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古代养牛业

我国牛类家畜的分布现状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几千年来有什么变迁，相关历史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其中并未明确地表示，是黄牛还是其他牛种；虽以黄牛为主，同时更应区别是水牛还是犁牛。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原始社会里，我国南北各地陆续有牛骨出土，我们只能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或文字记述寻找珠丝马迹。

第一节　牛与养牛业

我国考古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都是从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到的。那些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牛羊兽骨，能否肯定都已驯化成了家畜，或者仍是一些狩猎来的动物，这个问题应当从不同地层年代所表现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多方面去求得结论。

牛的头骨

黄牛是我国牛种的代表

用黄牛这一习惯名称表示中国牛种原是不无问题的。但就全国来说，虽以黄毛色居多，黑、褐和红色也不少，而且有些地方品种就不是黄毛色的。黄牛只能表示是一种家牛，为了区别于其他牛类家畜，自古即通称其为牛。因相沿叫惯，把黄牛作为我国牛种的代表，也有其历史性。

自古我国的牛种在某些历史时代和地区并非以黄毛色为主，在它的进化过程中显然已出现有意识选择的影响，可能除了广大草原地区外，并不是完全听其自然的。例如《礼记·檀弓上》指出：夏尚黑，牲用玄；殷尚白，牲用翰；周尚赤，牲用骍。这虽是古三代对祭祀用的牲畜，主要指的是牛马，随时代社会而有不同爱好或选择，但牛从来是历代首要的牺牲（祭品）。在这长达1500年的历史时期，就有对黑、白、黄（褐）不同的要求，这些历史在考古学上是难以证实的。远在西周时代，已传下来的牧歌中，例如《诗经·小雅·无羊》这一章中的“谁谓尔无牛，九十其蕆。”蕆被解释为体格壮大身高七尺牛，看来当时牧群里的牛种已是黄牛占了优势。若仅仅由此推测，黄毛色的牛种已很普遍，而且至少在3000多年前或更早就有了这个毛色遗传的基础。

“黄牛”这一名称依照考古学家的研究，在甲骨文中已有了。在古代字典（《玉篇》里有“榛”字，显然是古代西北的牛种以地区而命名的，春秋战国时代，秦已是西北的大国，可能当时的牛种即以该地区为最优秀，因此有这个专名。近世的秦川牛很可能导源于这种榛牛，但它现在却以红毛色居多。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里说得相当明确：“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所谓本经是指《神农本草经》，可见到汉代以前还没有黄牛之称，或并不专指北方一般的牛种。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把榛牛看作中国牛种的代表，而是说“牛有榛牛、水牛二种，榛牛小而水牛大，榛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依此而论，到明朝也不是一律称中国牛种为黄牛。但就全国来说，黄牛实际上较为多见，清初张宗法《三农纪》卷八里写道：“北人呼榛牛为黄牛，黄者言可祀地也；又云旱牛，与水牛别也，不喜浴也。其形环目，肩负肉封，颈下裙垂，尾长若帚，其声远大，色有黄、黑、赤、自、斑黎、苍褐，其性耐寒，热暑立水中当浴。可耕，可车，可负，可任引致远。”

大黄牛头骨

由此更可说明，黄牛之称是有来历的，足以代表中国的牛种，以其历史既久，分布亦广。榛牛可能是文字上的称呼，而黄牛远在明朝以前很可能已为民间俗称，只是历史文献记载不详细，还不能具体反映在古代的客观实际。至于说“榛牛小而水牛大”，这是比较而言，目前我们见到的，其实也是如此，这不等于说北方牛种的体型小，而且北方平原和牧区的牛种一般就大于南方的黄牛，这和各地气候和饲养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在塞外广大草原上，历史上也只是通称为牛，南宋徐霆出使塞外归来后所写的《黑鞑事略》里说：“见草地之牛，纯是黄牛，甚大，与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拖车，多不穿鼻。”这还只是指内蒙草原上的蒙古牛，其语简而真实，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蒙古牛的描述。由于古代塞外水草丰茂，牛种才如此壮大，好像当时在塞内所见的牛种体格还比不上北方草原的牛种。

北方饲养水牛的考证

古生物学既证明中国北方包括内蒙地区有过水牛，但尚难证明最初在何时何地曾经饲养过，更因为早期的历史文献对水牛这一名称没有明确的记载，常把黄牛和水牛统称为牛，加以2000年来的历史文献一般也认为水牛是南方的家畜，在近世更有水牛“外来论”的教条，以致中国北方不养或没有水牛却成了定论。但事实未必如此。

“水牛不过淮”，早已成为近世口头语。水牛虽在黄淮之间遗留的数量很少，但它不仅早已越过淮河，而且还越过黄河以北。相传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这头青牛是水牛还是黄牛，历史从未指明，既是青牛不得不想到水牛，而且各地道教的观宫所画的牛和铜牛像更像水牛，这虽不能肯定它就是水牛，论据也不足，但李耳当年是从黄河以南出发西行，春秋时代的中原地区，南接楚国，必多水牛，而且近世在河南许昌地区一带和陕西省的汉中地区就有不少水牛。《太平御览》引《凉州异物志》还说：“有水牛，育于河中。”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县一带，可见在古代的河西地区也有水牛，只是因为数目稀少而被视为珍异之物。因此认为，中国北方没有水牛的论点是不符历史真实的，而是由于远古时代自然环境的变迁，水牛早就随之向南方转移。至于近世水牛的北移，也可说是重返它的原始故乡。

第二节　牛的利用及其发展过程

从牺牲发展而来的古代肉牛

在古代社会里，养牛的目的原是继承渔猎时代的生活，而以食其肉、用其皮骨为主，从原始的畜牧业向农业生产的过渡时期，也是如此。随着农业的逐渐发达，为了辅助人力的劳动，又利用它作为拉车和交通运输的动力，以一种役畜的姿态出现于世上。

在神权思想支配的历史时代，牛早就成为一种隆重的祭祀用的牺牲，卜辞上出现的牛，很多就供此用。在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更是这样，而且几乎成了封建统治阶级所独享的肉类，只有在牧区和回族人民中才是例外。古代社会既有这方面的需要，也只有从畜牧生产中去满足其要求。因此，肉牛原是中国牛种发展史上最初的方向。

牛充牺牲的历史很悠久，有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时“用特牛礼”，这是指选用牡牛作为祭品。《尚书·微子》中有：“今殷民乃攘窃神癨之牺栓牲用，以容将食无灾。”神癨：天地鬼神。“牺拴”是祭祀时所用服体完整的牲口。“牲用”是盛放牺牲的器具，而且还要求牛是纯毛色的。由此可见，当时所用的牛牲已相当讲究了。甲骨文上就有不少用牛供牺牲或肉用的记载，有的每次达三四百头，比用羊和猪充牺牲的数量还多。祭祀用的牺牲以牛为上品，列为大牢，以羊为小牢，豕次之，古称它们为三牲。太牢和少牢是周朝的制度，太牢则三牲俱全，如果祭品中没有牛牲，即称为少牢。也有解释太牢是大的畜栏，以便饲养牲畜，而是供肥育用的牛栏（圈）。特别在整个封建社会，太牢祭是十分隆重的祀典，祭孔就用上它。在早期封建社会里还定出严格的制度，并规定哪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才有享受吃肉牛的权利。

肉牛

祭祀不仅是封建迷信，封建社会以前已多次举行，以祭祀为名，其实还是被人当作肉食。很明显，养牛的劳动者反而分享不到。这里不是在研究其制度，而是要说明肉牛以祭祀的名目正在发展，不仅在古代对肉牛有等级的区别，而且还按牛的角形作为一个标准。所谓“角茧栗”，可能是指生长中的犊牛或无角（牛角非常短小）的牛，亦即牛角长得只有像蚕茧或栗子那样大。“角握”表示角长大到恰好有一手掌所能握住的青壮年牛。“角尺”指角长的老牛。其实，这些制度在春秋时代早就被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打破了。虽企图复此旧礼，但诸侯称霸各方，同样在用太牢。《礼记·王制》所规定的“诸侯无故不杀牛”，更成了空话。《诗经·魏风·伐檀》道：“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襒兮。”这原是人民讽刺食禄无功的统治阶级，在他们家里的厅堂上悬挂着牛肉和其他野味，也表明贮备肉类并不局限于为了祭祀。

由于肉牛逐渐普遍起来，屠宰技术在古代也在发展，当然这不仅是局限于屠牛方法而已。在没有金属工具或屠刀以前的古代社会里，肢解屠体必然是很粗陋的。虽然屠刀一类工具似乎尚未有出土文物证明，但历史确已指出，春秋时代已有了锐利的屠刀，这种屠刀不会是铜制的，而已是铁制的。因此，屠牛方法也有进步，如《庄子·养生主》中指出：庖丁为文惠君（即战国时的魏主梁惠王）解牛，操刀手法很熟练，而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不能单纯地当作寓言性质的论述，也应作为古代屠牛方法的确证。《前汉书·贾谊传》更是进一步指出：春秋时代有一位名叫坦的屠户，“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钝）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也”。显然当时已有了良好的屠具。此外，尚可从一些文物资料中证明屠牛的方法，例如嘉峪关魏晋墓室的壁画中所见，屠夫一手执锤，一手牵着拱着背腰拒不向前的老牛。这里并不是利用屠刀，而是表明相当于现代屠牛所采取的锤击法，即对着头脑部猛击使之昏倒，随后用屠刀放血，仅由这一点，便足以给古代屠牛技术以较高的评价。在敦煌壁画中，第88号窟里绘有彩色肉店的场面，一位屠夫正在桌上操刀割切，用铁钩挂着整块或连腿的肉，看来主要是牛羊肉，这已是唐代的壁画。说它是屠坊，不如说更像是近百年所见兼营屠宰的肉庙。以上两处壁画，只是反映中国西北部分地区的屠宰情况，千百年来在都市由于肉类需要的增加，实际上不论是屠坊的规模和屠宰技术，都已有很大的发展。

交通运输用的役牛

牛车是几千年来我国南北各地最古老的重要陆地交通工具，并不亚于马车的功用，只是它的行速缓慢而已。根据历史文献，牛驾车还早于马驾。《世本·氏姓》指出：“胲作服牛”，按照该书不同辑本的注释，或说胲是黄帝时代的马医，也有说他是少昊时代发明牛驾的人，甚至还有认为胲就是马师皇（历来被中兽医尊为兽医的祖师）。但《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又说：

“乘雅作驾，寒哀作驭，王冰作服牛”。以上这些传说和考据都表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已创造出牛车。《通典·王礼典》更是肯定地说：“黄帝作事，至少皞始加（驾）牛。”少皞就是少昊，是黄帝的后代，尧的祖辈，这表示黄帝时代还没有牛车。《易经·系辞传下》所说的“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是指尧舜用牛马拉车，供交通运输之用。

牛车比马车的创始虽然较早，但直到最近，似乎还只能见到从殷墟等地发掘出来的二马或四马拉的车辆，而且车马的装配已很完美。在这同时代，更不必说是在殷代以前，迄今未闻有发掘出牛车一类的报告，好似在考古学上不能证实牛驾先于马驾的传说，但也不能就此否定这种传说。因为那些马车是奴隶制社会里的陪葬品而被同时发现的，这样的马车在结构和装饰方面不能视为在殷代才有的，在这以前已有了初级的车辆。在奴隶制以前的古代社会未必有这类陪葬品，更不必说牛车了。由于先有牛驾，当初的牛车必然比不上殷墟出土的马车。最早的牛车必然是很简陋的木结构，缺乏金属加固，在作废以前很可能被当作废物拆除或作为燃料，以致很难遗存到近世。这并不是一种推想，因近世农村有些牛车几乎也曾是木结构的，用牛力牵引，同样可以运转，只是不够灵巧。

畜力车辆的发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辛格尔等氏的《技术科学史》，其中论及原始的车辆是完全木制的，那些在中东古老国家发现的车辆，式样非常简陋，有轮而无辐，只由两块木板钉成。究竟世界上在何时何地发明了畜力车辆，看来尚有待于证明。要研究这个问题，有必要联系古代中国役牛的发展经过，而且也有必要和古代马车及其套具的先进性结合起来，因为牛用的轭具较为简单，而且未曾发展到有如四马或六马拉车的程度。

耕牛的起源和发展

随着古代农业的发展，农具有了改进，牛的利用发生了关系到我国牛种现状的决定性改变，采取了牛耕，从而有了耕牛的出现。长期以来中国以耕牛作为农业的主要畜力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古代农具主要是犁的发展经过，在农民的训练爱护之下，而且耕牛不仅仅是会耕地等田间的劳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较为全能的役畜。

牛耕究竟始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古来有过不少争论，一般都是以一些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作为论据。

耕牛

由于铁器农具容易氧化锈烂，不容易长期保存，以致至今很难从2500多年前的地下出土最古老的铁犁。迄今在黄河中下游各省均有所发掘，其中也只有在河北省易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铁犁铧，在河南辉县等地也有发掘，如果早有了铜犁，那就更能在地下保存下来才是。惟有自古以产铜著名的云南，从战国末期到汉武帝时代以前的滇文化时期，从江川县古墓群中才有铜犁的出土。显然在西南地区2000多年前才证明采用了牛拉的铜犁，这在黄河流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这个“犁”字来看，不论在甲骨文中还是在金文中，都是从牛字。古人造字很多象形，由这里可以反映耕地与牛的关系，即使有把它解释成为一种耕作方法，还是离不开牛字。

第三节　牛的饲养与管理

古代养牛管理组织和制度

封建王朝管理养牛的制度，从来以皇室的利益出发，谈不上为民之利布政。所以当初只不过是管理那些御用的畜群，以便随时供应肉类乃至乳品，这也是与东西方各国皇家牧场的历史有所相似的方面。当然古今中外的这类牧场，不仅是养牛，同时还饲养各种畜禽；即使是汉唐的大马场，也同时有大群的牛羊。

早在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里，有所谓“牧正”和“牧师”的职称，实则是主管马和牛的头目，当初连马政也谈不上。《周礼·地官》中的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拴”。这是名实相符的原始牧官或牛官。到秦汉以来2000多年，凡属朝廷所需的肉类，无论是大小宴会所需，或供应皇室祭祀的牺牲，均归九卿中的光禄和太常二卿分别直接掌理。到隋唐时太常寺的廪牺署，到宋朝光禄寺的牛羊司，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些设置只是专为皇室京官管理肉类的消费，对整个养牛业根本不起领导作用，而只是把生产出来经过拣选的肉畜献给他们去享受。

由于原来的草原民族相继南来，并在黄河流域成为统治者，他们对畜牧更为重视。原来的牛官之属完全归隶太仆寺，如在北朝时代，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并分设典驼、特牛、牸牛三局，署下设置令丞，各局设都尉。这显然是游牧民族入塞后，按照他们以牧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不过北周的制度几乎摹仿周礼所定，创设典牧中士等职官，相当于周官的牧人，又设置典牧都尉、典牛中士等职官。到隋朝统一后，继承了一部分北朝旧制，在太仆寺内成立牛羊署，这是把北朝的驼牛署和司羊署合并而成的；唐朝再把牛羊署改为典牧署，仍隶属太仆寺，专管来自陇右各牧监除马骡以外的家畜给纳以及酥酪脯腊的制作，并有主酪达74人。

由此可见，在唐宋以前的养牛业已形成一套行政机构，并附属于马政，直到明清二代基本上也是如此。或则另设一个专供肉畜的御用机构，如明朝上林苑的良牧署，清朝内务府的庆丰司，但这些组织也只是相当于皇家牧场的总管罢了。

民牛和牛税的征用

每当用兵年代和乱世，不仅征用民马，牛也被征充役，或供屠肉馈军。以征取牛羊作为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重要财源，自北朝及十六国时代已经盛行，在草原地区，征取牛羊如同农区征粮。此外，民族间的战争，牛动辄以万计作为战利品，实则这不过是对人民畜产的大肆掠夺。

秦汉时代即因军需征用民牛，或供运输，或充军食。李广利远征大宛时，从玉门关内征发牛10万头，马3万匹。北朝以牛为课赋，如泰常六年（421年）诏：每二十户出戎马、大牛一头（《后魏书·太宗纪》）。但在平时总不轻易征调耕牛，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惟有乱世或戎马倥偬的时代，虽是在唐朝，例如为平定吴元济的叛乱，仍免不了向民间征用耕牛。元和十二年（817年），东畿（今洛阳地区）民户供军尤苦，牛皆馈军，民户都以驴耕（《唐书·宪宗纪》）。元帝国建立之初，太宗五年（1233年）规定，家有牛羊十至一百者，取牝牛羊各一，交官收牧，并开具原主姓名，头数上缴，听候支拨，不得违错，若有隐瞒，尽行没收。定宗五年（1328年）谕。诸色目人等，牲畜十取其一，隐匿者罪（《元史·食货志》）。

用牛筋作为弓弦的弓弩

畜产征税由来已久，如《周礼·地官》的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利用其人力、畜力从事生产，以征调力役，按时征收税赋。以后发展成一种苛捐杂税，或则按耕地多少交纳牛皮，也是由屯田带来的一种剥削制度。因屯田所需的耕牛，虽由官给或贷款购牛，但必须逐年偿还，结果却成了变相的捐税。就宋朝的岁赋制度而论，其中有牛草及六畜税目，原是承循唐制。五代曾定为二十石（租）输牛革一张，或折钱一千，而且在川蜀的牛驴，死后皮革尽数入官。这一苛征到宋初才蠲免，改为民租二百石，交牛革一张，或折钱一千五百（《宋史·食货志》）。宋初建隆三年（962年）七月：诸道州府人户所纳牛皮筋角，每年夏秋，按苗十顷，纳牛皮一张，角一对，黄牛干筋四两，水牛干筋半斤，或纳钱一贯五百文（《宋会要辑稿》）。这些牛筋主要供工部制造弓弩，由于督催过急，也有因此宰牛取筋，但也有改征马筋和羊筋代替的。

宋代牛税之重可说仅次于田赋，皆为农民所苦。例如官牛百二十头，租给密州民用，须岁输租麦四百二十石，亦即每牛的租税多达三石半。但牛已死，而租未免，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才下诏免除。

全国另有所谓牛头税，或称牛具税，这是金朝对猛安谋克部（女真的部落组织，有警则出战）女真户按牛数所征的农税。其制是每牛三头为组成一具，限定民口二十五人授田约四顷四亩，每年征取粟不逾一石，官民占田不超过四十具。天会四年（1126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到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仅上京（包括基北广大卑原地区）诸路的猛安谋克部，有户口6158636人（内农奴约占1/5），田169380顷，牛具384771（合115万头牛）。照这样说，金朝在其根据地，约今辽河至松花江地区，农业已相当发达，耕牛也相当多了。

牛籍的由来

长期以来，只知有马籍，其实，在春秋时代既有了马籍，应当早也有牛籍。牛马之籍，用现代术语说明，是对这些家畜采行登记的制度，并使它们受到法律保障，防止窃失，便于查核。这种制度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实际上都在执行。

为了说明牛籍的真相，根据居延汉简为证，该汉简36.2有“五日令史官移牛籍太守府”等语。沈元为此列举10简，并作出校释，今选其四简如下：

（1）力牛一，黑，特，左斩，齿八岁，絮七尺八寸。（编号491.8）

（2）牛一，黑，牡，左斩，齿三岁。（510.28）

（3）牛一，黑，牝，白头，左斩，齿四岁。（512.6）

（4）牛一，黑，特，左斩，齿三岁，絮七尺三寸。（517.14）

论格式，与居延汉简里的马籍也相同，亦即按毛色、性别、标记、年龄、体尺的次序登记。这里认为，所谓“左斩”，与马籍上的“两剽”或“左剽”有同样的用意，似乎是指的牛体一侧打上相当于烙印的标记。至于“絮”字，很可能指牛的体长，而不是体高，因汉简马籍中既有“高五尺九寸”，牛的体高决不会大大超过马的体高。此外，“特”字显然在此指的阉牛，因不同于牡牝。

居延汉简所记载的，与西汉时代在河西六郡推行屯田有关，这些牛可能就是用于屯田的。由此更可推测，牛籍既与屯田用牛密切有关，这2000年来，至少在汉代制度的基础上，无论官牛和民牛，都有了较详细的登记办法。

牛的放牧和舍饲用具

自古对牛的饲养管理曾创造了不少管理的方法，以便保健牛体，或便于操纵使役。

1.牛鼻环

根据商代的甲骨文，牛字作”半形。有人认为这个字只表示牛头，而下边一横划指的用木棒穿过牛鼻子。如果这一考释确实，则牛穿鼻的历史在世界上算是最古老的了，这对牛的驯服是一大贡献。但在大群放牧的牛群一般都不采取穿鼻，似乎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成了家畜的牛，首先要制服它原有的兽性，使它服从人的管理，牛穿鼻显然是在饲养环境中的有效管理法。《庄子·秋水篇》指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表示牛马有四肢是天生的，而装马络头和穿牛鼻是人为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若指之桑条，以贯其（牛）鼻，则四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这也表明穿鼻的牛很能受人驱使。在两汉以后一些壁画的牛耕图中，更可证明早已采用了牛鼻环。由此可见，穿牛鼻至少在2000多年前已从鼻棒发展到鼻环，不仅用木棒，鼻环还采用铜或铁制成。这些不同的牛穿鼻方法，实际上都见于今日。

2.牛衣

古代采用牛衣足以证明对牛的爱护，但只限于冬季寒冷的北方农村。《前汉书·食货志》指出：“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汉代的王章在贫病交困时，即以“牛衣代被”，颜师古注：“牛衣，编乱麻为之，即今（唐）俗呼为龙具者。”在北方，牛衣也是一种农用商品。《晋书·刘实传》说他是高唐人，“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亦可证明。到现世，国内外对马衣较为重视，对牛衣就不注意，只有水牛在江淮等地区还采用，可是大多不符牛衣的要求。

在《农桑衣食撮要》中介绍每年十月编造牛衣的方法如下，足以说明古代的牛衣是怎样的：

“将蓑草间芦花，如织蓑衣法，上用蓑草结缀，则利水；下用芦花结络，则温暖，相连织成四方一片。从极寒，（牛）鼻流清涕，腰软无力，将蓑衣搭牛背脊，用麻绳缠系，可以敌寒，免致冻损。”

3.牛鞭

从汉魏以后一些壁画牛耕图中所见，古人早已采用了牛鞭。《授时通考》

（清乾隆国定本）卷四一称它为“呼鞭”，并有图和说明：“春秋传云，鞭长不及马腹，此御车鞭也，今牛鞭犁后用之，亦如之。农家细麻合鞭，鞭有鸣鞘，人则以声相之，用警牛行，不专于挞，故曰呼鞭。”由此可见，这和近世耕田时见有横加鞭挞牛体者，实不可同日而语。

4.牧笛

唐宋以来的文学家，往往把耕牛的放牧和牧童联系在一起，一些古诗画还描绘出骑在牛背上吹笛的情景，好像他们是在野外嬉乐。其实，这未必就是表示牧童或牛郎有愉快的心境。正如宋代李迪在《风雨归牧图》题的诗道：“冒雨冲风两牧儿，笠蓑低绾绿杨枝。深宫玉食何从得，稼穑艰难岂不知。”

吹牧笛却是牧牛实践中的一项创造。王安石《和农具诗·牧笛》：“绿草无端倪，牛羊在平地，芊绵杳霭间，落日一横吹。”这也是对牧童吹笛放牧归来的写生。照王桢《农书》的解释：“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来群牧，犹牧骑者鸣笳也。当于村野间闻之，则知时和岁丰，寓于声也：每见图书，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说它是太平风物，未免言近粉饰，而应把吹笛看作是指挥牧群的一种放牧工具。

牧童骑黄牛石雕

近世在南方山区农村，尚可见到牧牛者以吹牛角为号，又如北方牧区的鸣笳，一闻角声，每户的牛都放出，采取集体放牧的老办法；傍晚收牧时也吹角，各牛各归其所。

另外有一些舍饲所需的用具，如饲料桶（槽），切草用的铡刀（剿），草篮（刍架）等。在《授时通考》还有牧牛具图说，它们几乎与目前在农村使用的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