终于被打碎。那高耸坚实的阛阓和坊墙倒塌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宽敞明亮的街道和沿街开设的各式店铺。

据史料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自废除“集中市制”以后，商业区很快发展到全城各处。从图中可见，东京城的布局，与唐长安、魏邺城等其他早期城市相比，除了都设有宫城之外，在东京城的图纸上，已找不到市场的位置了。这并不是东京城里没有市场，而是废除了旧市制之后，固定市场不存在了，各种店铺沿着街巷随处开设，哪儿热闹，哪儿生意好做，哪儿就设有各种店铺。由此，城中的街道也繁华热闹起来。宋朝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尽地记载了东京城里的街道：如宫城外的东华门外大街、宣德楼外大街、御街、马行街、十字街、晨晖街、相国寺外东门大街、朱雀门外大街、西大街、封丘门大街等。这些街道都是当时东京城中繁华热闹的商业大街。如“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这里的饮食店铺供应时新瓜果、鱼虾、鳖蟹。还有各式野味：鹌鹑、野鸡、野兔，以及腌腊肉脯等。

从城北马行街到新封丘门大街，这里有许多民宅，这些居民都经营各种买卖，住家的当街前屋往往就是各种店铺，这种店铺都是后院进行生产制作，产品直接拿到当街的铺面上去出售，类似今天所说的“前店后厂”。而这些店铺中，又以小吃店为多。在这些小吃店中，经营着不同的特色风味，如北方口味的李四家、南方口味的金家、专制卤味的段家等。虽然这些店铺都是一些居家小店，但都有相当的实力，“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

东京城内盛行夜市，从朱雀门到龙津桥一带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月上树梢，这儿行人也就兴旺起来。这时店铺中炉火正旺，满街鱼肉飘香，吸引着行人临街一坐，品尝各种风味小吃。夏日消暑，夜晚来到店铺凉棚下，抬头月明星稀，棚内凉风习习。吃上一碗清凉的麻腐鸡皮，或者麻饮细粉、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腌水木瓜、绿豆汤、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一日的疲劳和酷热，全都云消雾散了。冬夜，街上雪花飞舞，店内热气腾腾。烫上一壶好酒，围着店铺中的火炉，要上几盘兔肉、野鸭肉、红烧猪内脏等，既经济又实惠。

东京城内的夜市，一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从夜市到早市，其间只隔两个日寸辰。而“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甚至到了三更时分，还有“提瓶卖茶者”（《东京梦华录》），足见当时市场的繁荣。

随着城市功能的齐全，城市生活也日益丰富多采。一方面城市居民脱离农业生产的程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结果必然使大众服务行业日趋完善。从史料中反映的北宋城市生活方式来看，它已基本脱离了早期封建城市那种生产盲目性、自给自足型的生活方式，而完全融入城市居民应该具备的那种生产专业化、生活消费型的生活方式中去了。而这种消费型生活方式，正是以社会化的大众服务行业为基础的。

中国社会进入北宋以后，城市大众服务行业也日臻完善。

在东京旧城封丘门附近，有许多郎中大夫，治疗各种疾病。如专治口腔咽喉疾病的郎中有杜金钩家、曹家、山水李家；专治小儿疾病的郎中有银孩儿、石鱼儿、柏郎中家；以及擅长妇科和接生的大鞋任家等。与此相配，还有不少生药铺和熟药局，如南门大街的熟药惠民南局、西大街的熟药惠民西局，相国寺东门的孙殿成药铺、宋家生药铺，大内右掖门外的丑婆婆药铺。

上清官附近的甜水巷里，当时还开了一家“浴室院”，到了南宋的杭州城里，则称浴室为“香水行”。处于封建社会的城市中，能有面向城市居民开放的浴室出现，足见当时城市的社会诸功能已相当齐备了。

相国寺附近，有出售各式花样的冠帽、妇人戴的特髻冠子、靴店，以及专卖各种书籍、国画和珍贵玩好的店铺。

为迎合市民的需要，各种修理行业也发展了起来，如箍桶、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冠帽、补角冠、修扇子柄，以及专为住家干洗毡、淘井等活儿的杂工。每天早上，在街口桥边、市场人多拥挤之处，都有一些自带工具的木工、竹匠、泥瓦工等守候着，等待招呼。谁家如有门窗坏了，家具需要修理，或者屋顶需要补漏，砖墙需要泥补，都可以到这里来寻找工匠。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并非工匠的“闲人”，他们或者体力强壮、或者能言善道、或者人缘极好，也在此等待人们请他们去帮助操办红白喜事或紧急事情。谁家要办事，如要邀请客人，只要开出客人清单，并支付一定的报酬，这些人就会将要办的事情全部张罗起来。从采买物品、涮洗烹调、邀请亲友、接待客人、端茶上菜，一一办得井井有条。这些人，当时称之为“白席人”或“四司人”。

除了民间的服务性商业活动外，为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政府也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治安防火机构。北宋东京城内，每隔一段距离，设有“军巡铺屋”一处，配有铺兵5人，这些铺兵类似今日的巡警。他们轮流负责白天的治安和夜间的巡逻。古代城市中，大都是土木结构的草房，只有少数显贵、富有者的房舍，才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如到了气候干燥的季节，这样的居住区是极易引起火灾的。因此，类似今日城市中的消防瞭望楼，在宋朝时已经有了。当时叫做“望火楼”，由于古代城市中没有高楼大厦，所以这时的望火楼一般只有四五丈高。楼上有人瞭望，楼下设有官屋数间，驻有铺兵一百多人。平时备有大小水桶、麻袋、斧锯、梯子、火叉、长短绳索等救火工具。一有火警，驻兵马上出发相救，这种机构已十分类似今日的消防队了。

繁荣的城市景象

每到夜晚，除了官府的巡逻兵丁之外，各寺院都有专门的行者、敲打铁牌子或木鱼儿循街打更、报晓。按古代的规定，入夜以后，每过两个时辰就要报一次更，称为“打更”。四更以后，则为“报晓”。打更与报晓，在以往的城市中，只是在宫中才有。而到北宋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打更和报晓也开始了“大众化”。每日交四更，各寺庙中负责报晓的行者、头陀们分行于各自包干的区域。若是天晴，则报“天色晴明”，或报“大参”、“常朝”；天阴则报“天色阴晦”；天下雨则报“雨”。“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梦粱录》卷一三）这些负责打更、报晓的行者或头陀，按各寺约定的管辖区域，白日在这里化缘，夜晚负责打更报晓。

在宋朝的东京城中，那些适应城市生活、面向普通居民的商业活动、大众服务行业，在整个商业贸易活动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整个商业活动的趋势，越来越向着城市普通居民的供求方向发展。商业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与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更加贴近。在这样的城市中，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离不开市场，那种唐代以前的单调的城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宋朝城市的商业功能，已开始向近代城市的方向迈进了。原来单一为贵族服务的商业活动，以及由官府对商业活动、市场、商品等制定的种种界限都已打破，城市的功能，也日趋“平民化”，大众服务行业已日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它在城市商业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可或缺。

知识链接

宋朝的金融商业

宋朝的金融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第二节　古代城市生活面面观

古代城市生活写照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所具备的各项功能日益完善，城市中的市民生活，从原来无足轻重的地位，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在隋唐之前的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娱乐诸方面，都集中于宫城或市场之中。走出宫城或市场，四周都是冷冷清清。然而隋唐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的城市中，除了政治中心仍然局限于宫城之中，经济、文化、娱乐等方面，都已越出了宫墙，来到了平民百姓之中。自从北宋的“城市革命”之后，阛阓崩塌，坊墙废弃，城市生活日益与平民百姓结合起来，恰似如鱼得水，很快发展起来。引得那些宫城中的太子、公主“思凡”之心骤起，美其名曰“微服私访”，实质是想看看民间繁华的城市生活，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史籍上俯拾皆是。

《清明上河图》局部

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已无法再看到当时城市生活的真实状况，只能在史籍的记载中，得知一二。然而，我们要感谢古代那些著名的绘画艺术大师，以他们高超的技艺，在流传至今的画卷上，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城市生活的面貌。这方面，当首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把读者带到了800年前的古代城市——北宋国都东京城中。

北宋画家张择端以其精湛的技艺，细腻的笔法，为我们保留了历史的场景。全图共画了550多个不同人物、50多头牲口、20多乘马车、20多艘船只，以及30多组房屋……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景物的描绘，反映了北宋“城市革命”所带来的欣欣向荣景象。

首先，全图已看不到唐朝以前城市中专门区划市场的阛阓，也看不到控制百姓居住区域的坊墙。城里城外，店铺林立，民居和店铺纵横交错。一扫唐朝以前城市的森严之气，代之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正是作者通过画卷所要表达的主题。

其次，作者巧妙地通过三段的组合，将三种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画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前段幽适恬静，这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田园风光的典型风格。中段表现出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桥上路人行色匆匆，船上水手撑篙、摇橹、搬运，忙个不停。整个中段与前段的气氛截然不同，通过城市的快节奏与乡村的恬静舒适的对比，表现两种不同社会组织形态的区别。然而进入后段——街市，则又别有一番风味，它既无乡村田园的恬静，又无舟船、码头上的繁忙，它所表现的完全是商业社会中的另一种风格。人们三五成群购物时的讨价还价；路上行人边走边聊的闲散舒适；茶馆、酒楼中的花天酒地……一幅城市市民生活的百态图，跃然纸上。

这三种不同的景物，实际正反映了中国城市生活在北宋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样是描写市场的作品，如反映汉代市场交易的《东汉集市画像砖》，在这幅砖刻画中，就丝毫没有《清明上河图》中的那种繁华景象和喧闹气氛。尤其是图中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刻有的“北市门”、“南市门”字样，完全证实了当时的市场是在政府规定的闤阓之中进行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揭示了中国城市生活向近代迈进的开端，无疑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的里程碑。在它之后，如《皇都积胜图》、清朝《盛世滋生图》、《康熙南巡图》等，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繁华的城市生活。

古代城市的服饰文化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人所好”，但纵观人类发展的历程，人们的衣着是受时代制约的，至于“各人所好”，也只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中，让各人尽其所好。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不可能也不会有西服革履的要求或嗜好。在《墨子·辞过》中，墨子记载了远古先民对衣服作用的理解：“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这里强调在上古之时，所谓衣服，只是用来取暖和保护身体的。在《释名·释衣服》中，也这样解释“衣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可见“庇寒暑”、“自障蔽”，这是人类所以会穿上衣服的首要原因。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从赤身裸体到为取暖、保护身体而着衣、遮羞而遮盖自己，进而发展到为美化而装饰自己。这是人类体质、思维、意识进化的表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飞跃。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城市出现以后，衣服的作用渐渐异化为“荣耳目而观愚民”。一个人的衣着，除了取暖和遮羞外，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别人看，从而显示出自己的地位、等级和尊严。这种作用随着城市兴起、城市生活的形成，而愈加显露出来。衣服逐渐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媒介。从而也就有了“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说：“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羯巾而裘，而中国之人冠冕而裳。”这段话生动地体现了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中衣服所起的不同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未开发，一则由于风俗习惯（即“断发纹身”），二则因为气候温暖，因此当地人可以裸而无衣。而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此时还处于游牧部落阶段，苦于气候寒冷，只能裹巾拥皮以御严寒。而中原地区（即“中国”），这时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春秋时期又是城市大量兴起的阶段，因此衣服也就不仅仅是取暖遮羞，更重要的是通过冠冕服饰来显示人的身价。故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绫罗绸缎、冠冕堂皇者（即统治者和贵族），当然是悦目的，而那些筚路蓝缕、褐襦裹身者（即贫苦百姓），自然是不屑一顾了。

因此在城市中，除了那些身穿蟒袍公服、使人望而却步的统治阶级之外，凡身穿袍、褂者，大多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富有者。而衣着褐、襦者，都是社会下层的卑微者。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当时的社会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把城市中的人群分成不同的群体，即各种社会阶层。而服装则成为这些不同群体的外部包装，更使这些不同群体的区分一目了然。

当时的社会，做官的有官服，经商贩卖者有商贾的打扮，文人阶层又有文人的打扮，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平民，则有其固定的传统衣着。如西汉时规定当官的人，除了在正式场合必须衣着官服外，平时闲居时可穿便服、佩带宝剑，以此区别众人。而对商人却规定不许佩剑，不许穿丝着锦，更不许乘车骑马。到了西晋，如前所说，更是规定商人必须头裹白巾或在帽额上贴一块白布，上面写清自己的姓名、做何买卖；并还规定脚上的鞋子要穿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即使到了北宋初期，还有类似的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加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东京梦华录·民俗》）

清朝官服图案

而文人阶层又有其特殊的衣着打扮。古代知识分子衣服的领子是方形的，《诗经·子衿》：“青青子衿”，《毛诗》注为“青衿，青领也，学士之服”。《后汉书·马援传》注曰：“颈下施正方，学者之服也。”为了表示读书人的清高，知识分子可以不戴冠帽而着头巾。如《汉书·王式传》中记载：“博士衣而不冠。”

除了服装式样的规定之外，连衣服的颜色也有严格的限制。上自当官的官服，下至平民百姓的衣着，都规定了不同的颜色，以区别不同的等级和尊卑之序。黄色，代表了尊贵和富有，这是帝王专用的颜色，任何人不得擅用。将相官服则由不同的颜色，如紫红、大红、黑色等来表示他们的不同职务和品第。北宋初年、江南初定，李后主以帝王之尊，沦为阶下囚，所属百官公卿中，不少人投靠了北宋。北宋政府为表示对李朝的藐视，命令这些留用官员，不论官品高下，“例令服绿”，“以示别于中国也”（《燕翼诒谋录》卷四）。

为何“服绿”是对人的侮辱呢？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视绿色为诸色中之下等。今天所谓的绿色，在古称中表示碧、青、绿等，这种色彩，历来是下等人衣着的颜色。唐封演的《封氏闻见录》中说：“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书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日满乃释。吴人着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说过：“苏州有不逞子弟，纱帽下着青巾，孙纯伯知州判云：‘巾帽用青，屠沽何异？’”可见，宋太祖要用绿色官服来羞辱李朝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元以后，绿色服装则成为“乐人”和“娼妓”的专用服色。大街上只要看到穿绿色服装或戴着绿色帽子的人，就知道此人专营为人取乐之业。这也就是后来取笑纵容妻女从事卖淫之人为“戴绿帽子”的由来。

然而明代以后，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纺织业的发展，衣服色彩也随之丰富起来，绿色服装也不再从属“下贱”之列，而成为仕女贵妇喜好的一种色彩。如明代皇帝赏赐给大学士张居正母亲的物品中，就有绿膝阑裙一套、绿丝暗花裙一套（《张居正集·谢赐母首饰疏》）。又如《金瓶梅》与《红楼梦》中，都有大量篇幅描述妇女的衣着打扮。但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金瓶梅》中绝无红袄配绿裙的描写，而在《红楼梦》中却有许多绿裙绿衣的描写。这正是城市生活水平的发展、服装色彩日益丰富的缘故。从明代开始，色彩已冲破了等级尊卑的束缚（除帝王专用的黄色以外），以其绚丽的色彩装点着世人的生活，这无疑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进步，更是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两本书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因为《金瓶梅》反映的是宋代社会生活，而《红楼梦》则是反映着清代的社会生活。虽然《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人，但他仍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特征。

服装作为世情、民情、国风盛衰的反映，也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明显。历代文献中，凡是褒奖民风淳朴或针砭世风奢靡，无不论及时人的衣着。即使是今日，凡谈到剥削阶级压迫人民，很自然地会有穷人衣不蔽体、破衣褴衫的描写。这足见服装保暖遮羞功能的异化，以及它作为折射社会生活发展水平、反映社会风气盛衰的衡量作用日见显现。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盛世”、“中兴”之时，更有政治黑暗、世风日下的乱世。司马迁以西汉文帝皇后“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司马贞以“绨衣（质地粗厚的衣服）率俗”来颂扬文帝夫妇的俭朴和“文景之治”的由来。后晋人刘籧也赞扬唐玄宗“悉命官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世庶服锦绣珠翠之服”的措施，认为“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旧唐书·五行志》），由此出现“开元盛世”的盛唐繁荣景象。虽然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由来，并非是由服装的奢俭与否来决定，但史家将此作为世事转变的一个折射点来观察，是不无道理的。

魏晋之时，阮籍等名士因对世事的不满，蔑视功名，整日袒肩露胸、衣履不整。“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知识分子这种玩世不恭、嗟生忧死、痛苦彷徨的表现，正是当时政治黑暗、世风日下的具体反映。而清末慈禧六十大寿之庆，仅制作各式服装就达100多套，用银近4万两。尽管这只是表现在衣服上，但作为一国的实际统治者，如此奢侈浪费，挥霍民脂民膏，不正预示王朝的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了吗？

服装的发展，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宋代以前的手工业大多集中在官府。以服装为例，汉代有东西织造，宋代有文思院等。虽然其产品都是为帝王、贵族、官僚服务的，但正由于这个原因，在它的产品中，涌现出大量的精品。如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的丝织内衣，薄如蝉翼，重量不到一两。尽管这样的衣服与平民百姓无缘，但它却无可辩驳地显示，当时中国纺织技术处于世界之巅的事实。同时，正是这种高超的纺织、服装技术，才为古代社会提供了服饰文化发展的可能。

从中国服装潮流的变化来看，历来是城市领导乡村，在城市中又是宫廷领导平民。如《后汉书·马援传》中说：“……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白居易在其《时事妆》中也说：“时事妆，时事妆，出城中，传四方。”而在城市中，又是“异装奇服朝新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都官集·敦化》）。我国古代最早的常用服装原料当数丝织品，《诗经》中就有许多关于丝织品的名词，见诸以后的史料中，更有诸如丝、绸、锦、纨、绮、绫等丝织品的名称。这些织物，历来以精良的面料、精美的色彩、精细的做工而蜚声海内外。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分不开，也与历来官方规定和倡导种桑养蚕有关。东汉建武年间，茨充担任桂阳太守（今广西桂林地区），这一带原来没有种桑养蚕的风俗，更不会纺丝织锦。茨充就把中原人民种桑养蚕、抽丝纺织的技术教会了当地的百姓，致使蚕桑、丝织在当地发展起来。

丝织品

唐宋之前，中国百姓的衣着原料主要是葛和麻。那些丝织品，虽然出自农妇之手，但那只是作为交赋纳税之用，享用他们的则是那些王公贵族和富裕人家。而农夫农妇，只能穿着用葛、麻编织而成的粗糙衣服，冬天则穿用兽毛编织的褐来取暖。一直到元代，棉花种植逐步从南方扩大到全国，棉花才开始成为平民百姓的主要衣料。著名女纺织家、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人黄道婆，对我国棉纺织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年轻时在海南岛向黎族人学会了纺棉花和织棉布的方法，后返回故乡，通过她的传授和对纺织工具的改进，使棉纺织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中国特有的服饰文化，又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为服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服装变化的动因，是城市社会功能的完备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在唐之前，由于城市只具备单一的封建堡垒功能，因此反映在服饰变化上只能是帝王将相、后妃贵妇的各种服式。自从宋代以后城市社会诸功能的齐全、城市生活趋向平民化，因而宋元、明清时期民间服饰繁荣兴盛、绚丽多姿。

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时期，除了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之外，也伴随着社会风气的糜烂。因此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服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城市中特别明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一个变动时期，《荀子·非相》中记载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为此统治者不得不下令：穿着奇装异服者杀。《汉书·五行志》中也提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后汉书·五行志》中也把当时京城中妇女的奇装异服看成是“举宗诛夷”的前兆。古人从封建礼制的角度来审视奇装异服，并将此作为国运盛衰的一个预兆，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由于政治的腐败，风气的沉沦，两者又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奇装异服与服饰新颖、颓废心理的发泄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时期，反映在服饰演变上，呈现出一种美好、活泼、向上、健康的审美情趣。而在政治黑暗时期，反映出来的则是庸俗、丑陋、病态、扭曲的情调。以妇女服饰为例，在盛唐时期，妇女的服饰是相当开放的。敦煌壁画中对妇女的描绘，无论是形体勾勒，还是服饰的薄、透、露上，都与前代有所不同。这些妇女图像尽管相当开放，但丝毫没有邪恶之念，表现出来的是盛唐之时风气的开放、妇女的健康丰满，给人一种向上的健康的审美情趣。但在魏晋政治黑暗腐败之时则不然，曹魏大将曹洪设宴，命歌女穿着极透明的“罗鄃”之衣，在客人面前跳舞。而魏明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整日在宫内让歌伎表演“裸袒淫戏”，最后连皇帝宝座都丢了。在这里，轻薄透明的妇女服饰，是为丑恶心灵提供一种感观宣泄，无论从社会风气还是从审美角度来看，都只能是一种丑陋、病态的心理反映。而在明清时期，虽然妇女都被裹得严严实实，但反映的却是理学家们的虚伪和残忍，在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掩盖着对妇女的摧残和压抑。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将服装比作社会风气的写照，是很恰当的。

冠帽

与服饰相配，还有冠帽，这也是古人非常讲究的一个方面。那时，从一顶帽子就能知道人的身份和地位。20岁以下的人，除了在童年时戴着诸如虎头帽等童帽之外，在当时是不能戴冠帽的。只有到了20岁，举行过冠礼，表示此人已进入成年，才可以戴上冠帽出入。一旦行过冠礼，正式束发戴冠之后，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必须正冠正服，否则不仅是辱没了自己的尊严，也是对别人最大的不敬。正因为有这种规定，孔子的学生子路在与敌人格斗之时，被打断了系冠的缨带，头上的帽子将要掉下来。由于“君子死，冠不免”的观念在子路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尽管刀剑架颈，子路全然不顾，放下武器，去结缨正冠，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子路宁死卫冠的举动，虽然迂腐可笑，但也足见古人对冠帽的重视了。

除戴帽以外，男子还可“裹巾”。《后汉书·鲍永传》中说：“（鲍永）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李贤注曰：“谓不着冠，但幅巾束首也。”巾，始于西汉文帝之后，在《隋书·崔廊传》中，崔赜曾说：“汉文以前，未有冠帻。”帻，即头巾。由于头巾较为实用，戴者非常普遍。而用什么面料来做头巾，完全可由各人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因此，一般平民百姓都用头巾来束发，而那些官僚贵族在家闲居时，也常常不戴冠帽而着头巾。

由于每个人头巾的戴法各不一样，因此在世面上流行各种不同的头巾。如明代初年，杨维桢头戴方巾见皇上，这在封建礼制中是属大不敬的。面对朱元璋的质问，他机智地回答：这叫“四方平定巾”。朱元璋一听大喜，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将此“四方平定巾”向世人推荐。此外，由于一些文人平时桀骜不驯，落拓不羁，因此反映在头巾上也各有各的戴法，与世人不一，引得众人热衷仿效。如仿效白居易的戴法，称为“乐天巾”，仿效苏轼的戴法，称为“东坡巾”。

古时候的巾有很多叫法，如头巾、领巾、车巾等。它们都是用一块方形的帛或布制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头巾逐渐演变为帽子的一种。如“幞头”，又称“折上巾”、“软裹”。幞头的采用，主要是为其便利，适合军旅作战需要。最早起于曹魏时期，唐人刘肃在他的《大唐新语》卷一〇中说：“折上巾，戎冠也……咸便于军旅。若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巾渡河，递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帛向后幞发，谓之幞头。”这是幞头最早的兴起，但它得到普通使用，则是到了后周才开始的。最初的幞头与帽子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一块方帛，四个角上各有一条带子，即所谓“幞头四脚”。裹头发时，先将方帛蒙住头发，将前面两条带子向后系在脑后，然后让其自然下垂。再将后面两条带子向前系于头顶压住帛，这样使其成曲折状，故称为“折上巾”。如有劳作之事，则将后面两条带子向下系于颔下，使幞头不致掉下。

到了宋朝，幞头的后面开始出现两个垂脚，并在幞头内用桐木作骨子，将幞头撑起。这就使幞头脱离了头巾，而成为帽子的一种了。这样，原来用于系幞头的四条带子也失去了作用，成了垂在两边的装饰了。而新增加的两个垂脚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成为弓脚，有的成为卷脚，有的则稍曲向上……根据垂脚的不同形状，故有展脚幞头、交脚幞头等不同的幞头名称。

在古代，官宦之家戴冠着帽，是为了显示等级和尊严；富贵人家著帽裹巾，是为了炫耀富有和潇洒；而平民百姓披巾戴帽，则完全是为了生计和劳作。古书中曾有“首戴茅蒲”的说法，“茅蒲”就是草帽或斗笠，是作蔽日遮雨之用。南方人大多用竹篾编成，而北方人则用麦秸编织。传至今日，用竹篾编成的称为斗笠，用麦秸编成的称为草帽。

晋代以后的妇女亦有戴冠着帽的习俗，如贵妇人的头上除了佩有各种金钗银插之外，还戴有凤冠。凤形头冠在秦朝以前，是相当普遍的妇女装饰品，那些家境稍富的人家，妇女头上常戴有这样的饰物。只是到了西汉，随着儒学成为显学以后，礼仪之制得到全面推广，凤形饰物尤如龙形代表天子一样，成为皇家女性的专利品，是皇太后、皇后、嫔妃们独占的饰物。从此，民间妇女的头饰只能以别的形状出现。隋朝以后，出现了女子戴的帏帽，这是在妇女帽子的檐外加上面纱，垂至颈部，专供女子出门时戴。到了唐朝武则天时，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妇女出门可以不戴帏帽。这是妇女冲出封建桎梏的一大进步，也是武则天解放妇女的一大功绩。

妇女除了佩戴冠帽外，还用自己得天独厚的长发来美化自己。对此，中国古代妇女是非常讲究的。汉代妇女常梳的发型有露髻、堕马髻、盘桓髻、倭堕髻。《晋书·五行志》中记载吴越（今江浙两省）一带喜好修饰容貌的妇女，常梳的一种发型，是将头发在头顶紧紧束住，用丝绸线缠成一束，让它向一边垂于耳际，然后再将它盘成环状，这样的发型当时称为“撷子”。到了南朝，妇女的发型又崇尚高髻，《宋书·五行志》中记，宋代“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发直向上，谓之飞天”，并以发髻梳得越高为越时髦。

古代男子也有头上簪花的习俗，如明代人刘銮《五石瓠》中说，时人常在冠帽的右边，用碧玉特制一个小插花座，每天早上插上一朵鲜花或珠花，“是不仅戴鲜花，而亦戴珠翠也”。而明朝皇帝召见臣下时，被召见者必要在冠帽上簪花，脸上扑香粉，“以表衎穆”（《野获篇》）。

簪花仕女图

除了簪花以外，古代男子也有梳髻盘头的习惯，只是这种发髻不像妇女的那样高耸。

在头上梳髻佩钗的同时，古代妇女还非常注重面部的化妆，尽管她们没有今日那些高档化妆品，但她们也尽力用当时力所能及的条件和审美情趣来装扮自己。

不同的时代，妇女对脸上的妆饰有不同的爱好。一般来说，妇女都喜欢在脸上施白粉，使皮肤更加白嫩细腻，即所谓“一白遮百丑”。但南北朝时的妇女的爱好却不同，当时妇女喜欢将脸涂成黄色，以此为时尚。如刘宋诗人彭汝砺在其诗中这样写：“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络髻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当时妇女为何崇尚黄色史书尚无明载，但由于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一般妇女大多笃信佛教，从“墨吏矜夸是佛妆”来看，这种黄色面妆似与佛教有关。

当时妇女还有在脸上贴花的习俗，如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在《宋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宫中游玩，累卧花园之中，当时正值梅花盛开，几朵花瓣落在额头，挥之不去，反而更加衬托出公主娇美的面容。于是就形成了当时妇女中流行的“梅花妆”。此外，妇女还喜欢在眉心点黛，如庚信在《舞媚娘》中有这样两句诗：“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

这种脸上贴花习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那是因为古代富贵人家的妻女，大多都是蛮悍刁妒者，对侍候她们的婢妾、丫环，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更有甚者则用香头、银钗烧红后，锥刺她们的脸。这些脸上被刺留下疤痕的婢妾、丫环，为遮掩疤痕，就用花瓣或用彩纸剪成花瓣状，贴在疤痕处，这样一来，本意为遮丑，结果反更增添了姿色，而为其他妇人仿效。

除了粉面、涂黄、贴花之外，当时妇人还好点青，即在脸上用丹青画上一点。如果点的恰当，能使妇人更增娇美之状。《酉阳杂俎·黥》中记载：孙权的儿子孙和，曾因酒醉而误伤了爱妾邓夫人的脸，急忙命太医配药医治，而且下令不许留下疤痕。可是太医在和药时把琥珀粉配得太多了，痊愈之后脸颊上留下了一个如同小痣般的疤痕。孙和一听刚要发怒，但走到邓夫人跟前一看，气全消了。原来脸颊多了一个小痣的邓夫人，反而显得更加妍艳娇美了。于是其他嬖妾都争相仿效，以丹青点颊求得孙和的欢心。由此，丹青点颊遂成风气。

人类除了穿衣戴帽，还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就是穿鞋。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仅鞋的各种叫法就有上百种之多。如裹脚皮、足衣、舄、芒、屏、屐、履、屣、菲、覣、羯、矜、鞋、靴、唐吐马、艾特克、玉代克、奇卡米等。而每一种叫法中又有许多分类，如舄，它是一种绸缎作鞋面的复底鞋。为了防潮，鞋底下有一层薄薄的木底，用来隔潮。崔豹在《古今注》说：“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而这种绸缎制成的舄，按其用料、式样的不同，又可分为赤舄、黑舄、革舄、云舄等。而汉代人平常穿的屦，即便鞋，它分有素屦、葛屦、命屦、功屦、散屦等。

中国的传统鞋子——布鞋

从古代这么多的鞋子名称中，足可看出中国鞋子的发展进程，而这个进程又同样与城市生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城市兴起之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农业社区之中，尽管当时已有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但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管理者，都还居住在贫困的乡村之中，人们的双脚还离不开泥泞的土地。因此，在这个时期，人们的鞋子必定是十分粗糙、厚实和原始的。当时最普遍的鞋子是草履、芒鞵（草鞋的一种）、革屦（用皮制成的鞋子）之类。这正反映了古人适应自然、求得生存的那种因地制宜的本能。为适应寒冷的北方，人们用兽皮裹住双脚；而南方气候虽然温暖，但人们为了保护双脚，就地取材，用到处可见的蒲草、葛、麻来编成鞋子，这就是人类鞋子最早的起源。这样的鞋子，也符合当时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手工业的不发达，因而在这个时期，虽然人有贵贱贫富之分，但对于鞋子来说，却没有等级之别。大家都穿相同的鞋子，如《孟子·尽心上》中说：“舜祝弃天下，犹弃敝踺也。”《庄子·天下篇》写墨子之徒时说：“以跂鏎为服。”

然而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和城市生活的兴起，人们在讲究服饰的同时，也必定会改进自己的鞋子。尤其是随着城市上层社会的发展，在统治阶级、贵族豪绅日益脱离生产劳动的同时，他们的双脚也与乡村泥泞的土地脱离了关系。尊贵的人们进出骑马坐车，连走路的机会都很少。此时如脚上还是穿着草履、芒鞵或革屦，与他们绫罗绸缎的衣服不般配。日益发展的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各种各样的鞋子，也就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应运而生了。从妇孺皆知的古代“郑人买履”这则故事可知，在战国时期，城市中的富人已可以在市场上购买自己需要的鞋子了。

中国的传统鞋子是布鞋，有人称其为“中国鞋饰的灵魂”，似不为过。但名副其实的布鞋是从宋元以后，即棉花普遍种植、棉布成为平民百姓的基本衣料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布鞋，实际是用葛或麻制成的。《诗经·葛屦》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可见春秋时期用葛来制鞋已相当普遍。

布鞋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鞋底是纳底，这是中国鞋业史上的第三个成就。这种纳底布鞋一直流传至今，而究其源头，则可追溯到周代。从侯马出土的周代武士跪像中，可看到武士穿的鞋子，其鞋底有明显而规则的纳底线纹。

随着城市生活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不断得到提高。鞋子也如同衣服一样，从保护脚的“足衣”功能中异化出来，而成为一种适应城市生活、成为与相应服装配套的服饰系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鞋的种类、式样不断增加，制鞋的面料、工艺也不断发展。如秦汉之时有用丝绸制鞋，汉代“庶人粗扉草履，今富者韦沓丝履”（《盐铁论》）。这种鞋子，鞋面是用丝缕编织而成，鞋底用麻线纳底，鞋内还有衬里。到南北朝时，锦缎面的鞋上又有刺绣花纹，更增加了鞋的美观。如陆机《织女怨》诗中有“足蹑刺绣之履”之句。到唐朝，杜甫在诗句中说：“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用珍珠来装饰鞋子，更见当时鞋饰之奢华。新疆阿斯塔那出土了公元778年的锦鞋，其制鞋材料和工艺都为古代所罕见。这双鞋子的鞋面是由黄、蓝、绿、草青四色丝线，织成变体宝相花平纹经锦制成的。而鞋里衬布是用蓝、绿、浅红、白、褐、蛋青六种颜色丝线，织成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制成。织锦上图案栩栩如生，色彩搭配华丽得体。鞋内还有一双黄色回纹绸鞋垫。这双鞋子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一件瑰宝。江西南城县明朝藩王益宣王朱翊虵与其李、孙二妃合葬的墓中，出土了一双黄锦鞋和黄锦靴，其锦缎织地之精细、工艺之考究，足见当时皇族成员衣着的尊贵和奢侈。刺绣工艺，到了清朝已是非常发达，这个特点也同样反映在制鞋工艺上。清朝的贵妇、太太小姐们的绣花鞋更是美不胜收，这在今日故宫博物院中可以大饱眼福。

从元代开始，中国妇女有裹足的习俗，到了明清之时就更加风行。这里姑且不谈裹足对妇女的摧残。但与之相应的“三寸金莲”——小鞋，则又是中国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裹足正是为了满足男子畸形的心理需要，因此穿在小脚外面的小鞋，就更要求其具有精美的造型和色彩，以此来博取男子的欢心。

如果你走进安徽省中国古鞋博物馆，呈现在你面前的林林总总的各式鞋子后面，反映出来的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城市生活发展史，更是一部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史。从鞋帮和鞋底的分离中，反映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分离；周代的纳底鞋，反映的是当时铁器冶炼技术的进步；汉代丝履，勾勒了中国丝织业繁荣的轨迹；宋元以后布鞋的普及，反映了棉花种植和棉织业的兴盛；而那草原上的皮靴和江南丝靴的融合，又明明白白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间的水乳之情。

古代城市的饮食文化

“民食”，从来是历代统治阶级最为关心的问题，无论是仁慈贤惠的明君，还是凶残无道的暴君，他都得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政权稳定、江山存续的大事。因此，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洪范八政》，就把“民食”放在八政之首，足见历代统治者对此的重视。所谓“民以食为天”，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统治阶级所重视的“民食”，充其量只是到不影响其政权稳固的程度为止，即不至为了“民食”而引起百姓造反。百姓的“温饱”，在当时实际上只是糊口而已。至于它的内容、质量，统治阶级是不会去费心的，否则怎么会一面有“民以食为天”的箴言，一面又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警句呢？西汉文帝六年（174年）三月，为表示对老年人的关心，曾下诏：“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代的“民食”，作为政府只是通过行政手段使百姓趋于温饱而不致激变。从而会有历代的限田制、均田制，以及更名田等土地制度或政策，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稳定社会，使政权得到延续。这固然是政治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其经济原因，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社会经济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大多数人只能停留在勉强糊口的水平。正因为如此，隋唐以前的政府对百姓过度的“民食”是横加干涉的。如历代政府都有禁酒的命令。如文颖在《汉书·文帝纪》中注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对一般百姓足以起到威慑作用。

到了北魏，文成帝曾下令：民间私自“酿黏饭（即酿酒）皆斩之”。而南朝的宋文帝在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六月，因长江下游一带闹水灾，“是月，断酒”（《宋书·文帝本纪》）。隋朝文帝曾下诏：“罢酒坊，与百姓共之。”五代时的后汉，凡私自造酒者，即处以弃市（即杀头后，扔在市场中心以警告他人），后同更严，私自造酒5斤者，即处以死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三国时的曹操，他对饮酒是情有独钟，留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千古名句，但为禁酒，他也只得忍痛割爱。古代统治者禁酒，虽有多种原因，但经济不发达，粮食紧缺，当为首要原因。在温饱难以维持，军粮无法供应的情况下，政府当然不会允许民间为牟取暴利而将有限的粮食用于制酒。然而民间也不能终日粗茶淡饭，因此，政府有时也开恩，准许百姓“改善生活”，如西汉文帝时就曾下令让全国百姓“酺五日”，即在这5日之内，喝酒、吃肉、宴请都不算犯法，这也就是皇上对臣民的“恩典”了。至于“民食”内容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则完全是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反映在“民食”上，就更加显著。“民食”的形式，内容、质量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从以往只讲糊口的“民食”，到追求形式、内容、质量的“饮食文化”，这个过程充分显示了日益发展的城市生活，为其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只有在城市功能齐全的情况下，才会使诸如饮食行业这种今天称为第三产业的行业兴盛起来。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在城市繁华的商业活动中，饮食行业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在古代，城市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体现在饮食行业的发达上，此外就是勾栏、瓦肆等娱乐行业的兴盛，再就是青楼卖笑行业的并存。所谓“食、色，性也”，在封建城市生活的繁荣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宋代的“城市革命”后，尽管当时中国社会仍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然而它的城市，已开始出现了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趋势。尤其是商业活动中饮食行业的发展。对此，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酿酒作坊

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城）里的酒楼、饭馆，规模已相当宏伟。据《东京梦华录》载：“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相招。”酒店有正店、脚店之分。正店是指有较大规模的高级酒楼。比较有名的有白矾楼，欣天楼，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等72家。正店“屋宇雄壮，门面开阔”，酒店大门都用彩色绸缎装饰成彩门，屋檐下挂着各式灯笼。排场大的酒楼，门口还竖有旗杆。上面彩旗招展，大书该酒楼的名号，远远望去，好不气派。走进大门，有着几百步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天井，天井两旁则是一间间厅堂，当时称为“小阁子”。每间小阁子内放有几张精致的红木桌椅，四周还有靠墙放着的太师椅、茶几，这是专为贵客饭前休息准备的。讲究点的店家，还在墙角花座上放上几盆别致的盆花，墙上挂上几幅字画，则更添几分儒雅之气。一到晚上，从门口的绸缎彩门上，屋檐下挂着的大小灯笼，到走廊、小阁子的各式彩灯，都大放光明，真可谓华灯齐放，望之宛若仙境。当然，这种酒楼，都是东京城里档次最高的酒家，如东角楼街的潘楼酒家、潘楼东街的任店酒楼。特别是马行街东的丰乐酒楼更是气派，它由5幢3层的楼房组成，每幢楼之间都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楼面上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独成一景，其气派非同一般。与这些高档酒店相比，更为贴近平民百姓的酒店则有宋门外仁和酒店、姜店，州西宜城楼酒店、班楼酒店、金梁桥下刘楼酒店，州北八仙楼酒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酒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类似这样的酒店，“在京正店七十二”，而那些门面较小的一般酒店，则“不能遍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东京城里，酒楼生意是多么兴旺。

这些酒楼，大都是以出色的好酒和各式美味佳肴、山珍海味来吸引顾客的。这里略为摘录一些当时的菜肴名称：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两熟紫苏鱼、白鱼肉、夹面子茸割肉、乳炊羊肫、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莲花鸭、签盘兔、葱泼兔、炒蛤蜊、炒蟹等。到南宋时，由于都城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菜肴中更增加了南方风味，如海鲜头羹、松花腰子、江鱼玉叶、锦鸡签、青虾、白蟹、白燠肉、八糙鸡、糟鲍鱼、鲟鱼等。这些菜肴，除了具有好听的名字以外，它的味道也都十分鲜美，这除了与厨师高超手艺有关外，还因为当时皇帝吃惯了御膳房的菜肴，反而偏爱民间的菜肴，常常心血来潮，一道命令下来，即刻要某店送某茶进宫，如果平时不注意菜肴的质量，到时措手不及，不但厨师遭殃，连店主也可能贴上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梦粱录·民俗》）。

宋代的酒楼中，有不少是官营的酒楼。在东京城里，有官营的东、南、西、北四大酒库，各衙门管辖之下都设有酒库，如安抚司、点检所等机构下都有酒库。像东京城里的御酒库、藩封酒库、西楼酒库、金叉酒库、左藏酒库、度牒库、天宗栈库等，都是各大衙门所属的酒库。这些酒库属下又开设了各种酒楼，如东酒库开设了大和酒楼、南酒库开设了和乐酒楼、北酒库开设了春风酒楼、西酒库开设了玫瑰酒楼等。这些酒楼无论在规模、设备、营业等各方面，都不比民间私人开办的酒楼逊色。而且各官库酒楼中，同样也有歌女艺妓来伴酒拉客。北宋政府衙门所属的酒库、酒楼，大概可以算是政府搞第三产业的先声了。

古代的米市

除了这些酒楼，京城还有各类饭店（当时称“食店”）。这些食店中，有的比那些酒楼还要讲究，店门口的彩牌，不是用绸缎扎的，而是用木刻成各种花样，镶在木刻的彩门上，当时称为“山棚”。从山棚往里，挂着一排排整片的猪肉、羊肉或各种时鲜野味，以显示本店货源充足、新鲜。走进门里，则是用红绿彩绸扎的“欢门”，即二道门。走进“欢门”，则是厅院，东西各有廊庑，往里就是一间间厅堂，里面的布置丝毫不逊于酒楼的陈设。一到晚上，如同酒楼一样，灯火通明。

客人来到后，由跑堂的安排好座位，则递上菜单（当时称为“卖执箸”），问客点何菜。当时杭州城里能上这些食店来就餐的，都是些有身份，或家景富裕的公子哥儿、老爷太太。因此他们点起菜来也是“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熬烧，呼客随意索唤”，百般挑剔，极难伺候。但那些厅堂上的跑堂，也决不含糊。一个跑堂要招呼两三张桌子的客人，常常是几张桌子点的菜各不相同，没有重复的，这些跑堂丝毫不会弄错。客人点完菜后，跑堂把各桌点的菜报给厅堂门口的伙计，此人当时称为“行菜”，他们的职责是将各桌点的菜单高声报给厨局（即厨房）中的“铛头”（也称“著案”，即当今饭店厨房中专管配菜的人员）听，这报菜的声调抑扬顿挫，时快时慢，更为食店中熙熙攘攘的气氛中增添了一种特别的情趣。等到菜烧好，“行菜”将这些不同的菜肴分送到不同的桌子上。这时就更见“行菜”的功底了。只见他左手叉三碗菜。右手自臂开始至手掌，叠着20多盘菜，但见他行走轻盈自如，按桌一盘盘地分送，尽按客人“索唤”的菜肴，送到桌上，丝毫不差，连汤水都不洒下一滴。这些客人都是惹不起的贵客，稍有差错，或弄错所点之菜，或汤水滴洒客人身上，告到店主那里，这“行菜”即刻就要倒霉，轻则“必加叱骂”，重则“或罚工价，甚至逐之”（《梦粱录》卷一六、《东京梦华录》卷二）。

按当时的物价，在这种食店里如两人用餐，点上水果、冷菜四五盘，炒菜四五个，外加几壶好酒，“即银近百两矣”（《东京梦华录》卷四）。可见这种食店，寻常百姓是不敢问津的。因此一般百姓或过往旅客如要就餐，则到便宜的食店就食，当时有一些称为“闷饭店”的食店，其实它的性质很像今天一般的盒饭店。这种食店一般只烧几样菜，荤素搭配，价钱也不贵，花不了多少钱，亦能吃顿饱饭，但饭菜质量就谈不上精细了。因此有身份的人是不上这种食店的。

由于北宋都城地处北方，京师食店大都由北方人开张。但京师本为南来北去、东来西往的人流汇集之地，南方人在京师不习惯北方食店的口味。因此一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就在京都开设了“南食店”，专门荟制南方口味的菜肴。到了南宋时，都城迁到了临安，那些开“南食店”的人也随同到了南方，但仍沿用“南食店”的名字。

据史料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城内外住户不下数十万户，人口大约将近110万。这在中国古代来说，可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在这庞大的人口中，除了那些府邸、官舍、富家宅第每年都有供奉禄米之外，其余平民百姓每日口粮，都要靠城中米铺供应。据记载，当时杭州城，每日需要粮食一二千石。这些米都依赖当时苏州、湖州、常州、秀州、皖南、两广等地运来，大多数米商将米运到杭州城外各米市，如湖州米市桥、黑桥都是当时有些名气的米市。此外，如杭州新开门到草桥南街一带，则开有大小米市三四十家。这些米市承接各地米商运来的大米，然后再卖给城里的米铺。各米市都有专门的推销员，时称“小牙子”，他们的职责就是与城中米铺建立联系，随时掌握米铺大米的供应情况与所需品种，只要米铺稍一缺米，“小牙子”即将所需之米运来。此外，还有一些就近乡村的农人，他们小本经营，为取利润，绕过米市这一关，径自从家中将米装袋运到城中，直接向米铺推销。因此，当时大米行业的销售中，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然而得益的则是那些米铺主人，因为随着各米市之间，以及米市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大米质量、销售服务质量的提高，“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梦粱录》卷一六）。

居民除了在上述米铺中购米外，还须在市场上购买荤菜。由于北宋的“城市革命”，取消了“集中市制”，因而大小店铺，各种货担杂卖，沿街均是。这样既繁荣了城市生活，又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创造了诸多便利。

如“坊巷桥市，皆有肉案”，这些肉案所卖之肉，大都是供应当地居民的。每案有三五人操刀，根据顾客需要，无论是阔切、片批、细抹，还是称多买少，都“从便索唤”（《东京梦华录》卷四）。这些肉案，一般到中午，所挂的猪肉或牛羊肉，全都卖完。等到午后，仍是这些操刀者，又开始经营“熬爆熟食”（即今日之熟菜），主要是上午卖剩的头、蹄、心肝、肚肺之类。经过烹煮，成为各式熟食招待顾客，待到傍晚，这些熟食之类又都告罄。从这里一方面可见这些肉案“操刀者”的善于经营；另一方面可见杭州城内居民的繁盛，“人烟稠密，食之者众故也”（《梦粱录》卷一六）。

这些“肉案”货源的供应，来源于“肉市”。如杭州城内的“修义坊”，时人即称为“肉市”。因为“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屠宰总数不下数百头猪，皆为成片的猪肉和头、蹄分类。这些猪肉供应城内各种食店、酒楼以及“盘街卖熬肉等人”。这类肉市遍布全城，每天三更开行上市，至天晓罢市。如遇仕宦富家操办筵席，常常是几十桌、甚至几百桌，仅新鲜猪腰一次便要百十副。即便这样，也总是“顷刻并皆办集，从不劳力”（《梦粱录》卷一六）。

如要买鱼，沿街就有各式鱼摊，而且都是一色活鱼。卖主用桶装鱼，这种木桶就像今日的木盘，称为“浅沧桶”，里面盛上水，放进河鱼，然后放些柳叶浮在其中，目的是增加水中氧气，不致使鱼很快死去，影响卖价。据记载，每日有数千担鱼进城，可见销路之好。尤其是北宋东京城内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一带，这样的鱼摊更多，顾客只要在那儿转一圈总能买到称心的活鱼。到了冬日，则用车从远处运来黄河中捕捞上来的鱼，当时称之为“车鱼”，因为需加上运费，又在冬天供应，可谓稀罕之物，所以每斤要100文钱左右。

除此之外，供应其他副食品的还有各种市行或店铺，如当时杭州城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南土门菜行，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还有卖糖、蜜、荔枝、桂圆等物的泉福五间楼等。这些行，犹如米市、肉市一样，大都是供应各店铺和酒楼、食店的。而平民百姓购物，则主要靠“宅舍宫院前”的货担、摊铺供应的。这些货担、摊主的货物，大都直接从乡间购来，有的本身就是农户，所卖之物均为己产，因此这些货物相对行、市、店铺要便宜得多，而且又方便，出门就可买到。

北宋以后，城市的社会诸功能逐渐完备，社会各行业的分工日趋精细，尤其是适应城市平民生活的社会服务功能更是繁荣，无论是城市上层社会，还是下层平民，再也不是以一家一户的单个形式存在于城市中，而是相互之间、个体与城市社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

如果城市仍然只具有单一的封建堡垒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汉时，宰相公孙弘虽然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家里有客时，仍然拿“脱粟饭”来招待客人。《索隐》注曰：“脱粟，才脱谷而已，言不精凿也。”（《西京杂记》卷二）这“脱粟饭”估计就是用只脱去谷糠，而不去麸皮的糙米煮的饭，这样的饭是很难吃的。我们将此与宋代米铺中陈列的大米品种相比，则明显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城市生活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生活质量也显著提高了。《梦粱录》卷一四中记载宋代城中米铺陈列着各种大米：早米、晚米、新破砻、冬春、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杆、粳米、糯米、箭子米、黄籼米、蒸米、红米、黄米等10多个品种。这些米铺的供应对象都是城中的普通百姓，表明北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已远非汉代可比。

城里人的主食除了大米饭，还有面食制品，在北宋东京城里，如“（尚书）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在京第一”（《东京梦华录》卷三）。至于面食制品的称呼，历来有许多说法，宋代人黄朝英在其《靖康湘素杂记·汤饼》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古代对米、面的称呼是非常确切的，用来煮米饭的称为“米”，用来制成面制品的称为“面”。而今天这些概念就有些模糊混乱了，古时的“面”，今日称为“面粉”，如光一个“面”字则成了“面条”。而在古代是没有“面条”这个说法的，当时称“面条”为“汤饼”。如黄朝英认为“煮面谓之汤饼，其来旧矣”。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载，何平叔面容皎白，魏文帝怀疑他是涂的白粉，于是“夏月令食汤饼”，吃得他大汗淋漓，又叫他用手巾擦脸上的汗，结果脸上仍然皎白如初，魏文帝这才相信他不是涂的白粉。《懒真子录》中说：“世之所谓长命面，即汤饼也。”因此黄朝英认为：古代凡以面制成的食物，均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沦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宜矣”。这是古人对面食制品的不同称呼。对此江少虞认为：“饮食四方异宜，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宋朝事实类苑·风俗杂志》）

而北宋时的烧饼，则是放在炉中烘烤，或在锅中用油煎的。如北宋京城中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就有20余炉。其他油饼店有50余炉的，可见这些油饼店规模之大。此外还有蒸饼店、糖饼店，顾客来买，可装盒带回，也可放入盘内堂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习惯、品种都会发生变化。在南宋时期，一种叫“鲊”的食品，在市面上非常流行，宋代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西》中说到鲊的做法是：将鱼或肉用盐腌浸，然后盛于瓮中，瓮口必须密封，使其密不透气。腌上数年，被腌的鱼或肉上都生出白花，看似变质损坏，其实这时正是味道最好的时候，当时人都用它来馈赠亲友，是一种上好的礼品。从这段记载中所见，这鱼鲊或肉鲊，实际与今日的腌制品、糟制品差不多。当时比较有名的有：鹅鲊、大鱼鲊、鳇鲊、寸金鲊、筋子鲊、鲟鱼鲊、银鱼鲊、饭鲊、蟹鲊等。

古代的人们为了充实物质生活的内容，提高物质生活的质量，在当时的基础上也不断创新。

酷暑盛夏，气候炎热，古人虽然无法享受到今日的各式冷饮，但他们也用自己的智慧，充实自己的生活，消暑降温。如北宋都城东京，一到夏天，大街上的茶馆、凉棚中就有出售诸如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绿豆汤、甘草冰雪水、酸梅汤等消暑食品。我们已无法尝到这些夏季食品和饮料，但就从这些食品、饮料的名称上，可以看出古人对防暑降温食品的创造力。到了清朝，人们更是利用自然条件，将冬天的冰块藏在深窑之中，放到夏天用。当然，这些冰块从冬天放到夏天，必然要损耗许多，故在炎炎烈日之下，能吃到用冰块制成的清凉饮料，是比较奢侈的享受。

饮茶

饮茶是中国人的习惯，很长时间内，茶是中国人几乎唯一的饮料。关于茶何时在中国兴起，说法不一，我们要讲的是饮茶风气在城市生活中的表现。

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饮茶风气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重要，到了唐朝，饮茶更成了城市居民重要的生活习惯。我国著名的“茶圣”陆羽是唐朝人，他不仅撰写了我国最早有关茶的著作《茶经》，他本人也是一个饮茶爱好者。宋时饮茶风行，城市中茶楼、茶坊林立，更有小贩沿街叫卖茶水。饮茶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甚至和米盐一样重要，甚至形成“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习俗。宋徽宗曾写了一本《大观茶经》，详细介绍了制茶工艺。在古代社会中，一个君主对一项专业生产能有如此细致的研究，姑不论其研究是否精到，但也足见时人们对饮茶习俗的重视了。

城市里开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茶肆、茶店。为了招徕顾客，在这些茶坊中还供应上等茶叶，如“小团茶”，这是北宋庆历年间，福建以当地最好的茶叶，压制成小圆饼状，一斤茶叶可制成20个小饼，故称为小团茶。时人称为“上品龙茶”，每年选为贡品供应皇帝享用。其他则有称著于当时的日注茶、白芽茶、龙凤茶、石乳茶等。有的茶坊还把厅堂布置得儒雅端庄，在四周墙上挂有名人书画，茶客一边品茗，一边欣赏字画，案几上放着时令鲜花或精致盆景，令茶室多了儒雅之气。还有些茶坊，在顾客喝茶的厅堂边上，另辟一小屋，请上几位丝竹乐人，吹奏各种令曲，为茶客助兴。紫檀案几，幽香阵阵；绿茗碧透，清香纯纯；墨宝悬壁，流彩纷纷；丝竹小唱，婉约声声。这样幽雅美好的去处，使人心驰神往。更有些茶坊，为招徕茶客，别出心裁，将茶坊布置得如同神仙洞府，设有仙洞、仙桥、流水潺潺，引得“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东京梦华录》卷二）。

能有这样排场的茶坊，只是京城中为数不多的几家。能上这样的茶坊来消遣的茶客，也只能是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

在城市中，茶馆、茶肆、茶店供人喝茶只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具有传播信息、娱乐、赌博、狎妓等多种作用。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或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交汇点的市镇中，茶馆里各种人物应有尽有。正因为喝茶和茶馆具有如此功能，在中小城市和市镇中，茶馆的发展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清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太仓的璜泾镇，“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茶肆倍之”（道光《璜泾志》卷一）。嘉兴的新塍镇有茶馆80家，王店镇有茶馆65家，新簧镇有茶馆40家。这些市镇，本身规模并不大，但却有着数量众多的茶肆，这固然有着文化、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它又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从明代起，城市、市镇中的商品交易，尤其是大宗商品的交易，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商品批发，买卖的双方是不能直接进行交易的，必须通过中间人，即当时称为牙行的机构来居中介绍。而各牙行开价均有上下差价和浮动变化，买卖双方在牙行交涉之前，必须摸准行情，而这个行情的打听之处，就是茶馆。因此茶馆同时也就成了获取信息来源的场所和渠道。久而久之，茶馆则成了买卖双方与牙行三者进行交易的场所，同时又成为解决交易双方买卖纠纷的仲裁之地了。

古代城市的居住文化

如前文所说，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它的最初形成只是地理环境、社会风俗、经济发展三者的综合体，是个自然形成的过程。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确立，逐渐在这些综合体——城市的雏形上赋予了政治色彩，使其成为体现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然而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体——城市来说，尽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力因素的影响，但就其本身而言，必然要沿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只是由于各种不同外力因素的影响，最后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不同的特点罢了。在中国古代，最明显的就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由于其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中国所特有的北方城市偏重政治，南方城市偏重经济的不同倾向。

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有模式，也由此决定了中国南方城市与北方城市城市生活、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各不相同的特点。如东汉国都洛阳，仅城门一项就有诸多规定，据《汉书·百官志》记载，洛阳城有12个城门，南面正门即宫门，设置一个司马管辖，司马和卫尉在汉代来说都是不小的官衔了（汉制：司马、卫尉秩千石，侯秩六百石）。《东观汉记》中记载：洛阳上东门侯郅恽，为官严谨。一日深夜，光武帝刘秀回城，随从呼叫开门，郅恽按深夜不能开城门的规定，坚决不开。刘秀随从让郅恽点灯看看，这是皇帝刘秀。但郅恽回答说：晚上点火把，容易暴露城门警卫，既不点灯，也不开门，于是刘秀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开了城门才进城。可见当时城门官权力之大。此外，全城有二十四街，每街设一亭长管辖。汉代洛阳城中，除皇宫、衙门官署以及官府管辖的市场之外，其余即为官僚居住的闾右和平民居住的闾左（居民区），这些居住区域亦由围墙包围着。到北魏时，这些居民区开始称为坊，大坊中有四五百户人家，小坊也有六七十家。一旦城中有事，负责各坊警卫的官兵立即关闭各坊大门，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在这些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中，城里居民饮食起居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

但在南方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城市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江南杭州城地处西子湖畔，风景秀丽，历来有鱼米之乡之称。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店铺、酒楼、饭店、瓦肆遍布全城。尽管靖康国难之后，南宋政权将杭州城按国都的体制重新改建，然而这些政治干预和规定，已无法与因城市经济日益发达而形成的城市社会习俗、风土民情所匹敌了。如在居民区，南宋政权也设置了“禁城九厢”，每厢由一员小官吏管理，但这小官吏的权力已远不如汉代各街亭长的权力大了。“其职至微”，只能“警其夜分不测耳”（《梦粱录》卷七）。

此外，在居民居住的区域，作为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型城市中，居民都是以其身份、职业而划定居住区域，平民与官僚、富豪是不能混居的。有钱有势者的居住区称为闾右，平民百姓的居住区称闾左。这种情况，沿续至清朝。清人震钧的《天咫偶闻·琐记》中说：“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贵族）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即富商）。”而其余地方则为平民百姓的居住区。北魏时，国都洛阳城中，御道附近有四夷馆：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与之相对又有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慕义里四里。顾炎武称：“吴人（即南方人）投国（指北魏）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北夷（长城以北的兄弟民族）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指朝鲜、日本等国）来附者处扶桑馆，三年以后赐宅慕化里；西夷（指西北兄弟民族和阿拉伯、欧洲人）来附者处崦嵫馆，三年以后，赐宅慕义里。”（《历代宅京记·洛阳中》）除此之外，城中一般平民，也按其职业不同，分居不同的居住区。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皆工巧屠贩为生”，“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醌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此外还有“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历代宅京记·洛阳中》）。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自北宋“城市革命”以后，坊巷制度崩溃，居民凭着市口的好坏，环境的幽雅，可随意选择，其决定权，全在居住者本人，而没有外来行政干涉了。如当时城中“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居住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东京梦华录》卷三）。这些房子的盖法，也很简单，只要“于椽上铺席一层，再加苇笆，方抹滑秸泥二层，干始塞瓦，可支数年不漏”（《乡吾解颐·笆工》）。正是居住在这些“院子”中的居民，失去了等级差别，因此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就更为融洽，“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梦粱录》卷一八）。

在城中较有身份地位的人家，住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如清代北京内城的住宅，都“院落宽阔，屋宇高宏，巍峨华焕”。一般都有二至三道门。每两道门之间有听事房，进了第三道门，“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上房东西两边各有套房，左右又有东西厢房，每边厢房各有三间。这些豪华住宅，“多明代勋亲之旧”，到了清朝，“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华”（《天咫偶闻·琐记》）。

南方的店铺

古人的生活习惯与今日有许多不同。如今日所说的“坐”，在古代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在南北朝之前，中国是没有桌椅、凳子之类家具的。当时的人们习惯跪在地上，所谓“坐”，即双膝跪地，身子坐在脚上。如果引身而起，臀部离脚，称为“长跪”。一般情况下，家中来客人，大家都“席地而坐”，客人面向东，主人面向西。说话时，则要长跪，挺起身子，恭恭敬敬地说话或回答问题。即使到了清朝，虽然已不再长跪，而是垂足而坐，但这个习惯仍然流传下来，“八旗礼仪，谒见尊长，命坐于榻，不敢正倨，必坐于方褥之下，亦古人隅坐之意”（福格《听雨丛谈》卷七）。

与这种生活习惯相适应，一般人家的房间里地上铺有茵席。它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起居的必需品，而且也是礼仪的象征。茵席有编织席、纺织席两大类。编织席又分凉席与暖席两类。如用竹、藤、苇、草编织的茵席，属于凉席类；以棉、毛、兽皮做成的属于暖席类。如“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西京杂志》卷一）。纺织席主要有毡、毯、褥几种。

茵席有长短、大小不同者。使用时要根据人数多少，席位安排而定。因此有一人席、二人席、三四人席不等。

床是古代家庭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家具之一。《释名·床》说：床，“人所坐卧曰床”。《说文》也说：“床，身之安也。”从这些解释可知，古代的床有两个用处：既是卧具，又是坐具。而今天床只剩下一个卧具作用了。到了汉代，由床的坐具功能演变出一种专门供坐的坐具：榻。我国目前能看到最早的古代的床，是从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彩漆木床，该床长2.18米、宽1.39米、高0.19米，共有六足，床面为可拆卸的铺板，四面有围栏，前后各有一个缺口以便上下，此床造形美观，装饰华丽，工艺精湛，说明当时使用床已经相当普遍了。

汉代时期，从北方兄弟民族中传进了一种称为“胡床”的坐具，实际上这“胡床”很像今日的折椅，两腿相交，只是没有椅背。这种式样，可能与北方兄弟民族当年因游牧生活，便于携带有关。传到中原后，逐渐改变形制，到宋代时，开始有椅背，戏称为“逍遥坐”。

古床

随着坐具的变化，人们“坐”的姿势也随之改变，从茵席到床、榻，再由床、榻到胡床，人们“坐”的姿势也由跪姿改为盘腿，再由盘腿变为垂足而坐。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中，有两妇女坐在架子床上对话的画面，其中一人就是垂足而坐。可见，到东晋时，垂足而坐已开始取代盘腿而坐或跪坐了。从图中架子床的式样可见，当时的床造型较为复杂，四周有围板，上有幔帐顶，并围以四周。床的一面围板有开口，如同可以开闭的板门。

与人们坐姿相关的就是几案和桌子。当古人还是跪坐或盘腿坐的时候，与之相应的是几案，当时的几案虽然形制各不相同，但主要特点是都为短腿，一般几案的腿只有30厘米左右。然而当人们开始垂足而坐时，在几案的基础上，出现了桌子，对桌子形成的时代，目前尚有争论，如陈增弼先生在其论文《论汉代无桌》一文中所说：桌子的出现当在隋唐之时。从敦煌473窟唐代壁画描绘的《宴享图》可见，这个长桌与今日单位食堂中的长桌已十分相似，而85窟中《屠夫图》中的切肉案桌，与今天使用的四腿方桌已相差无几了。到明清之时，随着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制作桌子的工艺也提高了。这时的桌子不仅是款式多样，而且选用木料也十分考究，从款式上看，有束腰桌、翘头案、长方桌、方桌、弯腿桌等。从选用木料来看，有紫檀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花梨木等。这些木材，都是制作家具的上等材料，凡采用这些木料，上等材料制作的，后来都成为中国传统家具中的精品。

与桌子相配，椅、凳也逐渐发展起来，当年的“胡床”到唐宋时，已发展成为交腿的太师椅。而南北朝时，已出现了四条直腿的扶手椅，尽管它已具备了椅子的功能，但时人仍将其称为“胡床”，直到唐代时，随着椅子的增多，人们逐渐将其从“床”中分离开来，并直呼为椅子了。随着人们坐姿的改变，高脚椅子成为主要坐椅之后，人们对椅子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细了。有高背椅、圈椅、扶手椅、交椅以及帝王、贵族坐的宝座、官帽椅、靠背椅等。到清朝时，椅子的制作更为精细，在椅背上、扶手上、前腿上粗则雕刻花纹，精则雕龙刻凤。如今日故宫博物馆所藏的乾隆时期制造的三把鹿角椅，更是匠心独具。设计师把巨大的鹿角，运用对称的原理，制作了专供帝王坐的鹿角椅，并在椅背上刻有乾隆御笔题词。这些椅子，无论从设计、制作，还是从欣赏、价值等角度来看，都是无与伦比的精品。

为满足不断发展的城市生活需要，室内陈设的家具也不断地推陈出新。

从春秋战国开始，室内就有屏风出现，这在战国、汉代，直至以后各朝的古墓发掘中，都有发现。在明代以前屏风大都为室内实用家具，它最早称为“邸”或“扆”，作用是为挡风和遮蔽，有时也可用其将屋子临时隔开。但到明代以后，屏风除了上述作用以外，更多的是用来作装饰品了。根据主人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家中的屏风也就各不相同。这些屏风，主要是出于欣赏目的，让其作为一种摆设，陈列在家中的厅堂之上，使屋子更显气派。

在落地屏风的基础上，明代又出现了一种挂屏，这种挂屏已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完全是一种装饰品，它的设计和制作，常常用珍贵的木材，将一些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墨迹描绘或雕刻在屏风上，于是，这些屏风的身价马上提高百倍。

同屏风一样，其他家具也在原有基础上，制作得更加精细，用料更加考究。如唐代的月牙机子（凳子的一种），明代的架子床，紫檀弧腿篷牙炕几、贴黄小立柜、花梨春凳、黄花梨滚凳、清代的紫檀描金椅子等。

这些精细、考究的家具，充分反映了当时城市生活的繁荣。如宋代杭州居民讲究排场，喜好美丽整洁的家具。一般人家都以其大半的资产来修建屋宇，制作家具。家境稍富的人家，大都使用描金的家具。熙宁八年（1075年），浙江大旱，米价腾飞，人多饿死，虽有精美家具既卖不出去，又不能换取食物，这些精美家具也只能用斧子劈开作为薪柴出售，对这些描金椅脚或桌腿，时人讥称其为“金漆薪”（《宋朝事实类苑·风俗杂志》），这无疑是对当时奢侈之风最好的讽刺。

京式家具

这些精美的家具，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城里人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制作工艺水平。如遗留至今的一把清朝宝座，它融屏风、宝座、书画为一体，运用雕刻、镶嵌等工艺制作而成，充分体现了当时家具制作工艺的高超技艺。随着家具制作工艺的发展，清朝时，家具制作业已形成了广式家具、苏式家具、京式家具三大派别。其他如宁波、福州、江西等地的制作技艺，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些派别各以其不同的风格，使中国家具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广式家具带有明显的西方特点，在制作上杂以雕刻、烧瓷、景泰蓝等工艺，整体制作有线条流畅和圆滑柔和之感；苏式家具是长江下游一带普遍使用的家具，尤在明代为甚。苏式家具格调朴素大方，并以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用料和结构合理以及比例尺寸适度等特点，博得世人赞赏。京式家具主要是宫廷家具，风格介于广式家具和苏式家具之间，但在制法上，它基本不用包镶制法。由于它主要是为皇家提供家具，因此在造型等方面则更注重气派、古雅、端庄。如在雕刻花纹上，大都采用夔龙、夔凤、拐子纹、蟠纹、螭纹、兽面纹、蝉纹、勾卷纹等，从而更显其与一般常人使用的家具有所不同。

这些家具的制作风格，一直流传至今，对现代的家具制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古代城市的交通与出行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如当时城中主要干道，一般都有200余步，道路两边皆种有树木，这是古代由来已久的规定，如《释名》中说：“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近水潦。”可见当时城市基本建设中，对街道的修建、绿化和排水功能已经相当重视了。春秋时“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日知录·官树》）。相传古代道路上没有今天记里程的路碑，而是每隔一里置一堆土，以此来记里程。但久经风雨之后，土堆常要塌毁，官府为此花费不少修理费。五代后周时，韦孝宽任雍州刺史后，改变做法，在原来每个土堆的位置上种一棵槐树代之，既节省下了经常修理的人力财力，又使行人有蔽荫之处。后周文帝得知，大为褒奖，并下令“天下同之”（《后周书·韦孝宽传》），以后沿道路种树就成为制度，并列为地方官政绩之一。《册府元龟》记：“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于西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记：当时官街（城中主要干道）上树木残缺不齐，吴凑领人补种槐树，待槐树长大成荫，而吴凑已去世，于是“人指树而怀之”。今天坐车去新疆，沿路还能看见当年左宗棠（1812～1855年）收复新疆时所栽之树已长成参天大树了。

今天的城市街道上，常有各种标记，如单行道、快车道、慢车道、横道线等标志，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但古人也有当时的办法，在不准车辆、行人通过的地方，钉立各种朱漆杈子。如北宋都城东京城内，御道两边禁止行人通行，于是在路心钉立两行朱漆杈子，“杈子里有砖石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菏，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东京梦华录》卷二）。

城市建设规划的完善，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城市人口大量增长，宋代词人柳永在其《咏钱塘》词中曾说到，杭州城“参差一万人家”，但这是柳永在元丰年以前填的词，到了南宋时，杭州城已“户口蕃息，仅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都城纪胜·坊院》）。虽然这有夸张成分，但已足见当时人口之众。所以孟元老称当时东京城，“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东京梦华录·民俗》）。

独轮车

中国古代的车子，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几千年来并无重大的进展，所用代步工具，除了骑马，只是牛车、马车而已。这些牛车、马车之类，长期来并无重大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变化只是车上的装饰品的变换，但这也要随主人的身份、经济实力而定。一般富户，家中备有牛马车，并根据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将其车装饰得富丽堂皇。

古代的载货运输车辆，宋朝时称“般载车”，车身如一大箱子，用来载货。车厢前伸出两块木板，长二三尺许，这是给赶车人坐的，旁边有两个扶手，便于驾车者“提鞭驾之”。车前用骡或驴数匹，分为两纵行，拉车行走。车上还系个铁铃，使其“行即有声，使远来者车相避”。车后又系驴、骡两头，这是车子下坡之时，将此二驴或骡以鞭驱之，使其倒缒车而令车缓行。

其次有“平头车”，这种车比前面讲的车要小，从车轮旁伸出两木作为车辕子，前面横一木，让牛驾辕，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车。这种车子通常只用一头牛来拉即可。

此外，有妇女坐的车子，它与平头车相近，只是在其车厢上加棕作盖和垂帘。

独轮车也叫“串车”，则是更为轻巧的车子，一般不用来载重物，只是供小贩卖糕团之类食物用。

这里需要说的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代步工具：轿子。古代的轿子有两人抬、四人抬、八人抬的不等。而常见的大都为两人抬的轿子，这是富裕人家大都备有的私家轿子。而四人抬、八人抬的轿子，是官僚皇家才能享用的轿子，擅自乘坐，等于无视纲纪。

轿子起于何时，史料上没有明文记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均无“轿子”的记载。明清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四中说：“秦汉之前，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接着他说，魏晋时，陶渊明辞官躬耕于南亩。年老时患有足病，不便行走。于是制作了一个“篮舆”，外出时，让其门生弟子抬着。这可能是“轿子”最初的形式。而到北宋时，王安石告老还乡，其子侄看其年老体弱，行走不便，做了一个用屑抬的“屑舆”让其代步。可王安石见之怒斥曰：“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由此可见，至少到北宋时，以“轿子”代步还未实行。如果王安石那个时代有轿子的话，像他那样的级别，即使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也不为过。而王安石之所以把“以人代畜”看做比“无道者”更甚，那必定在当时还没有“以人代畜”的轿子。因此，王士性认为“人轿自宋南渡始”，即从南宋开始才有了轿子。自此之后，轿子流行于世。到清朝时，规定“诸大臣赐紫禁城内乘屑舆者，以二人屑椅……惟近支亲王得乘四人舆”（《天咫偶闻》卷一）。可见八人抬的人舆只有皇上才能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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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马车的由来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争论不休。中国学者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的。我国古代的马车主要用于战斗之中。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第三节　休闲娱乐与节俗

古代城市的游戏与娱乐

“山民朴，市民玩”，娱乐游戏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有关记载，古代城市中很早就有体育游戏活动。临淄城中就有“六博、蹴鞠”，六博是各种赌博，蹴鞠就是踢足球，故临淄已被列为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唐代流行马球，马球场四面围栅，插彩旗，两边有球门，多为贵族们的游戏，称为“军中戏”。唐僖宗曾自诩“若应击球进士学，须为状元”，甚至在选任西川节度使时以球技定胜负。宋代踢球甚至成为皇家的游戏项目，如《水浒传》中的高俅即因球技而发迹。体育武术方面，有各种武馆教授拳术武功，还有护送财物的镖局和各种民间组织的武术社团。

说唱即说书，是历史悠久的民间娱乐活动，汉代即有说唱俑，唐代就已经出现说三国的艺人，李商隐诗云：“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随着里坊的瓦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说唱形成“讲史”、“说经”、“银字儿”、“铁骑儿”等名目。明清时期分化成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说唱曲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弹词、北鼓书”。

我国最早的戏曲为唐代的“参军戏”，仅限于宫廷。宋代出现商业化演出的北方杂剧和南戏，元代杂剧形成了以四大家为代表的高峰，明代南戏发展成昆山、弋阳、余姚、海盐四大声腔。清代为民间化的各地方戏兴起，尤其是以皮黄为主的戏曲形成之时，自清代乾隆年间徽班进京，逐渐形成并流传最广的是京剧，中心在北京，常为宫廷演出，有培养演员的科班。而作为雅戏的四大声腔则衰落，如昆曲在演奏时观众纷纷如厕而被讥笑为“车前子”（利尿的中药）。各地还有许多地方剧种，如秦腔、晋剧、豫剧、吕剧、越剧、川剧、粤剧、黄梅戏、汉剧、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等。还有许多的民间戏剧演出，如东北二人转，福建的高甲戏，流传北方的皮影戏、木偶戏等。演出场所除日常营业的戏院外，较多的是节日庙会演出，一般的庙宇如城隍庙、关帝庙均建有戏台，有的是节日临时搭建的戏台，有的村镇中也建有戏台。绍兴水乡还有水上戏台，达官贵人还在宅邸、私家园林中建有小型戏台，节庆日举办堂会演出。

斗蟋蟀

杂耍类型繁多，汉代有“百戏”之称。汉唐时期由西域传入杂技，表演吞刀、吐火，还有“角抵之戏”，后来流传至日本即相扑，现仍盛行于日本。还有表演摔跤、角斗、击剑、射箭等，还流行斗鸡、斗虫、斗蟋蟀等。这些演出多半在广场露天或搭建临时性的大棚，在北宋东京城内有多处瓦子、瓦肆，是大型的游艺场所，瓦肆中演出平话、杂剧、舞蹈、杂记、皮影等，表演场址围有勾栏，汴京瓦肆里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有的后来发展成为庙市。

中国古代城市中很早就有妓院，各时代的形式及名称不同，也曾有官办的官妓，也有的以较公开的歌舞伎形式存在，也有不同的档次，有的集中在城市某一地区，如北宋东京的瓦子、明清北京的八大胡同等，城市中还有各种形式的赌场、烟馆等。

古代城市的婚庆与丧葬习俗

古代城市中丧葬、婚嫁也是一种重要的活动。中国的传统习俗对丧葬十分重视，要举行各种礼仪及活动，贵族、富人举行规模很大的出殡行列，前面有仪仗队，有乐队，中间有哭丧的孝子、亲属，有多人抬的棺材，后面还有女眷的轿子，丧葬的棺木与死者的身份有关，木材质量、大小、是否油漆均有区别。抬棺材的人称舁夫，有8人、16人、32人等不同等级，丧品中有木制或纸制的房屋、车马、奴婢等，到下葬时均烧掉。丧葬队伍经过道路时，还规定行人、车辆要让路，还可以设祭台路祭，家属要穿素服，不能参加宴会及娱乐等，治丧日期限可多至七七四十九天。

婚嫁的仪式，各地大同小异，迎亲队伍要去女方迎亲，队伍中有乐队，沿途吹吹打打，女方要款待，女方人员要送亲，队伍中还带有陪嫁的嫁妆。新娘离家时，拜离父母要哭别，到男方家中时要选好时辰，要放鞭炮迎接，男方要给送亲人红包，要设酒席招待亲友，晚上要闹新房等，这期间还有各种风俗习惯及仪式，其含义多为喜庆、幸福、平安、多子、多福等。各少数民族的婚嫁仪式更多样化，丰富而有特色。

古代城市的节庆与庙会

城市中的节庆分为普遍性的节日和地区性的节日。

普遍性的节日据记载不下50个，重要的有：

春节：正月初一，亦称元旦，是最隆重的节日，一般自腊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初七，有祭灶、辞岁、放爆竹、挂桃符、贴春联、宴饮、拜年、舞狮等活动。

元宵节：正月十五，亦称上元，西汉时于该日平定诸吕之乱，后定为“灯节”。持续时间为十四至十六共三日，金吾不禁，张灯庆贺，以示与民同乐。主要活动有吃元宵、观灯、射虎（猜灯谜）、探春宴游等，也为人们提供交往的机会，欧阳修有“去岁元夜日，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词句。

元宵节花灯

上巳节：三月三日，唐代以前为重要节日，主要举行驱邪祛病的拔蒿和春游，一般至水滨举行流杯曲水宴，是城市居民出游的盛大节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诗），文人雅士亦多结社饮宴，著名的《兰亭集序》即记载上巳日结社赛诗之事。

寒食—清明：寒食在清明前两日，为纪念介之推而设，冷食两日，房檐插柳。清明祭祖、扫墓、踏春，食馓子、青团。

端午节：五月初五，纪念屈原，插艾祛邪、食粽子、饮雄黄酒、赛龙舟。

七夕节：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之日，亦称乞巧节，女子对月穿针以乞巧，亦为男女相爱之节日，白居易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之诗句。

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佛教称为“盂兰盆节”，始于目莲救母之传说，烧纸钱做法事，超度亡魂，俗称“鬼节”。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团聚、赏月、吃月饼。

重阳节：九月九日，插茱萸、饮菊花酒、登高避邪。

腊八节：腊月初八，祭祀百神，佛教视为佛诞日，祭祀祖先、天地山川诸神，跳傩舞，吃腊八粥。次日称“小岁”，敬师长酒。

除上述较重要的节日外，普遍性的节日还包括立春、中和节（二月初一、二）、花朝节（二月十五日）、立夏、浴佛节（四月初八）、冬至等。少数民族也有自己民族特有的节日，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以及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等。

庙会源于祭社（社会），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春社和秋社，“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荆楚岁时记》）。宋梅尧臣《春社》诗云：“年年迎社雨，淡淡洗林花。树下赛田鼓，坛边伺肉鸦。春醪酒共饮，野老暮相哗。燕子何时至，长皋点翅斜。”这描述了民间重要的聚会欢庆场景。

庙会与社会相比，其所祭神灵五花八门，目的和形式也更为复杂多样，是民间重要的狂欢节日。如佛教的佛诞会、观音庙会，道教的东岳庙会，其余还有城隍庙会、关帝庙会等，不一而足。庙会要进头香，举行法会，除设敲钟、许愿等宗教活动外，同时还有各种戏剧演出、游艺、杂耍、小吃等，市民在庙会时穿新衣服，也是青年男女相亲的机会。有些庙会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如江南蚕桑区举行的清明先蚕庙会，规模可达六七万人，游人相互挤轧，称为“轧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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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上的祈子活动

庙会一开，八方来拜，敬神上香，祈愿还家。这是围绕“庙”和所祭之神而展开的活动，是传统庙会的主题。其中带有巫术意味的祈子活动，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是由中国农业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子孙后代的繁衍成为千百年来的头等大事。所以，祈子这种远古的巫术形式，便会附着于各种集会形式展现出来。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庙会有河南淮阳的人祖庙会、天津的妈祖（天后宫）庙会、山西平遥的双林寺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和白云观走会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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