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回眸——漆器的发展历程

大约在7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制造漆器了。根据是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其涂料为天然漆。夏代之后，漆器品种渐多，在战国时期，漆器业独领风骚，形成长达5个世纪的空前繁荣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漆器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为我国后期漆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先秦两汉漆器

初露曙光的早期漆器

史前漆器是中国漆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已知最早的漆器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是一件“木胎瓜棱形朱漆碗”，距今已有7000多年了。学术界一致认为这不是最原始的漆器，因为该器使用的并非本色天然漆，而是调朱的色漆。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从用本色天然漆到用调朱漆来髹器，其间一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确定更原始的漆器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有赖于考古的新发现。可以这样说：先人使用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初露曙光之时。

在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用漆彩绘的陶器，年代比河姆渡要晚一些。几何纹陶尊，器身用金黄、棕红两种色漆绘出两道弦纹和丝绞纹，虽然简单质朴，却是我国最早用漆彩绘和构图装饰的器物之一。

在浙江的良渚文化遗物中，还出土有“嵌玉高柄朱漆杯”，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是距今约3000多年的作品。在杯体与圈足的结合部及圈足近底处的外壁周边，各镶嵌一面弧凸、一面平整的椭圆形玉珠。良渚文化以玉器为主要特征，在这里，漆器的制造与玉雕相结合，这件器物已超出了单纯的实用功能，凸显了自身的审美性。

商周春秋漆器夏、商、周三代的漆器生产，古籍中已有记载。《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考古发现夏代的漆器，主要有两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鼓、盒、觚、匣等漆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出土了两件朱色漆器。

漆彩绘的陶器

商周时期的漆器，除了髹黑漆、朱漆的一色漆器外，开始出现了模仿青铜器的装饰风格，采用木胎刻花填漆的方法，开创了漆器装饰的新局面，同时还出现了镶嵌金、玉和蚌片的漆器。漆液除了做生活日用器具和祭祀礼器的涂饰外，还用做兵器、车马器的涂饰，以加强器物的坚固和美观。当时流行使用青铜器，漆器还不是生活中的主要器物。

春秋时期，漆器的主要特点是器物线条流畅、构图精美、色彩亮丽的漆绘图案和纹饰，造型上也显现出华夏民族的风范。这一时期的漆器制作技艺尽管还不成熟，但为战国漆工艺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奇丽浪漫的战国漆器

综观战国时期的漆器，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夹苎胎、竹胎、骨角胎，其中尤以厚重的木胎为最多。战国早期的漆器，主要是厚木胎。战国中期的漆器，厚木胎依然占主流，但已出现了薄木胎和夹苎胎的雏形。到了战国晚期，薄木胎和夹苎胎的漆器明显增多。或许是因为薄木胎漆器缺少坚固性和耐久性，或许是为了装饰和美观，在战国晚期的楚国漆器中加嵌金属（有金、银、铜的钮、耳、足和扣箍，一般在器物的口部和底部的贵重漆器增多了，这就是扣器。它逐渐成为战国漆器中的珍品。皮胎漆器主要有漆盾和漆甲胄。竹胎漆器主要有漆卮，这两种胎质的漆器都比较少。）

战国时期的漆器

木胎制漆主要有斫制、挖制、卷制和雕刻四种。豆、勺、案、几、俎、扇把、梳、蓖、弓、盾、戈杆、矛杆、剑鞘、瑟等，一般是用斫制法制成的。鸳鸯盒、扁圆盒、樽、卮、食具盒、酒具盒、剑盒、耳杯等，一般是用挖制法制成的。用卷制工艺制造漆器出现在战国中期，其器物有卮、樽、圆奁、椭圆奁等。雕刻制漆主要是一些动物造型的陈设用品，如鹿、镇墓兽、木雕坐屏、虎座飞鸟、鸳鸯豆等。实际上在一件漆器的制作过程中，上述几种方法往往同时使用。

战国时期的漆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其次是军事和文化娱乐用品。有些漆器显然是模仿铜器和陶器制作的，如豆、禁、盘、盒等。这是器物发展、延续和继承的结果。一些构思精巧的模仿动物的造型，多出现在楚国和受其文化影响的漆器中。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鹿和鹿座飞鸟、江陵天星观一号墓中出土的虎座飞鸟、江陵望山一号墓中出土的镇墓兽等，构思独特，想象雄奇，成为楚人心中的神物。它们是楚国文化中“巫”的传统在漆器制作上施加的影响，而鸳鸯豆、鸳鸯盘等则反映了楚国文化浪漫的因素。

在漆器的装饰上，战国时期的漆器因胎质和器型的不同往往采用不同的制作和装饰方法。例如，陶胎、铜胎和骨角胎一般是在器物上髹漆，或漆绘纹饰。同青铜、铁、陶、木、竹、玉器和丝织物等古代器物相比，漆器的装饰因各种书写勾画的运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漆器装饰相比，战国时期的漆器已经在装饰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仅装饰纹样、类别和数量大增，而且纹样也繁复多变，增加了漆器的观赏性。

战国时期的漆器装饰纹样主要是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自然景象、几何纹样、神话传说、社会生活等。在继承春秋时期漆器和青铜器装饰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取材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装饰内容。根据器形的特点，创造出了变化多端的漆器装饰纹样。在动物纹样中，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出土的楚国漆器多采用抽象的龙、虎、鹿、豹、狗、猪、蛙、朱雀、鸳鸯、孔雀、凤凰、雁、蟒、蛇和鸟及鸟兽的变形图案。写实的动物纹样也很多，如包山楚墓漆奁上的马、犬、猪和信阳楚墓漆瑟上的鹿、獐、狗等。在战国时期的漆器装饰方面，楚国漆器的动物纹样装饰最为丰富。其植物纹样的装饰则比较少，主要有柳树、扶桑树、四瓣花等，并且多是起衬托作用，很少作为主体装饰。自然景象作为漆器装饰题材，主要是各种变形的山、云以及星宿。特别是对云的处理，充分发挥了制作者的想象力。例如，卷云纹、勾连云纹、云雷纹、变形三角形雷纹、勾连雷纹等变中有不变，不变中蕴藏着变，极大地增加了漆器装饰的艺术感染力。几何纹样主要是圆点纹、圆圈纹、三角形纹、弧形纹、涡纹、菱形纹、方块纹、方格纹、方格点纹等。它们同各类云纹一样，或作为主体装饰，或作为陪衬装饰，或与其他装饰纹样组合而成，使漆器的装饰千变万化。社会生活类装饰主要出现在贵族使用的漆器上，所反映的题材多是宴乐、迎宾、车马出行、狩猎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信阳楚墓出土的漆瑟，生动地表现了贵族的宴乐场面；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鸳鸯盒，则刻画了盛大的乐舞场面；包山楚墓的彩绘漆奁描绘出贵族出行的壮观场面。神话传说和巫术也是战国漆器装饰常见的题材。它们主要出现在楚国漆器中，如曾侯乙墓漆衣箱上的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兽面人身神人，信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的戏龙、戏蛇以及伏羲女娲、除病驱邪等内容。

漆画

战国时期漆器的装饰手法已经非常成熟，这主要基于对装饰图案构成法则的娴熟掌握。在漆器的装饰中，不仅能熟练地广泛运用独立纹样，使漆器的装饰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且在器物的中心和口沿部分还能大量地使用连续纹样，突出装饰效果。漆器的装饰手法不是单一的，往往会根据需要会在一件漆器上运用多种形式的装饰。装饰的部位一般与漆器的造型和用途相统一。耳杯等容器多在器表装饰，案则只在面板装饰，几的装饰在面板、几座处均有。装饰的色彩以红、黑最多，其次为黄、蓝、绿、褐等，金、银色较少。绝大多数战国漆器都是以黑色为地，描绘红色花纹。

西周时期出现的漆器与金工的结合，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国漆器与金工的结合，多采用一些制作精巧的青铜小构件。一般是在木胎制成后，安装一些铜环、铜蹄足、铜铺首衔环等，再进行髹漆、装饰。商周时期在漆器上镶嵌绿松石、蚌片、骨角等做法，在战国时期基本绝迹。

楚国漆器的装饰大量运用的是漆画。这些漆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即反映社会生活和描绘神话传说。前者常以贵族、乐师、舞女、猎人、巫师等人物形象为主体，以各种鸟兽、花草、树木、车马以及一些连续图案为陪衬，组成车马出行、歌舞奏乐、狩猎、烹饪以及巫师作法等内容的画面。楚国漆器的装饰艺术是与其造型艺术、绘画艺术同步发展的。其装饰手法主要有描漆、描金、镶嵌、针刻等。

描漆是最常见的手法。虽然只是用笔蘸色漆在有漆地的器物上涂画，但由于色彩的运用和搭配掌握得好，一个光怪陆离、富丽堂皇的世界便跃然而出。楚国漆器的描漆技法比较讲究线条的流动之美，各种花纹的勾勒流畅不滞，韵味无穷。平涂设色之中兼施渲染，单线勾描之中又不忘风格的变化，有粗有细的线条显得疏密刚柔适当，有淡有浓的着色又常常透出深浅之别。其着色讲究色调的和谐及色彩的艳丽，主要采用红、黑、黄、蓝、褐、金、银七种颜色，尤以红、黑二色使用得最多。不过对这七种颜色的使用并没有贯穿楚国漆器发展的各个时期。据实物考察，只有中期才七色具备，早期没有蓝、黄、金、银四色。描绘技巧的娴熟、设色和谐以及与器形的统一，反映了楚国漆器在描绘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战国中期的漆器上发现了一些烙印、针刻、刀刻和漆书的文字。例如，“成亭”、“成草”、“城市素”、“成市”等手工业作坊标志，“上”、“包”、“素”、“造”等漆工艺标志。到了战国晚期，在秦国漆器上又出现了“宦里”、“路里”等作坊所在地标志，“孝”、“但”、“小女子怨”等工匠姓名标志。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漆器制造业成熟和发达的证明。

总之，战国时期的漆器在造型、用途、技艺、装饰等多方面都比商周时期有了飞跃发展，被誉为是我国古代漆器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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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的配套工艺

任何珍奇的工艺品，不仅以其本身的精湛艺术自立于世，博得历史的承认，获得人们的钟情，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艺术。正如一幅精美绝伦的中国山水图，必须要有艺高一筹的裱糊工艺，即所谓“三分画，七分裱”。一对雄伟气派的石刻狮子，若没有庄重典雅的石座石基，必然逊色得多。雕漆作为艺术品，不能孤立存在，“花好还须绿叶托衬”。因此，雕漆艺术品十分重视与之相应的座、架、盒等配套艺术，始终把这部分配套工艺当成自己艺术殿堂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重视。

贵族特有的秦汉漆器

秦代墓葬出土的漆器略少，但品种较多，造型严谨，纹饰精美，设色庄重富丽，艺术成就颇高。秦代漆器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严格的管理是分不开的。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第348、349号简）记载，秦汉漆园的管理实行生产责任制，如果漆园被评为下等，有关官员要受到经济制裁，如果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有关官吏则被撤职。秦代漆器亦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见有盒、杯、勺、盂、壶、盘、樽、危、奁等，多为传统器型。而以双耳长盒、凤形勺、匕等为秦代独有的新器型。秦代漆器以木胎为主，另有夹纶胎和竹胎。制作工艺有挖、斫、插三种。装饰技法有烙印、针刻与彩绘。纹饰多采用写实和夸张的手法，有动物、植物、自然景物和几何纹四大类。彩绘兽首凤彩勺，高13.3厘米，木胎，勺成凤鸟形，柄首为兽首，凤颈为柄，凤背挖制成勺，尾羽略翘，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勺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用红、褐等漆绘凤鸟羽毛及兽的口、眼、鼻、耳等细部。颈有两道朱色圆环，腹部以红、褐色漆绘羽毛。尾下有“咸亭”及“口口亭口”烙印文字两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汉代漆器

汉代漆器在秦代基础上继续繁荣发展，其出土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工艺之精，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特点。从一些关于汉代漆器论文中得知，汉代朝廷设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工场，并有官吏管理，蜀郡、广汉郡之官生产的漆器供宫廷使用，类似明清瓷器的官窑。汉代漆器仍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另有文具、兵器、乐器、丧葬用品等，尤具时代特征的是出现了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鼎、钟、钫、壶、盘等新器型，而楚国漆器中常见的高柄豆、镇墓兽等几乎不见。装饰工艺可分为彩绘、刻画、镶嵌、金银箔贴、戗金等，尤以彩绘使用最多，特别是利用漆黏稠不易展开的特性，用来表现物象立体感，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堆漆法为以前所不曾有。在继承前代镶嵌工艺的同时，将战国晚期出现的扣器又发扬光大，使器物更加精美。

日臻完美的魏晋漆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浙江曹娥江流域越窑青瓷业的迅速兴起，瓷器逐渐替代漆器成为生活日用器的主流。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出土实物并不多，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当时漆器工艺的相关情况。

从安徽马鞍山三国东吴朱然墓出土的犀皮漆耳杯，是这一工艺的首次发现。在江苏镇江一座南朝墓中，也发现有犀皮漆器。犀皮的制作方法，是在漆胎上先做一凹凸不平之漆面，待漆干后，再分层涂上各种对比鲜明的色漆，然后打磨出丰富的、得天然之趣的花纹。

戗金工艺在三国时期也有新的进展。朱然墓出土的戗金黑漆盒，金线繁密，流光溢彩，灿烂夺目，比汉代初创时的戗金漆器有很大的进步。

彩绘云纹漆具杯盒（西汉）

这一时期漆器的新突破表现在夹纻胎空心大佛像的制造，这项工艺是对漆器制造结构的重要创新。此外，还有用氧化铅倾入油中煮沸的所谓“密陀绘”，以及斑漆和绿沉漆等。晋以前的漆器，多以朱、黑色为基调。从晋朝开始，出现了以暗绿为底色的所谓绿沉漆，其色深沉静穆，令人耳目一新。梁简文帝有绿沉漆书案，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绿沉漆笔管。斑漆是用两种以上色漆交混髹涂，自成斑纹，或单色漆显出深浅不同的斑纹，应是变涂技法的前身。以上列举的漆器新工艺，多见于文献记载。实物研究则寄希望于考古新发现。

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多，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入画，舞蹈、音乐、宴会、狩猎、车骑出行以及人物故事等叙事性内容，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漆器上。如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是一件描绘有班婕妤、孙叔敖母、卫灵夫人等列女及大舜、李充等孝子故事的珍贵艺术品。从绘画、漆工艺上看，它一方面继承了战国和东汉漆画的传统，在相当大的漆面上表现了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在漆画中融入了浓淡渲染及铁线描的手法，极似东晋顾恺之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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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漆木家具对后来的影响

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国家的法律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形成了严格的管理机构。在官位的设置上已出现了王、诸侯、尹、卿士、小臣、司工、卜、占、巫和吏等不同官职的划分。这种划分等级明确而森严。其中的卜、占、巫等官员（像今天的风水大师和算命先生）备受当时天子的宠爱，因此社会地位很高而且手握实权。这个崇祖敬神的民族在《礼记·表记篇》中这样被描写：“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正是商朝家具的特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在农业的发展上，殷人开创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并把黄河流域开发成了商朝的经济发展中心。

农业经济的发达同时也刺激了当时商业经济的繁荣，并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商王朝的前期是在不断地迁移中度过的。商朝人不断地迁徙到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平原，甚至曾一度进入了东部海滨地区进行贸易来往和文化交流。这无疑加速积淀商朝家具文化的底蕴。

手工业方面，商朝人对铜的运用有了很深的造诣，将其广泛地用于兵器、车辆、家具、食器和礼器的制造，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青铜文化，并成为商朝文明的时代特征。除此之外，那个时期已有木工和髹漆技术。如造车技术的成熟，木制漆器的精美（商代殷墟出土的漆器）等等。尤其是建筑方面的发展，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但由于当时建筑的低矮，使得室内空间狭小，因而造就了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继而也出现了一些席地而坐的低矮家具。古人所谓的“席地而坐”的“席”主要指的是茵席。席地而坐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跪坐”，膝盖弯曲而坐，是中国古代跪拜礼节的起源。二是“跏趺坐”，即所谓的盘腿而坐，脚背放在股上，现在仍是佛教徒的一种坐法。三是“箕踞坐”，席地而坐，随意伸开双腿像个簸箕，这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坐法。但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房屋建筑也越来越宏伟，室内空间也逐渐的宽敞起来。这个时候，仅供坐卧的席及其他简单的陈设家具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心理和生理的需求，于是室内家具种类开始繁多起来。

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它有了明确的国与家的概念，并确立了国家与王朝一体的政治观念。与此同时，西周还强调以礼治国。并从周文王、周公旦开始就建立和完善了“周礼”制度。该项制度反映到周朝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建筑、服饰、车马、家具等。也可以说它贯穿了整个西周的家具发展史，并决定了两周时期的家具特点——具有鲜明的礼器功能。

手工业上，冶炼青铜的技术又有了新的成就即青铜制造上已有了“六齐”（指不同器具中的锡与铜的成分不同）合金技术，这对于青铜材料的广泛应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与此同时，髹漆技术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如《周礼》有“髹饰”、“漆本”的广泛记载。而且与当时的镶嵌工艺进行完美的结合，创造了镶有蚌壳的漆木家具，用蚌泡作为装饰物，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镶嵌手法，也是以后百宝嵌家具装饰手法的萌芽。

先秦时期的漆器欣赏

1.觚

商、西周都有觚形漆器，但大多保存不完整。如北京琉璃河1043号西周墓地出土的漆觚为彩绘贴金嵌绿松石觚。木胎，挖制。复原尺寸为通高28.3厘米，口径13厘米，圈足直径8.5厘米。敞口作喇叭形，细腰，带圈足。器身镶三道金箔，在下面两道金箔上，镶嵌有绿松石。两条金箔之间，雕刻出三个变形夔龙纹组成装饰纹带。以椭圆形的绿松石片镶于雕刻而成的变形夔龙纹的眼部，作为兽面的眼睛，这件漆觚采用的贴金箔装饰工艺十分精致。金箔表面光滑平整，与漆器表面黏接牢固，表明当时对金箔的加工和贴金箔技术都已具有一定的水平。贴金箔是我国漆器装饰的传统工艺之一，在浚县辛村卫国墓中也有蚌泡中心处镶嵌一颗绿松石的漆器。该件漆觚以朱漆为地，施以褐彩花纹，与绿松石和黄金箔交相辉映，使整体显得光彩夺目。

漆觚

2.罍

北京琉璃河1043号西周墓地出土的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木胎，挖制辅以斫制。复原尺寸通高54.1厘米。此罍有盖，弇口，折肩，腹微鼓，圈足，有耳。以朱漆为地，施以褐彩。装饰最为繁复，通体的花纹均以蚌片镶嵌和彩绘组成凤鸟纹带、圆涡纹带和兽面（饕餮）图案。器盖因出土时被压，仅保留一半。其上有两个用蚌片镶嵌的木雕兽头，有眼、角、耳。估计原器盖上应有四个兽头，兽头之间有圆涡纹。颈部为用蚌片和彩绘组成的凤鸟纹带。肩部和上腹部均为用蚌片镶成的圆涡纹和漆绘花纹带。下腹部为蚌片和漆绘构成的饕餮纹。兽面纹形象十分突出。圈足之上镶嵌着多组长方形蚌片，间以长方条形漆绘。器耳仅有一个保存较好。每个器耳为两只由蚌片镶嵌和彩绘构成的带冠凤鸟，大鸟在上，小鸟在下，鸟喙向外。这件漆器形体高大，堪称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螺钿漆器之一。其蚌片表面光滑平整，边缘整齐，蚌片之间接缝十分紧密，可见当时的填嵌技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的出土为研究西周的螺钿漆器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

3.杯

湖北圻春毛家咀出土的漆杯，呈圆筒形，口微仰，近底部器壁作弧形凸出，圈足为器壁之延长，外视似无圈足。黑、棕色地上绘红彩，颜色鲜艳。纹饰可分成4组，每组均由云雷纹或回纹组成带状纹饰，每两组中还绘有圆涡纹蚌泡状装饰。每组纹饰之间均用红色彩线间隔。器物残高8.3厘米，厚0.3厘米。陕西长安张家坡115号西周墓中出土了漆杯。出土时位于漆俎之上，杯底长径9.5厘米，短径7.6厘米。高度因受挤压，残高4厘米。

4.魁

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漆魁，系用一块整木雕挖而成。器形似碗，一侧有把手。王振铎先生考证应释为“魁”，魁是一种形似水匝、宽腹平底、有柄的盛羹器，西周时出现流行于汉代。器物高6厘米，口径20.3厘米，厚1.1～3.2厘米。

5.棺椁

商、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髹漆木棺椁大多已腐朽，有的只能依据髹漆痕迹得以剥离出某些髹漆残片。如安阳殷墓中一再发现在木棺上髹漆的现象，其髹漆木棺上一般涂红、黄色漆，有的涂漆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有粉红、杏黄、黑、白等四种颜色，彩绘的图案不甚清晰，多以三角、圆圈、圆点等几何形花纹组成。

甘肃灵台白草坡7号西周墓出土的漆皮彩绘摹本

再如2001年12月至2002年2月在安阳殷墟54号商代晚期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两椁一棺，其中外椁长3.82米，宽2.2米，外椁盖虽已腐朽下陷，但仍清晰可见。从木纹纹理可以判断出椁盖由21块木板拼合而成。从保留的痕迹可以辨出外椁立壁是采用榫卯结构套合而成的。椁盖髹漆，以黑漆为主，兼有红漆与黄漆。内椁长3.46米，宽约2米，采用榫卯结构套合而成。内椁椁盖雕刻十分精美，主要以夔龙纹和以方格纹构成的鱼纹为主，然后阴线用黑漆、阳线用红漆髹成。内椁上的雕刻花纹局部保存较为完整，这在以前的殷墟发掘中是很少发现的。木棺长2.45米，端头宽0.7～0.85米。采用榫卯结构套合而成。棺下有一层椁底板。棺盖上髹有较内椁红漆要鲜艳的漆。值得一提的是，在棺盖的四周断断续续发现有金箔一周。金箔呈长条形，长约10厘米，宽约3厘米，镶嵌在棺盖的四周。此次发现的贴在棺盖四周的金箔解除了以前对其作用的疑虑。

秦汉时期的漆器欣赏

1.漆耳杯

秦汉漆耳杯在出土漆器中仍占多数，其形状与战国圆耳杯相近，呈椭圆形，平底，新月形耳，主要以木胎为主，分厚木胎与薄木胎两种，也有夹纻胎等。战国时的方耳杯、高座耳杯到秦汉时期已绝迹。秦代耳杯大多为内涂红漆，外涂黑漆，黑地上绘朱漆花纹，也有部分外红内黑或内外均涂黑漆，有少数器表与内底涂黑漆，其余涂红漆，并用红、褐漆绘花纹，或只在耳上与口沿内外有红褐漆的彩绘花纹。四川青川县出土的秦代漆耳杯，还有木胎上贴麻布的做法，其耳部绘有花纹，器内黑地朱绘（有的朱地黑绘）圆点、花草、变形凤鸟纹和云纹，多数耳杯在耳部和底部有针划符号和文字。汉代漆耳杯夹纶胎较秦代增多，也多内髹红漆、外涂黑漆，也有内外均涂黑漆，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两件西汉初期耳杯十分精致，内外均髹黑漆，用朱红和金黄色绘纹饰。双耳和口沿内外均用红漆绘饰几何形波浪纹，内底用红漆绘三鱼纹、四叶纹，并用金色和黄漆勾勒鱼的外形和鱼鳞等花纹。色彩和谐、形象逼真。同样的花纹耳杯在江陵凤凰山8号墓中也出土两件，只是内底两端各画鱼一条。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90件耳杯，依漆书内容分为酒杯和食杯两类。

酒杯共40件，内均髹红漆，用黑漆书写“君幸酒”三字，外及底髹黑漆，光素无纹，其中10件在两耳及口沿外部以朱、赭二色绘几何云纹，耳背面朱书“四升”二字，这种耳杯形最大，“疑为简一八四所记的画大杉”。20件杯内黑漆绘卷云纹，口沿外部及两耳上以朱、赭二色绘几何云纹，耳背面朱书“二升”二字，还有10件最小，其中7件套装于177号具杯盒中。

食杯50件，大小划一，杯内均髹红漆，除一件外，均黑漆书“君幸食”三字，两耳及杯外髹黑漆，光素无纹饰，大多耳部均朱书“一升半升”四字。

耳杯或称杯（桮）、羽觞，竹简文作“小具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杯文可肯定古时耳杯用于盛酒或盛羹。《史记·项羽本纪》“幸分我一杯羹”，《汉书·外戚传》“酌羽觞兮消忧”等记载也进一步提供了此杯用法的史实。

2.漆具杯盒

汉墓中出土的盛装耳杯的漆盒，盒呈椭圆形，盖底同大，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外形与秦墓中出土的双耳长盒近似，但双耳很小。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即有此种杯盒出土。同类盒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亦有出土，盒内均套装耳杯7件，其中6件顺叠，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三角形，恰与六件顺叠杯相扣合，可谓设计奇特，制作精巧，这种专为存放耳杯的漆盒过去很少发现。从出土的简文196号所记“画具杯拾二合”可知，此合叫具杯盒，二合其一即指此器。

3.漆盒

秦汉时期漆盒的造型较战国漆盒规矩，但形制也是变化多样，除多沿袭战国以前的圆、方形盒外，也不乏新品种出现，主要有单层长方盒、盝顶式长方盒、双层长方盒、马蹄形梳篦盒、双层月牙盒、长方及半月形联盒、有柄圆盒、椭圆形盒、正方形盒、桃形小漆盒等。安徽天长县汉墓出土的有柄圆盒和长方、半月形联盒，其形制较特殊。有柄圆盒为扁圆体，盖圆弧，子母口，矮圈足，盒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盖朱绘柿蒂纹，一侧附一龙头錾，龙首雕刻长耳，橄榄形眼，另一侧残存两个长方形榫眼，通高9.3厘米，口径16.6厘米。长方、半月形联盒，上盒长方形，下盒半月形，半月形盒盖上有一长方形凹糟，槽内放一长方形盒，全器银扣数周，间绘金黄色云气纹和几何形图案，通高5.9厘米，半月形盒长12厘米，最宽处3.9厘米。彩绘鸭嘴柄盒，高11.5厘米，口径17.5厘米，通长30厘米，盒身圆形，上下相合，圈足。柄作鸭嘴张口状，喉部安置活舌，以手握鸭嘴（即柄），一紧一松，盒遂开合。盒身内涂朱漆，外髹黑漆，朱绘云、龙、凤、仙人等花纹，柄部彩绘鸭头、眼、嘴等，形象逼真。

剔红山水人物漆盒

双耳长盒是秦墓中多见而又比较特殊的器形，盒由底、盖相扣合而成，椭圆形，两短边有双耳作把，盖上与外底的短边均有弧形假足（此种形制的盒在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中曾发现过一例，但未髹漆；四川青川战国墓发现一件髹漆的长盒）。如云梦睡虎地9号秦墓中出土的双耳长盒，盒身绘有精美的花纹，于两端绘圆圈纹以示双眼，突出的双耳绘成仿佛如豚的嘴鼻，给人以诙谐的感觉。盒长27.8厘米，宽13.3厘米，通高11.8厘米。

长方形盒也是秦墓中出土的一种新器形，器身与盖相套合，整器为长方形，盝顶盖，平底。云梦睡虎地M36墓出土的长方形盒，高25.6厘米，宽11.5厘米，通高7.5厘米。

4.漆盂

《说文解字》：“盂，饭器也，从皿，从缶。”颜师古注《急就篇》云：“杆，盛饭之器也。”它有着盛水与盛饭两种用途。盂是秦汉墓中常见的一种器物，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简文叫盂作“华圩”，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遣策“盂”作“杆”。其形状为敞口，弧形壁，浅腹，平底，圆圈足。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件双鱼单鹭漆盂最为美观。11号秦墓出土的双鱼单鹭漆盂，在黑漆地上彩绘了游动自如的双鱼两尾和一只奔跑的鹭鸟，口沿内外分别饰波折纹，变形鸟头纹，口径29厘米，底径16厘米，高8.8厘米。33号墓中出土的漆盂所绘纹饰是在黑漆地上彩绘游动的二鱼和一单足伫立的鹭鸟。口径26.6厘米，底径16厘米，高8.2厘米。所绘纹饰均形象生动。

5.漆勺

漆勺在秦汉墓中也较为常见，其形制同战国时期的大体相似，多长柄有斗，勺面有椭圆形、桃形，柄有方形或圆形的。较有特点的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西汉墓出土的漆勺，勺面呈钺铲形，凹底。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漆勺两件，斗的竹节为底，呈筒形，柄为长竹条制成，接榫处用竹钉与斗相联结。斗内红漆无纹饰，外壁及底部黑漆地，分别绘红色几何纹和柿蒂纹。柄端彩绘龙纹及透、浮雕编辫纹。

凤形勺，是秦墓中出土的最有特点的器物，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种。目前已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两件，均以木为胎。制法以挖制与雕刻并用，勺内髹红漆，勺外在黑漆地上用朱、褐漆彩绘凤鸟的羽毛花纹及眼、鼻、耳、尾等部位。34号墓出土的凤形勺，以凤头作柄首，凤颈作柄，凤身呈勺形，尾收成尖形，勺内底有“郑亭”的烙印文字，勺通高14厘米。扬州邗江县胡场2号汉墓出土马头漆勺一件，制作精细，柄端作马头状。

6.漆匕

古代挹取食物的匙子，《说文解字》：“匙，匕也，从匕。”《广雅·释器》：“匙，匕也。”此类器多出自秦汉墓中，匕体一般为椭圆形，后有柄，但柄较勺要短。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秦墓出土的漆匕，匕面为舌形，长7厘米，宽5.2厘米，连把通长23.5厘米。匕面用红、褐漆绘菱形、点纹等图案，把上还用红漆绘圆圈纹。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漆匕6件，分斗和柄两部分。斗作簸箕形，斗内红漆无纹饰，背面黑地，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长柄为黑地，有朱绘宽带纹和彩绘云。古籍中凡言鼎必兼及匕，出土古物中，也发现有匕与鼎共出或匕置鼎中，可见匕与鼎关系密切。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文一六七“右方画鼎七、鈚比六”，又是证明。“古籍通作‘七’，或写作‘枇’，简文作‘鈚’，应是繁体”。

7.漆奁盒

秦汉时期的奁盒仍以方形或圆形为主，但较之战国时期可谓形制多样，双层奁增多，主要有五子奁、七子奁、椭圆形奁、三足奁、长方形奁、双层银扣奁、双层七子奁、双层九子奁等。如扬州邗江县胡场1号汉墓出土的七子奁，精巧别致，奁通高14厘米，盖高12厘米，口径21厘米。奁身作圆筒状，直壁，奁盖顶部微呈圆形。奁通体髹黑、红漆，彩绘流云纹和几何纹，器身底部和盖面流云纹中镶贴银箔白虎六只，盖顶部镶嵌银箔柿蒂纹。七子奁出土时，内放“星云”镜一面，奁内有子盒七件，其中马蹄形、椭圆形、正方形盒各一件，长方形、圆形盒各两件。马蹄形盒内还放有木梳、篦四件。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双层七子奁，分盖、上层、下层三部分，可依次套合，奁内上层放铜镜，下层原木板底上刻出七个凹槽，嵌放不同形状的小漆盒，小漆盒制作非常精致，形状有双层圆盒、单层圆盒、团圆形小盒、马蹄形盒、椭圆形盒、盝顶长方盒、盝顶长条形盒，奁内髹红漆，外黑漆，纹样主要为针刻云气等纹和彩绘花纹，奁内小盒纹样与奁大致相同。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还出土有单层五子奁和双层九子奁。双层九子奁简文作“九子曾检”。器身分上、下两层，连同器盖共分三部分。器表髹黑漆贴金箔，并在金箔上施油彩绘，还有以金、白、红三色绘成的云气纹。奁内上层放手套数双，下层凹槽九个，放置小奁九个，计有椭圆形两件，圆形四件，马蹄形一件，长方形二件。奁盒大多以夹纻薄木胎作盖和器壁，底作斫木胎，故具有器薄体轻的优点。

8.漆

漆匜在东汉墓中较战国增多，多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安徽天长县汉墓也有出土。汉代漆匜形制大体一致，瓢呈长方形，圆角，宽面一侧有长流，直口，圆唇，平底。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鹤纹漆匜，不仅造型工整优美，而且纹饰也极其生动流畅。漆匜为夹纻胎，四圆角，器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彩绘四只衔草回首的白鹤，正中绘四朵如意形云纹。安徽天长县汉墓出土的两件漆匜，形制相同，一侧有长流，另一侧安装有铜铺首衔环，均内髹红漆，外髹黑漆，朱绘鸟兽及云气纹。高10.5厘米，通长33.5厘米，宽26.2厘米。与战国漆匜相比，汉代漆匜“流”较战国要长一些。

汉代漆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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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髹饰录》

我国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髹漆工艺，经过历代无数的髹漆艺人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不断地创造发明，使髹漆工艺逐步获得充实和丰富提高，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史篇，成为祖国文化艺术宝库的一部分。这些制造漆器的宝贵经验，五代末朱遵度曾著《漆经》，加以总结，朱书久佚失传。到了明代髹漆装饰技法更多，亦更精妙，由当时杰出的民间髹漆名匠黄成从多方面地继承积累，并把它归纳总结出来，写成一部漆工专著——《髹饰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黄成，号大成，明代隆庆（1567～1572年）时，新安平沙人，又称黄平沙，一代名匠，精明古今髹法。其剔红技术匹敌官营果园厂，从《髹饰录》的著述里看出他不但有极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有相当高的文学才华。到了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髹饰录》由浙江嘉兴西塘杨明（号清仲）逐条把它加注，并撰写了序言，嘉兴西塘，是元明两代重要的髹漆工艺地区。杨明继承了优良传统，积累精明各种髹漆技艺，具有丰富的知识，对《髹饰录》详加注释，就感到更为可贵。

《髹饰录》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讲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坤集”讲漆器分类及各个品种的形态，把漆器共分为十四类，即质色门、纹匏门、罩明门、描饰门、填嵌门、阳识门、堆起门、雕镂门、戗划门、斒斓门、复饰门、纹间门、裹衣门、单素门。

《髹饰录》一书为古代漆器的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完全按照他的分法，未免过繁、过细。当代中国漆器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以黄成《髹饰录》为主要依据，在分类上作了一些适当的删节归纳和调整变通。他把古代漆器的分类以明清最为常见的分类归纳为：一色漆、罩漆、彩绘、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包括剔黑、剔黄、剔绿、剔彩等）、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共十四类。王先生在分类时强调，集多种髹法为一体是明清漆器的主要特点，因而多用两种或更多的技法制作漆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欣赏

1.槅

槅在汉代漆器中是未曾见过的。槅和盘一样是盛器，呈长方形，内分大小不等的十几小格。魏晋人诗句中常盘槅并称。在考古发掘中最早的实物是洛阳西晋墓中的陶制品，后来陆续在江南的孙吴西晋墓中出土了漆制和青瓷质的槅。魏晋以后，槅又很少出现，因此它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器物。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槅盘为薄木胎，长方形，子口，失盖。四壁外侧及底部髹黑红漆，用金、绿、黑漆绘蔓草纹和放鹰图。内分为7格，在红漆地上用金、黑漆分别绘神禽或神兽，或绘两凤鸟相对翩翩起舞，或绘天鹿四蹄飞扬，或绘神鱼展翅腾飞，或绘麒麟肃立注视，或绘白虎跑状等。纹饰动静结合，笔法灵活工整，色彩鲜明华丽，反映了作者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器物高4.8厘米，长25.4厘米，宽16.3厘米。除此之外，南京博物院光华门包赵岗东吴墓出土了17格漆鬲。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出土了17方格漆鬲，南昌市西晋墓出土7方格朱漆“吴氏鬲”。

2.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盘纹饰一改汉代以云气、凤鸟和几何纹等样式为主的风格，出现了宴乐、人物等表现现实生活的画面。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盘多以人物故事为题材，有季札挂剑图漆盘、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伯榆悲亲图漆盘、童子对棍图漆盘、贵族生活图漆盘和素面漆盘等。如贵族生活图漆盘，平沿直口，浅腹平底，沿与腹下各有一道鎏金铜扣。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盘内绘12人，分为三层。上层为宴宾图，下为出游图，中列有驯鹰图、对弈图、梳妆图等。梳妆图画中一女子跽坐在镜架前，旁置揭盖奁，恰似与《女史箴图》相似。画中长裙曳地的仕女与庄重跽坐的贵妇等形象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反映了三国绘画的较高水平。器物高3.5厘米，盘径24.8厘米。漆盘是这时期出土较多的品类之一。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出土了漆盘，南昌火车站工地3号东晋墓出土了彩绘宴乐图漆盘。该盘图案以人物为中心，有身着华丽摇扇的贵妇，着绿衣的老者，出巡游乐的公子，手捧托盘的侍从。图案的周边饰垂幛、鹿、龟、瑞鸟、钟鼎等。整个图案绘有人物20人。描绘手法采用黑色勾线的铁线描，再平涂渲染，表现了宴饮歌乐的太平景象。江苏省句容市春城乡贺家村南朝墓中出土了犀皮纹漆盘，此盘出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纪年墓中。

漆盘

3.碗

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出土了漆碗，木胎，刳制。深腹、平底、矮圈足。碗内腹髹褐色漆，内底施黑漆，器外通施黑漆。器物高5.2厘米，口径16.2厘米。

4.壶

东吴朱然墓出土了彩绘人物扁形漆壶残片，此壶原器平面为椭圆形。壶面绘黄帝命素女鼓瑟图，侧面绘人物图像，部分残缺。该壶上承秦汉写意之神韵，下启两晋南北朝写实之新风。

5.盒

东吴朱然墓出土了锥刻戗金漆盒盖，盒身已失。盖木胎，胎内外两侧先粘贴一层粗麻布，再涂漆腻，然后外髹黑红漆，内髹赭红漆。顶面和四侧针刻青龙、白虎、朱雀、麒麟和天禄等带翅神禽神兽65个，神禽神兽间用行云纹相连贯。其中最精彩的是两面还刻有人物。锥刻线条简练流畅，神态逼真。刻纹内戗金。器物高11.5厘米，边长22.6厘米。东吴朱然墓锥刻戗金漆器的出土，填补了戗金工艺发展史中始创的空白。1965年，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北燕贵族冯素弗墓出土了十六国时期嵌骨长方漆盒，该盒表面黑漆，用菱形骨片作镶嵌，虽已残破，尚能看出平列成行的几何纹图案。墓主卒于415年。此盒为现知较早的嵌骨漆器。明、清流行用兽骨嵌出人物和山水的黑漆或朱漆箱匣，应该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6.奁

这时期漆奁纹饰以出巡游乐、人物故事等为主。南昌火车站东晋纪年墓出土了彩绘出巡图奁。圆形、直壁。内壁髹红漆；外壁上下髹朱红漆，绘有2车2马17人。车马人物以红、赭、金三色勾勒、点染，人物形态各异，体态丰腴。层次丰富、立体感强。这件漆奁上的彩绘，其作风和表现手法比之东汉彩绘孝子故事漆器更富有变化，笔法更趋流畅，颇具西晋画风。

7.匕

东吴朱然墓出土了3件漆匕。木胎，长舌形。其中一件出土于漆盘内，当为漆匕。鲜红漆地上用红、金二色绘出装饰图案。其一两面中间都饰两窄条网纹，将匕面分成上、中、下三部分。一面上端绘一凤鸟，下端绘双头蛇，周围满饰云纹。另一面上端也绘一凤鸟，下端绘一龙，周围也满饰云纹。另外，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纪年墓出土漆匕、漆箸。

8.屐

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出土的黑漆木屐，由薄木片弯压而成。底与屐跟是斫制的，前跟宽而稍矮，后跟高出前跟约1厘米。两跟底各钉栓一横木以保持耐用和平衡。通体髹黑漆。

9.托盘

江西南昌火车站5号东晋墓出土了漆托盘，木胎，斫制。长方形，四边上翘，两侧有长方形耳，平底。盘内髹红、黑漆，双耳及外底髹黑漆，色泽鲜明。器物高2.55厘米，长37.9厘米，宽29.6厘米。在南昌火车站东晋纪年墓也出土了漆托盘。

10.耳杯

与汉代漆耳杯相比出现了犀皮工艺。东吴朱然墓出土了2件犀皮黄口耳杯。皮胎，椭圆口，平底，月牙形耳，耳及口沿镶鎏金铜扣。器身属“黑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表面光滑，花纹自由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器物保存完好，证明耐腐蚀性强。耳杯高2.4厘米，长径9.6厘米。耳杯的发现，把犀皮漆工艺提早了600年，完全能证明早在三国时期犀皮漆器工艺生产已达到成熟阶段。其他耳杯在江西南昌东晋、西晋墓中也被发现。

晚清木器漆托盘

第二节　各具特色的隋唐宋元漆器

佛教特色的唐代漆器

唐代漆器的考古发现比较少，但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传世漆器，还是不难获知唐代漆器的一些明显特征。

唐代漆器

重视镶嵌装饰是唐代漆器的主要特点。特别是在金银平脱和嵌螺钿方面，比汉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唐代的金银平脱技艺继承了汉代的嵌金银箔花纹漆器的传统，但雕刻更精，錾凿更细。这实际上得益于唐代金银工艺发展水平的提高。文献中关于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记载很多。例如，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郑处诲《明皇杂录》等书记载唐玄宗时期杨贵妃赏赐安禄山的物品中，就有金银平脱盘、金平脱匙、银平脱筐等。《资治通鉴》记载了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赏赐银平脱屏风，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池中设银镂漆船等。《杜阳杂编》下卷记载了唐咸通十二年赐新安国寺金银平脱龙凤漆高座等。这些都说明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已是皇家御用和馈赠的高档礼品。当时除了能制作生活日用品外，还能够制作舟船和高座等大型物品。金银平脱漆器技艺复杂，技术要求高。一般分为四步制作，即首先制成素胎，其次将镂刻好的金、银箔纹样用漆根据需要粘贴在相应部位，再就是髹漆、阴干、再多次反复上漆，最后是打磨直至露出花纹。唐代时，金银平脱漆器的制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即平脱花片由金工镂刻，然后再由漆工镶嵌在漆器上。唐代金银平脱漆器除了上述考古发现，也有一些传世佳品。例如，日本正仓院所藏金银平脱花鸟镜与银平脱八角镜箱、英国大英博物馆藏银平脱漆碗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金银平脱盒等。镜与琴的制作最能反映唐代漆器的主要成就。例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九霄环佩”紫漆琴、唐肃宗至德元年制作的“大圣遗音”漆琴以及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花鸟人物金银平脱琴。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大都制作于唐代中期，制作中心是长安的官属作坊，四川、洛阳、扬州等地也有制作。

嵌螺钿技艺同金银平脱有相似之处，或是纯用贝壳，或是与玳瑁、琥珀、松石等并用，在漆器上产生浅浮雕式的装饰效果，广泛流行于唐代中期。据《大唐和尚东征传》记载，唐天宝二年，鉴真和尚第二次从扬州东渡时，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螺钿经函五十只”。唐代的嵌螺钿漆器在河南、陕西、新疆等地都有所发现。传世作品中有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紫檀螺钿五弦琵琶和紫檀螺钿阮咸，它们都是唐代螺钿漆器的精品。

唐代佛教文化昌盛，漆器中的夹苎工艺也用在了制作佛像上，因此出现了漆夹苎胎佛像等大型的漆器。实际上，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兴起了制作夹苎造像，又称干漆造像，亦即脱胎像。由于这种造像轻便，容易载行，不怕日晒雨淋，很受佛教徒的推崇。唐代制作夹苎造像具有很高的水平。据《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夹苎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这样大规模的造像，没有很高的技巧是很难完成的。据文献记载，唐代扬州大云寺和尚鉴真东渡日本时，就将夹苎制漆法带到了日本。他的弟子也为鉴真造了夹苎漆大像。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曾敕送长安大慈恩寺200多尊夹苎佛像。在现存的唐代夹苎造像中，比较有名的是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高达99厘米的夹苎佛像。除了佛像，唐代还将夹苎制漆法用于建筑用瓦。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时期在洛阳建筑高大明堂，为减轻屋顶承受力，创造了“刻木为瓦，夹苎漆之”的漆瓦。

从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看，唐代的漆器制造业还是非常发达的。据唐代崔致远《进漆器状》（《唐文拾遗》卷三十六）记载：“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在唐代漆器中，素色漆仍是主流，有黑、朱、金、绿沉漆等，文献记载还有一种“退红漆”（见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谓绿沉漆，实际是素色漆的一种，呈暗绿色，如物沉水之中，其色深沉、静穆，应用广泛，但实物目前仅见陕西法门寺地宫所出的绿沉漆金平脱碗。

《髹饰录》曰：“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粗精，亦甚有巧拙。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这说明唐代已有雕漆。因此，不少研究者将唐代作为雕漆的首创时期，开创了宋、元、明时期盛行雕漆的先河。黄成在著《髹饰录》时曾见唐代雕漆实物，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尚未见到黄成已见过的唐代雕漆。唐玄宗时期的《唐六典》在“襄州土贡”条中记有“漆隐起库露真乌漆”，唐杜佑《通典》以及《新唐书》中也有“库露真”的记载，晚唐诗人皮日休《诮虚器》有“襄阳做髹器，中有库露真”一句。关于“库露真”，研究者难以判定究竟属于何种漆器，但从“隐起”来看，当属雕刻的无疑。

繁荣鼎盛的宋代漆器

宋代漆器在唐代基础上继续繁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隶属工部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钿之饰。”宋代漆器出土较多，亦有大量的传世佳品。漆器的品种十分丰富，应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有光素漆、戗金漆、雕漆、描漆、螺钿漆五大品种。光素漆又称之为一色漆，以黑漆为主，兼有红色、褐色、黄色、赭色等。器物的外底或底部多有朱漆铭文。戗金漆是在朱色或黑色漆地上用尖锐物划出花纹，纹内填漆，然后将金或银箔粘上去。图9戗金柳塘图长方盒，高11厘米，长15.4厘米，宽8.3厘米，1977年，江苏武进村前宋墓出土。木胎，髹黑漆为地，盖面以戗金法做柳塘图。柳树、水塘、游鱼、水藻的线条细致流畅。纹内戗金、空间之处密钻低凹的细斑点纹，点内填朱漆磨平，形成布满红点的斑纹地。盒盖内侧用朱漆书“庚申温州丁字桥廨七叔上牢”铭文。为我国漆器工艺中填漆戗金最早的实物。雕漆在文献记载中始于唐代，但未见有实物，宋代雕漆器物较多，又因所雕漆色的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黄、剔彩、剔绿、剔黑、剔犀等品种。所谓剔犀是用两种或三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积累至相当厚度，然后剔刻出云纹、回纹等图案，在刀口断面显露出不同颜色的漆层，达到纹饰富于变化的装饰效果。代表作剔犀云纹执镜盒，直径15.4厘米，长27厘米，厚3.2厘米，1977年，从江苏武进村前宋墓出土。木胎，盒面、柄部及周缘雕云纹八组，褐底黑面，朱、黄、黑三色漆更叠，刀口断面有明显的漆层，剔犀技法娴熟。描漆又名泥金画漆，以黑漆为地最为常见。螺钿漆在唐代已十分精美，但宋代未见有螺钿漆器出土。1994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漆艺两千年”展览中，首见有一件宋代黑漆六瓣盘，盘心有白色螺钿嵌梅花一枝，纹饰极为典雅。宋代漆器的一大特色是多有铭文。

宋代漆器

传承沿袭的元代漆器

元代漆器承袭宋代风格，文献记载元代漆器品种有11种之多，但传世品和考古发掘中仅见有一色漆、螺钿漆、戗金漆和雕漆4个品种，尤以雕漆的艺术水平最高。剔犀云纹盒，高6.5厘米，径14.5厘米。木胎、盖、底各雕云纹三组，其堆漆甚厚，刻工精湛，漆面光润。近足边缘刻划“张成造”细款。张成为元代浙江嘉兴雕漆名匠，以剔红器最为著名。此件作品为张成绝无仅有的一件剔犀传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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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箱、柜、橱漆器

宋代的箱的样式基本上沿用了前代的样式。但品种比以前更加丰富，已有了四方行李箱及江苏武进村出土的黑漆匣等。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瑞安出土的描金堆漆识文檀木经箱。其箱顶作盝顶，髹棕色漆，四周用堆漆手法塑造出精美的佛像、菩萨、飞鸟、花卉等形象，然后用金漆在底色上绘以飞天、花鸟图案并嵌以珍贵的珍珠，箱下有金书“大宋庆历二年”的铭文。此箱选料之华贵，图案装饰之精美，堆漆工艺之高超，描金技巧之娴熟非普通箱类的制造工艺所能比，可说是宋代漆器中上等的佳作。

宋代的柜与箱已有明显的差别。柜的形体一般都比较高大。柜下设有足座（木工活中又称牛脚），且柜门多用锁。在《蚕织图》中便有一些典型的大型立柜形象。柜顶为梯形。柜门两面开阎门，柜下有四矮足，柜底与矮足之间有角牙装饰。

宋代的橱的功能已逐渐专门化，种类多样。其形象常见于宋代的绘画中，如《五学士图》中的书橱，《文会图》中的食橱，河南安阳心安庄宋墓中的碗具橱及河北宣化张士卿墓壁画中的多层屉橱等。尤其是后者，在当时并不多见，是一种新的形式。该橱上有五个抽屉，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橱柜抽屉形象。元代的橱柜基本上继承了宋朝的样式，但也有自己的发展和特色。如山西文水裕口古墓壁画中的抽屉桌，其容积大，体量感强。抽屉上饰以花饰，桌面下用三弯腿，桌角带有托泥，充分地反映了蒙古人敦实的风貌。

隋唐五代漆器欣赏

1.盒

唐五代时期的漆盒、漆匣类较多，其造型多为委角。后又相继出现了镜盒，其造型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等。如监利县出土的唐代长方形漆盒，系用木条圈卷工艺制作而成。唐五代时期金银平脱漆盒十分流行。如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唐代嵌银丝平脱漆盒残片，盒面用纤细的银丝嵌绘成美丽的花鸟图案，中心是一朵莲花，四周是八瓣宝相花纹和缠枝忍冬花纹等。常州市五代墓出土的银平脱花卉纹漆镜盒，分盖和底。盖顶正方形，委角，边缘薄木片圈上镶银扣。盖面覆一整体镂雕花卉纹图案的银片，略高出漆地，花纹纤丽，缠连草叶条枝，空间以黑漆填衬。盖内侧朱书两行，一行仅有“魏”字左半部；另一行作“并底盖柒两”。盒身底部中间嵌铜质团花纹片。团花纹左侧朱书两行“魏真上牢”、“并满盖柒两”。盒身下附一周薄木片圈足，外裹银扣两道。盒内放“千秋万岁”铭文铜镜。器物通高8厘米，宽20.8厘米。前蜀王建墓出土了平脱漆镜盒，子口镶银扣，盖面饰以方形团花，团花以丽春花纹为地，中刻双狮戏球，周廓用银镶边卷。四侧两银镶边之间，嵌条枝花纹一道。图案结构以花、叶为中心，两边镂瑞雀。该镜盒漆色光润，灰腻坚硬，镶嵌银平脱工艺精湛，堪称银平脱漆器中上乘之作，亦可谓难得的漆器精品。

江苏省常州市五代墓出土的银平脱漆镜盒盒内嵌团花纹饰

2.碗

唐代漆碗口沿出现了花瓣形造型，有大小之分。监利县唐墓出土了木条圈卷制成的大漆碗，花瓣状口沿。器物口径37.5厘米，高12厘米，底径21厘米。小漆碗，口径12.5厘米，高7.7厘米，底径11厘米。常州五代墓出土的漆素碗，五曲梅瓣形口，用窄木片圈叠成胎，黑漆退光。其中一件器物高3.4厘米，口径22.4厘米，底径14.4厘米。

3.盘

监利县唐墓出土了2件漆盘，均平底，弧壁，器物口径18厘米，高2.6厘米。1987年，杭州市曙光路五代墓出土了漆盘。圆形盘，浅弧腹，平底。器外表涂紫褐色漆，器内涂朱褐色漆，有光泽，皆系窄木条圈叠胎制作而成。

盏托该器是这时期漆器中出现的新品种，至宋代十分流行。常州五代砖室木棺墓出土了1件，分盏、托两部分组成。盏较深，敞口，托为盘形。托、盏口沿均有银扣，木片圈叠胎。器物通高10.8厘米，盏口径12.6厘米，托口径20厘米，底足径10.4厘米。

4.琴

隋唐时期琴乐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当时王维、李白、白居易等许多著名文人擅长弹琴，并从士人中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著名琴家和琴曲。唐代民间出现了很多造琴的能工巧匠，最受人们喜爱的斫琴名手多出自四川的雷氏家庭，以至宋代便有不少人伪造唐代雷琴。盛唐雷氏所斫的“九霄环佩”琴为这时期精品。该琴面浑厚呈半椭圆形，原漆为黑色，露朱漆地。圆形龙池，椭圆形凤沼。枣木岳尾，岳山横陈琴首之中。足池装红色玛瑙足一对，轸池装红色玛瑙轸一副。底面肩上阴刻小篆书“九霄环佩”四字。龙池两旁阴刻年号（1126～1204年）和制作者“雷氏斫之……”等文字。器物通长123.5厘米。该琴是唐琴中最卓越的代表。另外，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的唐代“独幽七弦琴”，其造型与“九霄环佩琴”相似，亦为唐琴之精华。该琴背肩部刻有狂草“独幽”字样。器物通长120.5厘米，额宽19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4厘米。

宋元漆器欣赏

1.罐

罐为宋代日常实用器具。武进南宋墓出土了银裹黑漆盖罐，圆筒形，分内外两层。内层器壁为银质平底罐，称银裹，外层漆罐，木胎，退光黑漆。明初《格古要论》卷八“剔红条”称：“宋朝内府中物多金银作素者。”此罐是以银裹为内层的漆器，可知宋代漆器与银工相结合的工艺品种很多。淮安宋墓也出土了漆罐。

托盏该器为两宋流行器具，直至元代。淮安宋墓出土了漆茶托，为6花瓣形。武进南宋墓出土的花瓣形黑漆托盏，6朵莲瓣形托盘，窄木条圈叠胎。盏口微敛，鼓腹，喇叭形高圈足。通体髹黑漆，盏口、盘缘、圈足边沿有银扣。器物高6.7厘米，盏口径7.2厘米，盘径13.2厘米。该托制作精细，用漆坚厚，漆色光亮，出于良工之手。

2.豆

漆豆是一种古老的饮食器具，但在诸多宋代漆器中，很少见到。江苏省宝应县安宜路北宋墓群9号墓出土了葵瓣式黑漆豆，口径13.2厘米，高10厘米，木胎。上部为八瓣葵花形漆盒，盒有子口，无盖，下附喇叭形圈足。通体髹黑漆，口沿下朱书“寿三”两字。此豆颇具宋代时代特色，其造型圆润流畅，富有一种曲线之美，亦为难得的漆工艺佳作。

3.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剔红花卉纹尊，撇口、短颈、鼓腹、圈足。通体黄漆素地上雕朱漆花纹。雕有桃花、菊花、牡丹、茶花、杷子花等。足内髹黑漆，内缘左侧针划“杨茂造”款文。器物口径12.8厘米，高9.5厘米。此器刀法犀利圆润，是元代雕漆的精品。

4.勺

漆勺形制变化不大，只是勺柄越来越短，其中河南省洛阳北郊北宋墓出土的朱漆木勺、湖北省监利福田公社北宋墓出土的黑漆勺、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龙首漆勺、江苏省武进市南宋墓出土的镂花朱漆匙、河北省张家口市直化金墓出土的花首曲柄舌形匙等都是这时期的精品。小巧玲珑的小漆匙，更能说明宋元时期精良的制作工艺。

5.匕

精工制作，并出现了银质漆匕。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了漆柄银匕，匕头为银质浅匙，前端略尖。长柄尾端作弧形，柄身为木胎，扁体，竹节状，外髹红漆。柄的尾端装银质护套。此与漆箸同出。

6.箸

箸是中国传统的取食具，制作精美，常见于宋元以后的墓葬之中。如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包银竹节式漆箸，木胎，下端为圆柱形长箸头，裹银片为套；上端箸身部分雕成竹节状。髹红漆，精致美观。工艺如此考究者较为罕见。此外，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金墓出土了圆头竹节式漆箸。

7.奁

宋代漆奁

漆奁仍为宋元时期的主要梳妆用盒。奁内均存放妇女全套梳妆用品，包括粉盒、木梳、木篦和发簪等。大部分为薄木胎。其工艺有剔犀、戗金等。如武进南宋墓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金莲瓣形奁，木胎，用灰漆较厚，表面朱漆地，细钩戗金。为12棱莲瓣形，分盖、盘、中、底四层，合口处镶银扣。盖面为一幅仕女图，戗刻有梳高髻和着花罗对襟衫仕女二人挽臂而行，旁有女童侍立。园中有山石、柳树、石径相衬，并有藤凳陈设。其景色十分清新幽静。器身12棱间细刻上下对称的荷叶、莲花、牡丹、山茶、梅花等6组折枝花卉。花枝间留出朱地空间，凡盖面、盘、中及底各层棱间花卉图案均戗金，其格调高雅清新。它是一幅写意味浓厚的风俗画，反映了漆工艺与绘画艺术结合的新趋势。盖面内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字样。器物通高21.3厘米，直径19.2厘米。与其配套使用的有漆发簪，如武进南宋墓出土的镂花朱漆发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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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宝嵌

百宝嵌是漆器镶嵌装饰之中的一种。据钱咏《履园丛话》记载，百宝嵌系明代末期扬州名工周翥所制，故名“周制”。其方法是在同一件漆器上，有选择性地镶嵌多种经过加工的珍贵材料，如金、银、宝石、珍珠、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绿松石、青金石、螺钿、象牙、沉香、蜜蜡、珊瑚等，雕刻成人物、山水、树木、楼台、花卉、翎毛等，嵌于漆器之上，形成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画面和图案。

第三节　皇家气派的明清漆器

浓浓的皇宫气息

明、清两代十分重视御用漆器的生产，均设立了专门的部门管理宫廷的髹饰事务。明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满足皇家各方面的需求，设立了内府二十四衙门。其中御前作、内官监、御用监负责完成皇家有关的髹漆事务。据史载，御前作主要制作龙床、龙桌、箱、柜等家具类漆器；内官监所设的油漆作负责宫殿建筑的髹饰之务；而御用监则主要制作皇家所需的品种繁多、工艺精良的日用器皿。由此可见，明初御用漆器作坊的分工非常细致。

明代漆器盒子

成祖永乐时期，明朝迁都北京。御用监便在北京城内的果园厂建立了皇家御用漆器生产作坊，并从南方和全国别的地方集聚一批能工巧匠于皇城内。据说，当时有人购得元末名匠张成制作的剔红漆器，献于宫廷。成祖见后十分喜爱，下诏令张成进京。当时，张成已经去世，其子张德刚继承父业，领旨进京，后被授予职务，负责管理果园厂的漆器生产。明代南匠北调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皇家御用漆器的生产质量，漆器佳品、尤其是雕漆制品层出不穷，使北京也逐渐成为当时漆器生产的中心。据有关专家考证，当年享誉京城内外的果园厂漆器生产作坊就在现今北京城内的灵境胡同附近。

清朝也有专门为皇家制作各类器物的机构。康熙年间在宫内养心殿设立了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下设许多部门，分别制作家具、服饰、各种质地的日用器皿和陈设品，其中的“油漆作”即是制作漆器的部门。

明、清两朝帝王都十分喜爱漆器。明成祖朱棣尤其偏好雕漆制品，还将其作为贵重礼品赠送至域外。他曾于永乐元年、永乐四年和永乐五年三次将剔红和戗金漆器赠赐日本国王和王妃。其中一次就赠剔红盘、盒九十余件。可见，为了满足朝廷所需，明朝御用漆器作坊具有相当的规模。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帝王对漆器的喜好更有过之，他们甚至亲自督选漆器。据说，秉性尚俭的雍正对漆器情有独钟。继位之初，他曾委托怡亲王督造漆器，后来干脆亲自指导漆器的制作。清朝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各种器物都有详细记录，其中记有雍正四年九月皇帝督制漆桌的事情。

传世的雍正时期的漆器品种较多，唯少见雕漆制品。当时的雕漆中心在江南一带，乾隆喜爱雕漆，当时御用的这类制品便是在苏州制作的。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乾隆时期，造办处在苏州设立官办作坊，不仅为朝廷生产丝织品和玉器，而且也制作雕漆。乾隆还常常亲自设计，提出有关器形、花纹等方面的要求。

乾隆皇帝的文学造诣很高，一生作了上万首御制诗。由于他特别欣赏明朝的雕漆，所以在北京故宫收藏、留传至今的数十件明代雕漆上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有一件剔红观瀑图漆盘上留下了这样的吟诵：

果园佳制剔朱红，庶段尤珍人物工。

无客开窗眄秋字，携童持杖听松风。

细书题识犹堪辨，后代仿为究莫同。

三百年来此完璧，文房思古今何穷。

清朝地方漆器生产作坊林立，分布在扬州、山西、贵州、苏州、杭州、四川、广州等地。各地生产的漆器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不乏佳品。一些地方官吏为了得到帝王的信任，常常投其所好，将各地制作的漆器珍品贡奉朝廷，这就是各地漆器精品汇聚皇宫的原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彩绘描金包袱式长方形漆盒，此盒木胎雕制，造型尤为奇特：其外形犹如用一块锦袱包裹，并在盒盖中心系结，锦袱的皱褶、结花均十分逼真；“包袱”用彩漆描寿字和菊花锦纹，显露于包袱外的黑色漆盒则描金佛手、石榴和寿桃。从清宫的档案记载来看，这件精美之致的漆盒可能是外地官吏进献给雍正皇帝的。

清代漆盒

由于帝王对漆器的推崇，使得明、清时期财力雄厚的官办作坊不惜工本，精心制作漆器，役使漆工们也潜心钻研技艺，制作新奇的漆器佳品。这些条件在客观上刺激了明、清时期多种漆器工艺的产生和相互结合，因而这一时期的漆饰制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御用漆器涉及到皇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漆器的装饰纹样也主要以龙凤呈祥、万福长寿为题材。

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被称为真龙天子的帝王所用之器均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龙纹饰之。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老百姓俗称的金銮殿，殿内置设的宝座和屏风就是以形态万千的龙纹装饰的。宝座和屏风均以精良的木材雕刻而成，通体满饰金箔，其上再涂透明漆。宝座共饰浮雕和圆雕的龙13条，屏风正背面共饰浮雕的龙52条。这套象征皇权的宝座和屏风共饰龙82条，其磅礴的气势充分显示了皇权的威严和神圣。

皇家漆器也常用姿态优美的凤纹装饰，红漆描金凤穿花碗是其中的精美之作。该碗内镶银里，碗外红漆描三只金凤穿翔于牡丹花丛中。金凤翩跹，花色艳丽，显得喜庆而富丽。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曾传旨令将十六只金凤穿花碗镶银里。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完好地保存着这十六件银里漆碗。

龙、凤、祥云组成的图案在皇家御用漆器上比比皆是。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被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明、清帝王祈求稳保江山、天下太平的愿望真实地再现于这类漆器的装饰图案上。

万福长寿是封建帝王的另一个愿望，因此多福、长寿成为皇家漆器图案的重要寓意。雍正年间制作了一件黑漆描金百寿字碗，此碗为薄木胎，里外均髹黑漆，碗内描金团花和团寿字，碗外壁共描金寿字一百个，分四圈错落排列，每字的写法均不相同，字体、笔划竭尽变化。整个漆碗显得隽秀、典雅。

将求仙、长寿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一件五老祝寿图漆盒。在这件明代的剔红制品上，五个老者各持灵芝、花枝、寿桃、卷轴、葫芦，拱手仰望悬于天际的寿字，其虔诚之态栩栩如生。

皇家漆器上还有直接以文字来表述祈求和愿望的。或以松、竹、梅缠绕组成“福、禄、寿”三字，或在寿桃上雕刻“福、禄、寿”三字，还有的则直接以“春”“福”万字（卐）等字为主体来装饰漆器。

龙凤呈祥、多福长寿的漆器纹样是帝王意志的一种反映，这些与多福、长寿有关的图案往往给人一种呆滞、程式化的感觉。它束缚了当年漆器工匠的创作灵感和个性。尽管如此，漆工们仍然在另一个天地里充分显露自己的创作激情和超凡才能。他们将千般万种的髹饰工艺结合起来，精心塑造着一个光彩夺目、千变万化的缤纷世界。

金银的雕琢

用金、银材料装饰漆器在明、清时期十分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对漆器的偏好。一方面，帝王们需要用华贵的漆器来显示自己威严的身份；另一方面，御用漆器作坊能够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投帝王之所好，不惜工本制作贵重漆器。

金、银箔贴漆器

早在西汉时期，王侯贵族们就竭力推崇金、银箔贴漆器。只是由于受当时工艺等方面的局限，使得那个时期的金银饰漆器的品种较为单一。尽管如此，汉代孕育和萌生的金银饰工艺对后代，尤其是对明、清时期多种工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贵重的材料和精湛的技艺，使明、清漆器成为两者完美结合之作。满目金霞，是我们在目睹了明、清漆器后的最直观的感受之一。以下就介绍几种明、清时期最主要的金饰漆器品种。

金髹，应该属于一色漆器。它是将漆器满贴金箔，其上不再罩漆，因而纯粹的金色光彩夺目。用来粘贴金箔的底漆称作糙漆，漆色常用黑色或黄色。用黄色垫底的金髹，金箔与黄漆浑然一色，因而髹饰之初其金泽饱满悦目；用黑色糙漆的金髹，经过天长日久的磨损，黑色的底漆斑露，与金箔相映成辉，自成纹理，更显古朴的雅趣。因此，明代髹漆名匠黄成总结说：“黄糙宜于新，黑糙宜于古。”

在贴饰金箔的漆器上再罩上一层透明漆就是罩金髹。北京故宫太和殿陈设的皇帝宝座和屏风均通体贴金箔后，再髹透明漆，是最珍贵的罩金髹制品之一。

描金漆器，是明、清时盛行的漆器品种。描金是一种髹饰工艺，当年的漆工们主要是在黑色和红色的漆地上用纯金描绘金色的花纹。

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明代描金龙纹戥子盒，是一件黑漆描金制品。戥子，是皇家专门用来称贵重物品或药材的小秤。该盒由相同的两部分组成，两面的黑漆地上描绘相同的金色花纹，上部在云纹间有一飞龙戏珠，下部为一朵带叶的灵芝，中端描金的“大明万历年造”落款清晰醒目。

清代雍正皇帝十分喜爱描金漆器，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他曾多次下令制造这类漆器。有一件描金朱地龙凤纹手炉可能是那时制作的精品之一。该手炉的形状犹如两个圆炉相连，上有提梁。炉腹外壁髹红漆为地，其上对称描绘金色龙、凤各一对，盖边和提梁饰黑地描金锦纹。该手炉上的描金运用了“彩金象”的技法。所谓“彩金象”就是用两种或三种金箔描金，如田赤金，苏大赤金、库金。由于这些金箔的色泽深浅不一，因而使描金的花纹在灿烂中又不乏色泽的层次变化。描金朱地龙凤纹手炉上的龙身俱用深色金描绘，凤身金色略浅，再以深色金勾勒轮廓，环绕龙、凤的卷云、花枝和满布炉体的其他花纹的金色深浅不一。

清代金龙纹戥子盒

明、清时期，描金漆器被认为是仿照日本的“莳绘”（日本称描金为莳绘）制作的，故当时人称这类漆器为仿洋漆。实际上，我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漆器上已出现金色的描绘纹饰，只是这种技法后来传到日本，并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明代描金名匠杨埙的父亲曾被派往日本学习描金，回国后将技法传于其子。杨埙不仅刻苦学习和钻研描金技法，并且不断创造，推陈出新。文献记载，当时日本人来中国见到他制作的描金制品时不禁“齰指称叹，以为不可及”。

杨埙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漆器工匠的杰出代表，他虚心学习别国经验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这也正是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冠居全球之首的根本所在。

明、清漆工在继承传统戗金工艺的同时，也不断将其他工艺与戗金技法结合起来。比如“戗金填彩漆”即是那个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髹饰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先在漆地上剔刻花纹，并在花纹内填各种色漆，经打磨后显露平整的花纹。然后沿花纹轮廓以及花纹中间的叶脉刻划纹路，再戗金。这种雕填与戗金相结合的髹饰方法，自然使图案更加美不胜收。

描金漆器

常与戗金一同使用的另一种工艺是攒犀。所谓攒犀即是在一色漆地上钻以细斑，加填彩漆。南宋的一件戗金柳塘图长方盒已用朱漆填磨细斑，初露攒犀之端倪。明代的一件戗金填彩松鹤圆盘，以米黄色漆填磨攒犀地，盘心用浅绿、深绿、红、紫、杏黄等色，描绘山、石、松、鹤，花纹轮廓和纹理戗金。这件漆盘是攒犀、彩绘、戗金等工艺共施一器的杰作之一。

以上介绍的金髹、描金、戗金等漆器，未能囊括所有的明、清金饰漆器的品种和工艺。尽管如此，它们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明、清漆器所放射出的耀眼光芒。

纷然不可胜说的漆器工艺

明、清时期，漆器髹饰工艺十分繁多，漆工们常将几种工艺结合起来，灵活地施用于一件漆器之上，变化多端的髹饰方法使明、清漆器更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明代漆工杨明所说的“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说矣”，准确地道出了我们对明、清漆器无以言状的感受。

尽管我们很难全面、准确地将明、清漆器各归其属，但有几种常见的髹饰工艺仍然可以反映出明、清漆器的一些特色。

一色漆器是传统的髹饰品种，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仅色彩十分丰富，有红、黑、黄、绿、紫、褐、金等各色，而且髹工精良，漆色光亮，历久弥新。这种素漆无纹的漆器，更加显露出明、清漆工精湛的调漆和髹饰技艺。乾隆年间制作的脱胎菊瓣形朱漆盒和朱漆盘，壁薄胎轻，漆色润泽，盒底和盘心刻有乾隆帝褒赞的五言和七言律诗各一首，可见它们是清代一色漆器的佳品。

宋、元时期出现的雕漆工艺到了明、清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除剔红、剔黑、剔黄、剔犀等前代已经出现的品种以外，明代早期还出现了另一个雕漆技艺——剔彩。所谓剔彩就是在胎体上分层涂各种色漆，每种色漆涂若干道，达到一定的厚度后，再分层取色，剔刻图案。漆器胎体上涂抹的漆色有红、黄、绿、紫、黑等色。漆工根据预先设计的图案，分别剔露出所需的色层，诸如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等。如此剔刻的花纹不仅具有立体感，而且五光十色，璀璨缤纷。北京故宫收藏的剔彩林檎（植物名，也叫花红、沙果）双鹂大捧盒，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件明初剔彩制品。此盒圆形，从下至上髹红、黄、绿、红、黑、黄、绿、黑、黄、红、黄、绿、红共十三层。盒盖中部雕刻林檎树一株，站立其上的两只黄鹂鸟，一只回首顾盼，一只昂首上瞩，林檎枝头挂满累累硕果，蜻蜓、蝴蝶飞翔其间。林檎树剔出深褐色的枝干，黄色的新枝，绿色的叶子；枝头挂满的果实或青黄相间，或黄中透红；黄鹂鸟用黄漆剔出，只是鸟眼侧和翅尖、尾端留有一抹绿漆，似鸟身的斑纹。盒盖外圈和盒竖壁剔刻繁缛的花、果纹样。这件剔彩漆盒纹饰华美，色彩富于变化，过渡自然。剔刻的形象生动逼真，呼之欲出。

纹饰华美的剔彩漆盒

明、清漆器中以剔红最多。其中的佳品不胜枚举。携琴访友图剔红笔筒是清代剔红的代表作之一。筒身剔刻景色丰富，人物生动。在远山近水、亭榭草木的映衬下，一位携琴的老者在童仆的相伴下正向倚栏相望的友人走去。整件作品层次分明，运刀如笔，尽显剔刻之功。

百宝嵌花卉方形黑漆笔筒

螺钿漆器的历史非常悠久，宋、元时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螺钿漆器更具观赏性，尤其是五光十色、浑然天成的薄螺钿漆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名闻朝野的江千里是明末杰出的漆器巨匠，他尤善制作螺钿漆器。他是扬州人，号秋水，与名画家查二标（号瞻）齐名当世，因此有联云：“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留传至今的一件嵌螺钿黑漆执壶是江千里的代表作。壶为锡胎，其身修长，形态俏丽。壶柄及壶身棱边嵌小圆片螺钿，壶颈和壶腹嵌红玛瑙、珊瑚、绿松石和白、绿两色的螺钿，分别构成精致的梅花纹饰和花鸟小景。此壶底篆书款“千里”二字。

款彩是明、清两朝流行的漆器品种，因为工艺简便，可以速成，所以多用来制作屏风类漆器。款彩的制作方法是在漆地上刻凹下去的花纹，然后将色漆或油彩填在纹饰里。款彩常以黑漆为地，填在凹槽内的纹饰或凸出或凹陷于漆面。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款彩楼阁园林漆屏风是明代款彩的代表作。该屏风为木胎，共8扇，每扇高298厘米，宽49厘米。屏风两面均在黑漆地上用款彩的技法描绘图案：一面是贵族的生活场景，高墙深宅、亭台楼榭、曲桥回廊展示了豪门庭院的气派，其间众多的人物举止各异；另一面有山峦奇石，茂林修竹，水映亭台，轻舟泛波，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园林景致。这件屏风构图恢宏，刻画细腻，与明代徽派版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明、清传世的款彩作品稀少，因此这件屏风更显珍贵无比。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百宝嵌漆器最早萌生于西汉晚期。到了明、清时期，这种镶嵌工艺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据文献记载，明、清百宝嵌技法被称之为“周制”。这是因为明末的扬州人周翥始创此法。所谓百宝嵌，是用加工磨制的金、银、珍珠、珊瑚、碧玉、山石、翡翠、玛瑙、水晶、螺钿等难以尽述的珍贵材料镶嵌在漆器上组成图案的技法。由于所施材料的色泽自然纯净，加上高超的镶嵌工艺，使百宝嵌漆器尤为明、清时的文人雅士所青睐。

明代晚期制作的百宝嵌花卉方形黑漆笔筒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实用文具。笔筒四面均在黑漆地上镶嵌花纹，根据图案色彩的需要选用螺钿片、寿山石、碧玉、绿松石、象牙等材料制成。其中一面的图案为一只白翅、黄身、红眼的蝴蝶飞舞在黄花绿叶丛中，清新雅致的情趣荡漾而出。

明、清漆器的杰出成就，足以从上述介绍中窥见一斑。满目金霞、千变万化的明、清漆器早已成为皇家、豪富独享的奢侈品。然而，这些缤纷的漆器瑰宝中饱浸着漆工们的心血和汗水，因此，他们才是这些瑰宝真正的主人，他们为中国的制漆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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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描金漆器：明式箱

明式箱既保留着传统的样式，又在造型或装饰上都有所创新。种类也在不断增加，有大到衣箱、药箱，小到官皮箱、百宝箱。为家居中必不可，少的贮藏类家具。装饰手法也很丰富，有剔红、嵌螺钿、描金，且多数有纪年。有传统式上开盖的衣箱，正面有铜饰件和如意云纹拍子、蛐蛐等可上锁。为了便于外出携带和挪动，故一般形体不大，且装有提环，上锁，拉环在两侧。大体积的有明代万历年间龙纹黑漆描金药柜，为明代描金漆器中的一件珍品，现藏故宫博物院。明代有特色的为带屉箱，该箱正面有插门，插门后安抽屉，体积较大。明代宫廷大都采用此种高而方的箱具，与房内大床、高橱、衣架、高脸盆架等彼此协调，融为一体。

明式小体积箱类家具中设计巧妙的要数官皮箱。它形体不大，但结构复杂，是一种体量较少制作较精美的小型庋具，它是从宋代镜箱演进而来的，其上有开盖，盖下约有10厘米深的空间，可以放镜子，古代用铜镜，里面有支架，再下有抽屉，往往是三层，最下是底座，是古时的梳妆用具。抽屉前有门两扇，箱盖放下时可以和门上的子母口扣合，使门不能打开。箱的两侧有提环，多为铜质。假若要开箱的话，就必须先打开金属锁具，后掀起子母口的顶盖，再打开两门才能取出抽屉，这便是官皮箱的特点。官皮箱适合于存放一些精巧的物品，如文书、契约、玺印之类的物品。这种箱子除为家居用品之外，由于携带方便也常用于官员巡视出游之用，所以也称为“官皮箱”。它不但是明代常用的家具，同时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家具。

明清漆器欣赏

1.碗

明代漆碗以剔红为主，其形制很多，且成双成对，一般有年款。明代早期出现了盖碗，如故宫博物院收藏了2件永乐款盖碗，样式相同，圆形，有盖，盖上有圆钮，盖的直径大于碗径，扣于碗上，下有圈足。通体黄漆素地上雕朱漆。盖钮雕灵芝，盖面雕刻牡丹、石榴、茶花和菊花等花卉纹。碗腹部雕两周花卉。盖碗造型古朴隽秀，花朵肥腴饱满，舒展自如。清代乾隆年间出现了朱漆菊瓣式盖碗，其盖口径小于碗径。明代还出现一种高足碗，腹部下敛接细高足。其造型与同时期的瓷器相同，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中期剔红龙纹高足碗。撇口，碗外髹暗红色漆，腹部雕螭纹二，中间隔以盘肠纹，下衬缠枝勾莲纹。其风格属于云南雕漆范畴。碗高12.8厘米，口径16.8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两代漆碗有剔红、剔犀、剔黄、朱漆、填彩、识文描金和黑漆嵌螺钿等。其纹样有花鸟、云纹、龙纹、花瓣式、御题诗、百寿字、八仙人物和仕女图等，如清乾隆红漆描黑诗句碗，其工艺精湛。乾隆年间漆碗大多有“大清乾隆年制”款。

2.盂

盂为一种古老的器形。这时期出现了盖盂，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两件康熙中期黑漆描金勾莲纹盖盂，敞口，有盖。通体髹黑漆地，施彩金象描金花纹。盖面绘缠枝莲三龙戏珠纹、夔龙纹、花卉锦纹。器身描金缠枝莲纹。此器形制端庄稳重，别具匠心，尚存明代余韵。

3.杯

清代的高足杯瑰丽无比，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识文描银花卉高足杯，敞口，敛腹，高足。杯内外金漆地，绘金银色花卉、如意云纹和几何纹等，工艺精细，弥足珍贵。

4.盘

清代山水人物漆盘

明清两代漆盘造型很多，有方形、长方委角形、圆形、八方形、六方形、莲瓣形、海棠形、委角形、束腰形和荷叶形等。纹样有祝寿图、宴饮图、菱花缠枝莲纹、文会图、竹林七贤图、龙凤图、福禄寿三桃图、双龙图、双龙戏珠图、凤纹、老子骑牛图、山水人物图、锦纹、观莲图、四喜图、百子图、诗句纹和三猿图等。工艺有剔红、剔彩、描金、描金彩漆、罩金、识文、螺钿、攒犀地戗金、戗金彩漆、罩金漆和黑漆描金等。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永乐剔红五老图方盘，盘内雕五老相聚，阁内二老举杯对饮，阁外三老偕至。盘内外壁雕朱漆菊花、茶花、牡丹和石榴，底左侧针划“大明永乐年制”款。器物高3厘米，口径17.9厘米。此盘工艺精湛，图案写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上海博物馆藏明晚期描金彩绘人物山水长方形盘，盘心朱漆地上描金彩绘携琴访友图。内壁黑漆地描金四季花卉，外壁四周以竹丝编制，底髹黑漆。南京博物院藏明晚期黑漆嵌螺钿西厢记图圆盘，盘内嵌薄螺钿西厢记图，盘底有嵌螺钿“千里”款，此盘闪烁变幻，璀璨夺目，正所谓“分截壳色，随类赋彩，光华可贵”，令人叹为观止。

5.盒

明代剔彩漆盒十分发达。漆盒样式很多，有万寿宝盆纹盒、剔彩龙寿圆盒、戗金彩漆龙凤盒。明紫檀雕十八学士长方带屉盒也很有名。除此之外，黑漆描金葫芦式套盒、紫漆描金花卉长方盒、识文描金海棠形攒盒、黑漆嵌螺钿葵花形盒、百宝嵌梅花漆圆盒、描金彩漆花鸟六瓣盒、填彩漆勾连二层方盒等都是清代漆盒的精品。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中期识文描金海棠形攒盒，盒为四花瓣形，内设白玉屉盘，盒内外沥金，盖描金和描银桃实、佛手、石榴等花纹，为多福、多寿、多子吉祥之意。明中期剔红婴戏长方盒亦为这时期的佳品。清中期百宝嵌吉庆有余八方漆盒，用象牙、碧玉、白玉、螺钿和珊瑚等镶嵌，嵌有花瓶、腊梅、水仙、紫晶葡萄、绿松石叶、石榴、青金石枝、玻璃鱼缸和金鱼等，取“吉庆有余”之意。此盒五光十色、斑斓绚丽。

6.尊

明代早期剔红漆尊沿承元代风格，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剔红牡丹纹尊，敞口，短颈，鼓腹，圈足。通体髹暗红色漆，锦纹之上雕俯仰牡丹花，其花卉饱满硕大。足内左侧针划“大明永乐年制”款，底内刻隶书乾隆御制诗一首。清早期有瓷胎剔犀云纹漆尊。

7.盆

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嘉靖剔彩龙凤八方盆，盆外壁雕红、黄、绿三色漆。八面壁上雕龙纹、聚宝盆，聚宝盆内有珊瑚、古钱等宝物。底正中竖刻“大明嘉靖年制”，填金楷书款。南京博物院藏清中期识文描金银花盆，口作花瓣形，有六足。通体髹黑地描金银识文花卉鸟蝶，盆内植玉树宣石。

8.执壶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明代晚期著名“江千里”款锡胎嵌螺钿黑漆执壶，为方壶，细颈，通体横截面均呈四角形，壶通高35厘米，形体颇具俏丽。卷耳细长柄，弯曲壶细嘴，柄及周边棱角均嵌以薄而发光的小圆螺钿片六瓣小朵花卉纹。器身嵌以红玛瑙、珊瑚、绿松石、白绿二色螺钿，构成一幅精致的花鸟蝴蝶和梅花纹饰。盖作描金缠枝花卉纹，并嵌彩螺钿的多瓣圆形花朵，光彩夺目，确为明代镶嵌螺钿器物之上乘精品。圈足内作嵌螺钿方框形印“千里”二字，笔法粗犷。江千里为明代嘉兴螺钿著名艺人，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江千里款嵌螺钿金银片海水云龙纹长方盒和嵌螺钿山水人物楼阁圆盒各一件。除执壶外，还有漆壶、漆背壶、漆鼻烟壶等。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中期紫地描金花卉多穆壶、清中期描金彩漆花卉背壶以及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中期剔红山水人物鼻烟壶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