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代与先秦时期的宰相

夏、商、周是我国国家形成的初创时期，各种国家制度都在孕育之中；春秋战国则是我国第一个大动荡时期，各种政治学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冲击着旧有的体系。而在相对和平的三代，出现了为后人敬仰的贤相——伊尹、周公旦；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如管仲、李悝等人则在各国的相位上纷纷施展自己的才华，或佐诸侯成就霸业，或厉行变法富国强兵。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的名相

出身奴隶的贤相：伊挚

公元前16世纪，中国奴隶社会发生一件大事：商汤消灭夏桀，改朝换代，建立了商朝，定都亳邑（今河南商丘北）。辅佐商汤实现这一伟业的相，叫伊挚。伊挚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

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姓姒名桀，史称夏桀。夏桀荒淫无道，嬖爱美女妹喜，宠信佞臣，杀害忠良，敲诈勒索百姓，激起天怒人怨。这时候东方的方国迅速崛起，出了一位杰出首领叫子汤，也就是商汤。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妻，有莘氏之女带来一名家奴，作为陪嫁。这名家奴姓伊名挚，后来被商汤重用，才叫伊尹，一叫保衡。“尹”和“保衡”都是官号，相当于后世的宰相。

伊挚是个有头脑有谋略的奴隶。他随女主人到了商国后，任务是司厨，负责给商汤做饭。他的奴隶身份，决定了他不能直接面见商汤陈说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故意在饭菜的滋味上做文章，有时做咸，有时做淡，以便引起商汤的注意。果然，商汤发现了饭菜味道的变化，接见伊挚，询问原因。

伊挚抓住这个机会，从饭菜的滋味说起，引申至修身齐家治国的大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他特别说到“九主之事”，即分析三皇五帝和夏禹治理天下的经验，独具真知灼见。商汤大喜，觉得伊挚是个人才，解除了他的奴隶身份，“举任以国政”，即任用他为国相。伊挚为相，竭诚辅佐商汤，使之成为开明的国君。一次，商国宫廷里长出一株楮树，数日内长得非常粗壮。商汤觉得奇怪，说：“这是什么东西？”伊挚说：“楮树。”商汤说：“它为何长到宫廷来呢？”伊挚说：“楮树习惯长在潮湿的洼地里，属于野生植物，现在长在宫廷里，可能是不祥之兆。”商汤说：“那可怎么办？”伊挚说：“臣以为，妖象是灾祸的预兆，吉祥是幸福的先声。见到妖象赶快做好事，灾祸就可以避免；见到吉祥却做坏事，幸福也不会到来。”商汤从伊挚的话中得到启示，斋戒沐浴，清除杂念，夙兴夜寐，吊唁死者，问候病人，赦免罪犯，赈济贫苦。说来也怪，没过多久，楮树就消失了，妖象不攻自破，国家更加兴旺。

商汤当时还是忠诚于夏朝的，特将伊挚推荐给朝廷，辅佐夏桀。夏桀恣意追求享乐，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致使许多官员投奔商国。他们唱道：“江水泛滥，汹涌澎湃；大小船只，均遭破坏。我们的国君快要灭亡，赶快到亳邑去，那里是个很大的地方！”他们走在路上，继续唱道：“快乐呀快乐呀！坐骑矫健，马匹肥壮，离开这鬼地方，去到那好地方，为什么不快乐呢？”伊挚给夏桀进言，说：“主上不听臣言，大命将至，亡无日矣！”夏桀溘然而笑，说：“你说的是昏话！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伊挚看到夏桀执迷不悟，不可救药，重新回到亳邑，鼓动商汤实行政德，收揽人心，夺取夏朝的天下。

夏桀意识到商汤是一大威胁，将其囚禁于夏台（今河南禹县境）。伊挚积极活动，给夏桀送去许多礼物，夏桀遂将商汤释放。这一释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商汤在伊挚的谋划下，首先剪除夏朝东方的羽翼，攻灭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昆吾（今河南济水畔）等方国。然后停止对朝廷的进贡，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大怒，命九夷族进攻商汤。这说明，夏桀还有一定的实力。伊挚审时度势，劝说商汤恢复进贡，上表请罪，以换取积攒力量的时间。

一年后，九夷族愤恨夏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乱。商汤和伊挚认为灭夏的时机成熟，发兵进攻夏桀。商军与夏军大战于鸣条（今山西安邑西），商军得胜，夏桀带着妹喜逃亡后饿死。夏朝灭亡。商汤回师亳邑，正式建立了商王朝。

商汤建立商朝七年后病死。太子太丁早卒，伊挚拥立商汤第二个儿子为国君，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在位三年病死，伊挚拥立商汤第三子为国君，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在位四年病死，伊挚拥立商汤的嫡长孙（太丁之子）为国君，是为帝太甲。

伊挚作为四朝元老，写了《伊训》、《肆命》、《徂后》等文章，教导帝太甲应遵循商汤时的政策和法制，努力做一位仁德国君。帝太甲开始两年还算规矩，但从第三年起就变得荒淫了，“不明，暴虐，不遵（商）汤法，乱德”。伊挚多次规劝，帝太甲依然自行其是，置若罔闻。伊挚为商朝的江山着想，只好把国君送至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偃师东南）居住，让他进行反省。这一事件，史称“伊尹放太甲”。

帝太甲被“放”期间，伊挚以相的身份，“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想到祖父商汤创业的艰辛，对照自己乱德的行径，百般感慨，“悔过自责”，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挚看到帝太甲反省有了成效，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回到国都，还政于他，自己仍居相位，忠心地辅佐国君。帝太甲吸取了教训，勤于政事，修德爱民，诸侯咸朝，百姓以宁。伊挚深感欣慰，专门写了《太甲训》三篇，称颂国君的功德。帝太甲在位二十三年病死。伊挚又拥立其子为国君，是为帝沃丁。

不久，伊挚病死，终年一百岁。他死时，大雾三日，天地不辨。帝沃丁为表达对这位功臣的敬意，特以天子之礼予以安葬。伊挚从奴隶而为相，一生辅佐商朝五位国君，特别在摄政期间，没有趁机篡位，而是改造了帝太甲，继又归政于国君，表现了忠臣贤相应有的品质。正因为如此，他与后来的姬旦、管仲等人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

佐周翦商的老臣：姜尚

姜尚（约公元前1118—前998年），西周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字子牙，东海（现江苏、山东一带沿海）人。

姜尚踏上历史舞台时正值商朝末年。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名叫商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暴君。商纣王生活极其奢侈腐化，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命成千上万的劳工不分日夜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高台，称为“鹿台”。高台长三里，高千尺，上面饰满奇珍异宝。他还在院内挖出方池，在池中灌入美酒，称为“酒池”；在池边树林中挂上肉块，称为“肉林”。另外，纣王还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妃子名妲己。他非常宠幸妲己，为了讨她的欢心，整日不理朝政，沉湎于宴饮荒淫之中。

不仅如此，纣王残暴成性。为了修鹿台，无数劳工死在沉重的劳役中。他命人打造一根铜柱，内置炭火，待铜柱烧红之后，将人衣服剥光，绑在铜柱上烫烙，称为“炮烙”之刑，专门用来惩处那些直言上谏、不按自己意愿办事的大臣。

姜尚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早年贫困，曾在棘津司厨卖过饭，在朝歌屠过牛、卖过肉，还做过小官，但深感纣王的无道而抑郁不得志，最后辞官而去。妻子马氏也离开了他。于是，无牵无挂的姜尚决定周游列国，寻一贤明君主佐之。后来，他听说西伯姬昌有雄心大志，于是不远千里跋涉到西岐。姬昌久闻姜尚之名，便封他为宰辅，即宰相之位。

西伯侯任人唯贤，姜尚也急于施展才华，以报“伯乐”识才。第二天，姜尚就上疏奏道：“鸷鸟将要捕击时，必先弯曲其身子，收敛翅膀；猛兽将要捕斗时，必先垂下耳朵，趴在地上。大王要行动之时，必先装出愚钝的样子。”并提出了“修德以安内，施奇以谋商”的方针。

姬昌非常信任姜尚，也采用了他提出的方针，对内实行农人助公田纳九分之一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的政策。君臣的默契配合，使得西周迅速兴盛起来。

西周兴盛之后，姜尚开始了他的扩张计划。首先，调节了芮、虞之间的矛盾，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国。接着，征犬戎、伐密须、渡黄河，征邗灭崇，逐步翦除了商的羽翼，最后达到了“天下三分，二分归周”的局面，为一举灭纣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周的版图已经非常大，为了方便治理，姜尚建议文王迁都丰京。不久，文王死，武王姬发即位，尊姜尚为“尚父”。姜尚又助武王推行善政，并教导之慎于行赏，使西周的政治愈加清明。公元前1046年，姬发与姜尚一同率领周师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为了显示其不夺胜利誓不罢休的决心，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姜尚命令将船只全部烧毁，桥梁尽数拆除，以示此次出征已无退路。行军途中，忽然一阵狂风将军中大旗折断，接着又出乎意料地下了一场大雨。武王命人占卜，卦象显示不利。有人建议姜尚退兵，姜尚非常生气，说：“今纣王将比干挖心、将箕子囚禁、重用飞廉之流的贪官污吏，伐之有何不当？用枯草占卜，能指望有什么结果？”仍令进兵。

姜太公钓鱼雕像

两个月后，武王的部队在商朝都城朝歌外的牧野与商纣王的军队对峙。商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都是临时凑集的奴隶，他们早已恨透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盼望有人早日推翻纣王，使他们获得解放。所以战事一开始，他们不仅没有抵抗周军的进攻，而且反戈一击，商纣王的几十万大军瞬间就溃不成军，土崩瓦解了。

纣王率领残兵败将逃回城内，感到穷途末路，气数已尽，于是穿上锦锈衣服，聚集起搜刮来的珠宝，登上鹿台，命令手下架起干柴，一声长叹，自焚而死。商朝的江山也随之化为灰烬。

姬发和姜尚率军杀入朝歌，发现纣王已死，于是宣布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安抚好朝歌的百姓之后，姬发和姜尚凯旋还师。不久，武王建都于镐，周朝正式建立，史称西周。武王姬发论功行赏，共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因姜尚功高，且为东海人，所以把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土地肥沃的齐地封给他。

姜尚到齐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他首先废除了商纣留下的许多繁文缛节，整顿了吏治，了解礼仪风俗，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姜尚深知经济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他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渔业、盐业。他又任人唯能，使人才多归于齐，使得齐国成了盛极一时的大国。

两年后，武王姬发病逝，其子姬诵即位，号成王。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弟姬旦（即周公）辅佐，代为执行政务。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非常不服，令下属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旦名曰摄政，实际想篡位。流言传到周公那里，使他惴惴不安，连忙写信给远在齐国的姜尚，对此事作出解释。姜尚非常理解和支持周公，并给予了有力的帮助，最终消除了流言。

姜子牙和钓鱼台

管叔和蔡叔见流言破灭，却仍不罢休，并且勾结商纣之子武庚叛乱。叛乱先由武庚的封地开始，逐渐蔓延到东至大海的广阔区域，刚刚平定的周室江山又硝烟四起。在这紧要关头，周公决定平乱，并请求姜尚出兵协助，同时，授权姜尚及齐国可以征讨任何一个不服从周朝的诸侯，这使齐国多了一个特权，地位也明显高于其他诸侯国。姜尚欣然应允，经过三年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叛乱，纣王之子武庚被斩首，主谋管叔也被周公大义灭亲处死，蔡叔被流放。从此，齐国巩固了诸侯大国地位，成了周朝的东方屏障、擎天之柱。

姜尚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前半生一直不得意，直到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拜相，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其一生辅佐西周三代君王，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业绩非凡，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与爱戴。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姬旦

姬旦，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

周文王时，姬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周武王即位后，姬旦为“辅翼”，“用事居多”。周武王兵伐商纣王，姬旦手持大钺，不离左右。那篇著名的《牧誓》，就是出自姬旦的笔下。周武王灭商建周，大封功臣宿将，姬旦受封于曲阜，国号为鲁。因此，姬旦也被称为鲁周公。周武王初定天下，需要弟弟的辅佐。姬旦遂让长子姬伯禽前去封国，自己则留在国都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充当周武王的左膀右臂，职位相当于宰相。

周武王开国后，身体不好，一直患病，经常不能举行朝会。姬旦万分焦急，暗暗拜祭祖先，虔诚地希望他们保佑周武王，恢复健康，甚至情愿代死。周武王在位仅仅三年便驾崩，其子姬诵继位，就是周成王。周成王时年十三岁，姬旦任太师兼太宰，摄政决断国事。摄政期间，他日夜辛劳，明德慎罚，不敢有丝毫懈怠。尽管如此，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等，仍心怀妒忌，散布流言蜚语，说姬旦企图篡夺王位。谣言传遍国都，就连周成王、太公姜尚、召公姬奭也起了疑心。姬旦襟怀坦荡，告诉姜尚和姬奭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而摄行政者，是恐天下叛周。先王辛辛苦苦创建的基业，必须巩固和发展。当今主上年幼，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本人摄政，实属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的坦荡，获得了姜尚、姬奭的理解和支持。

周公庙周公姬旦雕像

管叔、蔡叔、霍叔，原是率兵住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周围，监视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号称“三监”。而这时，管叔、蔡叔因妒忌姬旦，却和武庚勾结起来，联合东方的淮夷，公然发动叛乱，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姬旦及时做好安定内部的事项，然后和姜尚一起率兵东征。他们先集中兵力，诛灭了武庚，继又打败管叔和蔡叔，把管叔杀死，把蔡叔流放，消灭了叛乱的中心势力。再经三年苦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经过这场战争，西周王朝灭商事业才算真正完成。

姬旦具有战略眼光，为了牢牢控制黄河中下游地区，亲自前往鏶水东岸营建了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并在鏶水西岸修筑了王城（今河南洛阳），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天子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部的关中平原，以国都丰镐为中心，称“宗周”；东都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成为统治全国的基地。他继续实行周武王开始的分封政策，共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之国有五十三个，占绝大部分。各封国普遍推行井田制，统一规划土地，役使奴隶耕作，巩固和加强了王朝的经济基础。七年后，周成王二十岁，能够独立听政和决事了。姬旦毫不犹豫地“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夔夔如畏然”。他仍忠心不二地辅佐周成王，精心创建了各项礼乐典章制度，从思想、文化方面，巩固王朝的统治。他担心周成王治国会“有所淫佚”，特作《多士》、《毋逸》两篇文章，指出：“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

姬旦死于周成王亲政的后期，葬于毕原（今陕西咸阳北坂，一说今陕西岐山周原）。春秋时期，孔子给予姬旦很高的评价：“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能子”、“能武”、“能臣”，概括了姬旦三个时期不同的角色和功绩。后世因此尊姬旦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圣人”之一。东汉末年，曹操在《短歌行》诗中，称颂姬旦的胸怀和品质，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统治阶级若有姬旦那样的胸怀和品质，那么必然会“天下归心”，世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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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垂钓渭滨

姜尚在纣王手下郁郁不得志，听说西伯姬昌礼贤下士，便只身前往西岐，希望西伯能够重用他，一展才华。为了早日得到重用，他不用鱼饵，且直钩离水面三尺而钓。他还编歌教与渔、樵、耕、猎，让他们广泛传唱以期得到文王的注意。歌词中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遇到明主重用的心情。

果然，一天西伯姬昌来到渭水之滨，听到了渔夫、樵夫的歌唱，并藉此找到了直钩垂钓的姜尚。他见姜尚仙风道骨，更多一份敬佩，便上前打躬询问：“您的鱼钩是直的，怎么能钓到鱼呢？”姜尚头也不回，朗声回答：“这钩不钓鱼虾，专钓龙子龙孙，愿者上钩。”姬昌猛然醒悟，知道遇到了贤人，肃然起敬，上前与之交谈，十分默契。姜尚目光远大，学识渊博，令姬昌十分钦佩，便邀姜尚一同上车回城，立即拜他为宰相。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名相

佐齐成就霸业的名相：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他深知管仲之才，对他非常敬重。“贫贱之中见真情”。在管仲生活最困苦的时候，好友鲍叔牙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诚心诚意地帮助他渡过难关。他们俩曾经一起经商，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然而，鲍叔牙却从来不和管仲斤斤计较。对此人们背地里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便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境贫寒，多分给他钱，是自己情愿的。

管仲曾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战场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牺牲精神。鲍叔牙面对这种讥笑，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作为，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供养，所以他不得不这样做。

管仲纪念馆

管仲知道鲍叔牙这样对待自己，非常感激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两人至此结下了金兰之好。

管仲和鲍叔牙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们弃商从政后，分别去辅佐齐襄公的两个弟弟。管仲看好公子纠，鲍叔牙却看好公子小白。不久，齐国发生内乱，公子纠与管仲逃往鲁国，公子小白与鲍叔牙逃往莒国。又过不久，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国君。没过几天，他又被民众杀死，齐国出现了国无君主的局面。

公子小白之母是卫国之女，受宠于齐僖公。齐国于是就派人前往莒国迎小白回国为君。鲁庄公则想立公子纠为齐君，他得到消息后，立即派管仲率领一部分兵马去拦截公子小白，以消灭公子纠的竞争对手。

管仲带着30辆兵车，日夜兼程，赶到了莒国通往齐国的必经之路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在那里埋伏守候。当公子小白的车队一出现，管仲对准公子小白一箭射去，正好射中了小白的铜衣带钩。小白立即倒在车中，假装被射死。

管仲见公子小白已被射死，便赶快派人报告鲁庄公小白已死。这一来，护送公子纠的队伍放了心，也就放慢了行路的速度，结果一直走了6天才到达齐国。而这时候，公子小白早已赶到了齐国，被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齐桓公十分恼怒地说道：“管仲用箭射我，企图致我于死地，我难道还能重用他吗？”

鲍叔牙劝齐桓公道：“做臣子的理应各为其主，他拿箭射你，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可见此人的忠心耿耿。常言道，一臣不侍二君。管仲的忠心天地可知，神灵可明。论本领，管仲比我强百倍。主公如果想干一番大事业，非用管仲不可。”齐桓公本来就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后，原谅了管仲的过错，并任命他为相，让他协理朝政。

管仲任相后，深受齐桓公重用，得以大展其才。一天，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之策。管仲答道：要使国家强盛，首先要发展经济，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富民足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若被破坏了，国家就要灭亡。只有发展经济，弘扬这些基本原则，国家的法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国家的力量才会强大。齐桓公听了点头称允，放手让他在国内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

改革伊始，管仲首先打破井田制的限制，采取“相地而衰征”的进步措施，即按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让百姓安居乐业。他还积极提倡开发富源。由于齐国东临大海，他鼓励百姓大规模地下海捕鱼，用海水煮盐，对渔、盐出口皆不纳税，以鼓励渔盐贸易。同时，他下令齐国各地大开铁矿，多制农具，提高耕种技术。为进一步加强对盐、铁的管理，管仲还设置盐官、铁官，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当时离海较远的诸侯国不得不依靠齐国供应食盐和海产，别的东西可以不买，而盐非吃不可。因此，齐国收入渐渐增多，日积月累，逐渐富裕强大起来。

在对外政策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的方针。因为在当时如公开夺取天子的权力，必然会招致诸侯们的联合反对，而“尊王”（周天子）则可从道义上得到诸侯国的支持，“攘夷”是一方面致力于抵御严重威胁中原各国安全的北方少数部族山戎和狄人，另一方面则是暗中遏止从江汉极力向北扩张的楚国（楚国非西周初年分封之国，当时被视为蛮夷之邦），这是中原诸国的共同心愿。

晋献公十五年（公元前662年），鲁国发生内乱，鲁闵公被庆父杀死，鲁僖公即位，庆父畏罪自杀。这正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所在。僖公为了巩固君主地位，与齐国会盟于落姑，有齐国的保护，鲁国得以安定下来。至此，齐桓公德名远播诸侯，威望散布天下。

管仲还辅佐齐桓公领导同盟国共同打击夷狄。管仲认为齐国如果能够治服北方戎狄，就消除了中原大患，齐国的威望将在诸侯中得到极大提高。当时位于东周最北方的燕国，经常受戎、狄族的侵扰。于是，在燕军的密切配合下，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将山戎打败。山戎的残兵败将向东北方向逃窜，齐桓公率军穷追不舍，将山戎的同盟国令支和孤竹击败之后才回师燕国。齐军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齐桓公的号召力，使得渤海沿岸一些部族小国纷纷归顺了齐国。

将山戎打败之后，齐桓公听取管仲的意见再次领导同盟国打击北狄。北狄人灭了卫国，还杀了卫懿公，拆掉了卫国的城墙，到处烧杀抢掠。由于北狄人的洗劫，卫国国都只剩下730人，加上从别处逃来的，也只有5000多人。卫国国都四处废墟一片，齐桓公率兵赶往卫国，狄人纷纷溃退。第二年，为了帮助卫国重建家园，齐桓公牵头联合宋、曹两国帮助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立新城作为国都。齐桓公大义救卫，慷慨扶助，使得他在中原诸侯国中的威望更高了。

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宋、陈、卫、郑、许、曹、鲁八国军队打败靠近楚国的蔡国；接着以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的包茅和周昭王被淹死于汉水为理由，进军楚国；最后迫使楚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与之结盟修好，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楚国接着也派使臣向周天子进贡包茅，表示尊王。

齐桓公北阻戎、狄，南遏楚国获得成功后，得悉周惠王想废太子郑，另立太子，便出面力保太子郑的地位，反对周惠王废长立幼。他在从召陵回来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又以拜见太子为名，邀集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集会，周惠王只好让太子郑去首止同诸侯见面，等于公开肯定太子郑的地位。

齐桓公雕塑

周惠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周惠王死，齐桓公在洮（今山东鄄城西南）召集八国诸侯相会，拥立太子郑为王，这就是周襄王。襄王感激桓公，准备派人送给祭肉、弓箭和车子。齐桓公乘机以招待周王使者为名，在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诸侯。周襄王便派宰孔为代表参加，并特许齐桓公免去下拜谢恩的礼仪。齐桓公本想答应，但管仲说“不可”。齐桓公这才下拜接受周襄王的赐物。管仲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齐桓公给人以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印象。

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重，他看到已届古稀之年的齐桓公骄横专断、贪恋美色、喜欢阿谀奉承，一批佞人则受到宠信，而他的6个儿子又都想继位，管仲担心国家将发生大乱。为此，他劝齐桓公务必立公子昭为太子，并疏远奸佞小人。当齐桓公向他问起易牙、竖刁、开方等人可否为相时，管仲指出：竖刁自宫来伺侯国君、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煮给国君吃、开方背弃喜爱自己的父亲来讨好国君，都是不合人情的，他们决不会爱别人，不会忠于齐桓公，对这些人绝不能任用。但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这些逆耳忠言。管仲去世后，桓公就重用这三人，从此，齐国的政局更加混乱。

变法先驱：李悝

李悝，又名李克，出生于贫寒之家，自幼聪明好学，志向远大。成年后，他拜孔子嫡传弟子子夏为师，学习儒学。学习期间，李悝虚心好问，尊敬老师，很得子夏喜爱。子夏曾当众说：“在我的众多学生中，今后最有出息的恐怕就是李悝了。”尽管如此，李悝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几年中就尽得师传，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子。

不过，李悝并不满足。在潜心钻研儒学后，他感到儒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他认为，儒学重仁义教化而忽视法制建设是其最大弱点，难以治世。有鉴于此，李悝便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一些法律书籍，刻苦自学。他发现，法律不仅是约束人们行善弃恶的最好武器，还是保持和完善社会秩序的最佳办法。一个国家要繁荣强大，仁义教化不可少，但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李悝不知不觉完成了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变，成了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为今后进行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天，一位在魏国宫中任职的老朋友来看李悝，见他还是一介平民，并未做官，就想帮他一把。告辞后，这位朋友去拜见了魏文侯最信任的谋士、素有“伯乐”之称的翟璜，向他诉说了李悝的种种优点，翟璜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向魏文侯推荐李悝。魏文侯听说李悝是大学问家子夏最宠爱的学生，恨不得马上见到李悝，立即派翟璜去请李悝。

翟璜来到李悝住处后，李悝也闻翟璜大名，见其来请，急忙出来迎接。并随之进宫。自此，他迈入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李悝一到宫中，魏文侯就亲自出迎，与之交谈，发现李悝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就留在身边，帮自己出谋划策。不久，魏国攻下中山国（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北），为了加强管理，魏文侯封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为中山君。在翟璜推荐下，魏文侯也非常满意地命李悝出任中山国相国。到任后，李悝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他走乡串户，了解民情，减轻徭役赋税，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在较短时期内，中山国就走上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正轨。太子击见李悝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非常高兴，便把李悝作为老师和朋友看待，经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李悝也不推辞，倾其所学帮助太子。不久，太子击在向父王汇报中山情况的报告中，着实把李悝大大夸奖了一番。

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国后，准备对魏国进行全面改革。一天，他问李悝：“我一心想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总觉得收效不大，您认为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李悝回答道：“国家富强的路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首先要做的还是发展生产。民以食为天，要让百姓吃饱、国家有余粮，就必须想法多生产粮食。”魏文侯又问道：“我正为这事焦急。如今人口增加了不少，可土地却没有增加，如何满足人们的衣食，如何提高产量，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李悝没有立即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谈起了自己微服私访的事：“自从国君您任命我当相国以来，我尽忠职守。为了了解民情，找到国家富强之法，我常常到民间私访，和百姓一起耕田，听到不少议论。有的说徭役太重太急，弄得老百姓没有时间生产，有的说赋税太多，丰年都难维持温饱，更不用说荒年了。他们要求适当减轻徭役赋税，以便让他们有时间生产，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君您看，我们的百姓多好啊！他们要求不多，可我们却很少为他们着想。”停顿了一会儿，李悝转入正题，他为魏文侯算了笔账，“魏国的土地除山河、湖泊、荒原等以外，可耕种的土地有600多万亩。如果给种田人以适当的鼓励，让他们乐于耕种，把时间和精力投到土地上，精耕细作。每亩地至少可以增收3斗粮食，全国一季就可增产180万石。相反，如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亩就不止减产3斗。就是以这个数字计算，全国每季就要少收180万石。一正一反，相差360万石，更不用说徭役太重违误农时导致的减产了。”魏文侯听了连连点头。

李悝最后说道：“要使土地多产粮食，使国家富裕也并非难事，办法就是尽地力之效。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鼓励农民勤劳耕作，适当减轻徭役和赋税，给他们合适的利益，鼓励他们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再让他们开垦荒地，田间道旁的土地也利用起来，这样，土地的耕种面积还会扩大，增产粮食自然不在话下。其二，综合利用。鉴于我国粮食作物比较单一和歉收、缺粮的形势，我认为，一方面应引导农民根据不同的地势和土壤，选择不同的作物，将麦子、豆子、谷子等兼种、套种，充分利用地力；另外，能种瓜的种瓜，会栽桑的种桑，善植麻的种麻，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魏文侯越听越觉得有理，深表嘉许，果断决定让李悝全权负责国内的农业经济改革。李悝不负重托，立即着手起草文告，颁布国内各地，实行农业改革。为了增强改革实效，他经常亲率官员驱车奔行于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督导、检查。几年下来，国内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

在改革过程中，李悝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粮食价格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影响。粮食多了，粮价太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逐渐消失。用粮的也不爱惜粮食，粮食产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饥年，粮价昂贵，一般百姓买不起，没有粮食吃，只得四处流浪。于是，李悝又奏请魏文侯，实行“平籴法”，即把丰年和饥年各分三等：丰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饥年分大饥、中饥、小饥。按照年成好坏，确定应纳税额和农民自留粮的数额，然后由国家平价收购。到荒年饥年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这样，好年景粮食大丰收，也不会再出现粮贱伤农的情况；遇到水旱灾荒的年头，也不致粮价昂贵，百姓买不起粮食。由于国家平价收购卖出，市场上粮价一直稳定，百姓不饥不寒，生活安定，国家赋税收入也有了相应保证。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李悝为了招徕四方人才，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针对世袭禄位制度的种种弊端，李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推行“食有劳，禄有力，使有能，赏必行，罪必当”等一系列措施，按功劳大小，对国家贡献多少授予职位和爵禄。具体规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领到应得的俸禄；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功劳大小安排职务；官员各司其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准徇私；凡无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和俸禄。由于执行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原则，李悝的政治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还极大地吸纳了各方人才，调动了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的积极性。

李悝并不就此止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维护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领域大展拳脚。他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国法令中可取的部分，制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头两篇是《盗法》和《贼法》，分别对“盗”“贼”的含义作了具体规定；《囚法》和《捕法》具体规定了惩治“盗”、“贼”的各种办法；《杂法》是关于盗取兵符、官印以及贪污等违法行为的惩治规定；《具法》是对量刑轻重的诸项规定。这部法典颁布实施后，对维护国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部《法经》被李悝的学生商鞅带到秦国，对秦国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法典蓝本。

李悝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在各国中生存发展甚至称霸，仅发展经济、改良政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眼见魏国军力不强、将士素质不高，李悝心急如焚，想进行改革，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怎么办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请吴起帮忙呢？

这位卫国出生的年轻人吴起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长打仗。当年他来魏国时，李悝还曾助他一臂之力。当时，魏文侯问李悝吴起如何，李悝极力推荐道：“吴起这个人虽然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面，即使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望，很快就攻下了5座城市。由于战功卓著，吴起后来又经翟璜推荐担任了西河太守。想到这些，李悝不禁笑了。于是，他派人找来吴起，共商军事改革的大事。

在吴起的帮助下，李悝的军事改革又在魏国拉开了帷幕。李悝的军事改革，除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此，李悝对军士制定了严格的挑选标准：身穿三甲，肩负12石之弓，带50支箭，扛长矛，头戴盔甲，佩剑，备3天的粮食，半天行走100里。一旦选中，待遇也非常优厚，免除全家徭役，奖给田宅。这对于调动将士的战斗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短短几年内，魏军战斗力大大增强，各国一时不敢与之争锋。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太子击即位，是为魏武侯，继续以李悝为相国，59岁的李悝不顾年迈，继续辅佐魏武侯，由于操劳过度，于公元前395年病逝，终年60岁。

智勇双全：蔺相如

蔺相如（约公元前330—前270年），战国后期赵国人。赵国后期七雄并立，以秦国和赵国最为强大。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厉行耕战政策，以并吞山东六国为战略目标。

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得到无价之宝和氏璧。玉璧玲珑剔透，晶莹明澈，放到暗处，熠熠发光。赵王爱不释手。秦昭襄王得知此事后即派使者与书赵王，愿以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与大臣们商量对策的赵王担心同意秦国的条件后秦国不履行诺言，如不同意则又害怕秦国借此入侵。赵国君臣束手无策，惶恐不安。

这时，宦官缪贤向赵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说他胆大心细，能不辱使命。并说以前自己曾犯罪，考虑到陪过赵王和燕王会晤于边境，燕王握着自己的手，要与自己交朋友这一点，企图逃往燕国。蔺相如阻止说，先生怎知道燕王会收留您呢？赵强燕弱，先生又得赵王宠信，所以燕国想与先生结交。如今您逃到燕国，燕王恐得罪赵王，定会把您送交赵王治罪，现在您不如主动向赵王请罪，以求豁免。缪贤采纳了蔺相如的建议，遂得以赦免。赵王听后即召见蔺相如询问对策。蔺相如认为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秦王的请求。赵王道出上述担心，蔺相如说，秦国用15座城池换一块玉璧，赵国如不答应，便有理亏；如秦王纳玉璧而不交城，则理亏在秦国。权衡利弊，让对方理亏为上策。赵王于是拜蔺相如为大夫，捧璧出使秦国。

蔺相如雕像

秦昭襄王听说赵国使者带玉璧而来，非常高兴，立即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恭敬地献上玉璧，秦王赞不绝口，还传给大臣及后宫美人观看，但却只字不提城池之事。蔺相如见秦王无意给予城池，就急中生智称玉璧上有斑点，请求指给他们看，秦王信以为真。蔺相如持玉璧后退几步倚柱怒称：“和氏璧乃天下至宝，赵国之臣都称大王情愿用15座城池来换乃是谎言。我却反驳说，百姓尚且能讲信义，何况大国的君主？这样，赵王斋戒5日后，才令我送来。可是大王对此却不恭不敬，让手下人传看此宝，我看大王并无诚意交换，为此我收回玉璧。如果大王以武力相逼，我宁可以头与玉璧一同碎于此柱。”秦王害怕，连忙赔礼，令人拿来地图，指出要给赵国的15座城池。蔺相如考虑到秦王不可信，便假称秦王也要斋戒5日，再举行收璧仪式，方可献上玉璧。秦王只好答应。蔺相如令手下人扮成商人，偷偷从小路将玉璧送回赵国。

5天后，秦王召集群臣，邀请各国使臣参加接收玉璧的仪式。蔺相如却空手而至，他镇静地说：“秦国自穆公以来，前后有20余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担心再受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令手下人将玉璧送回赵国。现在请求大王治罪。”秦王大怒，欲将相如斩首。蔺相如从容地说：“秦强赵弱，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之事，绝无弱国欺负强国之理。大王若真想得到玉璧，不妨先割让城池，然后派使者取回玉璧，赵国决不敢辜负大王。我欺骗大王，罪该斩首，各国知道秦国为得一块玉璧而杀了赵国使者，必能分辨是非曲直。”一席话令秦王哑口无言，便以礼相待，送走了蔺相如。蔺相如能够“完璧归赵”，充分显示了他临危不惧、胆略过人的才能。

此后，秦王对赵国一直耿耿于怀，总想伺机报复。公元前279年，秦王邀请赵王到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相会。赵王惧之，不敢擅往。上大夫蔺相如与大将廉颇一致认为，赵王如果不去，则示弱于秦。蔺相如愿随赵王左右以为保护。廉颇则愿辅佐太子，倘若赵王逾期不归，就立太子为王，以绝秦国挟赵王之心。

约会期至，酒宴中秦王对赵王说：“闻赵王喜乐，请弹奏一曲以赏我耳。”赵王不敢推辞，勉强弹奏一曲。秦国的御史当场记下此事，称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赵王气得脸色发紫，却无法抗辩。这时，蔺相如手持瓦盆，跪在秦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能演奏秦国的音乐，请秦王敲个曲子！”秦王脸色骤变，蔺相如举起瓦盆厉声说：“大王不要以强凌弱，五步之内，我能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武士欲杀蔺相如，蔺相如怒吼一声，吓退武士。秦王无奈，只好勉强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吩咐赵国的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同秦王相会于渑池，秦王为赵王敲盆。秦国大臣不服气，让赵国割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马上反驳说，请秦王割让咸阳为赵王祝寿。秦王见不敌赵国君臣，欲发兵赵国，却又惧已在边境严阵以待的赵国大军和蔺相如、廉颇这样的人才，便同赵王结为兄弟。为取信于赵国，还将己孙异人送到赵国做人质。

蔺相如府

渑池之会后，蔺相如以功高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气，扬言要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始终避免与他相会。每次上朝，蔺相如都称病，不与廉颇争高低。一次，蔺相如出门，望见廉颇，便回车上躲避。蔺相如的舍人们抱怨说：“我们离开亲人来侍奉先生，只因仰慕您的高尚节操。如今先生与廉颇同列，受他恶语中伤，反而惧怕，这种屈辱我们无法忍受，请求辞别。”蔺相如说：“诸位以为廉将军与秦王相比如何？”舍人们回答：“不如秦王。”蔺相如又说：“秦王有这样的威势，我尚且在朝堂上怒叱于他，侮辱其群臣。我虽不中用，难道还怕廉将军吗？只是我认为强秦之所以不敢冒犯赵国，是因为赵国有我们二人。二虎相争，势不两立，必会两败俱伤。我只是视国家危难为至重而已。”廉颇耳闻蔺相如的这番话，深受感动，便负荆请罪，二人从此结成生死之交。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出色的外交家，他的机智勇敢使自己的国家不辱于强国。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一己荣辱为念的高尚品德，赢得了传世美名。

眼光毒辣的商人宰相：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出生于商人家庭，成年后奔走于各国经商。后来，他成为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巨富。

公元前265年，他经商至赵国都城邯郸，邂逅秦国王孙异人。异人是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秦昭襄王的孙子。由于异人不是长子，生母夏姬也不受王太子安国君的宠爱，他在父亲、祖父心目中无足轻重，因而被抵押在赵国当人质。赵王因为秦国屡次发兵入侵，早想把异人杀了，幸亏平原君劝解，异人才保住了性命。

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生意经，发现了异人的潜在价值，认为他“奇货可居”，可以作为自己政治投机的对象。于是，吕不韦主动拜访异人。他对异人说：“你是秦国的王孙，可现在你的处境窘迫，我有一个使你光耀门庭的办法。”异人苦笑着说：“先生是不是在取笑我？”吕不韦回答：“你祖父年老力衰已立你父安国君为太子。听说你父亲最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继承人，可是她却没有儿子。你兄弟20多人，你排行中间，又长期在外做人质，关系自然疏远。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做了秦王，你哪有机会去争做太子呢？”吕不韦所言正好触及异人的痛处。异人马上询问有何良策。吕不韦对他说：“以你目前的困境，既没有钱取悦你父亲和华阳夫人，也没有钱结交朋友。我虽然不很富裕，但是愿意拿出钱财，到秦国去替你活动，请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确定你为继承人。”异人听后喜出望外，急忙给吕不韦行礼，并许愿若能如此，将来愿与他共享富贵。

吕不韦先送500两黄金给异人，让他以此结交朋友，另外用500两黄金买了珍奇异宝，由自己带到咸阳。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把这批珍宝送给华阳夫人，还讲述了异人在赵国如何贤明，日夜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的好话。华阳夫人听后大喜，对异人颇有好感。吕不韦见时机成熟，就请华阳夫人的姐姐去劝说华阳夫人。于是，姐姐对华阳夫人说：“妹妹年轻漂亮，受到安国君的宠爱，但是人老色衰就会失宠。现在你膝下无子，不如及早认下一子，确定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异人这样贤明，又主动依附夫人，如果能确立他为继承人，将来他对你感激不尽，你的地位就不会动摇了。”

华阳夫人认为姐姐的话有理，就向安国君极力推荐异人作为继承人。安国君对华阳夫人一向言听计从，便满口答应，还派人用玉石刻了一个牌子，交给异人作为凭证。另外，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给异人许多食物和衣服，并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

传说吕不韦帮助异人取得了王太孙的地位后，欣喜地回到邯郸，请异人到家里饮酒。酒席上，吕不韦让已有两个月身孕的爱妾赵姬跳舞陪酒。异人被其美貌打动，请求吕不韦把她赏给自己为妻，吕不韦佯装生气，过后才答应送给他。不久，这个美女生下一子，取名嬴政。

秦始皇宫殿

嬴政9岁那年，秦昭襄王死，安国君继承了王位，异人以太子身份回到秦国。因为华阳夫人为楚国人，他便身着楚国服装去看望华阳夫人。华阳夫人甚为欢喜，收异人为养子，改名为子楚。安国君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任相邦。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后也死了，即位的太子嬴政年仅13岁。嬴政让吕不韦接着任国相，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份辅政，从而稳定了秦国的政局。直到秦王嬴政22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在当权的12年中，吕不韦为辅佐秦王完成秦国统一大业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在政治上，吕不韦一是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二是注意举荐人才，让他们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吕不韦是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对大臣委以重任，注意考察政绩，赏罚分明。

在经济上，吕不韦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在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上述政治、经济措施，使得秦国政局稳定，吏治清明，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明显地占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还贯彻“远交近攻”的方针，灭东周，伐三晋，屡战屡胜，兼并了大片土地，版图之广在六国中首屈一指，连成分割包围三晋的态势，为最后消灭六国做好了准备。

随着秦军向东的胜利进军，秦国统一中国的大趋势已不可阻挡。为了准备统一中国的军政策略，解决统一后封建国家统治的一系列问题，吕不韦命门下宾客（3000人）于公元前239年编著了《吕氏春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编写的文集，其中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和道德伦理等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如同一部百科全书。

吕不韦的权势日益扩大，封地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食邑蓝田12县，到后来的食邑河南洛阳10万户；接着，燕国又送他河间10城作为封邑。吕不韦拥有三大食邑和家佣万人，堪称秦国（除秦王外）最富有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秦王嬴政与吕不韦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

公元前239年，嬴政21岁，按照秦国惯例，次年就要举行冠礼，开始亲政了。恰在此时，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告示“有谁能改一个字，就赏予千金”。尽管重赏的消息传遍全国，仍无人敢出来改动一字。这似乎表明吕不韦是秦国独一无二的“理论权威”。然而秦王嬴政生性专断骄横又具雄才大略，既不能容忍吕不韦的权势，更不会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他们之间冲突的导火线，就是“嫪毐事件”。原来，据说吕不韦早就和秦王嬴政的母亲私通，后来秦王嬴政长大了，吕不韦怕被秦王发觉，就让自己的门客“大阴人嫪毐”假充宦官，混入宫中，与太后私通。嫪毐与太后生有两子，很得太后恩宠。嫪毐与太后密谋等嬴政一死，就立私生子为继承人。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到秦故都雍城举行冠礼，嫪毐乘机盗得秦王的玉玺和太后的玺印发兵作乱。早有戒备的秦王嬴政即令吕不韦等率军击败叛军。嫪毐被捕，受车裂之刑，灭其三族。一年后，秦王借口吕不韦与政变有牵连，罢了他的相位。次年，他又被发配到蜀地。吕不韦知道大势已去，饮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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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之舌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贵族的后裔，曾经与好友苏秦一同拜于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纵横游学。学业期满，张仪回到魏国，因为家境贫寒，求事于魏惠王而未被重用，于是长途跋涉来到楚国，投奔到楚相国昭阳的门下。昭阳率兵大败魏国，楚威王大喜，把国宝“和氏璧”奖赏给了昭阳。

和氏璧

一天，昭阳与他的百余名门客出游，饮酒作乐之余，昭阳得意地拿出“和氏之璧”给大家欣赏，传来传去，最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这可了不得！这么宝贵的东西在大家眼皮底下就没了，问题很严重。

大家都一致认为：张仪这小子那么穷，肯定是他拿走了“和氏璧”。张仪本来就没拿，当然不愿承认。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昭阳也开始半信半疑，于是严刑逼供。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不承认。昭阳怕出人命，再说也确实没有证据，只得将他放了。

张仪被人抬着回了家，张仪的妻子看着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丈夫，抹着眼泪说：“哎，要是你不读书，就不会来这该死的楚国，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

张仪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告诉他还在，张仪笑着说：“只要舌头在，我的本钱就在，早晚会出人头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